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杂感&&杂忆之二(载博文十四篇）
&&&&&&&&&&&&&&&&&&我看“碎片化”阅读&
约六月中旬某日，晚间课后，《中国石油大学报》一女记者采访我，问：如何看
&“碎片化”阅读？为慎重起见，经简短交谈，笔者主动提出，愿用心斟酌后，形成简明
&文字，提交愚见。同时声明，若可采纳，勿改拙文。迟至十月十八日，《石大报》以
《透视微时代下的“碎片化”阅读》为题，用第六版整版，刊载了包括作家王蒙、北师
&大教授蒋原伦、石大教师魏学宝、石大学生彭清怡，以及在下等十馀人各自不同的看法。
&以下是被该报采用的鄙人提供的两段文字——责编原文实录，文责理当自负。
&&&&&“我不反对碎片化阅读，但须要掌握一个度。每日坚持用心听课、细心做作业、精
&心阅读经典，确实感到累了，抽出十几分钟，浏览几个网页（或看几则微信），未尝不
&可。我反对的是手机不离手、电脑不离身，无心听课、懒于做作业、从不读经典的所谓
‘碎片化’阅读者。此类人貌似前卫、时尚，其实是对‘大学’的无知。
蔡元培先生早就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把宝贵的求学时光挥霍在
&碎片化阅读上的所谓‘大学生’，实属本末倒置、不务正业，谈何研究学问啊？天天吃
‘碎片’的‘大学生’，毕业时自身的‘分量’能有几何？”
&&&&&&记得费尔巴哈说过：人就是他吃进去的东西。此言极易理解，试想，天天吞食垃
&圾的猪，自然渐成垃圾猪。因此，在我开设的选修课上，总是郑重提醒一拨又一拨学生：
&一个浏览过数万个网页的人，很可能依然是个傻瓜，但一个用心研读过十馀遍《红楼梦》
&的人，极有希望成为一个颇具综合修养的智者。哪位学生若不信或不服我言，不妨抽取
&一小段时间试之——时光宝贵啊！（日）
&&&&&&&&&&&&&&&&令人失望的一四级研究生
&&&&自本学期第二周始，不佞给二○一四级部分研究生上课（含一三级民族生十人），
&已逾两周。两周来，近距离接触了来自化院、地学院、石工学院、机电学院、经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部等七个院部的四百零七名研究生（实际听课人数，工科类三百
&六十人，文管类四十七人）。从课堂上直接问得的几个数字来看，本届研究生的课外阅
&读状况，的确令人失望。
&&&&&&问谁大致翻阅过一遍《道德经》？四百零七人中举手者十人。
问谁大致翻阅过一遍《论语》？四百零七人中举手者六人。
问谁在本科阶段，曾读过本专业的经典著作？四百零七人中举手者四人，其中学文
&管类的三人（读过两本书的一人，一本的二人），学工科类的仅一人（只读过一本书）。
&两类合计，读经典者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八，未读者超过百分之九十九。
问谁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的出处？四百零七人中,只有马院一女生
&晓得此言出自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
问谁读过《傅雷家书》，四百零七人中竟无一人举手（其中四人属高等教育学专业）。
以上所问，并非笔者事先预设，只是结合授课中所牵涉到的问题或事例，顺便问及。
&惟因在首个教学班发现问得令人极其失望，故，随手审慎记下相关数字，馀下的三个班
&同样留心记录便是。
&&&&&&说心里话，令我极度失望、极为忧虑的，还不是看似与专业无关的课外阅读，如
《道德经》、《论语》、《傅雷家书》之类（属哲学、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除外），
&而是上述四百零七名研究生中仅有可怜的四人读过本专业的经典，尤其是三百六十位工
&科类研究生，居然只有一人读过本专业的一本经典啊！试想，仅仅有极其可怜的三百六
&十分之一的研究生，在本科阶段曾经有过接触一本专业经典的微弱感受，其他三百五十
&人凭什么打下牢固的专业基础？凭什么培养起专业兴趣？凭什么胜任专业研究？
早在一九四三年，朱光潜先生就告诉过中学生、大学生一个常识性的硬道理：“为
&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
&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
&总共不过数十种，每种选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该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
&过奢的要求。”请注意，这里，朱先生要求大、中学生“仔细玩索一番”的五十部左右
&的书，仅指“为获常识起见”啊！至于大学高年级课程的学习和深造，应不在此列。
&“为获常识起见”的课外阅读量——五十部左右，与上述四位研究生那可怜巴巴的一两
&本书的“阅读量”相较，再与竟然连一本经典都未读过四百零三位研究生相较，岂不令
&人万分失望、忧虑。
遗憾的是，如今太多只知道应付课本考试，从不读课外书的大学生，直到毕业时都
&不会明白朱光潜先生七十年前即已阐述的上述道理。
&&&&&&没有课外阅读，尤其是没有专业经典阅读支撑的所谓研究生呀，能不混文凭吗？能
&不做南郭先生吗？再不痛改现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希望吗？中华民族还有可持续发
&展的力量吗？（201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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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学生提点读书建议
此题目，属已发博文《与大学生谈点选书常识》的姊妹篇。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个极不时尚的话题，是因为：十多年来，一个令人忧虑不已的现象，越来越遍及国内高校，即除了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看课本的学生与日俱增；具有良好课外阅读习惯，尤其是喜欢品读各类经典的学生日渐递减。职业读书人没有理想的阅读习惯，这的确是一个关乎个人成败、民族兴衰的大事。
为此，自二○○四年早春始，鄙人不避浅陋，结合自身的阅读实践与思考，借鉴名家之读书经验，在面向全校开出的选修课上，不遗余力地向一届又一届石大学生鼓吹我所谓的“读书建议”。
笔者深知，人微言轻如我，与前辈读书人以及眼下不含水分的博导、教授们相较，的确没有资格与学生谈读书。只是由于博导、教授们多忙于科研等大事，少有人得闲并愿意投入可观的精力，给学生谈这陈旧且远离“科研成果”的话题。于是，不佞就来补个空缺吧。
我给学生的读书建议，可概括为“五个做到”：
”工程旗号，在国外被称为“研究型”大学的高校，理当如此）。而要做到不折不扣地“研究高深学问”，岂有不读原著之理。只有以研究学问的态度读书学习，才有可能获致真才实学，才不愧为大学生，才能奠定胜任日后工作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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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查工具书
&&&& 迄今难忘，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晚，鄙人在南教某室做完题为《从双选会上的文明礼貌谈起》的讲座，依序进入回答听众提问环节——一男生问：“老师，我一直分不清楚，‘持重’和‘厚重’有什么区别？”
我反问：“如果今晚没这场讲座，你问谁呢？你是不是会一直保留这个疑问？”该生不语。我说：“今天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只告诉你一则每个大学生本应皆知的解答你疑问的便捷方法——回去查《现代汉语词典》，工具书上的答案比我的解释要准确得多。请记住，善于利用工具书释疑解惑，是一个大学生应当养成的习惯。”
之所以事过数月，每每念及此话题，是因为在与十馀届石大学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了一个不妙的现象——多数学生不懂得或懒于使用工具书。遇到生字、生词或不解的问题，大多“绕道而过”。我担心，长此以往，积疑成堆、积惑成山，必致积重难返，读书求学途中不时再次遇到昔日的绊脚石、拦路虎，何谈进步？遑论培养能力。
&&&&忝列师群，我深服叶圣陶先生对“教育”之灼见：“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培养良好习惯。”“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做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我坚信，遇到不认识的字，随即查字典；遇到不理解的词，随即查词典；遇到弄不清楚的问题，随即查相关的专业工具书等等。这理应是一名大学生必须养成的好习惯。此良习若养成，不仅为其解决随时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便利，而且在不断查阅工具书的过程中，必会日渐累积起准确、广博的知识、方法、理论和思想。如此，准确理解问题、全面分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岂有不提高之理。另须指明，学生总有一天要离开学校，奔赴社会不同岗位，逐步独立工作。显然，老师不能跟你一辈子。如果遇到问题，一时或多时无人可问，便束手无策，凭啥在社会上立足呢？
故，建议每位学生，尽早懂得查阅专业或非专业工具书的重要性，尽早养成善于使用工具书的良好习惯。如经济不太拮据，尽可能有的放矢地多买或多下载名牌出版社出版的正版工具书，一则供当下使用，二则兼备不时之需。年逾半百的我，越来越体认到，所谓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不仅指看的书少，也指积累的书少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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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别买此类书&
读书人泡书店、逛书展、转书摊，是常事、趣事和乐事，当然也有令人皱眉头的时候。不佞在校园里的数次小型书展上，就不止一次地皱过眉头。
&&&记得二○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晚,偶遇北京某书商在校图书馆一楼西厅举办的小型书展。大致览过，明显看出商家选书品位不高或认为不需要高，尽管书价低廉诱人。其中，展出的数套丛书，的确令明眼人不禁大皱眉头。举例说，中国戏剧出版社二○○八年四月推出的外国哲学名家丛书，封面署名刘烨编译的作品大概包括：
《蒙田随笔》（蒙田，法国人）
&&&《培根论人生》（培根，英国人）
&&&《尼采的自我哲学》（尼采，德国人）
&&&《罗素的道德哲学》（罗素，英国人）
&&&《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弗洛伊德，奥地利人）
&&&《苏格拉底的教化哲学》（苏格拉底，古希腊人）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叔本华，德国人）
之所以皱了眉头且不止一次，首先是因为鄙人信服已故诗人、翻译家，北外名教授王佐良先生的一句行话——“无所不译，必有劣译”。试想，编译一套涵盖了五个以上的国别、四种以上的语言、七位以上的西方古今哲人思想精华的书，岂是一般的学术造诣、语言修养者所能驾驭的，非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学问家难以胜任。其次是因为盯着刘烨二字，笔者脑海中实在搜索不到该先生已经形成的翻译品牌（自知寡闻，回家后，即刻借助“百度”了解刘烨。先后键入“翻译家刘烨”、“刘烨的翻译”，所获甚少且模糊。意外的“收获”是，看到一网名为“文森特王”的读者留言感叹：“下午去新华书店，看了一下，哲学类的，心理学类的，我擦，全是刘烨翻译的，这哥知识可真够渊博的。上次在淘宝买的荣格的和尼采的书，买回来后，看了几页看不下去了，顶不大住，后来就记住了这个名字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翻译家。擦”）。常识告诉读者，如能精选上述西方一位名家的作品，用心且较长期地坚持译下去，起码在翻译界也该小有名气啦，岂有在百度中找不到其确切信息之理。
二○一四年四月中旬世界读书日前后，同一书商，同一地点，再开书展。不才第再次观展。印象大致如前，只是令人皱眉头的所谓丛书更多了些，试罗列二例：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一三年六月出版的“外国哲学名家丛书”（位于十元展区），封面赫然写着唐译编译的作品有：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哲学》
&&&《柏拉图的精神哲学》
&&&《罗素的道德哲学》
&&&《笛卡尔的人类哲学》
&&&《帕斯卡尔的思想哲学》
&&&《尼采的自我哲学》
&&&《荣格的性格哲学》
&&&《培根的人生论》
&同是上述公司出版的“英语大书虫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约二○一一年一月推出，位于五折展区），封面同样赫然写着唐译编译的作品包括：
勃朗特《简·爱》
奥古斯丁《傲慢与偏见》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迪福《鲁滨逊漂流记》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莫尔《乌托邦》
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就表象而言，唐译显然比刘烨更牛。从哲学到文学，凭一人之力能够编选、翻译十六位世界名家作品的人，理应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享誉中外的奇才高人。可是，仅以莎士比亚的剧作翻译为例，从大陆到台湾，试问谁人曾见哪家名牌出版社，偶尔推出过唐译先生翻译的莎剧？读者耳熟能详的莎剧翻译家一定是：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曹禺、方平。另外，
斯密《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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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学生谈点选书常识&
在一个众人被金钱、物欲所奴役的国度里，谈论选书，盖早已是桩被太多自视成功的有钱人所不屑甚至嘲讽的事。但是，作为一名守旧且顽固的读书人、教书匠，我固执地认定，在图书市场如此混乱不堪的境况下，引导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早些懂点选书常识，是一件于国于民皆具长远意义的要事、善事。
为此，在鄙人开出的选修课上，定会十分用心、用力地结合具体事例，郑重告诉学生我选书的数则孔见——当然，选书一事见仁见智，“答案”不一。陈余之陋见，重在引起学生思考进而引导读书。
我常讲，建议学生选书注重“四看”：
一看作者。一般而言，作者有分量其作品理应有分量。曹雪芹之于《红楼梦》，梁思成之于《清式营造则例》，华罗庚之于《堆垒素数论》，柏拉图之于《理想国》，狄拉克之于《量子力学原理》，萨缪尔森之于《经济学》等，皆为明证。至于如今诸多学生喜欢的韩寒、郭敬明等年轻作者，窃以为二位的人生阅历、知识积累、思想厚度，仅与同行比较，欲达到曹雪芹，起码尚需漫长时日之积淀。
二看编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受名利驱使、制度诱逼，加之国人道德自律日渐缺失，编书者与日俱增。以国内高校为例，不少学校开出的多门专业课，拒国内一流专业师资编写的优秀教材于门外，硬是要勉强而为，自编所谓“教材”，“奉献”给届届学生，且声言欲冲击什么“省级教材”，就是令内行齿寒心忧的实例。真读书人皆知，理想的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皆因其编者土厚水深的学识，而历久不衰，惠及一代又一代读者。
三看译者。
功底深厚、现代汉语水平不凡的译家实不多见。譬如，打从于丹的《论语心得》走红后，图书市场译注、解读《论语》的本子纷纷面世，其中不乏书商与“作者”勾结合谋，强力包装造势，推出的印刷垃圾。为此，我曾郑重提醒学生，千万这样，你来作《论语》译注，才会有所把握。为此，年轻人欲开眼界、长见识，可查阅李零先生在其大作《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之“导读四”——《今人读&论语&，基本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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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课本能代替听课吗&&&
不止一次听学生说，某门课讲得太烂，还不如自己看课本——不仅看懂了老师讲不清的内容，而且期末考得了高分。因了此一直接“经验”的传播与推广，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已不能正确地对待听课，自以为不听课、逃课并无损失，自学课本照样能代替甚至胜过听课。真是这样吗？
作为过来人，作为授课近三十年的教书匠，不佞试陈愚见如下：
其一，对于只会照本宣科，了无新意的课，学生可以不听课，自学课本能代替听课。基于此，鄙人早就告知过学生：一个好的大学生要敢于逃课！逃课干什么？一是尽力淘得好课弥补不足，二是尽力惜时自学减少损失。
其二，必须肯定指出，一位称职教师的课，尤其是一位授课名师的课，如有不听课或逃课的学生，无论其智商多高、用功多勤，都不可能在一学期的时间里（还得兼修别的课程），通过自学达到授课教师的境界——知识积累的广度、研究问题的深度、总览全书的高度。
试想，如今能够登上重点大讲台的几乎都是博士。一般说来，一个博士在同一个专业里，本科学习四年，硕士研修三年，博士深造三年，且不说博士后的深入研究，加之少者三五年、多者十馀年，甚至几十年在同一门课上的备课及临教经验积累。岂是某个学生在一个学期里，能够通过自学达到上述授课教师具备的“三度”。
进一步说，称职教师一定知道，其所授课程除了课本之外，在众多的参考书中，哪几本是必读的经典；在众多的学术杂志中，哪几份是须要翻阅的；在众多的学人中，哪几位是须要关注的。请问，哪位学生在一学期里，能够通过自学积得如此之经验。
更进一步说，德艺双馨的名师、大师的育人能量是如今许多不读课外书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举例说：当年陈省身先生在南开读大二时，听了姜立夫博士的数学课，“感到读数学具有无限的兴趣与前途”，从此走上了终生精研数学之路，且成为划时代的数学大家。再举例说：当年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大四时，听毕了吴大猷教授主讲的经典力学、量子力学之后，又恳请吴先生做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吴先生推荐给杨阅读的《现代物理评论》（一九三六年卷）上的一篇文章，竟然直接奠定了十五年后杨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基础。由此，略见名师、大师育人能量之一斑。
虽说如今大学里，像姜立夫、吴大猷先生一类的名师的确少见啦！而平庸的教师却时常遇到。但是，理智的学生决不可把对待庸师烂课的经验推而广之，误以为大学里的课皆可通过自学代替听讲。要知道，衡量学一门课是否达到了理想目的，仅仅通过考试成绩来检验，是极其狭隘的。须知：考试成绩不等于学习成绩；能解答试卷上的问题不等于能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能考高分不等于能搞科研；总之，高分数不等于高素质。现实生活中，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难道还少吗？（日）
&&&&&&&&&&&&&&&&&拷课件能代替做笔记吗
&&&&经数年观察，可以肯定：如今的大学生听课，习惯自觉做笔记的，明显递减，主动拷课件（大多为了应试），且自以为拷课件能代替做笔记的，与日俱增。拷课件果真能够代替做笔记吗？
我的回答是，需视授课教师的素质而定。大致说来，授课教师可分两类：
一类视教学为混饭吃的手段，不得不应付上课时，便糊弄学生（这里不包括初次上课，其部分授课内容准备不足的新教师）。因此，他（她）们的课，往往会把课本上的东西简单地搬到屏幕上，即使有少许内容从别处搬来，上课时也难免照着屏幕一路念下去，已经谈不上“讲”课。此类教师即学生们眼中的“金山读霸”。可以断定，遭遇类似课程，拷课件能代替做笔记。
另一类视教学为事业——为百姓栽培希望，为民族培育未来的事业。我常说：教学是个积德的活儿，教师把一个学生培养成才，一个家庭就有了希望，当更多的家庭有了希望，民族也就有了未来。经验告诉我，视教学为事业的教师，他（她）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文化底蕴，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的学术积累，他们的思维之光，他们吃得“百草”挤出的“奶”，他们采得“百花”酿成的“蜜”，定不能为屏幕所承载得起，呈现得了。诚然，他们中的多数也在用课件授课，但那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讲授，时间更充裕、标题更醒目、资料更精确、图案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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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师像一只辛勤的蜜蜂&&&
何为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理应是从教者须赶早用心思考，进而明了的问题。不管各位教师的思考存在怎样的差异，其基本主张或标准，定当大同小异。
笔者坚信，所有称职教师定可达成如下共识：好教师要有人格；好教师要视教书育人为毕生事业；好教师要关心学生；好教师要热爱教学；好教师要多读多思多写；好教师的课要受学生欢迎。
而一位教师的课欲受学生欢迎，他（她）就一定要像一只辛勤的蜜蜂，珍惜光阴，博采知识、理论、思想的花粉，精心酿出富含多种优良元素的育人之蜜，酌情、耐心喂与学生。由于人的知识、理论、思想的获得，大多来自间接经验，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博览群书，势必成为每位教师博得“花粉”、胜任教学的必由之路。何以见得？
已故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在《&宗璞小说散文选&佚序》中说：“一个教师讲一本教科书，最好的教师对这门课的知识，定须比教科书多许多倍，才能讲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信手拈来，皆成妙趣。如果他的知识，只和教科书一样多。讲起来就难免结结巴巴，吞吞吐吐，看起来好像是不能畅所欲言，实际上是他没有什么可言。如果他的知识还少于教科书，他就只好搞照本宣科（这不就是今天大学生眼中的“金山读霸”吗？——引者注），在学生面前唱催眠曲了。”
冯先生生前曾是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的名教授，他的话无疑是经验之谈。试想，就讲一门课而言，冯先生认为的“最好教师”要积累的知识，“定须比教科书多许多倍”。欲达此要求，岂能不像辛勤的蜜蜂广采花粉一样，在无量数的书籍报刊中采知取理呢。
颇有学人风骨的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著有《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一文，他诚恳地写道：“做我们这一行，读书就是职业的一部分，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读这些书，而是如果不读这些书，就没有办法教好自己的学生。”
多么朴实的肺腑之言！在我看来，如果说博采花粉酿佳蜜是蜜蜂的“职业”，广读博览、“教好自己的学生”，就是教师的天职。&&
&&&&自感欣慰的是，随着教龄的递增，杂读泛览，越发成为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已逐渐悟得了“功夫在课外”的道理，潜心追求着“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传道”的境界，并时常在授课后博得的非礼节性的掌声中，享受着尊贵的快乐。我越来越喜欢晚唐诗人罗隐的诗句——“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忝为人师，我更愿意把罗诗的末句改成“为生（学生）辛苦为生甜”。（2014年3月17日）
在多读与比较中开眼界
&&&&寡闻如我，初知《世说新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那时，“文革”中被禁或被毁的经典及各大老牌出版社精心选发的新书，不事张扬、不带铜臭地陆续与饥渴已久的读者们见面啦！我在好评如潮的《傅雷家书》中，初闻《世说新语》及傅先生对此书的数度高评，印象甚深。
傅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家书中写道，“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指古文），《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他（原文用“他”——引者注）当做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先生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家书中再次写道，“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正在寻一部铅印而篇幅不太笨重的预备寄你），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
先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三次写道，“《世说新语》久已想寄你一部，因找不到好版子，又想弄一部比较小型轻巧的，便于出门携带。今向友人索得一部是商务铅印，中国纸线装的，等妈妈换好封面，分册重钉后即寄。我常常认为这部书可与希腊的《对话录》媲美，怪不得日本人历来作为枕中秘笈，作为床头常读的书。你小时念的国文，一小部分我即从此中取材。”
从详引的三段文字中，起码给我烙下两点印记，一是傅先生在引导、督促儿子读书上的执著，以及在选择版本上的精心与考究。在近八年的时光里，始终不忘觅得一部理想版本的《世说新语》，寄给远在欧洲的爱子。试问，如今数亿为人父的国人中，有几人能如傅先生一样尽心尽责？二是傅先生对《世说新语》赞赏、推重有加。尽管先生看到了“同一批人同一时代人的身上”的另一个极端，但却择善而从，“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欣赏他们“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
《世说新语》果如傅先生说得那样高妙吗？鄙人书底浅薄，悟性不良，面对此书，实难透彻悟到先生获致的高见，反倒生出了点滴疑问。为此，我老实地用王荆公的话告诫自己——“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啊！只因自己读书太少，知识储备太贫，故难从书中获取定然潜含之精华。
带着遗憾，更带着疑问，二○一三年末，不佞在《朱光潜作品新编》中偶遇《谈谦虚》一文（一九四四年二月发），心中豁然一亮。该文启发读者从别样的高度看《世说新语》，解答了我的疑问。
朱先生直言：“熟看《世说新语》，我始而羡慕魏晋人的高标逸致，继而起一种强烈的反感，觉得那一批人毕竟未闻大道，整天在臧否人物，自鸣得意，心地毕竟局促。他们忘物而未能忘我，正因其未忘我而终亦未能忘物，态度毕竟是矛盾。魏晋人自有他们的苦闷，原因也就在此。‘人都龌龊，只有我干净。’这看法或许是幻觉，或许是真理。如果它是幻觉，那是妄自尊大；如果它是真理，就引以自豪，毕竟是小气。孔子、释迦、耶稣诸人未尝没有这种看法，可是他们的心理反应不是骄傲而是怜悯，不是遗弃而是援救。”
显然，在“羡慕魏晋人的高标逸致”上，朱、傅二先生确有相似之处，区别在于“羡慕”时间的短长。最令我开眼界的是朱先生在“羡慕”之后的“强烈的反感”，且此“反感”绝非无中生有、信口指摘。先生站在人文精神的数座高峰上，特选“孔子、释迦、耶稣诸人”做“参照系”，比较中，使读者仰见了往圣之大气，至阔的胸襟和至高的人格境界。
虽说读书人多认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是说每个读者解读的“哈姆雷特”都能令人信服。昌黎先生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为各个读者的阅历、知识结构、聪明才智、领悟力、思辨力等多有不同，故所见必有高低、深浅和宽狭之分。同理，尽管傅、朱二先生，都是鄙人心目中人格高尚、学贯中西且著（译）作等身的大家，可是，两位对《世说新语》的品评，也难免存在差异。
有心的读者，理当广读名家之作，勿囿于一家之言、一书之论，在多读与比较中开眼界、长见识。（日）
略谈“书皮的学问”&
近年来，对太多只知应试，却不懂课外阅读之长远意义的大学生而言，听说并确解“书皮的学问”一语者，实不多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鄙人在兰大历史系读书时，一心向学且治学有年的先生们，往往会在课堂上或讲座中，郑重地跟弟子们谈起“书皮的学问”（“书皮的学问”一语，是不才于二○○五年六月，选看央视《大家》节目时，从文物鉴赏大家史树青先生处首次听到的，倍感精恰，故借用之。当年历史系的先生们尚未确称“书皮的学问”）。从教数十年后，我理解“书皮的学问”约有两层含意：其一，每一学科都有几部乃至数十部工具书、经典著作和常用的文献资料，因人的时间、脑力有限，欲通读且熟记实属不易。但，为了日后学习、工作之便，教师有责任开列、介绍上述各类书目，继而督促学生记住其作者（或编者、译者）、书名、出版社，进而熟记目录。如此，若遇所需，便可顺利查阅到相关的书籍资料，助益于问题的解决，减少“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其二，作为读书人，不论是继续求学，还是早些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范围或工作领域的拓展，必会遇到新的工具书、经典和适用的文献资料，同样需要熟记其作者、书名、出版社和目录。这是一个不断累积、递进的长久过程。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既如此，每个名副其实的读书人，理应理解、铭记“书皮的学问”，坚持在“书皮的学问”上，力下滴水穿石之功。果能做到，则必使读书治学有宽广厚实的根基，工作事业有持续不断的后发优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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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期末议应试&
&&&再上一周课，学生们将迎来每学期一度的期末考试。为应付此考，多数学生不得不进入临考前的“一周冲刺”。
一周里，不少平日从不动课本的学生，即使无论如何不情愿，也只得强打精神，围绕“考试范围”（或本人估计，或老师划定），“有的放矢”地突击翻书、突击记忆、突击做题。因了十馀年来“培育”成的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加之大学里每每拿分数说事（或奖或惩）的惯常、单一做法，诱使学生们近乎普遍认定：突击应付考试是第一位的硬道理。
针对太多学生固执日久的应试观念和突击应试的习惯做法，鄙人已于去年六月在“阅卷札记”一栏发过博文——《醒醒吧，为应试而上大学的孩子们》。但因人微言轻，收效至微。
数睹大学里愈演愈烈的突击应试现状，真的令人忧心、痛惜，时常如鲠在喉。临近期末，再吐心声如下，或许能够唤醒几个只为突击考试而上学的孩子。
我始终坚信，
&&&&我始终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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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听讲座的启示&&&
数日前，从百度中偶见与鄙人有关的一段视频。此视频，是化院一○级学生会为贺石大建校六十周年精心制作的，题曰《我为石大代言》。
&&&&作为教师代表，不才用心组织并郑重说出如下数语：“在石油大学即将迎来六十周年校庆之际，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学生，能够超越考试、超越就业，为成就真才实学而多读书！也愿我的同行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做一名合格的园丁！愿我们石油大学，能够超越发展，早日成为中国能源大学，与日月同辉，与大（天）地同在！”
视频播出后，关心石大的新老学子们跟发了数十条评论，其中一条（魏瑞鹏发）写道：“有两个老师说的（得）挺实在，其他的老格调。姜兆儒老师泄露了一个秘密：中国石油大学正在谋求成为中国能源大学。”魏生所言，实属猜测。因为石大校领导是否“谋求”过，或正在“谋求”本校成为中国能源大学，草民如我难见领导，亦从未听到半句传言。故，据我所言，做出上述推测，“答案”欠确。
不佞之所以提出愿石油大学“早日成为中国能源大学”，实源于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东营校区一○○号听到的一场讲座的尾声（因有课，到场太晚），受到的深刻启示。此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做了题为“人类即将迎来可再生能源时代”的学术报告。何先生言：“作为战略性能源高校，中国石油大学应该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东营风能、太阳能开发的空间非常广阔，潜力十分巨大，石油大学可考虑能否设置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相关专业？”先生此论，颇具战略眼光。受此启示，我站在何先生搭建的思考平台上，接着想：石油为不可再生资源，石油挖毕，石油大学四字必成历史。石大若能早设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专业，势必顺理成章地改称为中国能源大学。试想，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必有风能、潮汐能；只要太阳不从宇宙中消失，必有太阳能。如此，由石大升格而来的中国能源大学，定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啊！
行文至此，须强调点明，笔者本科专业为历史学，在石大，多以公共政治课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照如今太多大学生的一贯想法，在下实在没有必要去听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学术报告，能听得懂吗？即使听懂了，有用吗？但上述事实，实实在在地告诉了众多大学生一个不可轻视或忽视的硬道理：跨专业听高水平讲座，往往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启示。
但愿那些整天把自己圈在本专业的一亩三分地里，拒绝跨学科听课，拒绝跨专业听讲座的“大”学生，能够早些转变观念，抛弃狭隘的、偏颇的、浅陋的成见，以海纳百川之胸襟，广泛接触各种学科乃至不同的专业吧！有容乃大。（日）
&&&&&&&&&&&&&&&&&&&&&&&&&&&&&&略说知书不达理（礼）
这是一个琢磨日久的沉重话题。为表述恰确，行文前，郑重查阅了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此典解“知书达理”为：“有知识，懂礼貌。指人有文化教养。”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国成语大辞典》释“知书达礼”为：“熟读诗书，懂得礼仪。”如今，尽管海量的拥有各类知识的知识人，大多早已谈不上“熟读诗书”啦！但“懂礼貌”、“懂得（起码的）礼仪”，是人们对知识人最基本的当然要求。
&&&&然而，这一要求却往往令人失望。鄙人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所号称“二一一工程”的重点大学里执教，已近十一个年头。十馀年来，常遇的知书不达理（礼）的学生，可谓与日俱增，且诸多事例令人印象深刻。举例说吧：
二○○八年秋，不才在东营校区四教一○四室授公选课——《中国近现代人物选讲》。一日晚，当我左手提包、右手提方木凳（因腰腿不适，故带凳上课），正从一楼西南角的值班室出来，欲斜穿过近百米的室内大厅走向教室时，迎面匆匆走来五位男生，近乎异口同声地说：“老师，今天晚上有双选会，我们想请假。”我答应了，五人匆忙离我而去。再前行不远，三位女生赶来，同声请假，理由如上，行动如上。此时，离双选会开始约十分钟有馀，且地点就在四教。先后八位请假的大四学生，竟无一人愿意（或想不到）从我手中接过板凳，花三两分钟送至教室。说“二一一工程”高校的大四学生不“知书”或没知识，地球人都不信。但说他们知书达理（礼），确实勉强。也许在八位的眼里，找工作重要，尊重他人（含老师）不重要吧？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佞坐校车自东营至黄岛校区上课。出发前，临近退休的老司机张师傅发现车内的通道上放着两个较大的红色旅行包，他大声问：“谁的包，放在这里要被交警扣分的！”无人应答。张师傅提起俩包直奔车下的行李箱，此时，一位穿着入时的女学生迅即起身，紧跟其后，不说话也不上前提包，看着白发苍苍的张师傅把包放妥，复跟至车上。女生刚坐稳，便大声嚷开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个司机吗？”闻此胡言，身为教师的我，真的为石大有这样的学生倍感脸红，甚至无地自容。一位年近六旬的司机，为了大家的方便，亲手为一位大学生往车下提、放行李，换来的却是如此无理的质问与鄙视。猜女生言外之意：我可是比你司机高贵的大学生啊！对此不懂半点道理的所谓大学生，自然想起了一句俗语——“把书念到狗肚子里去啦”！
今年三月五日下午一二节课，是鄙人首次给一二级财务、信管各两个班讲“概论”。课前，面对字迹斑斑的黑板，先后坐在教室里的近一百二位学生，竟无一人来擦。我拿出自带数年的黑板擦，故意缓慢而仔细地擦起来，擦毕待用的两块黑板，足足用了五分多钟。之所以“故意缓慢”，是想试探，在学雷锋的日子里，是否有人会主动来接黑板擦。很失望，百馀位大学生无一人“学雷锋”啊！擦完黑板后，我气愤且郑重地对全体学生高声说：“今天，如果我是来石大招聘学生的，无论你们在座的考试成绩多么优秀，我一个都不会要！因为你们在学雷锋的日子里，都不知道帮老师擦黑板！因为你们知书不达理（礼）！”
面对越来越多知书不达理（礼）的学生，我常想，仅指出其知书不达理（礼）之事实及后果，难解根本问题，重要的是向他们揭示形成上述现象的要因，对症下药。三思的结果是：大学里知书不达理（礼）的学生之所以越来越多，最主要原因是：数十年来，中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知书的目的多是为了考好学校；到了大学，知书多是为了找好工作。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思维，把所有的学生打造成了为考高分而拼命转动的机器。在坚硬的分数面前，什么知书达理（礼），什么人格养成，多被忽略不计。难怪，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中学试讲鲁迅作品失败后，遗憾地慨叹：“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
由此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与日俱增的学生知书不达理（礼）的问题，须要教育当局、各类学校、广大师生及学生家长，共同的持久的艰苦的努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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