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眼里李可染一家人_子木_新浪博客
黄永玉眼里李可染一家人
1950年，大雅宝路胡同甲二号庆祝白石老人就是寿辰合影
黄永玉与李可染及家人结下比深厚还深厚比友谊还友谊的感情，是从1953年，黄永玉被中央美院请来教课，住进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院开始的。黄永玉先生于2003出版了他的著作《比我老的老头》，里面纪录了许多20世纪比他大的艺术大师和文化名人，其中《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邹佩珠夫人和孩子们》一文，是最浓重的一笔。以前我读这本书印象不是很深，也就记得书中说到的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丁、吴冠中等几位艺术大师的名字。2012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第一年上课我们是在煤渣胡同九号院，即央美老宿舍楼，第二年之后我们才回到央美本校。那时我以为雅宝路胡同甲二号院跟煤渣胡同九号院是同一个地方呢，因为都是央美的宿舍院，后来得知，其实两者之间还隔着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为此，我又把《比我老的老头》找出来读，对20世纪的中央美院和大师们又多了一些了解。2015年我成为李小可先生的学生后，我又把这本书找出来看，平时小可先生也常说起大雅宝路胡同甲二号院和黄永玉先生的事情，就又多了一些了解。自此，我与李家从八杆子打不着变成打得着，与黄永玉从八杆子打不着到了七杆子打不着，其实我偏偏折服于人家的艺术精神，再多的杆子也打的着。
黄永玉28岁那年，中央美术学院安排他和夫人张梅溪及儿子黑蛮一家三口住进了大雅宝路胡同甲二号院，到1958年搬走，在这五年里，他说那是一段温暖的时光。黄永玉住进大雅宝路胡同，李可染先生和夫人邹佩珠先生最先去黄家看望，一群孩子趴在窗户上，用另一种方式探望这位从香港回来的画家。后来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艺术家李苦禅夫妇、董希文夫妇、张丁夫妇等都陆续熟悉起来。李可染夫妇像大哥大嫂一样地热情与关照，同黄永玉愉快地攀谈起来，当时可染先生也才44岁，都是很年轻地艺术家。他们相差16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在整个大雅宝路胡同二号院里，当时黄永玉算是最小的艺术家了，自然是大家的小弟了，这是很融洽很有趣的年龄层次。其实还有更好玩的，就是那帮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叽叽喳喳足有二三十个，恩师李小可也在他们中间。黄永玉性格开朗，天性率真，与孩子们在一起自然是最快乐的事情，他是孩子们的叔叔，也是孩子王，想想都好玩。艺术家的秉性是多样化的，有的严肃、有的热情、有的幽默、有的呆板、有的固执、有的灵活，孩子们在这座大院子里，跑来跑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其乐融融，艺术家们并没有觉得在创作时会受到影响，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和轻松。那样不闭门户、其乐融融的邻里情，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只是一种美好地向往和羡慕罢了，这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证明吗！在当时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是很差的，加上社会问题和教学问题等，许多压力和烦恼，有了这些孩子们的嬉闹，恰恰使这个院子多了许多温暖和幸福。孩子们最爱找黄永玉玩，最大的受益者要算黄永玉先生了，通过看他的许多天真无邪的作品，我们就能感受他的童趣与快乐，这多少与他的“孩子王”称号有一定的关系吧。黄永玉对大雅宝路胡同的孩子们是最有感情的，他自称是真叔叔。孩子们对黄永玉有极大的尊重和信任，孩子们长大之后更是如此，他说这不是一般的关系。今年黄永玉先生已经是92岁的老寿星了，他对当年在大雅宝路胡同甲二号院里的温暖和孩子们的笑声仍然念念不忘，他说他们混得太熟、太亲，现在还能记得许多名字，郎郎、大卫、毛毛、沙贝、沙雷、伊沙、小可、李珠、李庚等，想起来都会流泪。李小可先生现在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了，几乎每年他都会同夫人刘莹去看望黄永玉，其实就是走亲戚，在黄永玉眼里，他们仍然是他的孩子、小伙伴和朋友。
20世纪50年代，李可染与邹佩珠在大雅宝院内
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右二）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留影，左一是李小可
在黄永玉眼里，李可染先生是个大哥哥，也是老师。黄永玉的画室就在李可染的画室旁，经常通宵地工作。黄永玉后来告诉李小可说，有时他工作到很晚告一段落，想回卧室休息，出来一看，可染画室的灯光还亮着，他就决定再回去画一会儿，李可染的治学精神对黄永玉影响很大。黄永玉与李可染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大多谈论的是艺术。可染先生夸赞黄永玉记性好，要他及时纪录发生在院子里的故事。黄永玉自然很乐意此事，确实写作不少，于是这些珍贵的故事，不仅留在他们大师的记录里，也分享给了后来的晚辈。
李可染见齐白石老人并成为他的学生，得益于徐悲鸿的引荐，从此齐李师徒十年相伴。这个美好传统又传播到黄永玉这里，李可染后来又带他去拜见齐老，于是那段白石老人用坏了的不能吃的点心招待客人的故事，一次次地上演，一次次地聊起，不知情的以为真的是白石老人不厚道呢，其实只是一种礼数而已。白石老人的厚道与不厚道都很突出，就要看对谁了，对心仪的人，及其厚道，对投机取巧之人则不屑一顾。白石老人多次送李可染名贵印泥、画作和刻印章，有时李可染去白石老人家，打车的车费，老人都要付的。后来听李小可先生说，白石老人一点都不抠门，起码对学生是非常大度和关怀爱的。白石老人与李可染的故事很多很多，有的已传为佳话。李可染带黄永玉去拜见白石老人之后，黄永玉又增了许多艺术受益和乐趣，虽然不是师傅关系，但他们之间的情谊和艺术影响，不亚于师生之益。黄永玉说李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李可染从白石老人那里悟到的学问也常常分享给黄永玉，黄永玉自然也常向李可染讨教在白石老人那里学到的真谛。李可染认为白石老人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齐白石是花鸟画国画大师，李可染则成为了山水画国画大师，并且都是开山立派的百年巨匠。表面看他们的艺术作品，根本看不到师徒的影子，但师承秘籍缺隐藏在“法无定法”的真谛里，这就是李可染学艺的高深之处。今天，我们跟老师学习什么？怎么学？没有几个搞得明白。在黄永玉眼里，齐李师徒之默契、之情感，是非常令人敬慕的。黄永玉说李可染对白石老人不仅尽精神上的弟子之礼，包括夫人邹佩珠对齐家的生活如同己家一样细心料理，并为乐事。白石老人对可染家也是如此，可染先生有时带孩子们去老师家，白石老人总会拿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们，说是糖果钱，现在叫红包。
齐白石与李可染合影（黄永玉拍摄）
齐白石与黄永玉合影（李可染拍摄）
李可染在大雅宝居室中工作
黄永玉在大雅宝画室创作木刻
黄永玉对李可染夫妇十分敬慕，如师亦友。后来他还念叨起，邹佩珠栽种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大树了吧。更记得和怀念李家老太太在世的幸福时光，可染先生的妈妈是院子里最生动乐观的老人家，黄永玉称为知己，与老人家之间没有代沟，有时会开很大的玩笑，那是幸福的玩笑。孩子们的笑声和老太太的笑声都很大，她很爱讲笑话，笑话很简练、含蓄，属于那种让人反应过来后会大笑的效果，李可染先生也是会讲笑话的，为这个苦涩而又激情的院子增添了许多快乐。黄永玉说老太太教他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地，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这样的戏法，记得小时候不知在哪里见过，大概那个时代，是很多老百姓自娱自乐的发明创造吧。黄永玉对李家人都很亲，尤其是对李小可、李珠、李庚三个孩子，特别喜欢，对小可更是疼爱有加，习惯叫他“小宝”。后来李小可长大当兵去了，一当就是六年，每次回到院子，爷俩就特别地亲热一翻。黄永玉说，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黄永玉对孩子们的喜爱和记忆都特别清楚，现在对于比小可先生还老的老头黄永玉来说，这是幸福的一部分，而对于已经成为老头老太的当年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幸福的一部分。
黄永玉对李可染先生艺术成就的评价非常高，也最准确。在黄永玉眼里，李可染是个细腻的幽默家，但很少有快乐的时间，真像他所崇拜的“牛”一样，只知道低头吃草，苦力干活，产出精美的牛奶。他说李可染是个无愧于我们这个苦难中国的画家，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李可染画作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华丽的形容词，一是画作的高质量，二是为新中国艺术开展新局面的功绩。李可染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在中国画上大胆施展浓墨，运用光和层次的可能性，启导和开发了美的新观念。黄永玉所熟悉的李可染，是一个具有农民性格的聪明与淳朴的艺术家，勤劳是他的天性，这种天性也遗传给了李小可。黄永玉跟李小可说，他是艺术大师后代里面最勤奋的画家、最能吃苦的画家，最有个性的画家，走的是自己的路。作为小可先生的学生，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勤劳的力量，和堂堂正正做人的魅力。李可染的作品显现出了厚重的民族魂，黄永玉说，面对他的作品时，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多么真切而又准确的评价。黄永玉坦言，李可染和傅抱石是这个时代的两个重要人物。
2016年春节，李小可先生在黄永玉先生家&
2016年，子木与李小可先生在家中画室
李可染作品《丽江帆影图》
黄永玉作品《阿诗玛》
李小可作品《藏域山魂》
黄永玉从大雅宝路胡同甲二号院搬走之后，与李家人的见面就少了，但他们之间的情谊却分毫未减。李可染先生和邹佩珠先生“走”了之后，怀念之情更加强烈了，两家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友谊。他们之间的感情如海洋一样深一样宽，作为晚辈，我也只是拣取几颗沙滩上贝壳，已经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现在，大雅宝路胡同甲二号院在地图上没有了，20世纪的艺术大师们也一个个远去了，但他们的艺术精神还在，仍然引导和影响着今天的艺术追梦者。非常庆幸的是，黄永玉先生还在坚守着阵地，纪录和描绘着昨天与今天的灿烂。特别希望，将来我老了的时候，也能写一本《比我老的老头》，只是我认识的老头只有一位，起码现在是这样的。
日于北京冰斋
（本文图片来源：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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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徽章：老顽童黄永玉意大利玩嗨了：结交一帮90后“老友” | 北晚新视觉
老顽童黄永玉意大利玩嗨了：结交一帮90后“老友”
日讯，去年9月，刚刚过了90岁生日的黄永玉从就坐上了去意大利的飞机。黄永玉去意大利的次数之频繁、时间之久，让意大利甚至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我来到意大利，就像回到家一样。”黄永玉说，那次去意大利却与以往都不同，他20多年前写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翡冷翠为佛罗伦萨最早中译名）一书被译成意大利语，由罗马美术出版社出版，他在佛罗伦萨、罗马等三座城市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据这本书的译者之一、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玛利亚透露，这本书出版短短不到半年就在意大利卖光了。
还像在意大利狠狠住几年
“我真想在意大利狠狠住几年，写写这些快乐的意大利人，可惜来不及了，老了，还有好多事情做。”刚刚从意大利回来的黄永玉如是感慨。春节前在意大利驻华使馆见面会上的黄老心情大好，面色红润，说话时中气十足，不少头一回见他的人都感叹“老爷子声音真洪亮”。黄永玉见到晚辈后生最开心，他的朋友很多，不分年龄不分国籍，歌唱家宋祖英也来捧场。宋祖英和黄永玉相识已久，几乎每次黄永玉的活动，人群中都会发现宋祖英的影子，两人交情甚笃，是忘年交。
不少人开玩笑说黄永玉精神好，幽默风趣，“不像90，像90后”，黄永玉听了哈哈大笑。“我刚从意大利回来，在那边我有很多朋友，从两三岁的到95岁、100岁，我有个家在芬奇山里面，和邻居相处快30年了。”黄永玉说，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在意大利受的艺术教育，“儿子60岁已过，女儿正在往60岁赶，我也91岁了。算一笔账，从1986年在罗马开个人画展到今天，一生的三分之一过去了。”
黄永玉1991年在意大利写下《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时才67岁。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意大利使馆墙上挂着许多幅黄永玉画的意大利，从比萨斜塔到不知名的小桥流水，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看。黄永玉感叹：“这20年我老了，意大利倒没有什么变化。”黄永玉喜欢看足球，尤其喜欢意大利队，而他自己在意大利居住的城市芬奇没有球队，他就喜欢佛罗伦萨队，因为离着最近：“翡冷翠离我们近算是一块儿的，翡冷翠赢了比其他队赢了更重要。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中国和意大利相隔千山万水，奇怪的是，老百姓的家庭观念、脾气、优点和毛病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幽默感和快乐精神无处不在。”黄永玉说完，现场给大家讲了个段子来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相似：“前两个月有一天芬奇有一个市集，老百姓卖自己制作的工艺品和食品，一个摊子连一个摊子，其中两个摊子是本地植物学家展览自己培养和野外挖掘的蘑菇，我从小对野蘑菇深感兴趣，就跟两位聊天，旁边来了一位胖胖的中年人，高声问这位植物学家，请问有没有一种让老婆马上死掉的蘑菇，话没有说完，跟在后面的胖夫人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拧了一下，大家笑成一团。”
还像在意大利狠狠住几年
“我真想在意大利狠狠住几年，写写这些快乐的意大利人，可惜来不及了，老了，还有好多事情做。”刚刚从意大利回来的黄永玉如是感慨。春节前在意大利驻华使馆见面会上的黄老心情大好，面色红润，说话时中气十足，不少头一回见他的人都感叹“老爷子声音真洪亮”。黄永玉见到晚辈后生最开心，他的朋友很多，不分年龄不分国籍，歌唱家宋祖英也来捧场。宋祖英和黄永玉相识已久，几乎每次黄永玉的活动，人群中都会发现宋祖英的影子，两人交情甚笃，是忘年交。
不少人开玩笑说黄永玉精神好，幽默风趣，“不像90，像90后”，黄永玉听了哈哈大笑。“我刚从意大利回来，在那边我有很多朋友，从两三岁的到95岁、100岁，我有个家在芬奇山里面，和邻居相处快30年了。”黄永玉说，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在意大利受的艺术教育，“儿子60岁已过，女儿正在往60岁赶，我也91岁了。算一笔账，从1986年在罗马开个人画展到今天，一生的三分之一过去了。”
黄永玉1991年在意大利写下《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时才67岁。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意大利使馆墙上挂着许多幅黄永玉画的意大利，从比萨斜塔到不知名的小桥流水，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看。黄永玉感叹：“这20年我老了，意大利倒没有什么变化。”黄永玉喜欢看足球，尤其喜欢意大利队，而他自己在意大利居住的城市芬奇没有球队，他就喜欢佛罗伦萨队，因为离着最近：“翡冷翠离我们近算是一块儿的，翡冷翠赢了比其他队赢了更重要。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中国和意大利相隔千山万水，奇怪的是，老百姓的家庭观念、脾气、优点和毛病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幽默感和快乐精神无处不在。”黄永玉说完，现场给大家讲了个段子来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相似：“前两个月有一天芬奇有一个市集，老百姓卖自己制作的工艺品和食品，一个摊子连一个摊子，其中两个摊子是本地植物学家展览自己培养和野外挖掘的蘑菇，我从小对野蘑菇深感兴趣，就跟两位聊天，旁边来了一位胖胖的中年人，高声问这位植物学家，请问有没有一种让老婆马上死掉的蘑菇，话没有说完，跟在后面的胖夫人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拧了一下，大家笑成一团。”
结交一帮意大利“90后”老友
黄永玉笔下的但丁故居
在佛罗伦萨的秋日，96岁的生物学家奥莫德奥出现在黄永玉意大利文新书发读者见面会上。奥莫德奥是这本新书的第一位读者、序言的作者，也是译者玛利亚的父亲。两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一重逢就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走进意大利，黄永玉却不敢轻易言老，因为有比他更老的两位意大利老头，分别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等着他。”李辉在这次见面会后记录下这个场景，奥莫德奥“从下午3点，一直到午夜12点才离开。即兴讲话、下午茶、晚餐、干杯，坐在他的旁边，91岁的黄永玉，兴奋、感动、溢于言表。”还有一位老头是玛利亚的舅舅，100岁的意大利考古学家，“两人初次见面，亲切拥抱的瞬间，却如同久别的兄弟。”
玛利亚告诉记者，两位老头是通过女儿们认识的，却一见如故。“我和黄老的女儿差不多大，是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一家都在意大利住。那一次我父亲过90岁的生日。”玛利亚告诉记者，当时他邀请黄永玉的女儿参加父亲的生日派对，黄老知道了也一起来，“他那个时候那么大的年纪，从那么大老远坐火车过来看我父亲，见到他之后还给他画了一幅画像。”玛利亚的父亲奥莫德奥非常高兴，两位老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黄永玉给奥莫德奥讲美术，而那位生物学家给黄永玉讲很多生物学的知识，黄永玉也听得津津有味。
奥莫德奥在序言中称自己非常喜欢黄永玉的这本书，也看重两人之间跨国界的友谊。而黄永玉为这本书写的序，是写给96岁的奥莫德奥的一封信：“问题是我90岁了，做过的事情不算；正在做的事就很难说了。上帝有多少时间给我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想到你还每天上班下班，我的勇气就来了。老兄！不学你学谁呢？”
这本书的另一位是译者前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总领事陈宝顺，翻译这本书，他感到“心神不安，诚惶诚恐”，因为不敢想象“怎么把黄老这本精彩的书用我蹩脚的意大利语送到大家面前，我担心他们读不懂我的意大利文。”黄永玉在书中写过这样的话：“在意大利你可以用一分钟，一天，一年或一辈子去交上意大利朋友，只要你本身诚挚，友谊都是牢靠很长远的。”
在托斯卡纳有一个漂亮的家
黄永玉笔下的佛罗伦萨
黄永玉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他的女儿黄黑妮女士也学习并生活在那里。意大利驻华大使达宁在看过这本书的意文版后说：“在书中，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读到黄先生对意大利，对托斯卡纳，对佛罗伦萨特殊的情感。不仅是芬奇镇以及托斯卡纳地区所代表文艺复兴的点点滴滴，也包括他经常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经常光顾的那些有意思的艺术品的商店。” 达宁说，他听说对意大利的爱一直延续到对意大利当代的设计和对法拉利汽车的爱，“我知道黄先生是非常喜欢法拉利的”。
“黄先生今年已经91高寿，在去年他又去意大利，他说若是能住上半年，又可以写一本小说，他旺盛的创作力实在是令我惊叹和敬畏。”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说，书中很多篇幅写他在各地写生，一画就是一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只吃一点自带的干粮，“希望黄先生像他所说的那样，有时间再到意大利，再写一本《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续集。”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介绍，书中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如黄老找到第一个意大利朋友的故事，他的两位房东，近90岁的有趣的兄弟，不少中国人甚至带着这本书当指南在意大利旅行。
如今的黄永玉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几乎每天都还在不停地写。黄永玉从17岁发表他的诗歌处女作开始，迄今从事文学创作已经70余年，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获得了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近年来，他又创作了《永玉六记》，《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文学作品。
从上世纪40年代黄永玉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部系列长篇预计将达到300万字，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部正在写作中，由《收获》杂志连载。已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获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赞誉，被称做是一部上世纪20年代中国西南地区政治、军事、民族和风俗的历史生活长卷，是现代的《红楼梦》，中国的《百年孤独》。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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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潮（ID:sixiangchao）
　　本文摘自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1999年出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
　　大师呀！大师
　　几十年前，南京还是“首都”的时候，有两句开玩笑的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形容那时候在京城里，少将、中将是值不得几个钱的。这几年国内又有了新的好玩的活，“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了，说的也是实在的情形。
　　“大师”、“教授”这种称呼，原不是可以随便安在头上的；就好像不可以随便取下一样，既要有内涵，还要具备相当长的、够格的资历。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正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样子，也不忍心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干……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淡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安之若素的时候，找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巴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在翡冷翠，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背着画箱，十分逍遥。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都是好过的！
　　在香港，出发前我有个打算，这次上意大利，要画一些非常有个人性格、泼辣的东西出来。……及至到了翡冷翠，临阵前夕，面对风景建筑都呆如木鸡。
　　千余年来意大利大师们的宏图伟构罗列眼前，老老实实膜拜临摹尚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
　　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一幅又一幅的战栗。慌乱、自作解脱，被伟大的前人牵着鼻子跑，连挣扎也谈人上。眼看着达到二十多幅的数目，有如走进森林，天色迟暮，归期紧迫，却没能找到愿望的灵泉。
　　我只是明白一点，六十七岁的暮年，除了艺术劳动“背水一战”的快乐之外，时光已经无多。世界那么灿烂，千百年来艺术上有那么精彩的发明，够感谢苍天的了！
　　意大利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在奇妙的文化艺术里泡大的，随口就能来上段艺术评论，哼两声歌剧折子。他们不但“懂”，而且“尊重”。
　　我对―位意大利朋友说：“你们意大利人不装模作样；随随便便，自自然然！”
　　“当然！当然！”他说，“要装模作样有的是地方。到歌剧院台上去，或者上那儿去（指大理石像雕刻的石座）。有的是地方！”
　　这土地和这风俗太适合我的口味了。
　　不假客套和不粗俗的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其实也相去不远。
　　但丁的故居 黄永玉画作
　　我在市中心米切莱小教堂对面的但丁学会门口人行道上写生。这座小教堂里里外外精致得像一具鲜活的钟表。第―次见到它我几乎“吓”呆了，那么美，那么庄重！
　　来往的行人怜悯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就干脆站在我后面嘀咕。画布平摊在石头地板上，我则像告地状一样趴在画布上头勾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时，画幅接近完成的叫时候。扫地的大汽车来了！
　　小教堂外和但丁学会之间是―块不能算广场的石头大街，闹中取静。“穿堂风”令人舒服清爽。大汽车一边洒水―边扫地绕圈，每次经过我的范围，都把洒水的龙头停下来，给我留下一小块深情的干地。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洒扫工作完了，他们把大车停公小教堂远处，然后向我走来。
　　四个人，三男一女。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女的长得好看，都穿着衫连裤的灰色工作衣。
　　他们静静地看我收拾最后的那几块颜色。嗡里嗡咙了一阵。五十几岁那个微胖的清洁工拍拍我的肩，打着手势。指指我的画，又指指自己，再做着数钞票的动作，推向我胸脯这边来：
　　“Money ！You！ Money！You！”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的回答一―
　　“No，no！”摇摇手，然后双手仿佛托着这幅画往右边上空晃了一晃，“Hongkong！Hongkong！”对着他微笑……
　　看起来，我跟我对手的英文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了；倒是一说就通，感情得到明晰的传达。
　　“Coffee！ Coffee！”他们指一指咖啡馆。
　　“Thank you ！”我指一指画，摇摇手，点头，微笑。
　　你看：又通了！
　　他们喜欢我的画，我高兴的不只这一点――在威尼斯、西亚那、圣其米里亚诺，在菲埃索里山、米开朗基罗广场，都有人问我卖不卖这些写生――
　　尤其是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码头的三个持枪的宪兵有过类似的要求――
　　我高兴有这种融洽的空气。
　　我的晚年在这里度过是合适的，大家的脾性都差不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家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在意大利！
　　（左）人和蚂蝗不一样，蚂蝗吸血不声不响，人吸完人血还骂你不大方。（右）某种历史家越写越脸红。 （黄永玉作品/图）
　　延伸阅读：
　　以下内容节选（注意，是节选，）自《南方周末》日，记者李晓婷采写。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为什么后来要回大陆？
　　黄永玉：我认为我很左，是进步的，回来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党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左派，回来后才发现分别这么大。那时候在香港有朋友启发我让我入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为他要让我加薪、提级，我说你不要客气。以后懂事的时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说法是，沈从文给你写信，召唤你回大陆，所以你回来了。
　　黄永玉：他不召唤我，我也会回来，因为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没有办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社会，这么平等、这么自由、能够有好发展，怎么不回来呢？
　　南方周末：回来后有过失望吗？
　　黄永玉：没有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轮车都高兴，在天安门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们跟着文艺大军，眼泪流得路都看不见。从来没有考虑有什么失望不失望，为什么呢？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原来就不多，现在又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平等、这么朴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发现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我尊敬的一些前辈、好朋友，怎么都变右派了？我了解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一起斗争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牺牲生命的，有些人还是老共产党员。就有点怀疑，但是（觉得）一定有我们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学校也对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来的美术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我一个人到了美术学院，80%的留学生都让我教。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喜欢听外国音乐、鼓励学生看外国文学、看外国绘画，也养狗、打猎，礼拜六带个帐篷出去露营，这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要检查。每一个运动来了要检查，不就是认错嘛，运动过去了不还是老样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见的人也跟我一起玩，听我讲音乐、讲文学，还跟着我出去打猎。因为本身其实的确不是个事。你说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时主要是不理解？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去，马思聪、夏衍、田汉……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单位接受批判，那个时候都不懂。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爱人拿热布给我敷，哭起来了。她说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我说不要这么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信心，人类生活的规律不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永远这样的呢？
　　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内地的作品有区别吗？
　　黄永玉：区别很大。在香港的时候是“左倾幼稚病”，表现工农兵。但是兵没有地方表现，就表现工人受苦，自己虚拟、想象的那些斗争、贫穷、老百姓受帝国主义压迫，刻了这么些东西。
　　回来以后也表现解放后的生活、大跃进，上面说什么我们刻什么。说羊喂得像牛这么大，我就刻一个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盖房子，我就画了一个公社食堂。（亩产）一万斤粮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张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工作、要创作，《人民日报》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来不会有抗拒吗？
　　黄永玉：那个时候的群众情绪你现在体会不到。前两年有人说，那你不是帮着说谎？我说，那个不叫做说谎，那是真的兴趣，真的刻出来，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说香山那边一头猪，用牛配它，牛和猪怎么能配种呢？说是配了，猪养得像牛这么大，不用喂，满山吃草，所以我等着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张。
　　南方周末：回来后做木刻，是纯粹任务性的还是有稿费？
　　黄永玉：有的是任务，有的是自己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教学的范本。政府给的任务，也有稿费，比如说《人民日报》，正常情况是5块钱一张，最多是8块，一张要刻好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来了，发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个月有这么几张作品发表了，多二三十块钱，还是挺解决问题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画。1972年“禁画”解除，此后的这一阶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黄永玉：“四人帮”垮了以后，毛泽东纪念堂后面那一张大的画，很多人出稿子。每个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要开会，就是讨论毛泽东纪念堂的进展，那个画稿老不批准。最后领导就说那你画一张，我就捡地上一张清华大学不用的设计蓝图翻过来画，地球、黄河、长江，然后是山脉。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在场，大家一看就批准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两句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这样我就开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不写小说了，去做服装史研究。当时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
　　黄永玉：我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力没有这么高明，只是一个天生的珍贵的务本心理：这个我干不了，就挑一样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这么几十年我同他没有谈过文学，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们和一些领导人在钓鱼台吃饭，我坐在廖承志旁边，他问我，你讲讲看，你怎么和“四人帮”斗争的？我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我才不敢呢！顶多我没有求饶。他说不求饶也是斗争。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
　　黄永玉：我相信善、恶。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轻时候你给我一拳，我起码给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不能跟集体打，你可以像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韩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们是一万回。
　　现在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前没有想过科学可以使人向善。这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科学为什么会让人向善？
　　黄永玉：“五四”时期提出一个口号：要科学、要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科学。政治上科学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不能贪污，贪污在经济学上是不科学的。
　　今天有了电脑这些东西，你说谁能够禁止外界的消息传进来？过去可以控制，现在是不方便控制，有人想方设法可以看到真实的消息，这就是科学的帮助。
　　“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
　　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读一些什么书，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黄永玉：这几年读老书。我在看《尤利西斯》，是我的熟人萧乾翻译的。人们老强调它的意识流，其实不仅仅是意识流的问题，它是语言节奏的技巧，很高的技巧。我最喜欢大讲故事，从头到尾讲故事。
　　南方周末：看电影吗？
　　黄永玉：看外国电影，中国电影也看。也看连续剧，明明很无聊的，后面要演什么我都知道了，还是连着看下去，拖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也有的很好的，我最近看了《男大当婚》，感觉很好，人物也好。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一定要看《非诚勿扰》，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状况，一些社会关系。
　　南方周末：你喜欢这个节目？
　　黄永玉：我认为很要紧的，我是看的，还鼓动别人看。看到不太像话的事情大家很生气，还议论起来了。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确，有的人像流氓一样，像黑社会一样。还有一些女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都说好了她又不干了，还有的站在那里就让人很讨厌，话很多，锣碌摹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是持续不变的还是有变化？
　　黄永玉：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这一点我是力行的。一直是这样的。基辛格也是这么想的，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外交为什么搞得这么成功？他说，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我觉得这个比较具体，你弄古代的几句话来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东西太远了。
　　南方周末：现在谈得多的是中国梦，能讲一讲你个人的梦想吗？
　　黄永玉：我不想讲梦的问题，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对于国家的梦想呢？
　　黄永玉：你现在问我，我现在才开始想。眼前我感觉到不简单了，去年、前年我还挺担心的，去年你们访问我的时候我还讲了，吵吵闹闹是一件好事，就怕不吵，一个人说话算数。
　　但是眼前稳定下来了，解决很多新的问题，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不是吹牛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南方周末：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黄永玉：没有，我没有写日记，写日记的话，“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讲过你写文章骂起人来会非常地狠，但是我们看你的文章，并没有这种东西。
　　黄永玉：你讲得对。需要骂的那种人就不值得写。我要怜悯他们，怜悯残暴、怜悯愚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没有文化。我遗憾的是，好人、坏人都读书，问题就在这里，坏人也读书，秦桧也读书，你说怎么办呢？文化这个东西要放在坏人手上就麻烦了。他可以动员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一个人他的对面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办，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是三个人就够呛了，到了五个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你对付他，那你就死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付狼群你没有办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死亡？
　　黄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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