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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英文《聊斋志异》----【汉学家翟理思译】, 一共164则故事，迄今为止最全的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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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角度看《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
《聊斋志异》是结合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以独特的简洁而优雅的文言风格，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蒲松龄和西方的莫泊桑、契科夫同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其在中国文学道路上的重要性决定了其译本众多而风格多样。《聊斋志异》创作和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翻译的时期是在社会正处于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当新文化运动举起西化的旗帜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刻，步入危机中的西方文化也正质疑着自身并向东方文化汲取灵感，有传统的浪漫主义趋向于唯美主义时代，掀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赫伯特∙翟理斯为代表的汉学家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将中国古典文学带入了西方人的视野，他于18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自幼研习西方古典。1867年，远渡重洋，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副领事和领事等职务，1885年被选为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华民国”政府嘉禾章，他潜心研究汉学，试图将博大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展现在西方人的视野。对此，翟理斯在序中表达了自己翻译的初衷：“As&an&addition&to&our&knowledge&of&the&folk-lore&of&China,&and&as&a&guide&to&the&manners,&customs,&and&social&life&of&that&vast&Empire,&my&translation&of&the&Liao&Chai&may&not&be&wholly&devoid&of&interest…”从翟理斯的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充满敬仰，同时也表达了要使译作成为中国这一庞大帝国风土人情及社会生活之向导的愿望，体现了译者对原作和中国文化的尊重并衷心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翻译是不仅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它还要求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精确、完美地传达不同文化背景的意义。由于文化和语言形式上的差异，信息在传达的过程中有可能丢失或增加，纽马克（Peter&Newmark）说，“如果源语的内容涉及到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译文的意思就必然有所走失”。他的论述是对文化的不可译性的最好阐释。所谓“不可译性是指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人类文化的普同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而文化的差异性又导致了不可译性的产生。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互相传译的问题，而是指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不可译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深谙所要交流的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前提下，翟理斯把借用鬼狐异事虚幻现法来影射社会文化背景的文言文《聊斋志异》（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从不可译性竭尽所能地转化为可译性。《聊斋志异》是具有传统封建文化历史环境下的一文学产物，而翟理斯对其的翻译是原作在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重现。赏析翟理斯的译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1837年至1901年，英国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其特点以严谨的文体而闻名，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其时代的现实与精神。由此，翟理斯在进行《聊斋志异》的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将著作中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风俗、历史、宗教、制度等文化知识着色于译本中。当时的中国尚处于闭关锁国，翟理斯作为跨文化差异的协调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修养来推测和估计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和阅读品味，他并没有选择将《聊斋志异》中所有小说译出，而只选择了其中164片。正如他在其译作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的前言中解释道：“In&a&similar&manner,&I&too&had&originally&determined&to&publish&a&full&and&complete&translation&of&the&whole&of&these&sixteen&&but&on&a&closer&acquaintance&many&of&the&stories&turned&out&to&be&quite&unsuitable&for&the&age&in&which&we&live,&forcibly&recalling&the&coarseness&of&our&own&writers&of&fiction&in&the&eighteenth&century.&Others,&again,&were&utterly&pointless,&or&mere&repetitions&in&a&slightly&altered&form.&From&the&whole,&I&therefore&selected&one&hundred&and&sixty-four&of&the&best&and&most&characteristic&stories…(起初，我也决定翻译并出版十六卷本的《聊斋志异》全译本；但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并不适合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些故事不禁让我回想起十八世纪的小说家那种不注重雕琢的文风；还有一些故事则纯粹属于无稽之谈，或是仅有细微变化的重复之作而已。因此，我只选择了164片极具特色的佳作∙∙∙∙∙∙)文化词缺省现象造成的翻译障碍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中有明显的体现。这类词指意义相同的源语词和译语词因一个有语用意义而另一个没有而导致的语用意义空缺。《聊斋志异》含有大量与古代科举制度相关的文化负载词,但与之相关的文化负载词所标志的实务在英国文化中难以寻觅。从翟理斯译本的第一个故事Examination&for&the&Post&of&Guardian&Angel中，可以看到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译者在权衡得此失彼的时候总是受可读性的影响导致译文夸大主观性，影响了自己意欲获得的文化传播之文本功能。译本中故事的第一句话“my&eldest&sister’s&husband’s&grandfather,&named&Sung&Tao,&was&a&graduate”，其中graduate一词加上了脚注“that&is,&he&had&taken&the&first&or&bachelor’s&degree.&I&shall&not&hesitate&to&use&strictly&English&equivalents&for&all&kinds&of&Chinese&terms.&The&three&degrees&are&literally,&(i)&cultivated&talent&(ii)&raised&man,&and&(iii)&promoted&scholar”。（herbert.a.giles1908：1）脚注非常准确地翻译了“秀才，举人，进士”，但是在译文中却不得不套上一个西方对等的学位，为了使西方读者能更轻易的理解这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名词。然而中国古代选士与西方学位制度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选士原则是地域选拔，即经过地方、省级及中央的考试所获得的学位称号分别为“秀才，举人，进士”；而西方的学位授予原则是完成规定学科及论文，再者考试科目也大相径庭。文学著作的译本是一个贯通语言与文化，反映了不同语言文化的转换、汇通、变异、流失和接受等复杂问题，但随着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扩大，文化差异的鸿沟是可以被逾越的。著作中语言和信息在传达的过程中，从主观上讲，译者会无法避免地注入自己对著作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客观上，译者也不得不考虑到目标语所处的文化背景和阅读者的接受能力。通过讨论和研究译者的经历和其所在的文化背景，以及著作本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目标语言国正经历的时代背景来赏析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当今文学作品跨文化翻译的影响和指导。本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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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州期刊联盟”公众号《聊斋志异》三本英译本的译名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聊斋志异》三本英译本的译名研究
【摘要】：本篇硕士论文选择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作为其研究对象,选取该作品的三本英译本进行译名研究,即名词翻译的研究。由于不同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自身特点,因此,每个作品都有自身独特的研究价值。基于此,论文在第一章节就主要分析了《聊斋志异》的自身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后面将讨论的名词翻译的困难性息息相关的。第二章节的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聊斋志异的研究情况以及译名研究的进展情况。
在第三章节关于译名的内容中,本文由时间发展顺序着重介绍了译名的背景信息,并突出本文译名研究与以往译名研究的不同之处以强调此篇论文的独创性。本文选择的名词包括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它们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有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负载性。由于历史上对译名研究有不同的内容和范畴,为了避免误导,作者对本文所涉及的译名研究进行了定义的限定,将其限定为名词翻译研究,从而框定了研究的方向。本章的重点内容是从文化差异、时空隔阂等方面分析讨论了《聊斋志异》的名词翻译具有的困难与挑战,从而更突显对译者智慧与努力的敬仰与赞赏。
《聊斋志异》的名词翻译中存在两语之间的巨大差异问题和复杂情况,为了攻克看似不可以的重重难题,翟理斯、杨宪益以及闵福德三位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巧妙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而这些翻译策略对将来的译者们来说是可供借鉴的重要资源。论文的第四章节结合实例主要分析并简单评价了七种在《聊斋志异》的名词翻译中应用较为频繁的策略,第四章节所举例子中易进行相互比较,但目的并非评价出译著好坏和策略的优劣,而是意在展示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和互补性。虽然译者的翻译策略从不同角度看可能存在不足,但它们却是译者在不同的考虑之下完整呈现译著的有功之臣,而翻译策略的迥异也反应出不同译者的不同背景,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也形成翻译工作一道亮丽的风景。
作者认为,哪怕存在不足和缺憾,任何前人的译著都是后来人译出更好作品的基石,因此本篇文章并不批判任何一个译本或支持某个译者的风格,而是客观呈现不同译者的不同处理策略,来展示翻译方法的多彩和绚烂,以及翻译事业的进步,并用这些策略来作为现今翻译工作者参考与学习的资源,供大家在遇到类似困难时作为借鉴.不论完美与否,文中选取的三本译本都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学上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存在是意义重大的。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3【分类号】：H315.9;I046【目录】：
ACKNOWLEDGEMENTS3-4ABSTRACT4-6摘要6-8CONTENTS8-10Chapter One: Introduction10-20 1.1 Introduction of Liao Zhai Zhi Yi and Its Author10-15
1.1.1 Introduction of Pu Songling and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His Liao Zhai Zhi Yi10-12
1.1.2 The Features of Liao Zhai Zhi Ti12-14
1.1.2.1 Basis in Common People's Life12-13
1.1.2.2 Characters with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Outstanding Features13
1.1.2.3 The Originality of the Nature of Characters13-14
1.1.2.4 Strong Comedy Color14
1.1.3 The Contributions and Significances of Liao Zhai Zhi Yi14-15 1.2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sis15-20
1.2.1 Introduction of the Translators15-18
1.2.1.1 Herbert A. Giles15-16
1.2.1.2 John Minford16-17
1.2.1.3 Yang Xianyi17-18
1.2.2 The Target of This Research and Its Significance18-20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20-23 2.1 A Review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Liao Zhai Zhi Yi20-21 2.2 A Review of the Former Accomplishments on Studies of Liao Zhai Zhi Yi's Translation21-23Chapter Three: An Analysis on Translating of Nouns23-45 3.1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ng of Nouns23-26
3.1.1 In the Period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t Sutras in Ancient Times23-24
3.1.2.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24-25
3.1.3 In Modern Times25-26 3.2 The Different Emphases of the Study on Translating of Noun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is Research26-27 3.3 Difficulties in Noun-translation in Liao Zhai Zhi Yi27-45
3.3.1 Differences of Cultures27-38
3.3.1.1 In Religion27-30
3.3.1.2 In Customs30-32
3.3.1.3 In Appellation32-34
3.3.1.4 In Habits of Expression34-38
3.3.2 Difference of Time and Space38-45
3.3.2.1 Time Gaps38-40
3.3.2.2 Space Gaps40-45Chapter Four: Analysis on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Noun-translation45-65 4.1 The Main Strategies and a Brief Analysis of Them45-61
4.1.1 Literal T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nd the Combined Use of Both45-51
4.1.1.1 Literal Translation in Noun-translation from Liao Zhai Zhi Yi46-47
4.1.1.2 Free Translation in Noun-translation and a Comparison of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from Liao Zhai Zhi Yi47-50
4.1.1.3 The Combined Use of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50-51
4.1.2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51-52
4.1.3 Substitution52-55
4.1.4 Retardance55-56
4.1.5 Simplification56-57
4.1.6 Exchange57-60
4.1.7 Addition60-61 4.2 A General Analysis on the Translation Styles and the Elements Which Have an Effect on the Strategies61-65Conclusion65-67References67-69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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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翻译视角看_聊斋志异_两个英译本
作者：匿名
第29卷第3期文章编号：（7-04华东交通大学学报Vol.29No.3从跨文化翻译视角看《聊斋志异》两个英译本龙春芳，熊欣（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415000）摘要：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聊斋志异》翻译的关键是看如何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准确传达出中国风俗，传统和典故等文化信息。本文以跨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对国外译者译本（翟理斯和马尔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在文化信息处理上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并试图研究跨文化翻译角度在中国古典文库翻译中的导向作用和重要意义。关键词：《聊斋志异》；译本研究；文化传播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志码：A《聊斋志异》作为蒲松龄的传世之作，以其文思巧妙，语言精炼，内容丰富而被称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被誉为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因而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达。在处理《聊斋志异》中大量的文化信息时，不同的译者采用的翻译方法各有不同，更以国外汉学家们英译本的系统研究见长。1《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综述目前《聊斋志异》的外文版本已近百种，其中英译本就有20多种，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小说。其中比较通行的英译本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StrangeTalesfromaChineseStudio以及两名美国学者丹尼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合译的StrangeTalesfromMake-doStudio。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某个译本的个案研究和多个译本的比较研究［1］。其研究主要涉及《聊斋志异》英译的源头以及各译本的概述。单个译本的个案研究中陈振霞的《马尔英译研究》对马尔的译本做了详细全面的解释，不仅多角度地研究了马尔的翻译策略和手段，也指出了其不足和缺陷，综合地对马尔的译本做出了评介。崔瑶的《乔治纳阐释学视角下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相关译本做了详尽的对比研究。此外，虽有席惠莉的《从文化视角看三个英文译本》以及杨国强的《从跨文化翻译视角解读英译本》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对比研究，开始关注著作中蕴藏的丰富文化信息，并取得一定的成果，通过对英译本《聊斋志异选》的分析，探讨了书中体现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及译者的处理方法，指出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应该利用多种策略，以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然而目前鲜有学者对翟理斯和马尔这两个比较通行的版本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存在的差异进行研究。2翟、马两译本概述翟理斯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由于在中国任职而在中国生活了25年，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有着透彻的了解。他于1880年翻译了《聊斋志异》的第一个英文节译本。书中收录了他精挑细选的165个故事，而删去那些他认为与时代脱节，无意义的文章。他尊重原文风格，并对译本中的失误、细节一再进行修改，1908年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青年科研项目（10B075）作者简介：龙春芳（1975－），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出版的修订本，为目前最通行的译本之一。维克多·马尔和丹尼斯·马尔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两人都有在中国居住，这对他们的翻译生涯意义重大。两人于1989年共同出版了《聊斋志异》英译本并于2001年修订再版。译本在遣词造句上精雕细琢，在保持原作优美风格的基础上，力求重视于原文，在尊重原语文化的同时尊重了译语读者的语言文化特征，多种翻译策略并用，是最成功的译本之一。3翻译中的文化传译考量所有的语言都是根植于文化，反映并依附于一定的文化。翻译是译者对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理解和转换的过程。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需尊重原语和译语文化，使用最恰当的方式处理有关民俗、文化差异等。由于社会背景宗教政治各方面的不同，译者难免会遇到文化信息不平衡的情况，这时，要使用跨文化翻译的翻译策略，对信息进行处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文化的韵，使译语读者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多的信息。以奈达为代表的归化翻译策略强调跨文化翻译的交际功能，强调文体平衡、社会和文化价值平衡和语言学特征的平衡（包括语用、语法和语义对等）。他的动态平衡理论被解释为译语读者以其使用的语言，对译语传递的信息做出象原语读者对于原语一样的反应程度［2］。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缔曾指出归化法就是使译文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中。异化法就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译语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忠实于原语的文化信息和语境，为译语读者再现真实的异域文化［3］。说到归化和异化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意译和直译的翻译方法。意译对应归化，是指从译语读者的接受角度加以考虑，保证原文意义传达而不拘泥于形式和结构与原文的完全对等，重在自然流畅。而“直译”与异化相对应，是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既要保证意义的流畅、正确传达，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文化信息。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意译多于直译，但过多的意译有时会使译文脱离原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利于译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理解和欣赏；过多的直译又会使不了解原语文化的译语读者茫然不知所云。在翟、马处理《聊斋志异》中大量的俗语、典故以及民俗等方面的信息时，他们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的效果大相径庭。44.1翟理斯、马尔两译本的异同比较文化信息处理的异同对原语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直接影响到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发挥。由于译者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短不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不同，造成了他们对文化信息处理上的差异。这里讲的文化信息包括文章中的典故、俗语、名字等能够凸显出中国文化特色和社会习俗的内容。正在处理这些信息时，前者更通晓中国历史文化，因而更能正确对其做出正确的理解和传达。比如，在《考城隍》一文中，翟将“关壮缪”译为“theGodofWar”，本可以到此为至，因为意思已经清晰明了地表达了出来，但是翟更进一步加了注脚，将这位中国战神介绍一番。不仅表达了原作者的意思，也向外国读者介绍了这个中国典故的相关知识，最大程度传播了中国的文化。相反的是，在《凤仙》中，译者把“南阳三葛，君得其龙”译为“Afterall，ofThethreeZhungesofNanyang，yougotthedragon”，并未能解释清楚“三葛”具体指什么，没有把原语中所含的“三葛”这ty”，完全照顾到了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用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海伦作比使原语意思表达清晰明了。马尔在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意思模糊，且dragon一词非但未能准确传达“杰出人才”之意，反而令译语读者因dragon一词的负面信息而导致解读的失误。又如，翟把“倾国之姝”译成“aperfectHellenforbeau?翻译“略举一二人，大概可知，乐正师旷、司库和峤是也”一句时，把人名直接音译为“ShiKuangandTreasur?erHeQiao”，既无加注也无脚注，基本上没有把蒲松龄原本想要表达的“贪婪的师矿和吝啬的和峤”之意表达出来，这样必定会使译语读者不得其门而入，达不到传意效果。由此可见翟、马在处理文化信息的差异时，翟更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考虑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而马译文中忽略了原语文化信息的保留，第3期龙春芳，等：从跨文化翻译视角看《聊斋志异》两个英译本109没有照顾到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和文化差异。从两译本比较可以看出，文化信息处理中，直译和意译并非不可并驾齐驱，归化和异化并行不悖。当地名、人名或某些专有名词直译产生歧义或误解时，须结加注，增词或释义等翻译方法［4］。另外，二人在处理与宗教、封建礼教有关的信息时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译“盈盈一水，青鸟难通”一句时，翟、马二人都将“青鸟”包含的汉武帝、西王母这一故事中的文化意象省去，而直接将青鸟翻译为“messager”。与此处相同的是，在“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的翻译时，两人同时使用异化将“天人”翻译成“angle”，虽更贴近英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但是会造成误解，使读者误以为中国人也信奉基督教。4.2翻译目的角度的异同翻译目的角度上翟更倾向于传播中国本土文化，因而更倾向于使用异化。而马尔则更侧重于译文读者的理解方便，较多的使用归化。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翻译时完全只使用某一翻译策略，翻译时必须要能做到归化和异化并用，相互融合，侧重点可以稍有不同。就《聊斋志异》书名翻译来看，翟将其译为StrangeTalesfromaChineseStudio，通过省译“聊”字的归化手法，给译语读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这是中国的式译出，用make-do一词竭尽对原语的阐释［5］。在《崂山道士》一文中，翟将“嫦娥”直译成“Chang’e”并配上注脚，详细解释了嫦娥的身份，特征等，使译语读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神话的魅力，通过对原语文化的保留让译语读者更加体会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马尔在《长亭》的翻译中将“妾与君琴瑟数年”意译成“You［6］andIhavebeenlikeluteandzitherforyears”。“琴瑟和鸣”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个经典典故，马尔没有把神话传说。马尔把书名翻译成StrangeTalesfromaMake-doStudio，旨在把“聊斋”二字用贴合西方读者的方这个典故的内涵告知读者，反而把琴和瑟译成了“lute”和“zither”，这样意思模糊，读者无法明白其中深意。如果直接音译成“Qin”和“Se”，再加以注解或者采取更直接的符合译语文化的意译手法，必能更清楚地表达出“夫妻情笃和好”的美丽意境，令译语读者由生向往之情［7］。4.3翻译方法的对比两者在翻译方法上是多种方法：直译，意译，改译，增译，减译等并用，无明显的偏向。《考弊司》中马尔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改译成“Filiality，fraternity，loyalty，faithfulness”and“Propriety，justice，honesty，hon?or”，用简练精准的语言完好地再现了作者的原意，改的恰到好处。增译和漏译在二者的译本中都极常worthoffifteencities”，译文尽管只是增加了fifteencities，却使得整句话的意思清晰明了，生动形象。而翟理上，两译者秉承着多种方法并用的原则。翟侧重原语文化的保全，着重译语对其读者的阅读效果；马尔则侧重译语意义的完整性，不惜破坏原语中的某些文化因素。见。如马尔在《促织》中把“连城拱壁”译为“atreasuremorepreciousthanthelegendarypieceofjadetothe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清纯性，更是删掉在他看来不雅的段落，直接不译。由此可见，在翻译方法的使用5结论《聊斋志异》内在蕴含的大量中国古典文化因子在翻译时尤其要注意文化差异的处理和文化信息的传递与保留。通过对比研究，两译本在翻译策略上都是归化和异化并举，翟更常使用异化而马重使用归化。中国大文库的对外翻译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效度及中国大国形象在西方受众中的广泛树立［8］。通过研究国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品的译著，对比国内学者的相关翻译作品，更好地提高中国文化对外宣传的力度。参考文献：［1］SONGLINGPU.StrangeTalesfromaChineseStudio［M］.TranslatedbyHerbertAGiles.London：PenguinClassics，2006：257-302.［2］SONGLINGPU.StrangeTalesfromMake-doStudio［M］.TranslatedbyDenisCMair，VictorHMair.Beking：ForeignLan-guagePress，6.［3］陈振霞.《聊斋志异》研究［D］.马尔，译.福州：福建师范大学，6.［4］杨国强.从跨文化翻译视角解读英译本《聊斋志异选》［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3）：366-368.［5］李海军，熊云凤.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综述［J］.湖南科技学院学，2009（2）：150-152.［6］晏开维.浅析翟理斯对《聊斋志异》典故的翻译［J］.商业文化，2009（6）：76-78.［7］王绍祥.翟理斯与英译《聊斋志异》［C］//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03年年会论文集，福州：福建师范大学，.［8］熊欣.对外传播及汉译外现状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0（5）：99-103.AComparisonofTwoTranslationVersionsofLiaoZhaiZhiYifromCross-culturalTranslationPerspectiveLongChunfang，XiongXin（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n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Changde415000，China）Abstract：ThetranslationofChineseancientliteratureLiaoZhaiZhiYiisfullofchallengestoconveytheinfor-mationrelevanttoChinesecustoms，traditionsandallusionswithintheacceptanceofreaders.Startingfromtheperspectiveofcross-culturaltranslation，thispaperconductsacomparativestudyonthetwofamousEnglishtranslationversionsofHerbert.A.GilesandDenis.C&VictorH.Mair，aimingatfindingoutthe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betweenthetwointermsofculturalinformationaswellasunveilingtheguidingroleandsignif-icanceofcross-culturaltranslationperspectiveinthetranslationofChineseclassics.Keywords：LiaoZhaiZhiYi；comparisonoftranslationversions；culturaltransmission（上接第87页）OnMisjudgmentPhenomenonofMPPTLoadMutationBasedonPerturbationandObservationMethodWangChungsheng（School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Engineering，EastChinaJiaotong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Abstract：Inthephotovoltaicsystem，Boostcircuitactsasaprecedingcircuittotransmitmaximumenergytobackwardcircuit，achievingmaximumpowerpoint.However，inthesystemoperation，loadingandoffloadinbackwardcircuitadjustmentmaycausechangesinequivalentinputresistance.Asaresult，therewillbesome-thingwrongwithprecedingBoostcircuitpowerpoint，whichmayleadtomisjudgmentphenomenon.ThepaperfocusesoneffectofloadmutationoncircuitmisjudgmentwhenperturbationandobservationmethodisappliedtomakeMPPT.Misjudgmentofthewholecircuitprocessfromadjustingtocircuitsteadystateisanalyzedandsummarized.Finally，Boostcircuitisestablishedtoverifyitscorrectness。Keywords：Boostcircuit；maximumpowerpointtracking；perturbationandobservationmethod；mutational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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