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多人联机推荐人物组合 那些人物组合好
当前位置：饥荒多人联机推荐人物组合 那些人物组合好
饥荒多人联机推荐人物组合 那些人物组合好
发表： 10:22:01来源：99游戏编辑：
《饥荒》多人联机用哪些人物组合好？《饥荒》多人联机推荐用哪些人物组合？下面99单机小编就为你带来高玩分享的技巧心得攻略——
【第一区 脑奶奶与双胞胎】
收集物资与杀怪的好组合!
奶奶开场就能直接拿铲子跟背包,比较方便收集物资.
双胞胎35天内遇到狗基本上都能轻松解决!
奶奶要控制理智回复, 双胞胎要学会控制姊姊该什么时候出来.
不过这两个算是很好的新手角色.
【第二区 科学家与机械人】这两个比较没有特别优缺. 但是...
科学家有胡子可以保暖过冬, 玩到中后期(100天以上), 比较不会有全灭后没复活方法的窘境.
机器人就没特别优点, 不过吃到闪电后的加速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三区 纵火女孩与肌肉男】这两个实在有些坑.
沃夫冈(肌肉男)因为飢饿值的关係(正常情况下消耗1.5倍),
如果前期不会控制, 可能造成全员饿死的情况... 但是食物充足之后是很强的火力!
纵火女虽然有赖打可以补理智, 但是如果理智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放火刚好烧到作物.
游戏瞬间变得惨绝人寰, 玩到200天也让你变得像从第1天开始(其实也没那么惨啦XD)
猜你喜欢：
的方法心得全汇总
饥荒攻略专题提供饥荒全攻略，饥荒食谱，饥荒巨人统治攻略，教你如何在饥荒中生存来下。饥荒是一款关于动作冒险生...
最新内容推荐
又要到周末了，小编依旧为大家带来新的内涵图，家里有个御姐是什么体验？
大家都知道实价旗下的《如龙6》将要加入夜店内容，还特地为为此海选了女优进行了面部扫描。今天，外媒杂志就带我们一探《如龙6》的夜店，一起来看看吧!
使命召唤13是以动作射击元素为主要内容的一款游戏，本作的制作发行是由Infinity Ward和Activision联合完成。游戏中将会继续加入女性角色，将会带来突破性的射击内容。
泰坦陨落2是以科幻射击元素为主要内容的一款游戏，游戏中将会给玩家带来更加震撼的游戏玩法，战役模式中玩家可以体验更多的黑科技。
《上古卷轴5：天际重制版》与原版最大的区别在于画面。包括水体效果、叶片效果、天气效果以及贴图画质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除此之外，主机板玩家还可以获得MOD支持。
文明6是以策略战棋元素为主要内容的一款经典游戏，本作游戏的制作发行是由Firaxis Games和2K Games合作完成。游戏中加入了更多精彩的元素设计，更加深入的策略性玩法。
《使命召唤4：现代战争》作为一款老牌射击游戏一直被玩家所喜爱。这次的HD重制版《使命召唤4：现代战争》画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贴图和纹理细节的处理都更加清晰，各种粒子特效和光线特效，甚至建模精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就连游戏的音频和视频都进行了重新制作，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简单的重做，是一款很有诚意的作品。饥荒：全体中国人的隐伤 - 简书
饥荒：全体中国人的隐伤
本文草稿在我的文件夹里躺了有一年。情绪非常多，内容非常乱，不知如何才能连缀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近日重温旧书，强烈的情绪再次将我包裹，噩梦连连，完成此文成了一件极为迫切的事。
《法治周末》
问：你为什么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答：教科书上说的。问：什么教科书？答：中学历史教科书。问：你还记得老师是怎么讲的吗？答：不记得了。问：为什么不记得了？答：因为那不是考试内容。问：书上有多少页写了这段历史？答：一页。问：书上说死了多少人没有？答：没有。问：书上说有人挨饿没有？答：没有。问：你现在还留着这本教科书吗？答：没有。问：为什么？答：考完试就不需要了。“……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人教版《历史》教科书110页（2002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
一九四二年。华盛顿，英美中苏代表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斯大林格勒，苏联人在德军重围中饥寒交迫。奥斯维辛，纳粹德国正有条不紊地屠杀犹太人。太平洋，中途岛海战中美军对日取得决定性胜利。孟买，圣雄甘地狱中绝食掀起独立浪潮。重庆，蒋介石第七次登上《时代》封面。延安，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还是这一年，画家蒋兆和在四地走访后开始创作一幅人物长卷，起名《流民图》。这幅画作高 2 米，长 26 米，以战火、饥饿、逃亡为主题，记录了尸骨横陈、饿殍遍地等一幕幕末日惨象，观者无不悲涕。画室之外，画中的一切正在河南上演。
蒋兆和《流民图》局部
中原自古就是群雄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中日军队在此亦陷入胶着。彼时河南虽已沦陷近半，却仍是国民政府手中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413万担小麦超过全国小麦征购量的1/3。这些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政府、官僚、和城市。农民因旱情严峻收成欠佳，粮食本就糊口艰难，却仍要尽数上缴。郑县一户姓李的农民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尽。粮食吃光了，人就吃秕谷、吃糟糠。当这些也吃光咽尽，人们就开始吃草根、吃树皮。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不少人误食毒野菜，头晕目眩、腹泻肠穿却依旧咀嚼不停。比如一种叫“老鸦蒜”的植物，剧毒无比，人吃后轻则腹泻呕吐、重则神经麻痹、一命呜呼。饿疯了的饥民明知有毒，却仍趋之若鹜。至于吃土，那几乎就是自杀。土能果腹，却无法消化、排泄，很多人因此腹胀而死。那时很多人吃“白鳝泥“，又称“观音土”，看起来和面粉无异。用它蒸成的馍馍又软又白，很像真的馍馍。可就是这打着”菩萨“名号的东西，吃死了一个又一个饥民。不禁想起《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一段对白：纪晓岚：燕城这帮贪官，把人吃的粮食换成了牲口吃的麸糠和草料，这件事和大人可知道？和珅：我知道。纪：和大人不觉惭愧？和：我倍觉欣慰。纪：为什么？和：你有所不知啊。这一斤口粮可以换三斤麸糠，这就等于原本能救活一个人的粮食，现在可以救活三个人。纪：可麸糠是给牲口吃的，不是给人吃的。和：哎呀，灾民还算人吗？纪：什么？和：你不要把眼睛瞪那么大。行将饿死的人已经不算人了，那是畜生。只要能活着，还什么麸糠啊，那是好东西！草根、树皮、泥土都可以吃。
没错，只要能活着，草泥、树皮都是要抢着吃的。可当这些都不够的时候，还能吃什么？吃人。从前看《水浒传》，知道里面有个开人肉包子店的母夜叉孙二娘，虽觉恐怖，但也总以为这只会在虚构文学中出现，饥荒却让这份虚构走向了真实。人相食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伊川文史资料》曾有一辑讲到过光绪二年至五年饥荒中的人人相食：“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切，一九四二的河南，也在上演。刘震云的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不少灾民都声称自己只吃死尸，没吃过活人。可事实上，死人不够分，吃活者大有人在。光河南当地报纸的报道，就有洛阳灾民因杀食自己十五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被捕；郑州滑县的刘氏夫妇因饥饿不堪将女儿香菊煮食，男人后来还是饿死，女人临被捕身上还搜出一包人肉；许昌鄢陵县马氏杀死其三岁孙子充饥……他们卖掉了鸡犬，卖掉了了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了棉衣棉被，卖掉了土地，卖掉了儿女；他们吃秕谷麸糠，吃草吃树吃土，甚至不顾人性同类相食……结局依然是死。在上个世纪中叶的二十年间，河南连续遭遇过三场灭绝性的大饥荒：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年的大旱与四害、1958年的大跃进。饥荒摧毁了一切秩序，人们失去尊严和理智，河南仿佛沦为人间地狱。抢劫、杀人、吃人，一切罪恶都被视为正常，而那些维系人心的道德、礼仪、亲情和怜悯顷刻间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已经没有什么信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在河南亲眼目睹灾情的《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历史学家白修德如此写道。灾难留给河南的伤疤，在人们给河南人贴上的地域标签、以及赤裸裸的歧视中得以尽显。这不仅仅是他们的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隐伤。
河南大饥荒并非中国人饥馁之苦的终结。短短不到二十年，一场疯狂的“大跃进”和“放卫星”将中国重又拉回“一九四二”的地狱，且这次，不再仅仅是河南。江山易主，官员似乎变得更加“爱国”，用“清仓运动”劫掠的“爱国粮”填满了国家的仓库、车皮和远洋轮船。有一点不同是，当年的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开设有免费火车用来转送难民逃荒；这一次，由军人押运的火车只负责运走农民的粮食。大跃进期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各家各户粮食全部上缴，仿佛一眨眼直接步入共产主义。可吃着吃着，人民公社没粮了，放出去的卫星没影儿了，大伙儿一夕回到解放前。有些人饿得没法子就去挖野菜，却被纠察队拉出来批斗，说他们给社会主义抹黑。扒树皮的也要被批斗，理由是他们在扒社会主义的皮。那时的批斗会又称“光荡会”，批斗者围成一圈，把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来来回回，有的倒下就再也没起来。1961 年大饥荒肆虐时，人吃人又开始了，调查人员撰写的报告读起来就像一本食谱。历史学家周逊在《中国大饥荒，》一书中收录了一百余份文献，其中一篇写于日的报告如此记载：“在四川省的桥头区，老妇人罗文秀是第一个开始吃人肉的人。在有家人一家七口全部死去后，罗文秀把三岁女童马发慧的尸体挖出来。她把小女孩儿的肉割下来，用辣椒调味，然后蒸熟吃掉。”另一本由旅美作家宋琳所写、载有三年大饥荒口述历史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则直接以第一人称叙述了当年惨剧，其中共提到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书的封面写着《墓碑》作者杨继绳的一句话：“这些大饥荒亲历人的口述文字，将成为无懈可击的历史的铁证”。关于三年间“非正常死亡”具体人数的争论一直不休。《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根据地方志、调查报告、会议纪要等未全部对外公布的原始文件提出：“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共有 3600 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 4000 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 7600 万。”他的《墓碑》虽只在香港及海外出版，在国内属禁书之列，却仍引发国内学者热议，有赞同有批评。批评者中以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较具代表性。他直言 “饿死 3600 万”为 “重大谣言”，称杨书中引用了“大量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与数学模型提出：“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完全性饥饿死亡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另外，国外人口学家对此数字也有诸多推演，大致在 2000 至 4300 万之间，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数字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数字，它还是人命，还是历史。就具体死亡人数的共识可能短期内无法达成，但“三年饥荒”这一事实无人敢否认，亦无人敢斥责幸存者口中的饥荒记忆是“一派胡言”，近来声称那是”天灾“的人也越来越少。中国地广，哪怕不看实际、光从概率角度出发，也可知天灾年年都会发生，但何以那三年就死了那么多人？况且粮食歉收并不是饥荒的充要条件，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也会有用来应对丰歉的弹性粮食存储机制。可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失灵了？大家心知肚明。那些死去的人需要一座墓碑，但这墓碑不仅仅为他们而立，还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而立。好要记，坏也要记。立下墓碑就是要人们记住这桩人祸，以及人祸背后的罪恶，并在日后彻底远离。
饥饿一度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
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的开篇就给作品定了基调：「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象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他拉动钟绳，钟锤撞击钟壁，"嘡嘡嘡"响成一片。老老少少的人从胡同里涌出来，汇集到钟下，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木偶。队长用力把食物吞咽下去，抬起袖子擦擦被络腮胡子包围着的嘴。人们一齐瞅着队长的嘴，只听到那张嘴一张开就骂：“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
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描述人们靠想象填肚子：「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人们就来互相回忆，讲述自己哪年哪月，何处何家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整鸡整鱼，肥嘟嘟的团子肉、皮皱皱的肘子、夹的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粉蒸肉、回锅肉等等。当然山里人最喜欢的还是落雪天吃肥狗肉。」
类似情境在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卖血记》中更加活色生香，许三观用一张嘴给家人做了清炖鲫鱼、爆炒猪肝、红烧肉：「在鱼肚子里面放上几片火腿，几片生姜，几片香菇，在鱼身上抹上一层盐，浇上一些黄酒，撒上一些葱花，然后炖了一个小时，从锅里取出来时是清香四溢……猪肝先是切成片，很小的片，然后放到一只碗里，放上一些盐，放上生粉，生粉让猪肝鲜嫩，再放上半盅黄酒，黄酒让猪肝有酒香，再放上切好的葱丝，等锅里的油一冒烟，把猪肝倒进油锅，炒一下，炒两下，炒三下……我先把肉放到水里煮一会，煮熟就行，不能煮老了，煮熟后拿起来晾千，晾干以后放到油锅里一炸，再放上酱油，放上一点五香，放上一点黄酒，再放上水，就用文火慢馒地炖，炖上两个小时，水差不多炖干时，红烧肉就做成了……」种种美味，引得孩子们口水直流。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有一章写吃孩子：「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
杨显惠在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对人吃人的刻画比《温》还要可怖：「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骗他哩，就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的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有人质疑这一场景的真实性：“娘吃女儿，不应该含着泪吃吗？”杨显惠答：”这是被采访者亲口告诉我的。人到了突破做人的底线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很多涉及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都采用白描手法，通过纪实性的语言与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读者眼前。其实，但凡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当年的灾难有一定心理预期，但这类作品仍能一次次突破人们的心理防线，使人震惊，甚至痛哭。为什么？因为它们迫近的是我们心底最深层的恐惧。由细节构成的个人故事，使灾难的惨绝人寰变得具体可感，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挥之不去，逼迫活着的人不得不直面、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可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权力的原罪使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遍地雷区，当体制内的史学家们纷纷退避三舍之时，一批文学写作者挺身而出。他们以文学这种良心表达，秉笔直书，回顾父辈的生存轨迹，复原民族的坎坷历程，深究灾难背后的深层祸因。从陈忠实的《白鹿原》、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老鬼的《血色黄昏》，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这些文学作品以鲜活的文字弥补了历史与真实的缺失，在当下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
伍迪·艾伦的《爱与罪》中有一句台词：“人类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去忘却令人悲伤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周逊在《中国大饥荒，》的序言中写道，“尽管这是20世纪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之一，但与恐怖的苏联古拉格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同，大跃进运动中的惨剧却极少受到外界关注。” 2012年5月的《南方人物周刊》以大饥荒为封面主题，成了国内首个公开谈论大饥荒的重量级媒体。《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一文的篇首语中如此写道：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的见证》末尾写道：“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即是说，活在历史中。” 1980 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赞其“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无论文学还是电影，揭露我们所曾遭遇的威胁，正是在当下这个危险时代，最迫切要做的事。拍完《一九四二》，冯小刚说自己“知耻”了。他感慨道：“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往回倒，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电影不能让这 300 万人复活，但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在写《温故》之前，身为河南人的刘震云称自己从未听说过这场饥荒，或者说，从没相信它真的发生过。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无论发生在哪个角落，都不可能被忘记，但在河南，竟然”连灾民自己都忘了“，在历史记录中也完全阙如。这究竟是主动的选择性遗忘，还是压力下的被迫遗忘，还是彼时灾难过于频繁以致人们真的忘了？在河南大饥荒的前一年，二战爆发。德军向苏联发起进攻，仅仅17天就攻陷了苏联大片领土。这当中乌克兰民众有一份”功“，他们中不少人曾带领德军搜捕苏联军人和官员。四年前，苏联在乌克兰人为制造了一场大饥荒，致使 300 余万乌克兰人活活饿死，于是一些幸存的乌克兰人把德军当成了解放者。诚如孟子所云：“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民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河南会发生灾民、土匪替日军缴械国军的事件。你真能理直气壮地痛斥他们叛国吗？他们只是普通百姓，为什么要他们承担人祸的恶果呢？真正该究责的是谁？到现在仍不正视、不承认、不道歉的谁？我们是灾民的后代，饥荒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底的隐伤，一碰，当有痛感。可除了痛，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始作俑者、对他们身后的权力机制说些什么？
十年建国庆典中的农民方队，此时饥荒已渐露端倪。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不久即被打成反党分子。
1958年，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论证亩产万斤“完全可能”。
1960年，河南某地农村。
饥民尸陈荒野
逃荒的灾民
饥民守在死去的家人身边
掩埋不及，饥民死尸被分食。
饥民饿死路边
残破不全的尸体
《河南灾情实录》（国民政府1943年发布）
《伊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河南伊川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周逊：《中国大饥荒，》
王泓：《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杜君立：《《一九四二》的中国饥荒史》
宋琳：《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Theodore H. White (白修德):Thunder Out of China《中国的惊雷》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图片：网络
一个写作者延安1942：农民眼中的天堂
延安1942：农民眼中的天堂
　　独家网 & 李铎 &
09:09“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电影《一九四二》剧照上面这段引文来自于小说《温故1942》，这部小说在2012年被改编成了电影。有这样一本书和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的了解这场发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提醒那些沉浸在充满时尚与趣味的“民国范儿”中的各类“文青”们：民国可不只有皮夹克、大烟斗之类的西式生活风尚和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在这一类罗曼蒂克式的民国想象中有“风度”、有“趣味”、有“时尚”……却唯独缺少了左翼、革命、解放区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须知在1942年河南国统区遭遇大饥荒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但是两地的人民生活状况却是天壤之别。在边区农民看来，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1942年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机关学校全民开荒纺纱，生产自给，生活自足，边区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边区政府积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鼓励支持农民劳动致富。边区农民在遭遇外部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实现了温饱并且日子越过越好，体验到了天堂般的好日子。这些全都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推行的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吸引难民为边区开发发展农业积累劳动力1942年2月以后，边区政府明确划定延安、甘泉、鄜县、志丹、靖边、华池、曲子等七个县为移民开垦区，在各地区专员公署和县政府设立移民站，负责接待安排移民工作。对移民实行“三年免收救国公粮，并减轻其义务劳动”；帮助其解决住宿、种子、农具、口粮等日常生计问题；“帮助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等政策。一年以后，边区政府修订颁布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规范“优待移民难民垦荒，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增长抗战力量”的政策规定，对移民生活、生产、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和安全等一切权利保护都做了详细规定。优待移民的政策带来了外来务工者的集聚，移民难民人口的增加使得边区劳动力数量直线上升。据统计，1941年边区移民7855户，人口约20740人，到了1943年这一数目变成了8570户，人口约30447人。移民难民的主体为青壮年人口，按照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来算，一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0亩土地，就可以扩大耕地面积36.6万亩，每年可增加粮食产量为7.32万石。根据有关方面对延安县柳林区157户移民的调查,“从生产方面看: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或作手艺;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 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从生活方面来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靠少数救济粮,大 多数可自给;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这还是仅就移民难民中起点最低者而言,实际上移 民中一部分自身条件较好者,可以带来一定的生产物资。这些具备一定生活生产条件的移民,主要是为了逃避移出地政治经济压迫剥削,为边区优惠政策吸引过来 的。当时的《解放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案例：胡文贵,夫妻二人,1942年11月底从湖北来到淳耀县。冬天自己上山打柴、烧木炭,媳妇在家编草鞋,变卖后维持生计。开春后,在政府帮助下开荒种地,拟订农户计划,并推动他和别的农户开展劳动竞赛,结果开荒47亩,收获包谷10 石、糜谷7石、豆子麻子1石多、洋芋3000多斤、蔬菜800多斤,还同邻里合伙喂养一头猪,年底分得猪肉三四十斤。家里缝制了新被子,添置了新衣服。仅仅一年时间,就从饥寒做到温饱,并有余粮。其本人被推举为关中分区难民劳动英雄,出席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当时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移民致富的案例，截至1943年初，“五年来迁入边区内地的移、难 民,在10万以上……虽然当他们来时是那样的贫苦,枵腹破衣,双手空空,到现在就是发达得最慢的,也能饱食暖衣,变成了自耕农,至于那些发展快的,则上升为富农。”五年来，边区扩大耕地240多万亩，其中有200多万亩都是靠移民难民开荒种植的，他们承担了边区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任务。农业贷款：为最贫穷的劳动者服务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李鼎铭、高自立、南汉宸、刘景范、朱理治等人组成的边区农贷委员会。随后颁布了县、乡两级农贷委员会组织条例，在县乡两级成立农贷委员会。农贷发放对象主要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农雇农和移民难民。据统计，安塞县1942年接受农贷者中，贫农雇农占80%，移民难民占10%，中农占7%，富农占3%。延安县柳林区所属5个乡138户农民，1943年共接受农贷近50万元，平均每户贷款3500余元。这些农贷用于购买耕牛131头，增加耕地936垧，估计可收细粮330石，按当时的市价计算，价值约500万元。除了耕牛转变为较为长期的固定生产力之外，仅借助农贷所得收益已达农贷成本的十倍以上。志丹县的农贷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贷款过程中，从群众中得来的反应不少，他们真的认识了公家是帮助他们的，解决了群众在青黄不接时的困难……同时抵制了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在经济困难之际，边区政府接受提案，敢于发放农业贷款，并且主要是面向贫困农民发放贷款，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一次经济创举。安塞县的农贷工作报告中反映：“农民称银行是‘青天’的呼声相当普遍”。劳动互助：农村社会变革的前奏边区政府利用陕北农村传统社会资源，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个体劳动习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实行劳动互助，可以更好地调剂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畜力，延长有效劳动时间。安塞农民说：“一个人上山锄地，要一个人送饭，变工五人锄地，一个人送饭就行了。一头牛犁地，要一个人播种，变工后两头牛犁地，一人播种就可以。”通过劳动互助，农民们在集体劳动中可以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竞赛，形成一种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动员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增加劳动生产力增量资源的重要途径。革命队伍进入陕北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一度以放弃裹脚、解除包办婚约、支援前线抗战、读书识字为主要内容。1942年以后，转变为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发展妇女纺织。妇女走出灶间炕头，参加农村合作社，是一件既丰裕家庭又有利于生产的事。“必须有妇女参加劳动，家庭光景才能好。必须广大地发动妇纺，工厂才可以织大量的布，边区建设才能成功。妇女工作必须引导妇女参加生产，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生产中的障碍，才能得到妇女的拥护，男人赞成。”曾经裹脚的妇女感受最深刻，能够识字算账更是一种本事，劳动合作社促使边区妇女的观念悄悄更新着。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农业生产，边区政府还对大生产运动中埋头苦干、劳动成绩优秀者，授予“劳动英雄”荣誉称号，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待遇，形成了劳动光荣的新的社会观念。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暨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在185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代表中，评选出了25名特等劳动英雄，每人荣获奖金3万元，并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的亲笔题字。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他们举办了招待会，中央领导到会向他们表示祝贺。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用近来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梁经纶的话来说，近现代的中国农民90%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是谁能让他们不受欺负，免于饥寒交迫的生活，能够吃饱穿暖，他们就会奔走相告，他们就会拥护谁。对比1942年的延安与重庆、国统区与解放区，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红色政权。本文为独家网约稿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www.dooo.cc）。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张明 关键词：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