《万全右卫牛皮书》部分章节_万全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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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庙即地方孔庙，指建于各地官办学校中的孔庙。孔庙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场所，学校是传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地方，二者的合二为一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与重视祭祀的传统（“天下大事，惟在祀戎”）的结合。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于是各地开始在官学中建孔庙，因孔庙设在学校当中，故有学庙、庙学之称。这种唐代出现的学庙，至宋代逐渐增多，并成为定制。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年）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卷三，“南安路大成殿记”）
万全右卫学庙设立的时间当在明正德五年（1510年）。明朝建立之初，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万全左、右卫。万全右卫设立之初，并未设置卫学，“前此未有学校，俊髦多出身于他乡。几经奏设，未遂也。” （《重修万全右卫文庙记》明·朱藻）据明·胡载道的《儒学教职题名碑记》记载“学则寄诸左卫”。 正德三年，耆老张清等“轻财重义，励志建学，历奏至正德五年（1510年），始蒙恩俞允。”（《重修万全右卫文庙记》明·朱藻）“建学于城之右所”（《重修万全县文庙碑记》清·傅王霅） 关于万全右卫学庙设立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捐以为学”，间以政府拨款。1510年，卫学设立之初“维时，守备晏君经知重风化之源，不吝所司地，捐以为学。诸士子又不欲费官钱，共捐助以千记。属千户赵忠董之前建大成殿三楹、戟门三楹、东西两庑、明伦堂、斋庑，”不过随后由于费出无继，将成而未完。几年后，“教授博兴李君聪募资，肖孔子，四配十哲像及两庑木主。” 康熙五十九年，绅士李时正等刚修缮完毕，六月就发生了地震，在这次地震中“旧制新规荡然澌尽”。随后商议重修，“先后捐资千金，凡历九稔，”一直到雍正六年，才再次竣工。（《万全县志 重修万全县文庙碑记》） 道光八年，对文庙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进行重修，东西两庑部分重修，部分重建，戟门以外皆重建。这次重修的经费来源是由七百二十六名缙绅、贤士、大夫等捐赠所得，共计四千五百缗多。“稽其所费，不下四千五百缗有奇。于是详其乐输之人，得七百二十有六”《万全县志 重修万全县学碑记》 在缙绅、贤士捐资助学的之余，也有政府拨款的情况。如嘉靖五年（1526年）夏，“教授李韶、训导左辅偕诸生郭昺等躬诣巡抚周公金、巡按杜公民表、观察王公讴，以倾圮状告。”这次上奏得到杜民的同意，拨公款银七十两、赃罚银一百七十余两购买木材、砖、粘土等，“杜公首允，发官银七十两、赃罚银一百七十余两，以充材木、砖、埴之用。”而其他瓴甓、灰、石檄等由本卫掌印指挥朱镛措备。嘉靖五年七月开始动工重修，第二年八月竣工。“庙貌辉煌，戟门高伉，两庑周垣，丹艧涂墍，咸饬备焉。”（《重修万全右卫文庙记》明·朱
藻） 天启六年，司饷大夫张聚垣到此，看到学宫低矮狭窄，于是“购材辟地营缮之。历二载，规制乃备。”（《万全县志 重修万全县文庙碑记》）这次修缮、修建亦当为政府出资。 地方文庙创建于唐代，经过宋、院、明几个朝代的发展，到清代中期，达到鼎盛。文庙的基本形制是：大成殿居中，殿前左右设东西两庑，前有月台，殿南为大成门（也称为戟门），再前为棂星门和万仞宫墙照壁，泮池位于棂星门内外，崇圣祠位于大成殿的北部或东北，只有具备以上建筑，才能算是形制完备。除了以上建筑，文庙中还有乡贤名宦祠、忠义孝悌祠、更衣所、牺牲所、祭器库等。这些建筑群一般都是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布置。 万全右卫文庙形制完备，大成殿（先师庙）三间居中, 殿内正中供“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大成殿是供奉和祭祀孔子和四配、十二哲的大殿，它是文庙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儒学精神的物质表现。“大成”之名出自《孟子 万章下》中“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认为孔子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古代圣贤，达到了集古代圣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宋徽宗政和四年，徽宗为孔庙的正殿颁额为“大成殿”，明嘉靖十九年，世宗改额名为“先师庙”，清顺治二年，颁额为“大成殿”，并一直延续至今。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题写“万世师表”匾额并命各地制匾挂于大成殿中，此后清朝每个皇帝都为孔庙题匾。右卫学钦颁的匾额有“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与天地参”“圣集大成”“圣协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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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庑位于大成殿东西两侧，东庑八间，西庑八间。两庑是供奉配享孔庙的先贤先儒的地方。 戟门三间，戟门也叫大成门、仪门，位于大成殿南。 泮池，也叫半月池，位于戟门之南，是地方官学的代表，是儒家“孔泽流长”的象征。泮池上有泮桥一座。 棂星门，位于泮池之南，它是孔庙制度中必备的建筑，也是孔庙的第一道门，有表彰孔子事迹和昭示孔子地位的作用。棂星也称灵星，古代尊称主管农事的神灵后稷为灵星。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规定，凡祭天必先祭灵星，以后历朝历代都沿用此俗。北宋时棂星门又移用于孔庙，意思是要以尊天的规格尊孔，使崇儒尊孔的思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两座牌坊位于棂星门前东西两侧，既起到了颂扬孔子功绩的作用，又起到了界定空间的作用。 照壁，是设立在棂星门外的一堵墙壁，它和棂星门外的东西两侧牌坊组成了文庙前具有强烈领域感的小广场，增加了文庙的标识性。 下马碑，是文庙前立的警示牌，明成化十六年诏令各地文庙“命所在过孔门者皆下马”。 崇圣祠，三间，在大成殿东侧，是供奉祭祀孔子上五代的祠堂。崇圣祠一般位于大成殿北，位于大成殿东北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崇圣祠是清代雍正二年诏令改启圣祠为崇圣祠的，因当时一些地方文庙大成殿后建有敬一亭或尊经阁等建筑，故按照左为上的原则，将崇圣祠建于大成殿东北侧。而万全右卫的崇圣祠之所以建于大成殿的东北侧，则是因为大成殿后有学宫建筑，属于前庙后学形制。 名宦祠，三间，位于棂星门东南，供奉在当地做官期间做出杰出贡献的政府官员。 乡贤祠，三间，位于棂星门西南，主要供奉当地的名人贤士。 大成殿北部为卫学的学宫，明伦堂五间居中，前部左右设东斋房五间和西斋房五间。明伦堂北部为文昌祠，以行文运。另有敬一亭三间，住署及书房。 明伦堂，是讲习经典和教育学生明白人伦之道的礼堂，它是学宫中最重要的建筑。 东西斋房，是学生自修的学斋。 敬一亭，是收藏皇帝训谕碑的场所。明嘉靖八年，诏令地方文庙兴建敬一亭，将明世宗御制的《敬一箴》、范浚的《心箴》和程颐的《视听言动四箴》刻于碑上，立于亭中，作为天下士人的规诫和座右铭，此后府、县学中都建有敬一亭，而清代创建的文庙均不设敬一亭，那些明代设敬一亭的府、县学纷纷将其拆除或改建他用。 万全右卫庙学规制为前庙后学，以文庙为主，学宫规模较小。其原因可能是早期卫学的招收学生名额较少，且这种布局占地少，建筑规模小，一般在西北、西南地区较常见。
马神庙 马神，指的是房宿（xiu），即天驷星，二十八宿之一。马神信仰可上溯到先民的动物崇拜，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马神崇拜出现在周代。周制，“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按郑玄的注，“马祖，天驷也”，“先牧，始养马者”，“马社，始乘马者”，“马步，神为灾害马者”。（郑玄注.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A]. 十三经注疏[C]. 北京：中华书局，1980.） 明代之前，史料中未见有对马神庙的记载。到明代，对马神的崇拜取代对马的崇拜，被纳入国家正祀体系中，这与明代的马政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自建立以来，统治者就非常重视马政的推行，大体而言，马政的主要内容是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方面的管理。由于马匹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意义，明廷大力推行马政，并崇奉司马之神，以神力荫护马匹的大量畜养。在马政推行力度尤强的北方广大地区，都普遍建有马神庙，凡有马政之地区的州县官员负责主持马神的祭祀活动。马神作为保护马政顺利开展的、列入国家正祀的神只，完全呈现为一种国家力量支持下的崇拜和祭祀体系。 明代洪武二年，太祖“命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筑台后湖。”其祭祀仪式是“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致祀。为坛四，乐用时乐，行三献礼”。太祖曾在洪武四年两次命“太常以少牢祀马祖”。洪武五年，又“并诸神为一坛，岁止春祭。”（明史[M]. 卷五十. 礼志四. 北京：中华书局，1974.）洪武六年，设置太仆寺，职专马政，此后便由太仆寺官员住持马神祭祀活动。 《万全县志·建置志》中记载“马神庙在县治东，永乐十七年建，万历十年重修，每岁春、秋，遣太仆寺官合祀，”且“万全边地，故祀典重焉。”万全的马政朝廷也颇为重视，《万全县志·武备志》中记载：“安不忘危，军实之重，得先务矣。万全用武之区，特取有卫以来，至于成邑，官马之数随时增减。著为马政。” 明万全右卫“原额操马三千二百三十六匹；正德间，核存马三千七十八匹；嘉靖三十七年，存留马、骡七百六十五匹（头）；万历四十一年，存留及增添马、骡、驼、驴共一千六百五十匹（头、只）；崇祯年，额存营马三千三百六十匹。”如此大数量的马匹，它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方方面面管理工作都是当地官员的职责所在，因此对马神的祭祀也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不同于明代国家派遣朝廷官员或州县官为马政而前往马神庙奉祀马神，清代信仰和祭祀马神的群体更加多元化，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多种类型的群体参与到马神的祭祀活动中来。
官方主要是两种类型的群体祭祀马神。一种是养马、管理马匹的官员；一种是武官和军人，他们经常骑马征战，祭祀马神，希望马神保佑自己能立功归来。 除了官方祭祀马神外，还有大量普通民众也祭祀马神，也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来进行分析。一种是蓄养马匹或从事马匹交易的人，如马市，清代，万全处于张库商道的一个节点，马市兴旺，出于一种祈求庇佑和感恩酬报的心理祭祀马神；另一种是骡马车夫，他们常年从事的工作是赶骡车或马车，运客送货，所以也希望得到马神的佑护，企盼生意兴隆。在不同的祭祀群体那里，马神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时而是从军作战的保护神，时而是代表了行业利益诉求的行业神。
八蜡庙 八蜡是古代人民祭祀的八种与农业有关的除虫捍灾御患的神只，祭祀于八蜡庙。《礼记·郊特牲》记载：“八蜡以祀四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所注：“四方，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另史志所载：“古有八蜡之祭，每岁建亥之月，田功告成，则合聚八神而报响之，谓之八蜡”。每年建亥之月（十二月），在农事完毕之后，祭祀诸神，以祈祷农事顺利，粮食丰收。 先啬（神农氏）、司啬（后稷，始种稷、麦，尧舜时代的农官，教人耕种）、农（古田畯，即古代管农事的官）邮表畷（zhuó，邮路和田间道路神）猫虎（猫食田鼠，虎食野猪，报其去害）坊（堤防，蓄水设施）水庸（水沟，排水设施）、昆虫（危害庄稼的虫害）的祭祀后来逐步演变为只祭昆虫，因为古代基本没有农药，虫害是农业极大的敌人，而蝗虫危害最烈，所以驱逐害虫，就演变成“八蜡”祭祀的主要内容，“八蜡”神也就变成一位专司其职的神灵。 不过万全右卫蝗灾并不严重，据《万全县志·方舆志》记载，在世宗嘉靖十五年秋七月和顺治四年八月出现了两次蝗灾。右卫的八蜡庙在城东北一里。
城墙在以往老百姓心目中是最不容割舍的一个大的家;无论是都城，还是大城、小城，正是因为有巍峨的城墙环抱，才成为一个城市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一个具有历史特征的城市的环境标志的内容很多，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占第一位的便是最为形象、最为突出、最有安全感的城墙。关于这一点，身在墙内的人也许还看得不太清楚，感受得不那么强烈，但在城外的人却往往有着敏锐的洞察力。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建筑史学家喜仁龙对中国传统的城墙就曾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墙，墙，还是墙，形成了中国每个城市的框。墙绕着城，并把城分成了块，它们比任何其他结构更能成为中国社区的基本物征。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城市没有环绕着的城墙，这一点其实可以从中国人用同样的词“城”表示城和及其城墙看出来。作为无墙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这正如同房子无屋顶一样令人难以想像。”梁思成的老朋友，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于1972年1月在阔别中国25年之后来到北京。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他致辞说:”我们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很高兴能够回来访问。遗憾的是，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之后，他又说:“对于40年前的老北京，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虽然导游一直不停地邀请我们去参观新地铁，但占据我们脑海的仍然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北京的旧城墙现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看到这种景象，威尔玛(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 脸上现出了无尽的感伤，旧城的原形已不复存在......这种惨痛的结局或由于局势失控，或者由于领导者的无知。在城外的新建筑物下，我们意外发现了明代修筑城墙用的巨砖，古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就这样化整为零了。” 因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逝世，费正清说他的夫人费慰梅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说，梁思成几次为北京城墙的被拆毁流泪甚至是痛哭，也没有感动那个年代的建设决策人，但他的风骨和完整地保护古城的思想却深深地打动了无数后悔不已的后人。如果说，建国初期，因为没听马寅初先生的计划生育学说，而使我国的人口剧增而带来无数社会问题;因为没听梁思成完整地保护古城的学说，而造成所有的古都均已不成其为完整的古都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只有忏悔并珍视幸存下来的文物古迹才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觉醒。1995年，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为建设新华大厦拆迁了建国门古观象台至东南角楼之间一段城墙两侧的民房，使这段二环路侧南北向约500米长的城墙显露出来，许多墙砖上“嘉靖”、“万历”字样的砖款清晰可见。经专家呼吁和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处城墙顿成景观，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北京市政府、市文物保护部门决定保留、修缮这段城墙壁，在城墙下设立城砖捐赠处，一段城墙顿时勾起北京人浓烈的乡情乡思，城墙下出现了一幕幕动人的捐砖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民心、民意、民情。对此，杨东平先生在其散文《最后的城墙》中评述说:“这其中一半是对已经消逝的老北京的时光的眷恋和追悼。一半是对50年代毁墙之举的忏悔和补偿。” 从几经战火和“革文化的命”，直到“战备留城”的万幸，真该为万全右卫古城的留存而庆贺!现在的右卫古城墙已是一种中国历史的大家闺秀，与现代建筑的“休闲穿戴”、“古怪离奇”相比，更多的是百看不厌的体貌和让人想窥视到它体内骨肉的好奇。当然，它之所以让人们动心的也不尽全是楚楚多姿的身体，还有它的优雅的墙文化，还应该有它的悠久苍茫和蜿蜒回曲的历史故事。
1956年12月，梁思成与胡愈之一起到沈阳。在与当地知识分子座谈时，梁思成说: “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还不到50年，梁思成的这句话就成了我们民族最惨痛的记忆之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梁思成在《北京日报》(日)上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一文中写下的这两句话，直到现在才“不知让多少人扼腕长叹，也不知让多少人唏嘘不已”(《城记》，王军语) 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为1200万吨(梁文为11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梁文为十一、二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运85年(梁文为83年)才能运完。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糊里糊涂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脉。于是愚公的后代子孙只有到外国人写的书里去凭吊北京城墙的遗容了。 梁思成保护古城墙的学说究竟有哪些内容?我们不妨看看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写的两篇经典之作:
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实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承继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原载《新建设》杂志，日) 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 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区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 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原载《新观察》杂志，1951年4月)
这个必须顶。老张，再发点，不够看
《万全右卫牛皮书》这本书出版了吗，从哪儿能弄一本
找个右卫城的地图看看，复原下。等有机会去看看。
期待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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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座城池内的道路规划原则应为四面八方通达，道路宽窄适中，人们出进城方便，物资运送，行车顺畅。但设路建道又必然要从军事防卫着眼。由于古代城池的方形布局，所以道路的规划也纵横交叉成为方格，有大街也有小巷，有的直通贯穿全城，有的不直通。万全右卫城，从南门至北门，是一条纵向的主轴线，从东翼城到西翼城是一条横向的主轴线，长度各约880米左右。纵向与横向主轴线在中间交叉，形成十字大街。十字大街以宣仁、正德、安礼、昭武大市场（牌楼）为起点，向四方延伸，将城区划分成大小基本相同方块，然后再按方块确定街巷。以街巷确定民居及其他建筑。此外靠纵向主轴线并行的东桥大街贯穿南北，而西面与主轴线并行的街道却很不规则。 右卫城的主干街道，自北向南分作：北城墙底、北桥街、南大街、南城墙根街；自东向西分作：东大楼底、东大街、西大街、西大楼底。主干道街是全城的枢纽，代表着全城的气魄，一般路面宽广。 城池的街巷并不都是直通的，除了主干路外还有拐角路，即将路做成九十度角，这是方形城池道路必出现的。 丁字路也是各个城池中普遍存在的，这是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做丁字路使敌人进入城中，兵力、车子都不能直通，容易截击敌人。 袋状路，就是所谓的“死胡同”。这样的路如从路口进入，大约十米至二十米长左右，也有弯曲的，也有略宽的，但是这个路都不是直通的，车马行人都不能通过，通过也是一条死胡同。其实，当城做规划时，这是有意做出了的，从战略思考，诱敌深入，一举包围全歼敌人，这是从军事防御的观点出发的。 裤裆路，也叫岔口路，是一条路通过来再分两条路，中间建成一庙或一寺。 街巷多以建筑实体命名（自北向南，下同）主要有西关帝庙街、龙王庙街、大真武庙街、五道庙街、北三官庙街、火神庙街、三官庙街、社学街、文王庙街、仓坡街、南庙街、城隍庙街、县署街、真武庙街等；以姓氏命名的次之：主要有赵家巷、祁家巷、贺家巷、邓家巷、贾家巷、李铁匠巷、榆家巷、马家巷、缸房巷、魏家巷、安家巷等；也有少数是以排列顺序命名的，如西一巷、西二巷，头道巷、二道巷等。 城内部局：西北方块靠主干街道，以文化区为主，先后建有文庙、嘉禾书院，以及清代及民国建立的第一小学、职业学校等；西南方块稍南主要为行政区，最早的有都指挥使司、县衙、典史署及后来的**局等。东南方块明代设有仓廒，清代又设有广连仓等。 在一座城池里，有各式建筑，各式的陪衬景物，各种陪衬建筑。其中牌坊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陪衬景观。城池里建设牌坊，增加城市的文化品位，同时牌坊也是一种标示，一般建在城池里比较重要的位置，用以标示或旌表。万全右卫城主干道的十字大街就是以宣仁、正德、安礼、昭武大市场（牌楼）为起点，向四方延伸，粗矿而不失精细。 牌坊按其作用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表彰坊，各地多为节烈坊。清朝敕建了大量节烈坊。这类牌坊大约出现于明末。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说：“陈宗阮将他母亲19岁上守寡，一生不嫁，教子成名等事表奏朝廷，启建贤节牌坊。”这是见诸文字的最早的节烈坊。清朝统治者更重视用封建礼教巩固其统治，于是就到处敕建这类每块石头都浸满妇女血泪的节烈坊，一时遍布全国城乡各地。万全右卫有贞洁坊五：“李占春妻沈氏，雍正四年建；杨必昌妻李氏，乾隆元年建；黄贤儒妻赵氏，乾隆二年建；郑一良妻王氏，乾隆六年建；韩忠妻许氏，乾隆六年建。” 第宅坊，这种牌坊主要建在重要的大街口，作为标志，右卫的宣仁、正德、安礼、昭武四个牌坊即属于这一类型。此外还有标表坊、陵寝坊、德行坊 。 万全右卫城，除去部分庙宇，大部属于民居。据《万全县志》记载，从永乐二年至嘉靖年间，辖军户246户至6781户，屯丁1281人。说明当时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除住宅之外还有大量菜地。
民居，以四合院为主要形式。四合院最早出现于隋唐，宋代进一步发展。明清已逐步成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主流。尤其北京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已成为华北地区传统住宅的典型。这里尽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但是即使是土墙土院，也都具有四合院的雏型。 四合院的组群布局，均采取均衡对称的方式，按照纵向与横向主轴线进行设计。由四面的房屋和围墙围成庭院，构成四合院的基本单元。对称式的平面与封闭式的外观是四合院的两个主要特征。如果宅地宽裕，也可按照上述格式，围成数个基本单元，称一进、二进、三进，依次类推。四合院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二门、正院。 影壁，古代又叫“屏”、“树”或“萧蔷”。是立在门外或门内的一堵墙壁。影壁有内外之分，《荀子·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后世地位较高的人家，皆用外屏，普通百姓则用内屏。因萧蔷以内即为，是家族居住的地区，所以后世也把内讧称为祸起萧墙。影壁的作用类似屏风，主要屏蔽大门内外，增加住宅的私密性。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影壁是针对冲煞而设置的。《水龙经》云：“直来直去损人丁”。古建筑设计中忌讳直来直去，故门楼前设置影壁，或院内设影壁，使气流绕着影壁而行，气则不散，符合“曲则有情”的原理。 影壁是住宅的重要门面，人们进出宅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影壁，因此它也就有了很好的美化装饰作用，影壁上面常雕有中心花、岔角花以及寓意吉祥的人物、动物、花草等，饰纹题材多为四季花草、岁寒三友、福禄寿喜等，中心花部位还常附砖匾，其上刻“吉祥”、“福禄”等词语。影壁繁简不一，有的用砖雕布满壁身，有的只在壁身四周有一圈雕花边饰。砖雕技法也多种多样，深雕、透雕、浅浮雕。总之，一座影壁从整体到装饰都能显示出住宅主人的身份、财势和他们的志趣。如“三多有象”砖雕影壁，其中大象驮着蟠桃、柿子、佛手、石榴、葡萄五种水果。在中国古代民间吉祥习俗中，人们常用蟠桃代表长寿，佛手代表幸福，葡萄代表多子，柿子和石榴也是长寿和多子的象征物。象驮吉祥水果被称为“三多有象”，标示主人希望家族景象繁盛兴旺，家人幸福如意。又如“花鸟图”砖雕影壁，花鸟图在吉祥图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含蓄表达心意的艺术形式之一，花鸟图中喜鹊站在梅枝上，含蓄表达喜事不断之意，称为“喜上眉梢”，取喜鹊的“喜”字，又以“梅梢”与“眉梢”谐音取义。再如“封侯挂印图”砖雕影壁，为松树上有两只猴子，一猴已将官印挂上松枝，另一只猴剥松子吃，树下雌雄两头鹿，一头衔灵芝，另一只低头觅食，这是一幅典型的谐音取义吉祥图。图中松树的“松”与“孙”音近，与猴子吃松子的“子”组合而成“子孙”；猴子的“猴”与侯爵的“侯”音同，“鹿”与“禄”音同；书上挂官印表示高官；灵芝代表如意；蝙蝠和寿石代表“福”“寿”，全部意义就是祈盼“子孙后代都能封侯挂印，官高爵显，福寿尽如人意。” 常见的影壁有三种：一种是独立于厢房山墙之外或隔墙之外的称为一字影壁；如果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的称为座山影壁；如果座落在住宅对面则称为燕翅影壁。 外屏之内是门。古代的门专指大门。《说文》曰：“门，闻也。”段玉裁注曰：“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也就是说门是阻止外人进入的。四合院的大门，坐北朝南的宅院一般位于住宅的东南。依先天八卦的西北为乾，以东南为坤，乾、坤都是最吉的方向，故选择作为大门的位置；如果是坐南朝北的宅院，则将大门开在西北角。这种建筑习俗似乎已成为北方民宅建筑的定规。 常言道“宅以门户为冠带”，道出大门具有显示形象的作用。作为出入口的门户，常常被看作主人的面子，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因为大门是房主人社会地位的象征，人们常说的“门第”、“门当户对”就是用“门”来延伸其内涵，比喻房主人的家庭情况，其装饰性往往也是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大门上的砖雕装饰，有着高度的观赏价值，独具艺术光彩，其中主要集中表现在门头、门楣等部位，雕刻内容极为丰富，题材十分广泛，或刻福禄寿喜，或刻梅兰竹菊，或刻文房四宝，或刻玩器博古，充分体现了主人的理想抱负、志趣爱好。门楣即是门框上部的横向构建，砖雕门楣在工艺上模仿木雕，其精美程度不亚于木雕门楣。砖雕门楣有它特有的坚固的质感和粗矿的风格，又有着似木雕门楣的精美特色。
门簪位于大门口上方，用以锁合中槛和联槛，其朝外一面做成圆形、方形、六边形等各种断面形式，朝外看面上加木雕花饰。其尾部是一长榫，穿透中槛及联槛，伸出头，插上木榫使联槛及中槛紧密固定。门簪的形式多种多样，大的门用四颗门簪，小门用两颗。其正面雕刻题材有四季花卉——春兰、夏荷、秋菊、冬梅；也有牡丹、葫芦、葵花以示富贵之意，牡丹象征富贵，葵花象征多子，刻在门簪上，求的是荣华富贵，多子多孙；也有的雕刻太极、八卦，太极、八卦是派生万物之本源，寓意如果房东做生意，可收“一本万利”之奇效；有的雕刻吉祥文字——“寿”字，“福”字或“吉祥”，“平安”等吉祥祝辞；还有汉瓦当等图案。雕法多采用贴雕，雕好以后贴符于门簪看面上。门联也是门面的雕刻内容之一，镌于门心板上，通常采用隐雕法，字体多为行书，隶书，魏碑，篆字等。 大门的门前的附设物及附加装饰也总是充满着浓郁的文化韵味，有着丰富的吉祥寓意，如门枕石。固定建筑的大门左右两扇门板下轴的构建称为门枕，门枕多用石料加工而成，所以也称为门枕石，俗称门墩。民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就是居住在四合院的儿童在大门前玩耍的写照。门墩最初为长方体形状，像古时候的长方枕头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将其称为门枕石的一种说法。 门枕石的功能是承托门扇并使门扇得以转动。把门枕石固定在地面上，一头放在大门门坎的里面，一头露在门坎两头的外面，中间与门框的相交处开有一道凹槽，就是用来插放门槛。在门内的枕石上开圆形穴，大门门板的下轴就插在这个凹穴里面。因为要承受门板的重量，所以，露在门外的那一部分多大于门里的部分以便保持门板在转动时的稳定，这样露在门外的门枕石外置很重要，又是石料所造，这里自然成了装饰的最好位置，增添了装饰艺术的的成分，雕饰也越来越丰富。 门枕石按造型可分两种，一种是鼓形墩，主要由上部的圆鼓子和下部的须弥座组成。鼓面中间多是团花装饰，团花内有花纹，也有草纹、动物纹、神兽纹，还有吉祥物纹，内容丰富，变化多端，以转角莲花为常见。因为它主体部分的造型与真正的皮鼓完全一样，所以又有抱鼓石之称。 门枕石上为什么用圆形鼓作装饰，历史文献上并没有直接的说明。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古代的尧舜时期被称为中国早期政治上的民主时期，所以有“尧设谏鼓，舜立榜木”的说法（见《艺文类聚》十九晋孙楚《友金人铭》）。设在朝廷大门的鼓称谏鼓，百姓有事可到此击鼓以求得进谏，这是朝廷为能够听取民意而采取的一种办法。因此门前设鼓就有了欢迎来人的象征意义，于是后人就把圆鼓设在大门外作装饰。还有一种说法是，门枕石取之于鼓形，似与元人的骁勇善战有关。元人定鼎中原后，把庆祝胜利的皮鼓作为一种象征物，用石墩的形式永久保存下来，放在自家门口以示耀祖光宗。这一说话似乎不成立，因为在宋代的建筑专著《营造法式》中对门墩已经有所记载，称其为“门钻”，且有精美的雕刻花饰。 另一种是长方柱形，可称为箱体墩。也有把门枕石呈方形的称为墩，呈圆形的称为鼓。有人说抱鼓石是为武官的宅院大门而设，箱体墩则为文臣院门所有。过去的举子进京赶考，要携带书籍和文房四宝，这些东西要分层置放在书箱内，使其极不易磕碰，又便于背负或担挑，所以书箱做的比较高。待举子及第后，便把有功的书箱作为永久性饰物放在门外，光耀门楣，这便有了箱体墩。 其实明清时代，对门鼓石有着严格规定和等级区分：皇族或官府的门前用狮子形的门鼓石；高级武官的门前用抱鼓形狮子门鼓石；低级武官的门前用抱鼓形有兽头的门鼓石；高级文官的门前用箱形有狮子的门鼓石；级文官用箱形有雕饰的门鼓石；大富豪的门前用箱形无雕饰的门鼓石；富豪则用石制门鼓石，而对于普通民宅来说，则只能用木质方门墩或门枕石来代替了。 对称性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大到建筑小到起居摆设，都讲究对称。门墩也不例外，一家一户的门墩也是一对，一左一右在大门两边置放。门墩上的两幅图案，内容寓意相近，多为祈盼吉祥之意，但图形却不雷同。“吉祥”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先秦战国的《庄子》一书。书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自古就是福寿喜庆的祝吉之词，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依照古人世俗的观念，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加官进爵、子孙满堂、富贵永年。因此，吉祥的内容是多福、添子、增寿。门墩中的九世同居、狮子绣球、挂印封侯、平升三级、鹿鹤同春、五福捧寿、吉庆有余等，就是人们祈盼吉祥的重要内容。门枕石上还有不少“四艺”的图案，四艺由琴、棋、书、画四物组成。它是历代文人雅士的必备之物，也我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把这四种物件刻在门墩上，反映了宅主高雅的审美情趣。当然由于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门墩中也不乏宗教文化内容的体现。如鼓形墩的正面中部多雕有一朵十分精美的宝相花。宝相本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庄严称呼。宝相花是一种理想化的花。它集莲花、菊花和牡丹于一身，重修组合成最圣洁、最美好、最端庄的花，它是圣洁、美好的象征。因此人们十分喜欢它，把它刻在门墩上，以求幸福吉祥。门墩中有的刻“卐”字，菩提流支译为“万”，意为功德圆满。
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定“卐”为“万”字同音，成为吉祥幸福的象征。还有普遍出现的“八吉祥”，八吉祥又称八宝，是佛教僧侣祈祷时供奉的八种法物，即（左旋）法螺、发轮、宝伞、宝瓶、莲花、盘长、金鱼、白盖。佛法认为，法螺代表佛之妙音，发轮代表佛法圆转万劫不息，宝伞代表佛之首，宝瓶代表佛之身，莲花代表佛出五浊世而无所染，盘长代表佛法回环贯穿一切通明，金鱼代表佛之目。八宝为金属材料（或木材）制成，最初供奉于寺院，后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门枕石中还有不少“暗八仙”的图案，从中可以看到道教文化对门墩文化的影响。道教中八仙的传说，虽在汉、魏、晋、唐历代都有，但最终把他们八人凑在一起，则是在元代。直到明代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才最终确定了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位仙人，他们扬善惩恶、劫富济贫，因此受到百姓喜爱，以至于把他们随身携带的器物当成崇拜的对象。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暗八仙”，即铁拐李的葫芦、汉钟离的宝扇、张果老的渔鼓、何仙姑的荷花、吕洞宾的宝剑、蓝采和的花篮、曹国舅的玉板、韩湘子的笛子。 进入大门，便是庭院。讲究的住宅还要设一道二门，将庭分为内庭和外庭。二门又称闺门、寝门。二门以内便是内庭，是主人起居之所，因此，闺又是内宅的代称。中国历史上要去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个二门便指闺门。未婚女子所居之处被称为“闺阁”、“闺房”，而深锁闺房的未婚女孩儿自然也被称为“闺女”了。四合院的二门，起着沟通内外院的作用，除非红白喜事、过年过节一般不轻易打开，人们只能从侧面通行。其建筑形式多为一殿一巷式，即屋顶是由一个尖型顶和一个卷棚顶组合而成，门旁两侧垂花，形态各异，色调十分讲究。因此二门也称垂花门，进了二门，才真正进入了内宅。 正院中，北房南向是正房，房屋的开间进深都较大，台基较高，多为长辈居住，东西厢房开间进深较小，台基也较矮，常为晚辈居住。大型四合院，一进院落中的北房多作为接待贵宾的厅堂。小型四合院常因没有多余的房间而安排在北屋的中厅，两侧套房仍然住人。宅院再宽裕一些的往往再设一二处跨院，即在厢房虎口处开门相通。跨院通常布置为厨、厕、贮藏或仆役等用房。这种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布局，充分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四合院是中华北方文化的载体，也是地域人文风貌的象征。岁月更迭，风雨剥蚀，往日的四合院虽然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砖一瓦，仍然唤起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追忆。
太祖洪武三年，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相赵庸帅师驻扎野狐岭，“是年春，华云龙攻拔云州。夏五月，李文忠等出野狐岭，降其守将，遂至察旱脑儿。平章汤和以兵取宣德。” （万全县志·事纪） 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了镇守军事要冲野狐岭，设万全右卫，“城德胜口”。（万全县志·事纪） 成祖永乐八年三月，“帝北伐，自野狐岭出塞。七月，还师。” （万全县志·事纪） 永乐十二年四月，“帝自万全，幸兴和，遂北伐。七月，师还。” （万全县志·事纪） 永乐二十二年，“帝亲征阿鲁台。八月，师次万全。十一月，自万全还京师。” （万全县志·事纪） 英宗正统十四年冬，北部入寇，发生了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明与蒙的态势发生转变，由原来的积极进攻变为被动防御。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瓦剌部落太师也先的部队进攻明朝，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宦官王振不顾朝臣反对，鼓励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七月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朱祁镇率军5八万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一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而此时马营守备杨俊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 英宗《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
土木之变以后，也先拥帝北去。同时被俘的还有太监喜宁，锦衣校尉袁彬等人。喜宁蒙古人，英宗的贴身太监，熟知明朝虚实。被俘之后投降也先，对也先来说是如虎添翼。喜宁向也先建议：“以送上皇为名，至边胁诸将开关，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则留之，可以得志。京师空虚，长驱而入，必将南迁，大都可有也。” (夏燮.明通鉴 卷24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在喜宁的建议下，也先多次以送驾入都为名，与脱脱不花连兵，由野狐岭入兵，逼近紫荆关，京师戒严。也先自紫荆大掠，畿南都御使孙详、指挥韩清等败死，朝野震惧。“时郕王监国侍讲徐珵倡南迁之议，尚书于谦持不可。遂固守京城，分诸道兵力战。也先等不得志，仍拥帝北行。”（《万全县志·事纪》） 景帝景泰元年二月壬辰，“叛贼喜宁伏诛。”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对此事件进行了详细记载：“上皇以喜宁数导诱也先扰边，命校尉袁彬与也先言，今欲差喜宁及总旗高斌、达子那哈出回京，也先许焉。遂遣此三人，彬承旨密书付斌，令至宣府与总兵等官设计擒喜宁。至是宣府右参将都督佥事杨俊奏：‘二月十二日万全右卫报有近边达贼三人，十四日又有五十余人，独一人至墙下说我是总旗高斌，往北京奏事随准，总兵官朱谦委臣相机行事，臣遂于本日夜四更到右卫城内，十五日令都指挥江福内官阮华州陈伦，往野狐岭埋伏人马，巳时分果有贼一千余人近边南行，斌仍至墙下，臣闻喜宁有无，斌言喜宁在后，臣令斌去与喜宁说，宣府众官具酒礼迎接喜宁，拒之，臣等又令斌去说，不劳入关，只是墙下一会，喜宁果领贼数人近墙，臣等出关用言绐诱近前，官军奋勇一齐穾出，将喜宁并贼人火洛火孙生械擒。’诣京。” 在罗亨信的《觉非集》中对此事也做了记载：景泰元年(1450年)春二月，万全右卫报：“有从贼中官(喜宁)偕□诣城下议和。”罗亨信迅速与总兵商议决定：“委参将杨俊会守备都指挥江福相机擒拿，俊至万全设伏，擒之械送京师，以正典刊。”（清康熙罗哲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三月，北部再次入寇。“也先等闻喜宁被获，忿甚，乃与赛刊王等分道入寇。脱脱不花由野狐岭进薄紫荆，大掠而去。然卒以宁诛，失向导，谋益懈，帝遂得归。”（万全县志·事纪） 英宗天顺五年七月丁卯，兵部奏达，贼寇万全右卫等处，虏去人畜，其镇守参将、都指挥佥事陈安、左少监阮化州、右监丞严顺等，先次失机已蒙恩宥，今又失机，难再宽贳，宜选人更代，及宣府总兵官陈友、副总兵董斌、太监王受、长随张遐、都督同知白玉，在边镇守不能御贼，以致误事，俱合究治。这次由于北边入寇此等人物防御不力，受到参奏。（英宗实录·卷三百三十） 　　弘治十二年三月庚申朔，虏入宣府万全右卫境，人畜有被掠者，命逮问把总等官指挥秦宣等三人守备奉御贺能分守监丞万全参将白玉俱令戴罪杀贼（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四十八） 孝宗弘治十三年，北部入寇。“敌由万全右卫入，大掠顺圣。东西川参将李贵，率千余人往御，见敌众，不敢战。事闻，罢贵任。” （万全县志·事纪） 弘治十八年，北部入寇。总兵官张俊、副总兵白玉、游击将军张雄、参将李稽及大同副总兵黄镇、游击穆荣“御之于虞台岭，败绩。敌由新开口入，至虞台岭。玉、雄合稽及大同兵御之。敌纵数千骑尝玉军，玉移营土阜。敌望见，笑曰：‘彼自落干地，可立败也。’乃合兵围之数匝，绝汲道，止留隘地一隅。时总兵俊别营于外，以兵来援。不知敌计，乃与玉等合营。敌复断隘道，内外不相闻，粮水俱绝。军中掘井十余丈，不得泉，遂大困。群榨马溲饮之。七日，天大雨雹，敌乃解去。士卒死者七八千人，军资甲仗丧失殆尽，张雄、穆荣皆战死。”此次战役，明军伤亡惨重。（万全县志·事纪）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一对这次战役也进行了记载：“弘治十八年五月戊申，虏大举入寇宣府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长阔二十余里。巡抚都御史李进、总兵官都督佥事张俊，初得谍报，即议分兵御之，左参将李稽军新开口，副总兵白玉军万全右卫，游击将军张雄军新河口，大同副总兵黄镇、游击将军穆荣军柴沟等堡，合万五千人。既而，虏由新开口毁垣而入，稽遽前迎敌，玉、镇、雄、荣各率所部相距于虞台岭。虏拥众大至，诸军为所诱不得应援，俊率所部三千人，援之至万全右卫城东，坠马伤足，以兵属都指挥曹泰代援。泰至鹿角山为虏所围，俊力疾调监枪内官李增等兵五千人，人持三日粮，驰与虏战乃角□羊泰围，复进援镇，镇得入俊营分遣步兵取路援稽等，稽、玉乘势力战亦溃围而出，与俊合，独雄、荣二营阻山涧，援兵为虏所扼不得前，虏纵骑蹂二营，雄、荣遇害，众得脱者才十二三。诸军被围困六七日，人马饥乏，俊等度力不能支，收兵还。虏蹑其后，且战且行，仅得入万全右卫城，进、俊各告急，命兵部即议处以闻。是役也，官军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伤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议者谓自己巳年兵祸以后所未有也。”
明代人尹耕在《虞台岭败绩议》中认为虞台岭之败有三失：“白玉之先据山也，张俊之失夹击也，张雄、穆荣之不即突围也。” 尹耕认为：白玉不该撤退到小山包，打持久战，“合战顷刻之间，资乘高驰下之便，非谓众寡不敌，与之持久也。今敌倍我，我不疾战，而欲自处绝地，粮糗无门，水泉失恃。”结果导致被围，被切断了粮草通道和水源；而张俊来援之时则应采取火攻，或“曳薪以扬尘，或树木以疑目”，结果却“即鹿无虞”，没料到在山脚被围，“接踵陷阱，奋槊四壁，同于自囚”，张俊错失良机；被围之后应该“陷之死地所以求生，置之亡地所以图存。焚舟济河、破釜薄阵，齐众心，求死战。”他认为，“彼敌围初合，我卒未疲。斯时也，晓之以敌势，示之以绝粮、申之以无援、邀之以其死，三军致力、万众一心，躣马溃围，分突而出，亦何至日复一日，枕籍相望，解甲逋逃，死亡殆尽也邪？”在被围之初就应该将处境告诉士卒，鼓舞士气，杀出重围，这样就不会被围七天七夜，以至于死伤如此惨重，这是由张雄、穆荣的决断错误造成的，虽战死也不能推塞责任。 　武宗初立，“寇乘丧大入，连营二十余里。俊遣诸将李稽、白玉、张雄、王镇、穆荣各帅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开口毁垣入，稽遽前迎敌，玉、雄、镇、荣各帅所部拒于虞台岭。俊急帅三千人赴援，道伤足，以兵属都指挥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围。俊力疾，益调兵五千人，持三日粮，驰解泰围，复援出镇。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溃围出。独雄、荣阻山涧，援绝死。诸军已大困，收兵还。寇追之，行且战，仅得入万全右卫城，士马死亡无算。”（明史卷一七五 列传第六三 张俊传） 正德七年，大同有警，命巡视居庸、龙泉诸关。寻兼督宣、大军饷，进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山东军务。令内地皆筑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万骑自万全右卫趋蔚州大掠，又三万骑入平虏南城，以失事停半岁俸。（明史卷一八五
列传第七三 丛兰传） 武宗正德九年六月，北部由野狐岭入，掠顺圣，得利去。（万全县志·事纪）
正德九年八月复由膳房堡入，掠镇城。南下自顺圣东西城以出。游击将军张勋、倪镇率兵御之，战败，皆死之。时东城守备田琦、西城守备廉彪亦各陷阵殁。（万全县志·事纪） 正德九年九月壬戌，“虏五万余骑，自宣府万全右卫新开口，入逾怀安，趋蔚州等处劫掠。又三万余骑入平虏，城南都御史丛兰、总兵官白玉等，领兵追击，潜使人于田间炊饭置药其中，如农家饷食者，又置礧石火箭于阳和天城、怀安诸险厄设伏以待，虏至掠食田中，多中毒，及发伏死者甚众，凡斩首五十级，夺回被虏男妇三人，马六十余匹，器械四千，杂畜三千三百有余。”（武宗实录·卷一百十六） 正德十二年，北部寇洗马林，“都指挥张杲御，却之。北部数千骑由北山西河入，都指挥张杲时戍其地，以五百骑御之。至馒头山，敌四面合围，杲一矢殪其铁骑掠阵者，于是部卒竟奋欲前。敌见兵气锐甚，引去。” （万全县志·事纪） 世宗嘉靖十六年，北部入寇，“参将张辅国御之于柳沟，败绩，死之。” 柳沟在万全右卫东。时“北兵薄万全右卫，参将张辅国率师守御。敌设伏于柳沟，以数骑近城挑战。辅国出师搏之，敌佯退，诱军入伏中，四面急击，兵遂大败，辅国阵殒。后数日，总兵官张镇来援。师至水关，谍报北兵退，镇亦还。次日，万全人出收战歾者，敌复至，驱之去。镇以求援稽缓，逮系京师。” （万全县志·事纪） 嘉靖十七年夏，北部入寇。“由万全右卫入，薄镇城。还至姚家庄，坐营都指挥周冕御之，战死。” “冬，复入寇。总兵江桓遇之于清水河，不战引还。时敌攻深井堡，饱掠。将出塞，回至清水河，桓将镇兵及大同游击兵列河上，可二万余。河水新合，滑不可度，敌大惧，弃辎重山积。诸将共议半度蹙之，桓方以隆永失事被论，怏怏无斗志，下令诸军坚壁毋出。参将李彬、游击章镇踊跃于庭请战，桓拔刀力阻之。彬、镇嗟咨而退。敌见军壁不启，乃分劲骑掠桓营。诸军方谋救桓，敌已鱼贯北渡，悉驱所掠男女数千人去。被掠者皆南望桓军，痛哭声闻数里。桓卒不救，引军而还。（万全县志·事纪）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甲子，镇守宣府总兵官张镇，以虏入万全右卫逗遛不战论死。（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七） 嘉靖十九年秋七月癸卯，吉囊入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逆战于宣平，败之。（明史卷一七 本纪第一七 世宗一）明史列传第二一五外国八鞑靼条记载：“嘉靖十九年秋，书以总兵白爵等三败敌于黑万全右卫境，斩百余级。”《万全县志·事纪》载：“嘉靖十九年，北部入寇。由万全右卫入，总兵白爵接战不利，敌遂南薄蔚州、广昌。爵尾其后，不敢击。参将章镇、徐钰邀之于蔚州东山下，斩数十级，敌始引去。” 嘉靖二十三年冬十月，甲戌，鞑靼小王子入万全右卫。戊寅，掠蔚州，至于完县。京师戒严。（明史卷一七 本纪第一七 世宗二）关于这次入寇，明史卷二○四列传第九二翟鹏传对此事亦有记载：“嘉靖二十一年其年七月，俺答复大入山西，纵掠太原、潞安。兵部请复设总督，乃起鹏故官，令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并听节制。鹏受命，寇已出塞。即驰赴朔州，请调陕西、蓟、辽客兵八支，及宣、大三关主兵，兼募土著，选骁锐者十万，统以良将，列四营，分布塞上，每营挡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诱其追，诸营夹攻---疏请东自平刑，西至偏关，划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关。寇攻墙。戍兵拒，游兵出关夹攻，此守中有战。东大同，西老营堡，因地设伏，伺寇所向。又于宣、大、三关间，各设劲兵，而别选战士六千，分两营，遇警令总督武臣张凤随机策应，此战中有守---旧例，兵皆团操镇城，闻警出战。自边患炽，每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鹏请入秋悉令赴塞，划地分守，谓之摆边，九月中还镇。遂著为令---嘉靖二十三年九月，蓟州巡抚朱方请撤诸路防秋兵，兵部尚书毛伯温因并撤宣、大、三关客兵。俺答遂以十月初寇膳房堡。为隙永所拒，乃于万全右卫毁墙入。由顺圣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县，京师戒严。” 嘉靖二十四年，北部寇膳房堡。“总兵官赵卿御，却之。时大同屡捷，总督尚书翁万达乃驰檄宣镇赵卿曰：‘是必东寇。’已而，北兵果攻膳房堡，卿御，却之。敌东，卿亦东。至张家口，复仰塞力攻，不利而去。”（万全县志·事纪） 嘉靖二十五年春，增筑西路边城。“先是，余子俊所筑边城规模虽具，制防颇疏，又年久倾圮。巡抚楚书、王仪先后奏请缮葺，亦有名无实。及翁万达来总军务，以北兵频年入寇，皆由西路，遂具议增筑。以洗马林、西阳河、张家口为最急，首营之，次及中北等路。” （万全县志·事纪） 嘉靖二十九年，“北部兵自万全右卫出塞，是为庚戌之变。先是八月，俺答由古北口入围京城，三辅大震，居庸以南州县皆破。宣府总兵赵国忠帅师入卫。敌回军抵宣，呼守陴者，谓曰：‘知尔兵在南，此所守者，妇女城耳。且不尔攻，吾所得已人，人足也。’时城上见所掠关南人口，累累北行，竟日号哭，力不能救。抵暮，敌营西门外酣寝达曙。次日，至万全右卫，由野狐岭出塞去。” （万全县志·事纪） 《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鞑靼条载：“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渔阳塞。犯京城，焚劫至德胜、西直门，窥八陵，掠教场。上震怒，杀兵部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自是调边兵入卫京师，无虚岁矣。于是总兵赵国忠，帅宣镇兵入卫京城。半月，虏乃由白羊口出。过怀来、保安抵宣镇城下。呼守陴者曰：‘无恐！知尔兵在南，所守妇女城耳。且不尔攻，我所得固人，人足也。’时守陴人见所掠关南人口，行竟日不绝，号泣之声震动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虏营于西门外二三里间，以久劳皆酣寝，城中无一兵可出劫其营，镇人惜之。次日，虏至万全右卫，由野狐岭出塞去。”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丁丑，命巡直隶御史毛鹏，勘上三十二岁十一月虏寇万全右卫及洗马林堡，诸将失事罪状，诏总兵刘大章，策励防御守备王佐、张世勋等各革任逮治有差。（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七）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甲子朔，虏自春三犯宣府龙门城及万全右卫等官军御之颇有斩获。（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三）
康熙三十二年，改万全右卫为万全县，设知县。从初设知县到道光十三年，万全共有六十五任知县，其中政绩比较突出的有：赵宗贤，奉天锦州人，康熙三十二年任（县治初设，诸务冗烦，随时措置，政称平允）；王敬敷，山东乐陵，举人，康熙三十七年任(廉明正直，设立义学、养济院，爱民教士，足称循吏)；崔赫，山西翼城，副贡，康熙四十三年任(才犹干练，听断公平，隆重学校)；陈采，江南江宁，监生，康熙四十九年任(万邑多狼，夜常食人，公谒城隍庙，焚牒，数日捕杀之)；王德懋，陕西会宁，监生，康熙五十年任(听断明决，吏民畏服。在任甚久)；傅王霅，浙江山阴，进士，雍正三年任(谦雅爱民)；李三光，河南新乡，进士，雍正五年任(断讼明允)；左承业，陕西鄜州，监生，雍正十三年任(由县承升。尽心民事，百废举兴。即其创修县志，考订精确，体例谨严，亦可见其概已)；张庆成，浙江平湖人，举人，道光六年任(创建书院，重修文庙以及大镜门、石坝。虽由绅士之好义，要其悦以使民，取信于人者，预也。历任五年，以升深州去。至今邑人思之)。
1.总督行台。在城东北，嘉靖二十七年总兵赵卿建。 行台为地方大吏的官署与居住之所。明代的总督，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更偏重于军事。其因事特遣，节制地方以及罢置不常等方面，比起巡抚更为突出。明代遇有战事，均由朝廷任命将帅，调集卫所军队，组建战时部队出征。当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时，需调集大量军队，分别由若干总兵统领，中央往往派遣重臣挂总督衔统领各总兵官。首次以总督身份率兵出征的是正统六年(1441年)的兵部尚书王骥，负责总领，协调镇压云南麓川苗民起义事务。景泰三年(1452年)，又向两广地区派遣总督王翱，负责督统军务，镇压广西人民起义。这时的总督还只是战地指挥官，战事告息，即回京复命，并不留驻久任。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临时差遣官开始向常驻地方的镇抚官过渡。首先定型的是巡抚，随之总督也渐渐演变为兼省兼镇的中央特遣官。天顺七年 (1463年)，朝廷调浙扛左参政韩雍升为左佥都御吏，赞理军务，往征两广起义军。事平之后，始常驻梧州，成化四年(1468年)，正式升任总督，设立总督衙门，两广总督成定制。弘治十年(1497年)，设置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即总督)，并明确诏令“总督文武，自总兵，巡抚而下皆听节制”。
随后，各地先后设置总督，如宣大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总督，保宁总督，风阳总督，九扛总督等。明朝的总督制度尚不严密，辖区也互相交叉，但趋势是走向稳定的。总督具有广泛的综合权力，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入则为朝廷显官，巡抚、总兵、地方三司俱听节制，举凡行政、军政、司法、监察之权，无不过问。有明一代，总督始终以中央特遣官的身份出现，还不是正式的地方官，但已初步具备了地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为清代总督制度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加强，总督须完全秉承中央命令，故没有形成拥权自重局面。 2．太监署。在城西，嘉靖中启为巡抚行台，后复改为守备。 太监署的设置当与明代宦官监军密切相关。明代宦官监军，在洪武朝已露端倪，其表现形式，是作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皇帝的代表到军队中去“犒劳”或“观兵”。如洪武元年（1368年）9月，“遣中使、奉御等官到北平，犒北征将士”（《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9年（1376年）8月，派遣宦官赵成赴军中（《明通鉴》卷6），这已有监军的性质，洪武11年（1378南），派遣内臣吴诚诣总兵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国榷》卷6），同年11月“杨钟名讨破五开蛮，捷奏至京”，朱元璋又命“内臣尚履奉御吕玉诸军观兵阅胜”（《明太祖实录》卷121）。洪武25年（1392年）3月，“遣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必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明太祖实录》卷217）。由于这种以茶易马，井不是单纯的经济贸易，而是军国重事，因此谈迁认为：“此内臣监军之使也。即不预兵事，恐为所怵也。”（《国榷》卷6）夏燮认为：“丙遣内臣出使，宦官之预兵事自此始。”（《明通鉴》卷6） 从洪武朝历史来看，朱元璋对宦官是比较警惕的，控制是严密的。虽然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开始任用宦官监视军事，但仍属临时和个别之举，并未制度化和固定化。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皇权内部潜伏的矛盾立即激化，集中表现在以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为首的皇权正统派和各地藩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上。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援引“祖训”起兵史称“靖难之役”。
在“靖难之役”中，宦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显得到建文帝方面宦官的帮助，“漏朝廷虚实”（《明史》卷304）。另一方面是藩府旧人，如郑和、王彦（狗儿）、钢铁、马骐等人，他们同朱棣一起，出入战阵，立下汗马功劳。朱棣认为家奴可靠，又出于君权统治之需要，确保军权置于君权控制之下，当君主不能御驾亲征、直接号令三军的情况下相并行的就是军事系统以及军事行动中的双重领导和监视系统，监军制度则相应发展，以求保证军队在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在监军的人选上，明朝的特点就是继承历史上的传统，任用宦官系统参预军事，成为君主的代表。
宦臣监军正式于永乐，“明代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水乐间始”（《明史》卷304）。 到崇祯朝宦官监军制度之高峰，崇权即位之初，深知宦官专权乱政之病，诛巨宦魏忠贤及其党羽，并一再表示不能依靠宦官。“诏内臣奉命不得出禁门。”（《明史》卷23）谕兵部将：“各处镇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烈皇小识》卷1）决心屏绝宦官参预军事，强调“内臣协镇，一柄两操，甚无谓。矧宦官观兵，古来有戒，其概罢之” （《明史纪事本末》〉卷74）但不久，崇祯又重新启用宦官系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形势所迫。当时国运已衰，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后金虎据东北，雄视关内，明朝兵堕将骄，粮响无蓄，节节失利。崇帧7年（1634）6月，崇帧诏文中所述甚明：“朕御极之初，撤回内镇……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联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览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春明梦馀录》卷48）其二就是认为官僚系统不力，苦于近臣陷于党争而不能自拔，在形势面前束手无策。从万历起，盈廷争讼几十年，朝臣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诛魏忠贤，定逆案，但党争仍无停止。同时辽东正在失沈阳、失辽阳、失广宁，一步步敞开亡国的门户。 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以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势力不断增加，活动地围从内廷发展到外廷，成为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成为皇帝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崇帧因此重蹈复辙，不久就全面启用宦官系统。 明代宦官监军的主要作用在于代表皇帝控制军权，成为皇权在地方的延伸，中央与地方的桥梁，成为中央控制军队的工具。明末以前，明朝之所以能长期控制军队，未出现武将专军乱政的局面，监军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宦官监军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明朝军事制度的基础，乃为卫所制度，京军又为卫所军中最精锐的部分，是明朝控内御外的基本武力。 明初，京军和卫所军耕战结合，以屯养兵，军费基本自给。《明史》载：永乐时“东至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由于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瞻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因此朱元璋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续文献通考》卷122 ） 宣德以后，军屯渐坏，其原因主要是屯田的侵隐和占夺，以及军士的被役占。在此病端中，监军宦官占闲买役占有重要比例。“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病实起于纨绔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平寇志〉卷4 》 此外宦官监军，致使主将不得专兵权，号令不统一。许多监军宦官将精锐部队据为己有，胜则抢功，败则卸责，使士气涣散，军队战斗力降低，对明朝军事造成很大危害。如土木之变中，王振监军擅权，致使英亲被俘。王振及随军文武大臣皆死，50万大军死亡过半，剩下的亦皆逃散，骡马20万以及衣甲器械尽为也先所得，明军的损失异常惨重，成为明朝国防危机的契机。
明中叶以后，西北农民起义军与辽东战场使明朝穷于应付，成为明朝灭亡的决定因素，宦官从中起很大的消极作用。
《明史·张彝宪传》记载：“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八年正月十六日，贼自颖州至，陷凤阳，焚皇陵享殿，其明楼、钟箎皆烬毁，高墙放罪宗，执知府颜容暄杖杀之，留守朱国相、指挥包文达俱力战不屈死。军民死者，凡有四千三十五人(见给事林正亨查报疏)。贼自称古元真龙皇帝，掠陵监所遗响手、小奄侍酒奏技，剖孕妇、注婴’儿于槊，以为笑乐者凡三日。”
“凤阳向未有城，守备太监杨泽，贪残苛刻，商民苦之。巡按吴振缨至，商民往愬，振缨大惧，太监，不肯受词，闭门以拒。商民集其门者三日。日以益众，遂执泽用事武弁侯定国杀之，一拥至太监署。杨泽已遁，复至按院署，吴亦乘间走矣。众遂焚太监署，劫掠城中，乱民无主，乃集队执香往迎流贼。盖土人之乱，十五日先发，群寇以十六日始到，激变酿祸，实起泽与振缨。”（李逊之《崇祯朝野纪》）
3．巡按察院。在城西南，永乐十八年建。 “察院”是官署名，“巡按”，全称“巡按御史”，就是小说和民间俗说的“八府巡按”。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均设有监察机关即都察院。明代都察院下属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代都察院下属有十五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平时在京城都察院供职称为内差或常差，如奉命出巡盐务即为巡盐御史，奉命出巡漕运即为巡漕御史，奉命巡按地方即为巡按御史，均称外差或特差。而监察御史奉命外出担任巡按御史则是外差或特差当中最多的一项任务。 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即有巡按御史之设，然非常例。《明纪·成祖纪一》载：“永乐元年二月乙卯，遣御史分诸各布政司(承宣布政司，即行省)巡视民瘼，巡按之设，自此始。”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另据《清史稿》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下有十五道监察御史。顺治初，又有巡按御史，每省各一人，顺治十七年（1660）废，但仍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农御史等职官。雍正年间曾置巡察各省御史。 明清两代的监察御史均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命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却非常重大。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巡按地方时职权之大可与分疆大吏巡抚大员分庭抗礼，惟不同者，巡按御史不是地方官，一俟事毕案完即回京复命。 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可见其位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 4．卫指挥署。在四牌楼西，永乐十五年建。 明朝于都指挥使司之下设卫指挥使司，长官为指挥使1人，正三品，副长官为指挥同知2人，从三品；属员有指挥佥事4人，正四品；镇抚司镇抚2人，从五品，经历司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1人。京卫亲军直隶于五军都督府，京卫中管营造的卫隶于工部，此外还有屯戍陵寝的诸卫。外卫分隶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各卫统领本卫及属所的军政，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的职掌分工类似于都司，凡指挥使、同知、佥事负责管理卫事者，称为掌印、佥书，分管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等事务的，称为见 (音义同现)任管事，不负责具体职事的，则称为带俸差操。出征时，各卫率领其属所听从主帅总兵官的调度。 万全右卫指挥使，明初设，管理本卫钱粮、刑名、地方事务。 卫内各级官吏也有考升制度。万全都指挥使司对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五年进行一次考察，“考选其才者”，担任掌印指挥（简称“掌印”）和佥书指挥（简称“佥书”），“分理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诸杂务”，称“见任管事”。余者保留原有俸禄，编入卫属军队，称“带俸差操”。镇抚、经历、千户等官吏，则由卫指挥使司负责，五年进行一次政绩考察，择贤能者主持所属军政事务；百户无升降制，由巡按考察后决定继任或免职。 有明一代，出任万全右卫指挥使的有：刘清：永乐十三年任；齐广：宣德六年任；江山：正统二年任；秦荣：正统八年任；周伯熊：正统十年任；秦亮：景泰四年任；李洪：天顺二年任；张文：成化三年任；李斌：成化八年任；秦宣：成化十五年任；詹佑：成化二十年任；李辅：弘治年任；刘皋：弘治三年任；詹宽：本卫人，弘治十二年任；李忠：弘治十七年任；秦彪：正德三年任；刘宝：正德四年任；沙汰：正德九年任；刘璋：正德十三年任；朱朝臣：嘉靖元年任；蒋源：嘉靖二年任；朱镛：嘉靖六年任；侯宁：嘉靖十年任；秦浩：嘉靖十四年任；常永：蔚州，武举，嘉靖二十年任；刘渊：嘉靖二十四年任；仝辅：嘉靖二十九年任；白鸾：嘉靖三十四年任；韩崇恩：嘉靖三十九年任；张晖：万历十三年任；秦大潘：万历二十年任；朱铠：万历三十二年任；孙经：万历三十四年任；胡国忠：万历四十年任；王问臣：万历四十五年任；武国忠：万历四十八年任；倪宠：崇祯四年任；李耀龙：崇祯七年任。 顺治初，本卫事务归并城守守备管理。
参考书目： 《明史》《明太祖实录》《国榷》《明通鉴》《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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