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一个工程师的“历史问题”
云从龙：一个工程师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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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关于一位工程师的历史档案，始于1955，终于1963。通过这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相关事件曲折绵长的故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1950年代的中国，人们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以及“革命”的结局。
　　狄迈原名狄陆嘉，江苏武进人。迈是他的“化名”，不过，在这篇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相关事件曲折绵长的文章里，我更愿意称他为“狄迈”--这个名字平仄有致、朗朗上口，更多的时候，还向我们暗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1958年左右，狄迈是南铁设计所大型科的一名工程师，他的妻子赵爱妹是一名工程绘图员，性格活泼，快人快语，而狄迈平时则不大喜欢说话，只要妻子话多语杂，他就会表示不悦。他曾多次告诫妻子：平时不要多说话，要注意原则问题，但妻子并不太理会这些，依然我行我素。狄迈因此感到懊恼不堪，在一次争执中，他甚至对妻子实施了家暴。虽则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个好丈夫。这表现在他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时总要千方百计买上几麻袋蔬菜和罐头，以为家用，有时候这些东西多的实在拿不动，他就让徒弟们帮他扛回来。为了能买到更多的蔬菜和罐头等生活用品，他甚至在同事中间收集供应证，一旦看到有人还有多余的供应证，便想尽办法弄到手。他的这些行为在一些人眼里多少有些怪异，但多数人都心知肚明：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口，没有肉吃，只好多吃蔬菜补充营养。
　　供应证换蔬菜，这样的行为准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无论别人有多少闲言碎语，狄迈都爱理不理，在他看来，世界上还没有比一家人吃饱肚子更为要紧的事情。然而，几年之后，有人偏偏以此为由头，写了密密麻麻的检举材料，揭发他敷衍“三反”、抵制“多快好省”的伟大方针。更早一点的时间里，“狄陆嘉”的大名甚至进入了“中共中央十人小组”的视线，那时候他被定义为“肃反”分子，成为人民专政的对象。这些故事，发生在云诡波谲的1955年到1963年，历时9年，针对他的审查材料最终结成了一本厚厚的档案：编号4928-1。
　　迟到的检举
　　日，一份由武汉大桥施工处工程师赵煜澄所写的检举材料寄到了北京市羊坊店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五人小组”办公室。内称，他要检举一名叫狄陆嘉的人，此人是该事务所的工程师，同时又是1950年他在上海交大的同学，还是常州老乡，因为这些关系，他对狄过去的一些行为颇为知晓，主要为：
　　“狄在抗战时蒋管区考入大学先修班，因喜唱歌，曾与王云五之一亲戚（大概是侄女）结识，因此曾与王家有过一些来往，后此人一度去过香港，解放前狄曾与他们有过通信（指与香港之王某）。
　　狄考入交大，一年级时，同班与上班发生冲突，狄为出面者，被学校勒令休学一年，狄无法只得自谋工作。在外一年，此段历史狄平时很少同人谈及。据我回忆，从侧面知道，他曾在某一属军事机关之附属企业内工作一年，何人介绍据我推测可能与王云五有关，一年以后狄即又回到学校，平时一般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与反动党团联系，据我知道尚无。
　　狄为何平时怕谈此段历史，除害羞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觉得是应该向组织交代清楚的，特别是在该军事系统的机构是否任过职，有何关系尤为重要。
　　在这份检举材料中，赵煜澄提醒”五人小组“：狄迈在大学期间与王云五亲眷有过交往，后因滋事被休学一年，期间曾在一所军企工作，该工作可能与王云五有关。最后，赵煜澄指出，狄迈在军企中是否担任过职务以及与之有何关系，十分有必要追查清楚。
　　此处所谓”五人小组“，有别于文革开始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50年代，为了适应各类政治运动以及有效的审查公民政治资格，各地开始出现”三人小组“或”五人小组“的小组政治风潮，这种组织体量小，但专事专办，能够确保单位中某一个体出现问题后不致于影响全局，所以得到了普遍接受。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五人小组“是一个非正式组织，他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出现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性质截然不同。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赵煜澄的检举信中提到了一个人：王云五。
　　对于这个名字，中国的出版界绝对不会陌生。王云五是民国时代与张元济齐名的著名出版家，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46年之后，王云五由商涉政，先后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等职，政见与共产党相悖，又受命发行金圆券，屡受国议。鼎革之际，王携家眷自香港转赴台湾，终老宝岛。日，新华社发布战犯名单，43个名字中，王云五位列第十五。
　　战犯二字，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是不容置疑的敌我矛盾，王云五的名字出现在举报材料中，应属高度敏感。诡异的是，这份本要寄往”北京市羊坊店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五人小组“的检举信，最先却没有到达此单位，而是被”基建战线五人小组办公室“收悉。该小组在审阅材料之后，觉得检举中涉及战犯，事态严重，便转交给某市委，去函如下：
　　市委五人小组办公室：
　　兹有武汉大桥单位赵煜澄同志检举狄陆嘉关于丽水问题材料一件一页，特转你处请查收（转有关单位）处理是荷。
　　基建战线五人小组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
　　在这份去函中，基建战线五人小组办公室并未明确请求由某市委来查处此事，而是仅仅将材料”特转“。另外要注意的是，上述去函中，并未写明具体的市委机关，究竟该”市委“是北京市委或者武汉市委，实难断定。
　　虽然”五人小组“是一个非正式组织，但从上下级关系上，市委五人小组显然要比基建战线五人小组的”官衔“大一点。可是，”市委五人小组“接到材料后，同样没有进行批复调查，转而于10月8日交给了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该小组收到后无具体回复，只加盖了一枚”转递材料专用章“，编号”发检字第62670号“，以备存档。
　　从中共中央十人小组的盖章和编号来看，该材料很可能会发批下级单位，进行调查。果然，10月11日，另一份盖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办公室“的公函放到了铁道部五人小组的办公桌上：
　　铁道部五人小组：
　　国机党检字第45024号兹转去中央送来赵煜澄检举你部狄陆嘉材料共1件1页，请查询（收转）供参考。
　　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这份去函中明确指出该检举信来自”中央“，由此可以肯定中共中央十人小组转批了该材料。八天之后，即10月19日，铁道部五人小组在这份来函上直接批复：“转给设计总局五人小组”。在铁道部五人小组看来，既然检举信是寄往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的，那么理应转给设计总局，交由该五人小组处理。于是，铁道部于十月二十日正式去函，并点名由具体人士查收：
　　设计总局五人小组吴良珂同志：
　　兹转去中央赵煜澄检举你处狄陆嘉的材料一份一页，请查收（材料仅供参考）。
　　铁道部五人小组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十月廿日
　　至此，一份不过三百来字的检举信，历经三次批转，费时一月有余，都没有真正寄送到检举信原本要抵达的部门：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五人小组，而仅仅是转到了它的上级部门设计总局五人小组吴良珂处。
　　不难看出，在这一特殊时期，不论中央权力机构，还是民生职能部门，都成立了无数所谓“五人小组”，以应对各类名目繁多的社会运动以及个人指控。客观地说，五人小组实行专事专办，将革命工作与具体业务切割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转，但从全局来看，它始终是一场巨大的资源浪费，它凭空加大了社会组织的运作成本，消耗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今天看来，致力于清扫内部敌人和消灭阶级矛盾、搞清个人历史的“政治小组”机构并不可取。
　　设计总局五人小组接到上级来函后，并没有逐层下发，也没有对事情进行追查，而是压在案头，置之不理。很难想象，一份连中共中央十人小组都编号备忘的检举信，落到具体的人事单位那里，却被束之高阁，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状？
　　1955年，新政权仍然处于巩固阶段。该年国家政治生活中，边疆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是重中之重。在这一年的藏历木羊年新年宴会上，毛泽东致辞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仅仅一天之后，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到了三月份，为了更好地将中央政府的政策宣贯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并拨出1500部收音机给云南、贵州、西康、甘肃、青海、新疆、广西、内蒙古和海南岛建立收音站。三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内蒙古分局，改设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9月2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筹备处在拉萨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担任处长；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
　　从这些大事件可以看出，这一年国家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民族问题，另一方面，这一年相关公共基础建设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代表性成果便是兰州铁道黄河大桥的建成。日，该桥正式通车。
该桥全称“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一般称之为“黄河大桥，下同。--笔者注），全长278．4米，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河上镇，是我国成立后在黄河上建造的第一座大铁桥。根据记载，该桥于1954年4月动工修建，次年7月完工，历史一年零三个月。
　　巧合的是，在建造该桥的众多工程师及普通工人之中，狄迈便是其中之一。1958年，编号4928-1的狄陆嘉历史问题开始建档，在第一份个人简历中，对参与建造黄河大桥的经历表述十分清楚：
　　年7月，铁道部设计局；潼关黄河大桥测绘实习生；兰州测量设计队；黄河大桥设计组技术员；北京大桥设计事务所工程师。
　　而在另外一份更为详细的简历中，这一段经历又被追朔得更久：
　　2.1，兰州定兰设计测量队三级技术员
　　3.10，黄河大桥设计在及设计事务所三级技术员
　　这些信息或许能给我们如下逻辑推敲：1955年，国家主要精力用于安抚少数民族，巩固政权，清理内部敌人的群众运动居于次要地位，大政方针以经济建设为原则，并不想过分”折腾“。铁道部门作为民生要害部门，架桥、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更需要稳中求进。在此背景下，有关方面或许会认为，一个勤勤恳恳的工程师，并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问题。从国民政府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谁又与”大人物“和”旧政权“没点瓜葛？于是，有关”狄陆嘉的历史问题“，便被压在卷宗之下，小事化小，小事化了。
　　事实果真如此？翻开1955年大事记，逐条检索，便会发现上述推敲有多么地天真。1955年，民族政策的大力推行仅仅是该年国家机器隆隆转动的一部分，以日为例，这一天不仅有狄迈参与修建的黄河大桥通车，还有中共中央撤消内蒙古分局、改设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更为不可不提的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者直接改变了狄迈的命运。
　　《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它的背景是上半年席卷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该事件从年初发酵，到六月份的时候已经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要求对其”开展运动“。事实上，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是针对分子的，它很快就将知识分子从人民中孤立了起来（参见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年》）。7月份，指示下发之后，全国城乡除西藏之外迅速掀起了一场”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6年年底。
　　赵煜澄是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同志“，指示七月份下发，九月份他就行动了。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在寄出检举信之前，狄迈已经被迫写下了自我交代材料，赵煜澄在检举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狄迈早已”交代清楚“。
　　自我检举
　　七月卅日，由沙河出差回来。李科长问我关于梁耀祖（博学中学同学）的事，后来组织上又问我关于莫伟驹（交大同学）的事。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同学王学艺。我和他从博学同学一直到交大同学，来往比较多。他父亲是王云五，做过伪经济部长，是战犯。所以我想把我和他的关系交代如下：
　　我于1943年8月进入重庆博学中学。我是住读的，但每星期六回到我大姊狄惠嘉家里住。大姊住在汪山，离学校有三里路。王学艺是走读的，他家里也住在汪山，头一次我是星期六回大姊家，和他同路，使我首先和他认识了。后来谈起他二舅妈和我大姊认识，又路上时常同路，就渐渐熟悉了，星期日我有时上他家里温书。1944年毕业的那年暑假，我们时常在一起温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因为山上只有我们二人住得最近，我常到他家里去，就认识了他的父亲、母亲、姊姊和弟弟。考大学时，一般同学住的问题比较困难，我和王学艺一起住在沙坪坝商务印书馆，到九龙坡，住在交大的一位教授家里。这些都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得到不少方便。
　　后来他进了交大，我进了白沙大学先修班，分别了一年，写信都很懒。至1945年夏，我被大学先修班保送至交大，同时我（此处”我“疑为”他“--笔者注）又考取了交大，我和他又再次同学，
　　复员前，他曾给我下列帮助：
　　1、1945年夏，我大姊搬到一幢较小的房屋去住，我住在那里很不方便，和他商量，他托他舅舅给我在东方图书馆（属商务印书馆）找到一个临时的事（实际上也是王云五的关系），做了一个月，一直到交大开学，不但解决了住宿问题，而且还拿到了一些薪水；
　　2、进交大时，新生宿舍环境是较坏的，一屋住七十人，双层铺。（我）和王学艺商量后，他叫我搬到他们房间去，条件比较好。当时房间中住十多人，我现在记得名字的有莫伟驹、梅国修、□瑞铿、陈以日等。这些在当时看来，我极为感激他。现在看起来，任用私人（关系），违反学校纪律，也都是错误的。
　　1946年6月，交大复员后，我有时星期六上他家玩（他家在上海威海卫路688号），认识了他的表妹们（徐革新、徐格非、徐格晟），她们家在香港，都住在王学艺家里。后来他们请我给徐革新补书，于是我改为每星期六都去他家，先补书，补完书后，我们有时聊天，有时听音乐，有时请他姊姊弹钢琴，而我们合唱。以后我并给徐格非、徐格晟均补过书。其中和徐革新最熟。
　　1948年夏，王学艺由交大毕业，刚好赶上王云五当伪经济部长去美国，他就是那次和他父亲一同去美的，当时我曾到机场送他。去美后，曾收到他一封信。
　　他走后，我有时仍上他家去，看他姊姊和徐革新，但次数减少多了。在徐革新离沪去港前一天晚上，曾在他家里吃饭送别。徐革新离沪后，我就没上他家里去。我和徐革新分别后，通信较多。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仍通信。一直到1950年，我交大毕业，离沪参加工作，通信就逐渐少下来。
　　1951年初，徐格晟回到北京念大学，从她那里知道一些王学艺的情形。有一次徐格晟寄给我一个邮简，是她二姊徐格非从香港寄来的，要我写信给王学艺，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以后我从徐格晟那里知道，王学艺的姊姊和徐革新也于1951年去美国读书，徐格晟和我最近一次见面是53年夏，当时她在北大医学院公共卫生系读书。
　　除了这些人，现在美国和我认识的还有一个人，叫海晨曦。他是北京鞋店的小店主，当时是初中程度。1948年夏，他请王学艺家里一个人帮他找一个高中数理老师，王学艺就把他介绍给我。我给他一直补课到1950年初，他就去香港。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他已去美，在某大学学习。因为我曾给他补过微积分，他可少修一些一年级的学分。他要我常和他通信，我也常写信给他，一直到51年三反运动时，我工作较忙，没给他写信。”三反“后也没和他通过信。
　　这些人，我保证我没有和他们进行过反革命活动，但是思想上的影响是有的。我听别的同学说，王云五的父亲是个铜匠，当时我对于他自学成功的事，非常崇拜，而且对他给的帮助也很感激。在宣布王云五为战犯时，思想上还为他惋惜，为什么他要去当即将灭亡的国民党的官！后来认识到，这是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分不开的，而且他发行金圆券剥削人民，罪状是很大的。生活方面，他们给我一定影响，增加了我在解放后一个时期克服自由散漫的困难。
　　狄陆嘉
　　55.8.6
　　这份题为”我和王学艺等人的社会关系“的交代材料写于日，这或许能解释赵煜澄的检举信在到达设计总局五人小组后为什么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之前，狄迈已经被”暴露“了出来，赵煜澄的检举姗姗来迟，它唯一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狄迈确曾有着一段晦暗不明的经历。
　　没有可靠证据能为我们复原有关这份材料的具体背景，例如狄迈是否在1955年7月”肃反“甫一开始就被周围的人揭发，或者不打自招，自我揭发。从上述材料来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事情起因于组织的追问，迫使他”想起了另一位同学王学艺“。但是，此时的王学艺远在美国，既不是同事，又失去联系，他何必自讨苦吃呢？很显然，狄迈有”自保“的想法。他很清楚，王学艺的”父亲是王云五，做过伪经济部长，是战犯“，所以他才想把一些关系交代清楚。对狄迈而言，和一个”战犯“说不清楚，自然是要摊上大事的，倘若等着”组织“来追查，后果会很严重。
　　在这份材料中，狄迈基本交代清楚了他与王学艺及其表姊妹从相识到分别的全部经过，以及与为一个名叫海晨曦的小店主补课的事实。前者是材料的重点。对照一些史料，能够佐证狄迈这份自我交代材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狄迈在材料中指出，自己之所以能与王学艺认识，是因为王家和他姐姐的寓所相近，都在汪山。根据台湾王寿南所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记载，1941年珍珠岛海战爆发前，王云五家眷七八余口居于香港，”十二月八日清晨，日军突袭珍珠港，同日日机狂炸香港，日本陆军并进攻香港。先生得讯时，……精神大受刺激。“王云五一边忧心香港商务印书馆恐受日人侵毁，一方面担忧家眷安危，直至1942年”四月上旬，先生留港家人安抵重庆，寄居南岸汪山之商务印书馆疏散房屋。“至此，王云五心中的悬石才算落地：“自得家人尚安消息，……一切已有头绪，因此心境渐佳，精神焕发……”。避居汪山，是一段难忘的安乐时光，多年之后，王云五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动情地写道：
　　除逐日忙于复兴商务书馆之计划于工作外，凡各方邀约讲演，皆予接受，对于抗战前途力表乐观，对于青年俊进力加砥砺。……又以脑力多用，不可不以体力运动相配合，故一有暇时，即从事步行，星期休假，更往往步行数十里。时张菊生先生之婿孙逵方氏，任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所长，其办公室寓所均在重庆南岸汪山上，自江岸至其所居约十五六里，上下石级不下三四千，而我步行登山，当日上下，绝无所苦……我平日居留城中，周末则返山居，无论风雨，上下山无不步行。而且常背负一二十斤的书物。沿途居民和轿夫，无不知有健步如飞的“王老太爷”。
一个饱经战乱颠沛之人能有这样的心境，令人宽慰，更何况这一年的王云五已是年追花甲之人了。狄迈在交代材料中说，“渐渐熟悉了，星期日我有时上他家里温书”，王云五则回忆这一段时间内他“周末则返山居，无论风雨”，这样看来，狄迈与王云五最初的认识极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周末，期间王云五对狄迈是否也曾“力加砥砺”呢，笔者以为可能性极大。狄迈在材料中明确地说，那几年他对王云五“自学成功的事，非常崇拜”，这一点似乎也有据可循。日至21日《重庆商务日报》曾连载刊出郑君实写的《经济界的文化人：王云五》长篇报道，从十六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王云五的成就和贡献，相当于一篇小传，颇有凡响，而这一时期，狄迈与王学艺过从最为密切，王云五的人格魅力，对于前者显然产生了不小影响。
　　王学艺是王云五第六子，日生于上海。狄迈在材料中交代，1945年夏天，他和王学艺先后考进交大，再次成为同学。1948年夏天，王学艺自交大毕业后，搭了他父亲的顺风车，远赴美国。根据《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上海交大前身为盛宣怀在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笔者注）记载，王学艺为“民三十七级”土木系学生，同班的还有陈以日，上文提及的赵煜澄则是“民三十九级”学生。此外，王云五1948年赴美的具体日期为9月22日，旨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与国际银行的第三届联合大会（《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二册》第686页），这一时间，与狄迈材料中的表述十分接近。
　　抗战胜利之后，交大复迁上海，即材料中所谓“复员”，这时候，王云五一家也从重庆回到上海。 日，国民政府决定同意任命王云五为经济部长，次日，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的采访中说：“余不是来做官的，是来做事，做事则必绝对负责。”这标志着王云五正是开始弃商从政。
　　复员之后，狄迈再次和王学艺关系密切起来，并最终走进了王的家庭圈子，成为了徐氏三姐妹的家庭教师。狄迈对这一段经历描述颇具生活气息：补书之余，几个年轻人还在一起听音乐，搞合唱，倏忽之间，一幅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大家庭的生活图景跃然呈现于我们眼前。对于这一段经历，狄迈写的颇为详细。显然，他从内心深处对这段生活有着某种牵念。
　　徐氏三姐妹（关于徐氏三姐妹的名字，狄迈的材料中有“徐革新、徐格非”之分，而在《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中则统一为“革”，本文以狄迈材料为准。--笔者注）是王学艺的表亲。提及此处，则不能不提王云五的两位姐妹花夫人徐净圃和徐馥圃。二人原本是一奶同胞的姐妹，最终却因为爱慕王云五，双双嫁给其为妻，成就了一段民国佳话。
　　1910年，时年23岁的王云五尊奉父母之命决定婚娶，起初他有意自由恋爱，但顾忌到自己的传统家庭以及他无暇交际，便托媒人说合，由父母包办，但王云五有言在先：在决定婚娶与否之前必须先让他见“新娘”一面，父母欣然答应。不久，媒人就为他说合同乡一徐姓女子，年方二十，受过教育。数日后，王云五便有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亲经历。当日，双方约定在一公园见面，“遂鲜交谈，已眉目传情”。事后，又请人测了八字，简直天造地设。两个月之后，王云五赢取了徐氏，是为其“大太太”。徐氏生于1891年五月十六，名宝莲，香山县北岭乡人。婚后二人生活甜蜜恩爱，宝莲侍奉公婆亦视同父母，王云五心喜之余，便以他的字“净圃”称呼爱妻。七年之后，徐宝莲的妹妹徐宝磐又喜欢上了王云五，对王处处关怀，时日长久，王亦心生爱慕，引为知己，“两人感情愈陷愈深，幸得净圃女士深切同情，愿为玉成。”于是，在1917年春天，王云五又迎娶了徐宝磐为“二太太”，呼为“馥圃”。对于这两段姻缘，王云五颇为自得，他曾在自撰年谱中写道：
　　净圃识大，馥圃谨小，各有所长，而对我外间业务，均不稍过问，以视丈夫事业常败于太太之手者，不可并论。同时，我对于家庭管理，亦极力尊重两妻之意，除我之卧室书房一切由我自行布置外，余皆听其处理。我常笑语亲友，我之卧室书房，无异使馆之拥有治外法权。如此互相尊重，使我在外得专心业务，在家亦得专心研究。（《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91页）
　　徐氏姐妹还有两位兄弟，分别为徐应昶、徐应文，狄迈材料中所提到的徐氏三姐妹应为此二人的子女，而徐格晟也确实为北大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一名学生。有资料显示，她如今是天津医科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
　　此外，狄迈的材料中还提到了“白沙大学先修班”，该班位于重庆江津，抗战时期，这里聚集了很多从沦陷区搬迁过来的学校，逃难师生亦大量汇集于此，是名符其实的陪都教育重镇。先修班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复习班，专门为流亡学生参加年考所设（参见野夫《乡关何处》）。狄迈于1943年3月从上海来到重庆，他当时的身份，正是一名逃难学生。
　　以上引证，帮助我们确认了该份交代材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也粗略考察了与狄迈相连的一些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现在我们要问，狄迈近乎自我扒光式的坦白究竟想干什么？虽然他在材料中流露了对王学艺、王云五甚至徐氏姐妹的感情，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一如他在材料中交代的那样，虽然他没有同这些人从事过反革命活动，但思想上却受了影响，其表现主要在：第一，崇拜王云五，对他沦为“战犯”表示过惋惜；第二，生活上受到王学艺等“文艺青年”们的影响，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不良作风。
　　言下之意，如果没有与这些人的交往，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个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好人。
　　这才是狄迈不惜扒光自己向组织坦白的真正意图所在：与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人实行情感切割，撇清责任，将所有的是非对错推到“失败者”、“人民公敌”、“资产阶级”身上，进而洗白自己，获得组织宽恕。
　　或许有人会觉得言过其实，因为狄迈只是滚滚洪流中的一个小人物，凭什么要让他背负这么深刻的谴责？他连历史车辙中的一块小螺丝都不是，充其量就是小螺丝中的一份子，历史的车辙要碾向何处，完全不由他控制。在狄迈的“历史问题”中，他通过交代王学艺、王云五等人撇清自己，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在同一年代，类似这样的切割与撇清数不胜数，当所有的人都面临随时被别人指控和检举的可能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彻底一些：别人扒光了自己的衣服，自己则连五脏六腑都掏出来交给组织鉴定，告诉组织，我究竟是吃了一碗还是两碗“凉粉”，方能保全。
　　这样看来，狄迈的确不可以承担如此深刻的谴责，他更像一个受害者。我们从他的身上，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病症。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笼罩在这种症候下，难以脱身，难以幸免，甚至于有时候为了自我保全，在有意无意中成了与揭发自己的那些人一样的人，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
　　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在了狄迈身上。在《我和王学艺等人的关系》“坦白”清楚后的第22天--日，狄迈又写了一份材料，“供出”了他的另外一位同学：姚天骥。
　　相互检举
　　我和姚天骥是1944年在四川白沙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认识的。当时入先修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考进去的，一种是保送的。他是怎样入先修班，我记不清楚了。在先修班时，我们常在一起讨论功课，晚餐后，同出去散步。星期天有时在一起吃馆子，住在一间宿舍。我知道他那是刚从沦陷区入川不久，在家乡的时候曾做过事，他在家乡时曾有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女朋友。
　　1945年，我和他又都进了重庆交通大学，当时新生苏宿舍条件很差，我因为中学同学王学艺的关系，住在旧宿舍。他因为一位同乡的关系也住在旧生宿舍，我和他住在隔壁，我们仍常在一起讨论功课和玩。我知道他在重庆有一些熟人，因为星期日有时他上重庆，从谈话中知道，多数是他同乡，大约在教育部工作。
　　1946年复员到上海，我和他同住在中院（交大宿舍），当时同房间的还有汪文清、朱秋萍、虞倍声，都是先修班同学。我因事休学，就离开了他们。1947年1月复学，因为宿舍是一年调整一次的，我又借住在他们房间，一直到1947年夏。
　　姚天骥在学校的功课很好，因为他不是随心所欲的，所以群众关系比较好，他社会经验丰富，平时谈话比较少，所以像他从前做过什么事，他女朋友和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他在重庆有些什么社会关系，我就没有彻底具体的了解。我知道他是国民党党员，这是因为47年校中学生运动渐渐开展，我住在他们房间中，他表现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有时谈起“虽然我也是国民党，（但）国民党是腐败的。”他加入国民党的具体地点、日期我不知道，估计是他在家乡做事的时候，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解放前做事的人入国民党比较多，学生入的比较少；在白沙和重庆交大时，据我们感觉的，很少有国民党的活动；在上海交大时，学生会和班会是进步的，另有一些青年军是反动的。据我看到的，他和青年军没有来往，而从47年开始，和班会有一些接触，参加一些班会工作。
　　但是1945年底或1946年初，重庆交大曾发动了一次“反苏”游行，范围恐系重庆所有大学，内容和当时反动报纸宣传的那样，是反对苏军在东北“抢走”我们的机器，“强奸”中国妇女等。我听说要从九龙坡（校址）步行至重庆，因为我膝盖骨曾跌伤，在前一天晚上，就向班长厉良辅请假，他告诉我全体都得参加游行，你不要缺席，所以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不过，我没有和他们同步到重庆，而是乘船去，在重庆参加进去。根据这种情况，我想姚天骥参加的可能很大。这一段除作姚天骥历史材料的参考，并作为我自己的历史来交代。
　　狄陆嘉
　　55.8.28
　　这份题为《我的同学姚天骥》的材料在4928-1档案中位于《我和王学艺等人的关系》之前，并被定性为“肃反交代”。这种不按时间（《我和王学艺等人的关系》写于日，《我的同学姚天骥》写于日，如果按照时间逻辑，档案中5月6日的材料应该在前，5月28日在后，但实际上正好相反--笔者注）顺序归档的做法是否还有其他用意，目前尚无法求证。但是，这份材料作为狄迈对姚天骥的一份检举信，却是毫无疑问的。虽然狄迈辩称，上述交代也是对自身问题的坦白，但总揽全篇，检举姚天骥的事实证据更为明显。在整篇材料中，狄迈除了叙述他与姚天骥的同学关系，还开列了姚是一名国民党员和1946年初姚参加“反苏”游行的证据，前者是姚亲口说出的；后者则是由于游行组织者要求所有学生全部参加，即使有跌伤的他也不能例外，以此判断姚天骥一定参加了这次游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次游行，狄迈认为是受到了“当时反动报纸”的蛊惑，言下之意，“反苏”是不应该的。这番语境，发生在50年代，当时的中苏关系正值蜜月期（狄迈本人此时也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一名会员。--笔者注），“反苏”的正当性和历史价值势必受到贬低，但回到1946年的历史场景中，有关这场运动的性质、意义，却是众说纷纭。
1946年是一个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命运的年份。该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就战后国家秩序重建等诸多问题展开具体部署，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即是其中之一。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主体的两大政治派别就此在谈判桌和光复区两个“阵地”上进行了激烈博弈，东北作为中国工业的基础，又加上日本人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战后成为各方势力眼中的一块肥肉，谁都不想轻易放手。又因为在一年之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同盟国在美国签署了《雅尔塔协议》，英美双方以维持外蒙现状和控制东北铁路、军港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许诺。而日本投降后，苏军则迟迟不愿离开，觊觎东三省。当年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上公开宣称，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等为“新的苏维埃领土”，此事传到中国后，舆论哗然，引起漫议。1946年1月，又发生张莘夫被杀事件，紧接着，共产党又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承认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民主自治政府”、南京政府接收东北的军队应控制在一定数量内的要求，这些因素纠集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苏大游行”（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之1）。
　　2月16日，流亡重庆的东北籍人士两千余人在重庆青年馆聚集，然后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情愿，并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要求苏军按时撤退，一时间，重庆多所大学响应集会，知识界也慷慨陈言，为反苏运动推波助澜。2月22日清晨6时，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国立重庆大学、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交通大学等26所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等两万余人在沙坪坝、小龙坎集合，一小时后出发进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游行队伍所经之处，“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于天，并公开散发了《对苏联抗议书》等宣言。不幸的是，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曾家岩时，一群不明身份人士冲击了位于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林森路的民主报馆，造成了人员与财产损失。事件发生后，共产党舆论强烈指出这是国民党内CC派所为，目的不是反苏，而是煽动学潮反共，民盟对此说法也给予附和，而国民党内部，也对这次游行评价不高，相当一部分人都不赞同以游行向政府施压的国民外交方式（以上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我的同学姚天骥》中所提到的这次“反苏”游行，正是上述事件。根据《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记载，1945年“九月下旬，渝校师生从重庆开始迁回上海，分为水路与陆路两支：其中水路乘长江轮船先后分三批返沪，陆路沿重庆-成都-宝鸡-开封乘汽车、火车返沪。”到了11月，又有电机工程系三、四年级学生相继离渝，而此时，狄迈和姚天骥迟迟还未动身，正是由于走的比较晚（他们可能与次年三、四月份才到达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记载，1946年4月，第三批由水路离渝的一、二年级学生到达上海，五月，重庆的1240余名学生全部回到上海，复员工作胜利结束。--笔者注），他们才碰上了肇始于重庆的“反苏”游行。
　　没有材料能帮我们还原姚天骥在1955年8月的处境，他是否与狄迈一样遭到了莫名的调查与孤立，或者由于狄迈的检举而狼狈不堪，这些都只能依据逻辑猜想。在《我的同学姚天骥》一文形成后，组织仔细审读了全篇，并对四处表述用红笔进行了勾画强调，其中有两处涉及姚天骥，一是“他怎样入先修班，我记不清楚了。”二是“我知道他是国民党员”。这些隐晦不清的地方正是组织要追查的关键，也是狄迈“检举”的价值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组织绝对不可能轻易地放过一个“国民党员”，并且还是一个参加过“反苏”游行的国民党员。
　　还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中所载的1946年复员后交大土木系“同学录”中，4928-1档案中所提到的狄迈多位同学都名列其中，他们是：王学艺、陈以日、虞倍声（年谱中为“声”、狄迈材料中为“生”，从年谱。--笔者注）、汪文清、何授生、潘文美、赵煜澄、林雄超，唯独没有狄迈和姚天骥二人。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
　　在狄迈的档案中，赵煜澄曾说1946年狄迈因与上班发生冲突，带头滋事而被学校休学一年，此事在狄迈的两份交代材料中都被一笔带过。很显然，狄迈在有意回避这件不光彩的事情，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个“污点”。但实际上，此事对狄迈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呢？结合赵煜澄和狄迈的亲笔材料来看，此事大致时间应在1946年夏天，赵说狄被“学校勒令休学一年”，但狄迈于1947年1月便旋即复学了，期间最多六、七个月。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交大土木》刊登了本系同学录。
　　看来，这次休学很可能是导致狄迈未能被列入“同学录”的主要原因。那么，姚天骥又是因为什么呢？就现有资料来说，已经无法查证，或许，“同学录”遗漏了他的名字，或许，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管怎么样，狄迈都“立了一功”。在自我检举的同时，还检举了别人。组织又一次得意洋洋：一个国民党员、一个可疑的敌人就这样暴露在人民专政的铁拳之下。而狄迈，也有些沾沾自喜，他就像一位太极高手，只消一纸文书，就能将危机从自己身旁引到别人那里去，这是货真价实的“以彼之道，还施其身”。
　　狄迈就此真的能松一口气吗？他肯定想不到，在自己向组织彻底扒光羽毛半个月之后，就有人在暗处不安地打量着他，并将一份语意不详的检举信寄了出去。时间落在了日，从此之后的八个月，是命运留给狄迈的一次短暂喘息，也是另一场不测的缓慢发酵。
　　不审不查
　　日--赵煜澄的检举信发出八个月后，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五人小组”终于见到了“一件一页的狄陆嘉历史问题”有关材料，当日，该小组立即去函赵所在单位，要求“急速复信”：
　　五人小组负责同志：
　　你处赵煜澄于55.9.14检举我所工程师狄陆嘉在某年参加某一军事机关之附属企业内工作。为在肃反运动中不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并为狄把政治历史问题搞清，因此，请你处赵同志为狄写一证明材料：
　　1、狄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进什么军事机构，其军事机构是什么附属企业，其性质是什么？
　　2、狄在交大表现情况？参加何种组织？
　　请给予急速复信。
　　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五人小组（盖章）
　　56.5.15
　　是什么原因促使“五人小组”在八个月之后忽然要复查“狄陆嘉历史问题”，并且要求“急速复信”？又是经历了何种转折使得这份举报材料由“设计总局五人小组”最终下发到了举报人要寄送的单位？这一切实在难以推测，仅仅能够看出的是，“肃反”运动已经不想一年之前那样和风细雨，它大有风卷残云之势，众多社会单位已经为之涤荡，铁路交通部门丝毫不可能幸免，有关方面正在为拼凑够那“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而忙得焦头烂额，差一个人“革命”都不算成功，狄迈来得正好。
　　另一方面，此时的“五人小组”是否知道狄迈已经被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又无关紧要--革命不分你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国家“肃清”内部敌人，更何况是在“肃反”运动风口浪尖之上，“五人小组”当然要谨慎对待。
　　在“五人小组”看来，赵煜澄的检举信含含糊糊，多有语意不详之处，十分有必要再将所举报的事情重述一遍。七天之后，赵煜澄应“五人小组”要求，写了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狄陆嘉于1945年考入交通大学，因在一年级时，该班同学与上班同学争吵动武，狄为出面人，故处分停学一年。狄无处可去，故由某人介绍至某军事机关临时工作一年，时在年上海。
　　因狄本人事后羞于谈及此事，故详细工作情况不知道。记得曾听说由当时交大一教务长柴之明出面介绍，狄如何通过此关系，不详。当时狄曾认得王云五的侄女，可能有王云五的关系并未可知，军事机关可能是一后勤机关，搞什么工作，则完全不知，休学一年期满后，即回校与我同班，未发觉其继续与军事机关有联系。
　　狄在学校，参加各项活动很少，与坏分子没甚联系，对学生运动亦十分积极，很用功，下课后做家庭教师，一些反动学生组织，他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是否参加，记不清。
　　主要社会关系，同王云五一侄女是先修班同学，因此曾同王云五的一些子女认识，到过他家，后来他们即去香港，狄曾与他们通过信（解放前）。
　　我与狄大学四年级时，才因同组来往较多，不同住在一起，四年级与他同住在一起的有潘文美（团员），铁道部技术（设计与预防）鉴定委员会工程师，以上情况，他亦知道。
　　大桥工程局
　　赵煜澄
　　五．廿二
　　时隔一年，或许连赵煜澄都忘了，“组织”却没有让他的那份“迟到的检举”失去效用。在这一份材料中，赵煜澄不再像第一份检举信中那样信口开河，而是更加注重事实，并且提供了其他可以作为旁证的事件和人名，同时，一些事件也逐渐地走向详细，初现轮廓。比如，关于狄迈停学期间进入军企工作一事，在该份材料中出现了“柴之明”这一线索。其次，还罗列了狄迈在大学期间的“主要社会关系”，评价趋于肯定（但有一点明显“不实”，即赵认为狄迈曾与王云五一侄女是先修班同学，而狄迈的材料证明，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这再次印证了赵煜澄的不负责任。--笔者注）；第三，详尽叙述了赵与狄的同学关系，并提供了可以证明之人：潘文美。这样看来，如果找到柴之明和潘文美，“案情”当会有较大进展。
笔者还注意到，1955年5月份，在赵煜澄的单位为其填写的“检举材料报告书”中，显示其政治面貌为“团员”，并提醒铁道部设计大桥事务所五人小组：赵煜澄“所检举材料系一般，五具体材料，仅系怀疑，供参考。”八个月之后，当赵煜澄写完上述材料之后，其单位又在下方加注意见：
　　赵系处施工处工程师，工作积极，历史清楚，系党的发展对象，“肃反”中亦未发现问题，所写材料，可供参考。
　　中共武汉大桥工程局直属机关党委会
　　此时，赵煜澄已经成了“党的发展对象”。单位给出的意见，对他褒奖有加，似乎在提醒对方：这样一个“同志”，他的话完全是可信的。相比之前的态度，可谓大转弯。
　　接下来要思考的是，赵煜澄出于什么动机检举了狄迈？虽然狄迈与赵煜澄曾经是同学，但1955年，二人并没有在同一个单位，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同学”，他为什么非要挖空心思地去检举他呢？赵煜澄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行为学范畴，如果非要解释，只能假以“革命”的名义，在革命语境中，非正常行为极具正当性，也经常被标榜为模范行为。这样看来，赵煜澄的检举，又显得很正常了。
　　赵煜澄是否因为这次举报而得到某些“好处”，已成未知之事。查阅有关资料，赵煜澄的确参与了当年武汉大桥的修建，并与1957年获得武汉市“青年突击手”称号，同年7月跟随胡耀邦参加了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和世界青年大会，1959年，又在河南荣获“全国劳模”称号，此后他成为桥梁工程领域中的著名专家，主持或参与过中国诸多大型桥梁水利工程的修建。通过这些来看，赵煜澄在50年代的政治处境要比狄迈安全很多，这也印证了中共武汉大桥工程局直属机关党委会对他的评价：工作积极，历史清楚，系党的发展对象。一句话，赵煜澄是个好同志。
　　可是，这个“好同志”同样也没有安全感，组织越是对他不吝褒奖，他的内心便越是惶恐不安，拿什么让组织完全相信自己呢？检举。毫不留情地检举，不负责任的检举。
　　回头再来看材料，赵煜澄所提到的那位“柴之明”教授，实际应为“柴志明”，有关狄迈的数份各个人档案以及《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中对这一人名均有记载，正是他推荐狄迈去了“军企”。
　　关于这所“军企”，在整本档案中，并没有狄迈自己的具体交代，只是在1961年由狄迈所在单位“肃反”领导小组摘自“公安处档案材料”的一份简报中指出，根据赵煜澄的检举，狄迈曾在年间在一家军企工作，而据狄迈本人交代，那所军企名称为“上海伪联动部交通器材燃料储运所”。由此看来，狄迈可能还有其他自我交代材料，没有被完整收入档案之中。
　　厘清了这些，对于“五人小组”来说，他们现在要做的，似乎就是按图索骥，找到“柴志明”和“潘文美”，做进一步的调查。可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下去，相关材料再次被搁置了起来。
　　两年之后--日到7月9日期间，有关方面一连为狄迈填报了三份详尽的个人履历。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拼合，对狄迈30岁之前的人生经历，我们基本上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日狄迈生于江苏武进县郑陆桥镇一个自耕农家庭，父亲狄端生，母亲高氏，妻子赵爱妹，是一名绘图员。狄迈在家中排行最小，其上还有姐姐狄惠嘉、狄德嘉、狄多嘉以及哥哥狄士嘉，1958年前后，他们分别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工作，而父母则与狄迈生活在一起，全家靠狄迈夫妇的工资维持生计。此外还有房屋两间，是最大的不动产。
　　狄迈的故乡--郑陆桥镇，那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江南古镇。有关郑陆桥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朔到明代隆庆时期，那时候有一户郑姓人家的女子乘船出门游玩，偶遇正在自家窗前低声吟诗的陆姓公子，二人一见倾心，暗结同心。郑姓女子回家后相思成病，不得已将心事告诉了家人，不想家人十分开明，立即为女儿寻访那位陆姓公子。几经周折，得知陆公子乃是富户人家，人品正直，与郑千金门当户对。于是两家皆大欢喜，决定三个月后延请宾客，筹办婚礼。可是，郑陆二姓相隔一条河，一则摆渡不便，二则陪嫁甚多，物什以船运输多有风险。最终，二姓决定共同出资建一座石桥，以为新人方便。三个月后，石桥建成，一对新人也由此桥牵手而去，直至白头。这座桥的建成，不仅促成了一对姻缘，更重要的是方便了四里百姓，乡人遂对郑陆两家感恩不忘，呼为“郑陆桥”。这个动人的故事在郑陆桥镇被口口相传了四百多年，教化着人们的内心。在狄迈的童年记忆中，那无疑是他人生的第一堂课。
　　1931年，6岁的狄迈开始在宜兴湖小学读书。六年后，日本侵略者进犯江浙，狄迈只好跟随家人去乡间避难，一年之后，局势稍有缓和，狄迈第一次来到上海，踏上了求学之路。从1938年起，狄迈就读于上海惠中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安息浸礼会创设的教会学校，由于地处租界区，环境相对安全，师资力量也较为雄厚，是上海沦陷后质量最好的几所学校之一。学习刻苦的狄迈，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时候如果想要考大学，就必须到重庆去。于是，1943年3月，狄迈从上海坐船，经过5个月的颠簸，于当年8月终于到达重庆，先后就读于重庆特中、四川白沙特设大学先修班，最终考进（上海）交通大学。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从九月下旬起，交大师生开始陆续返回上海本校，狄迈则逗留至次年三、四月间才回到上海。然而，这一年六月，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却在一次班级争执事件中充当了“带头大哥”，被校方勒令休学。
　　暂时离开学校后，狄迈在交大训导长柴志明先生的帮助下，得以在上海联动部交通器材燃料储运所谋到一份工作，但这份差并没有干得很长，到了1947年1月，狄迈又回到了交大，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
　　在这期间，狄迈还参加了一些社团组织。早在1938年，他就在上海惠中中学加入了一个教会组织--圣乐团，1943年到达重庆后，他再次加入了该组织。交大期间，他又先后加入了学校的几个社团，像山茶社、大江社等。
　　1950年夏天，狄迈终于在交大毕业。8月，他被分配到了铁道部设计局，9月，他加入了铁道部机关工会，次年5月，又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在铁道部的几年里，他先后成为潼关黄河大桥测绘队实习生、兰州定兰测量设计队、黄河大桥设计组技术员，他的个人身份也由一个儿子变成了丈夫，并且养育一子一女，子名狄伯豪，女名狄天赐。1953年10月，他从兰州调回北京，成为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的一名工程师。这是狄迈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至少在1958年，他仍在这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以上叙述，便是狄迈在33岁之前的大致履历，也是组织在1958年为狄迈建立的“完整档案”。客观地说，以上经历普普通通，没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狄迈原本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和他的众多同学一样，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相反每时每刻都在踏踏实实为人，老老实实做事，战战兢兢处世、勤勤恳恳度日，可是，组织能相信这些吗？如果它相信，则完全没必要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搜肠刮肚、挖掘“历史”。所谓“革命”、“肃反”，如今看起来，是那么地荒诞。
　　值得关注的是，日名目为“职工登记表”的狄迈履历中，备注栏里认认真真地写了这样一句话：
　　日，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审查小组意见：不审不查。
　　可以说，这是4928-1档案中最为重要的一句话，它与狄迈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审不查--也就是说狄迈的历史问题不大不小，不予追究。如此简单的四个字，却让组织整整折腾和纠结了两年之久，公函发了十多张，材料写了数千字，上自“中共中央十人小组”，下到“肃反领导小组”，大家都绷紧神经，如临大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种“革命”热情真是旷古未有。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这样四个字，“付出”与“回报”似乎极不匹配。这时候，有没有人会感觉到某种虚无与怪诞呢？翻开1955年到1956年的的中国史，整个国家都是同样一个状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那“百分之五”之外的“好人”，同时又在不停地将自己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乃至亲人揪入那“百分之五”中去，最终，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席卷了大地，它对整个国家国力带来的损害和消耗，正逐渐将人们推向攸关性命的危难边缘，而它对国民感情的伤害，直至今天，都没能完全得到弥合（参见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年》）。
　　由此观之，我们多少替狄迈感到欣慰：他是一个幸运儿，不论他过去做过什么，或者现在做了什么，总之他都幸运地躲过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尽管组织给予他的历史问题之结论--不审不查，仍然带有“留待观察”（不审不查这一结论，虽然没有被定义为“敌人”，但也暗示了个人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然，仍会重审重查。“组织”娴熟于各种“整蛊术”，诱敌深入往往是手段之一。此外，关于“肃反”运动中究竟怎样对待那“百分之五”的坏人，可参见中共中央于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此处不再赘述。--笔者注。）的意思，但从此之后，至少可以过点清净日子了。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
　　真实之狄迈
　　时间又过去了三年，走到了日。这一天，铁道部设计事务所肃反领导小组自“公安处档案材料”（应是“铁道部公安处”。鼎革之后，铁道部成为国企老大，拥有独立的公检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象征。--笔者注）中摘录了一份狄迈主要历史问题，包括：家庭出身；1946年6月在上海联动部交通器材储运所的工作；与王学艺、徐革新等人的关系；与海晨曦的关系。最后，将重点指向狄迈在1946年6月间的工作情状，指出赵煜澄的检举与狄迈的交代有所出入，然后说：
可去函调：铁道部技术（设计与预算）鉴定委员会工程师潘文美同志亦知道。
　　此时，潘文美所在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综合运输研究所。2月7日，肃反领导小组即向该单位去函，请求潘文美配合调查，为狄迈写一份证明材料。3月2日，中国科学院综合运输研究所来函说，潘文美的证明材料已写好（潘文美的材料写于2月21日，在3月2日被寄出。--笔者注），请审查转寄。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候中国科学院综合运输研究所所要寄送的单位，变成了“南昌铁路局直属机关党委”，而在随后出现的“向外界调查登记表”中，狄迈所在单位明确登记为“南铁设计事务所”，职务为“大型科工程师”。看来，此时的狄迈，已不再是铁道部大桥事务所的职员了，而是被调入江西，驰援地方，也有可能，他此时的身份，是一名“下放干部”。
　　四年之前，有关方面已经说的清清楚楚，对于狄迈的问题，不审不查。可是现在，不知道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再次进行审查，组织可真是个怪脾气。
　　在“向外界调查登记表”中，南铁自称已经掌握了狄迈的两点材料，一是在上海联动部交通器材燃料储运所工作的事实，二是于重庆交大参加反苏“反动”游行的事实。由此可见，当时的南铁已经详细调阅了几年前有关狄迈历史问题的所有材料，于是，他们直奔主题，指出需要调查的内容和重点：
　　1、通过你处潘文美同志了解狄在上海伪联动部交通器材燃料储运所工作期间情况（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
　　2、通过你处潘文美同志了解狄在1945年至1946年初参加重庆交大反苏游行是否首要分子，其当时表现如何？
　　与此同时，又说明了之所以找潘文美调查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同学，相处较好。事实上，这个线索，便是赵煜澄在他的证明材料中供出的。南铁大概以为，五年前，赵煜澄在证明材料中提供的这条线索迟迟没人去追踪，这一回，逮在他们手里，指不定会钓出一条“大鱼”。
　　2月21日，潘文美接到了相关来函，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全文如下：
　　狄陆嘉是我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开始同学是在1948年大学三年级，同时我是在抗战胜利后重庆大学复员至上海后进入交大的，没有在重庆交大待过。因此，对所要调查的内容不能提出任何证明材料。
　　狄陆嘉原来比我高两班，当时听说是因为打架（具体情况不明）而被处分留级，才和我同班。
　　他在学校里政治上是属于落后群众，政治面目有何背景就不了解，他所交往的都是落后的。他当时表现是单纯技术观点，不向政治，很讲究私生活（如讲究吃、穿、健康），很自私。任何进步学生运动都不参加。
　　毕业后和我一起分配在铁道部潼关黄河大桥测量队工作，政治上仍不够开展，以后就不了解。
　　至于所要调查的两点，建议向下面同志调查：
　　林雄超。现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处长。和我们是同班，系和狄一齐从重庆复员来上海的。共产党员，曾担任上海交大学生会主席。
　　潘文美
　　2.21.1961
　　潘文美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运输研究所又在后面加注了意见：
　　潘文美同志系我所干部，共产党员，对狄情况不够了解，所写材料仅能工作参考。
　　潘文美大概是本文中最善良的一个检举者了。他的内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恭顺谦逊，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绝不胡编乱造，无形中给了好事者有力的回击，同时，他又担心什么也不说可能不太好，于是便挑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指责狄迈在生活上讲究，自私，“落后”到不去参加任何进步学生运动，最后，他又搬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处长的同学做挡箭牌，言下之意：你们要是不怕麻烦，就去问处长同志吧。
　　这一回，南铁非常像被吃了一顿“闭门羹”，他们原本想着潘文美会爆点料出来，没想到，他什么也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还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话。这时候，南铁的“领导”们，恐怕只有在心里痛骂那个赵煜澄了：说话一点儿也不负责任。
　　赵煜澄的确在检举狄迈的事情上表现的过于草率。第一份材料中，他就没认真说明问题，第二份材料中又“供出”了潘文美，结果，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一再地证明，在有关狄迈的历史问题中，赵煜澄的举动十分轻率，心思叵测。
　　不过，先得把另外一个问题搞清楚--南铁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重新调查狄迈？按理来说，四年前那份履历表中填写的调查结论应该早就为此画上句号了，可是，南铁却抛开这些不管，执意要搞清楚一些问题。难道，狄迈又犯了什么错误？
　　原来，这一年的1月12日，有一个叫陈占照的人不辞辛苦，写了密密麻麻的三页半材料，再次检举他的同事--工程师狄迈。这个命途多舛的人，又一次“躺着中枪”了。
　　狄陆嘉，工程师。
　　人人皆知狄是一个工是一个嘴巴很严的人，一向不爱接触人，也不爱讲话，如果直接从他的口中得到什么东西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各种运动中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积极的，在会上发言时也是光谈正事的，不过了了几句就算完事，而且发言很少，有时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在“三反”运动时，起初我在外面，回来后我和他聊天，他讲：“□□□给我写大字（报），叫我帖赵爱妹的大字报，当时我也贴了。”并且说贴一张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赵爱妹这个人也太爱谈，并且是乱讲，不分和谁也不分原则。还说平常不要乱讲，而且该分出原则来。在赵爱妹犯错误时据于桂荣他们说，狄工到家总打赵爱妹，责怪她平时乱讲话。这证明狄工对“三反”运动是没有正确认识的，而且自己心中一定是有看法的，不过不向外讲而已。
　　在这次下放干部时他正在外面进行勘测，所以也没有接触，所以也对此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在粮食政策上，及副食品供应上是仍在我（原文为“着”，疑为笔误，改为“我”。--笔者注）所的，而且（存）在抢购现象，在平常的谈话中也表现出一些□来。在谈话时经常对过去的一些生活留恋，说现在没有从前的生活好，在出差时就大量购买一些资物，如蔬菜之类的。这次到九江回来时他的行李叫别人给他带着，自己购买了一大麻袋蔬菜，自己拿不动，叫学徒工或科内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代拿着。每次商店内偶尔来了一些罐头之类的东西时，他首先抢着去买，有时为此而迟到，回到办公室内还向其他人宣传，叫别人去买。有时是用供应证买，他回来后就大量搜集不买的人的供应证，以便多买几份。有时不给他，他就说，你又不买，不是把供应证白白浪费了。有时在附近买不到他就叫城里的同志尽量去代买，总之看到有人买东西的，他就千方百计的去买，并且说不赶快买，过了时候想买也买不到，散布一些紧张空气。
　　他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没有很好的体会，而在工作中更没有去贯彻，并且有些对立。他常讲又想多快又要好省实际这是不易办到的。例如，在科内分配任务时叫他定计划，他就说：“科长你说要几天完成？”科长看他不定计划，有时就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样的计划不符合狄工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就板起面孔说：“这是你说的，到时完不完我不负责任。”这样弄得科长不好下台。有时有些任务领导上叫他快点完成，他就说：“快也行，出了所我可不负责任！”这证明（他）对“多快好省”没有很好的去贯彻。在这方面的意见大家曾经多次主动提出批评，但他对这些意见不加可否，也不说不对，也不说对，但在工作中依旧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且又是对别人的意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报复，进行言词上的攻击。例如，在前几天我们讨论方针政策时，我给他提出对“多快好省”要好好理解之类，当时他没发表意见，但在1月12号朱工叫小邓做一个很急的涵洞，但狄工不同意，他说：“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又说我们对‘多快好省’不能实现，我可吃不消”。当时我坐在旁边，其实他故意放大声音说我听的。
　　冬天来临了，办公室内很冷，有的同事就说今年不如去年耐冷，他就说：“完全是营养关系，现在吃的又少，肚子祛寒，而且肚子里又没有油水，你不信当吃完饭，而且吃得很饱，那一定才耐冷。”
　　他对领导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他认为科长只是用院长的大帽子来压在具体工作人员的头上，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任务，他认为领导就是借职权来命令具体工作人员，所以他的工作总是慢的。
　　他对别人给他提的意见，事后进行打击的现象很严重，特别是对新人员更加厉害。就是在“三反”运动间，那是正是下放干部高潮的时候，他刚从九江外面回来，科内定计划叫他提一下九江线的完成计划，他说：“我也没法订，有一些汇水面积需要几天完成我也不能掌握，十公里、十几个涵洞的汇水面积大概要一个月，最好请其他同志提一个意见。”当时我就说：“弋德60KM的汇水面积我和车长青在三日之内都测完了，而且流量及孔径都订出来了，现在又有下放，人员大家都已准备好，一人顶二人干恐怕还应该快些才对？”当时他没发言，但到第二天天他就跟我讲：“小陈一个人顶二个人，真精彩，太伟大了。”我就说：“这有什么精彩的呢？努力去做就行。”他说：“当然对于您来说不精彩，但对我们来讲确是精彩，我们没有这么快”。结果他们搞了一个多月。这证明别人对他提的意见要求（让）他快一点，他却进行讽刺，而他的工作方法没有随着大闹双军而改进，而且仍旧坚持自己的做法，我和小车、小王也交换过意见，他对九江线工作是多浪费劳动力了。
　　狄工对过去同志仍在各种运动中给他们帮助，思想上是闹不通的。在平时讲话中就表现出来，例如，在八号那天他说：“我这支钢笔是派克的，不是英雄牌。”我就拿过来写了一下，我说：“还不错”。他接着很惊奇地说：“我就这支钢笔啊，还说我是崇美思想呢。”看表情是很想不通的。
他对“三反”运动的认识是不足的，而在“三反”时是一再拖延时间不谈思想的，在谈时不过是解释现象及一些小事，也是三言两语的过去，经过大家帮助后在工作上并不改进，和从前一样。而且他对大家的帮助不加可否，但是在心中办事，我的感觉他在“三反”以来，特别是下方干部后，他在工作上有些讲价钱的现象。他可能以为现在工程师不多了，离开自己就不能工作，所以在工作上就拖延时间，这是我的感觉。不过，从九江线的工作上也说明一些问题，光九江一个大桥他从12月初做起到今天水文计算刚完成，而且没经过复核，其实只有5页计算单，而一个半月只有这点可怜的工作成果，在平常工作时消极怠工现象也是有的。我经常看到他长叹气，在那装楞神，什么都不做。
　　在近来的政治学习（中）他很不重视，不发言，昨天讨论“三反”时大家发言都很热烈，只有他在坐着闭目养神，没发言，也没表示太多。
　　陈占照& 61-1-12
　　正是这份检举材料再次召来了组织对狄迈的注意。陈占照可谓用心良苦，他对狄迈的攻击用极心思，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把柄。他将狄迈的很多言行一字不差地写上去，在他眼里，这统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面目之可憎，跃然纸上。不过，陈占照显然不知道狄迈的“前史”，不然，他可能会更加嚣张和放肆。
　　略具讽刺的是，尽管陈占照密密麻麻写了三大页材料，但凭心而论，他所举信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不能构成真正的问题，反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真实之狄迈的机会--1961年，狄迈对工作的态度，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他内心的焦虑。在经历了数次审查和“运动的洗礼”之后，狄迈多少有点像一个“臭老九”，对很多别人提在嗓子眼上的事情没有太多兴趣，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对工作也不冷不热，坚持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对身边人的“关心”或“意见”，皆抱以微妙的讽刺。此时的他，似乎对眼前的世界失望大于希望，怀疑高于肯定，他似乎在默默地等待，让时间告诉他一切事实的真相。
　　当然，南铁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凭借这样一份近似“吐槽”的检举信而轻易对狄迈做出什么举动，于是，过去的事情又重演了一次：再次调阅档案，再次审查。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日，南铁做出了最后的结论，他们在一张信纸上简单罗列了狄迈的主要问题：1946年6月--至1947年1月在上海联动部交通器材燃料储运所工作时的具体情况；1945年底到1946年初在重庆参加“反苏”游行的情况；1938年到1944年分别在上海、重庆参加圣乐团的情况；1945年到1949年在上海交大参加山茶社、大江社的情况；与王学艺、徐革新等人的关系；与海晨曦的关系。
　　这些问题，早在1957年-1958年之间就搞清楚了，并且给予了明确的调查结论：不审不查。
　　时间走到了这里，终于可以停止下来了，有关于狄迈历史问题的调查档案也可以合上了。我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的时日里，这位本分、勤恳的工程师能安稳地度过，乐享天年。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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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名家相比,古龙小说涉及到历史背景不多,那么,古龙懂不懂历史呢?古龙小说中有哪些历史背景?以下是网友们的评论: 1,古龙处女座&苍穹神剑&就是以康熙年间为背景,也写得不错,假如古龙想以明清为背景写小说,也不是难事 古龙很喜欢看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他的书房里藏书很多,古龙喜欢藏书,中文外文,文学哲学,甚至期刊杂志,他都收藏,他对日本战国时代历史了如指掌,他要写历史,也不费事的 2,其实,古龙的文化水准很高,他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很喜欢读欧美文学(而且看的是英文原版!!),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