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尬舞大叔”打篮球青年：欠缺公共精神的老人不懂分享
[摘要]最近，“老人动粗”的新闻频上头条。先是经济学家地铁上掌掴年轻女子，然后是广场舞大叔拳打篮球青年，再一次引发“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讨论。不过，这种老生常谈的论调除了显示智力上的优越感和语言的抖机灵外，意义不大。反而打偏了靶心，忽略了问题的实质。要点速读“篮球场之争”看上去是老人欺负小孩的代际之争，实际上是争夺城市空间的利益之争。 在市政管理和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公共空间逐渐被蚕食，不断减少。 在本来就稀缺的公共空间中，老人群体更缺乏公共意识，不懂得协商合作，导致冲突不断。“地铁掌掴”和“篮球场群殴”：看上去是代际冲突，其实是人际交往摩擦和利益之争“经济学家地铁车厢掌掴年轻女子”“红衣大叔篮球场带头围殴赤膊青年”，看到这两则新闻，不少人头脑中早已被“倚老卖老”“为老不尊”等词汇填满，甚至脱口而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陈腔滥调。但是，给一个群体乱贴标签本身就是一件偷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何况这个标签并不准确。在这次“篮球场之争”中，还有很多大叔是跟年轻人一起打球的，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冲突时，他们的回答是“篮球场就是打篮球的”。这恰好说明，即便同在一个空间内，不同老人的看法和态度也各不相同，怎么能用“红衣大叔”一个人的行为代表全体老人呢？掰开揉碎了看，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代际冲突，更得不出“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结论——前者是地铁里经常发生的肢体碰撞，而后者只不过是围绕广场舞爆发的又一场“城市空间争夺战”，对战双方一个是广场舞大叔大妈，一个是篮球青年。这次冲突的结果是球场暂时封闭实际上，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空间争夺战，背后折射的是公共空间的缺乏相比人民群众的健身、娱乐、社交需求，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空间则显得捉襟见肘。僧多粥少，冲突自然爆发。这次冲突发生在城市公园的篮球场上，对篮球青年来说，下班后来这里活动活动筋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在城市空间，这样的场地弥足珍贵。为何这么说，看一组数据就明白了：2015年，全国体育场地数量超过17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1.57平方米，官方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会变成1.8平方米。这是什么样的水平？横向比较来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场地面积是7平方米，美国是16平方米，日本则达到了惊人的19平方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如果再加上超过一半的体育场地由教育系统管理，不对外开放，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那么能够被使用的运动场地则更加少。对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而言，他们更加没有可以称得上“名正言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室内跳？找不到好的场地，而且成本很高，难以维持；在小区里跳？扰民被投诉不说，还很容易爆发冲突，鸣枪、泼粪、架高音喇叭等等经常见诸报端，屡见不鲜。好不容易发现公园角落的篮球场，如获至宝，自然会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篮球青年和广场舞大妈的冲突并不少见在这次“篮球场冲突”事件中，站在篮球青年这一边的人反复提到一个理由是“篮球场就应该是打篮球的，不允许其他活动的展开”。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首先篮球场是公园里的开放空间，每个市民都有权进入并进行锻炼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打篮球，在闲置的时候让渡给其他群体从事非篮球活动也是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只不过原本时间相互错开，双方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后来因为天气不断变热，白天时间变长，篮球青年希望能多打一会儿，与广场舞大叔大妈们的固定时间发生冲突，“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不光广场舞受到影响，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都在被蚕食，原因有二——说起来，城市并不缺公共活动空间，例如各地都有会场、广场、礼堂、街道、公园和操场，但是与其说这些属于公共空间，不如说它们是“公家空间”，受到严格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公共空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拓宽，但总体上在商业化浪潮和政府强管理的影响下，呈现碎片化的趋势，越发显的促狭。首先，根源在市政部门的整体规划不科学，不够人性化，出现盲目性和严重的偏误，导致建筑超标，小区过密，过度规划商业区，公共空间预留不足。另外，在公共空间的管理上也不到位，很多地方的街道办和城管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具体负责哪一块。其次，在资本浪潮的裹挟下，原本的公共空间被大的商业综合体挤占和取代，变成了消费空间。一般而言，消费空间在功能设计和使用中，更倾向于年轻人，因为相比老年人，他们更具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老人和消费空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显得格格不入。去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宜家“驱逐老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餐厅长期被中老年群体霸座，上海宜家贴出了“逐客令”，要求没有购买食物的人不能入座。这些中老年人的活动方式确实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自带饮食、大声喧哗并长期占座，明显影响到其他人。但是反过来说，这也算活动空间受限的城市中为数不多的休息、娱乐和社交场所，不然让他们都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吗？上海宜家“驱逐老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在本就稀缺的公共空间中，老人群体似乎更缺乏公共意识，不懂得协商、合作和共享既然同属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内活动的个人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持公共空间的正常运转，所以大声喧哗，不顾旁边人的需求，不给他人留有余地，就是缺乏公共意识的体现，而老年人群体在这方面尤其表现不足，上面列举的上海宜家“逐客令”事件就是典型案例。除了在公共空间注意基本的礼仪之外，公共意识还体现在分享和合作中，这一点尤其重要。不过，老年人群体更善于据理力争，更多强调自己的权益，而不懂得如何妥协和宽容。在这次“篮球场之争”中，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个群体因为一方的需求变化而打破了平衡，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谈判和协商而不是不留余地，篮球青年提供了“一人一半”的方案，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合理而且可操作的折中方案，但是广场舞一方并不接受，反而声称自己得不到宽容和理解。最后僵持不下。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受过集体化教育的一代人为什么还会欠缺公共意识？原因在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意识是建立在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之上的，彼此之间保持界限，然后才有合作和交往。但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的是整体，不分彼此，也就无所谓你的我的，更谈不上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而且，集体主义反而给他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我们人多，你们应该让着我们。说到底，这还是中国人特有的公私观念在作祟。有学者认为，不同于西方的公私概念，中国人头脑中理解的公私区别是：只要不是明确属于某个人的，那么就可以属于我，我也有权利使用和处理。生活中这样的行为比比皆是：邻里之间砌房的时候锱铢必较，商店经营摊位蔓延到整个街道，废弃的地方随便圈起来就种上自家菜。而骨子里有这些潜意识的人，外在表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蛮横霸道、戾气十足。无论哪个群体、哪代人，都需要培养公共意识，遵守基本规则公共空间冲突不断，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当然是拓展更多公共空间。而对参与公共空间的群体来说，则需要学会妥协和合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不宽容，不妥协，其他年代的群体也有这些病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共享单车火热，但是把共享单车据为私有的人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协商和妥协是参与公共生活的必备的技能，每个人都需要在参与过程中不断练习，以臻成熟。本文版权归属于腾讯今日话题独家版权所有，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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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广场舞大爷围殴篮球少年，城市空间争夺战才刚好开 | 说件事
以群体方式抱团出现，是老年人与小伙子对抗的重要性方式。年龄是他俩的原状铠甲，人数优势则让他俩的主持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文 ? 刘潇然编辑 ? 卜昌炯中国老年群体正在以前所未有加速度从室内向户外“溢出”，发起一场场都空间争夺战。他们的重要性对手，是社会的主干力量——年轻人。最新的例证发生在河南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6月1日，一部被冠名为“广场舞大爷围殴篮球少年”的视频在微博走红。视频中，数十名大叔大妈围拢，将一名高个、赤膊的年青人逼到墙角，群起骂之，进而挥拳相向。小伙子起先忍耐，后来忍不住反抗了几下，随即被打球的伴儿拉开。冲突源自对篮球场地的抗争。围殴事件前，双方相持了好几天，当事人之一的“兄弟篮球008”每天都在微博上进行视频播报。在早前的视频中，年轻人提出“一人一半场地”，老人们代表“这么多人站不开”。后来双方起了争，一位蓝衣大爷说：“你动我一下试试，我看你想花多少钱。”年轻人也进步：“别看你年纪比我大，你没我有素质！”?相关视频被曝光后，许多人参与议论。微博是年青人的主场，大多数人都站在年轻人一边老年人争夺地盘，是为跳广场舞——锻炼人，这是个看起来最好正当的理由。作为在有生之年群体中推广最广的一项活动，广场舞几克了华每一座都的每一个犄角。为了争取到舞蹈的场合，老人们煞费苦心。搜索过往媒体报导，能观看这样一些新闻：四川简阳市人民医院门外公路对面，停在人行道上的车常被叔叔大妈们推到路中央，因为“占用”了她们跳坝坝舞的场所。武汉汉口发展通道旁的联手小广场，曾违规刷上红色的引人注目标语：“晚7点至9点，广场舞地方不停车。”福州西湖公园，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和几个玩轮滑的男孩为抢场地起了矛盾，大妈们“赶”不走顽皮的男孩，干脆报警求救。西安某小区广场，贴着这么的告示：“晚7：30到9：00，不要让子女在广场内乱跑，若伤到子女，后果自负！”而被广场舞扰乱了常规生活的小青年奋起回击：鸣猎枪、放藏獒、高层泼粪，甚至有居民众筹26万元买下高音炮“以噪制噪”……现实在以一种类似颠覆的不二法门发生着转变。以往，老年人是深居简出的超人，爱往外跑的多是年轻人；现在刚倒，互联网时代的小青年成了宅男、宅女，老人们则走出窗外，彰显出强烈的存感。 “占地”行为也不仅单有在室外。上海徐汇宜家家居餐厅就被中老年“相亲团”占据。喧闹、吵架乃至斗殴，使市场气氛骤变。宜家无奈发布《告顾客书》，要求先购餐、后入座，但老人们自有预谋，买一块最有利的面包，依旧我行我素。?宜家家居用餐区放置的“告顾客书”以群体方式抱团出现，是老与年轻人对抗的重中之重方式。年龄是他俩的先天性铠甲，人数优势则让他俩的看好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罗赟在解析广场舞在中原兴起的缘由时，认为跟现在跳广场舞这代人的涉有早晚关系。他们更了建国初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造开放，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社会变迁，“没有稳定的历史观，不信赖什么，最信赖的是豪门在联名”，他们是这个时最弱势的群体，时兴的文化一日游产品都是指向年轻受众，相形之下，不花钱、易学、能立竿见影解决孤独问题的广场舞，成为她们运动健身的首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造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为主副负责人郭宇宽，则从心理角度给出这代人爱集体活动的解释——同样与她们的成人经历密切相关：“集体主义被高度提倡的年代，一种孤独的状态同样一种危险的状态……一个人有单独的思考是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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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就是我也没办法啊
照着中国大爷大妈的跳法，到处是广场也不够用啊！我家旁边有个大公园，占地9万平方米，除了绿化，景观，有好几个大广场。到夏天，好家伙，满满当当全是大爷大妈啊！有跳交谊舞的，有跳神叨叨舞的，有绕着小花园拍手疾走的（两拨）。我最佩服的就是一个广场上几波高音喇叭，还能各跳各的，不串。健身器材上也是大爷（真的很神勇，能单肩大回环），大妈（在器械上蹭痒痒），最安静的就是一波打太极的，伴奏音乐居然是泰坦尼克号，我心永恒！！！！尤其那波跳交谊舞的，自顾自旋转，满场飞舞，倒是不怕踩到了路过的孩子。
对了，我还忘记提还有甩大鞭的，知道那是什么吗？有他们出现，别人躲远点儿都来不及
(广东深圳)
籍贯河南，香港读书四年，旅居赫尔辛基两年，现居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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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齐琪
与广场舞相关的社会新闻，似乎从来都不缺少，从“鸣枪”“放藏獒”“泼粪”“买大音箱对轰”，再到近期网上疯传的“十几个中老年人围殴篮球少年”视频……全是广场舞引发的，倒好像老人们出来不像是为了健体愉心，反倒成了争勇斗狠、抢夺地盘的“古惑仔”！
是老人变坏了吗？还是坏人变老了？
笔者并无污名化广场舞者之意，只是人到中年不免忧虑：如果广场舞以如此表现“统治”中老年健身方式，那么老去之后的自己该何去何从？
曾经有个跟笔者一样忧虑的朋友“疯”了一样发邮件和短信给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亲友询问：“你们那里的大爷大妈都怎么锻炼身体？”
东京的朋友回答：“这里的老太太不太锻炼身体，她们插花、喝茶，老爷爷养狗、拾掇庭院。”
首尔的朋友回答：“首尔的老太太每周都会去爬山，三两朋友一起。”
赫尔辛基的朋友说：“夏天慢跑、游泳或者去森林摘莓果，冬天滑雪。不过，赫尔辛基是特例，这里走几步就到森林了。”
旧金山的朋友说：“我妈妈隔天去俱乐部做瑜伽，在路上我经常看见老人们慢跑、遛狗……”
由此可见，健身不是老人世界所必需，即使健身，方式也绝对不止广场舞一种。
那么我们中国的老年人何以钟情广场舞？
社会学者表示，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在特定年代长大的中国老年人深深喜爱嘈杂的集体活动。
云南大学教授宋家宏分析说，“当今广场舞的刺耳噪音是通往理想化过去的音效记忆桥梁。”他指出，上世纪60年代，年轻人接受的往往是学校、工厂和村庄的高音喇叭“洗礼”，因此，对于分贝的概念几乎是模糊的。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越来越多中国老年人加入广场舞，更多地是为了满足健身之外的社交需求。
虽然社会学家为老人家们跳广场舞喜欢大分贝音乐找到了原因，但在贴吧里，青年网友仍然表示不同程度的不理解：
“上岁数的人不是更应该喜欢安静吗？为什么中国老人更偏爱这种起哄式的、影响他人式的休闲方式呢？”
“我觉得，等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没几个喜欢扭秧歌、广场舞吧，有网络就够了。”
老年人对广场舞难以割舍，在面对各种反对时情绪反弹，认为受到侮辱和欺负。青年们则对广场舞制造的噪音和不文明也进行“暴力抵制”……难道这对矛盾真的不能调和吗？
近期有媒体评论认为老人们跳广场舞被污名化是背了城市空间匮乏的锅，呼吁建设更多的场馆、场地为广场舞提供条件，笔者认为这并非良谋。要改变冲突中的不同年龄群体，虽然可以寄希望于政府和开发商见缝插针地建设更多公共空间和锻炼设施，但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死不让步，恐怕再多的场地也难以消减冲突。
笔者认为，想要改变现状，需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共同努力。广大中青年人应引导老人进行更多的文明锻炼和交往方式，同时，也需要老人们适度克服时代印记，多多开拓视野，加入到更为多元化的兴趣爱好、体育锻炼中去。
最后，笔者想到那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打篮球与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健身方式，并非两件矛盾不可调和的事，只要每个人都能先从自身做到克制、谦和、礼让，两个群体才会和谐并存，对吗？
跟格局小的人打交道，就像被缩骨伞夹住脑袋一样不痛快。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吴承恩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西游记》背后必然影射着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
没有石油的生活，可能比如今这种依赖石油的生活更加有趣和充实。广场舞空间之争：老人变坏了， 还是“坏人”变老了？(图)
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怀揣历史感去理解，应该有对长辈的心疼
近来，相关个别老年人的负面新闻屡屡刷屏。
高考前夜，一些热爱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只看到自己“锻炼身体的权利”，拒绝为了“减少对备考考生的影响”而息舞；
某地一公交车上，一位坐着的老人因为被一名拎着鞋盒的女大学生不小心碰到，在对方道歉的情况下，仍怒气爆表、破口大骂；
在一些城市，多次出现大爷大妈为了篮球场能否跳广场舞一事，与打球的年轻人大声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熊老人”频现背后，有没有宣泄情绪以外的深层原因？年轻一代、公共空间的打造者、管理者，可否为良性互动的达成做些什么？
为此，上观新闻记者邀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来聊聊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什么缺了？什么流失了？
上观新闻：近来相关个别老年人的负面新闻屡屡刷屏，很多人在问：到底是这些新闻“碰巧”“不约而同地”发生，又无一例外地被社交媒体放大，还是，其实它们背后存在某些共性问题？您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会从哪些角度去看待这波现象？
于海：这些年我经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跳广场舞，还是打篮球，这两种活动及其所依赖的公共空间大受欢迎背后，是同一种社会生活趋势在发生作用。那就是， 一种完全由民众自发的文娱休闲生活兴起了。
于是，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种生活的兴起是积极的吗？值得鼓励和提倡吗？如果大家普遍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今这些经常发生的“空间争夺”事件就在提示我们，当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空间“缺”了。什么空间缺了？那种可互动、可共享的社区生活空间缺了 。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年我们的人均住房条件改善了不少，从原来的10平方米不到，增加到现在的20多平方米；我们身边的绿地面积也明显增多，从原来的人均零点几平方米，到现在的将近20平方米。
但可供普罗大众互动、共享、展开文娱休闲生活的“社区空间”仍然相对匮乏、供不应求。
所以，针对广场舞空间争夺事件的增多，我想提供的 第一个视角是，先不要急着做任何道德评价，而是先来问一问，就当下以及未来的城市建设、城市治理而言，能否为市民开辟更多可共享、又适合不同人群的公共空间。
第二个我想提供的视角是，目前这波现象的频频发生，说明中国传统中一些珍贵的人伦观念正在流失。
为什么有人愿意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便利和更好的环境？因为中国古人经常念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别人家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要高考了，我们当然也就尽己所能，为他们行个方便。不就几天不锻炼么，没关系。
为什么有人看到“熊老人”会觉得失望、气愤，进而狠批其“为老不尊”？因为在他们心中，中国传统人伦社会对老人的期许，是老人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智慧、道德、权威、尊严。当他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看到了特殊情境下不与人方便、面对空间匮乏就与人争抢的老人，他们就感到失望和不解。
老人变坏了，
还是“坏人”变老了？
上观新闻：是什么原因，让有些老人一肚子的不满和怒气，在被撞到、被建议息舞的瞬间，一触即发？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该多一些“同情的理解”？
于海：前些年，议及一些中老年群体在公共场合行为失当的现象，有人抛出过这样一个疑问：到底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最近 我的想法，渐渐趋近于"坏人"变老了”。这也是我想分享的第三个视角，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熊老人多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老人变坏”是没有多大理论价值的，因为谁都可能变坏，年轻人也可能变坏，但"坏人"变老”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学命题。这里所说的“坏”， 不带任何道德评判色彩，指的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与现代社会规范不相符的行为。
这到底是怎样一批人呢？
细究起来会发现，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有的可能更年长一点。他们自幼见证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困难、物资最匮乏的时期。在他们该长身体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在他们该读书的时候，有的做了工人，有的上山下乡；在他们突然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优势；等他们结完婚、生完孩子、小家庭生活稍微稳定些，与城市经济改革相伴而生的国企大规模下岗潮开始了。
在这一连串接二连三的社会制度大变迁中，他们作为个体是很难对抗的。等到他们的孩子成家立业，这一代又往往把他们本不多的资源，几乎毫无保留地用在了儿辈身上。作为年轻一代，就这点而言，应该感恩。
所以，对这一批人而言，除了个别幸运儿，大部分人的人生，可以用来发挥个人力量、才华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本已涉入不深的公共生活中更难有一番通达的心态。因为 受教育较少，他们身上的自我学习、自我反省能力也较弱。
但这一切，大部分是时代变迁造成的，不是他们个人的责任。我本人其实也属于他们的一分子。要不是后来有机会读书，有机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现在的我可能跟他们并没什么两样。
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怀揣历史感去理解，应该有对长辈的心疼。单就一些个体的行为做道德评判，是不够的。
上观新闻：可不可以说，那些乐于跳广场舞、乐于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老人，其实是同龄人中身心更活跃、人生态度更积极的？
于海：可以这么说。他们人到晚年，终于找到了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所以，我们与其强调，要带上他们实现某种生活方式上的现代化转变、提升，不如说，如何从公共生活层面，为他们创造更好条件，让他们在更有趣味的生活中发挥自己，拥有更快乐、达观的生活。
这就好比照镜子，当一个人与别人的交往增多，他得到的反馈也会增多，他的社会化水平也会提高，他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去想、去认死理的情况就会减少。
上观新闻：最近围绕着“熊老人”，类似“你为老不尊的样子，我不想看”、“我们社会的很多老人还不会做老人”这样的批语很有市场。看到这些言论后，有人会感到隐隐的不对劲，但又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于海：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来看，把这种话随便说出口本身就是错的。对于某些老人在公共场合行为失当，大是大非背后自有公道人心，但你不能把对这种是非的诟病推而广之，扩展到对老人整个群体的人格批评。
如今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普遍存在一个人辛辛苦苦活到七八十岁，还在照顾自己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不多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亲子伦理的一种延续，积极且珍贵。现在很多职场青年，仍要依靠父母帮自己带孩子，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随意诟病老人，不该是一种应有的伦理态度。
这个社会上不只有权利关系、是非关系，还有伦理态度，还有亲情、友情、隔代情，等等。对年轻一代来说，不能一方面希望老人给自己带孩子，一方面又说他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轻易放大他们的错误、随便诟病他们“为老不尊”。
如何让更多老人
老有所为、老有所安？
上观新闻：当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在未来的公共空间中，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之间的冲突，是否会更频繁地发生？
于海：答案是肯定的。其背后最根本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个社会中的更多老人，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安？
我们不可能左右个别年轻人对长者的态度，但整个社会层面，应当提倡年轻人更多看到—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积极，也能使年轻一代受益。
如今，一种混合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念，被提了出来。这里所说的“混合”，着力于通过空间设计，避免各种阶层、年龄的人群“各玩各的”，“社会融合”是其背后的核心理念。
如果这种理想能够被更多人认同，相信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从和谐共处中受益。良性的互动，可以让两代人的生活品质都有所提高。代际冲突不至于完全没有，但一定会少很多。
我曾在芬兰、加拿大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公众场合，一些老年人会不紧不慢拿出随身携带的书本，安静地坐在那里阅读起来。通过阅读来学习和充实自己，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作者：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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