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性情做真学问——我眼中的邓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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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性情做真学问——我眼中的邓正来
以真性情做真学问——我眼中的邓正来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周国平 | 上传时间： 12:29 字号：小大
编辑导语：日清晨，享誉中外的政治学家、法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翻译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邓正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有人说，邓正来的学术品格已经深深地嵌入二十五年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并以其独立和朴素的方式表达着一代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切。邓正来曾说，无论这个时代有多么伟大、多么辉煌，都不构成我们停止思考和思想的理由。先生作古，却用他的精神声声拷问着中国知识界，并促动每一个心怀国家命运的中国人得以反思和前进。中国复兴之梦向何处去，喧嚣背后，我们自当凝神思忖。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邓正来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人。我之所以欣赏他，一是因为他有真学问，二是因为他有真性情。
&&&&&&&&&&&&&&&&&&&&&&&&&&&&&&&&&&&&&&&&&& 图为邓正来与周国平在医院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邓正来正是这样。他本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如果想到社会上折腾一番，一定风光十足，能闹出特大的动静。然而，事实上他比谁都坐得住，十几年如一日地坐在书桌前做学问。他喜欢用“闭关”一词描述他的这种状态，据我了解，他的“闭关”特别是针对各种打着学术旗号的非学术、准学术活动的，决不去搀和这一类热闹。比如说，近些年里，自由主义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也恰好是他的理论兴趣之所在，可是，我们在热点风云人物的行列里看不见他的影子。他在做什么呢？他用了五年时间潜心研究当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阅读了哈氏的全部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研究哈氏的全部重要著作。
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阅读量惊人，惟恐漏掉一本应该读的书，发现有相关的新书出版，一定要托人从国外买来，哪怕读后发现此书价值不大，也是读了才放心。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研究性论著。在对西方思想家的研究中，有两种常见的做法，一是面面俱到地罗列其观点，名曰客观介绍，二是取其一点，便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任意发挥。回想一下前一阵的所谓哈耶克热，这两种做法岂非十分普遍？这些当然都不能算真正的研究。从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中，我们也许可以略知何谓真正的研究。这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
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以真性情做真学问 ——邓正来印象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邓正来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人。我之所以欣赏他，一是因为他有真学问，二是因为他有真性情。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
邓正来虽然“闭关”于书斋，可是，看一看十几年来他所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诸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等，我们便可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切的学者。不过，他一般不对当下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言论，从来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他所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了。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我特别要赞许的是，在研究过程中，邓正来还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目前业已出版的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和《哈耶克论文集》，都是他翻译或主译的。我认真地读了他的这些译著，读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因为哈耶克本身的思想魅力，而且是因为译文的魅力。由于他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因此，译文准确而流畅，实为学术译著中的精品。读好的译著时，我们仿佛能够分享到译者在读原著时那种理解和思考的快感，这也正是我读邓正来的译著时的感觉。学界有一些才子不屑于从事翻译，仿佛那是大材小用，他们只喜欢领导翻译，也就是说，自己当主编，开出一个书目，让他们眼中才学较差的人去翻译。邓正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才子吗？当然不，在学术界，他的狂几乎尽人皆知，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那么，他为什么要乐此不疲地埋头于翻译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是欲罢不能。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翻译非他莫属。这样想好像也很狂，其实是最自然的，当一个人深入研究一位国外思想家并领会了其独特魅力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要自己动手翻译其作品，给国人提供一个尽量可靠的汉语文本，同时也防止来自那些浅尝辄止的译手的损害。我完全相信，一切优秀的学术译著是中国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界那些弄潮儿统统被人遗忘之时，它们仍将长久被人阅读，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
现在我要说到邓正来最可爱的地方了，就是他的真性情。乍看起来，他的生活是相当枯燥的，不是潜心做学问，便是和妻子女儿同享天伦之乐。然而，事业和家庭岂非最能见出人的性情的两个领域？他做学问的状态令人羡慕，始终饱满而快乐。用他的话来说，做学问做到最后就是心情，真正成了享受。他是一个多情的父亲，女儿的每一个可爱表现都令他欣喜不已，一看见干女儿——我的五岁的女儿——就忍不住大献殷勤。他舍得在孩子身上费心费力，为了使女儿具备抵制现行教育弊病的能力，他曾让成绩优异的女儿休学一年，每天自己授课。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与性情投合的朋友相聚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喜聚不喜散。他的外表和谈吐皆粗犷，其实心特别细致，对朋友的事常常放心不下，周密思量。与人相交，他褒贬分明，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直言己见，从不虚与委蛇，落得了一个狂名，根源却是诚实。
好了，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当然有，我只补充一点。作为邓正来的好友，我常常有幸在一些私人场合聆听他谈论各种话题，一个鲜明的感觉是，他不但有学问和识见，而且非常善于表达和传授，气势非凡，精彩纷陈，有极强的感染力，使人在享受中获得启迪。这使我想到，他其实不但是一个学问家，而且具备一个优秀教育家的素质，后一种才能未得施展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最近他应聘担任吉林大学法学教授，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我有理由期望，通过教学活动，他不但能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弟子，而且能有效地倡导和推广一种学风，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学风，便是以真性情做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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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正来：寂寞的欢愉
　　日，正准备把《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讲座提纲上传到博客，收到一位学友的短信：谢老师您好，我从网上刚看到消息，邓正来教授走了。错愕之下，只回复四个字：巨星陨落。
　　晚八点，日知社广播讲座，准时开始。笔者，禁不住悲从中来，语调异常凝重，首先向听友表达了哀悼之情。人生无常，冥冥之中自有天命。回眸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关口，《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作者邓正来先生，驾鹤西游，讲座中重点讲述的百年中国法学地图中第五代学人的巨擘——邓正来先生，顿时成为背影，融入静水深流，令人情何以堪！
　　（一）连根拔起
　　日，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先驱——沈家本先生逝世。回首已是百年身。百年中国法学，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如今处于什么状态？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法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究竟是如何贯通的？
　　百年中国法政图景，建构在晚晴、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大的历史关节之上。回顾所来径。百年中国，六代法政人，薪火相传。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严复，第一代，筚路蓝缕之功；第二代王宠惠、周鲠生、王世杰、萧公权、钱端升，发凡起例；第三代周枏、瞿同祖、龚祥瑞、韩德培、王铁崖，承前启后；第四代，高铭暄、许崇德、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沉郁顿挫；第五代，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许章润，浴火重生；应星、赵晓力、俞江、谌洪果、陈柏峰，作为第六代的佼佼者，任重而道远。
　　也许，只有胸怀百年中国法学图景，才能看清我们今天所处的状态，才会进一步体认邓正来先生的遽然离世，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空白。
　　在不同的场合，笔者都强调，对第四代学者，尤其要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这代学者所遇到的情形，是法律虚无主义。第四代学者，大体上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历史格局中，不妨称之为“九一八”的一代。知识建构或者人生形塑的关键，第四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时代。1979年进入新时期，老辈凋谢，第四代，因缘聚会，机缘巧合，成为“博导”，迁延至今，门生故旧，遍布宇内，俨然“泰斗”和“宗师”。
　　法政大业，在年的三十年中，遭受了不应有的挫折，从大历史的视角，显然，在反法治的路径上，渐行渐远。第四代法政人，体现着“沉郁顿挫”的整体格调。所以，第四代法政人，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法学素养还是独立人格，呈现出不可克服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
　　极权社会，没有道德完善之人。而第四代法政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整天过着残酷的政治生活。对他们而言，政治是内容，而法律不过是形式而已。很长时间内，主事者连这个形式都不要了。影响所及，直到现在，还在通过“批示”治国。
　　可以想见，这种政治生活，给中国整整一代法政人所带来的伤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第四代法学家也是这个社会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重症患者，因为，第一代法学家固化的政法思维和刀把子的心态，与体制之间，有着难以思议的共生关系。
　　2006年，刘仁文先生在《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一文中，直言无讳地指出：“说实话，我有一个感觉，跟其他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相比，中国的法学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幼稚阶段，包括学术规范、学术环境和学术气氛。在法学界，似乎有这样一条潜规则：自己不去讲过去的不光彩，也忌讳别人去点这样的痛处，哪怕完全是从正常的学术探讨角度。”
　　1957年，令人难忘的夏季，费孝通和钱端升，受到异常猛烈的狂轰滥炸，何以至此？，时过境迁，很多人未必回过味儿来，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费孝通和钱端升，两位出色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承受着时代的炮火，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
　　历史进入到新时期，中国第五代法律人，是恢复法学尊严的一代。这一代，如果面对的是“废墟”，至少还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第四代法政人，是必须面对的老师，他们继受的是怪异的“法学传统”。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怪异的反法治的“法学传统”，直到今日，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通过课题、基金、项目、教材，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大陆法学界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预示着法治建设的艰难，同时，令人对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充满着不安和忧思。
　　笔者以为，这才是中国法学教育最大的危机。现实和理想，理论和实践，都是割裂的。法政人，也许是中国最不具有共识的群体，单就第四代法律人而言，江平、郭道晖、张思之与高铭暄、许崇德、何秉松，就具有迥然不同的法治愿景。
　　邓正来，在第五代法律人里面，与梁治平、朱苏力、季卫东、贺卫方、许章润相较，有趣的地方，在于本科阶段，并没有受到法学的科班训练，这一特点，使得邓正来旁逸斜出，在多个学科间，优游涵泳；但，也让邓正来饱受指摘，“不够专业”。
　　其实，邓正来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对外语乐而忘返的时节，西南政法学院的“邻里”梁治平、贺卫方，所学的法学，依然还是“刀把子”，属于政审严格的绝密专业。尽管“西南政法”的老师，满怀激情，传道授业，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第五代，所“继受”的理念，其实，是反法治的。
　　1982年邓正来入北京外交学院，有机缘接触王铁崖先生，实在是“祖孙”之间的“欢愉”。王铁崖、龚祥瑞都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代。王铁崖的“老伙计”龚祥瑞，“熏陶”姜明安、李克强、陈有西，这种薪火相传，也是“隔代继受”。六十年代出生的许章润，对老辈的那种民国范儿，也是神往不已，而对第四代，普遍表示不屑。当然，江平、郭道晖，也是第四代里面少有的例外。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维特根斯坦《札记》的这段话，邓正来，可谓心有戚戚焉，因此，总是念兹在兹。邓正来，无论是翻译博登海默、哈耶克还是庞德，从事市民社会理论的研讨，亦或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都是为了刷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版图，达致“知识转型”。
　　邓正来在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学知识生产的“升级换代”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所以，以知识分子研究著称的许纪霖先生，得知邓正来逝世之后，在微博中称：“复旦、上海和中国都失去了一位知识界难得的领袖”。
　　这番话，绝非溢美，确实公允。说实在的，能够配得上这句话的，在大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的罕有。邓正来，即使晚岁不入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不担任复旦高研院院长，都是知识界难得的领袖人物。
　　中国社会的转型，固然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种掣肘，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知识生产，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正能量”，还是比较弱小。而第四代法律人，无疑，“刀把子”成为一种很深的心理积淀，这种反法治的传统，无疑，昭示着宪政事业的艰难。
　　通过文化生态的分析，就可以充分显示，邓正来作为“双重体制外人物”，对中国法学的“长驱直入”，试图“连根拔起”旧的“知识范式”，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何等令人神往！
　　（二）寂寞的欢愉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
　　正来是当代中国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品格已经深深地嵌入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平民色彩的知识英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有着文化自觉。
　　正来在当代大陆法学地图中，具有非凡的能量。正来这一代学者，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只不过，进入体制后，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平平淡淡，以至于成为生产线上的熟练技术工人。马勇先生说正来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此言不虚。正来特立独行，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正来1985年北京外交学院还没毕业，就自动“断乳”，开始当起“学术个体户”。正来有点唐吉可德的色彩，堪称具有狭义精神的浪漫骑士。要是把正来的生平，拍成电影，不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肯定好玩有趣。正来不大在乎生命的长度，追求生命的精度。
　　正来在八十年代成为“北漂”，换过七八家地下室、住过地铁站、同学办公室，对于豪情万丈的正来来说，只不过增添了一段故事而已。正来的一生，就是很好的励志故事。
　　正来由于长期不在体制内存活，所以，养成特别强悍的性格。寻找法学的边缘，站稳脚跟，接着向法学的中心发起冲击，创设并主编《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翻译《自由秩序原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著作《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成为大陆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法学界的标杆。
　　《昨天 今天 明天》，谈论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的小册子，可以说是邓正来的处女作，列入走向未来丛书，于1985年面世。笔者因缘聚会，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走向未来丛书』自然成为精神滋养。二十世纪文库，则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王思睿和邓正来都是这套书的编委，两人在羊坊店地下室，比邻而居，共同拥有“学在民间”的理念。
　　邓正来自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王思睿、李盛平创设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都是较早的民间学术团体。邓正来这个学术个体户，志同道合的学友，多着呢！可谓吾道不孤。正来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列入二十世纪文库，获得一大笔可观的稿费；同时在刚刚兴起的外语培训学校讲课。邓正来通过自身的知识能力，在北京立足。
　　知道邓正来的名字，得益于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世纪文库。八十年代中期，大陆有着文艺复兴的气象，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第五代学人，可以说三十而立。
　　笔者在上大学期间，与邓正来打过交道，有着不大愉快的经历。初识邓正来，就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第一印象，也是很难改正的。缺少“礼数”，不按常理出牌，也是我对邓正来的最初的判断。
　　记得是1988年，恩师萧延中先生有意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帮助打杂，看是否合适做记者。我的志向非小，愿意进行类似《光明日报》“学者访谈录”的工作，为此，拜访过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杨念群先生，遗憾的是，由于学养不足，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插曲。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87年，邓正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典型的夫妻店。《北京青年报》把邓正来的做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改革中出现的东西，那时是很能鼓舞人的，因此该报记者对邓正来进行采访，发表访谈文章。我到北京青年报，正好刊出对邓正来采访的报纸。报社的朋友委托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
　　事情就那么凑巧，邓正来就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简易的苏式房子。在二层挨近楼梯一间很狭窄的房子里，我找到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与人交往，并不注重风度，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就问我来自哪个系。当他听说我来自中共党史系，露出一脸的不屑，我带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后来，我把遭遇告诉了谢选骏先生，谢先生倒是非常通达，说过“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邓正来重新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九八九年的风波中，邓正来是很活跃的。邓正来出席知识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记得是在八百人大礼堂，正来激昂呐喊：尊重宪法的权威，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能去做，凡是法无明文禁止的，都属于自由的权利。
　　风波过后，有人退隐，有人高升，气氛是凝重的，心境是悲凉的。邓正来，有一套隐身衣，无影无踪。王思睿先生说，事后得知，邓正来当时在深圳避祸，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这一段逃难中的浪漫史，以后完全可以成为电影、电视剧的素材。”
　　邓公南巡之后，东方风来满眼春，邓正来的能量充分地显露出来。邓正来主编两本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注重学术规范，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品格。当代中国学术史中，邓正来的确是特立独行的一位。躲过北京学术界的喧嚣，在海淀家中，寂寞地读书，寂寞地译书，按照王铭铭的说法，从事于知识增量的工作。
　　大约1998年，开始看到邓正来的著作。邓正来著述呈现一种古怪的风格：干净而晦涩。邓正来著述有三个特点：第一，喜欢小册子，不喜欢大部头。所以邓正来的著作，篇幅都不大。第二，邓正来喜欢进行长篇学术文章的撰写，别看著作的篇幅不大，但是每一篇文章都特别长。第三，邓正来的文章非常不好懂。也许的确是思想深邃。邓先生的学术工作，得到香港学术界的赞许，被香港学人认为是大陆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重量级人物。笔者对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进行过初步的研读，发现邓正来到上海过年时，每回拜访王元化先生，都会受到老先生的款待。
　　邓正来的生活方式，值得一说。在我的感觉中，他很早就是学术自由人，独立于当代中国的大学或社科院系统之外。这一点，确实是相当不简单的。
　　邓正来身上的侠义精神、领袖欲望、狂傲不羁，其实，就是一回事。如果，体察正来十四岁开始在西南医疗器械厂做童工，读研究生，放弃“铁饭碗”，通过著述翻译、外语培训，自身的本领吃饭，就可以看到邓正来不服输的草根品格，是何等宝贵！更可贵的是，艰难的环境，不仅没有压垮正来，而且“回也不改其志”，在富有邓正来特色的学术道路上，充满着寂寞的欢愉。
　　（三）小路上的思与语
　　邓正来既爱“独处”，也爱“热闹”。邓氏进行“闭关”，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行侠”，要是“出关”，又是风生水起的学术领袖。
　　日上午，正来去世的次日，一位老友从河南打来电话，话头就是从正来逝世开始的，并对邓正来翻译哈耶克，引进自由主义，评价不低。这位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在一家国企工作，以为自由主义，对中国还是有用的。
　　这位朋友，思想倾向中间偏左，以前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很是看不惯。工作后，通过多年的观察，各行各业，都在分享改革的成果，都不满意，都觉得自己的相对利益受损。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牢骚满腹，行政部门，也不满意。大家都在罐子里面生长，很是憋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在电话交流中，直言不讳，这是一种叠压效应。原因其实很简单，万类霜天竞自由。制度安排，并不是一种尊重自由的安排，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并不是自由本身的错误，而是把“罐子”砸碎之后，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统领各行各业的“大罐子”，不怕这个社会没有“共识”，就怕这个社会，没有遵循的底线“规则”。
　　试想：个人如果不能充分享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那么，国家总是压制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呢？国家的治理，如水银泻地，全方位覆盖社会，那么，社会的活力从何而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在市民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的规范与本土化、自由主义的引进，具有开风气的作用。按照袁伟时的说法，邓正来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了。
　　199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创刊号作者名单如下：王铁崖、赵宝煦、丁守和、罗荣渠、张显扬、刘志琴、黎鸣、沈大德、吴廷嘉、郑也夫、林毅夫、樊纲、杨冠三、王沪宁、孙立平、萧延中、邓正来、郑家栋、张小劲、景跃进、张静、俞可平。
　　也许，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才能深切体会这张名单，意味着什么。无怪乎王思睿先生阅后，深感欣慰，切中肯綮地说：“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实乃学术界的第一朵报春花。
　　王思睿先生接着说：“在1990年代，邓正来对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理论的介绍，对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的翻译和阐释，在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长期在体制外生存的民间学者，却引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三大学术思潮。这里面的因果，确实令人深思。老辈陈寅恪所说的“预流”，大体上可以概括正来的开风气。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长期被斥为异端，抱有强烈的批判的精神，但是，往往少有建设的情怀。这种情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单从内因上看，与欠缺平和的心态有极大关联。
　　1985年，硕士未毕业，邓正来就已走上了“体制外”的小路。但是，对体制持有激烈批判态度的邓正来，经历十八年体制外生存后，2003年，同样一个邓正来，突然被招安了，并且在体制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也难怪，日，在邓正来就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仪式上，来自北京的学人发出“邓正来黑白两道通吃”的慨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理解邓正来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穿越”？其实，这个问题，对邓正来本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2007年，正来在华东政法大学发表演讲，讲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正来的朋友，都晓得这位气吞万里，豪情万丈！原本是小作坊，偏要叫做中国社会学科学研究所，学术集刊也要称呼为《中国社会学科学季刊》，甚至还要筹划在北京盖一座中国社会科学大厦，依凭民间的力量，刷新中国社会科学。十八年体制外的生涯，并不是自我放逐，迸发出体制内所不敢想象的能量。边缘人物，又是重量级的核心人物。所以，既然以刷新中国社会科学为己任，如何最有效地进行知识转型，才是正来的核心关注。对正来自己来说，无所谓体制外、体制内。之所以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就在于，邓氏本人，就是一位射雕手，具有领袖群伦的能量。
　　王思睿先生在《追思邓正来》中指出：“邓正来从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成为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是一个‘异数’。而‘异数’和‘奇迹’的不断产生，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自上而下的所谓‘思想工程建设’，则是窒息学术创新的一条死路。”
　　在正来看来，批评是学者的天职。正来批评所指向的，即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大路”，邓氏选择的“小路”，充满着寂寞的欢愉，进入体制之前，就强烈地感染着很多读书种子，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这几位学界翘楚，就是六郎庄读书小组的成员。进入体制之后，邓正来的强大气场，依然在体制之内伸展，小南湖读书小组、席明纳、学术午餐，这些来自“小路”的带有邓正来体温的作业方式，已经成为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传统。
　　世间原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邓正来通过著书立说、主持刊物、读书小组，特别是就任复旦高研院院长，“小路”越走越宽广，以至于“小路”骎骎乎成为一条“大路”，独辟蹊径的邓正来，无疑，在立言和立功方面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径。这条路径，之所以能够走通，仔细体会，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存性智慧”。如果掌握不好“火候”，自下而上的生长，不是面临生存的“瓶颈”，便有可能由“沟通”变成“勾兑”。
　　邓正来的故事，告诉我们，“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邓正来将“小路”走得如此有趣，到头来，就走到体制里面了，而且，由于具有特别强悍的力量，所以，在体制里面，也是如鱼得水；反观秦晖先生，由陕西师范大学到清华大学，似乎没有一天离开“体制”，但是，秦晖先生终究成为“体制”的边缘人，清贫的很。
　　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呈现着一种奇妙的景观：既有邓正来，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也有秦晖这样，看似走在大路上，实则是奇崛的“小路”。到底是体制之外的“小路”好走，还是体制之内的“小路”好走？
　　笔者以为，无论是秦晖的小路，还是邓正来的小路，都不是“捷径”，两条小路，都是荆棘遍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马勇
　　邓正来在张文显先生的盛情之下，于2003年开始进入体制内，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十个年头的生涯，“小路”和“大路”并轨磨合的过程，邓正来先生有两大功课，引人注目。
　　一个是直面中国法学，“邓氏刀法”犀利酣畅，2006年1月，充满批判精神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甫一面世，洛阳纸贵，引发大陆法学界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入梳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律图景，有力促进了学界对中国法学图景的文化自觉。
　　广西大学的魏敦友君，直面《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写出《中国当代法哲学的使命》。魏敦友兄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评价甚高，认为要了解当代中国法学的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
　　邓正来先生晚岁的另一功课，《“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以人类学的学理取向，对三十年来的“中国模式”，进行同情的理解。袁伟时先生以为，这时邓正来的法学理念，与朱苏力大同小异。原本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较为清晰的法律理想图景，顿时又变得迷茫起来。
　　2008年王元化先生逝世之后，上海思想版图的空白，正好由邓正来填充。熟料，日，邓正来先生带着宏图大志，赍志以殁。
　　笔者以为，追思邓正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同情的理解，沿着邓正来“小路”，回溯邓氏成长的历程，并对邓正来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平实的分析和理性的反省，假如进一步，与邓正来“抬杠”，九泉之下的邓先生，必欣慰不已，并以昂扬的斗志，进行回击。
　　纵观中国百年法脉，六代法律人，薪火相传。第五代，身体底子，“低指标瓜菜代”，都不大好；二十多岁，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发愤苦读，废寝忘食，夜猫子，生活不规律，损害了健康；蔡定剑、邓正来，都是典型的例子。
　　邓正来先生，本来说六十岁后，总结自己的学术与人生，无奈，天不假年。笔者在这里，呼吁进入收官阶段的第五代法律人：回顾平生，不妨多写些学术随笔和自述。门生弟子，真要尊师重道，少怂恿老师弄那些劳什子课题和项目，而是耐心收集老师的逸闻趣事，学术交往，各种吉光片羽，也不要放过，在师尊的生日，出版祝寿文集。一方面为学术史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为后学的成长，提供资粮。试想，要是邓正来先生的助手，曾进行口述史的工作，追思、回味正来独特的一生时，岂不会稍稍减少了些许遗憾？
　　邓正来离世，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留下的空白，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填充！
　　（日，16：39分，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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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简介：开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著有《那些有伤的读书人》、《梦里犹知身是客》。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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