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大镰刀，通常寓意排除杂念，提醒做梦人，为了实现目标，需要铲除生活里那些无关紧要的干扰行为。
梦见镰刀钝了，可能暗示做梦人现在的能力有点难以应付眼前的工作。
梦到手握镰刀，表示做梦人意志坚定...07-24镰刀主财运，即使金属也是五行“金”的代表，得”金”则财源滚滚，失”金”则钱失如流水。梦见镰刀，预示着财运的增加...梦见去外公家，预示着近期你的财运一般，花钱的机会很少，自己可以适当的积攒一些钱财。恋人梦见去外公家，预示着近期你很希望情人能多陪陪自己，但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梦见外公家吃饭，预示着近期你的运势不错，处理事情也很有调理、顺利，最后会很有成就感。梦见与分离的家人聚在外公家，预示着你日后将邂逅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梦见所有人都聚集在外公家，预示着近期你的家里会出现纷争，导致家族分离等运气不佳的事情发生。梦见去外公家，预示着近期你的财运一般，花钱的机会很少，自己可以适当的积攒一些钱财。恋人梦见去外公家，预示着近期你很希望情人能多陪陪自己，但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梦见外公家吃饭，预示着近期你的运势不错，处理事情也很有调理、顺利，最后会很有成就感。梦见与分离的家人聚在外公家，预示着你日后将邂逅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梦见所有人都聚集在外公家，预示着近期你的家里会出现纷争，导致家族分离等运气不佳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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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07-2408-0508-0507-24梦见外公死去，意味着外公身体会更健康。梦见外公死去，如果外公生病，则很快会恢复健康...命运与抗争
转眼间我在这个世上生活了六十多年，已历经两个社会，两个世纪，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坎坎坷坷、恩恩怨怨，稀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平平庸庸的一生，和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没有做出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有过远大的理想，但已成了泡影。我追求过，但到底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从古至今又有多少人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呢？只有那些伟人、政治精英、专家名人，还有那些一夜成名的电影明星、唱歌明星、体育明星、超女、超男等等，实现了理想，成了人中豪杰，但在人类中比较起来，那只能是极小的一撮。所以他们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写自传，在世上流传。照理我们这些庸人，是没有什么资格写自己的往事，但是一些朋友却希望我把过去的事记录下来，大家都退休了，总爱忆旧，想看看往事，聊以自慰。我想，追忆往事，虽然不能与那些明星的自传那样在世上流传，但写下来总还可以让自己的后人在闲暇时间翻翻，让他们也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艰辛和奋争，也让他们懂得今天幸福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也真真实实留下了共和国曲曲折折前进的痕迹。它毕竟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从沧海一粟中折射出多灾多难，奋发图强的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不仅有伟人伟事，大人大事，名人名事，而且理应有凡人凡事，小人小事，俗人俗事。
我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
一、第一故乡
在重庆开县的西边有一座古镇叫临江镇（过去叫临江市）。这就是我的第一故乡。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开县出了个刘伯承大元帅，所以开县号称帅乡。我也就自然是刘帅的老乡了。临江镇之所以为临江镇，因为镇子旁边有条小河。过去通船到开县城南河，再从南河直达长江。现在因泥沙淤积，早已不通船了。由于通船，临江码头船来人往，商铺鳞次栉比，生意兴隆，也是繁华了一个时期。临江镇四周有山，南有南山山脉，北有九龙山，近有七星山、牛石寨、三星寨、中盒山、马鞍山、奶子山，远有凤凰山，只有镇子坐落在一小块平原上。镇上原有九井十八庙，什么东岳庙、关帝庙、川主庙、土地庙、鲁班庙、龙王庙、古南宫、真武宫、红庙、水洪庙┄┄井有万家井、观音井、罗汉井等等，可惜现在几乎都不在了，大都在解放初期反封建迷信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给毁掉了。人们感叹，要是九井十八庙保存下来，临江镇就是古镇游的最佳胜地。为了弥补从前的过失，现在的一些临江人又集资修复了东岳庙，但规模远不如从前的东岳庙。临江镇盛产油纸扇，又称香扇，在四川颇有名气。
据说临江人大都是在八大王张献忠进四川杀戮了四川人后，从湖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填四川来的。我的祖先也自然是湖广人了。
我就是在这个山川秀丽的地方长大成人的。
二、母亲的呵护
我天生命苦，小时候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而且母亲还不是我亲生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吴，人们称她吴大姐。
母亲生在镇郊石桥子的一个织布人家里，长大了由父母做主嫁到镇上的我家。我家过去是开油榨坊的，据说我的祖父叫金大麻子，年青时到油榨坊给人做工打榨，后来自己开榨坊做油生意，才挣了一份家业。四零年一场洪水冲毁了油榨坊后，我家便一蹶不振，母亲就是在我家败落时嫁给我父亲的。
我的父亲一直在外，所以我一生从来没享受过父爱，只有母亲呵护我疼爱我。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又爱长疮，几次得病差点夭折，母亲经常背着我过河，到杨家坝去找一个张二先生的中医看病，总算死里逃生。天冷了，晚上睡觉母亲怕我感冒咳嗽就把我的脚抱在怀里，还在我背上呼热气。我六岁时，脸色不好，医生说是贫血，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带着我到屠宰场，等猪一杀掉，给我接热热的猪血喝。
五岁时，母亲就把我送到娘家石桥子杨家院子私塾读书，老师教我描红和背百家姓。私塾里我最小，常受大孩子的欺侮和玩弄，一次给我在脸上用墨汁画了大花脸，把我气哭了，私塾的老先生气得打了那个大学生的手掌。我在私塾没上多久，母亲又把我转到镇上读小学了。
母亲没有文化，但常常给我讲故事，什么“木莲救母”、“白莲教闹事”、“鲁班洞上修桥”、“牛石寨金牛窝金屎”、“垛鸡石金鸡鸣”等等，大都是临江镇本地的一些传说。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强盗在临刑杀头前，要求他母亲让他吃一次奶，母亲让他吃奶时，强盗一口咬掉了母亲的奶子，因为他恨母亲从小溺爱他、纵容他偷别人的东西。还有就是讲朱元璋皇帝小时要饭当和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故事大多是教人行善积德，诚实为人，知恩图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她就是用这些故事来教我们做人。。
母亲很善良，但也很刚强。邻居周老二是一个富商，在镇上专横霸道，他在我家旁边盖了一座很高的油榨坊，挡住了我家的光线，母亲去找周老二说理，人家不睬，气得母亲爬上院墙，用竹竿掀翻了周家榨坊屋顶上一大片青瓦。
我爱我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母亲还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三、第一次见父亲
那一年，一九四八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个父亲。母亲带着我到洞上河边去接他们，父亲带着四个小孩从木船上下来，母亲指着一个凶巴巴的人，让我叫爸爸，我不叫。那个人指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说是我姐姐，指着两个和我高矮差不多的男孩，说是我二弟、三弟，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孩说是妹妹。回家后，那个叫爸爸的让二弟和我摔跤，看谁厉害。而我小时候很老实，又害怕，不敢摔，二弟扑上来抱着我就摔，还抓破了脸，吓得我直哭。母亲上来把我抱走了，也掉下了眼泪。我当时心里恨死了这个陌生的爸爸。第二天，母亲和父亲不知为什么事吵了一架，父亲打了母亲，母亲也把手里的铜烟壶向父亲砸去。
不多久，父亲又走了。他带回来的四个小孩留在了家里。他给母亲说，以后每月寄钱回来，让母亲在家把五个小孩拉扯大。
我的么老子（姑姑）告诉我，这四个小孩都是你妈妈生的，你们是亲兄妹，要我待好弟弟妹妹。我才知道，我还有个妈妈，我也是那个妈妈生的。那个妈妈姓唐，过去是小学老师，后来在大足县政府做事。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她今年害伤寒死了，所以才把小孩送回来。原来我的母亲不生育，一次父亲到幺老子教书的大脚寺学校玩，我的生母也在学校当老师，他俩一见钟情，在幺老子的撮合下，又经母亲和奶奶的同意，当年就结婚了。生母原来也有丈夫，姐姐就是他们的女儿，不幸死了（后来姐姐来信说，她的父亲是地下共产党一个地区的负责人，被国民党杀害了）。结婚后，生母在万县教书时，一胎生了双胞胎，我和二弟。我母亲找父亲和生母请求，把我要去当她的儿子。那时我还不到一岁，母亲就让大舅到万县，从奶娘家去抱走我。大舅去时，还是瞒着奶娘的，听说大舅抱着我跑时，奶娘在后面边哭边追，越追越远。大舅把我抱到家以后，没有奶就四处讨奶，还打米羹羹喂，硬是把我喂大了。
父亲走后却渺无音讯，不要说寄钱，几年了连信也没有一封。当时时局势很乱，很多人都对母亲说，恐怕父亲在战乱中打死了。母亲不信，到处求签问卦，一次还带着我到洞上的尼姑庵求签。女师傅说，此人在东方，父子相见要胡子白、牙齿缺（后来我1971年见到父亲时，果见父亲牙齿已缺，头发已白）。父亲没有了指望，母亲只好一人挑起了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一方面纺纱，一方面卖掉了分家时分得的几亩土地，生活还勉强维持下去。
四、解放印象
临江镇解放晚一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解放军来之前，听说要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兄弟躲到舅舅家石桥子杨家院子后面的山洞里。我在杨家院子上过私塾，还看见过一些大同学在山洞里打野猫。那天晚上在洞子里呆了一夜，只听镇上响了一阵鞭炮似的枪声。第二天回家，见大街上来了很多解放军，还有女兵，还有兵带着猴子。我们家也住了一些解放军，解放军特别喜欢小孩，一个姓金的解放军还带着我到书院（解放军就餐的地方）吃了一些肉包子。解放军说，他也有一个象我这么大的孩子。临江镇解放时，解放军没有费一点劲，当地的基干队（保安团）没怎么抵抗都跑了。当时有顺口溜讽刺他们“基干队，脚杆长，炮一响，翻大梁”等。
解放初，解放了的人们真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那时镇上农村到处都在扭秧歌、打腰鼓、玩龙灯、舞狮子，庆祝翻身解放。我和弟弟、妹妹从家里翻出来几顶满清时代的帽子，戴在头上，用红纸染红脸蛋，也在家门口扭秧歌玩。
那时，解放军文工团在书院操场演戏，看戏的人山人海，我每次都要挤到前面去看，一连看了“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几个大戏。每次都要掉下不少眼泪。我特别喜欢看耍龙灯和舞狮子。这里不但白天玩看龙，晚上还有夜龙，又称火龙，很是惊险壮观，纸竹扎的龙身里亮着灯，玩龙灯的人赤膊上身，下面穿着短裤，批着淋湿的麻袋片，一些人用铁水打出火花，一些人点燃花炮（火药砖头制）对着一个人的屁股上冲，有的为了整玩龙的人，许多花炮对着一个人的屁股冲，如果浇水的人跟不上来浇水，玩龙灯的人屁股就烧烂了，只好扔了龙灯把跑。有时，一条街与另一条街的火龙碰上了，还要打起架来。临江镇舞狮也很有特色，逗狮子的有大头笑罗汉，有“猴子”，有“土地公公”，互相挑逗、幽默诙谐，引得观众笑声不断。特别惊险的是，垒起五六层高的八仙桌子，狮子爬上去做各种表演，很是精彩。天旱时，临江镇还要玩水龙求雨，龙是用松柏树扎起的，沿街的人提着水桶向舞龙人身上泼水。
解放后，农村搞土改，到处在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胜利果实，一些农民到镇上来抄地主的家，揪地主到农村去斗争。也有违反政策乱揪乱斗的，幺老子（解放时划为小业主成份）的佃户几次跑到家里来揪她，母亲挺身而出去顶住，和他们讲政策，我记得，母亲还带着我到三和场乡公所找了乡长，以后就再也没有来揪幺老子了。
土改时，农村斗争也是激烈的。我记得，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在书院操场开追悼会，摆了很多用柏树扎的花圈，说是一个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了。那时九龙山上闹神兵、搞暴动，解放军去剿匪，打神兵。原来传说神兵很厉害，刀枪不入，结果，解放军枪一响，都倒下了。
镇反开始了，一夜之间，川主庙关满了抓来的人，以后几天枪毙几个，都是当地的大地主、大恶霸、土匪头旧政府当官的。我胆子大，每次都要到河边看公审大会枪毙人，有一次，在河坝一下枪毙了二十个，一个雷驼背，打死了人还不倒。那时枪毙人区里面说了算，不象现在还要通过公安局、检察院、最高法院。听说也有冤死的鬼，川主街保长原是地下党员，头天晚上还在镇里开会汇报镇反工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把他也抓了，过了三天，就在河边枪毙了，据说是内部斗争，被人陷害，后来也平反了。
五、苦中有乐的童年
解放后，我家就全靠母亲纺纱维持生活了。解放前卖地的钱，大部分交给幺舅帮助做油生意，结果被人骗了，钱也砸进去了。留的少部分钱也补贴光了，家里能当的东西也当光了。母亲每天纺纱都要纺到半夜才睡，有时甚至要纺一整夜，磕睡了趴在纺纱的木机上打个盹，醒来再纺。我半夜起来小便，总要劝母亲睡觉，母亲总是说好、好，但还是不停地踩着机子纺呀纺。就这样纺，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上午母亲去市场卖纱子，家里鼎锅烧着开水，等母亲卖了纱子买好米拿回家下锅，如果纱子没有卖掉，只好到邻居家借米，或者煮牛皮菜吃。为了生活，姐姐常带着我们弟兄到农村地里打猪草卖，一筐猪草可以卖到两三分钱，二弟和三弟还经常到油榨坊的垃圾堆里捡二煤炭（未烧尽的煤核）供家里烧。后来，家里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母亲就让姐姐的亲舅舅把姐姐接去了。不幸的是二弟头上长癞子，又害肺结核，无钱医治，大约在八、九岁时就死去了。小妹在三、四岁也相继病死了。最后五兄妹就剩下我和三弟了。
虽然很苦，但母亲还是很精神的。那时，她在纺纱行业协会当什么委员，每天晚上组织镇上纺纱的开会学习。晚上，我和弟弟与同伴玩了后，都要到母亲开会的地方等她散会，一块回家。纺纱业里有一个女青年很活跃，记得一个晚上教大家唱“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歌，很好听，这对我后来闯新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有一年春节，母亲还化了妆，上街玩龙灯，最后还与玩龙灯的女伴们合了影。照片上的她甩着一双大辫子，又美丽又神采奕奕。可惜照片没有保存下来。
小时候不懂事，伯伯、幺老子星期天（他们是乡村教师）上街进馆子，我和弟弟常常跟踪去找他们，想吃一碗面解谗，母亲知道后很生气，不准我们去，教育我们说，人穷志不穷，你们长大要吃几多的。
那时，我也有很多趣事。我和弟弟常常跟着大娃娃爬树掏鸟窝，上坟地捉蟋蟀，晚上和街上的娃娃玩占国和捉迷藏的游戏，还比赛尿尿，看谁尿得远，尿得高。房子后面有一棵大桑树，我和弟弟常爬上去摘桑叶养蚕子，摘桑椹吃。那时我们最爱看川戏了。川剧团来镇上演戏，想看没有钱，就等着“幕明”，等着戏演到最后几分钟，守门的开门后走了，进去看几眼。后来我们想了办法，在售票前钻到戏台子下躲到厕所里，等戏开演了才出来看。如戏台前后有大树，就爬到大树顶上看。我们最爱看杀仗的戏，最烦衣衣呀呀唱的戏。看完杀仗戏后，回来学着杀仗玩。后来小学毕业后被人介绍，还去县城考过川剧团，吃了几天的好饭，美美地看了几天川剧，虽然没有录用，但也感到幸福极了。我们还最爱听说评书，那时码头河边柳树下有几家宾馆，常常有说评书的。我们放假后，每天下午就到茶馆去，站在茶客椅子后面听说书，什么“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七剑十三侠”“小五义”等等。那时幼小的心灵就随着说书人的嘴，在战场上厮杀、上天入地，腾云驾雾，或喜或悲或骂。
六、稀里糊涂上小学
六岁上小学，对小学的印象比较模糊。印象较深的是，刚上小学时，一次学校在操场上对外演出，老师让我在一个小话剧里扮演一个“儿子”角色、记得有这样一句快板台词，“苏联花布颜色鲜，做成衣服真好看”，班里的大同学当“爸爸妈妈”，主要是歌颂中苏友谊，那时全国都在学苏联老大哥。有一次老师教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理想是长大了当工程师，其实工程师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上小学数学不太好，最怕应用题。也没有人辅导。不象现在学校有老师辅导，回家有家教。在小学印象最深的是，课外活动到大黄桷树下看画书，学校一个老师在那里组织看课外书籍。我成了书迷，每天都去。我还积累了一些小画书，和小朋友们交换着看。后来又从看小画书发展到看武侠小说，千方百计到处借小说看，什么《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七剑十三侠》等等，每天沉醉于剑仙侠客里面，飘飘欲仙。我还经常到一个书摊看书，卖书的是开县城的，挑着书到临江镇摆摊卖，后来和他成了忘年交，他走哪里去办事，就让我帮他看书摊。记得一本《镜花缘》就是在书摊旁看完的。后来我还经常到文化站和工商联看报纸杂志。有篇故事叫《国王头上长鹿角》、是在《工商日报》上看的，至今还记得。
我还记得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些情景。一个晚上，大街上许多人围着一个人打“老虎”，对那个人拳打脚踢，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打得那“老虎”嗷嗷叫唤，“我有罪，我该死”。一次在真武宫开批斗会，被批斗的人赤膊上身，在台上跪成一排，一些民兵用带刺的禾麻打他们，抽得他们哎呦哎呦乱叫，只有一个姓雷的咬着牙不叫，这个人是个下苦力的挑夫，不知为啥他也挨斗，他身强体壮，从来天不怕地不怕，我在心里暗暗佩服他。那时一些干部被押着在街上找行贿的商家，有的被屈打成招，只好乱咬，他指到哪家，哪家就倒霉，其实有的从不认识，人们称这些干部是瘟神。那时贪污二千万元（现在的二千元）就要劳改，不象现在贪污几十万还没有事。
小学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教音乐的老师，他的头总是向右偏着。星期天常和一个女老师牵着手在街上走，弄得镇上的人们在后面吐唾沫。
七、疯狂的大跃进年代
五七年九月考进临江中学。一进中学，正碰上学校反右斗争。一次在饭厅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右派老师。一个是教化学的范老师，一个是教几何的易老师。两个老师在前面弯腰低头站着，一个个教师学生代表上去批判他们。批判会的第二天，他们就让人押着上山挑煤炭了。听邻居一个高中同学讲，这几个老师的课都教得好，同学们特别喜欢他们的课。
还有一件事很好玩。一天每个学生发一个饼子，全校学生到牛石寨下的一个坡上赶麻雀，那时麻雀被人纳入“四害”之列，动员全国人民共诛之。同学们一人拿一树枝，大家把麻雀赶到天上，声嘶力竭地吆喝，不让它着地，直到叫麻雀累死，滚下地来。麻雀的确吓得满天乱飞，但累死的却不多。好在那一次我们学生免费吃了一个饼子，许多同学刚走到地方，饼子就进‘肚家坝’了。
第二年，在总路线光辉的照跃下，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人们鼓足干劲，热火朝天地超英赶美，那时口号是十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到处都在放卫星、报喜讯。什么稻子亩产超万斤，玉米亩产五千斤。到处在建铁厂、钢厂、伐树林，还有万猪场。
农村男劳力都上山炼钢炼铁。妇女在家搞深耕密植夺高产。学校也轰轰烈烈看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学校操场成了小麦高产实验田。我们把操场挖了一米多深，全校学生积了几座山一样的肥料，一层土一层肥料填满坑，然后撒上密密的麦种，这叫深翻密植，可以放卫星。后来麦子出来了。密不透风，虽然搭了架子，大风一吹，全倒伏了，也没放成卫星。那时校园里还垒起了许多小高炉，发动全校学生捐废铁炼钢。学校还办起了养猪场、养兔场、养鸡场，学校烧煤由各班学生轮流到南山上去挑。一次学校建楼用木料，全校学生半夜出发到九龙山去扛木料，傍晚回来，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上中学时，每天沉迷在课外书籍里。中午和课外活动时间都到学校阅览室看报、看杂志，那时我感到是最好的享受。我几天借一本书，学校看，回家看，下课看，上课也看，一次上政治课，偷着在下面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老师突然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不知老师问的什么，结果所答非所问，弄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从我桌里搜出了托尔斯泰的书，批评了我，说我好高鹜远，盲目崇拜托尔斯泰，责令我写了检查。从此，同学们就叫我“托尔斯泰”了。那时我的确崇拜托尔斯泰，还崇拜鲁迅。初中时我已浏览了不少中外名著，虽然很多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那时，我就立志长大了当作家、当诗人，我还画了鲁迅头像，挂在我小小的破书房里。虽然上课爱偷看课外书籍，但理科课我不看，专心听老师讲，所以中学代数几何课都是四分、五分（五分制）。语文、政治、历史等文科临到考试前，突击看看书，也能考出好成绩。上初中后，就开始学写诗，经常在校报上发表，可得到几张稿纸。因为爱好文学，还和高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结为朋友，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上初二时，学校举行文艺汇演，班主任张子丰让我写了一首歌颂“勤工俭学”的诗，叫同班一个爱好音乐的叫雷必泉的女同学谱曲，由全年级合唱，获得了一等奖。后送县里汇编进一个诗歌集了。
八、挣扎在困难时期
一九五七年，经过伯父努力，终于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父亲没有死，仍在大足县。他已在解放前又娶了老婆，并已有三个女儿。他在五二年三反时因贪污公款，被劳改了两年。现在大足县以劳动为生。父亲的消息没有给我们带来喜悦，却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这对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不停地抽烟，动不动给我们发脾气。一次我和弟弟偷偷到河里游泳回来，母亲知道后，气得拿起棍子打我们。那时我们爱到河里游泳，为此还专门在我们腿上盖上私章，今天检查发现私章没有了，知道我们游泳了。她边打边骂边哭，说，你们爸爸坏，你们也不听话，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突然她一头撞到墙上，头上流出了鲜血，吓得我和弟弟跪在地上扶着母亲直告饶，下保证。母亲纺纱也不如从前那样拼命了，她恨父亲，她每天忙着找人写状子上法院，告父亲重婚和遗弃子女罪，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后来法院判决，说父亲是解放前重婚的追究不了刑事责任。那时，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先是成立合作社，没多久又变成了人民公社。手工业也要改造，纺纱、织布、弹棉花集中起来成立了纺织合作社。母亲纺的纱子越来越少，而且纱子也越来越不好卖，市场上机织布多了，而且又好又便宜，买土布的就越来越少。母亲纺纱已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好在那时我们弟兄已能挑煤炭卖，挣钱补贴家用，生活还勉强维持下去。
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随后成立了公共食堂，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还不掏钱。一九五九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公共食堂没有干的可吃了，不久稀的也没有喝的了。我们也在纺织社公共食堂吃罐罐饭，供应的粮油也越来越少，记得那时一个月分一小勺清油，泡饭吃，那是最大的享受。平常菜里没有油，水煮菜。过年可以分二两肉吃。食堂里经常发生父亲偷儿子的饭、或是弟弟偷哥哥的饭，为了多吃一口饭，夫妻吵架、兄弟打架是常有的事。本来供应的就少，再让食堂事务长、炊事员扣一点，所以总是吃不饱肚子。城市居民虽然吃不饱，但由国家供应，三顿还有吃的。农村就惨了。公共食堂也从吃两顿稀的、减到吃一顿糊糊，糊糊稀得可以照人的影子。后来这一顿也保证不了。那时农村不准家里生火煮东西吃，有人盯着，谁家房顶上冒了烟，立刻有民兵去检查，发现烧火了，先砸锅掀炉子，后押到公社队部审问。那时，人们为了生存，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偷胡豆、豌豆，有的偷种在地里的种红薯，虽然泼过大粪，洗洗照吃不误，不让在家煮，就吃生的……要是抓住了，轻则挨打游街，重则按破坏生产吊在树上示众。明月大队有一对叫“盐罐”的双胞胎孤儿，父亲母亲都饿死了，弟兄俩有天晚上偷地里种红薯吃，被民兵抓住，绑到大队部场上，用钉锤敲他们的牙齿，敲得他们嗷嗷大叫，满嘴淌血，幸亏生产队长过来阻止了，才没把牙齿全部敲掉。更惨人的是临江镇河对面的草街子，有一个女兽医，先是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又把邻居潘医生家一个八岁的男孩哄到家里杀掉腌在坛子里。一天她的侄女来了，在她家里找东西吃，翻到床下面的坛子里，伸手抓到一截小孩的腿出来，吓得回家告诉了她母亲。她的事情败露后，在河坝枪毙了。那时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肿、脸肿，走路乏力。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了2000多万人。临江农村也死了不少人。有一次放学，刚出校门，就见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路上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们过去一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死在了路上。那时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不奇怪了。我的大舅、二舅、三舅、外婆、三舅家的大表弟都是那一年死了的。在明月大队，一家人死光的不在少数。好在我舅舅家，舅母、表姐、表弟还都活过来了。我那时曾问过舅母，农村咋还没有吃的？舅母说五八年下半年劳动力大炼钢铁走了，虽然稻子、红薯丰收了，但家里缺少劳力收不回来，很多都烂在地里了。存粮敞开肚皮吃光了。收点粮食又让干部浮夸虚报，交上去了。剩下不多的粮食咋够吃呢？那时，也有撑死的人。有一次我们到九龙山给食堂挑米，挑米的人总是要想办法倒点米出来，推成面做成面团吃饱肚子。那时候人都饿极了，一个挑米的人一下吃了三斤多米的面团，硬是给撑死了。那时，红薯叶、野菜、树皮、芭蕉根都成了食品，听说一些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那时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顿饱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荒唐。
后来，母亲被纺织社派到黄家湾踩房踩棉花，就是用水力带动棉花脱籽机给棉花脱籽。一次我去看母亲，晚上住在那里，四面只有烂箔席挡风，冬天的寒风在外面呼呼的狂叫，盖着被子身上也觉得冷嗖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天没亮，母亲把我叫起来，她给我弄了一小袋棉花籽，让我们回家炒了吃，还弄了几截报废的牛皮带，让我回家泡了煮着吃。她怕耽误我明天上课，让我早点回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最看重我们的学习，家里再困难，也要我们弟兄上学读书，不准我们耽误一点学习。我背着东西，从洞上回家。没想到被巡夜的民兵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说我偷了公家的东西，派出所还没收了我的东西和学生证。后来，母亲在那里还为此事挨了批判。
母亲走了以后，我和弟弟到学校住了一学期，在学校吃住，学校给我们弟兄享受助学金，解决了我们弟兄的生活问题，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四元五角。学生定量标准还算高的，但吃饭依然紧张。学生八人一桌，蒸一盆饭，八个人分，为了精确，同学们用木棍制做了土天平分饭，分好后抓阄。就这样，也经常为分饭吵架，饭吃不饱，连清水菜汤也要认真分着喝。记得一个学生偷食堂馍吃，在学校公告栏里公布了他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
没有多久，母亲又被镇上下放到农村当社员。她选择到明月坝奔坎子二舅那里。那时，城镇人口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教育不同的是，下乡的大都是老弱病残、无靠山无社会关系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及无业人员。可能是城市负担太重，把包袱卸给农村。这给本来就无粮食可吃的农村雪上加霜。下放的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去了后，队里安排她在公共食堂做饭。我们去看她，她就把自己那一份饭给我们吃，她生怕饿着我们。公共食堂撤了后，她就跟着干农活了。她还种了自留地，我们每次去后，她都要给我们拔些菜，让我们背着回家吃。我和弟弟本来在学校住校，后来学校不让我们街上的学生住校了，我们的户口没有随母亲迁到乡下，所以仍回家住，走读上学。我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上山挑煤炭卖。每次去看母亲，也给她买点盐和烟等日用品。母亲和我们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总算活过来了。我们一些同学随家里下乡后，有的父母饿死在乡下，最后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以后，弟弟把母亲办回了镇上。母亲一生辛苦，又守一辈子活寡，因家无靠山，无男人，饱受社会欺凌，终于积劳成疾，得了气喘病，后来又发展成肺气肿，终于在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一日逝世。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周岁。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在身边，我在新疆，弟弟去云南。舅母说母亲断气前，一直叫着我和弟弟的名字。母亲抚养我们弟兄呕心沥血，遗憾的是母亲辛劳受苦一生，没有享到一天福，等我们弟兄有点出息了，她又离开了我们。临江镇上的人都说她一生命苦。一九六九年我第一次回家乡临江镇，回家的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她也是妈妈的朋友，她见我，惊讶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她是昨天，她说，真神了，昨晚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你妈给我说，我儿子回来看我来了……。后来母亲坟墓在农业学大寨时毁掉了。一九九六年元月，我和弟弟相约回家重新为母亲修了坟，立了碑。我们弟兄每次回临江，都要带着妻子儿女上坟祭奠，磕头、烧香、烧纸、放鞭炮，以寄托我们弟兄的哀思。特别奇怪的是每次我唱起了《懂你》那首歌时，就不由自主地淌眼泪，浮现出母亲的身影。
九、挑煤炭，和弟弟相依为命
我们从十一二岁就开始上南山挑煤炭。第一次挑煤是好奇好玩，跟着人家到煤炭厂挑了十五斤煤炭。自那以后，家里烧的煤炭就由我和弟弟挑了。如前所述，五七年后，母亲纺纱不能维持生活后，我们就开始挑煤炭卖了，以补贴家里生活。五八年母亲下放农村后，我们弟兄就完全以挑煤为生，边挑煤炭卖边上学。那时南山上有许多小煤厂。我们常去的煤厂有新厂、温眼药、李大成、太阳庄、天宝楼等煤厂。远的还有张良臣、芭蕉沟煤厂，它们在南山顶上，路远的煤厂煤炭好，块煤多，挑到街上好卖。我们在星期六（学校勤工俭学日）星期天半夜出发，摸黑路爬到煤厂，到煤厂天还没亮，就等煤窑出煤装煤。去晚了还怕装不上好煤，煤块少了不好卖。为了挑好煤，即使在寒冬腊月天，也要用双手在煤堆里扒煤块，手指冻得失去知觉，扒起倒戗，流出鲜血。有时好不容易扒好一挑好煤，煤厂过称人生气了，要么不过称，要么给你倒掉。在煤厂买好煤，挑几十里山路回家后，在街上找买主卖煤，有时转一天还卖不掉，只好挑回家，抽时间再去卖。那时挑一挑煤，只能挣几角钱。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下了雨，那就只好挤上课时间去挑煤。半夜去，早上挑回来，赶上第一节课，有时迟到了还要站在教室外面，挨老师批评。怎奈一周不挑两挑煤，就维持不了生活。正如当地名谣所说，“煤炭贩子一碗米，半夜三更就搞起，落得两天麻麻雨，锅儿鼎罐倒挂起。”有时为了多挣点钱，我们一天还要跑两趟。有一次挑张良臣煤厂的煤，我一天跑了三趟。这个煤厂在南山顶上的毛丫头，最远最高，煤也最好卖。从临江到煤厂是三十里坡路，一去一回是六十里。那天我和弟弟半夜到煤厂，到下午连跑了两趟。这时又碰上贺茂光同学让我陪他又挑了一趟，第三趟回家已是晚上了。那一天我一口气跑了一百八十里路，在临江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那时为了生存，也不怕苦和累。挑煤最费鞋子。妈妈一年给我们做几双鞋也不够穿。为了省鞋，我们买草鞋穿，没钱买草鞋就打赤脚跑。夏天在烈日下，地下烫人，烫得双脚直跳，脚上有时烫起泡，疼得钻心，还咬着牙很跑，跑得越慢烫得越狠。挑煤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上挑着重担，硬是一步一步跑几十里山路才挑到家。挑煤最艰难的，是快要到家的几里路，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肚子又饿，口又渴，觉得路老是走不到头，累得挪一步也感到困难。由于长期挑煤，我们弟兄的脚上肩上都是茧子。那时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我长大后个子矮，这与我小时压担子不无关系。我们弟兄开始挑几十斤煤，后来越挑越多，一次可以挑一百几十斤了。有时，挑到路上，我们弟兄突然有一个病了，就采取“牛碾米”的办法，让病了的休息，由另一个人把自己的煤挑到前面放下，然后再回来挑病了的煤，挑到地方放下后，再挑自己的煤往前走……，这样反复不停地把两挑煤挑到家里。我们弟兄小时候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顽强地生存着。一次挑煤炭，在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路是土路，又是下坡，道路泥泞，又烂又滑，只得冒着雨一小步一小步挪脚前行。突然，弟弟滑倒，一挑煤炭滚下了山崖，我和弟弟哭着溜下去捡回煤筐。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到新厂挑煤，半夜出发，快到煤厂了，天还没亮，走着走着，突然弟弟掉到崖下去了，吓得我哭着喊着弟弟，摸下山崖找弟弟，幸好弟弟掉到草丛里没有摔死，只是受了伤。当时，我和弟弟抱头痛苦。除了挑煤炭卖外，我们还搬运其他东西，这比挑煤好，不发愁卖煤炭的事。那时经常挑柑桔筐到陈家场，大约六十里路，一天挑到。一二十个挑夫走在一起，柑桔筐子象一条长龙，我当挑头走在前面，很是自豪。一次我挑红糖到万县市，一百六十里路，翻两座大山，一天跑到，挑夫们都为之惊叹。
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就象石头缝里的小草，倔强地生长着。弟弟比我小近两岁。他从小聪明，嘴巴能说，无理也能辩三分。他虽然在外面有些调皮，经常惹事，但回家来就老实了。母亲走后，他跟着我挑煤炭，从不叫一声苦，也从不乱花一分钱。弟弟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弟弟很有孝心，我到新疆走了后，照顾母亲的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下来。虽然他小时候有些调皮，常惹母亲生气，挨打多，但他很理解母亲。据舅母说，他复学到开县城上高中后，星期天回来给妈妈洗衣服、熬药，还到街上茶馆里捡锅巴（烟蒂）给妈妈抽烟。弟弟命大，生命力特强，一生真正是九死一生。我和他到河里游泳，两次都差点淹死。第一次在河里被浪冲走，被一个船老大救了起来。第二次在洞上游泳，游着游着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幸亏一个劳改后回来的地主，把他救了起来。那时我就想，地主也不都是坏人。后来弟弟到云南工作后，又经历过车祸，一氧化碳煤气中毒等等，都差点要命，但他都死里逃生。
弟弟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成绩考得很好，他是班上学习尖子生。但由于父亲劳改问题，政审不合格，未考上。那时正在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回家后，仍挑煤炭，也到小学当过代课教师，还干过小工。后来，外地几次来临江招工，弟弟报了名，但都被镇里姓周的文书卡住了。一次弟弟实在气极了，找周文书讲理，一怒之下，掀翻了他的办公桌。第二年，弟弟又参加高考，这一年政策有些松动，弟弟被录取到一所大学，恰好弟弟刚刚招工去了云南。录取通知书到镇里以后，被周文书卡住，退回县招办，说是此人逃跑新疆了。实际上文书是知道弟弟招工去了云南。弟弟是在云南来招建筑工人时，在居委会张代表的帮助下，才招工到云南当上了建筑工人。后来由于他积极上进，表现出色，领导赏识他的才干，调任秘书，后又当教育科长、办公室主任。改革开发以后，自学法律，辞去公职，当了律师，后成为一级律师，在当地颇有名气全国闻名的马加爵案躲猫猫案都由他任辩护律师，我还在中央电视联播节目里看到了他的身影。如前所述，弟弟从小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胆子也大，在学校老师讲课错了，他就敢和老师辩论，可以说弟弟从小就具有当律师的基本素质。一九八五年七月，一天我在北京参观颐和园时，没想到与弟弟不期而遇，他也到北京陪人参观颐和园，在长廊他首先看到了我，但不敢认，他一直跟着我走到大门口，才叫了一声大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北京巧遇，这真是奇迹。弟弟很重感情，特别是亲情。他对我这个当哥的很尊重，每次见面后都要给我买高档的东西，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刮脸的刀具，都是他买的，还给我小孩买衣服首饰，特别是小女儿上大学，每学期都要给钱，毕业后找工作，他亲自到四川来托人。我家装电话，买房子他都给予帮助。不要说对我，他对么老子，对同父异母的姐妹，对舅母，对他的岳父岳母、姨妹、舅子都是慷慨帮助。一九九八年暑假，昆明举办“世博会”，他又把我和妻子，还有四川、重庆老家的一些同学接到昆明玩，共叙旧情。二OO一年十月一日，弟弟还携老同学凌诗发特地到新疆来看望我。同学和朋友们都羡慕我们弟兄的感情。小时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后依然情深似海。
十、失学谋生计
一九六一年秋季，国家困难波及到学校。中学突然宣布停办。那时，不但许多学校停办，很多工厂也下马，工人遣散回家。学校给我们发了肆业证，那时我和弟弟正准备上高中二年级。一些出身好的学生保送去上万县干部学校。其他的学生回家由当地安排。镇上少数几个同学回家后被安排到税务所、供销站、粮站、信用社、广柑站当临时工。这些安排的同学家里都有当官的。我们这些就只好在家待业了。那时我是多么羡慕这些上干校和被安排的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好爸爸。
回家后，开始我和弟弟仍然挑煤炭卖。后来一个同学约我跟他一块跑万县，做小生意。那时国家政策统得很死，动不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物资极度缺乏，不要说粮油、肉、烟、酒、糖定量供应，就是电池、肥皂、牙膏、火柴等日用品也要发票证购买。就连针、线、鞋、袜临江也买不到。可在万县市有时就可以买到。我跟着几个同学就开始跑万县。一般是吃了晚饭就出发，走一夜，翻过两座大山，天刚亮就到了万县市。在万县街上各商店排队买东西，大都是针、线、鞋、袜等日用品，运气好还可以买到劳保工作服。买好东西吃过晚饭又往家赶，赶到家里天就亮了。吃过早饭又往农村跑，我们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去推销，卖时还提心吊胆，怕被干部抓住没收。其实，农村的老太太和妇女们最欢迎我们送货上门。跑一趟万县可以挣到四五元钱，比挑煤炭卖要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万县，走到半路上实在累了，见一辆爬山的汽车走得很慢，我们偷偷爬上车厢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后汽车到了万县，司机走后，我们才下来。那时我第一次坐汽车。我跑万县做生意存了八十多元钱。正好后来到新疆做路费用。六五年临江镇姓周的文书给我工作的下三场发来调函，说是我在家“厌恶劳动，投机倒把做生意，牟取暴利，畏罪逃跑新疆、企图叛国投苏……”真是荒唐可笑，恶毒之极。
学校停办以后，总想找到一分稳定的工作，哪怕是下苦力也好。我曾随一个同学到很远的花园井里面一个煤厂，找他的弟弟。他弟弟在煤厂挖煤。让他弟弟找厂长收我们当挖煤工人，结果厂长说他们不缺挖煤的。后又到旁边五煤厂去找一个同一条街上的人，他在煤长是当官的，没想到找到他，理也不理我们。那时想当个挖煤工人就没有门。（幸亏上帝没有让我当挖煤工）
一天，镇里召集回乡学生在镇政府开会。县里来人了解停办学生的安置情况。镇里姓周的文书先汇报了安置情况。他说得天花乱坠，镇里如何重视，安置如何妥当，他说的安置全是假话。他一讲完，弟弟立即站起来揭露他的谎言，弄得文书脸一下白得像纸一样，十分尴尬。我和其他一些同学也随后站起来谈了镇里不安置回乡学生问题。县里来人当场批评了姓周的文书。这次座谈会，使镇里恼羞成怒，特别是姓周的文书嫉恨我们兄弟，以后处处报复我们。不久就要我去镇里土陶厂挑煤炭，限定时间，不去就吊销我的户口，下农村。如前所述，弟弟上大学、招工，他千方百计卡住，后来又给我和弟弟分别发了调函，对我们家庭和本人造谣污蔑，想置我们弟兄于死地而后快，真是恶毒之极。
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到土陶厂报了到。土陶厂在黄家湾里面的南山上。主要生产陶碗陶罐等陶器。报到时就安排我挑煤，就是从山下一个煤厂往山上陶厂运煤，烧陶器用。运煤工大多是受管制的人，什么地富反坏分子，小偷小摸等，我上班挑了七八天煤后，厂长见我人老实，又有文化，就叫我管理他们的伙食。土陶厂条件很差，地上睡统铺。那时吃的主要是蚕豆和高梁，高梁还要自己推成面，做面团吃。工资一月才挣十元钱，还不如自己在家挑煤炭卖。好在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可以挑一担陶器给临江的杂货店，挣点运费。
十一、父亲
父亲年青时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印象。从他的照片看，鼻子下的人中很深，样子很凶。听人说他爱拉京胡，唱京戏。父亲从小在外读书，由于家境不太好，读到初中毕业就在万县市教书了。后又考上农村合作经济学校，毕业后到四川大足县农村经济合作社工作。解放后在大足土产公司工作。如前所述，生母去世后，他把弟弟妹妹送回来走了以后就抛妻弃子，在外重新娶妻，并生育了三个女儿。而且在三反中因贪污了二千万元（现在的二千元）劳改了两年。他不但遗弃了我们，给母亲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使我们生活遭受痛苦的磨难，而且因为他劳改问题，使我们弟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政治上也受到严重的伤害，想入党，没门，弟弟考上大学也因他的问题卡住了。他在大足生养的三个女儿也因他两年劳改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也抬不起头来。我过去恨他，宣布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虽然断绝了关系，在那个年代照样把我和他的问题连在一起，翻不了身。那时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一个好爸爸的人。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了过去的极左路线，实行政治上平等，我们才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一九七九年，我回家探亲时，专程到大足县看望了他。那时他头发已白、牙齿已缺，应验了母亲带我在尼姑庵的签语。父亲跟着他二女儿生活。第二天他带着我上宝顶山参观著名的大足石刻。一路上他向我道歉，说他遗弃我们弟兄有罪，请我原谅他。他说老天也报应了他，让他含冤劳改了两年，丢掉了公职，劳改出来后一直靠打石头、挑石头为生，折磨了他半辈子。他说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两千元，当时他是土产公司经理，因和书记不和，书记陷害他。现找了组织，答应为他平反。后来我和弟弟都原谅了他，在某些方面也理解了他。后来我们每年都给他寄些钱帮助他养老。他爱喝酒，每天三顿都要喝一杯。他每天还练书法，写了一大叠毛笔字本。那时，他在大足的妻子生病在家，她原是小学校长。他的三个女儿，大的上山下乡回来没有安排工作，丈夫教小学，患癌症去世，小女儿上山下乡回城，和他丈夫一块在理发店工作；二女儿上山下乡回城，经过自我奋斗，已在城建规划局搞设计工作。后来升为科长，还被选为重庆市的人民代表。父亲因病于九二年逝世，终年七十七岁。二OO年，经弟弟牵头，我们弟兄和大足的几个妹妹在成都相聚，共叙亲情。
十二、伯父和幺老子
父亲兄妹三人，他是老二。他的哥哥就是我的伯父，我们叫伯伯。他的妹妹我们叫幺老子，就是姑姑。
伯父个子不高，戴近视眼睛。解放前在临江书院小学教过书。后来又到万县市，在万县日报当编辑。解放前夕回临江后在古南宫教私塾。解放后在三合场农村一带教小学。伯父很有学问，特别精通古文，一些老师还经常来请教他。在临江有很多他教过的学生，我父亲他也教过，据说开县县长也是他的学生。他爱买古文的书，我在他那里也看了不少书。如《唐宋传奇》《汉魏六朝文选》，那时我只能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我小时曾跟着伯父到他的学校玩，从临江去大约要走二十多里山路。学校在一个旧庙里，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纪，三十多个学生，他是校长，又是老师。伯父虽然年龄不小了，但仍很活跃，经常给学生排练一些文艺节目，节假日到各村去演出，很受老百姓欢迎。记得一个晚上我和伯父坐在他的学校前面，望着满天星空，给我讲北斗星的位置，讲太阳月亮地球星星等天文知识，他还给我们讲天南海北的事，如峨眉山的佛光，讲夔门的望娘滩……。伯父不但有学问而且还会武术，临江有的把他传神了，说是功夫如何如何不得了，多少人也不能近他的身。我曾问过他，他说在成都时曾学了一点武功，但也不象人们传的那样。他每年都要到县里开人代会，他还是县人民代表，可能是统战对象的身份。伯父星期天常到临江街上来买东西，如有川剧，他也是要看了才回去。我们盼着他来，来了以后，可以跟着他下馆子，看川剧。他经常帮助我们，给交学费和书本费的钱。后来，伯父不幸中风。记得晚上，母亲组织人抬着他（当时无汽车），连夜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我也跟着到县城去医院伺候他。抢救过来后，没有床位，睡在过道里。那时我觉得伯父太可怜了。后来县里有人知道了，才安排医院住进了病房。伯父中风与他的生活有关。他自己做饭，爱吃肉和鸡蛋，我们家的生活与他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住院不多久，还是去世了，母亲又雇人抬回家，组织人将他安葬了。伯父家解放前住在前院，伯母瘫痪后于解放前夕去世。伯父有一子一女。儿子患神经病于解放初期死了，女儿解放后曾在三合场一个农村敬老院工作，一直未嫁，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去世。
幺老子一辈子老实本分懦弱，文化不高，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教书。解放后又托一个同学关系，到农村小学教书。三十多岁时才和一个出身地主的教师结婚。
小时曾到幺老子教书的学校作伴。她的学校在梨园坪的一座高山上。幺老子也是一个人一座学校，学校在一座庙里，庙下是一个泉水井。每年十月，水都要涨上殿来，当地老百姓说，井下面有龙，那是龙王洗殿。幺老子白天教小孩读书，晚上教大人识字，她和当地老百姓关系很好，一些妇女常给她送新鲜蔬菜和蘑菇来，有时还端来野猪肉。我在山上经常和那里的小伙伴玩。他们带我到河沟里抓螃蟹，到竹林抓竹虫烧着吃。有时晚上还带我到看庄稼的草棚里玩。那里野兽多，包谷成熟以后，晚上野猪、猓子狸等就出来偷包谷吃，山民在庄稼地边搭上棚子，敲着锣鼓吓野兽，半夜，山上锣声鼓声响成一片。
幺老子命苦，结婚不几年，姑父因出身成份不好，在明月教师集训队时，常挨批斗，后因个子高，食量大，吃不饱害黄肿病死了。幺老子生有一女，幺老子退休后，安排她接班，后因文化不高，只好安排在商业上工作，现在临江和丈夫开店卖自行车。幺老子病多，经常头痛，从小就让我们给她捶头，常年药不断，病病哀哀也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在我们困难时，幺老子也给我们帮助，特别是我到新疆以后，弟弟复学她给以资助，母亲病重后，我们弟兄不在身边，也是她给以照顾。母亲病逝后，我们弟兄都不在家，只是寄了安葬费回家，全靠幺老子和舅亩操持把母亲安葬了。我们弟兄感谢她。
十三、我的舅舅
我有三个舅舅，大舅是厨子，终身未娶，跟着二舅过日子。二舅三舅过去是织布的，土改分了土地后，就种地了。他们几弟兄还都在糖果斋铺当过工人，会做糖果、糕点、月饼。农闲时常被斋铺请去做水晶月饼。水晶月饼主要有芝麻、冰糖、桔红、玫瑰等做原料，烧烤出来的月饼又薄又甜、又脆又香，比现在通行的月饼好吃多了。如前所述，三个舅舅都在三年困难时期，在给炼铁厂挑煤时饿死了，他们都才四十多岁啊！
我们和三舅最亲。旧社会外婆家穷，就把母亲和三舅一同过继给了鲁家。三舅特别照顾我们，我们经常到他家背菜吃。每年端午节吃抄手，中秋节吃糍粑，春节团年都要请我们到他家一起过。其实他家日子有时也不好过，平时我在他家经常喝大麦包谷糊糊，有时没有菜，就到屋后摘花椒树叶拌盐巴当咸菜吃。三舅特别疼爱我，解放初期单干种棉花，那时日子好过。他卖了棉花后到馆子喝酒，他不带自己的孩子，却总是带我去。我到他家去，让我跟他和舅母睡在一个床上。我爱到舅舅家玩，在他家有时还可看到木偶戏、皮影戏，春节晚上看玩车车灯，七月看搭莲台、撒斋饼。平时还可以看到问仙娘。有一次，三舅还带我一块挑李子卖，李子园遍山是李子树，红红的李子挂满树枝，真好看，进园后就摘李子，边摘边吃，真过瘾，李子随便吃，不要钱。
母亲也疼三舅，统购统销时，三舅家的粮食统购走以后，没有吃的，我们就从嘴里抠出来一点大米帮助三舅家。一次母亲让三舅的大儿子来，给他几斤大米，藏在他身上，让他带回家熬稀饭，没想到刚走到街口，就被街道积极分子搜出来没收了，第二天居委会还批斗了我母亲，说是破坏统购统销。虽然母亲、三舅都去世了，我们弟兄仍然铭记三舅一家的亲情。每年我们都要给幺舅母寄钱去帮助他们。
三个舅舅都是养母家的。生母家也有舅舅，但我们从没见过，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十四、向往新疆
一九六二年元月，春节前夕，土陶厂放假过年，我回到家里。一天，一个朋友突然神秘地问我去不去新疆。我说我想去。他说，听说陈某某老师要到新疆去找对象结婚，她想约一个伴同行，并愿意帮助我找工作。因为她还带着两个孩子，路上需要人帮助照顾。陈老师原来是书院小学教音乐的老师，她唱歌悦耳动听。她的丈夫曾经是我小学二年纪的班主任。没想到陈老师还要去新疆。原来这个朋友是受陈老师之托给她找旅伴的。我一听，喜出望外，这真是天赐良机呀！说实话，我早就有了去新疆的愿望。这几年镇上相继有一些人跑新疆，听说新疆不要户口，去了可以安排工作，那里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特别是青年学生有的去了还可以培养，拿工资上中专。前面提到的母亲纺纱行业里教唱《新疆好》的女青年也去了新疆。学校停办以后，几个同学也跑新疆去了。我那时，真羡慕那些跑新疆的人。其实，在我心中对新疆早就有了朦胧的美好的印象。流行一时的《新疆好》的歌曲，在学校图书室看到的《人民画报》上《新疆石河子新城》的图片，还有地理课上老师讲的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课本上兵团农场拖拉机耕地的图片，都使我向往那个美丽的地方。另外重要的是，我那时急于想找个工作，能改变我和家庭困难的处境。当时，母亲在农村，已无力抚养我们，就是学校复学以后，弟兄两个长期上学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资，弟弟复学就不要再挑煤炭了。弟弟比我聪明，他将来考上大学有了出息，也就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然而当时镇里安排我在土陶厂工作，连自己也顾不上，更不要说顾家里了。何况，我也不想在土陶厂挑一辈子煤炭，断送自己的前途。当时，我就想过，只有跑新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从那时起我就留意新疆的资料，打听临江人在新疆的情况。然而新疆又无亲戚。所以不敢贸然行动。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当即就答应愿意随陈老师去新疆。第二天，朋友来说，陈老师也答应了。说过年以后就走。和陈老师同行的还有龙某某，也是到新疆找对象结婚的。还叮嘱我要绝对保密。那时去新疆是秘密进行的，谁跑新疆被镇里抓住，那就不堪设想。龙某某在镇上也算名人，她是镇演出队的主角，我们经常看她的戏。她的妹妹是我们的同学，她的丈夫也是小学教师，没想到她也离了婚，到新疆找对象。
过年前，母亲也从农村回来了。我把准备去新疆的事告诉了她，也谈了我为什么要去新疆的想法，母亲听了，也没有表示阻拦，只是叹气，说去新疆找出路也好，只是新疆太远了。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妈妈、弟弟和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的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影集里。
陈老师决定过完年，正月初四就动身。正月初三，我去和朋友蒋先骅告别，他比我高一年级，特别聪明，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做的都是作家诗人梦。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倆经常在一块谈诗论文。他父亲在农村教小学。母亲在家，常年有病，他们弟兄妹四个，他是老大，家里生活也困难，有时，他和他的二弟也跟我们上山挑煤炭。他的伯父在镇上颇有名气。在镇上开糖果店，他的房子有三层楼房，当时是临江镇最高的楼房。因为我和蒋先骅的关系特别好，所以才和他告别。没想到他一听我要去新疆，他也要跟我一块去新疆。他当即去跟他父母商量，他父母亲也同意跟我们去新疆。
十五、一路西行往新疆
正月初四吃过早饭，母亲含着眼泪又叮嘱我一番，“儿行千里母担忧”。由于保密，母亲只能把我送出门口，由弟弟送我。没想到这一别，和母亲竟是永别。我和弟弟挑着煤筐，装着到芭蕉沟挑煤炭。走在路上我又叮嘱弟弟，要他照顾好母亲，想办法把母亲弄回来，自己不要丢掉功课，复学以后考大学等。到了平坦溪，一会儿蒋先骅和贺茂光也来了。贺是送蒋的。贺在开县师范上学，也因学校停办回来了。他也是我们的朋友，过去他家开茶馆，后来镇里不让开茶馆了，家里生活困难，他和他的弟弟（同班同学）也经常跟我们上山挑煤炭。这人很讲义气，性格豪爽。我们在平坦溪与弟弟和贺茂光话别后，就直奔开县城了。好在我倆都没有带行李，一人挎了一个小布袋。听说新疆冷，缺辣子，所以我就带了几斤辣子面，还有几本书。我们就这样离开了临江，离开了山川秀丽的家乡。然而当时除了留恋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外，对家乡一点也没有留恋之情。它对我们一家似乎太冷酷了，太不公平了。
我们走到开县城已是下午了，我们在开县城找到了陈老师和龙某某，在临江我们约好在开县城会合。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汽车站乘车离开了开县城。当天傍晚，我们到了万县后又买好去重庆的船票，第二天一早，坐船驶往重庆。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轮船，虽然坐的是五等舱，睡在最底层的大统铺里，也感到美极了。
好象是坐了一天一夜，第三天上午到了重庆。在重庆菜园坝买好火车票后，我和蒋某某在车站外面看见一个算命先生，我们都找他算了命。记得算命先生说我，少年命苦，老了有后福，一辈子只能靠自己，本地没有出路，只有外出，左手进，右手出，但不缺钱花。现在想起来，算命先生说的还八九不离十。
从重庆坐火车后一路西行到宝鸡转车。在宝鸡转车的人很多，大都是四川去新疆的。等到晚上，火车一来，大门一开，排好的队伍一下乱了，人们挤在车门口，争先恐后往车里爬，还有的从开着的窗户往里爬，我和蒋某某一人抱一个小孩拼命望车门口挤，陈老师和龙某某紧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口，爬上了车。这时，火车呜呜叫了几声，又要开了，乘务员硬把车门关了。只见车下面还拥着一群人没有挤上车。一个农民模样的操着四川口音在门口喊，等一等，我的孩子还在下面！我要下车。旁边一个人问他，你孩子多大，咋没挤上来？那人指了指掉了鞋的脚，操着四川口音说，就这么大，挤车的时候掉在下面了。原来，我们四川人说鞋子读普通话是孩子的音，惹得旁边人笑了。我们挤进车厢里面浑身被汗湿了。车厢里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座位上，有的坐在过道里，有的站在过道里，有的站在车厢两头，还有的睡在座位下面。汗味、烟味混杂在一起，车厢里面原来坐着的大都是西北人打扮，有的穿着羊皮背心，有的头上扎着毛巾。座位上两个好心人，叫两个孩子坐在了他们身边。没有座位的站着坐着蹲在过道的都是刚上车的四川老乡，不论穿着学生装的青年，还是头上裹着白布的农民，身着工作服的下放工人都有同一特征，开口是“啥子”“龟儿子”“格老子”，身不高，脸色黄。从天府之国奔往昔日流放之地新疆，都是到新疆去找饭碗找工作的，这不由我想起当年山西人“走西口”，去内蒙，山东人“闯关东”奔东北。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不下去，想到新疆找个活下去的地方，新疆有希望。我们一直站到兰州，车停后，下去不少人，我们终于坐上了座位。火车飞驰。有人喊，看长城，只见厚厚的土墙时断时续地在地上躺着，象一条条小龙蜿蜒着蠕动着。一会儿，又看到了嘉峪关，看到了玉门，这不由又使我想到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树、一间房，全是沙子、小石头，一派荒凉景象，但是听着广播里播放着《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歌曲，我仍然向往着，新疆有绿洲、新疆有希望。邻座的几个人都是从西安上车的，好象是唱秦腔的演员，他们是乌鲁木齐秦剧团到西安秦剧团挖走的名演员。一对青年男女一路争争吵吵，好象是因去乌鲁木齐发生分歧，女的哭闹着要下车，要回去，最终还是被同行的劝住了。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是乌鲁木齐秦剧团的司机，坐在我对面。我见他很热情，一路上找他询问新疆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从他那里知道，现在新疆找工作也比较难，只有到兵团农场去，可以找到工作，到那里去开荒，有窝窝头吃。他说兵团的前身是解放军，现在还是部队性质，他劝我们去兵团，我想，只要能找上工作，就是开荒也要去。陈老师听后也说，她未见面的丈夫也来信说，他们那里现在也不好找工作。实际上，她也怕我们跟她去了，找不上工作，拖累他们。车快到哈密了，我和蒋某某商量决定，我们不跟陈某某下车了，到乌鲁木齐找孟某某去。火车到了哈密，陈和龙带着孩子下车了。我和蒋乘车继续前行。由于火车当时只通到盐湖，我们只好在盐湖下车，改乘汽车到乌鲁木齐。盐湖一片冰天雪地，只有车站上几间房子，还有几间小商店小饭馆。走时家乡已是春暖花开，可这里冷风刺骨。我们身上穿着薄棉衣，冻得浑身发抖，耳朵象针在扎。想解手，找不到厕所，只有露天上围着苇箔，里面乱七八糟全是冻着的屎宝塔。脱下裤子解手，下面象刀子在割肉。这就是新疆的春天。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新疆冷的滋味。我们从盐湖坐加班车到了乌鲁木齐，身上钱已花光。我们去找孟某某。他是川主街我家对门的一个青年学生，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临行前，我到他外婆家要到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在乌鲁木齐粮食厅机械厂工作。我们好不容易在乌鲁木齐二宫找到了机械厂。我们进厂里找到了孟某某，他身穿工作服，见我们后很热情。孟和我虽是邻居，因比我们大，没有和他打过多少交道，仅认识而已。只是见他经常参加镇上的宣传演出，经常在家门口拉二胡。他五八年来新疆，一来就送到粮食学校上学，毕业后分到机械厂当技工。我们从心里羡慕他。机械厂生活不错，比我们在家好多了。孟在乌鲁木齐托朋友给我们找工作，找了几天，各个工厂都不收人。孟说，他们五八年来的时候一走到哈密，到处都摆着招人的摊子，一个比一个条件好，特别是对年轻又有文化的，先送你上学校，那时招人的地方太多了，你想上哪就上哪，报完名，汽车就把你接走了。从六零年开始，城市实行压缩政策，在乌鲁木齐就不好找工作了。星期天，他带我们出去，说是找他的一个女朋友，找她帮我们先落上户口，她是派出所的。那时，街上已开始化雪，到处是流淌的污泥雪水，街上不但跑着汽车，还跑着毛驴车、马车。跑了一天，没有办成。看来，乌鲁木齐是没有希望了。最后商量决定，还是到兵团农场找谭某某去，他在沙湾农七师下野地第三农场。谭是孟的舅舅。他也是五八年跑新疆来的。孟给我们买了去沙湾的车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车离开了乌鲁木齐。后来，我曾多次打听他的下落，但都没有联系上。据他表弟说，孟在四清以后，因家庭问题下放到伊犁了。我们在危难时，他帮助了我们，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恩情。
十六、根扎下野地农场
车到沙湾县城三道河子，我们就下车了。那时的沙湾县城只有几十间平房，比起家乡的县城差远了。下车以后我们到沙湾车站想买去下野地的班车，可没有班车，只有步行或者坐拉货的便车。正发愁时，碰上了两个下野地第三农场的人，他们也想等去农场的便车回去。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总算路上有伴了，不然还要走冤枉路。他们是农场一队的，他们不认识谭某某，但知道谭某某所在的七队。他们叫我们跟着他们就行了。等到半下午，也没有去农场的便车。他倆说看来今天不会有便车了。于是决定步行去下三场。我们吃了饭跟着他们离开了三道河子沿着公路向西走去。这两个人高个姓党，甘肃人，矮个姓王，河南人，他们到玛纳斯河边找铃铛刺，农场扎磨地用的耙子。我们走到一个叫安集海的地方，就离开大公路由西转向北了。一路上，也没有人家，只在远处有点点灯光闪烁，偶尔听到几声狗吠声。我们走了很久很久，脚累得越挪越慢。天快亮了，我们终于走到了下三场一队，他们工作的单位。他们安排我们在集体宿舍睡了一会。天亮起床以后，姓党的给我们送来早饭，让我们吃过饭后又送我们到前面的大路上，告诉我们，顺着大路往东走，前面是场部，过了场部再往前走一会就到七队了。
我和蒋某某顺着大路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到场部门口，门口牌楼上有着“农七师下野地第三农场”几个大字，上面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行小字。这时大门口一个人出来，我上前找他问去七队的路，他很热情，告诉我们往东走。正说着，从里面出来一辆小毛驴车。那人说，这是七队卖牛奶的车。说着他跟赶车的人说好，让我们坐了去七队的毛驴车。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竟成了这毛驴车的赶车人。
到了七队后，赶车人把我们带到了谭某某家，见着了谭某某夫妇。谭某某父母在川主街开斋铺（糖果店），与我们家前门斜对门。但他在乡下务农。过去我见过他，但没有说过一句话。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伪军官。他与我的父亲曾同过学，同在我的伯父手中读过书。他的儿子和我同在开二中上学，学校停办后到新疆找父亲安排工作。我的幺老子与谭的妹妹是好同学，所以我们两家很熟，过去我还给他写过信，但没接到他的回信。
谭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了家乡和我们两家的情况。吃过晚饭后，谈到来新疆找工作的问题。他说，现在这里不收人了，所以接到我的信后，也不好给我回信。我们一听，头上象浇了一盆冷水。难道我们还要回去吗？回去怎么交待，再说回去也没有路费。真后悔不该贸然行动。后来，谭叔叔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叫我们自己到场部找人事科，就说来这里投亲戚找工作，结果亲戚调回口里了，回去又没有路费，请场里安排做个临时工。要是他们不安排，就赖在办公室不走。他说，其实农场现在也有安排新工人的，只要是有当官的关系。他的关系不行，由他出面，反而不行。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蒋步行到场部，进了大门找到场部机关人事科办公室。我们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推开了人事科的门。一个满脸笑容的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按谭叔叔教给的话，说了我们想参加新疆兵团建设，想找工作投亲不遇的情况，女同志询问了我们的情况，特别问了我们的文化程度，我们说是高中生，她听了说，好，我同情你们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只是现在农场不招收新职工了，最后，她叫我们等一会儿，她去找首长反映一下我们的特殊情况。一会儿，她回来了，带着我们到政治处主任办公室见一个姓张的主任，张主任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后，问我们，你们想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想学技术。张主任笑着说，好啊！理发喂猪都是技术，你们愿意去吗？我们回答说，愿意，干什么都行。那时我心里真的这么想，只要让我留下来干什么都愿意，决不吃回头草。张主任说，你们是高中生，在农场好好锻炼，以后会有出息的。就这样，张主任把我们留下了。这时候，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直说谢谢。当时，农场高中文化的还不多，这恐怕是他们爱人才，留下我们的原因。女同志又带我们到人事科填了一张职工录用登记表，给我们开了一张到七队当试用工的介绍信，我们在新疆终于找到了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同志叫白玉华，那个主任叫张致兴。是他们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命运。我们一辈子从心里感激他们。我曾经在西瓜刚下来的时候，给他们送过几个西瓜，以表示感激之情。没有多久，他们都相继调出了下三场，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的外地人能找上工作，只有在新疆才可以办到。新疆最先对外开放、广纳人才。新疆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巨变，与这项政策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
十七、耕耘在田野上
我们回七队后，把工作介绍信交给了姓麻的队长。麻队长叫我们三月一号上班工作。随即安排一个姓王的组长，带我们到职工宿舍，给我们安排好睡觉的床铺。这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被子、单子、褥子，随后一个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鞋子，还有洗脸用的盆子，王组长给我们介绍说这是队上的文司务长。宿舍里已有五六个职工。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有的送来香皂，有的拿来毛巾等，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问家乡情况，问我们冷不冷。他们里面有河南的，甘肃的，山东的，还有我们四川的。当时，我心里感到特别温暖，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在火车上遇到乌鲁木齐秦剧团的司机开始，碰到的一个个新疆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都是那样热情、纯朴、真诚。
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和弟弟，我在新疆找上了工作。我想，母亲和弟弟知道消息后，也一定很高兴。
离上工还有三天，谭叔叔让我们到他儿子工作的拖拉机修配厂去了一趟。他儿子比我小，我上高中后，还在上初中，记得他还是开二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六一年，学校停办，他就到新疆来找他父亲，那时，他父亲还在下野地拖拉机修配厂当工人。后来谭叔叔因为历史问题，下放到农场来。拖拉机修配厂很大，厂里停着许多维修的拖拉机，有红光耀人的东方红，还有许多绿色、蓝色、黄色的拖拉机。谭说，下野地六七个农场大修的拖拉机都在这里维修，现在地要开冻了，农场等着这些拖拉机回去春耕春播，所以厂里每天加班加点地干，谭是钳工班的工人。他领着我们参观了工厂，晚上住在他那里谈临江镇开二中学。我们真羡慕他，当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我们要能在修配厂当工人多好呀！听谭说，他们厂不收新工人，听说上面指示还要精简一批工人支援农场第一线。
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上班了。王组长给我们发了一把砍土镘，这工具象锄头，但比锄头大得多，是园形的，是新疆干农活的工具，我们跟着来到一块玉米地一看，哇！好大的一快地呀！一眼望不到边。农场的每块条田，都有几百亩，有的一千多亩。此时，地里的土还没化冻，象铁板一样硬。上面还盖着一层积雪。今天的工作就是清地，砍掉玉米杆，然后背到条田边上，等化冻后，拖拉机犁地整地播种。清地的人很多，有两个大组的人，大概有五六十个。砍玉米杆一人一行，有的用砍土镘砍，有的用大镰刀砍。手起杆落，人们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有说的有笑的，还有唱秦腔河南梆子的，地头一个人在用铁皮喇叭喊着，那是文教给大家鼓劲，好不热闹。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一会儿就落在后面好远了，上午人家砍两行了，我们一行还没砍到头。胳膊已疼得不行了，手掌也磨起了两个泡。王组长见我们不会干活，下午给我们找来绳子，让我们背玉米杆，把砍倒的玉米杆收拢后背到地边，下午背玉米杆的还有一些女职工，他们背在背上象一座小山，而我们背上才一小捆，还爬不起来。王组长叫我们不要急，慢慢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王组长是个河南人，个子也不高，对我们很关心。晚上睡在床上腰酸背疼。同宿舍的老职工说：“小伙子，不要怕，开始干活都一样，以后慢慢就好了。”
清完地以后，又到地里撒肥料，地化冻以后，拖拉机犁好地，我们又去平地，打毛渠。农场虽然用机器种地，但许多工作还要人去干。
三月下旬，队里又安排我到瓜菜班干活，蒋某某仍在大田干。瓜菜组有十多个职工，大多是老弱病残的职工，谭叔叔也在里面。主要是种瓜，也种一些蔬菜。这里的活比大田要轻一些，到瓜菜组有点照顾的性质。我们先是打瓜沟，后浇水，种瓜，主要种西瓜和甜瓜。瓜苗出来后，定苗，追肥、整枝等，转眼瓜秧变成瓜蔓，瓜蔓上又开了花，结上了小西瓜。这里的瓜很甜，在新疆颇有名气。每到七八月份瓜熟蒂落后，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来拉瓜的汽车络绎不绝。乌鲁木齐市场上热卖的“下野地西瓜”，就出在下野地农场。
其实，我们种的甜瓜，一种叫“白兰瓜”的更美，个圆、白皮、绿瓤、晶莹、透亮，吃着比蜜还甜。我们种的瓜产量也高，十几个人每天从早忙到晚地摘瓜，怎么也摘不完。不管谁到瓜地去，西瓜甜瓜随你吃个够，不要钱。有家的人买瓜都是用架子车拉，那时瓜才几分钱一斤。现在再也吃不上那么甜的瓜了。其主要原因，那时追的是有机肥料和油渣，还追苦豆子。而现在追的多是化肥。
这些农活我过去从来没干过，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想起来可笑，我到新疆来又成了农工，也可以说是拿工资的农民。每天天刚亮，钟声一响，就起来下地。钟其实就是挂在树上的一个旧马车轮轴。早饭、中午饭都送到地里吃，下午傍晚才收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春播动员会开过以后，地里活多了，就小礼拜改大礼拜，十天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到场部商店买点日用品。虽然工作紧紧张张，但大家每天仍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劳作、不叫苦、不喊累、任劳任怨，每天除了下地干活，晚上刚吃过晚饭，集合钟又敲响了，每天晚上不是在礼堂开会学习，就是到粮场上突击剥玉米皮或棉桃。只有周六晚上可以休息，自由活动。晚上开会学习抓得特紧，一般是队长总结和安排工作，指导员传达文件或念报纸。指导员姓赵，河南人，文化低，可能是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念的磕磕巴巴，经常还念错别字。如有次念如火如荼，他读成如火如茶。好在他念错了，也没有人提出来。学习时，职工坐在下面，很多都在打磕睡。职工实在太累了。晚上在粮场上突击干活时，倒很活跃，大家有说有笑，有唱有闹，有个职工叫李小三，河南人，干着干着，他脱掉衣服，赤裸着上身，用手掌拍打着胸背，说起诙谐的快板，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那时一些河南人最喜欢唱改了词的豫剧花木兰，什么：“你要不相信，脱了裤子看……”，晚上最高兴的是，农场电影队来放电影，夏天就在礼堂外面。人们一吃过饭就在那里坐着等看电影了。有时农场演出队也来生产队演出，节目都是配合政治、宣传好人好事、给人鼓励的。如果场部晚上有上面剧团来慰问演出，生产队晚上就放假、让职工步行到场部去看。记得那时兵团的京剧团，秦剧团都来农场慰问演出过。
生产队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有河南的，甘肃的，山东的，四川的，上海的，也有江苏、安徽、贵州、辽宁的。河南人最多，主要是五六年来的支边青年或投靠他们的家属。那时人们叫河南人为胯子，因穿大裤裆；叫四川人为耗子，因四川人困难时期吃老鼠；叫甘肃人为洋芋蛋，因甘肃人以洋芋为主食；叫山东人为大葱，因山东人爱吃大葱。虽然大家来自于不同地方，说话乡音各不同，但大家都和睦相处。特别是四川老乡更加亲热，一人有难，大家关心，互相帮助。
在农场，经常碰到老职工问我，这里的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是的，我没有感到不习惯。可能是由于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苦难中，所以对农场的生活很满足。工作再紧张，也比我挑煤炭好。吃的虽然是玉米窝窝头，窝窝头里还掺和着一些甜菜渣或苜蓿粉，但让你吃饱。虽然那时白面（麦面）少，但一星期还可以吃一次白面馍或是包子。平时还可以吃到河南人做的糊糊面条。菜主要是萝卜、白菜、土豆，打一份菜有时还吃不完，每星期还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吃到一次猪肉或羊肉。中午吃菜、晚上喝汤，有时汤里还漂着鸡蛋花。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好的伙食，确实比家里强多了。这叫我怎么不心满意足，知足常乐嘛。记得我每次给母亲和弟弟写信，都给他们夸这里的生活好，叫他们放心。
那时，农场经济比较困难，经常不能按月发工资。刚工作时是试用工，工资是三十六元一角四分。一年后，转为正式工，工资是三十八元九角二分，六零年以后来新疆兵团当工人的，在北疆，大都是这个工资，人称3892部队。这个工资在当时相当于家乡县长的工资了。我每月生活费和买书等零用钱，大概要二十多元，如果发工资，可以给家里寄十五元。如果农场没有钱发工资，就发给职工十几元的零花钱，工资保留着，每月存在队里一张牛皮纸的保留工资卡上。有时零花钱也发不下来，就印瓜菜票当钱发给工人，在农场内流通，可以买瓜买菜，也可以到场部商店买一些卖不掉的商品。所以自己在农场生活倒不成问题，但就是不能保证每月按时如数给家里寄钱，如前所述，目前母亲回镇上后，又没有工作。只是帮人做鞋挣点钱。母亲的鞋做得特别好。每年还给我做一双寄来，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双做纪念。弟弟仍在家挑煤炭，挣钱也不多，加上母亲积劳成疾，还要看病吃药。我知道母亲每个月都盼着我寄钱回家，虽然她来信从来不找我要钱。那时，如果哪一个月不发零花钱，我就发愁了，有时只好托辞写报告，找生产队领导借点钱寄回家。一直到六三年七八月份，国家给兵团拨了一大笔钱，农场经济才慢慢好起来，基本上可以按月发工资了。
一天下午，我们组在大田里修毛渠，我和王组长在一块干。突然王组长走过来说，小鬼，赶快回家。我感到奇怪说，毛渠还没打好哩，心想，何况还不到下班时间，王组长用手向西北方一指，说你看，黑风就要来了。我抬头一看，太阳还在西方照着呢！只是天边有一层黑云向上翻滚着，组长拿起口哨吹起了紧促的哨音，组里的职工们听着哨音后，提起砍土镘就往地头跑。我跟着组长跑到地头，太阳被黑云遮住了，一会儿大风呼啸着刮来，石头裹着沙子、扑在脸上，打在身上，一些职工的帽子刮到了天上，转眼天黑了，象晚上一样。刹时风沙象一群疯狂的野兽发出怒吼声，林带的杨树一根根刮断了，刮得人迈不了步，就是站也站不住了。王组长背对风沙抱住我，艰难地挪着脚步，一直挪到一个凹地里才蹲下来……那时的黑风，现在叫沙尘暴。新疆的沙尘暴真厉害。那一天生产队刮丢了几十只羊。还有几个妇女被刮到沙包窝里迷了路，队上派人找了一夜，才找回来。
十八、卖牛奶的那些事
八月份，场里突然通知我参加师里办的学习班学习，虽然不知是什么学习班，但到师里的学习班学习，总是好事，所以心里很高兴。当时农场归农七师管，师部设在奎屯，而这次师里学习班却办在十九团农场。十九团就在我场东边，是邻居。我背着行李走到十九团，在场部机关报到以后，一辆马车又把我拉到一个生产队，安排在一间大房子住下。地下铺的麦草，睡地下。这个学习班原是学习什么新式挤牛奶法，还是兵团委托农七师办的，来学习的来自兵团各师农场牧场，有南疆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的，有北疆阿尔泰、伊犁、塔城的，还有东疆哈密的，都是些小伙子和姑娘。负责办班讲课的是十九团畜牧技术员，叫薛党生。他教我们新式挤奶法，先用热水敷牛奶头，然后挤牛奶，挤剩下的让牛犊子吃。过去老式挤奶是先让牛犊子吃，把奶吸出来后，再把牛犊子拴在一边，然后挤奶。说是新式挤奶法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而且很卫生。来学习的大都是原来牛奶场的，会挤奶。我还是第一次见挤牛奶的。我原来没想到学习班里是学习挤牛奶的。学了近十天，我也学会了挤牛奶。我不由想起来农场时，张主任讲的话，这也是一门技术嘛！
学习回来，就把我安排到队上畜牧组牛奶场工作。这时，蒋先骅调到卫生队学卫生员去了，后来留在卫生队当护士。当时，我真羡慕他，他学的才叫技术，我学的是什么技术啊！卖牛奶的毛驴车把我拉到牛奶场。牛奶场夏天不在队上，还在离队上四、五里地的甘沟，牛奶场的人都住在地窝子里。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房子，顶上用树枝麦草盖上，再上一层草泥。建场初期，农场职工都住这种简易房子。地窝子有两间，一间做饭，一间做人，睡的是土炕。房子很简陋，连桌子凳子都没有。地窝子旁边是牛棚，牛奶场有三十多头奶牛，主要供应场部用牛奶。牛奶场有六个工人。组长姓张，年龄最大，五十岁左右，湖北人，他原是9—25起义的军人，原来他负责卖牛奶，他老婆在牛奶场打杂、做饭。放奶牛的两个，高个姓安，五六年河南支边青年，矮个姓卜，比我还矮，也是河南支边的，当过铁路工人，还当过志愿军到朝鲜打过仗，他经常吹过去的革命经历。放小牛的也姓安，外号“老虎”，是老安的弟弟。早上，我和他们一块挤牛奶，还是用老式挤奶办法，我学回来的先进挤奶法他们不感兴趣，嫌麻烦。挤好牛奶，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干自己的工作。放牛的放牛，卖奶的卖奶，在家的打扫牛棚。我去以后组长就叫我卖牛奶，他负责全组工作，并轮换着顶班，让每个人休假星期天。从此，卖牛奶的生涯开始了。
我每天起床挤好牛奶，吃过早饭赶着毛驴车，拉着一大铁桶牛奶去卖，先到队上，然后驾车到场部。那时，牛奶一公斤才七、八分钱。由于喝奶的人多，经常供不应求，场部打奶的人排着队等着我，就象列队欢迎首长，有时排队的乱了套，拥挤着抢着牛奶，有的甚至提前到半路上等着打牛奶。不过夏天牛奶多的时候，有时还得吆喝着“卖奶子”，到场部各单位转一圈才能卖完。在场部卖牛奶认识了不少人，如子女校的于老师，每天找我打牛奶给孩子喝。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能调到学校当个老师就好了。没想到以后我真进学校当了老师，而且后来还当了于老师的校长。那时，场部的许多大人小孩都认识我，叫我卖奶子的“小鬼”。主要是我当时个子小、年龄也不大。时间长了，场部一些单位的领导，听说我是高中生，人又老实，想调我去工作，如拖拉机修理厂厂长想调我去学车工，机耕队队长想调我去学开拖拉机，我听后喜出望外，特别是开拖拉机，在家的时候，电影里看到开拖拉机的，特别羡慕。但生产队不放我走，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年底队上把我评选为五好职工，还参加了农场先进表彰及春播动员大会。五月份又评为学习雷锋先进青年，参加了场里的“五四”青年节表彰大会。那时领导群众对我的印象很好，说我人老实，听话，能吃苦，服务态度好，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当时，全国正开展学雷锋运动，对我促动很大。每次到场部去，生产队的一些职工让我给他们代买东西，代寄信汇钱，还有到场部看病坐便车，我都全心全意服务，使他们满意。
我一边工作，一边抓紧时间读书学习。那时我仍然幻想着将来当个高尔基式的作家。我订了《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文学杂志，买了不少文选理论和写作书籍。我每天一坐上牛奶车，就埋头看书。好在拉车的毛驴是老母驴，很通人性。它知道路线，哪里是卖牛奶的地点，它自动停下，走在公路上，它知道挑好路，避开坑凹的地方，前后有汽车来了，它自动让到路边上行走。它能听懂我的话，我说走，它就走，我喊停，它就停下来，我说快，它就快跑，我说慢，它就慢行。我不在，别人休想赶它走，用鞭子抽它也不走。有一次，卖牛奶回来，我躺在车上睡着了，它一直把我拉到牛奶场才停下来。只有在它听到公毛驴嘶鸣着叫它的时候，才呼应着鸣叫着乱跑。有时我卖完牛奶回来，还帮助去放小牛犊。我把牛赶到草地上吃草后，照样好看书，草地很大，还有放羊的、放猪的，记得有个放羊的小马爱唱宁夏的花儿，边放羊边唱，声音高亢激昂，很好听。还有个放猪的小段爱吹笛子，在草地上吹着动听的歌曲，天山飘着白云，地上青春的草地，羊儿叫着，牛儿喊着，猪儿在草地上追逐欢跑，好一幅北方牧歌图。
晚上，在地窝子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坐在床上，或看书或写作，没有桌子就在腿上搁一块板子。记得那时还练习写了一些诗歌和几篇小说，给文学杂志或报纸寄出去了，但都退了回来。只是在农七师《跃进之声》报上发表过几首小诗。一次看了《老兵新传》的电影后，还想构思一部描写兵团农场创业的电影剧本。是啊！看农场的今天，整齐的条田，碧绿的林带，清清的水渠，金黄的麦浪里驶着康拜因，东方红在地里播种希望……要知道这里—下野地，五七年还是没有人烟的戈壁滩，那时这里只有野兔、黄羊、豺狼。是前辈们五七年来这里造田开荒才改变了这里的模样，成了祖国的粮仓。他们毫不逊色于北大荒老战士的功绩。是应该大笔书写他们，可是自己深感力不从心。那时在生产队文教的鼓励下，也给农场广播站写了不少通讯报道，经常在广播上广播我写的东西，这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对我的关注。
七队有两个四川老乡对我特别好，一个是姓刘的木工和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组长，特别能干，四川乐池人，他们经常把我叫到他家吃饭。他们有个女儿在下野地管理处医院当护士，长得很漂亮，经常回家来，他们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女儿，他妻子对我说，她女儿对我有好感，让我给她女儿写封信谈谈。当时，我有些自卑，自己一个卖牛奶的，我一直未敢写这封信。还有一个是长寿人，姓吴，会烹饪，在伙房当炊事员，听说在家里是开饭馆的。他很喜欢我，打菜时打得特别多。他还送给我床单和一些小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在内地上中学，他准备接来，他想我做他的女婿。后来，我调出了七队，也就没有和他来往了。
十九、兵团武装战士
1963年10月，场里调我到武装值班一连当武装战士。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大量边民被苏联策动，逃往苏联。伊塔事件后，兵团进一步加强了武装工作，各农场恢复和新建了武装值班连队。值班连队农忙参加生产，农闲进行军事训练，遇到紧急情况就拉出去执行任务。新疆兵团是新疆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央对新疆一直很重视。所以兵团肩负着三个队的任务，一个是生产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战斗队。武装值班连队就是三个队最好的体现。这次场里组建的武装值班连抽调的都是优秀青年。这是政治任务，所以生产队想留我也留不住。那时能调到武装值班连还是很光荣的，所以我也很高兴。当年虽然我调出了七队，七队在年底仍把我评为团级五好职工。
一到武装一连，就统一换上了灰军装，与抗战时八路军穿的一样，还发给我一支五四步枪。我被编到一排三班，班长姓张，当过志愿军，河南人。连长姓陈，刚从现役部队转业来的连长。从此，每天开始了军事生活。早上听着军号出操，上午、下午训练，主要练队列、刺杀、射击、投弹，还要到雪地里练战术，实施防御和攻击，有时还上一些军事常识理论课。半夜后轮流换岗两个小时。我们还进行了实弹练习，虽然时间很紧张，训练也很辛苦，但觉得很有意思，这辈子也总算过上了军事生活。1964年3月，场里从武汉军区来了一批转业军人，全部分配在武装一连和二连。我班分来了两个战士。四月份连队转入生产劳动。先是扒苹果树，一连原来是个园艺队，种了不少苹果树，新疆由于冬天很冻，所以入冬前要把苹果树埋上。春天化冻后才扒出。扒完苹果树，连里又安排我们三班负责种菜，因为张班长是种菜行家。当时，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在地里干活休息，也要学毛主席著作。晚上还要写心得体会，每周还要开讲用会。由于我是高中生，班长安排我负责组织班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班多次受到连里的表扬。我和班里同志和睦相处，在学习和劳动上表现突出。五月四日，我被批准参加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不久又被团里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武装连印象最深的是保卫夏收。农场麦熟以后，场里安排值班连战士到各生产队保卫夏收。我和老杜分到一队，晚上在麦场或麦地站岗，主要是防火、防盗、防阶级敌人破坏。那时，我背着枪，在星空下，巡视在田间地头，瞪着双眼，听着地里发出的蟋蟀声，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也为自己是一名保卫战士而自豪。
二十、一人一所学校
1964年7月，保卫夏收回来，连里通知我调到子女校当老师。这真是喜从天降，梦想突然成真了。同时，调到学校的还有几个转业战士。从此开始，我就步入了教育战线，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一直到退休，在教育上从小学到中学，从教师到校长，从农场到城市，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近四十年，我也不知教过多少学生，只知道，我的学生差不多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从心里感激决定调我到子女校的人，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不过，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决定调我的恩人。
我们到子女校时正赶上学校放暑假。教师到下野地管理处中学集训学习，我们也一块到该中学参加政治集训。那时下野地9个农场只有这一所中学，当时，只有初中，还没有高中，是下野地最高学府。没想到后来我到这个学校当了中学教师，后来，又当了这所中学的校长。学习回来后，学校领导又对我们几个新教师进行业务培训。主要是学习备课。教务主任姓姜，他找来老教师的教案本，还找来教科书，让我们模仿着备课，学习写教案。开学前，学校领导安排我和一个姓张的老师到三队创办分校。同时，还有一些教师分到一队、十一队种畜队、八队办分校。原来农场连队没有学校，连队学生从一年级开始都到场部住校。为了解决学生就近上学问题，场里根据上级指示到连队办分校，以解决连队职工子女上学困难问题。
三队分校离队部还有四五里路，在一个麦场旁的旧羊圈里。教室有两间，用土块垒的课桌和凳子。房顶有的还漏着天，条件很简陋。这就是那时兵团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只设一、二年级两个班，我和张老师一人教一个班，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由于自己说的四川话，在课堂上按方言教读，用方言点名常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如点学生杨新国的名，我读杨新国（gui）。弄得我很尴尬。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普通话读音，学习老教师的教学方法，学习写好黑板字，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每个星期，我都要抽时间回场部子女校听老教师的课，模仿他们的教学方法。读不准普通话的字音，我就请教张老师，每篇课文教之前，先读给张老师听一听，让他帮助正音，放学以后，我就在黑板上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