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元杰《蜀史考》（6柏灌鱼凫与颛顼高阳考）
第十一章柏灌氏考&&&
据《蜀王本记》等文献记载，柏灌是继蚕丛之后的第二代蜀王。有关柏灌氏的史料很少，现在好像也未见研究柏灌氏的专题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此篇，以与治蜀史者共同探讨之。
一、柏灌氏的族属&&&
柏灌氏当是柏氏与灌氏的复合族。柏氏和灌氏都是伏羲之族，他们最初都生活在我国的南方。当两族的一部份迁徙到中原后，在中原复合成为柏灌氏。
先说柏氏，胡尧先生在《中国姓氏寻根》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远古时代有柏皇氏，是东方一部族的首领，名叫芝。因为以柏木为图腾，所以称为柏芝。据说他曾担任伏羲的助手，勤劳于天下而不居功，造福于民而无所欲求，所以深得百姓拥护，被尊为柏皇。他住在皇柏山（河南陈留县）上，他的子孙就是柏氏，柏氏因柏树而名，崇拜柏树，《论语〈八佾〉》说：“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姓氏考略》说：“春秋柏国为楚所灭，子孙或以为氏。望出魏郡、济阴。”魏郡在今河南临潼县，济阴在今山东的定陶县。直到现在，这两个地方的柏姓人家最多。《左传》上记载说：“江、黄、道、柏、方睦于齐”，其中的“柏”，在河南省西平县西。据说是古代柏国所在地，现在那里还有地名柏亭。因此，河南的临潼、西平、山东的定陶当是中国柏姓的发源地。
传说黄帝时有地官（司徒）柏常；帝颛顼时有师傅叫柏亮父；帝喾有师傅名柏昭；帝尧时有柏皋封在柏（河南舞阳县东南），号柏成子；大禹时，有柏益（又写作伯益）佐禹治水土；西周时柏国国君曾任周的太仆。唐代有左拾遗柏耆；明代有延安卫指挥使柏英；清代有书法家柏谦；现代有学者柏杨。
舜、禹时的柏益最为有名。相传柏益为舜调训鸟兽和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命为虞官并赐嬴姓。后让贤辞天子位隐逸，并因忠于祖国饿死首阳山名扬天下。因此，历史上关于他的事迹较多，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了解更多的柏氏的属姓。据史载，伯益是皋陶的长子。《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益，伯翳也，秦、赵之祖。”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说：“柏翳、伯益，乃一人声转，故字异也。《列女传》曰：‘皋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伯益又作伯翳、伯益、伯繄，亦作柏翳、伯夷。
姜嫄为神农之族，姜氏之著者有四岳。史称伯夷为太岳,为八伯之长。而伯夷为皋陶的长子。少昊、柏夷都是赢姓。皋陶堰姓。《说文》注云：“堰、赢,语之转耳。”郭沫若也说:“皋陶是偃姓,伯夷是赢姓。偃、赢一音之转。”在第一章中，我曾论述过,
夷、姨、彝、益、殷、赢、瀛、偃、郢等都是鹰的通假字。说明伯夷是鹰鸟图腾神农氏族。
再说灌氏，灌也作鹳。《辞海》说鹳是“鹳科各种鸟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也似鹭。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溪流近旁，夜宿高树。主食鱼、蛙、蛇和甲壳类”。鹳族以鹳鸟为图腾。下图为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魚、石斧图，当是鹤族古迹。图11—1
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周礼〈大宗伯〉》：“风师”作“ 师”。王献唐先生因此认为‘
’即卜辞‘凤’字之讹。意即鹳氏也为凤鸟族。鹤鸟也属鹳科，鹤鸟是《山海经》中的风伯，见图4—14图。
从鹳鸟为“风伯”这个角度来考虑，鹳氏也当是伏羲之族。鹳氏最早出现于史是在帝颛顼时，《大荒北经》云：“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欢头”的“欢”字繁体字作“歡”，《尧典》记载帝尧时有人名歡兜。帝尧的儿子名丹朱，丹朱有的书中作“鹳朱”。《大荒南经》说鲧时有歡头：“大荒之中，有人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欢头,。”《舜典》记帝舜时也有驩兜。《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鲧于羽山。”故《读书偶识》云:“欢兜(《舜典》、《孟子》)、欢头、欢朱（《山海经》（《尚书大传》）、丹朱（益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也说明欢头不仅是人名，还是族名，鹳头族从颛顼一直延续到大禹之时。知鹳头不仅是人名，也是族名，是一个贯穿了五帝时代的氏族。
帝喾正妃旗氏生帝尧，命名为“枭”。枭从鸟从木,而柏鹳氏正为柏木和鹳鸟的复合族,而帝尧又为欢头族丹朱之父,种种迹象表明:帝尧也可能是柏鹳氏。从鹳头居“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来看,鹳氏原住地在晋南,
“西北海”即晋南解池,黑水即晋南涑水。［1］&
&今晋南高平县北四十五里有丹河,丹河发源于丹朱岭,《高平县志》云:“丹朱岭接长子县界，以尧封长子丹朱得名。”
山东也是鹳鸟氏的居地。因为《海外南经》也记有其族：“欢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欢朱国。”这条经文有两处提到了欢朱国的方位，一是“方捕鱼”，二是“毕方东”。“方”是方国的意思，写作“口”。“方捕鱼”实即鱼方，字作“魚口
”或“鲁”，即现在的山东鱼台县境，［2］&
&喻权中先生考证“毕方”鸟即商朝的‘離’( )方，‘ ’字恰为下“毕”上鸟，鸟且成“一脚之象”。‘
’字即“離”字，离方在甲文中与台方并出，商朝的台方位于春秋时鲁国邰邑附近，即今山东费县南，汉代有離狐县在今金乡县，则正邻于泗水亦即清水西。因《水经注》：云：“清水，即泗水之别名也”。这正与经文之毕方鸟在“清水西”相合。
从柏族居河南，灌氏居晋南的情况况来看，柏族与灌族复合的地方应当在中原，从柏鹳氏川西王蜀，位居蚕丛之后，在三星堆二、三期文化之內来看，柏鹳氏在川西王蜀的时间在距今4500左右，柏族与灌族在中原复合成柏鹳氏的时间不会超过距今5000年。
二、柏鹳氏在四川的踪迹&&&
四川温江县有柏灌王墓。有近年发现的川西六座古城遗址之一的鱼凫村遗址。1996年10月对鱼凫村遗址作了初次发掘调查，初步查明该遗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该遗址的下层文化特征与郫县古城相同。为宝墩文化的第三期，上层与下层有所区别，出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因素，为宝墩文化的第四期。［3］由于此地有柏灌王和鱼凫村地名，因此，笔者以为此遗址的上下两层应分属于柏灌氏与鱼凫氏。其上层应是鱼凫氏，下层应是柏灌氏。
今都江堰市有地名灌县、灌江、灌口、灌坂。因此，蒙文通先生论之曰：“灌江、观坂又宜为柏灌之治。”［4］&
《华阳国志》中“柏灌”也作“柏濩”，知‘灌’通“濩”。今阆中市有地名老鹳（观）镇，与老观镇比邻的苍溪县王渡乡有大濩城（亦名太濩城）。因濩与灌相通，所以老鹳镇和大濩城也当为柏鹳之迹。大获城附近有大华村，老鹳镇附近丰占乡有中华观、中华村。大华村、中华村当因华族而名，而柏灌氏作为蜀人正是属于东方华族的一支，大华村、中华村也当为柏灌氏之迹。尽管此地还没有发现与柏灌氏有关的出土文物。但这几个与柏鹳氏相关联的地名集中出现在这一带，说明柏灌氏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太濩城在唐代曾作过阆州的州治，也是元代的抗蒙城堡。太濩山四周陡峭，三面为东河环绕，易守难攻。今天城堡建筑全无，只剩一座小石门，山顶上昔日建房时留下的柱础坑依稀可辫，半山腰还住着百十户农民。
三、纳西族是柏鹳氏吗？&&&
纳西族分布于川、滇、藏三省交界处，地处金沙江和澜沧江河谷地带。共计约二十五万人左右。云南省丽江是其主要分布地区。纳西族以其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和独特的走婚制而著称于世。因此，该民族和其东巴文成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考查、研究的热点。而纳西族与柏鹳氏的关系确更吸引了我，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纳西族有可能是柏鹳氏遗民。其理由是：
&& （一）纳西族至今有祭祀祖先“华神”的习俗。据白庚胜先生在《东巴神话研究》一书介绍，纳西族的“华神具有生殖神的特点，在‘华华’即祭华神仪式上，由主持者将九个‘华鲁’（石），九根‘华构’（树枝），九碗‘华吉’（水）从木楞房顶上往屋里的行祭者身上抛撒，具有模似性交过程，以示生殖神授子之性质。”而柏灌氏来自东南方民族，柏氏先祖曾为伏羲臣。因此柏鹳氏当是伏羲之族。而伏義母名华胥，伏羲又生在华胥之渚，伏羲当为华族。纳西族祭祀的华神就是中华民族祖先。
（二）丽江西部方言区自称“束”(“蜀”)的后裔。纳西族“划分为以丽江坝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属纳西古代族“梅、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属纳西古代氏族‘束、尢’两支后裔。”［5］这里的“束”有的写作“署”。其实“束、暑”都是“蜀”的通假字。而柏灌氏是继蚕丛氏而王蜀的蜀族。纳西族自称“束”也即称“蜀”。《海外南经》云：“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有的书上写作“畴华之野”。“寿”为晋语“蜀”的方言，这已明了，［6］“寿华之野”即蜀华之野。蜀族为华族的一支，因此，蜀、华往往并举。纳西族应当为南方华族中的蜀族中的柏灌氏。
（三）柏木崇拜。“纳西族的祭天大典中，必须用几种树木作祭木。祭坛左边插的黄栎青冈（黄栗木）象征天神，右边插的黄栋青冈象征地神。中央插得柏木象征天舅许神。”并唱着祭歌：“我们没有忘记用大公鸡向天神生献，没有忘记用整猪向天神生献。在天与地出现的同时，中央的许神出现在天地间，没有许神就没有高深的空间，没有许神就没有广袤的幅员。生长在高岩上的柏树，是天神和人类的舅父。”［7］可见柏木在纳西族是作为神木的，柏木是纳西族的图腾崇拜物。
“九歌”中祭天的场面虽然气势宏大，富丽堂皇，但遗憾的是却只有短短的8行，而纳西族的《祭天古歌》关于祭天的描写却有上千行，“当祭天进行到念诵《哈适〈熟献牺牲篇〉》时，东巴（巫师）就要对着天神、地神、许神各跳一次舞。歌、乐、舞并行，与《东皇太一》一样有导演、有服装、有道具。内容丰富，原始古朴，但二者的内核却是相似的。”［8］&
（四）鹳鸟崇拜。“纳西族死者灵魂回归祖先之地的古传民俗，在纳西人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祖先之地也成了纳西族信仰意识中的死后要去的另一个空间，东巴经《雌逸姑树腊》就生动地描写了死者返回的祖先地是一个绿草如茵、鲜花满地、清溪欢畅、牛闲游，红虎信步，白鹤玉立，人们住在白毡帐蓬里狩猎美景云集之地，而且纳西人喜欢在门上雕刻鹿鹤同春的图案。”［9］这与汉族在门上雕刻龙凤呈祥习俗大不一样。这表明鹤是纳西族的吉祥物，也即图腾崇拜物。鹤、鹳同类，鹤鸟崇拜也即鹳鸟崇拜，这是柏鹳氏的一个显著特征。
东方的华族与中原的夏族合成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作为华族之一的柏鹳族，绝大部分留居中原故地成为后来汉族的一部分，而挺进到西南的柏灌氏成为今天的纳西族，他们在闭塞的环境下，保留了固有的语言、文字和习俗。
（五）纳西族的始居地在昆仑山。纳西族人死后，家人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归昆仑山。“永宁纳西族自称‘纳日’，最初分属6个血缘集团，纳西话称作‘尔’，现只剩下4个‘尔’。据有的学者调查，4个‘尔’中的‘胡尔’，传说在由北向南迁徙中以黑石块为路标，地点明确也多保存，所以未走弯路，送魂路线也直往北方。其它几个‘尔’因以草皮等为路标，易丢失，迁徙中走了弯路，所以送魂路线也走了弯路，最后才到昆仑山下。”[10]&
纳西族送死者灵魂到昆仑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的始居地在昆仑山。帝尧就居住在昆仑山。《竹书纪年》载：“帝尧陶氏…元年，帝即位，居冀。”山西称冀，昆仑山即今晋南王屋山。所以，柏灌氏来自晋南昆仑山。
（六）“纳西族”與汉族“黎族”同。据纳西族学者许根全先生的解释，纳西族的“‘西’，纳西语为‘人’之意，纳西语把‘工人’说成‘罗木西’，农人说成‘哈独西’…“纳”，纳西语为‘黑’之意。”[11]&愚意以为，“纳”的汉译为神农氏“徕、黎”之转音，“黎”也为“黑”之意。《禹贡》：“厥土青黎。”杨筠如《尚书核诂》云：“黎，《释名》，土青曰黎；《广雅》，黎，黑也。”
汉籍中的“黎”与纳西中的“纳”的含义相同，“纳西”两字合起来的汉译就是“黎族人”之意。黎人为神农氏族。黎也转音为厘、徕、纳、僚等，僚在《华阳国志》中列为《蜀志》中，划入蜀人。所以，纳西族属蜀族，或蜀族支派。杨宽先生说：“尧之后丹朱狸姓，而尧之后又封于黎。”[12]&雷学淇《介庵经说》卷二：“盖蚩尤本神农氏末帝之诸侯，国于黎者。”
蚩尤阪泉之战在晋南，黎国也在晋南，《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犁”通“黎”，“黎”在应龙所攻之冀州之野。冀州在晋南，《读史方舆纪要〈长治县〉》：“黎亭，在府西南三十五里。”《嘉庆重修一统志〈黎城〉》：“在长治县西南......黎侯岭下。”帝尧时代的黎国在晋南。昆仑山即今晋南王屋山，所以，纳西族人死后还要把灵魂送到昆仑山黎国故地。
四、一桩历史公案——柏益和许由&&&
《中国姓氏寻根》说：“周武王封伯夷的后人文叔于许”
（今河南许昌），称为许文叔。”而纳西族把柏木叫做“许”，柏益后人也封在许，这不禁使人想起一桩历史公案来，即柏益和许由的关系问题。
伯夷和许由因谦让天子位而名扬天下，成为历代传诵的义士。据史载：“伯益…曾经佐舜调驯鸟兽，被赐姓为赢。后来又曾佐禹治水有功，所以禹年迈时，曾有意把天下禅让给他，可是他却坚持不肯受，并且跑到箕山之阳躲了起来，禹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才把天下传给素负贤名的儿子启。《史记〈伯夷列传〉》：“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太史公又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标题名为“伯夷列传”，但却说的是许由的事，不知为何，难道太史公也认为伯夷和许由是一人？另外，《庄子》、《吕氏春秋》、《论衡》也有许由辞让天子位的记载。
因此，二十年前朱芳圃先生在其遗著《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中提出伯益、皋陶、许由三人实为一人之分化，他说：许由亦即伯夷。其证有五：《淮南子〈修务训〉》：“冶由笑”。高诱注：“冶由笑，巧笑。”《文选》木华〈海赋〉：“眇冶夷”，李善注：“冶夷，妖媚之貌”。是冶由即冶夷，由、夷二字，双声通转，其证一。《史记〈夏本纪〉》言“封皋陶之后于英、六”。而许由之许，实由受封之邑得名，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称伯夷曰许由，亦犹称契曰殷契，称稷曰周稷，其证二。《尚书〈吕刑〉》言‘伯夷《汤浩》和《墨子〈尚贤中〉》言“皋陶”，其证三。《尚书〈尧典〉》虽为晚出之书，然其记载必有所本，中言四岳辞让与许由事同，而《左传》隐公十一年言：“许，大岳之胤。”其证四。《诗经〈鼓钟〉》：“忧心且妯。”《一切经音义》十二引作“忧心且陶。”《史记〈秦本记〉》、《韩非子〈十过〉》、《吕氏春秋〈不苟〉》之“由余”、《汉书〈古今人表〉》作“繇余”。颜师古注：“即由余。”由此可知，由妯、陶、繇通用。其证五。据此五证，伯夷、皋陶、许由实为一人。
益、稷曾佐大禹治水有功，因此，晋南有益山、稷王山。二山并称峨眉山。《读史方舆纪要》：“箕山在山西平陆县东北九十里，山形如箕，故名。”平陆也在晋南，与益山不远，伯益隐逸箕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箕山又有许由冢，岂不怪哉，伯益、许由难道果真是一人？笔者赞成朱先生的伯夷与许由为一人之说，但皋陶却未必是“三人分化出来的。”从纳西族把柏树叫做“许”来看，在上古时代，东方华人对柏树的读音可能就是“许”，而西方夏人对柏树的读音可能就是“柏”。本文的发现将为解决这桩历史公案提供新的旁证材料，为朱先生之说提供了新的论证方法。
五、东巴文是五帝时期文字&&&
如果纳西族为柏灌氏之说不误的话，那么这将揭示一个惊天的秘密，即纳西族使用的东巴文是五、六千年前五帝时期的文字。而这种推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据《周礼〈秋官·外史〉》注引《孝经纬》说：“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东巴文书籍现存万卷，它满篇都是布满了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其文字与“画象”特征相符，正是属于五帝时期的文字。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而所谓禹碑、红崖碑又比甲骨文古朴，比东巴文成熟，介于甲骨文与东巴文之间。照此顺序排列为：五帝东巴文——夏代禹碑、红崖碑——殷商甲骨文。
由此推论，纳西族早在夏代以前的五帝时就离开了中原。在夏代，在四川宝墩文化期间，在四川留下一些“巴蜀图语”后，又离开了川西，挺进到云、贵高原，在封闭的环境中，顽强地保持了五帝画象文字。东巴文已能表达丰富的思想，说明东巴文还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五帝之前的三皇时期还应该有更原始的文字，而这已被贾湖和良渚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所证实。
[6]伏元杰.蒲卑氏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0(专集)。
[2] 喻权中.中国文化的新大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42.
[3]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J].四川文物,1999(4).
[4] 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A].四川大学学报丛刊(5).
[5] 白庚胜.东巴神话研究[M].
[7][8] 纳西族。祭天古歌[M]。
[9] 和春云、扬华明。纳西喜余花华色[J]。丽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2）。
[10]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35。
[11] 许根全。南太平洋地名中的纳西语[J]。丽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3）
[12]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A]。古史辨[C]。第七册。上编。
第十二章&&鱼凫考&&&
据史书记载，鱼凫氏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从文物考古发现来看，人们注意到了广汉三星堆自第二期文化开始，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这当与柏灌氏取代蚕丛氏有关。而第三期所出的大批器物上不仅有鸟图案，而且同时还有鱼图纹饰。这一变化则反映出三星堆第三期文化与鸟族和魚族密切相关，或者说，它反映出魚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鱼凫的“凫”字有好几种通假字。《读史方舆纪要》说四川彭山县：“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鱼凫津也。”《四川通志〈舆地〉》：“南溪县鱼符津，在县北三十里”；《后汉书〈郡国志〉》：“南安（今乐山）有鱼涪津。”；《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左传〈文十六年〉》杜预注：“裨、攸、鱼庸三邑。鱼，鱼腹县”；贾谊《服鸟赋》中的“服”字即“鵩”字，也即凫的假借字。以上的鱼凫、鱼符、鱼涪、鱼妇、鱼腹、鱼服、鱼鵩，实为一事，都是指的鱼凫。凫是本字，而符、涪、妇、腹、服、鵩则是凫的假借字。
一、魚凫氏由魚族与凫族复合而成&&&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出土的一件金杖，它见证了一段魚凫氏的史实。其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且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鱼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1］人们普遍认为，这根金杖上的鱼和鸟分别代表着以鱼为始祖神的民族和以鸟为始祖神的两个不同民族。而“人面”则代表着这两个不同民族的联盟与融合。这个融合而成的氏族即鱼凫氏。这根金杖应是鱼凫氏的权杖，由鱼凫王使用的指挥棒。权杖上的鱼和鸟表达了鱼凫氏的王权由鱼族和凫族共同行使。
在其它地区也曾发现有魚和鸟出现在一起的图纹，如图12—1。图12—&汉代画像石&魚鸟化生图发现于山东曲阜旧县村（陶思炎《中国魚文化》）；图12—2魚鸟合体图（《考古》1975年第2期）
从图12—1可以看到，魚和鸟的下面有一巫师像在作法，又似在祈祝。显然，本图案绝非装饰图纹，而是意识形态里的一种宗教信仰行为。而这种宗教信仰行为是为氏族社会服务的，即为图案上的魚图腾民族和鸟图腾民族服务。图腾的复合标志着民族的复合，显然，这两个民族已复合为一体，即已复合成为魚凫氏族了。民族图腾是神圣的，宗教或政治行为都是很庄严的，具有严格的排它性，若鱼和鸟都非为本民族，是不允许与本民族一起同享神圣、平分秋色的。而图12—2“魚鸟合体图”则显示了魚和鸟亲密无间、难分难舍之情状，更清楚地表达了魚鸟复合的意义。所以，笔者认为，魚凫氏确为魚族与凫族复合而成的。这种复合可能是联姻的结果，也可能是武力兼并的结果，还可能是和平“联盟”的结果。
前人也已提出了鱼凫氏是由鱼族和凫族复合而成的这一概念，但对魚族与凫族的源流却阐述不多，而又将魚凫氏族囿于川西一地似又不妥。本文则着力于阐述鱼凫氏复合之前的鱼族、凫族的源流、地域及融合的时间，以及复合后的魚凫氏族的源头及魚凫氏始祖颛顼的本来面貌和山东古蜀国的史实及鱼凫氏族的迁徙路线。
二、魚族的来源与迁徙&&&
（一）鱼族的故地。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鱼族就生活在黄河中游的渭河流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人们在河南、陕西等地发现了一千余处仰韶文化的遗址。遗址中的彩陶上描绘了各种人头、虫、鱼图形，十分精美。“其中以鱼纹最著特色，有单体鱼、双体鱼、三体鱼和人面形与鱼形画在一起的花纹等十余种。人面形与鱼形组合一起的纹饰在其它文化中所不见，这是很特殊的。”［2］仰韶文化半坡型彩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同时见于临潼姜寨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的彩陶上。特别是1955年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彩盆中的戴着尖项形饰物的人面鱼纹，头部滚园，珥两青鱼，面颊两旁也绘以鱼形花纹，如图12—3。图12—3仰韶文化半坡彩陶盆内的人面魚纹（《西安半坡》）
这种似人似鱼的图形绝非普通的艺术品，而是具有一种神性的鱼图腾物。而它又大量地出现在中国西北的七八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因此，魚族与魚文化的发祥地应在中国的西北渭河流域。渭河流域为古代鱼族故地，这已为上个世纪70年代在陕西宝鸡渭河两岸发掘出来的一批西周墓葬进一步证实。从墓葬中出土的铜器铭文知道这是西周王畿内重要方国国的墓葬，因此被人们称为“
氏文化”。这些 国墓葬主要是“宝鸡市茹家庄 伯及其妻子井姬墓，宝鸡市竹园沟
季及其氏族墓地；宝鸡市纸坊头伯墓，迄今为止，已发掘墓葬二十五座，马坑，车马坑六座，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纸坊头
伯的时代为西周武王前后，竹园沟季活动于西周康王、昭王时，茹家庄 伯生活于昭王、穆王两代，因此，以上三代人为祖孙三代。纸坊头 伯与竹园沟
季的铜器、铭文中 字皆写作。茹家庄 伯所作铜器，时代较早的， 字也写作 ，其中 伯方鼎铭， 字写作 ；时代较晚的， 字写作
。井姬墓铜器， 字写作 或。这就不难看出， 字早期从自、从弓、从鱼。 与 所从之自，是表示自称之意。
字北方用单音语读鱼，而古代南方多用复音语，可以读为弓鱼 。字表明， 氏自称为弓鱼族。”［3］在纸坊头
伯墓中出土两件矢伯鬲，矢国铜器在宝鸡地区多有发现。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分析，国和矢国在商末和周初都活动在今宝鸡地区，
国北界和矢国为邻，纸坊头伯和矢伯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商周之际，相邻的方国、部族之间普遍存在着婚姻联系。笔者以为，国和矢国之得名，大约与他们使用弓箭从事漁猎活动有关。大约
国善于制作和使弓，所以以弓命国为国。而矢国大约善于制造和使用箭，因此以矢命国。下面是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像箭（矢）一样的骨制工具，如图12—4：图12—4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箭（矢）等工具（中华书局《中国历史的童年》）
关于氏文化的类型，卢连成、胡智生先生在作了大量的对比、分析后说：“将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的遗址、墓地所出遗物和四川新繁、彭县早期蜀人遗址、墓地所出遗物作一对比，可以看出它们在青铜礼器、青铜兵器以及陶器制作、器类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具有早期蜀文化特征是宝鸡茹家庄、竹因沟墓地的一种比较重要的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凤县一带出土器物的风格此较接近氐羌活动中心地区之一的武都地区寺洼、安国类型的遗存、遗物，同时又强烈地表现出早期蜀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很有可能它们是商周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一种部族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究其族属上，甘肃南部武都，汉水流域城固和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凤县地区也应该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可能都属于氐羌活动的区域。古代国似为氐羌一支。茹家庄、竹园沟墓地铜器和陶器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族的种种地方特征，可能是氐羌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4］仰韶文化中大量的、独特的鱼纹符号和西周&&国墓葬的发现都证明：从仰韶文化时代到西周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以宝鸡为中心的渭河流域曾是古代鱼族的故地。
&& （二）炎帝是鱼族先祖。那么，渭河流域的鱼图腾民族的主人是谁呢？《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氐人之国（依袁珂说，原互字改为氐字）。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山海经〈海内南经〉》也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
因此，仰韶文化中独特的魚纹图腾符号是炎帝图腾符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炎黄文化发源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兴起于渭河流域。陕北的黄帝陵、宝鸡的炎帝陵是炎黄文化的代表。陕西也是炎黄文化的分歧地。黄帝族“后来向东迁徙，沿北洛水，南下到今陕西大荔、朝邑，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又向东北走，到达今天山西省南部黄河之滨，最后定居在河北涿鹿附近。黄帝族的后裔主要是姬姓部落。所以这一带曾有过不少姬姓的方国部落，有的建国较早。在逐渐向东北迁徙到定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也由游牧发展到从事农业。…炎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岐山东面。他们向外发展的路线和黄帝族不同，路线偏南。大约沿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向东，到了河南西南部，最后到达今山东地区。传说中的炎帝姜姓，号神农氏。”［5］
淮南子〈地形训〉》说：“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即复苏其半，鱼在其间。”生活于渭水流域的先民其身为“半鱼”，这与半坡和临潼姜寨彩陶所画的“人面鱼身”相合。这说明渭河流域中彩陶鱼图腾的祖先是炎帝。据史载，炎帝“长于姜水，因以为氏”。姜水是歧水下游的一段，源出陕西岐山县的岐山。《水经注〈渭水〉》说：“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读史方舆纪要》说：“姜水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氏妃有蟜氏所居”。炎帝始居渭河上游，沿渭河东迁。这说明渭河流域中彩陶鱼图腾的祖先是炎帝及其子孙氐族。神农氏在南方时，其图腾为鹰，其首领称祝融，祝融神农氏传十七世。神农氏迁北方后，其图腾为鱼，其首领成为天下共主而称炎帝，炎帝神农氏传八世。
（三）商周时代之鱼国。仰韶文化是由西向东发展的，仰韶文化中的鱼图腾纹饰就是由西向东分布在渭河、黄河一带的宝鸡、西安、渑池等地。作为炎帝族之一的鱼族也不例外，在这一线上的鱼国也有好几处，如前所述宝鸡之鱼国；还有晋南之鱼国；山东之鱼（鲁）国。晋南之鱼国多见于甲骨卜辞，如：
《合集》7894：贞人雨，十月，在甫鱼。
《合集》7895：贞其雨… 甫鲁。
&&& 《合集》7896：贞今…
其雨在鲁。
《合集》7897：乙亥贞：其召衣于亘，遇雨，十一月，在甫鱼。
《合集》24376：辛未卜贞：今日 ，十二月，在甫鱼。
《合集》2150：丁已卜，甾，甫…壬午卜：在甫，在昕东北获。
上面卜辞中的鱼、鲁，很多人释为动词渔，以为是商王渔猎之地。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商王大概不会经常跑到远离商都千里之外的西鄙去打鱼吧？自然，鱼可通渔。但鲁却无通渔之理。其实，“鲁”是“鱼口”的合体字，“口”是“方”“域”之意，为“国”之初文。“鱼口”意为鱼方或鱼国之意。《焦氏易林》有“蚩尤败走，死于鱼首”和“蚩尤败走，死于鲁首”句，也可证明此“鱼”为鱼国之意。
蚩尤所死之“鲁”即上面卜辞中的鲁国。其地据前面卜辞中的鱼、鲁、与甫、昕相邻来看，似在晋南。甫即蒲，昕即昕水，都在晋南。“昕，水名，亦称昕川，在山西大宁县境，即蒲水之下流。蒲水，《水经注》称之蒲川水，源出山西永和县及吉上北山，东南流至隰县西南合紫川水及蒲峪河，又西南流入大宁县界名昕川（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蒲水’和昕川条）。另外，赵永夏先生《〈水经注〉通检今释》以《水经注》中紫川水为‘今山西蒲县南昕水河南源’，西北流入大宁县，亦与前说大致相合。而在这昕水河东北，今隰县东北蒲子村，西汉所置蒲子县地，正座落有一蒲国。《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云：‘蒲国，在今山西隰县北，本商甫国，西周时称蒲国，后灭于晋，为邑。《左传僖公四年》：‘重耳奔蒲’，即此。由此可见，卜辞中在昕东北的‘甫
’，必为史书记载的在昕水河附近的商甫国。”［6］
到了周代，鱼国还出现于（长）江汉（水）之间和山东，据《左传〈文十六年〉》记载，鱼国还随从庸国与楚国作战。在春秋时期，今山东泰山一带的鲁国是一个大国，山东的鲁国也即鱼国。
我国鱼姓名人有《左传》中的鱼石，曾官拜右师；汉朝有鱼翁叔是位富贾；三国有历史学家鱼蒙；前秦有右将军鱼遵；唐朝有大宦官鱼朝恩，我国鲁姓名人更是不可计数。
&& （四）彤鱼氏。彤鱼氏也是鱼族。彤鱼氏为黄帝族的通婚族，黄帝次妃名叫彤鱼氏。（唐）司马贞《史记正义》：“黄帝四妃，像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在“冓”与“冉
”字条注云：“冓象两鱼相遇之形，象以举鱼之形。”显然，徐先生是视“冉”为“鱼”的异形字。彤鱼氏为鱼族，是炎帝族系。“冉，源出于姬姓。周武王有同母兄弟十人，季载是最小的一个。武王死后，武庚和三监作乱，被周公旦平定。季载在平叛时有功，被封在冉国，又称冉季载。”［7］&
冉姓是鱼图腾氏族后裔。冉姓望族又多在山东鲁国。在至圣先师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就有许多冉姓名人，如冉求、冉季、冉耕、冉雍、冉儒等。
（五）弓姓、张姓为氏后裔。据《姓氏考略》记载：“黄帝子挥造弧矢，受封于张，后为弓氏。张氏，望出太原。”这证实了弓氏、&
&氏是因擅长制造和使用弓矢而得姓氏。如直接说弓氏和张氏出自黄帝，人们可能还是要半信半疑。现在，要说弓氏和张氏出自黄帝的后代氏，有典可据，即黄帝的后代的后代，这自然令人信服。汉代弓姓名人有光禄勋弓祉，后魏有博陵太守弓翊。张姓是我国的大姓，张姓也出自黄帝族。《姓纂》说：“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张星，因姓张氏。”张姓和弓姓一样，都与制造弓矢有关，据元代袁桷《张氏宗谱序》所说：“张姓出于姬姓，至周而氏者祖于韩，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阳、洛阳、河东、始兴、冯翔、吴郡、平原、清河、河间、中山、曰魏、曰蜀。”张姓望族最早分布地域与氏一样，主要在黄河中游的河渭地区，所以说，五、六千年前的黄帝确为弓姓、张姓的始祖，而青阳、挥则是弓姓、张姓的远祖，而两千多年前的氏则是弓姓、张姓的近祖。张姓后来繁衍很广，张姓名人更是数不胜数。而弓氏与张氏当是同胞兄弟，互为仲伯。
三、凫族的来源与迁徙&&
（一）凫族即鸟族。复合鱼凫氏的另一半是凫族。凫字由“鸟”和“ん”字构成，上部从“鸟”，下部不从
“几”，而从“ん”。许慎《说文解字》：“ん，鸟之短羽飞几几也。象形，凡ん之属皆从ん。读若殊，市朱切。”从许慎的说法来看，“ん ”
作鸟飞翔状，其基本意义为鸟。当是鸟字的初文。凫字是由古今两个“鸟”字组成，如同炎字由两个火字组成后，其义还是为火的意思一样。凫字由两个鸟字构成后，其意仍为鸟，凫族即鸟族。鸟氏于史有载。魚凫氏即魚鸟氏。由魚氏和鸟氏复合而成。
鸟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氏族。鸟夷在五帝时就已载于史。《史记〈五帝本纪〉》：“（帝舜）南撫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大戴礼〈五帝德〉》云：“（帝舜）南撫交跤、大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帝舜……东长鸟夷”一句是说帝舜作了东方鸟夷的长官，意即帝舜的版图扩张到了东夷。鸟夷以鸟为图腾，在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发现。如下图：图12—5
西汉瓦当上的凤鸟；图12—6 汉代画象砖上的三足鸟
鸟夷分为东、南、西、北，即东夷、南夷、西夷、北夷。东夷是鸟夷中的一支，也是最著名的一支。凤鸟是众鸟中的一支，为鸟中之王，伏羲为凤鸟族始祖。鸟夷的时代久远，民族构成单纯。
洞庭湖周围是鸟夷的发源地，而长江、淮河流域是鸟夷的发祥地。淮河的淮字从“佳”，“佳”也为鸟。凫族发端于江淮，今河南省桐柏县大复山之阳为春秋时的复国，何光岳先生在《东夷源流史》一书中把古复国列入东夷之列，是完全正确的。此复国也即凫国，其族为蜀族。古凫族出现于此不是偶然的。这些在本书第一章中已作了介绍。
&& （二）少昊氏是鸟族。少昊又作少皡。皡为皡鸡。《遗周书〈王会解〉》注皋鸡云：“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冀州谓之泽特也。”少昊的名子叫挚，即鸷鸟，也即鹰鸟。很多书上都把少昊说成是黄帝之子，这是一种误会。《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以黄帝之妃“嫘祖生昌意及玄嚣，玄嚣，即青阳也。”索引说“青阳非少昊”，《路史〈发挥〉》也说“玄嚣、青阳、少昊，三人也”。否定了少昊、青阳是同一人。少昊与太昊同族，而非黄帝之族。黄帝之子挚大概与少昊之挚同名，古挚、鸷相通，故混二为一。少昊就是以鸷鸟为氏、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
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四、鱼凫氏产生的年代。据赵殿增先生所说，鱼凫氏的年代“距今约三千六百年至三千年前，与商代大体相当。”［8］&
& 胡昌钰、蔡革认为鱼凫氏的下限“应在商未周初之际
”。［9］他们对鱼凫氏的年代的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三星堆遗址。但三星堆遗址中的鱼凫氏文化只是鱼凫氏文化晚期部份，不是鱼凫氏早期文化。
鱼凫氏最早的年代可以上溯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如本文前面所述，此鱼妇即鱼凫。袁珂先生论之曰“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其所以称为‘鱼凫’者，或以其因风起泉涌，蛇化为鱼之机，得鱼与之合体而复苏，半体仍为人躯，半体已化为鱼，故称‘鱼妇’也”。[10]袁珂先生是研究神话的，所以，他是从神话的角度来阐述半人半鱼的颛顼鱼凫氏的。其实这不是神话，而是历史。这段话的历史的底蕴是：鱼凫氏的一半来自于以鱼为图腾的炎帝之子孙氐族，而另一半来自于以凤鸟为图腾的颛顼。
从〈大荒西经〉把鱼凫氏与颛顼并提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鱼凫氏的年代至少产生在颛顼氏时代。颛顼是五帝之一，在少昊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山东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而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六千年。那么，颛顼所化的的鱼凫氏应该在六千年至五千年左右。要比目前人们估计的三千六百年要早两千年。换句话说，四川三星堆、宝墩文化中的鱼凫氏文化不是早期鱼凫氏文化。
五、颛顼考（蜀高阳与弓高阳）&&&
颛顼是鱼凫氏的始祖，要认识鱼凫氏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颛顼氏族文化的源流。司马迁撰《史记》列颛顼为五帝之二，他的活动范围遍及中国东、西、南、北、中，远远超过了黄帝的活动范围。这种忽东忽西，时南时北的扑溯迷离现象，给颛顼蒙上了很多阴影，因而使很多学者怀疑颛顼历史的真实性。甚至有人说“这本是蜀人为增饰其祖先而伪造的，故而上边拉黄帝，下边拉拢颛顼，或以为这不过是牵合若水、蜀山地名、人名一二字而已，并无其它史迹可据，也有的说这是颛顼神话传播到了四川的反映。甚者，近年来有的学者因若水在西南地区，难以成证帝颛顼为东北夷的祖先神，遂称〈海内经〉、《吕览》所记若水说为晚起的孤证，‘不可执之以定一偏’而信之”。[11]总之，颛顼的历史是十分模糊的。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对伏羲族和炎帝族的深入了解，有了对蜀史的深入研究，因而，我们已有条件澄清颛顼文化种种迷雾，显现颛顼历史的一些真面貌。
（一）颛顼的时代。颛顼亦即颛臾，据《伏羲庙残碑》：“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12]&又，《晋语》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知颛顼的生活年代的上限至少在伏羲、少典之际。而颛顼族生活年代的下限最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论语》中有一篇文章叫〈季氏将伐颛臾〉。文章说：“季氏将伐颛顼。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欤？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这说明颛顼氏族直到春秋的孔子时还存在，因此，可以看出，颛顼从少典开始，跨越了五帝、夏、商、周，繁衍到春秋，长达数千年之久；这说明颛顼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世袭的君主之号；也说明颛顼的历史要比鲁国的历史要早的多的多。文中“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一句，并非目前高校教材上注释的“从前鲁国的先王曾任命颛臾为东蒙山的主祭”的意思，因为春秋时的颛臾已沦为鲁国的附庸国，是没有资格担当东蒙山主祭的。鲁国也不会任命诸侯国颛顼作主祭。这句话的本意是说，颛臾古代的祖先曾经作过东蒙山地区的盟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在鲁国国土之内，是鲁国的诸侯，我们为甚么要讨伐它呢。
《祭法正义》引《春秋命历序》云：“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王大有先生著《三皇五帝时代》一书说颛顼称帝前已有300多年，称帝后传16世。他甚至详细地排列出了各世颛顼的年号和年表。见图12—7。图12—7&&颛顼氏族世系年谱（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
能有颛顼世系年谱，这是史家们所期望的。但王大有的这个〈颛顼世族世系年谱〉，不知其依据何在？其书中并未标明出处，也不见考据。我们还不能把它作为信史，只能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作为“参考”。《历代帝王年表》说：“颛顼高阳氏，黄帝孙，昌意子，生于若水，姓姬，以水德王，初国高阳，都于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崩。”倪民先生在《三皇五帝追踪》一书中据此而认为：“颛顼继少昊而立，没于公元前2514年，在位78年，当至公元前2437年继位，颛顼在位年代，约公元前2514——2437年，为黄帝纪元的185——262年。（公元前期2698年为黄帝纪元元年）距今4441年，倪民先生所论颛顼年代何其短也？王大有先生的颛顼年谱似乎更接近实际年代。至少王先生的颛顼多世系构成说及所著颛顼年谱的时代大筐架、族群迁徙地域,是应该肯定的。
（二）颛顼的族属。《左传〈僖二十一年〉》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昊有济之祀。”
颛臾必为伏羲之族才能“实司大昊有济之祀。”大昊即太皞，太昊为伏羲之号，颛臾风姓，也即凤姓。知颛顼也是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
骆宾基先生在《对祖国上古史应该更新认识》（《学术交流1989年第3期》）一文中说：“在古五帝金文中，帝颛顼初命 氏，再命铸氏。……
古五帝金文称“母癸”又有了三命，变‘铸’为柱，是冠者手持一柱；四命是王室发生巨变，……而帝颛顼的四命就改成为‘舟’氏，字又通‘酬。’
……至于《史》称帝颛顼为高阳氏，究竟是四命之后的五命，还是五命之后的六命，到目前来说，还无从作断然的划分。因为帝颛顼在古五帝金文中除了‘珠高阳’之外，还有一氏族符号作。这字是‘树’的初体字，（伏元杰案：或为‘株’的初体字），也是循‘柱’的族称声标而来的氏称字。…但最后七命称‘珠’。……颛顼之、铸、&&、舟（酬）、树（）、珠，除高阳外，都是循‘柱’声而来。”对此，骆先生说：“（颛顼）为什么一命再命地改氏称呢？因为这是标明颛顼已到了监管奴隶从事冶炼金属手工艺的年龄了。这就如‘委任状’一样，由王室来颁布再次册命的青铜礼器。”骆先生还说：“珠，古五帝金文作●
，……在青铜货币铸制上，帝颛顼改变了黄帝尚武的‘刀币’形制，而尚园。体现了帝颛顼重‘园’，‘讲团结’的政治纲领，首创了园形的货币。这也是借货币的流通之广，而向四方或耕种或游猎的诸多臣属部族，宣布自已的国策的一种方法。”[13]
对骆先生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园形货币能否代表“讲团结的政治纲领”，单就颛顼那个时代来说，大概就还没有商品产生，也没有货币流通体制，更不可能使用金属货币。所谓颛顼的“七次命氏”，也并非颛顼职务变更的“委任状”。实际上，都只是一个意思：即邾氏、铸氏、朱氏、株氏、珠氏、舟氏、酬氏、都是蜀氏的同音假借字。因为在古代，山东人读蜀为ZHU(音铸)
，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说：“《正韵》：‘啄与&&同’。蜀鹿又为邾娄。凡从蜀声之字，古皆读邾。”因此，所谓颛顼命氏“珠高阳”，其实就是颛顼名氏“蜀高阳”。蜀为颛顼之氏，高阳为颛顼之名，古人以族名氏的现象很普遍。这证明：颛顼为蜀族了无疑义。又因为颛顼（臾）生活在伏羲、少典之际，这再次证实了《蜀王本纪》所说的：“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是完全正确的。
王大有先生说：“查甲骨文、金文，‘高阳’本作高羊，或弓高羊（有穷高羊）。”[14]，如图8：图12—8&&古文高羊（《三代吉金文存》）
“弓高羊”即弓鱼氏高羊，此“弓”字的古音读作“jiong”，今四川遂宁、重庆潼南一带此字古音尚存，当地人仍读弓、供、龚音为“jiong烱”，有穷氏之穷瀪体作窮，读音与弓同,
有穷氏之名可能就是由弓鱼氏而来；“弓高羊”也即有穷氏高羊，弓鱼氏高羊属黄帝族。“蜀高阳”都属神农族。颛顼氏由蜀高阳改为弓高阳之后，这时的颛顼氏由“蜀姓”改为“姬姓”（《历代帝王年表》说：“颛顼高阳氏…姓姬”），其图腾则由“人面鸟身”变为“人面鱼身”。蜀族与鱼族的复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融合。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社会的大变革，这种大变革大约就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产生。换句话来说，山东龙山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融合后的民族的名号既要包含西方的鱼族，又要包含东方的蜀族（鸟族），所以名称鱼凫氏。从复合民族的含义来讲，鱼凫氏已经不是纯粹的蜀族了。
（三）颛顼的祖籍。颛顼是五帝之一，是史家们关注的热点。但是它的面目至今仍是十分模糊的。寻找颛顼文化的源头是上古史研究的一大难题，喻权中先生把古往今来关於颛顼文化区域界说归纳为四大类，为了便于读者对此有个全面的了解，兹录如下：
1、中原说。其中以河南濮阳说为最多。《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条下有：“颛顼之虚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北经〉“务隅之山”条下云：“颛顼，号为高阳，冢在今濮阳故帝丘也。一曰顿丘县城门外广阳里中”。此说为现代诸多学者所首肯。徐旭生先生认为：“自黄帝死以后，不晓得经过了几百年，又出来了一位帝颛顼大巫。他的‘神通广大’，声名洋溢，虽然没有多少战功，可是人民景仰他远过于黄帝。他的都邑在河南省的濮阳县。”邹衡先生则说：“颛顼所居在卫之帝丘（《左传〈昭公十七年〉》），似无异说。帝丘位于河济之间，已属《禹贡》兖州之域（《尔雅〈释地〉》），当今之河南濮阳县境，其与辉县（共工原住地）、邯郸（可能为伯益族所居）形成鼎足之势。”
2、西北说。《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鹿身、渠股、豚止、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史记〈五帝本纪〉》：“昌意降居若水”索隐云：“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若水在蜀，即所封国也。”今人据此进一步认为：颛顼氏居住在四川雅砻江流域。“共工，相柳似由九个部落（九首）组成的种族联盟。这个联盟原来居住也在昆仑东南隅的赤水流域，后来流迁到昆仑南面的长江流域（《海内经》谓“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他们和居住在雅砻江流域的颛顼（《海内经》谓颛顼生于若水）发生冲突，失败后被迫退往昆仑之北。”
3、东北说。《通典》云：“营州柳城郡，古孤竹国也，春秋为山戎、肥子二国地，汉徙河之青山，在郡百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虚，在郡东南百七十里，。”即今辽西朝阳东南处。今人学者张博泉先生根据《帝王世纪》：“颛顼都亳”、《汉书扬雄传补注》引《庄子》：“天道颛顼得以处玄宫”，进一步认为：“据《大清一统志》玄水即今青龙河（喻案，此河经辽西流河北入海）。玄宫当在此水北，颛顼、帝喾居蕃（即毫），当即商族先世所居。”
4、东方说。也有人因为《山海经》所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推论：“颛顼族亦应属夷人集团。夷人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最早发祥于东海边上。”其实，如果只作为颛顼氏文化活动影响过的区域，上述四说都是有其道理的，问题是上述四说看到的只是一些颛顼氏文化流布的不同痕迹，便贸然定其为颛顼氏文化中心，都邑或圣葬地，自然难于准确。只有把颛顼氏的生地、葬地，颛顼氏部落联盟的分布范围、颛顼氏的文化特色从神话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学科做全面、综合的考查，我们才会发现，颛顼氏文化中心实处于古幽燕之地的马盂山周围，所有后来颛顼氏文化的流布痕迹，都与这一中心的放射与迁移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中华文化之根。[15]
喻先生对颛顼文化源头的研究颇为用力，用了很大的篇幅来综述颛顼之源。其最终认定颛顼文化的源头和中心在“古幽燕之地”。喻先生此论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在幽燕之地，有颛顼葬身的圣地——附鱼山。的确，颛顼死后葬身之地，几乎都有附鱼山（或附禺山）。但恰恰就是这个附鱼山，透露了它并非颛顼氏的祖居地。因为早期的颛顼号蜀高阳，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蜀族，蜀族只以鸡鸟为图腾。而附鱼山是鱼凫氏所在地，此鱼凫氏已经不是纯粹的民族了，它已经包含了鱼族和鸟族两族的血统。这当是在颛顼族中、后期才可能出现的。而中、后期含鱼族血统和鱼族文化的颛顼文化则肯定不是颛顼文化的源头。因此，凡有附鱼山地名的颛顼葬地，都绝非颛顼的初居地，而只有蜀高阳之地才是颛顼的初居地。才是颛顼文化的源头。
蜀高阳的祖居地应该在颛顼氏所在的山东古蜀国去寻找，山东的古蜀国在山东泰山一带，。在山东费县西北八十里处，直到现在此地还有地名叫颛臾村，这里也就是《山海经》中的‘铸华之野’所在地，也是春秋时的‘三邾’所在地。这里是早期颛顼氏文化，它只含蜀文化，还没有包含鱼文化。所以，它才是颛顼氏的初居地，才是颛顼文化的源头，其余则是颛顼氏文化之“流布痕迹”。
（四）颛顼始都穷桑。《读史方舆纪要》载：“帝颛顼始都穷桑，徙帝丘。”在上古，‘弓’字不仅在读音上同穷，而且在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有穷氏。穷桑之‘穷’字也与曲阜之‘曲’字读音相近，曲阜之名大概正是由穷桑转化的。少昊所都的穷桑也即此，其地在今山东曲阜。《历代宅京记》说：“少昊自穷桑登位，居曲阜。”倪明《三皇五帝追踪》说穷桑在曲阜东北20公里处。《吕氏春秋〈古乐〉》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空桑也即穷桑。《读史方舆纪要》所谓“帝颛顼始都穷桑，徙帝丘”的“始”字，显示了穷桑在颛氏历史上的早期性。穷桑当为有穷氏故地，也为山东古蜀国所在地，正为“蜀高阳”之地，又靠近颛顼初封地高阳，（《读史方舆纪要》说“高阳城，在杞县西二十五里。颛顼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也靠近迁徙地帝丘。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蜀高阳颛顼的故地，在他初封地，在始都地寻找颛顼文化，而要到幽燕去寻找？山东曲阜是颛顼文化的源头，是应该不成问题的。
（五）颛顼徙帝丘。《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元年，帝即位，居濮。”濮，即濮阳，亦即古帝丘。又名顿丘。帝丘在今濮阳西15公里处，这里有“颛顼故城”。城长宽各一公里，城中有颛顼陵。据《皇览〈冢墓记〉》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门外广阳里中。”据《内黄县志》记载：“‘广阳里’与‘台阴野’都是指今内黄县梁庄乡。”距濮阳城15公里。古帝丘也有附鱼山，《辞源》说：“附鱼山－作附鲤山。一名高阳山。又名青冢山，在河南清丰县顿丘故城西北。”《辞源》说的顿丘与《皇览》说的顿丘是一个地方，都是今濮阳。颛顼之所以选择帝丘作为都城，是因为濮阳位于东方的华族与西方的夏族之间，这是为了适应华夏民族的大统一后新政治形势的需要。帝丘既是颛顼初继帝位之地，也是颛顼氏的最后的一个都城，因为最后一个颛顼帝——即孺帝颛顼禹祖葬身此地。“相传帝颛顼和孺帝颛顼葬于帝丘城外，后世称作‘颛顼台’的地方，就是颛顼帝父子墓。《古城濮阳话春秋》（作者吴岳）一文曰
：‘据说今濮阳境内程庄的所谓‘太子墓’，就是颛顼儿子的墓，李庄的‘皇姑坟’就是他女儿的。”［16］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对于文中的“孺”字，人们大都作动词抚育解。郭璞持审慎的态度，他注此经时说：“孺义未详。”《上古神话演义》的作者释“孺”为‘幼’，孺帝颛顼即幼帝颛顼禹祖。他说：“颛顼帝有两个妃子，一个是邹屠氏，一个是胜奔氏。娶邹屠氏做妃子，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禹祖，以后又生了苍舒、&&、&
&、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八个儿子，连禹祖共9个儿子。胜奔氏名字叫，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伯称，号叫伯服，一个叫卷章，号叫老童。一个名叫季禺。做火正官的重黎，就是卷章的儿子。颛顼帝驾崩后，初立禹祖为君主，但不几时病死，于是帝喾即了帝位，京都换为蒿山之北的毫邑（现在河南偃师西南）做为新都。叫金正、木正带了官员先去营造，等到颛顼和孺帝颛顼两个落葬于帝丘城外（现濮阳县顿丘地方有颛顼台就是颛顼帝父子之坟）因为他初封于幸的缘故,改国号叫高辛氏。”这段话虽说是“演义”，但故事情节可以‘演义’，但历史上的帝王人物的生、死大事件是不能有假的。何谓“弃其琴瑟？”赫懿行说：“琴瑟为戏弄之具，而遗留于此”。《山海经》惜墨如金，大概还不会为“戏弄之具”去费笔墨吧。琴瑟常用作“和谐”、“友谊深厚”解，弃其琴瑟就是“失去友谊”之意。正因为少昊与幼帝颛顼禹祖失去了友谊，所以在帝颛顼驾崩之后，继承帝位的不是儒帝颛顼禹祖的儿子，而是少昊的儿子高辛氏帝喾。
（六）颛顼生若水考。《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若水究竟在哪里？古往今来，一直争论不定。有人从字面上去理解弱水为软弱之水，如柳宗元说：“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涣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萎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名曰弱。”（柳宗元《愚溪对》）。何秋涛《朔方备乘》推定弱水为吉林、黑龙江之哈汤，说那里“人迹不至，阳景罕落。树叶常积数尺许，雨水泉水皆不能流，尽为泥滓，入者必陷，疑于不能载物，故古称弱水。”[17]&
这种从字面上的解释与实际上的若水并不相符，因为文献中也不见记载古弱水有什么怪异之处，就是今青海湖水也无特异之处，且‘弱水’又写作‘若水’，若从字面上讲，就更与软弱之义无关了。至于《玄中记》所说的“有昆仑之弱水，鸿毛不能载也。”及《括地图》说的“昆仑之弱水中，非乘龙不得至”，把弱水神秘化，则更不可取。
顾实先生说：“今西藏自札什伦布至阿里，入夏，四山冰雪融化下流，随地皆水，夙有陆海之名，虽秋冬水涸风高，沙砾飞扬，蔽障天日。然在上古，或为大木硕草蕃芜之区域。容与北满之弱水相类似。”[18]&
《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支国有弱水、西王母。”《新唐书〈西域传〉》说东女国“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
若水与黄帝之子昌意、帝颛瑞紧密相连，要找若水，就要找到颛顼。在《山海经》中，颛顼的名字出现达17处之多，遍布于东、西、南、北、中，但《山海经》中却不见颛顼文化在新疆、青海、的影子，因此，这难以成证若水在安息或西藏之说。
若水是颛顼的出生地，是鱼凫氏的母亲河。我们应该紧紧围绕颛顼、鱼凫氏这两条线索去寻找它。吕思勉先生据《说文》‘桑’字初文与‘若’字字形相似，以为“若木即桑木，若水即桑水，（若水）靠近穷桑。”[19]&但古籍明确说明：“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说明若水、空桑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若水不会同时出现在空桑。《春秋演孔图》记孔子生于空桑，《太平御览》引《帝王本纪》作穷桑。古籍又都记载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证明空桑、穷桑、曲阜三者是一个地方。若水会因鱼凫氏颛顼族迁而名随，因此，若水不止一条。
但是，最早的若水当在颛顼早期活动之地，即颛顼初登帝的地方——濮阳。《竹书纪年》云：“帝颛顼高阳氏，元年帝即位，居濮。”濮阳也有附鱼山。《辞源》说，“附鱼山，一作附鲤山，一名高阳山，又名青冢山，在河南清丰县顿丘故城西北。》”顿丘即帝丘也即濮阳。颛顼生自若水，又“居濮”，若水必在濮阳。但濮阳只有濮水而不见若水，其实，濮水就是若水。早就有人指出濮水就是若水，但却提不出证据来。其实，这道理是明白的：若水因箬竹而名，箬竹也写作竹，若水也作弱水。《辞海》说箬竹：“茎中空细长，叶阔大，茎叶可供包物、编织等用，笋可吃。”《辞海》又注蒲竹说是：“水生植物，可以制席，嫩蒲可食。”从箬竹与蒲竹的形状。功用相类来看，当是一物两名，犹如荆楚一物两名一样。箬竹即蒲竹。濮竹为蒲竹之异写。知濮竹即蒲竹。又如，《春秋〈桓公三年〉》。云：“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杜预注“蒲，卫地，在长坦县西南。”今河南长坦县在濮阳附近，蒲、濮同在卫地。蒲族也作濮族，濮、蒲互为通假。濮水当因濮竹也即蒲竹而名。濮竹能为箬竹，濮水也能为箬水。知濮水、若水实为一回事。一水两名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若水是东方华人对它的命名，濮水是西方夏人对它的命名。实则指的同一条河流。而晋南、四川金沙江之若水则是鱼凫氏后裔迁徙地的后起之若水。
六、山东古蜀国。
颛顼族在少典族的进攻下，大部份臣服而“化为鱼”，成为鱼凫氏的一员。而小部份却“顽固不化”，不愿臣服，继续维护着自己的领地，固守着蜀族的文化，这就是山东历史上的古蜀国——邾国。
山东古蜀国于史有载。孙华先生说：“蜀国或蜀人最初应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左传〈宣十八年〉》‘楚于是平有蜀之役’的蜀地，在那里，直到清代都还有蜀亭、蜀山和蜀湖的地名。”［20］&
《春秋〈成公二年〉》也记载说“楚侵晋，至蜀。”杜预注：“博县西北有蜀亭，其地在今山东泰安县西。”还有王献唐《三邾疆邑图考》所说的：“汶上县西南有蜀山。”等都有蜀地。这证明山东古代是存在蜀国的。山东古蜀国地名使用的更多的是通假字，由于方言的差异，古代山东人读蜀为“zhu朱”。王献唐先生说：“《正韵》‘啄与蛛蛛同’。蜀鹿又为邾娄。凡从蜀之声，古皆读邾。”［21］因此，古代山东之蜀往往用“邾、朱、铸、祝、柱、株、珠、蛛、诸”等同音字代替，因此《左传》说：“邾，又夷也。”《说文》：“
，……从黽，朱声。”说明邾与少昊氏、颛顼氏一样，也为黽——赢姓，《山海经〈海内经〉》云：“有赢民，鸟足。”确证邾国为东夷鸟族。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而非以蜘蛛为图腾。铸和邾都只是取其读音而已。它们都是蜀的同音通假字。《姓纂》说：“朱，颛顼之后，周封曹挟于邾，为楚所灭，子孙去邑以朱为氏。”
这种同音通假字的蜀地在古代山东分布很光泛。何光岳在《南蛮源流史》中就例举了很多邾音，实为蜀地的地名，他说：“寿华，又作畴华，今泰安市东五十里有祝阳，长清县东北四十五里有古祝国，历城县有铸乡，临沂县东南有祝丘，胶县西南有祝兹城，阳谷县南三十里有寿张，江苏赣榆县南有古祝其县，这些以祝为地名，实与寿、畴、铸音义皆同，应读铸字。这寿华之野，即在泰安一带。这些以祝、寿为名的古地名，恰好与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胶县三里河、诸城程子崖、邳县大墩子、衮州王因和青莲冈文化等拨牙墓葬本一致，可证凿齿人就分布在这一带地区。［22］
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也例举了很多带邾音的地名：“邾之转音为诸，春秋诸为鲁邑，在今山东诸城西南。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杜注：‘诸、防，皆鲁邑。’汉置诸县，即今诸城所由起也。今山东黄县东北二十里有诸由观，即邾娄观。朱邾一字。山东掖县北海滨，当苏河口有朱由村，亦即邾娄村也。……邾、陬同音通用，曲阜有东陬、西陬、中陬，其地正接邾壤，初为邾族聚居之所。海州有东陬山、西陬山，以陬名山，犹邹县之峄山名邹山也。（《水经注》）泗水下：“邹山，《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亦犹沂水之有朱山也。……海州之邾族，乃由莒国南迁，沂、邳之邾族，乃由邹县南迁，胶州邾族，更与诸城，安丘诸县由黄河流域逼而至东者。
……祝邾古同音。春秋鲁有祝丘，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左氏·桓公五年》：‘城祝秋。’祝丘犹言邾丘。祝、铸同音祝又作铸。铸为春秋小国，在山东肥城县南，今为铸乡。《礼记〈乐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祝。”郑注：‘祝或为铸。’《吕氏春秋〈慎大览〉》：“命封黄帝之后于铸。”也即祝也。《春秋〈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杜注：‘淳于，州国所都。’今山东安邱县东北有淳于城，古之州国，殆在于是。”
……邾、邹一字，邾国之邾，后亦作邹，邹又作驺，故今之邹县为春秋邾国，而山东邹华古亦为邹。以邹名国，正与邾同旧登州府境，仅置邹卢县，邹卢犹邾娄也。山东青城县，汉置东邹县，晋为邹县。”［23］
从上面得知，以蜀、獨（独）、浊（濁）、祝、铸、州、邹、雏、邾、朱、诸为地名者，广泛地分布于今山东很多地区，可以说，这些地方都是古之蜀地。
三邾，在《山海经》里称作三邾树。《山海经〈海外南经〉》说：“三邾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慧。”前人不明白“三邾树”是在训“三蜀”的文字画，多以“黄帝失玄珠”的故事来阐释。其实，“三株”是“三蜀”的通假字，与树木没有任何关系。如同“珠”不能解释成“讲团结的货币”，“蛛”不能理解成“蜘蛛”一样，“三株树”不能理解成“三棵树”。“三株”是“三个蜀国”之意。大概在《山海图》上是用三株树来注“三蜀”的音，却被《山海经》的作者误释为三株树。王献唐先生《邾分三国考》说，邾国自周宣王以后，陆续分为三个国家，一为邾国，二为小邾，三是夷父颜之弟叔术所建之滥国。邾国的地望据郭克煜先生所说在今邹县一带［24］&
今之邹县即春秋之邾国。小邾国在今山东藤县东五里处，叔术之滥国在今藤县东南60里处。喻权中先生考三邾地域在今山东泰山之南的泗水上游的两条支流洙水与沂水之间。［25］与王献唐先生所说大致一致。
此“三邾”也即《竹书纪年》里的“三寿”。《竹书纪年》云：“征东海，伐三寿。”《竹书》出自魏冢，魏国在晋南，《竹书》为晋人所作之书。而晋语读蜀为“叟”、“寿”。《尚书·牧哲》伪孔传云：“蜀，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注“晋人语也。”所以，晋语称三蜀为三寿。三寿靠近东海，正与三邾靠近东海的地望相合。
《山海经》中有“三首国、三手国”，都与《竹书纪年》中的“三寿国”一样，也当为古代山东的“三邾国。’。《海外南经》说：“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歧舌东，为虚四方。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三首国在其它版本中有“一曰在凿齿东”句，而三邾正好也在凿齿东面。它们的地理方位一致。
从地望上看，“三首国”紧靠昆仑虚（泰山），歧舌（曲桑），铸华之野，正与三邾国的方位相重合。&&“1981年，潍坊地区文管会和临朐县文化馆在考古调查中，于临朐县嵩山一带的青石崖，发现两组分别出于两座西周晚期墓葬的有铭铜器，其中一墓葬中有‘
仲&&’、‘ 仲盘’、。而‘ ’正呈现为一身三手之状。此为‘
’即‘三首国’所释族徽证据一。”［26］&
&&&此“三首、三手”是晋人对“三蜀”的称呼，和‘三寿’一样，指的也是古代山东人的“三邾”。虽如此，但是山东之蜀与山西之蜀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山西“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在山东的龙山文化”[27]
概括起来，以上的“三邾、三株树、三寿、三首、三手、三蜀”，六者一事。《邾公&&钟》上有铭文说：“陆终之孙邾公&&作厥龠钟。”这证明三邾是颛顼之后。因为陆终氏是帝颛顼之后。颛顼本是蜀族，称蜀高阳，前面已述。后来颛顼一部归附黄帝族，即弓高阳，并与黄帝族的一部鱼族复合成鱼凫氏。而三邾则是未与黄帝族复合的蜀高阳之后，他们顽强地保持了蜀族的本色。因而被鲁称为夷，与周也没有多少关系。陆终氏生六子，第五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灭殷后，始封曹侠于邾。周以前邾国世系已不可考，周以后有系统的编年史，山东之邾国当是中国最后的有连续世系记载的蜀国。郭克煜先生作过整理，特志之于次：
“据《世本》：‘侠生非，非生成，成生东辅，东辅生将新，将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父。’夷父即周室王时的夷父颜。颜生夏父及友，夏父继颜为邾君，别封友于郳，即春秋的小邾国，夷父颜死后，其弟叔术曾短时期为邾君。后又让位于颜之子夏父。叔术出属于滥，另为一国。王献唐先生著有《邾分三国考》其说可从。
进入春秋后，邾国国君为仪父，仪父名克，事见《左传》隐公元年，仪父卒于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继立者为邾子瓒，瓒立十二年卒，时为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继瓒而立者为&&，是为邾文公。文公立五十二年卒，时为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继立者为邾定公。定公卒后，邾宣公&&继立，时为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宣公十八年卒，时为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继邾宣公而立者为邾悼华，传世铜器有《邾公华钟》。邾悼化在们十五年卒，时为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继立者为邾庄公穿，穿在们三十四年卒，时为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继立者邾隐公益，传世铜器有有《益公钟》。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鲁伐邾，俘邾隐公益。至哀公八年，鲁释益归邾，继续为邾君。后因隐公益无道，吴伐邾。囚隐公益，以益之子革为邾君，是为邾桓公。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隐公益奔鲁，又奔齐，又奔越，越人送益归国，继为邾君。益后又无道，为越人所执，而立益之太子革之弟何为君。其后，邾国世系不可详知。仅知隐公曾孙为邾考公。《孟子》中又有邹穆公，其世系已难考知。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邾传二十九世，为楚所灭。”［28］
山东之蜀与川西之蜀是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民族、国号相同，这是最大的共同点。其次，很多山、水地名上相同。“例如岷山，是四川省西部的著名山脉，《山海经》郭璞注谓岷山，‘今在汶山郡广阳县西，大江所出也’。这座岷山与蜀蒲卑氏似乎有密切关系，所以‘鳖灵尸亡，溯江而上，到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岷山在蜀人眼中是颇为神圣之地。然而，这个岷山的地名，最早的记载却见于东方。《左传〈昭十一年〉》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有缗即春秋时的缗，汉代的东缗，其地根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大约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夏桀克有缗而亡国，其事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该书记载此事道：‘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未喜氏。未喜以与伊意交，遂以问夏。’有缗氏是与夏王族氏（世）代通婚的古族名称，有缗氏又称岷山，很可能是以该族所在的山名来代族名。……《水经〈沫水注〉》说‘汶出徼外岷山西。’然而，汶却又是东方著名河流的名称。《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史记〈夏本纪〉》说：‘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艺。’《索隐》说‘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然而，在四川的岷山之中或岷山附近也有蒙山。《水经〈沫水注〉》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南流冲高山，山上合下开，水经其间。山即蒙山也。’……还有蜀、洛、渑、湔、繁等。”［29］
这些地名同时出现在山东、四川两地，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共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两地是同一个民族的奥秘。即同是蜀族。但东西两蜀在时代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在3500——3200年，宝墩文化的年代在4500——3800年左右。而山东蜀人历史却比这早很多。逢振镐在一篇文章中说：“山东境内都有原始居民在此生息。她们创造的远古文化为后来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奠定了基础。……这些文化遗址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的是后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左右），之后是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最后是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30］山东之蜀与四川之蜀熟源熟流，则显而易见了。至少，四川不是蜀文化的发源地，则是肯定的了。
七、鱼凫氏的迁徙路线&&&
鱼凫氏的迁徙路线不只一条，这里只叙述鱼凫氏从其始居地帝丘（今濮阳）至三星堆一路的迁徙路线。
人们已注意到，在北方，凡颛顼死后的葬地，都有附鱼山（或鲋鱼山、务鱼山），因蜀人左言的缘故，鲋鱼是鱼鲋（凫）的左言，北方称鲋鱼，南方叫鱼凫，说的是一回事。古人都有族迁名随的习惯，鱼凫氏每迁一个地方，就留有附鱼或鱼凫地名。我们凭着这些规律就可以找到鱼凫氏从东往西南的迁徙路线。
濮阳是鱼凫氏西迁的起点站。鱼凫氏从濮阳沿黄河北岸西行，到达晋南。这里是鱼凫氏西迁的第一站。仅《山海经〈大荒西经〉》就有七次提到颛顼的名字。现摘录如下：
①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
②有芒山，有桂山，有瑶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瑶山始作乐风。
③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④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
⑤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人。有人焉， 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
⑥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⑦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在上面的经文中，首次将附鱼换成了鱼妇（凫），这反映了蜀人的“左言”被换成了夏人的语言。这一改变是由鱼凫氏的生活地域的改变而随之改变的。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华、夏语言的差异。〈大荒西经〉这七次提到颛顼名字中就有四次是“颛顼之子”，显然，山西的颛顼之地要晚于“始都”所在的山东颛顼之地。也就是说，鱼凫氏是由东向西迁徙的。这和李伯谦生所说的“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在山东的龙山文化”的理论相一致。
据本人的思考，《山海经〈大荒西经〉》描述的主要是以山西晋南为中心的地区。之所以认定此经记述的地域在晋南，是因为该经中有“河水、西周之国、后稷、女子之国、轩辕之国、西王母之山”等，而这些国名、族名、地名只会出现在晋南，而不可能出在别处。“西周之国”的始祖就生于晋南的稷山县。“女子之国”即“安邑”，“轩辕之国”在昆仑山，“西王母之山”即今“王屋山”。
接着，鱼凫氏又从晋南西迁到华山脚下的泾、渭流域，今西安是其中心地带。小华山附近有附鱼山地名。《山海经〈西山经〉》云：“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灌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附鱼之山。”此大华山即今西岳华山的主峰，小华山即今少华山。
陕南汉水上的宁强县也为古鱼凫国，清代诗人张船山所著《船山诗草〈卷三〉》中的〈宁羌州〉云：“不过金牛峡，安知此地平。乱峰犹簇拥，数亩忽纵横。柳暗鱼凫国，花明羊鹿坪。连朝山雨足，时有叱牛声。”宁强县距城固县不远，城固出土的大批国器物也当是陕南鱼凫国遗物。
四川阆中市也留有魚凫氏活动的痕迹，据《民国阆中县志》记载：“宋碑云…魚城而东，灵山之根，嘉陵注其前，宋江吐其后，而此山之为灵山。于是乎定碑系庙碑，字多残缺。”此宋碑所记的魚城不见载其它史志，估计它可能与阆中的彭城、文城一样，同属史前古城。在阆中市城东花果山南麓和北麓有两处商代遗址，北麓的商代遗址又叫姜（江）家拐坪上遗址，据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的赵殿增先生介绍，“阆中坪上遗址的年代略早于阆中王家埧遗址的年代”、“阆中王家埧遗址的年代属杜宇文化”，这就是说，阆中坪上商代遗址早于杜宇时代，即应属于魚凫氏时代，坪上遗址离灵山只有几里路远，这说明坪上遗址离魚城不远，在阆中古魚城附近，历史上还曾有仙魚铺的地名，陆游《仙魚铺得仲高兄书》诗中有：“阆中城北仙魚铺，忽得山阴万里书”句，这个仙魚铺可能在阆中城北玉台观附近，也就是在魚城附近。因此，笔者推测，阆中兰家坝遗址和坪上遗址应属于魚凫氏文化。图12—9&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
川西是鱼凫氏文化遗存比较丰富的地区，广汉三星堆遗址中鱼凫氏的文物很具特色。在广汉县中兴遗址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金杖。孙华先生已指明该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当即鱼族和凫族祖神的形象，其上的鱼和鸟，当分别是鱼氏和凫氏祖神的标志。他说：“正由于四川地区很早就居住着来自东方的以鸟为名称并以鸟为祖神表记的古族，因而在四川盆地的人们才得到了一个与鸟相同的别名，在四川盆地这一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中才留下了仿自鸟类的陶和鸟头柄勺等器物，并在四川盆才留下了一组带有东方地区印记的地名。…其中中兴第三期后段，根据属于该时的三星堆一号器物坑所出金杖的图象推测，应该属于鱼凫族时期”［31］
四川温江县的鱼凫氏遗址当是与广汉三星堆鱼凫氏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四川通志》卷
49〈温江县〉说：“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直到宋代，该城尚有遗址可寻。孙松涛有《观古鱼凫城》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树归城垄，故国霭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漫古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温江县志》记载“县北十里有古鱼凫城”即今温江县万春乡。“万春乡鱼凫村遗址，位于温江县城北约5.5公里的万春乡鱼凫村，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1996年10月——12月进行了初次调查和试掘，确认该城址呈西北—东南向，平面不太规整，以南垣地面保存较完整，长约600米，东垣呈外弧形，长440米，西垣长37米，东北垣长280米，城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对城墙进行了一次发掘，构筑方法为斜坡堆筑，夯痕不明显。该遗址的下层文化特征与郫县古城相同，为宝墩文化中的第三期，上层与下层有所区别，出现了三星堆文化（指三星堆遗址二期以后的文化）的因素，为宝墩文化的第四期。”［32］
川南鱼凫氏文化遗址则是鱼凫氏从川西南迁所为。《太平环宇记〈眉州〉》云：“鱼凫津在县东北二里。”《后汉书〈郡国志〉》：“南安（今乐山）有鱼涪津。”《四川通志〈舆地〉》：“南溪县鱼凫津，在县北三十里。”还有金沙江上的雅砻江古称若水，此也当为南迁的鱼凫氏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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