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运动?水上乐队” 　　 　　1965年夏季，对“畅游”的响应到了极至。 　　高 66（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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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史(之四)
2016年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2篇
　　“极限运动?水上乐队” 中国论文网 /1/view-7307101.htm　　 　　1965年夏季，对“畅游”的响应到了极至。 　　高 66（四）班在整个冬春季强化体能，开展“昆明――北京”的长跑接力赛运动，这是我的创意。以其可实施内容来说，显得勉强：即全班同学每天、或在一月内长跑累积里程数达到 2783公里（当时昆明至北京公路里程数），这意味着 35个人，每个人要完成将近 80公里的额度，每天平均 2.7公里。相当于运动场 400米跑道的 7圈，这不算什么。但 35个人一半是女生，各人体质差异很大，“均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以集体精神”来完成“总里程”――“接力”的意思是“象征性”的，但我以为有非常意义，可以凝聚集体力量，增强团体意识――从当时政治气氛而言，这样太勉强。我成了“学生官僚”，高高在上，一意孤行，我听不到不同意见，我以为在墙上张榜，每天将各人跑步数字统计，那红线不断向“北京”延伸，可以激起响应的浪潮。而这样做的目标是隐形的，到了1965年夏季，我们可以完成水上十公里的长距离游泳，即从篆塘下水，游完大观河全段，穿过草海，到滇池西岸，再由龙门村或两个长堤间往还两个来回，接近万米。这将是昆明中学生团体第一个万米长距离游泳记录。 　　陆上的体能锻炼成效将直接影响水上成绩，我们对此是肯定的。但“接力”的末期有点声气冷落了。每日集体进展不到十公里。红箭止于北京附近。同学开玩笑：“共军围而不下北平，傅作义城头座观山景”。 　　其结果显而易见，“任务”落在了不足十来名身体强壮的男同学身上，但我们毕竟是一个团结、有荣誉感的集体，到 1月 26日，我们尚欠300公里左右，要由这最强梯队用每人每天十公里的记录来完成。 　　万米长跑的路线设计是从昆明邮电大楼（集合地）出发，沿昆明那时仅有的城市环线：北京路――东站菊花村――火车北站――小菜园――西站――篆塘――东风路――博物馆。据测算约十公里。15人，累积 150公里，间隔三天，再跑一次，至 30日，可以抵达“北京”。 　　冬日的昆明，谁也说不准是什么天气。但早晚两头是寒冷的。我们选在早 10点由邮电大楼集合出发，可以避开霜降后弥漫在昆明坝子的潮冷空气。依我的建议，每个人准备少量的饮水和一块在那时不算奢侈的红糖，后者是唯一我们有能力用于补充能量的食品。前五公里是“极限”，可以摸出糖块来啃上一点。 　　昆明街头，即便接近年关，行人、车辆是稀少的。 　　十个人开始中速跑步，到了小菜园（将近半程），队伍拉长了，领跑放慢速度，但处于“极限”的队员仍喘气不歇，脚步沉重。我自始觉得轻快且胜任愉快，只是这么些年轻学生既无任何标志，也无庞大阵容，不会有谁加以关注。这种寂寞的长跑，如果不是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任何事情，特别是集体的行为，都有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它神圣而庄严，不可亵渎，它的“政治意义”可以和正在越南发生的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相比，甚至是中国发生的伟大事件的一部分。 　　我们都有长跑的训练，知道如何分配体力，如何使用大腿、小腿和脚掌等各部分的肌肉群，如何触地、摆臂，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配合脚步有节奏的呼吸。超过“极限”，脚步轻快起来，那一刻，路程步步在你的弹动跃起中缩短，你简直就是一匹千里马，可以一路跑到北京。多年后，我看《阿甘正传》，当美国西部荒漠、平野中的公路在疯狂的也是寂寞的长跑中展现它与人生同样的壮阔奇诡时，我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也是我的经历。莫大世界，总有相似的疯魔状，相似的无从诠释的动力与被身体告知的“意义”――我每天清早从拓东路白塔巷附近的家中跑步到今天五一路中段的学校上早自习（大约三公里），总与最后的黑暗、街灯和清道夫――那些城市最早的作业者挨肩擦过，卖锅贴的、烧饵块的、小锅米线刚起炉灶，向黑黢黢湿漉漉的街沿喷着浓烟和蒸汽，曙色也如同红炭，这是城市为自己决定的时刻，因为营生的蠕动，城市显得温暖。我负责催促城市从摇篮中醒来最后的几记轻拍，我是城市昼夜交替的快速浏览者，每天为城市打开封面和扉页，其余则也不曾留意，只留意控制呼吸的节奏：“呼呼呼――吸吸吸”是六个“打点”，前三个呼出，后三个吸入。同时跑出六步，到交换使用大小腿肌肉时，跨跃步幅也随之变化。身体成为意志的机械时，一切精神驱动力都随之消逝，只有跑、跑、跑――那些年月，只有“跑”！我已经不大会走路，只要有一个要到达的目的地，启动第一步就是跑。我疑惑人类进化的诠释发生倒错，人类是由“跑”而进化到“走”的，并非由“直立”再“行走”再“跑”。立论的基础是“由猿到人”――在没有真正“直立”并行走前，四肢是落在地上“跑”的――逃逸、跳跃、奔窜、攫获、捕猎，是一切动物求生的真正方式，道貌岸然的才是“人”？反之，我们则在“退化”，“退化”――由于本能的回归而真实感受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我把我的“观点”讲述给我的哲学、逻辑学教授金先生听――她曾留学法国，与周恩来总理是“同学”。已经 70多岁，穿着玫瑰色毛呢裙子来上课的女先生取下金丝眼镜，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哎呀，几（这）个西不西（是不是）几样（这样）？听来西（是）有道理的。” 　　我们“跑”到了北京。没有庆祝仪式，只是把墙上的图表画了一个终于完成的大红箭头，一撕了事。 　　我所在的高 66（四）班随后集体跑步，多次由学校出发到达西山、黑林铺。途中没有人掉队。 　　在“完成体力准备”后，夏季也就到来了。 　　1965年 7月，我们准备完成昆明所有中学没有的记录：从篆塘码头下水，游完大观河、草海，到达滇池，据测算，大约七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到达滇池后还要游三公里，才能完成与陆地上同样的 10公里长距离。班里的女同学只有一半不到能游三到五公里，同时考虑到需要接应落伍队员和保障安全，要雇一艘木船跟随，以便体力不济的同学可以上船缓解体力。如果可能，再下水跟随。船里还备有一些水和食品：馒头和糖块，还有一样特殊补给：炒豆。在大量丧失热量时，用它咀嚼，可以缓解锁死的牙关，这样才可以顺当地在水上呼吸――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佳预备了。
　　这天，天气晴好。我们雇用的大篷木船也不错，船家收钱不多，但感觉这班学生很“大胆”，对我们要径直游去滇池，也没有特别的惊讶，大约想着这些学生不过就是“耍西山、玩水”而已。事实上，在大观河段游泳时，只能随船行进，因河里有往来船只，当心被“挤锉”了，必须紧挨船身，船家还要在船头?t望，不时发出来船的警告，这让船家很犯难，也很紧张。但一出河口，十来个男生一字形的编队就散开了，眼前海天辽阔，意气狂张，大呼小叫，在水面上劈波斩浪，眨眼间，白浪峰上颠峰，无影无踪。 　　长距离游泳与长跑有许多不同之处，当然，它是两项不同的运动。大约因为身体自然的支撑，只要不摔倒，常常感觉不到“重力作用”，跑步，只是更快地移动身体。游泳则不同，一入水，你要克服“浮力”差，就感到“重力”的压迫，你需要划水，用动力加浮力来克服重力，获得速度。但真正的泳者，则易体会长跑与长距离游泳的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个运动的“极限”，突破它，你就获得一种自由的状态。那时，如地面弹动你的身体，水面也自在地托举你，那么情愿地将你托在浪尖之上。似乎这是一种眷恋与骄傲，水的一种别样的显示与舞蹈。水，忽然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如同你与大地从未有过的亲密，只有水、天和你，如同只有大地、天和你。如果厌倦了平面上刺眼的水光，可以仰泳，拥抱、划动整个沉落在胸的碧穹，或者翻转过来，看水下的水草舞动，阳光在水下的折光如同光栅在柔软地移动……有些极小的鱼类是很活泼的，它们会跟随你游动，像许多荧光闪烁的箭蔟争相射向碧色的隧道――还有怎样的一种“人生旅途”如此舒展与自由？如果人不需要与他人并行，那么，这样的长途及至衰竭、沉没应当是最洁净与光辉的。数年后，我游过长江、湘江、澜沧江、怒江、渤海、黄海、南海，末了是太平洋、大西洋――每每水天间自由降临，就忽生此念。 　　应当说，我想起滇池母亲。一个由她抚育的儿女，应如同狮兽令人敬畏，至少一个母兽在哺育的眷恋后是要逐走成年儿女的。应当慎于水，不可恣意妄为。有了多种教训后，我们的水上运动显得有节制，每个水域都不同，对长距离滇池“跨海”游泳，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远里“援船”，在通过“草海”时，常常被水下丰茂的水草缠住，它们离水面最近的距离只有 30公分，那些水草，通常被昆明人称为“海菜”，有两种颜色，离水面最近的呈黄绿色，较深处的呈碧蓝色，这是一群占据了整个水下世界疯狂的舞娘，它们簪着黄白两色小花在招邀这舞台聚光，然后用柔韧带刺有粘性的长茎和齿状叶片将坠落的阳光绞缠住，死恋般的拥抱――水面上散碎漂浮的阳光在吮吸中消失了，水底的泥淖没有墓穴。这很危险，一旦闯入它们的婚床，禁忌对擅入者将施于绞刑！但我的泳手都知道，这说明你已经偏离了水道（大船航行的航道里没有水草）。应急的办法是翻转身来仰泳，小幅打水脱离这样的水域，尽量接近援船。如果被缠住，须潜下去“解套”，若张皇失措，后果可想而知。 　　我的两眼由于长期不注意泳后的洁眼，患有严重的眼睑结石，因为这个缘故，我为自己选择的最适当的泳姿是侧泳――不是标准的侧泳，举臂太耗体力，是双臂不出水的划动。 　　在草海中心，体力出现不济，扒住船沿，补充一点水和食品，再回到水里。这样，我们在将近两个小时后到达了海埂的右岸码头，但这不足10公里。这次，我们需要在海埂的两个长堤间再游三个来回，“补足”余额，然后宣布胜利。 　　我不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为什么？或为什么这样去做？ 　　但我知道这是昆明中学生集体“跨海”长距离游泳的最高记录。至少没有听说在其后的日子里谁这样“发疯”。记录又是什么？对于个人（他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人的主导，这样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么，一定有人并不情愿，为惯有的“强势”所胁迫？如有，我就伤害了他们。 　　但，可以肯定我和我的同学，伙伴是快乐的或暂时获得快乐。在不久后的一次，甚至有人倡议组织“水上乐队”。经过一番筹划，问题出来了，许多乐器禁不得水，惟有笛子、口琴这些便于携带，浸了水也可以“演奏”的小型乐器可以。但那是“乐队”么？多数人以为凑足数量就行，试过，仰泳和“踩水”时可以“组队合谐”。于是，去吧。 　　从龙门村下水，横渡滇池，离岸五百米，山影水光，成幕成台，一切比想象的更加烂漫和富有诗意，于是宣布“演出开始”。乐队队员迅速将挎在背上的笛子（其中还有长笛）和口琴从密封的“油纸”袋里取出，一律仰泳，指挥挥手！《滇池圆舞曲》！――可想而知，这根本不成体统，没有乐器不进水的，于是有人一面顾及甩水，保持水中踩水的平衡，一面仓忙来合谐，水面顿时有些混乱，但到底有乐音在水面上飞起，是“圆舞曲”，因为泳者无不是舞者，终曲部分，我看到了最美妙的一幕，“乐队”成三排四纵，一律仰在水面上漂浮，水面忽然波浪不兴，那短短的，间或哽咽的音符在水面上跳动，每一足踮，最微细的浪花就醉也似地抚平，柔软得如同月光！末了，谢幕！这根本就没有组排，全部乐手一个翻腾窜进水里，两只赤脚在水上“鼓掌”！ 　　“一个人的劳改队” 　　1965年的“滇池圆舞曲”说不上轻松，那短暂的舒展稍纵即逝。我的内心总有难以排遣的焦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承受某些惟我必须承受的压力。 　　学校已经半军事化，部分具备政治条件的学生则加入“高射机枪连”、“基干民兵营”，他们体魄健壮，几乎每人都适时地装备了一套从父兄那里继承来的军装，只是略显旧样而已，但穿在他们身上还是漂亮和蛮精神的。由于军事训练占去的时间很多，课堂已经半数空缺。八月初即将进行的高考和此前要进行的“政审”、大学报考志愿填报等等往届必须的公开程序，也随之“潜”入水底，隐约透露的消息似乎与此毫不相干：都说学校人事科的负责人孙某，在她的家里昼夜召集“机枪连”的同学谈话。内容当然是有关国际国内政治局势，“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基层政权已经落入了修正主义和异己分子的手中”。孙某告诫我的同学“你们身边的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将来就是你们的敌人”。
　　一天上课，我在自己的书桌里拿到一张纸条，文字粗糙，大意无非是一种警告：“勒令你迅速改变立场，要站到革命队伍里来”等等。间天又有，愈加蛮横。相似于“通牒”。“勿谓言之不预也”若干若干。这是班里成绩最差的一类学生的“作品”。我全然不以为意。 　　我蔑视这些低劣的行径，毫不胆怯，只是心里极其悲苦。 　　事实上，这个学校的两千多学生已经分裂。气氛异常紧张，“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排斥在重要的政治活动之外，对低哗喧嚣，更噤若寒蝉。 　　大约在 5月底的一天，昆明是要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活动，我到我的工作间准备巨幅标语。“黄楼”的这间大屋子是给团委用的，也是我的“办公室”。与学校人事科仅一墙之隔。老式的沙灰条墙壁是不隔音的。我无意间听到人家在说我――关于“给不给我上大学”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否”，人事科长孙某道：“他的影响很大，这样（处理）恐怕不行……” 　　我用 1米 2的丁字尺刚写完最后一个字，余下的时间是叫人来“拷”好粘贴。平生以来第一次进入“我”被他人强势主宰的“命运密结”――完全是无意的，但我感到羞愧，仿佛我不该窃取我自己。我走了。但愿那墙壁从此如墓门一样厚实。 　　1966年 6月初，学校作为“城市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进驻市委工作组。我和勉生作为团委委员进入四清运动“领导小组”――是这个由昆明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机构仅有的两个学生干部。 　　在这个小组领导下，学校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立场反动”的老师。火力集中在“与《海瑞罢官》遥相呼应的《董小宛》”。滇剧《董小宛》是前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主抓的新编历史剧目，取材于明末才女董小宛与高大诚的爱情故事，曾出了剧本，上演数场后因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而停演。不幸的是，作者之一是学校语文老师李必雨――一个很有才华早年就发表诗歌散文作品的作家。据说这是一个为庐山会议罢官的彭德怀翻案，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如出一辙，影射现实的“大毒草”。由于省委已经对此“定性”，算是省内重大的“反党反革命政治事件”，算是“打死老虎”。就由领导小组指派我组织学生写文章批判。我随即出了一期墙报，撰文“上纲上线”地批了起来。但一个中学校居然“暗藏”了这样险恶的“反党分子”（这也是学校作为昆明市四清运动重点，而派驻工作组的主要原因），“领导小组”当然不满足于只抓李必雨――我全然没有想到，在短短数天之内，“小组”会议由市委主要领导主持，宣布了一个很长的教师名单，这些教师要么有“历史问题”、“对现实不满”，要么是“漏网右派”。内中有一个绰号叫“大地理”的老师也忝列其中，理由是他是“土司”、“异己分子”。但随即在内部公布的材料并没有关于他“土司”身份的证据，反倒清楚表明 1950年初，他 16岁时在重庆进入“革大”，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黄楼会议室――一个狭长的木地板屋子里，我在后排起立要求发言，我说：“大地理”在 16岁进入“革大”，随即上大学，成为人民教师，是“我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按国家政务院 1952年关于划定阶级成分的规定，16岁的他是“学生”，并没有证据说他参加过剥削活动，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土司（彝族），就将他视为“剥削分子”，充其量那只是他的“阶级出身”。会场上似乎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因为这样的“讨论”先前有过，我也发过言。无论对错，我总坚持自己的“见解”。 　　十米远，会议室的端头，市委主要领导站了起来，但他没有反驳，短暂的沉默后，他俯身问身边的另一位领导：“他是谁？” 　　这我能听到。那天，会议就这么无果而终。前一分钟，只有两个人站立发言，一个是市委领导，他个儿不高，脸颊瘦削，架着眼镜，他主管全市工业，无人不识;一个是我――一个十九岁的高中生。 　　当然，他得到了答复。相信那答复在现场既简单又明白。 　　大约第三天，“领导小组”宣布撤销我的小组成员职务。但没有明确行文说明为什么？或我犯了什么错误。至于“团委委员”撤与不撤，没有提及，事实上我再没有参加团委工作。“处分”也很含糊，只是叫我“参加劳动”，“接受审查”。 　　什么叫“参加劳动”？谁来分配我监督我或到哪里去“劳动”――在这里，谁都明白“劳动”的含义并非“劳动”，而是“改造”。还有，我还有上课的权利吗？我要脱离我的班集体？ 　　学校已经接连抓出了一批“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右派”，其中包括那位地理教师。他们已经被剥夺上课的资格，集体接受监督劳动。但并没有将我――一个学生“归属”于这支“劳改队”。但既有这样的“处理”，我怎么办？尴尬的是谁？当然还是我。没有明确允准，我不能回到教室里上课――学校在维修校舍，在离我的教室不远的一个荒墟上，我独自一人掘土、筛土、和泥、抹土基（土坯）――我的“学业”提前终止了。但我说不上有多悲伤，我只是迅速清理了一下纷乱的思绪，我发觉我其实没有“错误”！我读过那么多的马列经典，我知道我坚持的是“真理”。至于“误会”，从始就有，我习惯且有最大的韧性。我丝毫不嫉恨，甚至可以先前就原谅那些对我不公的人。这似乎算一个“了断”，我终于在长达一年的猜忌、怀疑、仇恨和隐形的施压下解脱出来了。起因并不重要。后果也不重要。我感到一阵轻松。 　　我筛的土很细，将瓦砾和碎石拣出来堆积好，像一个宝塔。我提水和泥，事前将细土垒成冢形，中间杵成圆坑，这就成了一个“火山锥”，我还要将稻草用铡刀切碎，在注水入泥时和在泥中拌和。最后是将有草茬的稀稠度适中的泥捧到长方形模子里，掼实抹平，稍干后极轻巧地脱模――我九岁时带领同学勤工俭学就干这活儿，现在在“一个人的劳改队”里，我干得十分劲道，简直就是演习雕塑艺术。没有任何人来搭理你，学校的操场上扎起了很长的“揭批廊”，已经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的同学压根就不敢来这里顾盼一眼――我就一直这样下去，将晾干的土坯码成垛，随着这“墙”的长高，四围中，阳光变得越来越吝啬。我发觉这是一个洞穴，这是我制造的，我的“坠落”是罪有应得――我高高在上，成百上千地驱谴别人，我根本看不上弱类，我本该为自己的“出身”卑微但却傲慢得如同一个王子。甚至在这所中学公开挑战一个伟大政治运动的最高领导者。但落在一个土丘上，又有余力将它精细化再造以至雕塑成城，还是一种幸运。我发觉我适合做一个工匠，我与泥土、石头、木头有天生缘分。它们不会害我算计我妒恨我鄙弃我――1971年，我再次被隔离严酷审查，末了要“结案”，审查人员问我：出去后你想干什么？我说，如果获刑，则无选择;如结果好一点，还容我挑选，我去西山华亭寺塑泥胎佛像！
　　他伸长了脖子，我没有见过人的脖子能伸那样长，他还有一双鸭子似的眼睛，在听到这话后，他的喉结耸动，那长距离的上升下降仿佛显示特别的吞咽的功能。 　　这是真心话。没人懂。闲常的误解因其大众持有的“根本性”，更可怕，更令人心寒。 　　滇池独步 　　学校对我的陡然转换讳莫如深。既没有明确宣布要限制自由，也没有对我的行为作任何正式说明，大约在中学生中对一个人作出政治处分，尚无前例。以我的想法，不愿家人为我担忧，尤其不愿母亲知道我的处境，她一直以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孩子而骄傲，她能在一个工厂里挺直腰板做人，也多赖于此。我的哥哥还是军中最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也由于“出身”问题，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后，被取消出国访问和留校任教资格，回到了昆明军区文工团――如果形势一任如此发展，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开始住校――事实上每时每刻我都必须处于监视者的视线下。学校男生宿舍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只有一床垫席和薄被的床位。这样至少不让母亲看到些许情绪变化的痕迹，也让监管我的人仅用眼角余光就能捕捉到我――替组织省一份心。我一直等待一个机会，来申诉自以为是的理由，但这一天在哪里呢？ 　　昆明第八中学隔壁是军事监狱。这个清代的抚台衙门尚存许多古迹，抚台书院、书房、议事厅等等，但抚台监狱与抚台衙门在一起，是明代“锦衣卫”的传统样式――高墙深院和地上地下两层牢狱，后被沿用做“军事监狱”，可能是历史最牢固的锁链。每天清晨六点，这个军事重地的军号声响起――这也是我的起床号。我知道号谱。甚至喜欢它来呼唤一个稚弱而不息的生命――事隔多年，我才知道与此同时，仅一墙之隔，也囚禁着许多无辜的生命――功臣、部队作家、文艺家。 　　清晨的风冷冽，直灌脑底。在启明星西坠前一刻世界仍然那样清朗，只有这一刻，我依旧像以前那样来看待每天在延续的生命。我在三分钟内跑出学校――从第一天起，没有规划路线，但一直向西，穿过国防路口、云南日报社，在大观河左岸河堤上加速一段快跑，来到大观河码头，稍事整理，然后入水，向滇池河口游去――这时，太阳在东方山脊上升起来了。与我向西的方向呈一条斜线，我似乎在这条血红的坡面上漫步、爬升、登陟――这是指引么？如果我侧泳，则可以直视这个略有些残缺的火色圆球在雾霭中挣扎，如同一只受累的眼睛那样看着我，她在倾听破水的声音，撩起的水花即刻像散碎的玛瑙珠坠落，披挂在我的颈项上，指间成串的全是光芒四射的钻戒――我是那样华贵，且生命从始就应当如此坦然与从容…… 　　在河口最开阔的水面上，开始回游，我是一条鱼，探出水面看世界苏醒。一群野放的鸭子惊惶地抢掠近岸的水道，喧闹贯耳，鱼儿停止思考。 　　我上岸，随手拣起衣裤，只穿着一条泳裤回跑，在入城前，暖和过来的身体烘干了泳裤，套起衣裳来一路跑回学校，正七点半，学校食堂开早点，稍后课堂早自习。 　　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一个人加入了我的独步滇池。他永远谨慎地跑在我的后面，他叫朱运宽，高中一年级生，我记不清他是如何、或为什么要来的。但出入水“仪式”、游程、时刻表完全不变。多年后，回忆此事，他说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加入进来了，但我断然否定――我希望这另一个人根本不存在――那幽独孤寂是我与滇池的契约，它规定：不要诉苦！即使艰难，也不要吐露！你可以来母亲这里，你用自在的呼吸、吐纳和为来到这世界上在胎腹中挣扎的运动，将自己从苦水中漂浮起来，且要在一个世界没有完全苏醒，静悄悄的时刻用水珠坠落和微波漾起的声音与我对话――能毁灭你的是你自身的重力，克服它，一切即将开阔与明澈！ 　　八月苦雨 　　1966年 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缘起是北京大学聂元梓张出了她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四清工作组，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 　　而昆明发生的事件是：四清运动中，我，一个中学生，在一所中学校里，在同样的“四清运动”中，已经当了半年的“反革命”。 　　世界离开基本逻辑。 　　学校的大字报跟调转向，称我为“团内走资派”。因为毛泽东说：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走资派的矛盾。 　　八月，昆明连降猛雨，滇池源头盘龙江泛滥成灾。 　　在昆明市接连发布汛期警报时，我被正式编入“牛鬼蛇神”的队伍，被皮鞭驱赶到最危险的洪水肆虐的地段，昼夜抗洪。 　　学校里，“红卫兵”应时而生，执行监督的不少是我的同学，我惊讶的是，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很相知的朋友，我介绍其中最诚实的他们加入共青团，先是“青训班”，讲解学习共青团的纲领和团员的责任义务。我丝毫看不出他们眼中有一丝仇恨和歧视。而今，世界翻覆，他们用解下来的军用皮带毫不留情地抽打老师和我，我周身没有一寸衣服是干的，混着血泥，在脱下湿淋淋的衣服时，相当剥离一层皮，我只穿上一件仅仅拧不下成注的水来的――也是湿的衣服，只是稍慢些，金属皮带扣就极其响亮地砸在床板上…… 　　他们问我：“你欢不欢迎抄家？” 　　就是说除了舍命的苦役，文化的“革命运动”还在有序推进。 　　我说：“欢迎。当然！” 　　他们说：“你怎么欢迎？” 　　我说：“我不分昼夜在江边（抗洪）。只能在我家门口贴一个条子。” 　　我获准返回家中，在只有九个平方米的家的门口贴了一个白条：“欢迎抄家”。 　　随后便“抄”了。 　　我不该记住这些东西。但人很奇怪，却无法忘却。 　　我的老家在盘龙江东岸，我的童年是在江边度过的，对城市我曾有相当的疏离感并一直酝酿着背叛，我熟悉从松花坝以下的霖雨桥向西汇流，进入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江段，我挥臂击起的水像翡翠，我仰泳漂游的江面撒满迎春柳的黄花――那只停留在我的鼻尖上的小小蝴蝶在哪里？我们对视，它的触须向花鼓棒一样敲敲打打――我以为这种“戏噱”就是我的世界和整个世界的“矛盾”。
　　但这里太黑了，江水也是黑的。不会有蝴蝶和它们的家。只有血肉。在涂黑的夜的深色底版上，至多是一种紫黑色。还有，一种锐利的灯光，刀刃般横扫切割虫蚁一般的抗洪人群――我无法区分除了我们一小队人，还有谁在“抗洪抢险”？哪里出现管涌和决堤，皮鞭就驱干我们去堵住决口。我们手臂勾连着成排成群地跳下去，背后就是滚滚而下的固堤砂石和从头顶砸下来的木夯。突然哨子吹响，“牛鬼蛇神”又呼隆隆地爬到堤坝上――有些呵斥不易听明白，皮鞭们就 　　打下来――原来，堤坝所以一再决口，指挥者判定是砂石太稀松，他们运来草席袋子，要我和几位老师往里填土，“红纠”上来，往每一层上使劲踩――刹间，我惊呆了，那连水带泥接近一米高的满满一袋砂石有多重？不会少于两百斤！我的右侧，我看到身体强壮但受过拷打满身伤创的李必雨――在四个“红纠”嗨哟一声将沙袋掼到他肩上时，他的大腿在颤抖，他曾经试图掂一掂沙袋，好靠近肩上的着力点，但他整个地摇晃起来，但他还是背着它爬上斜坡――轮到我，我运足气力，但沙袋上身，我的两只脚猛地下沉，稀软的泥地一直没到膝盖――如果有一只手伸过来，如果有一只手接近我的指尖，有一个指头的牵引，我就可以站立起来――但，没有。我试着找到一个最近的支撑点，没有――我试着在偏斜的世界里找到一种眼光，但我无法转动颈项――我不知道我是跪着还是爬着向堤坝上移动，只是觉着必须避开聚束的白炽灯光，用席袋做遮檐，这样，我可以看清前面落脚的地方，黑暗突然变得如此亲切，我的黑蝴蝶在前面飞，我担心它会向光束里飞去，那里很危险…… 　　堤坝稳固后的几天，大雨几乎没有停过。其时，已经分不清是天上的水还是地上的水，盘龙江漫涨至无边无涯，不知道哪里是原先的河道，临近村庄在哪里？聚光灯扫射着河面和我们这一队因寒冷而蜷缩着蠕动着的人群。突然，哨子又响了起来――据说云南军区仓库被洪水冲垮，大量储备的原木顺江而下，只见巨大的原木在浊浪上翻滚跳动，横的竖的瞬间在河道上堆积，又在激流中轰然垮塌，像一千辆铁甲战车撞向河堤――哨音急促，命令所有人下水将这些长四到十米，径长不会少于四十到八十厘米的原木“推”向河心――这相当于将这些人往绞肉机里推！每根重达数吨的原木只要将你一撞，或将你挤压在它们中间一锉动，你必死无疑！ 　　没有人吱声，瑟缩成一团在水边发抖，有人似乎在与“红纠”要求得到一种工具，从比划的动作看，大约是一种类似撑杆的东西，以免人体与这些猛兽直接接触，除此而外没有人知道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免除被绞杀的危险――我已经下水，只有这时你才明白那完全是一种绝境！我试着去推动一根巨大的原木，它纹丝不动，眨眼，另一堆更大的原木在后面堆积起来，不知谁喊了一声：“跳！跳上去――”我仓忙爬上滚动的原木，使劲平衡身体，接着，一根巨木横切过来，那些疯狂跳动的木头忽然接成一只巨筏，像簸动一粒豌豆，将我掀落在水里――我是从一个擦着肩膀的缝隙里入水的，我感觉我的入水动作一定很优美，现在我沉在水底，甚至直入水面的手指触碰了河底，在不到一秒的时间，我仿佛回到了滇池，那是我柔软的眠床，在阳光的栅栏里，我随手开启门扉，我看到海菜花像喇叭花一样的骨朵，我摘了尚未开放的一朵，给我心中的女孩子。我宁静如长寐初醒――我判断：至少我应当潜游到回水湾的那一岸，我的头顶，现在是密密匝匝封闭了水面的原木，我无法出去――终于，我感觉较浅的水面没有了隆隆滚动声，我一手上举，终于没有阻隔地回到水面――灯火稍远，我在原木水面堆积的外围，尽力推走了一根又一根稍小的木头…… 　　记不清是如何回到岸上的，记不清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入水，一次又一次“历险――脱险”，那是机械的轮回，一粒尘埃飘动浮起，沉坠无声，没有人在意你的存在，也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你还活着吗？ 　　大约在两个昼夜后，我获准回家换一身衣服，因为我身上几乎只有一些丝丝缕缕的布筋，我藏在抢险工地上的一件海魂衫，圆领裂开了，但蓝白条纹可以掩盖窘相――母亲没有在家，幸好！我留了一个纸条就回身，窃取了家的气息后，我竟然忘了我是回来换衣服的，关门时，我却无意间发现在床头有一叠干净的衣裤，似乎浅浅的褶皱里还有母亲手心的余温――那一刻，我彻底垮了――在“回去”的路上，必须路过东风广场的“检阅台”，灯火已经照亮了红色广场，毛主席的巨像一如往常庄严地微笑。我独步行走在空旷的街道上，听着那跟随过往却不知未来的足音――我流下了眼泪。我想，我的字条太简单，我有意掩盖美饰一切，我本应当留下一封“遗书”。至少告示亲人，还有，对祖国、对革命，我是忠诚的。我绝对忠诚。我应当申明这是误会。我的前一步，每一天有“九死”的可能，或许，一次，我就告别这世界。我还年轻啊！差一个月，我十九岁！ 　　什么是“节日” 　　我仅仅为自己流过一次眼泪。 　　人，是什么？什么是生命？对于一个微弱的个体他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当某种强势的你无法摆脱更加强势的暴力一点点啮食你的皮肉，某种你相信你崇仰的“真理”忽然变成穿透你神经的锐器――你才会感到灵肉可能分离，于是，你感觉到“身体”作为活着的载体是存在也可以抛弃的。 　　人，其实不要奢谈“悟道”，人之“贱”，贱在伤及这所有：疼啊苦啊累啊到极至，拷问简单到活与死，才有可能将你的“人”从污秽的分娩落下地来，与人群――那种广大的人众的黏结中稍稍分离。以确立你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到底在极度屈辱中活了出来。 　　1966年 10月 11月，“文革”似乎仍向高潮推演――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学校里很多同学和他们自发组织的“红卫兵战斗队”是“长征”走去的。我则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接近年底，原先的“红卫兵纠察队”忽然消逝，或则也去长征，或则寻求无尽的“革命答案”。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了个弯，一下把老革命当成了“走资派”、党委政府都不存在，“造反派”如雨后春笋，“四大”成了更大的洪水，冲击既存的一切。 　　第一个感觉是“没有人管你了”。这并非自由的信号，我心里很清楚。但我仍然相信，虽然前期的“运动”证实“资产阶级路线”是错误的，明明白白的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自由”了，且真诚地革起命来了。没有人出来说明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如同一个无限大的舞
　　台，灯光缭乱，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或不使用面具来走场、并施展他们潜在的演技。 　　我仍相信我具有批判的权力，虽则它可能再一次使我罹受灾难。但，当世界成为你不可回避的某个视界时，思想（有些并非主张）就会扰动，如同一个杯子里面注入某种有色液体或固体晶体，一把小匙就会搅动它。问题还在于你把它喝下去了，结果你被“作用”了，你不明白是干涸口渴使然，还是那杯水其实是注射？ 　　我写了不少“批判文章”，没有多少兴奋。在稍后的日子里我知道许多都是无知的没根没底的“胡说八道”。但崇奉并以死捍卫“真理”的那一根针剂是穿刺般直入骨髓的，“文革”让人越来越“看不懂”，没有理性哪怕逻辑的边缘，我起来“发言”，说其实“绝对真理”根本不存在，“一句顶一万句”是虚伪的，连思想的“顶峰”也彻底违背了马列主义等等。 　　是不是有点与“黄楼发言”近似，会不会有人在会议室的端头站立起来，在一个白天，或者用一分钟决定我的命运？我再不去想了。 　　我用一周时间将自己幽闭，读但丁的《神曲》，我笑了，他描述的地狱我回来了，但我还回去吗？如果不可免的话，还回去？ 　　“文革”三年，当然有意义的事情不止于我长大了三岁。我游过长江、湘江和所有我能到达的水域。在武汉码头下水，预备穿过长江大桥，结果被桥上守卫的哨兵赶了回来，我逆流千米，好容易才登上陆岸。八月大暑，我环绕橘子洲头一圈，湘江的水被热浪蒸煮，颈项上仿佛套了一个压力锅圈，但水下半米却是爽适凉快的，我像一只水獭，时潜时没，却没有看到洲头红橘。 　　1968年 11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即各级机构包括学校的革委会也成立后，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大联合，“无政府状态”终止。谁来承担“文革”的动乱、破坏？于是接踵而来的是“划线”――即有一派组织应当是“反革命”的。这是“两分法”的实用铁律。当对我的“通缉令”向全国散发时，我已经早两个月在东北长春大姐家中养息了一段时间：重器械锻炼、寒冷耐受，准备一步跨入炼狱之门。 　　我知道我的“罪在”，我并不抗拒。 　　但与你准备和想象的并不尽然相同。 　　这次来了“军宣队”，他们奉命“支左”，一个姓黄的排长训练更加强大的一支“行刑队”，他们多数由初中学生组成（其实他们也长了三岁，大多年龄在 17至 19岁）。余下的无须多说，如果侦察排长的擒拿搏击技术不足专业，他们就读《红岩》，那里有渣滓洞集中营美式的应有尽有的刑法。他们酗酒，在酒热耳酣之际（常常是半夜）以对“被审查者”酷刑虐待助兴。这个校园成了一个魔窟，一边是彻夜悲嚎，一边是酒池肉林。 　　什么是“节日”？就是一部分人死去，一部分人为之而狂欢――胜利者的节日需要“交响”――人多于禽兽的一份享誉。 　　这一切的组织实施者中有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只此一个。多年后，据说他申明他对发生的一切非人道反人性犯罪并不知情。 　　我其实早早相信，“真实”的声音是无法传导的，这不是“物理学”的问题。 　　因为这种惨绝人寰的虐杀相当于一种“次声波”。 　　勉生总是被押来陪我的刑、陪我的跪、以及所谓“批判”;即使很多被揭发的“罪行”与她毫不相干。在反复受刑后要跪三个小时是另一种刑法。我几次不能支撑，但在眼角余光里，她的身子还是直板板挺着――就在前几天一个夜里，他们用拆房子的椽子，上面有很多铁钉打她，她皮肉模糊而晕厥，以至被送往医院抢治时，医生不得不用手术剪来破开血肉粘连的衣服…… 　　看守我的是一个姓陈的河南籍小兵。因为当心我寻死，他把我的牢室里的灯线剪了，黑暗中他守着气息微弱的我，我则在拼命抑制因棍棒直击胸口而狂跳的心脏――没用，仿佛它就要从我的口腔里跳出来――它受不了了。但稍后还有一场刑法，我侧过身，看着他毛桃般茸茸的腮帮子，他很年轻，很像谁，却一时说不清…… 　　十一点，我再次被押出去，过于凶狠的捆绑，使我的上肢麻木，我用尚有一丝感觉的左手指掐掐右手，冰冷，毫无知觉;他们会在火候上突然松绑，十指瞬间因肿胀巨痛――这一夜的“新课”是“上梁”，刑具是钢筋，他们轮流抽打。有人将直击在人身上弯曲了的钢筋扳直，打弯了，再扳直……我看到了惨白的月亮，这世界上只有这一线冰冷的光明连接着我，却遥不可及…… 　　在 20世纪 60年代末期发生的这一切，会不会再次上演？即使历史一再提示，会不会让这个民族深自反省？如果连历史也被遗忘或故意遗忘――“死了”，当然不会“反省”了，那么，再次的上演者就会用“新意”来美饰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这一切不被记录下来或故意删弃，那么践踏人类起码尊严的虐杀注定还要发生！ 　　人，不是为痛苦而生存的，也不愿伴随痛苦的记忆，但为应付苦痛心脏石化了，那龟裂，不是虚伪的“感化手术”、谎言、空话和物质的赐予可以修复的。 　　“滇池?囚犯敢死队” 　　滇池，也在酷刑虐待中。 　　1969年在疯狂的咒念中，晨昏颠倒，天地翻覆。执政者要“围海造田”，即将滇池的湿地“草海”全部填为平野，改造为“良田”，他们要谷子――稻米？这与一个穷窘的民族关于吃饱肚子的梦想无关，他们要的是“政绩”，即使从开头这就是异想天开――强制拆迁草海附近的鱼村，强制上千艘民船从西山或更远的地方将农田的壤土搬运到滇池河道出口以东，像爆米花一样倾倒滇池海浪里;将数以万吨计的石块投入海浪，自滇池泥炭层湖底筑垒一道长城般的拦河大坝…… 　　滇池的烟村兀然消逝。那些只比芦杆结实一点点的草寮，那些只有在暮鼓晨钟中才升起的柱状的炊烟，它们像祈拜的手指伸向苍空，祈望海浪平服，上善若水的烟语;那些载着一只猫，以金绿的圆眼警惕地探视光明，在港汊里随处漂泊的船家……亘古风景，在一夜间，被风卷走。 　　由于“填海大坝”先行动工，草海被人为切割，原本应当疏浚的河流在早春时就严重淤塞。1969年夏初，滇池之“肺”出现“水肿”，入滇河道猝死，西坝河、盘龙江、宝象河、采莲河河水暴涨，草海出现历年最早的水患，万亩良田倾遭淹没，小春作物正待收割呢……
　　关于抢险的命令是 5月底的一天传到这个学校的。 　　说是“全体总动员”，当然包括了军宣队、工宣队、纠察（行刑）队和被关押审查的所有“活口”。 　　工宣队进校后，宣布“不准打人”，但严行“劳动改造”。 　　事实上横行跋扈，已成积习的行刑队事后策划了一起谋杀案。 　　工宣队究竟有没有“队长”之类的人，不得而知，管事的是一个高个子，头颅畸小，而眼睛像比目鱼，用假嗓发声的中年男人。他向我宣布：依照你“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枪毙十次有余”。我说：“是的。”他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他让我写一幅大标语给他看，“字要有那么大！”――他比了一个两臂环抱起来的样子。我拿一只扫帚，向他讨来一把菜刀，把扫帚砍砍剁剁，修成了有“笔锋”的形状，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每一个动作细节，说：“你这是哪里学来的？”我说：“不用学。”我在蘸着大桶石灰浆，在“和平院”将近一百米长四十米宽水泥地上用工整的楷书写了三四幅大标语。他吁吁地叹息，摇头晃脑，立即招来工宣队的队员，全部爬到楼上去“俯瞰”，大声嚷：“这要站在高处看！高处！往高处看！你们这些杂种懂什么？这叫天楷！”我压根不知道什么叫“天楷”。他又背手在字里行间巡回数圈，来到我跟前说：“你啊你，你要是‘站队’站对了，你――立功立大了！” 　　我仍囚禁在“鲁园”一个单身牢房里。这一特殊“待遇”说明我的问题“升级”到了顶端。“划线站队”运动已经持续了七个月，按他们的说法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分子”，目前进入“结案阶段”，我们均属等待处理的对象。“对象”这个词汇很早就被广泛应用于政治运动，专指一切革命行动的“目标”。现在它指“专政”的对象物――受到严密控制的可支遣可剥夺的活着的“人”。事实上，整个学校近两千学生大多在半年前“上山下乡”了，末了，因为“性质严重”而始终“在押”的，只有我和勉生。一场空前的运动，激发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赋予这个民族最大的热情，仅仅将两个这所学校最好的学生“砸烂”，并预备“枪毙十次”――我暗觉极具讽刺意味――也许戏噱荒诞就是世界的本真。 　　前天，勉生的二弟江宁获准送来了一箍子红烧肉，那是他做的，我们分吃了，味道好极了！小弟竟然有这等手艺，我感动了三天。 　　第三天，突然紧急集合，随后劳改队被带到滇池边。 　　海天茫茫，无际无涯，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浑浊的黄红色大水仿佛融汇了所有血污，粘稠且绝望、疲惫。波浪直拍脚下，似乎在尝试稀解灾难，却无可能。 　　与我们这支“抗洪抢险队”抵逆而行的，是神色疲惫的小学生“围海造田”队伍，成千上万的孩子像蚂蚁一样铺满了狭窄的道路，这些孩子怀揣着铝制的饭盒，东一脚，西一脚，在泥泞中滚动，有的孩子大约年龄太小，根本不知道去干什么？他们走几步，就东张西望，蹲在路边发呆…… 　　我被分配到一家渔户家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女孩，决然沉默，一语不发。我在堂屋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会，就听顶着阴丹蓝头帕的女人冲着孩子大喊大叫，随后孩子搁下手里的什么东西，冲出门去，门外河边已经传来哄抢的声音，我跟着出门，原来是河里漂来了海菜，这些成堆的海菜裹带着树杈和垃圾，顺流而下，渔户们就站在岸边，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在抢夺这些东西，拼命往岸上拖…… 　　其实，每个渔户家门口都有成片的草席，晒晾着的大约也是打捞起来的海菜，成束的海菜满是灰尘，黑绿杂染，颜色诡异，占据了沿河公路的大半…… 　　我叫她大嫂，她连头也不抬，接着端上一碗茄子?W和一大碗豆角饭――这是荒村最好的食物了，他们总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用来招待绝不敢怠慢的“公家人”。只有我一个人面对这顿晚餐，她们又吃什么呢？我发现，在那碗茄子?上还盖了一块发黄的腌肉，我用筷子把它推得远一点，拣碗边上的茄子?W来下饭，这是陈年的?W，发酸的瓮味带着腐气，没有一丝油腥。我也不抬头，只顾吞食…… 　　所谓“抢险”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组织，我们在天亮后跟随一两艘小船，漂流到离村子很远的水面上，按村民的指点，果然有些淹没或半淹没在水里的庄稼，最多的是半熟的包谷，大约种在河埂地上，地势稍高，还随水波动，没有成片倒伏。至于那些水田里豆角和麦子，我猜想至少在水下一米，完全没有踪影。我带着一把镰刀，开始潜水去“收割”这些庄稼…… 　　把勉强收上来湿淋淋的庄稼甩到船帮上，又划船前行，我不上船，而是稍稍扶着船帮半游半凫，我不知道那些浸泡在水里已经饱涨的包米之类如何食用？但我知道，农民惜粮，甚至会把发黄的霉米炒了吃，散发着酒糟味的包谷至少可以喂猪，但我的东家根本就没有猪圈，一个村子看不到几头猪，通常，这些牲畜到处游走，但人不兴，畜不旺，冷冷清清，寥寥落落，一切都如末日毫无生气……惟有大水，一无际涯，洪荒之初的滇池是这个样子吗？ 　　天是蓝绸，水是黄汤，这原本不是洪水季节，景象怪异。而扶船远游的“抢收”则莫名其状。船上竟然有个留校“照顾分配”的女生唱起歌来，是《江南小调?茉莉花》，陡然转调成了“拿出革命干劲来！拿出革命干劲来！我们快马加鞭跑得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 　　熬了三五天，东家大嫂突然有话了，问我：“你怎么不去队房喝酒？”我知道她指的是在生产队的公房，也就是大仓库里，工宣队和纠察队的二十来人，连日来宴饮达旦，猜拳行令声响彻河岸。我说，我是来劳动的。她抿嘴一笑，道：“敢怕人家不让你去啵？我们家是上中农，不好随便插话。你要一个人闷，那里有棋子，娃娃他爹也是一个人下。”她指指供桌 　　边，果然，有一副“五子棋”――一堆浑圆的石子和一个刻画着“米字格”的木盘。我说：“谢谢大嫂，不过，任什么棋，还是两个人下好玩。”她说：“左看是人，右看是影，孤来单去，惯了就好，两人头逗头，人家以为谋事――起是非！怎么会好？” 　　这天晚上十二点，我被工宣队的砸门声惊醒。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的哨声在村里穿街走巷。 　　电筒光里，我只看见一个工宣队副队长和一个女纠察队员，这个女生用毛巾裹着头，仍听到她的呜咽声，隔一会，她就使劲擤鼻涕，像一匹马一样打喷嚏。我不认识很多人，人人认识我，这是完全合理的。比如，我不认识这个女生，但印象是她专司喊口号一职，她知道在“批斗大会”的什么骨节眼上该喊口号以及什么样的口号，但她现在在嚎啕。因此，接下来的事肯定与我们无关。 　　副队长说了些什么，我只拣到几个字，即他从城里“开会回来，结果这里发生严重的阶级斗争事故”――全体工宣队员和纠察队员“失踪”了。他们最有可能遭遇的是“被杀害了”――我突然想起大嫂的话，真灵！ 　　队长接着讲，根据他的“侦察”（调查），“情况是这样的”……经过女“口号”不断补充，事情很简单，他们喝酒“只到八点，有人建议不如划船去赏月，在船上度过美景良宵”――结果，当然是：到此时全体人员都没有回来。更严重的是已经通知六甲大队民兵搜索了“半天”，“死人活人都不见”，“现在要组织‘敢死队’下水去找！” 　　“你们都是嫌疑犯――反正不是你们搞的（谋杀）还有谁？她（指女‘口号’）喝了一瓶‘三花酒’（杂合酒）倒头就醉了！”他指着我：“你！你！你！下水！找不回来人，你就不要回来！” 　　我扔了上衣，电筒光仍在我身上往下指，我只穿着泳裤，在灯光晃动下扑啦下水，灯光仍然尾随，我突然觉着这个滑稽的世界其实很易摆脱，我潜了一段，再出水，远光失去方向，除了我撩水的声音，眼前一片黑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下水？大约在两三百米周圆的水面上，寂然无声。我很自由，很舒展，黑水黑天与黑暗中的我，整个世界融合得没有一丝缝隙。我并不去复读那个荒诞不经的“事故”或“故事”，精神病以及令人作呕的癫狂，在这个世界上会以自虐始却不会以自罚而终。黑暗的天国连我这样的罪人都不打算收容，况且骄奢的“胜利者”――即使有“光明”的天国，也要等待他们――胜利者奉献如我者的牺牲饕餮如常。但滇池不一样，我太熟悉她了，她清浅，如我负罪而艰难，她轻轻负载我，弱浪就要催我入眠。星光月光全是杜撰的，或许前一时有，此刻没有了。唯一可感的是，滇池只是一个大略的水域的存在，她是纯黑色的，没有方向，因此她是浑圆的，我是沉潜在墨水里的一条墨色的鱼。这，从未有过。我可以在每一朵浪花上感觉墨写的“字”在跳动，滇池的墨卷无限舒展又卷曲，它们全是被洗劫后沉没、稀解了、沉淀后又被扰动的经书，因此，那些可以叠垒的经帙根本不存在，只在你的肌肤上划过，丝绸般柔软，我用从指尖到头顶的肤发来读它…… 　　大约过去了三个小时，海面上出现一丝淡亮，水路出现细浪的阶梯。我知道包容我的黑暗就要结束。我开始回游，我的手触到一根树杈，也许是岸坡上老柳树的根须，我上了岸，撞上的是密密匝匝的芦苇，我蹲下来，蜷缩如一条蛇，但黎明前的风仍很大，还有蚊蚋，像飞绕的铁筒罩住了瑟瑟的肉身…… 　　十天后，1969年 6月某天，我从单身禁闭的牢室出逃，开始三年的滇西亡命。 　　我给自己的警语是：生命是你的，于你不易。别人无权处置。 　　还有：策划“偷渡”前夜，我对同行者说，尽量少带物品，包括你钟爱的莎士比亚、伏尔泰、托尔斯泰、普希金、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及那套精装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如果被发现，就扔掉书箱行李，我们徒手囚过怒江。 　　责任编辑 张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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