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对门邻居家的小孩死了，是怎么回事，_百度宝宝知道梦见邻居家小孩死了 邻居家的男人死了分享人:御剑遠行客1424℃那天下午，我兴兴头头地带着新买的衣服回来，兴兴头头地剪标签往衣柜里挂，一边挂一边欣赏，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穿上“她们”的样子，好心情又加上了几分自恋。这是我生活中并不常有的不折不扣的快乐的时刻，可以感受到生命液汁的充沛丰足，感受到活着是如此幸福的一件事情。漂亮的衣服总是给我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照耀我的面容，也照耀我的生命，我喜欢这种浅薄的快乐。女人对生命的爱恋一向感性而具体，一件漂亮的衣服一句甜蜜的情话就可以使她们持续几天的好心情。这样的爱恋更本质更实在，不像男人，尽为了一些抽象玄虚的东西而苦恼。而男人作为生命主体的东西，比如功业，比如思想，对于女人来说也许只是生命的背景，不能充实她们全部的生命。电影《公爵夫人》中，公爵在新婚之夜脱下夫人的衣服时问了一句：女人的衣服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夫人回答：这是她们表达自己的方式，男人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自己，女人只有通过她们的衣帽。这个回答在“公爵夫人”的时代也许是正确的，拿到现在，则至少不能算完全正确。我只承认，漂亮衣服是女人最直感的表达、最贴己的快乐，一如“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我宁愿自己的快乐在浅薄的层次上打住，因为快乐是不能深究的。王安忆说，物欲可以抵抗虚无主义。其实同样是在说快乐是拒绝被深究的。物欲就是浅薄的快乐，虚无主义就是深究的结果，用物欲来抵抗虚无主义，就意味着快乐不能深究。就在我摆弄衣服的过程中，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有点高，可以算是咋咋呼呼了，它既可以理解为小小不然的吵架，也可以理解为非常相熟的朋友光临家门时的大呼小叫。我倾向于后者，所以没有理会，继续手里的事情。今天，谁也别想破坏我的好心情。骤然，门外传来女人的哭声，是那种毫无顾忌的号啕大哭。我愣了一下，丢下衣服跑出房间，从家门的猫眼往外看。发现保安站在我家门口，我才打开了门。一开门，哭声的方向就很明确了，是我的东邻。再一看，东邻家的门开着，一个人躺在地上，两个女人跪在她身边，好像在劝慰和拉她起来。哭声就是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发出的，她的脸和上半身被跪在两边的女人挡住了，看不见，我是从哭声判断那是个女人，而且是个不年轻的女人。我问保安：“怎么了？吵架了？”保安说，“不是，好像他家那个男的不行了。”男的？不行了？哪个男的？他家有两个男的，父亲和儿子，儿子在国外，前段时间我看见他回来了，现在不知走了没有。不行了又是什么意思？这时，西邻家的女主人回来了，一出电梯就是满耳哭声，她顿时也满面惶然，问保安：“谁在哭？”保安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吧。”可我还没弄清是哪个男的呢。她更摸不着头脑了。地板上的女人拼命扭着身子，两脚在地板上跺得啪啪响，一面号哭着，一面口中有词如暴风骤雨：“我的个小乖乖呀，我的个心肝呀，我的个……”哭声惊人，场面更惊人。西邻女主人大惊失色不亚于我，我们俩面面相觑着。东邻家的女主人突然出现在开着的门间，温和地招呼我们，进来吧。她居然那么平静那么温和！停顿了一秒钟，看我们做不出反应，她就把门关上了。她的出现使我明白是哪个男的了。我刚才迟迟不能确定，与地上的女人哭诉中的称谓有关，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中年男人还可以被母亲称为“小乖乖”和“心肝”什么的。现在我明白了，当一个儿子离去时，无论他多大多老，对于母亲来说，都是如婴儿一般小，都是她身上的肉没了，如降生时一样。――现在想起来，我眼潮鼻酸，但在当时，惊恐使我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西邻家的女主人在问保安是怎么回事，保安含糊作答，然后我们一起确定，是这家的男主人，那个大约有五十岁的，个子高大，老戴着墨镜，手有残疾的男人。然后我们又聚焦下一个问题：他怎么了？保安说，120来了，还在里面。我们又问：很严重吗？什么病？保安说不知道。我说，我看他就是手有点残疾，但身体还是蛮健康的呀。保安说，眼也不太好。西邻女主人说，哦，他戴墨镜就是因为眼睛不好吗？有个男人从我们中间穿过去，敲他家的门。等待开门时，我还犹豫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进去，安慰一下哭着的人？女主人刚才还邀请我们了，我们袖手旁观是不是不够意思？门打开接着关上了，我的犹豫也随之消失。地板上女人的哭声停顿了有半分钟，我想，也许是用了镇静剂吧？但接着又响起来了，还是边哭边诉，一口气不停，急骤用力，好像整条命都搭在这个哭里面了，听起来随时都有“短路”的危险。但已经听不清内容了。突然听见东邻女主人明显提高了声音质问：你是什么意思！我暗暗揣测，这是对婆母说的吗？是不是因为婆母在诉说中对儿媳捎带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一个穿白大褂的出来了，我们赶紧问，还在抢救吗？他说，已经不行了。边说边往电梯走去。我们又追着问，是那个五十岁手有残疾的人吗？他点头。我们再问什么病时，没等他回答，电梯门已合上了。留下我们三个人，面对“不行了”的真实含义。我一直没把“不行了”理解为这个意义，因为很多“不行了”还是可以抢救回来的，还因为，我从不认为人是会随随便便“不行了”的。面对男邻居已逝的事实，无边的茫然使我们意识不到散去了，仿佛我们三个人就应该在一起，承担这个事实。这时候我提出了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那个人的手是怎么受伤的？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是公伤，比如抢救国家财产，或者化学溶液泄露什么的。他们都给不出答案。又一个男人从我们中间穿过去，敲他家的门。保安首先反应过来，我们散开了。关上家门，我在门边呆立了几秒，大脑一片空白。定了定神，我首先想到应该安置孩子，孩子正在楼下写作业，不知听到了哭声没有。下去一看，他趴在作业本上，已经快睡着了。我把他叫起来，以格外的温柔对他说，要睡就到床上去睡吧。他迷迷糊糊往床上一倒，就睡过去了，我放心了。上楼来看看表，差几分六点。丈夫正在监考，六点才结束。我本能地拨打了一个号码，无人接听。这时候想到的号码，就像飞机失事前想到的号码。然而无人接听。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和暗示，给人一种绝望的宿命感。监考有规定，不能打手机，但我已顾不得了，拨打了丈夫的手机，虚弱而急促地告诉他这件事情，叫他快回家。他说，我这边还没结束，完了马上回家。哭声还在继续，我关上房间的门，妄图把哭声和发生的事情关在门外，但无济于事。我立在床前，大脑一片空冥，那空冥苍白而坚硬，好像荒芜的大陆板块。要做点什么。我下意识地拿起还没处理完的新衣服，试图继续刚才正在做的事情，以暗示自己一切正常。可是，那衣服拿在手里，已经不再是新衣服了！我甚至不敢在脑子里明确映出那衣服给我的感觉。衣服是给人穿的，由穿了这些衣服的身体，我会鬼使神差地联想到隔壁逝者的身体上去……于是，新衣服不再是新衣服了，它们刚刚带给我的明媚的生命感觉已经变色变味；新衣服的主人的身体也不再是身体了，我对于鲜活的身体完全失去了信任。什么都是灰的了：抓什么，什么立马成灰；看什么，什么立马变灰。我甚至感觉嘴巴里塞得满满的都是灰，吐不出的灰。有部电影叫《十分钟年华老去》，我现在是“十分钟世界成灰”。我的手和眼对什么都失去了原有的感觉：过手之处，皆觉嫌恶；四壁之内，满目变色。我不敢去联想儿子以及亲密者的身体，而事实上，我联想的触须已经不幸抵达那里了。在人体与遗体之间，我的意识无法完成自然的转换，无法转换也就意味着无法区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其实是跟你一样的人，只是缺了那一口气而已。可是，对我来说，两者绝对不一样的，相关的色彩和感觉，也是绝对不一样的。那不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客体；不再是他，而是它――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用“他”吧。邻居是你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他的存在是日常，是天经地义，与你的存在形成自然而然的互证。可是，有一天，你听见哭声，打开家门，迎面被告知，你的邻居死了。蓦然间，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你所爱的人是不是也会冷不丁死去。这种平地起雷的惊骇好像你脚下的地板突地沉陷了，你头顶的头皮突地被掀掉了。更不幸的是，你遽然看见了横陈地上的一个人体，虽然不是他，但当你得知确切的死讯时，那个姿势还是带有某种令人骇然的暗示性，牢牢地砸在你的脑子里。你的脑子里无法不反复闪回着几米之外，生命轰然倒下的震骇镜头。还有那些带着强力的涨满的哭声，凌厉逼人，直抵你的死穴。我的心就像一只无处躲藏的老鼠，无论如何逃窜寻觅，都在屋子里找不到一个容身的角落。哭声被恐惧所夸大，如山洪，如呼啸，在我脑子里轰鸣……我神经质地抱住自己的头，捂紧自己的耳朵，在心里莫名地祈求……为了不让自己像折断的翅膀那样倒下，我扶着床，蹲了下来，用膝头紧紧地顶住胸口。我的胸口难受得生疼，那些哭声，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伸出的无数的手，在尖利地抓挠着我的胸壁，躺在地板上的女人一上一下的脚，则狠狠地跺着我的心。我的心脏好像要坠穿我的胸腔，直接掉落到魅影飘摇鬼哭狼嚎的炼狱中去。那些淹没在泥浆中的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的鬼魂的样子，以及哀哀的叫声和吁叹声，充塞着我的心。谁可以救救我？我也被泥浆淹没了，救命一般地想要抓住点什么，可是，除了床单，什么也抓不到。有人告诉过我，濒临崩溃的时候，要深呼吸。可是，我无法深呼吸，我只有一个欲望，就是把身体缩起来，缩到没有一丝缝隙，缩到什么也侵入不了我，包括哭声。我抱住膝盖，使身体紧紧地蜷成一团，来抑制身体的抖动。我知道，这也与我下午在商场的星巴克喝了一大杯红茶有关，我是经不起浓茶的强刺激的。几乎在我的视线落到电话机上的同时，我的手已经抓起了它。为了遏制自己的崩溃，我必须说点什么，一直说，不能停下。打给谁？我想起了大哥，他是认识逝者的，他来帮我装修房子时，还跟逝者打过交道。打通了，幸好他在！我的声音急促而颤抖，以至于他听不清究竟是谁死了，反而把他吓了一跳。待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放心了，非常豁达地安抚着我。我不在意他说什么，我只是不能让那一刻空着，必须用说话声把它填满。大哥说，“你实在害怕，就去买把刀来，放在床头镇着，害怕了就绕着床划拉几下。弄把剑挂在床头最好，剑辟邪。”我的恐惧本来是不具体的，大哥这一说，反而陡然赋予它一些具体的内容，使我把身子缩得更紧了。我说，“我不是怕鬼。”我突然发现，无法让大哥明白我怕什么。我的恐惧太抽象了，我想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连我自己一下都说不清楚。我不是怕鬼，也不是悲痛，而是难受。不是为死者及家属，也不是为自己或哪个人难受，而是为一团说不清的东西难受，也许就是为“死”难受。不是为死的结果，也不是为死的事实，而是为死的前前后后的复杂变异的过程难受，我认为那是最难面对的。我的难受又具体又抽象，一时难以尽述。也许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要写这篇。房间外传来家门关闭的砰的一声。我知道丈夫回来了，便对大哥说，“好了，挂断电话吧。”丈夫奔到房间里，问我：“怎么死的？这么突然！”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但我接着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丈夫叙述刚才的过程。叙述完了相对叹息。我说，“怎么办？”丈夫说，“什么怎么办？”反而又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怎么办”，也许是“邻居死了，我们怎么办”。这太抽象了，抽象得好像人类的某种处境。想了想，才使自己的问话落到实处，我说，“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安慰他们，或者帮他们做点事？”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丈夫也不知能做什么。我说，“要不你问问你们同事，这种事大家都是怎么办的？送花圈送钱还是去帮忙？”丈夫说，“他们恐怕也不知怎么办。”我们决定跟西邻家商量一下。我打了电话给西邻家，女主人接的，然后他们夫妇就来到了我们家。虽然做邻居已经三年多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到我们家。其实我们三家平时几乎没什么联系，就是见面点个头。可是此时此刻，东邻家的变故突然使我们两家来到了同一只诺亚方舟上，成了同命运肩并肩的人。他们的到来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尤其女主人，给我同病相怜的安慰，使我有了心理依靠。我们俩都哆里哆嗦的，像小老鼠，或惊弓之鸟。我们首先探究第一个问题：怎么死的？因为太突然了，在此之前一点都没有听到他患病的消息。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排除自杀的可能，这还是男人们想到的。当然目前什么结论都得不出来，众多的揣测只能使心里的疑团更大。然后又转到第二个问题：作为邻居，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也拿不出什么行动计划，西邻同样没有经验，最后我们商定看看再说，也许他们会设灵堂发讣告什么的。我们说定，无论如何，两家要统一行动。其实我们也未必是要拿出什么行动方案来，我们就是要一起说说这事，寻求心理上的相互支持。我们还相互留了手机号码。讨论完这些，我们又在互诉着内心的震惊和恐惧，主要是两个女人在说，男人到底扛得住些。西邻女人说，“这个人经常骑辆黑摩托车，戴着墨镜，从来不说话，我还蛮怕他的。”我说，“我看到他也有点紧张，有时碰到对他笑笑，他都没反应，好像不爱理人。”这是我的一贯做法，用笑来掩饰内心的不自在。我丈夫说，“他不是不理人，大概因为有点残疾，内心自卑，不好意思跟你们女的说话吧，他跟我有时还喜欢聊两句。”丈夫讲述了一件事，前几天，在校门口，看见他骑着摩托车被一辆汽车撞倒了，赶紧去帮他把摩托车扶起来，然后指出汽车主的不对，不料他从地上爬起来，气愤地质问丈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明明是他拐弯拐得不对，你还向着他！你是什么立场？”丈夫这才知道，他原来视力这么差，根本没认出面前站着的是他的邻居。丈夫赶紧向他解释，不是指责他，是指责汽车主。丈夫说，“他可能到最后都没认出我是谁，就推着摩托车气呼呼地走了。”或许人人心中都藏有不为人知的暗疾，而傲慢还是自卑，我们都只是根据表象去判断罢了。女主人说，“我就怕吓着我们家女儿，她还不知道呢。”我说，“我儿子也不知道，我怕他听见哭声，赶快让他睡了。”正说着，儿子醒来了。西邻家夫妇告辞了。我给二楼儿子的同学家打电话，告诉同学的妈妈这件事，打发儿子到她家去吃饭并做作业。我特意嘱咐了同学的妈妈，不要让孩子知道这件事。儿子走了，丈夫要做饭。我说，“别做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吃饭啊？”我家的厅离他家更近，离“他”也更近。只是那道门的象征，分开了他家我家而已，其实是何等地近在咫尺，而“他”，也是何等地近在咫尺。在这种状况下做饭吃饭，那太滑稽怪异甚至可鄙了。所有做饭的动作都将变形，切菜会感到心虚，尤其不能切肉。无论给我怎样的美味，都无法张开口，更无法下咽。不是夸张和搞怪，我是真的很容易走火入魔的人。如果只是夸张和搞怪，那倒好了，轻松了。我和丈夫出去吃了一顿很勉强的饭。那家饭店的鱼饺已经吃过不止一次，那天却感觉不对头，汤太白了，油星漂得太多了，而馅又太红了，以至于我怀疑是不是不熟。吃着是前所未有的油腻，看着是前所未有的可疑，还没到嘴边，胃就在不由自主地拒绝了。拼命禁止自己多想，尤其是联想，拒绝一切暗示。我问丈夫，怎么办？家我是没法呆了。丈夫建议我回单位去住。我立刻打电话给住在单位的女同事，她说，这边隔壁小区也死了人，哭丧班子在唱呢。我听了更加颓丧。我单位的隔壁是一个安置附近拆迁农民的小区，他们的土地被开发了，村庄消失了，于是，他们就住到这个小区里来，由农民变成了市民。可是，农村的风俗依然保留着，最突出的就是死了人要让哭丧班子来唱三天。哭丧班子那种癞母狗一般的唱腔要持续三天，而且把高音喇叭装在阳台上扩音，真个是顶风也要臭四十里，对于一墙之隔的我们，则无疑是一场近乎龌龊的灾难了。每当那时，我就在家里走来走去问丈夫，怎么办？怎么办！丈夫建议我躲到办公室去，可是，到了办公室，那声音依然不绝于耳，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丑陋最难听的声音！如果是哭丧歌，我倒还怀着敬畏之心，可那恶俗的唱腔并不是哭丧歌，而是流行歌曲，她把流行歌曲唱成了没有任何悲伤意味的哭丧歌！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身材胖大满身横肉的女人，除了扯着一副烂嗓子干嚎，她还要别出心裁地在两段之间加上一个强有力的“哦！”“啊！”之类的，滑稽得令人恶心！一曲唱罢，有时还要涎着脸问一句：“我唱得好不好啊？”自我感觉好得令人作呕！晚上十点钟收班，必定要宣告一下，“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晚――安。”我不反对农村的风俗，如果哭丧班子是在居住比较稀疏的村子里搞这一套，可能不仅不会扰民，还会为过分平静的村野平添几分热闹，可是，这是在居住极为密集的居民小区呀！在高楼的阳台上安装高音喇叭来扩散这种不伦不类恶俗难听的声音，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恬不知耻的放肆！以至于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无法遏制自己的恶毒。这样的死亡倒不让我害怕，是哭丧班子消解了死亡的悲伤与庄严，以及可能的恐惧，而只留下了恶心。但这恶心比恐惧更难以承受，所以，我还是不要去单位住了。丈夫有事，从饭店回来就跟我分开了，我来到楼下儿子的同学家，一直等到丈夫来叫我们。我不知道如果无人陪伴，我还会不会回家，我想我极有可能去住宾馆。在家门口等待丈夫开门时，我越抑制越抑制不住地看了一眼东邻家的门，黑洞洞的，只有猫眼发着光，已经没有哭声传出来了。总感觉身上落满了一层什么，很想洗个澡，把那种东西冲走，可是，实在无法在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地方赤裸自己的身体，只好作罢。上了床，感觉床也落满了一层什么，不清不爽。躺下时，脑海里又闪回几米之外，生命轰然倒下的镜头。睡着前惴惴地问丈夫，“什么时候会运出去啊？不会是传染病吧？”丈夫说，“别管了，睡吧，睡着就不怕了。”别管了，睡吧，睡着就不怕了。――这句极其普通的话也突然具有了某种深刻的暗示意味。第二天早上，我是在邻居家的哭声中醒来的，那件事立刻浮上心头。可能因为这一夜身体太过紧张僵硬，醒来好像腰疼。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赖床，而是立刻起身，匆忙洗漱。总算还喝了酸奶吃了点心，这是因为丈夫在客厅里陪我，而酸奶和点心又是比较单纯的饮食。有人告诉我，人死了会产生一些毒素，七窍会排出一些东西，嘴巴会吐出一些气体。他经历过亲人的死亡，所以知道。这一说，使我总感觉某种可疑的气体和气味穿过门和墙，蔓延到我家里来了。我必须借助老公的阳气，才能呆在这与“他”只有咫尺之遥的客厅里。收拾电脑去咖啡馆。也是在哭声中出门的，好像不是一个女人的哭声了，而是两三个。他家的门开着，有两三个男人在，客厅很空旷，可以看见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篮陈列在那里。我惴惴地想，也许“他”就陈列在菊花那边我看不见的地方吧？用白布蒙着。这么一想，就好像已经真真切切地看见“他”了。幸好有那几个男人在，就感觉不那么害怕了，但心里还是冷飕飕的。逃也似的进了电梯，哭声也跟进来，电梯门一关，那哭声才被关在了外面。丈夫按电梯按钮时，我心里又跳了一下：“这是昨天他刚刚按过的吧？是不是还留有他的指纹？”于是就好像看到了他粗壮或残疾的手指出现在按钮上，与丈夫的手指叠加在一起。这些讨厌的联想，避也避不及，赶也赶不走。幸好有丈夫在一起，他要送我去咖啡馆。在小区门口问保安，看见殡仪馆的车来了吗？保安答没有，并很内行地分析：根据本地风俗，可能要在家停放三天，昨天算一天，今天算一天，应该明天运走。问死因，保安也还不知道。去咖啡馆的路上，我对丈夫说，好像已经设灵堂了，你买个菊花篮送过去吧。丈夫说，送花干什么？我说，表示关切，总得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是漠不关心的。丈夫显然做不来这事。我说，要不你就过去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丈夫说，没看见他妻子，帮忙的那些人好像都是他家亲戚，不认识，没法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表示呢？原来要表达一种关切也是如此的不自在，正如我们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见面拥抱一样。很难想象，我会默默拥抱他的妻子，眼含热泪对她说，我们与你同在。但我心里的感情的确是这样的。我不能――实际上是不忍和不敢――面对死亡那么冷漠，仿佛那是对自己的不体贴，因为死亡是人类共同的宿命。人活一世，万象纷纭，但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呢？唯一可以确定的，其实就是死。活是变数，死才是常数。在咖啡馆坐着，总有那么一根线牵扯着神经，使我无法踏实地上网或写文章。就像穿着外套，即便躺在被窝里也无法安睡一样。于是就打电话。有人说，邻居就像你的亲人，要共同分担。我说，我是想分担呀，可是，怎么分担呢？我知道圣经上的教导：爱你的邻人。那么，走进他的家门，与他的亲人一起面对遗体哭泣，才算共同分担吗？我们心里的分担，如何能让他的亲人知道呢？我迟疑着问，他家就算凶宅了吗？有人说，这算什么凶宅！一座房子住几代人，肯定要有人死在里面嘛，凶宅是指发生谋杀案或者自杀的那种。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排除他自杀的可能呀。我希望不是。我在自杀问题上的心理是多么矛盾，我肯定自杀，肯定人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力，甚至赞美以安乐死为生命终结的美感和善感，可是，当别人的自杀真的摆在面前时，我却又不免要视为“凶”事了。中午要了一份简餐，没想到里面有几片薄薄的香肠。把香肠小心翼翼地挑出来，仍然吃得很勉强。我原本就不爱吃香肠，现在，不要说吃，就是看着，都觉得难受。下午两点多，丈夫打电话给我，说运出去了，回来吧。我问几时运出去的，他说一点多钟，刚走没多久。我感到了某种释放，让丈夫来接我回家。在楼门口，看到放鞭炮的痕迹，心里感到一丝轻松，仿佛那瞬间高温积聚下的爆炸声驱除和熔解了一些什么。一出电梯，看见旧床单包着一些衣物，潦草地堆在地上，心里马上又像当胸横放了一些什么，拥堵起来。（几天以后，儿子跟我在此等电梯，他要从口袋里找东西，手不够用，就把手里的饮料随手放在了地上――正是此时堆放东西的地方，我立刻让他把饮料扔了。我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但命令他必须这么做。）他家的门开着，上午摆放的菊花等已不在了，但“他”依然横在我的心头，我仿佛还能看见地板上人形的印记，那是一时半会移不走的。儿子小时候经常把一些哈姆太郎之类的贴画粘到玻璃上，时间久了，看厌了，他把贴画除去，玻璃上会留下一个轮廓完整的印迹，当时只有四岁大的他居然会说，那是哈姆太郎的灵魂。我“看见”的是什么？丈夫说，他上午回来时，在家门口看见他的妻子，对她点了点头，她客气又抱歉地说，麻烦你们了啊。我听了对她充满敬意，同时更为我们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愧疚。儿子放学回家了，丈夫也开会去了，我要去健身馆。我要逃离灰色的家，我为把儿子丢在一片阴晦中而抱歉、不忍和自责，但我还是硬着心肠自顾自走了。我渴望阳光，暴烈的阳光，暴晒一切，把细菌统统杀死。我渴望洗澡，洗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把内心的一切晦气和灰霾都冲走。那种让我不能安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说不具体，但肯定跟晦、秽、讳这三个字有关，那与死亡和遗体相连的一切都在这三个字里，那是一种气息，也是一种感觉，把其他所有的感觉一网打尽。死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恐惧，相比之下，恐惧倒是比较容易面对的了。看到健身馆里的人，我感觉那么亲切，仿佛他们是我另一个世界里的亲人。我需要看到他们明朗的笑脸、活跃的身姿，看到他们兴兴头头地忘情运动，忙忙活活地投入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好像死亡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的身上，生命看起来是那么地坚实可靠。但我并没有健身，我奄奄一息，已经没力气上跑步机了，我只想洗澡。在更衣室脱衣服时，我不敢看别人的身体，甚至也不敢看自己的身体，不小心看见了，都会赶快把目光收回来。在办这个健身卡之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公共浴室了。我害怕面对赤裸的人体，那些衰老或极不完美的身体总是令我怆恻难堪甚至恶心。当我从去年开始在健身馆更衣或洗澡时，却也没有太过分的压迫感，首先，我没有年轻时那么目下无尘了，尤其是经历过生育之后，我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了；其次，进健身馆的，基本还是一些体面的人，包括老年人在内。最初几次来更衣或洗澡时，我还极力回避那些赤裸的人体，几次之后，便熟视无睹等闲视之了。所以，我那天规避和怯于看见人体，与视觉上的不堪无关，而只与某种我无法禁止的联想有关。死亡的影子，已经笼罩了我全部的目力及心力所及，无法驱除。我那天用了比平常热的水，在蓬头下，虚脱一般地任水浇着。我没有去桑拿浴室，我裸露的身体不能接触任何东西，除了清水。我希望每一个细胞，每一条骨头缝，都可以为清水所冲洗。如果身体可以像小孩玩具那样拆装，我一定会拆开来，把每一个部件都仔细洗好，然后再组装到一起。我对自己的身体极度不信任，抚摸着都有异样感，无法阻止自己去发生那种讳嫌的联想。我的联想还波及了亲密者的身体。假如我们听到亲密者的死讯，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遗体。我们将如何面对亲密者的遗体？“他（她）”还是不是他（她）？我们还爱不爱“他（她）”？当我们为“他（她）”擦拭到那些敏感的部位时，心里会想到什么？会闪过那些曾经有过的颤栗激荡的时刻吗？我们的心，将怎样为此而折断！无论多么美丽的身体，只要变成遗体，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把梦露抬出去的人、为梦露做尸检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还会感觉到那身体的性感迷人，并为之激动吗？我抚摸着自己，无法相信那依然是美好的身体。我内心的阴气使我看什么都可疑，看人非人也，看自己也是一样。由自己的身体就近推延，你会觉得亲密者的身体随时可能变成遗体，那些亲密似乎也已变成了灰。如果这个人是抑郁质的，老说悲观早逝之类的话，已经在你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那么，它与诸如邻居之死这样的事件所衍生出来的死亡气息相连，就演化成了你内心的一种覆灭感。如果你是太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那覆灭感就更无以复加。我曾经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叫《六英尺下》。英语国家中，死人通常被埋在地下六英尺的深度，《六英尺下》因此得名。该剧讲的是一个开私人殡仪馆的家庭的故事。它让我了解了太多在平常中陡然发生的离奇的死亡。比如，几个美女疯狂地兜风，站在车中激情四溢地扭着屁股，脸跟人行指示灯撞个正着，全部烧糊了。再比如，一个成人电影女星慵懒地躺在浴缸里，猫咪在梳妆台上娇媚地叫唤，女星性感地起身去抱猫咪，猫咪碰到了插在电源上的吹风机，吹风机落到了浴缸里，女星及其性感的结局可想而知了。她们的死都是美的不堪的毁灭，似乎在暗示关于美和死的某种吊诡的关系。然后，她们就被运到这个人家的冷藏屋里来了。无论贫贱美丑，在这里，都扯平了。由这家人的工作，我了解了处理遗体的全过程，要把七窍中除眼睛之外的五窍和排泄口都堵起来，把塌陷的腮填起来，这是指身体完整的；如果是不完整的，还要把身体拼凑缝合，复原成人形，有时甚至要动用斧头锯子，跟做板凳桌椅的木匠活差不多。这家女儿要狠狠地报复一个男同学，就把家中冰柜里一个因车祸而亡的人的断腿拿出来，放到男同学的更衣柜里。死者亲属要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不得已，这家的儿子把一条羊腿拿过来，接到那具尸体的小腿部位，家属居然什么也没看出来，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基本还原做完之后，就是涂防腐蜡，蜡是比黄油略深的颜色，那涂满防腐剂的脸，简直令人作呕。就在这令人作呕的基础上，他们使用遗体专用的化妆品，最后画出一张供追悼会陈列的白面酡颜的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时还会对着遗体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什么的，不乏无厘头情节，典型的美国人的嬉皮精神，尽管他们同时也很敬业，很人道。这部电视剧共四十集，那段时间我看得不敢吃不敢喝，满腔只剩下作呕的欲望，但还是强迫症似的坚持看完了。看完之后就只想找人说说，告诉他们，我死后绝不让人这样摆弄我的身体，绝不开追悼会，我太知道追悼会上那些气色不错的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了，那样的庄严却来自那样粗鄙戏谑的一个制造过程，这太荒诞和滑稽了。活着的尊严需要条件，所以，不敢保证自己一直拥有想要的尊严，那么，至少保证自己死后有点尊严吧，同时也是少麻烦和埋汰别人一点。我从电影上书本上看到的死是神圣庄严的，死去的人躺在那儿是美的，有着完成了人生的安详，如恩格斯为马克思写的悼词：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这使得死亡变成了抒情格调的诗篇和音乐；还有歌里唱的：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这赋予了死亡一种阳光雨露的气息。西方人墓地安葬的镜头也是那么的美，女人出席葬礼的经典行头是合体的黑色套裙，黑色的帽子上垂着黑色的面纱，棺木也有着典雅的款型，抬放棺木的男人带着雪白的手套，整个场面充满肃穆的美感。西方人赋予葬礼这样的仪式感，好像一个严格的审美过程，也许就是为了消解死亡所带来的负面感觉吧？面对这样唯美的死亡仪式，一般人是不会对死产生恐惧或晦气的感觉的。它使死亡得到了升华，拥有了尊严。日本是一个肃穆的民族，日本人对待死亡仪式的态度是严肃的，我看完电影《入殓师》，心里是一派凝重安详，同时还有点轻松放下的感觉――对于死后的不堪。虽然死亡也会猝不及防地降临，但那毕竟不是日常的事情，一般来说，还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因此，在我们的意念中，死亡已经被抽象化了。而实际上，从最直接的客观具象来看，死亡，就是身体变成遗体。梦露说，“我找到了死的定义。一个人们要摆脱掉的身体。”所以，所谓面对死亡，其实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遗体，以及如何处置遗体的问题――自己的遗体如何被他人处置，自己如何来处置他人的遗体。这些“他人”，当然都是自己的亲人或亲密者；而能够到现场具体做什么的，当然只有合法的亲密者，非法的亲密者是只能在遥望和想象中哀悼的，尽管也许他（她）才是你希望最后贴近的那个人，而他（她）也同样希望着。更可悲悯的是，也许他（她）在很久以后才知道你的死讯。一想到这点，我就对某些情感充满哀伤，我就无法不热泪盈眶，在终极的禁止面前，这种情感的脆弱处境就非常可悲地显现出来了。情感真是人生最大的负累，活要为它痛苦，死也要为它痛苦。这个“只能在遥望和想象中哀悼的”人是谁？也许不仅现在是未知，而且整个生前都是未知；也许，只有到了生命的尽头，才能考验出来：你在乎谁，谁在乎你？而在此之前，无论你还是他（她），都无法明白。可是，如果到了最后才明白，那真不如不明白。因为，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哀切的苦痛。退一步说，即便你在最后的病床上明白过来，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她）只能是非法的亲密者，在你的最后关头，他（她）的身影没有理由出现。否则，会使亲人对你的感情发生困扰，间离你和他们之间的亲情，这在他们对你的美好回忆即将永久定格之时出现，显然是一个意外的破坏，对他们很残酷，对你也不好――毕竟，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后亲人对自己的情感更冷。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中，张爱玲的母亲为在战乱中死去的男友办完丧事回到上海后，对张爱玲说了一句话：爱一个人，是要有为他料理后事的勇气的。实在是惊心之语！一下子改变了我对这个有自私之嫌的女人的印象。对于如此非凡大气透彻的女性，我深深折服。无论我送别人还是别人送我，与我有关的，我都希望落幕是这样的：平静坦然地为最爱的人净身更衣，送他或我走向天堂。这看似很容易实现，其实不然。试问，有几个人做到了呢？做到的多是那些不问爱与不爱的人，但那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你的所谓“最爱”如果不在你的生里安妥，也就不会在你的死里安妥，那样的感情注定只能做游魂野鬼，除了让你遍尝折磨，痛苦难安，什么都不能给你。《入殓师》体现了日本人对人世末端的思考，其着眼点求真务实地落到了一个最具体的问题上――如何对待遗体，那也是对待死亡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入殓师那么轻柔那么庄重地对待那些正常或不正常的遗体，他们的动作和神态向死者的亲人，向这个世界传达了一种气息，那就是死亡的肃穆神圣气息。看到这样的入殓，我对遗体的问题，或者说对死以及死后有了信心――无论别人处置我还是我处置别人。入殓其实就是肉身跟世界最后的告别，如《入殓师》这样的告别使我放心。当然，那是不能预约和保障的，但它至少给了生者以安慰和暗示。这个安慰和暗示对我非常重要，这就是我要对《入殓师》的导演致敬的原因。他有心和敢于触及这样一个人世末端的细节问题，并不仅仅出于他的艺术胆识，更出于他对人世、对死亡、对人的肉身的敬意与诚意。这样的导演出在日本，似乎最适得其所，也最在意料之中。日本民族性中的精细和认真，不仅体现在对待外部世界上，也体现在对待内部世界上。这种广泛的“敬业”精神，使他们能够产生这样可敬的入殓师，产生这么可敬的电影。我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在需要认真和精细的事情上，我最信任的却是日本人。他们总有一些时刻，会让我肃然起敬。我要死得有尊严。我希望那时我还有足够的意志让自己尊严地死去，而不是以破败的机体不顾一切地贪恋着生。我还要死后有尊严。对于一切我的亲人和爱人，我都怀着同样的希望。那么，我将把我的遗体交给谁之手呢？谁的遗体又将经过我之手呢？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我不知道那时我的生命中还有谁，以及我还在谁的生命中。在人世间唯美的表象和不堪的真相之间，我有着近乎虚伪的脆弱，不敢面对的太多了，所以，我才会神经质地强迫自己去面对，比如写这篇文章。我不怕死，但是，别让我看见自己的血和伤口。我不怕死，但是，别让我面对遗体问题。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中写与麻风病人的亲热，是一种多么神秘而怪异的热情和勇气啊，神秘怪异得令人困惑！我怀疑那是从胆小者身上反弹出来的变态的大胆，是受虐与施虐的统一。曾经跟一个毁了容的人一起吃饭，我知道他很无辜，知道他很有男人的风范，知道他的内心世界依然如故，他身上被毁坏的，只是一张皮而已，可是，我仍然吃得极其勉强，一面往嘴里送食物，一面胃里有股力在向外拒绝。我知道他是个很讲究卫生的人，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碰过的那些地方去夹菜，或者只吃那些能够成为“独立个体”的食物。我宁愿什么都不吃，我宁愿快点结束。我一面批判自己，一面渴望逃开。难道人只是一张皮而已吗？我为什么如此不能面对人世的底里！如果我所爱的人毁了容，我还会不会爱他？我只能避而不答，只能寄望于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简爱最令我佩服的，不是她面对苦难的从容，而是她面对瞎了眼残了臂的罗彻斯特的坦然，她一点都不大惊小怪，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勉强，依然那么情不自禁地欣赏他，迷恋他。罗彻斯特应该算是毁容了，但是，他的魅力在她眼中丝毫没有减少。简爱的内心力量太强劲了，远比一般女人压得住，所以，她有了幸福的结局。惭愧，我永远修炼不到她的程度。生命消失以后，肉身还在，如何处理失去生命的肉身呢？这个生命的遗留问题，是横在人类面前的永恒的问题。无论如何，人无法处理自己死后的肉身，而只能把麻烦留给别人，无论多么自尊多么自觉多么独立自主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例外。梦露说，我讨厌葬礼，我将很高兴不必参加自己的葬礼。我也有与她相同的想法。可自己的遗体，还是要留给别人去处理呀，这可真是不好意思。有一次跟两位作家聊天，其中一位提出一个问题：鸟是怎么死的？它们到哪儿去了？它们是如何消失的？这个问题把我镇住了，我的确从来没有考虑和留意过鸟的死亡，偶尔看见鸟的尸体，也显然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另一位作家说，鸟的胸壁很厚，当飞得很高时，就会承受不住空气的压力，在高空自我引爆。这么说，鸟是感觉大限来临了，就自动地飞到高空，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消失了？他们还说到，猫、虎，甚至一只老鼠，任何动物的死都比人类有尊严。我的确在一篇散文中看到，猫预感到大限来临时，会自觉地离开主人家，如果有一天它消失了，就意味着“走”了，你不必寻找了。唯独人类最悲哀，他们无法自己让自己体面地消失。我们的身体在生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支配它，死后，它仍然属于我们，但我们已经不能支配它了，所以，还是生前为它预设好一条出路吧，不能管前不顾后，管生不顾死。关于死后，鲁迅留下遗言，“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他所要求的是简单。而实际上，我们知道，他的葬礼办成了一个隆重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他是伟人，他属于公众，他的死也属于公众，其葬礼的伟大是必然的。我是平凡人，我的死惊动不了几个人，我当然可以有效地设计自己的身后事了。无论如何，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那些消失的方式无论有多么不体面，终归要选择一个。我不能容忍腐烂的过程，所以，我选择火葬。过程要简洁迅速，不要经过任何处理，不要举行任何仪式，不要让任何外人看见我。我只希望由合适的人为我净身，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是一个不仅深爱我，而且深爱我的身体的人为我去做，把我的身体最后交到这样一个人手里，我将感到无限熨慰。只有懂得我身体之美的人，才能让我带着美感离去。这个人会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最妥帖最细致最令我满意，他的手感也必令我喜欢。净身更衣之后，就化成灰吧。烈焰使人放心，无论什么样的病毒细菌，经过那样的高温都化为乌有了，那是一种焚化，也是一种消毒。让烈焰包围我吧，让火舌吞噬我吧，我已经感觉到了消毒后的清爽和焚化后的痛快，如清空垃圾箱。终于，彻底清空了。然后，我绝不要把化成灰的自己装进一个盒子，再麻烦子子孙孙清明节疲惫不堪像赶一场运动一样地去扫墓。我从电视上看见过很美的水葬，骨灰和玫瑰花瓣一起洒向大海。但我不要水葬，因为现在水污染太严重，而且不知道自己会流落到什么脏脏的所在――如黛玉担心的一样。我要树葬。我认识的一位女性有一天接到朋友女儿的电话：阿姨，我妈妈一个月前已经走了，她洗了澡，穿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衣服，吃上安眠药，躺在床上走的，留下遗嘱，不要举行葬礼，把骨灰埋在东郊的一棵树下，一个月后再通知朋友。她走得真美真干净。人死得美跟活得美一样需要境界。她得了绝症，但还没到不行的时候，就自觉地走了。继续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质量，那就不如有质量地死去。大多数人，是把亲人累一顿耗一顿之后才走的，乃至耗到久病床前无孝子，在这个过程中，亲人的悲痛差不多也耗光了，但出于良心，又不敢承认自己多么盼望解脱。而她，死得真是让人疼。感谢这个人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也要在一棵树下，在未经污染的土地里，化成自然的一部分，有人要纪念我的时候，到这棵树下来坐坐就行了，我给了这棵树养分，这棵树里有我。如果所爱的人能够与我相伴在树下，将是更美的事情。美国白种女人项美丽居然给中国男人邵洵美做妾，成为名扬天下的奇谈。而邵洵美最打动项美丽的，居然是他在求婚时许诺：项美丽死后可以安葬在邵家墓园。在战乱年代，这种与永恒有关的许诺特别能够给女人以心安，所以打动了项美丽。克林顿的继父对他说，不要把我埋葬在雨里。我也希望，死去的时候是个晴天。我喜欢晴天的干爽，我讨厌湿漉漉的泥泞的感觉，在湿漉漉的泥泞中入土，将如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睡觉一样令我不舒服。洗了很长时间，直到坚持不住了，我才从水下走出来。把洁白干爽的浴巾铺在木条几上，仔细地擦拭身体，包括脚趾缝。更衣柜的隔壁有人在谈论养人好还是养狗好的问题。养狗派说，养狗多省事啊，陪着你玩，还不要你操太多心。养人派说，孙子长大了，能“奶奶奶奶”叫你，狗能吗？养狗派说，狗也有感情的……这些人狗不分的退休女人热烈地辩论着，此时此刻，我特别羡慕她们沸腾的热情，羡慕她们不会想到人死了之类的事情。而我只想到，不是同类，面对狗的遗体，便不会联想到自身以及亲密者的身体。现在，我觉得这种不联想就是莫大的幸福。穿好衣服出来，到服务台交了钥匙，看看墙上的钟，差几分六点。立刻想到，邻居家的男人就是在昨天这个时候死掉的。洗得太久以及精神萎靡，使我浑身无力。我到大堂的沙发上坐下，看着落地窗外。冬天的六点钟，天已经全黑了，行人匆匆走过，都是在赶着回家，可是，我无力回家，也害怕回家。天黑时的忧郁瞬间降临了，我的身心，乃至每一根神经的末梢，都为它所袭击。我感到整个世界都是黑的，只有这健身馆是明亮的孤岛，我不能出去，否则那黑暗就会将我吞没。那黑暗就像巨兽，亢奋地瞪着阴沉的眼睛，在窗外伺伏，只等我出去。我愿意这健身馆的灯永远不熄，门永远不关，这些人――无论是服务员、教练、保安，还是热气腾腾的健身者――都永远不要离去，永远陪我在这里。我愿意在这张沙发上蛰伏，永远不用出去面对外边的一切。我感到身体在沙发里越来越沉地陷下去，陷下去……我的心脆弱消沉得像一片纸灰，真正的绝望源自我们的内心，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逼到绝境，从来如此。我打电话给丈夫，他刚刚监考完，我说，不想回家吃饭了。他说，那就在外面吃。他让我先到就近的一家饭店点菜，他回家接了儿子去找我。讲电话时，我已经鼻塞和变调，眼泪也开始流下。讲完电话，我陷在沙发里依然无力起身。是什么带走了我的力量？是什么使我困在一张沙发里起不了身？我好像被谁欺负了，有万千委屈，可又说不出所以然。我想再打一个电话，马上又犹豫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随时在你手边任你泣诉的，我已经承受不起无人接听的失望了，于是，改为发短信。发出那个不知何时会收到，何时会回复，也许永远得不到回复的短信，我的眼泪奔泻而下。你把深重的绝望灌注在文字中，让它出发，可是，当它抵达时，已经变得那么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损耗了它的重量，就像竹篮会漏掉水；更可悲的是绝缘体，那抵达就是一种消解，如石头丢到棉花里；最可悲的是丢到大海里，你都无从验证，你失落的是什么。我这才发现，从昨天打开家门，听到邻居家男人的死讯到现在，我还没有流过泪。那么，该补上了。好像找到了流泪的依据，泪水愈发如无数条河道，奔流而下，洒落衣襟。我几乎感觉不到脸湿，泪水便已从脸上流过，如同来不及被大地吸收便奔泻而去的洪流。死、躺在地板上的哭号、遗体、火化这些形象和字符夹杂在洪水中，从我心里反复流过。感觉不是别人死了，而是我或我爱的人死了；不是在为别人哭，而是在为我或我爱的人哭。总有一天，死亡会像天黑一般降临，天幕与地平线会对我合上眼睛。而邻居的死，似乎使我此时此刻就置身于这一天了。生的宿命是多么悲观，无论怎样积极地去活，在尽头等待你的，永远是死。活的目的不是死，但活的目的地肯定是死。生命的尽头不是升华，而是沉沦；不是飞扬，而是俯冲；不是出口，而是死地。我明白有人为什么要相信宗教相信天堂了，那是为生寻找了一个出口。我一直自负地认为，宗教是不智的。今天才懂得，那恰恰是自救的大智。我们在智商和情商方面的自信，在死的宿命面前不仅百无一用，而且把我们赶出了宗教的庇护所。人类的前行，竟是前仆后继，一路尸体。心似空屋，只写着一个“死”字。悲伤的洪流把我吞噬了。我流着泪走出健身馆，流着泪走在去饭店的路上，流着泪走进饭店的门，流着泪看菜谱点菜，流着泪等待。健身馆的保安莫名其妙地看着我，饭店的服务员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他们一定在想：这个人怎么了？怎能如此不自制！可是，我已经顾忌不了别人的侧目而视了，不是我不自制，而是我知道，控制不了的，遮掩也是徒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让眼泪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流吧，甚至也不要去擦它。我所能做的，就是像没事人一样地听任自己流泪，面对别人疑惑的目光，拒绝不好意思，也拒绝给出任何回应。丈夫和孩子到达饭店时，我的流泪已经接近尾声了。孩子一来，我就尽力掩饰着哭过的痕迹，尽快让自己恢复常态。我现在最不想让孩子看见我流泪，他会问：妈妈怎么了？而我还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我希望丈夫看见我流泪就当没看见，不要问我什么，不要安慰我，更不要大惊小怪，就当一切正常，他果然是这样做的，我很满意。 梦见邻居家死人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很正常。回家时，我感到轻松了好多。回头想想，如此沉浸的流泪其实对我大有好处。泄洪一般的快感，混合着哀伤感，充溢全身。所有黑暗的情绪，都等待被这溪水奔腾的畅快裹挟着流走。耶稣复活时，人群欢畅高呼：得救了！得救了！《欢乐颂》演奏到最高潮……心里还悬着他的死因。在小区门口问保安，得知，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心里又放下了一点，只要不是自杀和传染病就行。开门时，听见他家里有说话的声音，感到些许宽慰，这个时候，是不该让他妻子一个人呆着的。看着他家的门，我也感觉不那么异样了，好像一道岭翻过去了。我已经流了那么多的泪，应该算分担了。回到家，我小声问丈夫，是运到殡仪馆去开追悼会？还是已经火化了？丈夫说，谁知道呢。我说，总得去了解一下。丈夫说，没法了解，学校这么大，谁知道谁啊。其实，要了解是何等的容易，只要敲敲他家的门就可以了。但我们就是做不到。我是害怕进他的家，丈夫则是不好意思。儿子正在看动画片，突然来了一句，知道为什么你们死了，我只能叹息一声吗？我和丈夫同时抬起头说，不知道。他说，因为怕你们在天堂难过。如果你们在天堂看见儿子哭得那么悲伤，不是会很难过吗？我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他憨憨地笑笑，若无其事地继续看电视。第三天早上，我还是在隔壁的哭声中醒来的，“死”顿时又与我发生了关联，心情一下又变得很灰，只有努力告诉自己：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但心情还是上不来。我幸好不是在医院和殡仪馆工作。如果他不是死在家里，我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触。如果只是一个死亡的消息，即便住得再近，死亡的感触也会很远。死亡的消息是抽象的，死在家中的遗体却是具体的。可见，最好还是不要死在自己家里。我们自己死了也是一样让人害怕和忌讳的。可是，难道死前自己到火葬厂去躺好吗？如果可以选择，人当然还是愿意死在自己的床上，还有比这更舒服更安妥的终点吗？可是，人一死，所有的东西都成了遗物，都染上了死亡的颜色，都令人忌讳，都要拿出去烧掉，就像昨天我在电梯门口看到的那一堆。思维稍微往上逆推一下，就觉得人视为归宿的那张自己的床，也不是那么舒服和安妥的了，好像在人未死之时已提前变成了晦气的遗物，因为那是可以预期的，分界点就在于死的一瞬。作为最后的自我安慰的皈依感完全被这一逆推破坏了。如何处理遗物？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按说，既然爱自己的亲人，就该对其遗物有亲切感，就应该留作纪念，见物如见人。那么，为什么大多采取烧掉的办法呢？除了最后病中用过的，死者之前的一切其实都与死亡无关，为什么不能视之如常呢？这又来了人的逆推心理：一个人最终成为英雄，就会逆推他从出生就是英雄；一个人成了狗熊，就会逆推他从出生就是狗熊。对待死亡也是一样，一个人死了，就会把死气逆推到他生前之物上去，好像那上面布满了死亡的细胞。如果穿上他生前穿过的衣服，就觉得把死气也穿在了身上。这样一股脑地对待，是因为划不清遗物之生气与死气的分界线，就像划不开阴阳的界限，索性凡遗物皆烧个干净，去去晦气，但这一烧，就把一种灰色的暗示制造出来了，强化了死亡的晦气。如果不采取烧掉的方式，也许还没有那样的暗示，感觉还不那么忌讳，对待死亡的态度还明亮和清朗一些。坐在床上问自己：怎么办？隔壁的哭声在把我往家门外驱赶，可是，到哪里去呢？已经不想再去昨天的咖啡馆了。突然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这正是人类面对死亡的典型困境：同类死了，你感到无处可逃。牛奶还没拿进来，牛奶箱就在门口的墙上，打开门伸手可触，可是，我现在就是不愿意打开门伸出手去，仿佛一伸出去，那只手就暴露在了一种异样的空气里，就不是自己的了。听见门外有说话声，我终于横下一条心打开门，居然看见了他的妻子，正在温和地跟一个男人说石灰水消毒什么的。看见我，她笑了笑，我也笑了笑，我感觉她笑得比我自然。她的笑使我感觉好多了，她是最贴近他的人，她一如既往的阳光使“他”在我想象中的阴气淡薄了许多，仿佛阳光驱散了阴云，仿佛“他”也沾上了她的阳气；死亡这件事，经由他依然温和地活着的妻子的媒介到达我心里，就变得不再异样和讳莫如深，甚至成了一件等闲之事。她的态度那么安详，好像那只是一件需要她按部就班去做的事情，与所有需要按部就班去做的事情别无二致。曾经有人告诉过我，料理后事简直像一场运动，都来不及悲伤了。我出门时，哭声已经停了，他家的门开着一条缝，门口没人，有干枯的花盆、折叠的小象棋桌等摆在电梯口的地上。看来，已经开始扫除了。我在两部电梯之间等待，丈夫站在靠内的电梯门口，突然伸着一根指头神神秘秘地指我身后靠外的那部电梯，好像我身后有什么东西的样子。我猛回头，什么也没看见，问他什么意思，他小声说，就是从那电梯下去的。我说什么从那下去的，但还没等他回答，我就明白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不可能，那都要走楼梯的，不会走电梯。如果这时他改口或闭口，还来得及，可是他又说，他个子那么高，从楼梯抬下去恐怕很费劲。我没好气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抬，也许是背的呢？他说，我从猫眼看不大清，不知道是抬的还是背的，反正往这边来了。我更没好气地说，抬的话，这电梯怎么可能进得来。他说，那可能就是背的。然后还认真地探讨，怎么背呢？用袋子装着？我硬邦邦地回答，不知道。他是一定要把这件事坐实了。这时，我身后的电梯开了，我们进来了，我感觉里面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在大白布袋里。出了电梯，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谴责丈夫才解气。我努力淡化一切可能会提示我的东西，他却在强化！如果换做别人，我一定会质问他居心何在了。也许他想表达某种感触，也许这种感触里还包含着物伤其类的怆恻，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用南京人的话来说――“脑子进水”的举动。我这两天一直在寻求自欺欺人的脆弱的抵挡，那抵挡哪怕只是一扇门一张纸，我都拼命守住，可是，这个人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来移走那扇门那张纸，使我的眼睛再也无法回避，使某种恐惧牢牢地钉在我脑子里。身边的人根本无法给以有效的劝解，因为相同的处境使他无法旁观者清。我渴望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捞出来。可是，这双手在哪里呢？我又来到咖啡馆避难，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身影，我有时会恍惚：他（她）会在什么时候倒下吗？这么一问，我就好像看见他（她）倒下的样子，我觉得所有的生命都很可疑，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很虚浮，好像纸扎的一样。从咖啡馆回来，在小区门口遇见他的妻子，正跟几个人在说什么，其中两个是穿制服的保洁工，看来是扫除的事。赶紧上前表示关切，好像终于找到了机会似的。她很抱歉地说，这几天也打扰你们了。我说，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帮不上什么，已经很惭愧了。她说，主要是他家老太和几个姨娘，都是附近的老居民，要按照他们这里的风俗哭三天，早上就过来哭一下……她的歉意让我更过意不去，我说，老人嘛，可以理解的。我问现在谁在陪她，她指着身边的一个女人说，我弟妹在，他家老太有时也过来，其实不用，我自己行，不用麻烦别人。我说，这段时间还是有人陪着好一些，你有事就跟我们说，我们是邻居，随时可以帮忙。昨天我让我老公过去问问有什么需要做的，他说没看见你，帮忙的那些人都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说。她极力表示感谢，并说，我都嘱咐帮忙的人，跟上下左右的邻居打打招呼，给大家添麻烦了，不是传染病，也没什么其他的，让大家放心，也不知他们说了没有。我赶紧说，没什么，别这么说。遇上这么大的不幸，她还替邻居们想得这么周到，这让我深深感动。我的单位离市区很远，公共汽车又少，从前住在那里的时候，每次坐车都要拼命抢座位，还多半抢不上，有一次好歹抢上了，上来一个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用一件大人的衣服包着，身边还跟了一个小女孩，两个小孩相差不过两岁。我想，这肯定是超生游击队了。说实话，对于那些越穷越生的人，我不愿报以同情。更不可接受的是，她包孩子的衣服上沾着孩子稀黄的大便，那就意味着，她坐下来，旁边的人也没法坐了，而她却不以为意。女人用仇视的眼光盯着周边座位上的人，意思当然是嫌大家不给她让座。可是，她越是那样，越没人让座，好像大家达成了共识。车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僵持格局，我能感觉到空气中暗暗的紧张。周围站着的人也都尽量规避她，因为，她抱着孩子一点都不规避别人，而她包孩子的衣服上是有大便的。看得出来，她是故意的。直到有人下车，她才有了座位。这件小事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是很有代表性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性。他妻子的态度又让我想起这件小事，对比之下，愈加佩服她的修养。保洁工在等着开门，我们边走边聊。说起他的死因，她说，他本来血压就高，又患有神经性的风湿病，他的眼和手就是风湿病导致的，所以早早内退了。我从来不知道风湿病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她说，会的，前几天卫岗发水，你听说了吧？我说，我当时正在现场呢。那天，以前带我儿子的阿姨一家来玩，在外面吃完中饭，我们要到下马坊公园去走走，还没到，就看见水从卫岗沿着马路牙子流下来，我们决定折返。但要到路对面去，就必须先越过水流，从人行道跳到马路上去，可是，卫岗往这边是个下坡，人跑得总是不如水快，又往前走了好远，才找个水流窄的地方跳过去。她说，那天他正好去卫岗修摩托车，他眼神不好，没看见水，就把鞋子淹了，裤管都弄湿了好长一截，回来还冒着热气，他自己都没觉得，我赶紧让他换下来，这对风湿不好嘛。第二天，就不舒服了，叫他去医院看，他不去，我又拗不过他，他脾气急，又有病，我从来都让着他的。以为是感冒，就找人到家里来输液，输了两天还不见好。那天下午他家老太过来看他，他说要去卫生间，一起身，就倒在了床边，赶紧叫120来。医生说，已经不行了，不用抢救了。我说，还是要把抢救的这一套都给他做下来，医生又做了。――这么说，那天我听到的那句“你是什么意思”，是她跟医生说的了？她说，我坚持让医生抢救一下，要不然，更不好跟儿子交代。他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这一次如果早想到，坚持让他去住院，治疗一下，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心里会好受点。我问，那究竟是怎么诊断的呢？她说，就是高血压和风湿的并发症。她还说，反正我也没有亏待过他，他走时候穿的这些衣服，都是早就买好的，为过年买的，我自己买衣服从来都不讲究，给他买的都是品牌的。我很理解她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其实她也有她的心结和她的脆弱，他死得太突然了。进到楼里，西邻家的女人正好从电梯里出来，也像我一样，赶紧表示关切，我们三个又在电梯门口聊，她的弟媳带清洁工上去了。她把刚才跟我讲的话又跟西邻女人大致讲了一下，我们俩都唏嘘感慨，对男人的死表示震惊和意外，对她进行宽慰。实际上，她是不需要我们宽慰的，她比我们镇定。我真佩服那些不为感情而劳心的人。我说，你家儿子好像没回来。她说，刚走没几天，就不让他回来了，还要从法兰克福转机，回来也赶不上。我说，那你怎么对儿子说呀？她说，一点一点糊弄吧，打电话回来，先告诉他，爸爸不在家，以后再告诉他，爸爸去徐州了，有单位聘他……她说，也让你们受惊了。我们赶紧说，没事儿。她说，我没有什么亏待他的，他这个人又是很爽气很善良的，不会害人，不会怎么样的，你们不用害怕。我赶紧说，不害怕，我是唯物论者。实际上，我的感觉是：天哪，不说还好，我的恐惧原本是虚无飘渺的，这一说，倒具体化了，不怕也怕了。但我还是十分佩服她的豁达和平稳，因为自己很神经质的缘故吧。谈了一会儿，她上楼去了，西邻女人又把我拉到电梯里――就是丈夫指给我的那部靠外的电梯――继续说。我们还是交流彼此的受惊，她说，我每次到地下室去取电动车时，看见他的黑摩托车都害怕，我都停得远一点，还是会看见他的。把自己关在他最后走时用的电梯里谈他带给我们的恐惧，这实在是滑稽并更恐惧的。当然，她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感觉他就在我们身边听着。我感觉那个电梯太小了，而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所以，里面太满了。我既想跟她谈，分享恐惧就是减轻恐惧；又想赶快结束，这实在不是谈这种话的地方。她原本要出门的，谈完走了，我继续乘着电梯上升。拜丈夫所赐，我甚至走火入魔地想到，“他”固定好了吗？袋子里的“他”在背“他”的人身上会不会倾斜、挪移？我不知道身体该往哪边避让，我的胸腔好像被什么压得很薄，盛不住我的心了，它被挤了出来，在电梯里上下忽悠。电梯门终于开了，我的心狂跳着逃出来，而我依然保持着步履的从容，害怕被“他”看见我的恐慌，我想那样“他”会掌握了我的软肋，更来吓唬我的。幸好丈夫在家，走进家门并看见他，我的头发才倒伏在我的头皮上，我的心才回到我的胸腔里。回家我就直奔卫生间洗手。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这是我定下的家规。但这几天洗手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且每次都要用一遍香皂，再用一遍洗手液。进了楼，我几乎哪里都不敢碰，无论墙、楼门把手，还是电梯按钮，特别是家门口楼道的灯开关，那是我们两家共用的。我尽量不去碰，我怕碰见上面的指纹，而且每次一按，我都感觉不止我一个人的手在做这个动作。如果必须碰，我就尽量戴着手套；如果没戴手套，我就尽量减小手指触碰的面积。洗完手，我顺便扔掉了一条旧毛巾，那条毛巾是以前开会时发的，颜色很浑浊，现在看上去更浑浊了，浑浊得可疑。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坐在客厅里，尽管丈夫在家，还是觉得脊梁骨凉飕飕的，坐得很不踏实，仿佛是坐在别人家的沙发上。我坐在这里是因为饿了，想吃点东西，可是，吃什么呢？已经几天没有在家做饭吃饭了，现在，我仍然不能看见丈夫拿刀切肉，我自己切水果都不自在。丈夫切了一个橙子端过来，可是，所有的水果在我眼里都失去了清新感。丈夫说，那就吃点肉脯吧。我一听更受不了。肉脯香肠火腿肠皆不能吃了，甚至也不能看了。早上喝了酸奶，打一个嗝上来，都觉得是死亡的腐气。我听见保洁的人离去了。他家的彻底清洁让我也放心和敞亮，好像我家也被清洁了一次。儿子幼儿园时用的一条小被子放在沙发上，我准备冷天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盖腿的。被子原本是粉红色的，旧了，颜色就不正了，粉得发灰，已经在这放了许多天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看着这么不顺眼过。我把它拿到阳台上，准备明天送给收废品的女人。拿走这床被子，我感觉好多了，但还是左看右看，寻找着任何可能带来不洁之感的东西，又丢了一双旧拖鞋，才作罢。晚上，我们在家做了饭，吃了饭，一切都在恢复正常，“运动”渐趋尾声。东邻家渐渐已经没有人来了，女主人单位离家远，也很少回来了。每次回家开门时，我都尽量不去看他家黑洞洞的沉默的门，尤其不去看猫眼，情不自禁地会噤声，但又希望儿子多说点话。我禁止自己多想，但以最快的速度关上门时，会觉得有条尾巴被挤了，我的心能看得见它，是妖风的形状。有一次出得电梯，赫然看见一辆摩托车，黑色的。看着我紧张的神色，丈夫说，不是他的，是西邻家的，他的是纯黑的，这是银黑两色的。我再去看，才发现不是黑的，只有一小部分是黑色，可我刚才看见的明明是不折不扣的全黑的呀。那个时期，每晚我都不许丈夫比我先睡，晚上说话声音都小小的，生怕谁听见。夜里上厕所时，心虚得连身体都没了重量似的。但渐渐地，可以放开声音说话了，丈夫早睡时，我也不觉得空旷的屋子里有什么东西如影随形了，也能感觉到自己脚步的重量了。还有一件事：儿子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让他知道呢？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病。有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我和儿子要出门去玩，锁好自己家的门，又下意识地看了看东邻家的门，我期期艾艾地对他说，我有件事想告诉你。他问，什么事？我犹豫了，说，算了，还是等你考完试再告诉你吧。他说，你一定要现在告诉我，告诉我嘛。我不置可否。他一股脑地说，我也有事要告诉你，我已经偷偷跟同桌计划好了，寒假要去东方娃娃玩，好了，我告诉你了，你该告诉我了。这时候已经走到楼下，我谨慎地试探着问他，你知道我们邻居家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准备循序渐进地告诉他，现在只是做个铺垫。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邻居家的那个伯伯死了。他不仅满不在乎，而且还失望地加了句，我还当什么事呢。我赶紧问，你怎么知道的？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说，我那晚上就知道了。原来，那晚他在楼下同学家吃饭时，同学告诉了他，而同学是听妈妈说的。我说，原来你早就知道了！那你这几天有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才不管呢，我本来就不喜欢他，他总是骑着黑摩托车，戴着墨镜，那么酷，对小孩一点都不温和。我说，那是因为他身体不好，眼神也不好。我有种失重的感觉，但儿子的反应实在令我宽慰，我的心里也一下子亮堂了好多，好像儿子照亮了我的世界。这几天，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样一步步让他接受这件事，而不至于受到惊吓甚至留下阴影；这几天，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对他隐瞒着这件事。原来，他早就知道，而且根本不在乎，我真是庸人自扰。我想起了他昨晚突然说到的我们的死以及天堂的话题，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感叹着：小孩的阳气真旺啊！我并不信鬼神，但却会凭直感判断阴气与阳气。我所谓的阴气与阳气，其实完全是我自己的定义，是一种感受，与房子的朝阴与朝阳差不多的。由此我还想到，是不是只有信神的人才会同时信鬼呢？鬼和神，不也是阴和阳的一对概念吗？也不能说这件事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在公共汽车上，他突然问我：万一爸爸妈妈成了植物人怎么办？我一愣，然后问他，你说怎么办？他说，我又不知道你们的遗产在哪里，没法给你们买氧气瓶。我说，你会管我们吗？他说，那时候，大概会有舅舅或者什么人来照顾我吧，我就要住到别人家去了，但是，我放了学做完作业就会来看你们的，我有空就会来照顾你们的。看来，他的小脑瓜是考虑过这些事情了。我被他说得非常难受，好像看到了那般不堪的凄凉。他说这话时那种不愁不忧完全无辜的样子，更加使我揪心地痛。我心里说，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变成了植物人，你一定要让他们死去。让自己的孩子面对如此绝望和无助，那简直是可耻的！在回到家乡“等待”继父去世的十天里，克林顿居然胖了八磅，自己都感到难为情。因为没事可做，友好的邻居们又不停地送来吃的，他只好不停地吃。这真是一个阳光到底的大孩子了。即便我的孩子有如此的阳光，我也不愿意让他在我身边伴着一个植物妈妈长大。即便他愿意，我也绝对不能容忍。对于死亡的感受，是不能以亲疏而论的。说实话，我对于爷爷和姥姥的死，远远没有对于三毛的死感受那么深。爷爷和姥姥的死，都属于寿终正寝，所以我觉得很自然。而三毛的自杀太突兀太难以接受了，我一直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自杀的那个人呢。那天晚上，女生宿舍楼已经熄灯了，我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愤怒地质问那个带来三毛自杀消息的女同学，几乎要指责她造谣了，刺骨的穿堂风吹荡着我烧灼的声音。她拿来报纸给我看，是《参考消息》，我再也无话可说。我绝望地靠在墙上，流着冰冷的泪。连三毛这样的人，都会这样地死去，世界，生命，还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啊？退一万步说，即便死，也应该选择一种美丽的死法呀。那个晚上，惊吓和痛苦使我走火入魔，一个披头散发、身子吊得长长的女鬼形象，总是冷不丁地撞进心里。这个人不再是三毛了，三毛不会令人骇怕。想想她朴素灿然的笑容，愈加感到分裂。走廊里黑红的灯光，透过门上方的玻璃照进来，屋里半明半暗，午夜的女生宿舍楼，空空荡荡，某种咻咻作怪的恐怖气息，正像阴风一样游走其中。我躺着，仿佛置身于怪声回旋、黑影憧憧的鬼屋。幻觉中的吊死鬼，一会儿挂在门框上，一会儿又从屋顶垂下。从来没有一个鬼魅离我这么近，近得可感，甚至伸手可触。我简直不知道是我死了，还是三毛死了，那么真切的死亡之感！灵魂似乎已脱离躯体，像一条灰幔，在楼里面游游荡荡。她的精神离我如此之近，她的死也便离我如此之近。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失眠，然后就是第一次较长时间的沉默。我感到一种没了把持，随时都会陷落下去的迷惘和恐惧。那一夜，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有迷失感。我以大无畏的自我分析的勇气追问着：我恐惧的究竟是什么？我恐惧的是感觉，一切皆着死亡之色的那种感觉；是怀疑，对生命的怀疑，对身体的怀疑。而这一切，都是指向自身的，从同类中看见自身。因此，悲悯他人，也是悲悯自己；恐惧他人之死，也是恐惧自己之死；怀疑别人的生命和身体，也是怀疑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我是乐于追求感性满足的人，所以，我能从漂亮衣服中获得满满荡荡的喜感。但同时，我也更容易遭遇感性的毁灭，他人在近处倒下、消失，会使我无法抵御空空洞洞的丧感。其实，不仅快乐不能深究，就连我们的身体和生死，都一样不能深究的。几个月过去了，一切早已正常，我在自家客厅里大声说笑、吵架、看电视、吃东西、喝水、上网，都已经很自在。可是，我知道，邻居之死，已经使我走过一次死亡，或办过一次丧事。人们普遍认为，死亡是一次没有彩排的演出，其实，死亡也是可以彩排的，如我这般。&&猜你喜欢梦见朋友死了的梦通常意味着物质上要遭受损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梦见朋友死了(朋友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其实不必担心，这只是您的担忧情绪在梦中的体现，也许他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或者是他最近的想法与您格格不入，又或许是他少了些对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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