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冠都是臆造的吗

摘要:明清两代《三国演义》序跋现存二十余篇,其价;关键词:《三国演义》序跋价值;自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载庸愚子弘治甲寅序;一、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明代著名文人陈继儒、袁宏道都对“通俗演义”的本质;两人对通俗演义的见解十分精辟,其源头则可以上溯至;辞鄙谬,又失之于野”;修髯子的“引”形式非常独特,前面是一段主客问答式;此后众多的明清序跋作者都强调了
摘要:明清两代《三国演义》序跋现存二十余篇,其价值评判体现为多种取向: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独立不羁的人才价值以及军事谋略价值等等。对此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可以更好地把握《三国演义》的多重价值,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出《三国演义》的新价值。
关键词:《三国演义》 序跋
自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载庸愚子弘治甲寅序以来,明清两代多有为《三国演义》撰写序跋者,有论者指出“由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极不一样,对明、清两代序跋者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这些序跋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1若从其价值取向方面来看,则体现为多样性和丰富性,如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独立不羁的人格价值和军事谋略价值等等。
一、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
明代著名文人陈继儒、袁宏道都对“通俗演义”的本质和功能做过辨析,陈继儒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说:“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2认为“演义”的本质即是“通俗”,而且意义深远。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对“通俗演义”的功能作了形象的说明:“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3“通俗演义”可以让所有的接受者在愉悦欢快的心情之中了解历史,其功用可谓神奇至极。
两人对通俗演义的见解十分精辟,其源头则可以上溯至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刊本甚多,孙楷第先生称“今所知见明本已不下二十余种。书贾刻书时,屡易名色,极不一致”4。现存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1522)刊大字本,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难发现,其书名与正史《三国志》不同之处,就在于“通俗演义”四字。刊刻者之所以郑重其事地在书名中加上“通俗演义”四字,就是要使读者明白,此书与历史著作的最大不同,便在于其通俗性。该本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和嘉靖壬午(1522)修髯子的“引”各一篇,5这应当是现知最早评论《三国演义》的两篇重要文献。庸愚子序指出了《三国演义》的多种价值,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其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这篇序文首先阐明历史著作“非独纪历代之事”,而是由此“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但是问题在于“史之文,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而野史评话“言
辞鄙谬,又失之于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既“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又能使读者“人人得而知之”,“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就告诉人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与史书具有同样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更为浅显易懂。
修髯子的“引”形式非常独特,前面是一段主客问答式的议论,后面是一首四十韵的诗歌。首先是客发问曰,历史著作已对三国历史有详尽记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有些多余了吗?这一问语似乎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初,人们曾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接下来主人对历史著作与通俗小说的区别作了比较:“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永ǔ杀啵煜轮耍攵ㄆ涫拢蚴露蚱湟澹蛞宥撕醺校淮芯迹潮氐狈觯倚⒔谝灞氐笔Γ樘摆呢氐比ィ鞘欠欠牵巳挥谛哪恐拢砸娣缃坦闱掖笱桑尾∑渥敢 笨杉馕恍搠鬃邮种厥印度菀濉匪捉睦啡鲜都壑担浞挚隙似渫ㄋ仔院推占靶浴
此后众多的明清序跋作者都强调了《三国演义》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如明万历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在书名中也特意加上“通俗”二字。卷首“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的作者已不可考,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作者指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白易晓”的历史认识价值,“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6
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首有署名“秃子”(即李贽)撰写的一篇“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篇序言虽然有些残缺,但不难看出对“俗”的反复肯定:
天地间莫便于俗,??ご识祝∏嘧先缡敖妫恢渭叶祝止热缇鄢荆痪庸俣祝还矣诘拢痪酉缍祝硪豢樯砣猓廊ハ硎埽黄骶叨祝适姓咔讨狄允郏谎嗷岫祝杼潜迳羲钠角唬繁鲆晕矗辉捌远祝苣颈扰迹ㄍ呤蓿伤厍颍稳私庖茫疚丛校恍醋侄祝⒏俜ㄌ皇祚憷粞妹牛蛔骰祝艉T啤⒄牌缴降缺剩庋壅涫眨赜谑铩⒉J兜么艘猓阒杜廊就ㄋ籽菀濉芬印H辉蛭粑饷潘幸槐荆洗耸刖诱尕停吭唬何裟曛荆闵街瓶嗟兀袢罩荆嗲嗔畛嘁病H粼谘攀浚衷凰鬃铀鬃右印7
序言结尾将“吴中本”与“建阳本”分别比作“香山之黄苦地”和“青莲之李赤”,“香山”当指白居易,因晚年白居易曾自号“香山”。“青莲”是李白之号。李赤则为唐代诗人,自以为己诗可比李白,故名李赤。因此这一比喻意为“建阳本”虽然更“俗”,但仍然带有李白的雅。
清初毛宗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整理修改,书名也不再出现“通俗”二字。在其评点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署名金人瑞的一篇序言,认为《三国演义》“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但即使如此,也同样注意到了其雅俗共赏的历史认识价值:“今览此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8由此可以看出,与历史著作相比,历史演义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其运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传播了历史知识。
二、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
明清两代文人大都十分重视小说所具有的伦理道德教化价值,许多序跋作者从两个方面强调了《三国演义》的教化价值:一是对忠义精神的赞美,一是对正统观念的肯定。
庸愚子“序”和修髯子的“引”都指出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修髯子的“引”已如前述,庸愚子“序”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杜贵晨先生认为其中的“书例”,即编撰体例,实为罗贯中原作所有。9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很简单,既然前面说到“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那么紧接着就应当是如何了解其人,显然罗贯中本人的“书例”正是认识其人的最有效的资料,因此,应当说是罗贯中率先指出了《三国演义》所具有的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罗贯中提倡读书要“身体力行”,要将书中的忠孝转化为读者自身的实际行动。正是在这一见解的启发下,庸愚子讲述了自己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感受: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这段议论从伦理纲常角度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作出了评判,表露了鲜明的崇刘敬孙抑曹的情感,特别推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忠义。
此后众多的序跋作者都延续了上述观点,认为孔明、关羽的忠义是《三国演义》的重要价值。如明闽书林乔山堂刘龙田刊本《全像英雄三国志传》卷首李祥序称:“至若毅然不拔,关将永为称首;而托孤寄命,矢志靡贰,孔明又何忠贞乎?试读《出师二表》,令千载而下慷慨激烈,宁非扶纲植常之一大枢哉?”10明天启间黄正甫刊本《新刻考定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首博古生序前面部分残缺不全,但结尾部分明确说道:“是以志《三国》者,志其忠肝义胆,昭昭揭日月而行中天也。”11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要赞颂关羽、诸葛亮的忠肝义胆。直至清末,许多序跋作者依然认定此种价值取向,如清咸丰三年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考证古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清溪居士《重刊三国志演义序》,便认为《三国演义》“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12。可见伦理教化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明清两代。
《三国演义》一改陈寿《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的观念,尊刘抑曹倾向鲜明,
明清《三国演义》序跋对此都持肯定赞赏的态度,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重要价值之一。清嘉庆七年刊本卷首有明人吴翼登的《叙三国志传》,开头便说:“余读三国而知统之必以正者为尊也。”刘备虽然理应继承汉室,但并未急于即位:“抚昭烈帝之潜跃,按卧龙之终始,惟以仁以义,无诈无虞。迨汉祚既移,始建元称号,羽扇纶巾,堂堂正正,鞠躬尽瘁,大义凛然。君可以媲美汉高,臣可以下薄萧曹;若关若张若赵常山等,又岂出淮阴下哉?虽数限一隅,志不偏安,一时君臣喜起,大义赖以不坠。曹鬼孙犬,何敢望其后尘。信乎统之必以正也。虽谓三国,止一国;三国之志,止一国之志可。”13为了推崇刘备的正统地位,不仅贬低曹操,甚至将孙吴也全部否定。
明崇祯五年遗香堂刊本载有梦藏道人的序,该序特别赞许《三国演义》辨明正统之功。认为陈寿《三国志》“意有偏属,故于正闰贤愚之评断,屡为昔贤所纠。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谓蜀以宗室为正,至晋文平蜀,乃为汉亡晋兴。唐李德林谓曹贼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而陈寿依违其事,遂以魏为正朔之国。合参二家,寿之正闰失归已大略具见矣。??贯中合三而一,而模写诸葛独至。盖其意明以古今之正统属章武,以古今之一人属诸葛也。能作是观,思过半矣。愚夫妇与是非之公矣。不者,正其舛讹不发其意指,吾安知世之肉眼,不以良史许寿,而以说家薄贯中也”。14“章武”为刘备称昭烈帝时的年号,罗贯中能够“以古今之正统属章武,以古今之一人属诸葛”,纠正了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错误,使读者可以明辨是非,虽然是小说,其价值却超过了正史。
三、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
《声山别集》本《古本三国志》卷首有李渔序15,此序开头便说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四大奇书”,冯梦龙又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列为“四大奇书”。两者相较,冯梦龙的“四大奇书”一说更为合理,因为“书之奇,当从其类”。贯华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署名金人瑞的序,其内容与李渔序十分相近。两篇序言都对文学作品的“奇”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尤其对《三国演义》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了细致评判。历史演义小说虽然通俗,但毕竟要忠于史实,那么,其“奇异”的审美价值又如何体现呢?因两序内容相近,不妨就李渔序作些分析。
李渔认为:“野史类多凿空,易于逞长。若《三国演义》,则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要符合历史的实际,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不同,因此《三国演义》尤为奇特。历史演义小说很多,为何只有《三国演义》可称作奇书?这是因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这就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三国演义》之所以奇特的原因:一是三国历史本身便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从客观上看小说题材奇,从主观上看作者手法奇,故而造就了《三国演义》的“奇”。
首先是历史题材之奇。汉末董卓擅权,群雄并起,刘备若能及早得到诸葛亮
的辅佐,或许早就可以见到光武中兴的局面。但是天运善变,董卓虽然被诛,曹操却又挟天子以令诸侯。迫使刘备历经磨难,失去了建大义于天下的良机。这时大江南北或为曹操所有,或为东吴所据,唯有西南一隅,为刘备托足之地。若非诸葛亮帮助东吴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西南一隅恐怕也被曹操占据,东吴也难独立,那就会形成王莽篡汉的局面。但是天运再次变化,于是便有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政治军事局势的反复变化造成了题材之奇。
其次是历史人物之奇。“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堑,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蟊贼。”曹操虽然恶贯满盈,但却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难。除曹操而外,周瑜、司马懿也都是奇异之人。曹操虽死,却又有司马懿成为诸葛亮的强劲对手。东吴也是人才济济,周瑜死后,又有陆逊作统帅,致使刘备惨败。“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由于奇异人物的不断出现,造成了故事情节之奇。
再次是同起同灭之奇。“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梁,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逾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假如三国并存时间太短,很难有复杂奇异的情节。反之,如果时间跨度太久,也同样很难驾驭。魏蜀吴三国几乎在数十年间同起同灭,这一历史奇局为小说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最后是阅读之奇。《三国演义》的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据梧面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这就是说,不同的读者都可以通过阅读《三国演义》获得奇异的快感。
关于小说家手法之奇,李渔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罗贯中的手法甚至超过了陈寿:“然三国之局固奇,而非得奇手以传之,则其奇亦不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陈寿的《三国志》“质以文掩,事以意晦,而又爱憎自私,去取失实,览者终为抑郁不快。”“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李渔认为,由于素材本身之奇,所以《三国演义》的作者只要“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就可以取得“无之不奇”的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作者只有匠心独运,精心营造才能完成。李渔在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进而指出:“首尾映带,叙述精详,贯穿联络,缕析条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传中模写人物情事,神彩陆离,t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秩,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谓奇才奇文也。”16从叙事手法、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几个方面肯定了小说家的“奇才”。
李渔之外,清代还有不少人指出了《三国演义》奇异的审美价值。雍正七年致远堂刊本卷首有a明氏所撰《三国演义叙》,这篇序言的作者是一位古文家,他将《三国演义》与古文作了比较,认为毛宗岗在《读三国志之法》中所说的“起结关锁,埋伏照应,所续离合宾主烘染之妙,一皆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遗法也”。虽然“《三国志》之奇,固不若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尤奇”,“但人情听古乐而欲卧,闻新声而忘倦者比比。今既不能强斯世之人,尽喜读周秦汉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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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明代四大奇书”还是“四大名著”,都享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明代四大奇书”,已经基本奠定了中国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四部奇书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其作者分别为罗贯中、施耐庵(一说罗贯中与其合著)、吴承恩、兰陵笑笑生。但是我们翻开书来细品一下当时的历史可知,这几部作品在作者创作的多年之前,在民间已经有了成型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等要素,尤其是《三国演义》。所以,《三国演义》所承载的文化烙印,不仅仅是作者罗贯中先生本人,更是中国民间的智慧与文化的影响。
说起三国,在唐代就已经是一段令人关注的历史了,在此之后,经久不衰。《三国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间点。这个时间,距离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封建时期民间物质文化发展发到顶峰的宋代相隔仅仅八十年。而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统治也正是刚刚结束。如此,宋代的影响还没结束,元代的大幕刚刚褪去,新的时代还在罗盘的旋转中寻找方向。在此期间,民间所受时代变迁的影响极为复杂。这也正是《三国演义》所受时代的影响。
首先谈一谈宋代文化对《三国》的影响。宋朝,众所周知,是一个经济文化发达,军事极其落后的国家。宋代民间“瓦肆”等娱乐场所已经遍布城市生活。说书人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说书”相对于枯燥的看书,更能让当时文化程度低、知识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很好的接受。这填补了民间底层百姓对于“书”与“史”的空白,因此说书渐渐繁荣。都说暖饱思淫欲,宋朝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对民间的钢铁的管控非常严格。致使中国的锻铁技术大大落后,唐刀等兵器失传。这一段时间,理学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忠孝仁义的思想得到了推广。同时,宋朝国土北方不断的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宋朝的历史,几乎成了在北方政权压迫下的屈辱史。统治者因此急需老百姓对于自己的忠心,以达成汉民族意识上的统一。无论是宋朝,还是辽、金的汉人,既然你是汉人,你就应该选择忠心于汉人的中央政权,也就是当时的宋朝。逐渐的,“汉人”与“北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立,这种影响甚至在今日仍然存在。因此在当时,“忠诚”与“北方”形成了对立。《三国演义》的故事雏形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因此,刘备集团代表的“汉人”与曹操集团代表的“北人”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的意义在特殊时代被得到了放大。这在书中也成了“忠”与“奸”的对立。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对于曹魏集团“北人”的称呼。这正是本书“捧刘备、灭曹操”价值观的成因。这种价值观也因为《三国演义》的流传而得到了推广。“白脸”的曹操,在宋代已经成为“奸臣”的代表。
元代时间短暂,在那个时代,八十多年的时间内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理应不会有过多的改变。宋代的一些社会状态在此达到了延续。首先,“说书”这种艺术形式在民间已经发展到了喜闻乐见的程度。由于说书受欢迎,入行门槛低,获得的收益高,因此,一些“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读书人成了说书人,以谋求生计。元代对知识分子文人的打压,也让众多知识分子选择更加实际的谋生方式。说书人从此遍布神州。“三国”,这一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故事,也因说书人的普及而得到了推广。而一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三流说书人,在整理编撰三国故事的时候,其知识水平并不能把三国故事达到尊重史实的还原。错误、穿帮、臆造乃至移花接木都成了三国故事中常见的现象。整部《三国》,也成了众多说书人大展身手的“秀场”。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防止民间起义与暴动,对钢铁的管控也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地步。“刀削面”的起源正是这一时期。民间百姓能够见到的铁器,实在是少的可怜。菜刀成了蒙古人家的特权,百姓家里的菜刀要被上锁管理,那更别提封建社会时的冷兵器了。说书人眼中的兵器,似乎只能是杂剧里戏台上那极富艺术性的木头刀剑。《三国演义》当中的穿帮与错误就在元代已经定了型。举几个例子。关于细节上的穿帮,关羽千里走单骑的路线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穿帮。说书人认为汉代的都城是长安。说书人编撰故事的时候,把关羽的路线规定为从长安出发,向东到达今河北一带,与刘备会合。而实际上,当时东汉的都城已经从洛阳迁都到了许昌。一些人发现了这一错误,而没有发现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是人为编撰的。因此,罗贯中在著书的时候对千里走单骑的起点进行了修改,而没有改变路线中其他地点的修改。因此,关羽的路线变成了从许昌出发,一路向西北方向走,又转向到东北方向。关于兵器的穿帮,最典型的也是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其实出现在宋代,其作用也并不是用于实战,而大多是用于艺术。汉代的冷兵器中,刀并没有达到普及。刀的出现源于宋代的铁禁,刀的制作简单,工艺粗糙,适合大量制造,在宋代得到了推广。历史上,关羽的兵器应该用的是戈,而不是青龙偃月刀。这也成了一段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美丽的穿帮。时至明初,罗贯中在编写《三国演义》时,三国故事在民间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同时,罗贯中本人也是一名文人。文人更多要做的,是要紧随时代的步伐。罗贯中和众多的小说创作者不同,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者往往都是落第书生。而罗贯中不同,早年罗贯中曾在张士诚的幕府做过谋士,亲历了张士诚与元军、朱元璋的对垒,也目睹了张士诚的成功与落寞。罗贯中作为乱世的亲历者,本人的价值观与认识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的文人墨客。他并没有像其他作者一样,把自己代入到小说中,实现那“才子佳人”的梦想。罗贯中在编著《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候,是本着严谨、客观的态度的。也由于罗贯中的特殊经历,他对于历史、人生、兴衰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认知。这也是《三国演义》思想性的由来之一。罗贯中在幕府之中做过谋士,也注定了他在书中会倾注自己的军事才能。读《三国演义》,甚至也只能看到一丝兵法的味道。《三国演义》的刀兵气,是其他的小说不能比拟的,因为这种刀兵气是从作者身上透到作品里的。另外,在明代没有系统的百科全书,一些史料不能系统的进行考究,罗贯中也就没有把传统三国故事中的纰漏进行正确的修改。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大众的眼光,三国故事在百姓心中早已成型,过大的修改会有很大的麻烦。在《三国演义》正式的创作中,时代对于《三国》的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时代,造就了《三国》的成功。
一首诗经过多年流传,可能会失去诗人创作时原有的面貌,更何况是《三国》这样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章回体小说呢。由于统治者的喜好与憎恶,《三国演义》被不断的再次创作,也被不同的时代刻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痕迹。可是不管过了多少年,《三国演义》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替代与比拟的。一个人的作品可以被轻易地否认,而一个时代乃至几个时代共同孕育的作品,则是千千万万个人共同的智慧与思想的结晶。这个结晶的光芒,将会随着时间与文明,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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