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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青岁月
回忆----陕西黄陵十三年
人一老，就爱怀旧。退休闲赋在家，不由得回想起转变命运的往事：那是四十年前，在我的人生中深深铭刻的往事，永远不能忘记。四十年了，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知青排练文艺节目四十年前的1968年，我是北京工业学校的一名毕业生，年方20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和一些同学被剥夺了毕业分配的权利，留在了学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和社论。就此，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大规模展开。这是解决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及未被分配的中专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一个招数。于是，1600多万在校生全部前往农村。从而减轻了城市安置的压力，更是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一举两得。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和成千上万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前往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被称为北京知青。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去陕西分两批，第一批是1968年12月，我们是第二批，1969年2月。
那是1969年2月5日的早上，我和姐姐坐上接我们去北京站的汽车（忘记是哪儿的汽车），车里还有一些人，不知都是谁的家人，只记得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后来才知道，那是我现在的老伴儿的弟弟。汽车在马路上奔驰，很快就来到了北京站。车站里到处是人，我们随着人流进了站台，站台里人山人海，都是知青在和家人依依惜别，那动人的场景，谁看了都会鼻子发酸。火车是知青专列，卧在铁轨上，就像一条长长的黑色铁龙。站台上响起了哨声，该上车了。可是谁也没有动，互相拥抱，恋恋不舍。军宣队招呼着让知青都上了车，火车慢慢地开始启动，家人还在千叮咛万嘱咐，汽笛呜呜作响，盖住了道别声。火车刚开始加速，车上车下同时“哇”地响起一片哭声，那声音，响彻京城，震天震地，使火车的汽笛声都显得那样细小。我看到姐姐泪流满面地挥手和我告别，心里真是难受极了，从此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亲人，一个人去闯荡生活，不知前景，感觉特别孤独。我用劲儿地挥着手，泪如泉涌。站台上的人们也跟着火车跑，直到谁也看不见谁。
火车呼啸着飞奔，到了丰台，知青们仿佛忘记了刚才的悲伤，开始了有说有笑，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而我却高兴不起来，依然闷闷不乐，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下来，车站那告别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火车轰轰隆隆地向前行驶，我坐在座椅上被摇晃的昏昏欲睡，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啊！噢！车厢里一阵怪叫，我立刻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原来是火车钻山洞，开始进山了。车厢里一会儿黑，一会儿亮，不知钻了多少个山洞，心也随着愈加压抑，天真的黑下来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火车行驶在群山峻岭之中，使人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不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唉，听天由命吧。
火车停了，说是到了铜川，已经是2月6日的下午了。我赶紧拿好了自己的东西跟随大家下了火车，来到一所学校(忘记学校的名字了)。学校的教室都被安排接待北京知青了，地上铺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大块的席子，这就是我们下榻的地方。坐在地铺上，无聊之极。有的人出去逛街，我很烦没有去，一个人闷闷地呆着。好容易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陆续来到学校的食堂，吃的是黑馒头，不知是什么味道。狼吞虎咽地吃饱了饭，便睡觉了。晚上，天空又飘起了大片的雪花。
早晨醒来，雪小了，太阳照着白雪，很是刺眼，这已经是2月7日了。负责人开始分配车辆，我们被分到黄陵县桥山公社左家湾生产队，一共19人，有我们学校5人，日坛中学13人，垂杨柳中学1人。除了我们学校的5个人，其余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
坐上大卡车，开始在盘山路上爬行。都是上坡路，汽车开得很慢，只听见嗡---嗡汽车的哀嚎。一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很长的山路终于走完了，下车到了公社，早有贫下中农代表拉着架子车在那里等候。（架子车即为两个轮子，木制的车厢，只有左右有挡板，前后空着的车）我们找到左家湾的架子车，将行李放在上面，便随着贫下中农代表向生产队走去。
在陕西这片黄土高原上，根据地形可分为塬上和川道。其实塬上就是山上，川道就是山下，川道里有河流。我们所要去的左家湾生产队属于川道。
从公社到左家湾，有八、九里地的样子，地上的积雪厚厚的，很滑，因此走得很慢。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真是觉得很累。边走边想，艰苦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走了两个多小时，快近中午，终于走到了。
村里的人们都来欢迎我们，其实是来看个新鲜的。看着他（她）们的装束，心里觉得很好笑，男人们上身穿着对襟黑棉袄，腰间系着一根绳子或带子，下身穿着肥肥的挽裆棉裤；女人们上身穿大襟花棉袄（花色多是红花绿叶），下身也是肥肥的挽裆棉裤，看上去很怯，这里真是很落后。我们19个人都被安排在一个沟里，那里有四、五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是贫协主席。我们就住在这几户人家腾出的窑洞里。我和日坛中学的两个女生分在一起，住在沟口的一面窑洞。放下行李，和队干部及贫协委员会的干部互相介绍后，又认一下房东。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姓岳的山东汉子，夫妻两人带着一双儿女，姐姐比弟弟大近十岁，姐姐叫岳秋儿，十五、六岁。岳秋儿对我们很热情，主动到窑里和我们说话，问长问短。说话间听见外面喊：“开饭喽！”赶紧从窑洞里出来，来到我们的灶房。那里早有几个大婶做好了午饭，并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我们端起碗，看了看问：“这叫什么饭呀？”大婶说“这是和和面，平常我们都不舍得吃呢。”其实就是热汤面，只是面里的菜是白萝卜、土豆，还加了些大米, 面很少。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吃完了饭，回到窑洞里，两天的劳顿奔波就这样结束了。打开行李铺好炕（窑洞里没有床，都是用泥砌的火炕。那里的老乡都睡炕），把带来的箱子等物品摆好就绪，躺在炕上休息。和我住在一起的两个女生，一个叫周林，一个叫宁兰，她们都是日坛中学的。互相自我介绍，握握手，就算认识了。从此我们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伙伴，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过上了知青――农民的生活。
由于是冬天，又快过春节了，因此没有什么农活。每天由一个姓刘的贫下中农代表（我们都叫他老头儿大爷）带我们上山砍柴。山上的树木可多了，一会儿就能砍一捆树枝。树枝挺粗的，老头儿大爷帮我们用条子捆好，每人一捆，扛下山来。山上的树都是野生的，随便砍。山离村子很远，每天只能砍一回，还要歇好几歇。几天后，我们再跟着老头大爷上山，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自己砍自己捆，自己回家。有一天，我边砍边找更粗一点的，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吓坏了。大声喊叫，也没人听到，只觉得诺大的一座山只有我一个人。看不清方向，看不准时间。真应了那句话，一个人藏在大山里，一百个人都找不到。转啊转啊，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觉得好象是到中午了，可怎么没人来找我呀？不由得眼泪刷的一下喷出来。孬种，哭有什么用！没人帮忙，还是自己想办法吧。由于没有路，山坡又陡，只好坐着往下出溜，顾不得树枝刮脸，也顾不得鞋里灌满了土，只顾在树木的空隙间钻来钻去，找寻下山的路。终于到了山下，甭提多高兴了，看到远处有一条小路，鼓了鼓劲，扛起砍好的那捆柴，直奔那条小路走去。还真走对了，那就是回村的路。歇了两歇，就回到了村里。放下柴火，一看表，还不到中午，怪不得没人找我呢。回到窑洞，周林和宁兰问我咋刚回来，我说在山上玩儿了一会儿，就去洗脸了。没有人知道我刚才的惨象，心里暗暗自得。
我们的灶房有一口大缸，19个人刷牙、洗脸、洗衣服、做饭及所有的用水都靠这口缸。在我们来之前，生产队派人把水缸挑满，我们来了以后，人家就不管了。这样，我们每天除了砍柴外，还要挑水。挑水这活对于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学生来说，真是件很难很难的事。灶上只有一副水桶和一根扁担，有人先抢到了，别人就只好向老乡借了。我向岳秋家借了水桶和扁担便向水井走去。水井离灶房还挺远，去时要上两个坡，回来时就要下两个坡。去时挑着空桶不觉什么，可回来时就惨了。我们几个女生排着队，每人挑着一副水桶，走在羊肠小路上。路很窄，只能走一个人，所以必须排队。等我们到了井那里，男生们已经在老头儿大爷的指导下开始打水了。那里的水井有一、二十米，每个井口上都安装了碌碌，先把空桶挂在绳勾上，松开碌碌把，水桶就下到井里。因为绳子很长，水桶到井下自然就歪倒，这时就开始摇碌碌。水桶装满了水，很沉，我们女生得用两只手摇，绳子越来越短，碌碌就越来越沉，这时要是顶不住，稍一松劲，碌碌就会哗哗啦啦地倒转，装满水的桶便径直掉到水井里，只能再重新摇。要是摇碌碌的人站的位置不对，那就太危险了。摇碌碌时必须离碌碌把远一点，否则一不小心，碌碌倒转，就能打伤人，更危险的是会把人打到井里。我们各自把水桶打满，挑着往回走。从小长这么大也没挑过水呀，肩膀上压着扁担，两只水桶上下摇晃，走不了两步，水就洒出来，弄不好后面的水桶还要磕脚后跟，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挑水的动作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肩膀就受不了了，火辣辣的疼。那也得挑呀，不挑，就用不了水，这是知青点的规定：谁不挑水谁就别用水。前面已经说过，空桶上坡还好，重桶下坡就难了。下坡时的路是后面高前面低，后面的桶弄不好就磕在地上，水就洒了，弄湿了鞋事小，重要的是，那里都是黄土地，水一洒，路就成了泥路，很滑，走不好就会连人带桶一并摔倒，成了泥人，爬起来还得重新去摇碌碌打水，重新挑回家。老头儿大爷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就用镢头在坡路上刨一些窝窝，脚踩在窝窝上，走起来稳实多了。在我们这些人里边，只有我们学校的刘工从小在农村长大，这些活都不在话下，看他挑水的样子是那么自如，真是好羡慕。
每天砍柴、挑水，肩膀压得红红的，不能碰，一碰就钻心的疼。睡过一夜觉，感觉好一点，可第二天重新把扁担放在肩膀上时，真想大哭一场，无法形容的滋味让人难以忍受。命运真是捉弄人，要让我们来受这样的苦，而且离家这么远。但我们每个人就这样坚持着，因为我们要一辈子在这里生活，必须坚持才能生存。
&春节很快就到了，当地老乡都在忙着过年。做各种各样的吃食，我们的房东人很好，给我们送来各种吃的，有软馍、黄黄，豆豉、油糕，这些在北京还真没吃过，还是很好吃的。没想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还有这么好的食物，真是一个惊喜。
过了春节，天气渐渐暖和了，大地复苏，万物开始生长。我们知青点的柴火也垛起了一大摞，有两个大婶给我们做饭，我们就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了。
开春的活儿就是整地。包括打糊砌（糊砌：土疙瘩）、翻地、起圈（牛、羊）、送粪等。
第一天干活儿，是打糊砌。只见生产队长在村里各条有人家的小路上边走边喊：“到×××地里打糊砌喽!”听到喊声，岳秋招呼着我们三个人扛着锄头，和其他社员一起向那块地走去。我们的农具都是用安家费买的，每人一套（都是常用的，锄头、镰刀，不是很全）。到了地里，大家一字排开，开始打糊砌。岳秋告诉我怎么做，并且做了示范。原来打糊砌就是把地里的土疙瘩打碎。去年秋收时，剩下玉米秸的根还埋在地里，开春要把它挖出来，并把带出的土疙瘩打碎。这活儿到不太累，一边干，一边说话。刚到村里，一切都不太习惯，老乡们说话很快，还听不太懂，所以很少插话。妇女们叽叽喳喳说得很热闹，可我一句都听不懂，只好闷头干活。歇歇的时候，妇女们坐在地头儿，嘴上聊着天，手里还不停地纳着鞋底或鞋垫。我们几个女生坐在一起边听她们聊天，边看她们的针线活。她们的鞋垫纳的特别好，一朵朵的小花栩栩如生，一针针，一线线，在手中飞舞，真让人佩服。岳秋见我们看得那么认真，说：“想学吗？让她们教。”我说：“恐怕学不会，太难了。”一个叫“花儿”的女子（陕西话，指未婚女青年）说：“你们北京人那么聪明，咋学不会?”我们笑了笑没有回答。说话间，生产队长叫干活了，大家便起身继续打糊砌。太阳转到了头顶上，到了中午，队长喊了一声：“收工喽！”大家扛起锄头快速地往家奔。
回到知青点，大婶们已经把饭做好，我们赶紧洗洗，就去吃饭了。中午的饭是两面馍和熬土豆片，两面馍就是白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的方馒头，白面少玉米面多，不太好吃。我们来这里，国家是给拨了安家费的，但我们见不到，不知给哪里了。粮、油也是国家规定定量供应六个月，所以暂时不用发愁没有饭吃。六个月以后，就和社员一样由生产队分粮、油。
打了几天糊砌，又去翻地了。翻地和北京一样，就是把闲置一冬的地翻一下，但那里使用的是像扇面一样的锄头，用锄头挖一下，再回一下锄，地就平了。地还没翻完，我又被抽去起圈。起圈用不了很多人，只有我和两个男社员（记不得叫什么了，权且叫民和宝吧）。起圈的活儿可不好干了，羊圈还好干点儿，因为羊的粪干且少，站在里边，脚底下是干的，很好干活儿。而牛圈就不同了，牛粪又稀又多，根本没有下脚的地儿，都得穿高筒雨靴。站在里边，脚底下是软软的、噗哧噗哧的，只能先起出一块下脚的地方才好继续干。起圈时，要把圈里的粪一锹一锹的扔到圈墙外，圈墙有一米五左右。那天起的是牛圈，民和宝挺照顾我，先不让我进去，等他们起出一块干地，才让我进去和他们一起将粪扔出圈墙外。我开始还挺有劲儿，几锹下来，胳膊就发酸没劲儿了，一锹没扔出去，撞在墙上，身上溅了一些牛粪，挺恶心的。没干一会儿，民对我说：“你歇会儿吧，到外边晒一下，晒干了一搓就下去了。这活儿不是立马就能干完的，要匀着干。像你这样，下午你就动不了了。”我感激地点点头，直起身歇了一会儿。看着民和宝不停地干，我不好意思老歇着，就又干起来。我的劲儿小，每一锹锄的粪少且频率又低，出粪的效率就不高，不免有些着急，就一句话也不说，闷头只是干活儿。宝看在了眼里，说：“不怕，你们北京娃没下过这样的苦，你已经不简单了。干活不能太猛了，日子还长着呢。”我们就这样干会儿，歇会儿，很快就到了中午，宝说：“好了，收工，下午再干。”
回到知青点，先把外衣脱下来放在外面，再去洗手洗脸，然后躺在炕上想：要是老这么躺着多舒服啊！周林、宁兰也回来了，见我躺在炕上说：“你早回来了？”我说：“刚回来，累得不行了，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她们俩说：“是呀，我们也是腰酸腿疼的。”我说：“这农民真不是好当的，快洗洗也来躺会儿吧.。”她们说声好就出去洗了。
在炕上里躺了一会儿，就听见做饭的大婶叫吃饭，懒洋洋地起来走进灶房，看到又是玉米馍和熬土豆，加上稀稀的玉米碴粥，顿时没了食欲，可也不能不吃呀，下午还要干活儿呢。我们每人拿了一个馍，盛了半碗菜和一碗粥，回到窑洞里吃起来。天天都是老三样，菜里见不到油星，真有点吃烦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着吧。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就又去干活儿了。
过了几天，地整完了，牛、羊圈也都起完了，便开始送粪了。送粪就是用粪箕(用荆条编的簸箕，上面带梁)把粪从粪堆挑到地里。所有的劳力都一起干，人多，很热闹。壮劳力送，次劳力装。知青都算壮劳力，所以我们每人挑着一副粪箕，开始了送粪的劳动。送粪的人挑着粪箕，排着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扁担压在肩膀上，一颤一颤的，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到了地里将粪一堆一堆倒好，就有人拿着铁锹往地里扬撒。我们就这样一趟一趟又一趟的送，腰都直不起来了。不知挑了多少趟，直到听见喊歇歇了，立即扔掉扁担，顾不得脏净，瘫躺在地里不想再起来。收工时，肩膀已不是自己的了，虽然有了挑水的基础，但还是承受不了这一天的重压，只能一只胳膊挎着两只粪箕，另一只胳膊夹着扁担蹒跚地走回家。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什么都不想干，饭都懒的吃，更甭提洗涮了，就想一头栽到炕上睡上个三天三夜。
晚饭还是老三样，我只喝了些粥，简单地洗洗就睡觉了。半夜，被宁兰的呻吟声惊醒了，我问：“怎么啦？”宁兰说：“浑身疼。”这时周林也醒了，说：“我也疼.”我说：“都睡不着了，那就聊天吧，分散点精力就忘了疼了。”她们俩说好吧，我们就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通，聊着聊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接连几天都是送粪的活儿，肩膀被磨的又红又肿，甚至被磨破，真是受了老罪了。不仅活儿累，饭还吃不好，知青们都有意见了，尤其是男生。自从来到这里，没吃过一口肉，都快忘了肉是啥滋味了，菜里也不见一滴油星，纯粹是白水熬菜。大家再也忍受不了了，一致向队里提出不用大婶们做饭了，我们要自己做，把国家给我们的供应都给我们。
一天晚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知青定工分和做饭的问题。陕北的农村特别重男轻女，根本就没有同工同酬这个词，男人一个工为10分，重一点的活儿可给12分，而女人一个工最多给8分，不管干什么。我们虽然提出了抗议，却得不到全体社员的支持，队干部一下子就给否决了。工分评得很激烈，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社员给出评价，有个男生心里不服，和大队会计吵了起来，还差点儿动了手，双方都很激动，大队书记只好宣布散会，这一天的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的结束了。
第二天白天照样出工，晚上继续开会。经过了一个白天的工作，晚上的气氛缓和了许多，也终于有了结果，我和周林被评了8分，其余的女生都是6分；男生只有刘工、李刚、老齐（忘记了还有谁）等几个被评了10分，其余均为8分。以后有变化，随时调整。工分就这样定了。关于做饭，大家一致同意轮流做，即两个人一组，自愿结合，先按每组一天轮流做，做饭的人按正常出工由队里记工分。另外，还规定了一些制度，如：做饭者负责做饭、挑水、劈柴，保证下工之前做好饭，不得有误。其他人除了刷牙洗脸，不得用灶房的水，想用水，自己挑等等。从此，我们开始吃自己做的饭了。
会开得很晚，由于白天很累，这时已困得不行了，散会后，快步走回家，顾不得和周林、宁兰说话，倒头便睡了。
自己做饭就是好，第一天自己做饭吃的是面条（忘了是谁做的了）。那面条擀的很劲道，吃起来真香，是几个月来最香的一顿饭。队干部和大婶们对我们做饭有些不放心，赶过来看看，一看我们大碗大碗的吃着面条，很是惊奇。一个大婶说：“娃呀，这时可不敢吃干捞面，白面要留着过年吃。”我们可不听，只管大口大口的吃。一个队干部说：“你们不计划着吃，到时候没有粮食了咋弄呀？”一个知青说：“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不了那么多。”面条吃完了，面汤都到了。老乡们看得直“KK”，嘴里不住声地说：“造孽呀，造孽，这么糟蹋粮食。”那里麦子种的少，每年分不了多少麦子，因此家家户户平时都舍不得吃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事及来人，才舍得推点白面，吃上一顿馒头或者干捞面（面条）。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川道里的农田准备工作都做完了，还要上山做春播的准备，山上的活儿简单多了，主要是送粪。上山送粪不能用人挑，而是用驴。在驴身上放上鞍子，鞍子上搭上粪兜，一边一个，赶着上山。到了山上，把粪倒出来就算完事。一天也就送四趟，上、下午各两趟。我喜欢这活儿。那驴很听话，从不乱跑，人只要在后面时不时地喊一声“N儿”，它就乖乖的在山间小路上慢慢地走，你只要悠闲地跟着就行了。到了目的地，喊一声“吁！”驴就
停住了，等你到完粪，想让它走时，只要喊一声“N儿”，那驴就又慢悠悠地走了。
开始播种了。播种的活儿不太累。播种之前先把种子侵入水中筛选，漂上来的捞出去，剩下的把水倒掉待用。洋芋（土豆）不用浸泡，只把有芽的地方削下来就可以了。那里春播用牛耕地，即牛拉着犁，人在后边扶着犁。播种时，男人犁地，女人下种，也就是把种子撒在垄沟里，然后把土埋上就行了。
这一阵子很轻松，我们和老乡也熟了，经常和他们聊聊天，学说一些陕西方言，如：这达-----这里；物达-----那里；啊达------哪里？；可立马擦------麻利、快；麻达------麻烦；年时------去年等等。晚上吃完饭没事，还去老乡家串个门儿。我不嫌他们家里穷，争取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为我要在这里生存，在这里呆一辈子。
转眼，庄稼地里长出了嫩绿的小苗，我欣喜地看到了劳动的最初成果，我喜爱它们。庄稼苗长出来了，烦人的杂草也随之而长，这时就该锄草了。锄草的活儿是个细致活儿，对待杂草要稳、准、狠，一下子用锄头锄掉，不能给它们留有生机。每天的活儿都是锄草，锄完一块地，又锄一块地，一块地一块地的锄，干了好长时间。
这时，我们的吃饭又成了问题。一次中午下工回来，大家洗涮完毕，陆续来到灶房，干了一上午的活儿，早已是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揭开锅，啊！全都傻眼了。一锅红红的窝头冒着热气展现在眼前，原来是碱放得太多了，本应是金黄色的窝头全变成了红色，掰一块放在嘴里，苦涩苦涩的，简直不能吃。大家叫骂着，做饭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会做别的只能愁眉苦脸地躲在一边，无言以对。骂了一通，也不能把做饭的人怎么样，只好各自想办法解决了。
岳秋家住在我们灶房的对面，灶房里发生的一切，他们家都看得很清楚。每当这时，岳秋就悄悄的把我叫到她家去吃饭，因此我还没有挨过饿。
轮流做饭，有会做的，有不会做的。轮上会做的，一天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轮上不会做的，就要饿一天。这样饥一顿饱一顿，还要下地干活儿，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生活没有规律，导致出功率下降，一些知青经常不出工干活儿，他们受不了这个累。一些女生想家哭鼻子。只有我和周林坚持天天出工，我们学校的那几个大男生出工也比较多。为了吃好饭，又一次开会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决定：把会做饭的先抽出来，然后再给每人搭一个不会做饭的，还是两人一组，每组轮流做一个星期。
我在我们家是最小的孩子，做饭的事儿都由妈妈和姐姐主理，所以什么饭都不会做，顶多是打个下手。可来到了这里，为了掌握生存的本领，我下狠心要把什么都学会，不管是农活儿还是家务活儿。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到岳秋家看她们做饭，并动手和她们一起做。于是，在这次讨论中，我被列为会做饭的一类。
和我搭档的是日坛中学的一个初中小男生，名叫刘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那纯粹是一个公子哥儿，长着两只手却什么都不会。和他一起做饭，就是一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什么都指不上，还经常给你添乱。我对他说：“小黑，做饭的事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想吃什么就说，一切由我来做，我也不会向别人汇报的。”小黑说：“好，我就是早晨起不来，爱睡个懒觉。等我起来，就来跟你学做饭。”我们就这样定了。
每天我早早起来做好早饭，等大家都吃完上工去了，开始收拾灶房。准备中午的饭菜，午饭后，休息一会儿，便又开始准备晚饭。一天，我刚把灶房收拾干净，正要去挑水。刘黑睡眼惺忪的来了。说：“大姐，我干点什么？”我说：“你先刷牙洗脸，吃点饭，饭在锅里，我先去挑水。”水缸挑满，刘黑说：“大姐，今天吃点面条吧，我去发面。”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说：“我的傻弟弟，谁家面条是发面做的？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刘黑被我说的不好意思的笑了问：“那还吃吗？”我说：“吃，想吃就吃，你先劈点儿柴吧。”那一天中午给大家改善了伙食，又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面条。
一个星期的做饭轮很快就过去了，大家还比较满意，交接班后，又开始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儿了。天天下地干活儿，自己的时间很少，只能抽空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干点儿私活儿。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点着煤油灯给家人写封信（那时没有电灯）。不知道周林和宁兰是怎样向家里描述我们的知青生活的，我写信的宗旨就是报喜不报忧。每次的信中都是我很好，请放心的内容，并介绍一些这里的人情世故等等，总之是不要担心我。父母的年龄大了，又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已经二十多岁，是个大人了，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每次写完信，我都很长时间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我的家人，每个人都在眼前闪现。爸爸、妈妈、姐姐、哥哥，不知他（她）们都怎么样了，也是像我一样报喜不报忧吗？想呀想呀，想累了就睡着了。
为了避免浪费，也为了改善伙食，经大家讨论决定养一头猪，由刘工和李刚负责。在一个赶集日刘工和李刚去集上果然买回一头小猪仔（钱由队里出），我们看了都很喜欢它。我们又找了一个泔水桶，每天把剩饭剩菜和什么面汤、米汤一股脑儿都倒到桶里。那小猪好像和我们很有缘，每天都使劲的吃，吃得特别香。这小猪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不管谁，只要有空，都会来看看它，刘工和李刚更是很精心的喂养。
日子过得很快，粮食也吃得很快，六个月很快的过去了，国家结束了粮油的供应。我们彻底的成为了农民，正式由生产队分配粮食。由于还没到分配的时节，我们从队里领取粮食只能算预支，到年底分配时再扣，不管怎样得吃饭。领来的粮食都是原粮，还需要进行加工。刚到队里的时候，国家供应的粮食也是原粮，老头儿大爷带着我们去磨房，教我们怎样把玉米、麦子磨成面，以后就由我们自己去磨面了，自己做饭时是哪组做饭哪组推磨。如今，又到了要推磨的时候了，正好轮到李刚做饭，和他一起做饭的叫周吉水，他找到我大姐长大姐短的叫着求我帮忙，我不忍心看他求我的样子，就答应了。磨面队里不给记工分，因此白天还要照常干活儿，只能晚上去。
吃完了晚饭，李刚问我：“是你跟我去推磨？”我说：“是呀，不愿意？”李刚说：“巴不得，刘工也去。”我说:：“去那么多人干嘛，你们俩就行了，我就不去了。”李刚说:：“去吧去吧，人多了省得闷得慌。”刘工说：“怎么，不愿意我去？”我赶紧说：“没有没有，都去都去。”于是，我们三人把麦子、笸箩、簸萁、罗等工具装在架子车上，刘工在前面拉着，我和李刚在后面推着直奔磨坊而去
如果是白天推磨，可以在村里的磨房，用驴推。先要把驴的眼睛用眼罩蒙起来，套在石磨上，“N儿”的一声，驴就乖乖的围着磨盘转起圈来。晚上不能用驴，所以晚上推磨只能去水磨房。水磨房在我们村前的一条小河上，那条河叫沮河。在沮河的湍流处安上一个木制的大水车，水车连接着石磨，在上面盖一所房子，就是水磨房。推磨时，先把麦粒浸湿，再把麦粒放在磨眼里，打开水闸，水车就转起来，带动石磨也转，面就磨出来了。水磨比驴磨省点儿事是不用赶驴。天渐渐黑了，刚开始时费点儿事，需要把皮子簸出去，李刚和刘工用簸萁在河边簸皮儿，我往磨眼里添加麦子，第一遍完成时天已经黑透了。因为我们人多，推的面也多，费的时间也就长。第二遍磨出的面要过一下罗，在笸箩上放一个架子（两根木棍连在一起），罗放在架子上，磨出的面放进罗里，来回推拉罗，白白的面粉源源不断的进了笸箩里，面就这样磨成了。我们三个人换着罗面、扫面、加粮，便干活儿边聊天，倒也不觉得累。
李刚很健谈：“老同学，你真能干，在女孩子里，你算是第一的。”我说：“瞎说什么呀，我比他们大，想得比他们多，我不努力怎么活？靠父母？不能那么做。”李刚和刘工关系很好，两个人又都很勤劳，有什么活都形影不离的一块儿干。原来在学校里我和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只是一起来插队，才有了接触，今天能在一起聊天，也算是个缘分吧。李刚说：“是呀，我们都这么大了，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也就罢了，还能再让他们养活？”刘工不爱说话，这时也插嘴说：“不知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说：“走一步说一步吧.。”那一晚上，我们聊得很兴奋，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到武斗、串联；从复课闹革命，到留校、插队；从现在的现实到将来的打算，我们毫无顾忌的畅谈。不怕有人偷听，不怕有人告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头一次，太痛快了。自从来到这里，我还没和谁这么坦诚的聊过天，因为不敢，怕哪一句话说错，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和周林、宁兰也只是说说眼前，很少发表议论，因为我觉得她们还小，还不能理解我。
面推完了，已是下半夜了，李刚说：“天这么黑，路又不好走，干脆等天亮了再回吧，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咱们接着聊好不好？”我想也是，路上颠颠簸簸的，掉了东西都不知道，反正回去也睡不了多一会儿，就在这里聊呗。于是我们又开始聊起来。后半夜开始有露水了，增加了一些寒意，我们只得到外边跑一跑，蹦一蹦，这样一来，更加没有了困意。就这样，我们一直聊到天亮，从此互相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离我们村二里地处，有个叫麦洛庵的村子，那里还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女生叫张贞，一个是男生叫田风。田风由于在文革中偷吃禁果，迫不得已只好未毕业就结婚，成了大逆不道之人。田风携妻（妻叫德钰）带着孩子一起来插队，被分到我们的邻村，建起了一个小家，成了第一个有家的知青。我们自那次在水磨房聊天之后，都觉得是找到了知音，不管是谁有了心里话，就想在一起倾诉一下，但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于是不约而同的就来到田风的家。我们几个人（李刚、刘工、廖大勇、张贞和我）虽然在学校时各自情况不一样，但命运是一样的，即都来插队，因而就算“同病相怜”了。在田风的家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随便发牢骚，随便发议论，不用怕说错话，不用怕得罪谁；谁有了不痛快、不理解的事，大家互相安慰、互相劝解，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灶房的前面有一片空地，刚来时，每天早、晚饭前全体知青都要手捧毛主席语录排好队在空地上进行早请示和晚汇报。由日坛中学的马三友领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齐声：“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马三友：“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大家再齐声：“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以此来表达对党和领袖的忠诚。现在的人看到这些，可能觉得太可笑了，可我们那时都是很郑重、严肃的。在那个年代，谁在这种场合发笑、不严肃，谁就会被认为对党、对领袖不忠，就要被打到。我对这种形式主义很反感，但又很无奈，只盼着能早一天结束。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马三友因干活很累而早晨没起来，耽误了早请示，大家正求之不得。晚上马三友召集晚汇报，有人说：“早晨都没请示，晚上还汇报啥呀！”有人附和：“是呀，再说活儿这么累，有啥可请示汇报的！”又有人说：“你自己都坚持不了，却要求别人，太马列主义照人，自由主义对己了吧。”大家七嘴八舌说的马三友招架不住，只好同意不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了。我好高兴，终于可以不走形式了。
夏天到了。由于水土不服，我们很多人身上都起了红包，痒痒的难受。县城的医院陡然增加了许多人，都是来看同一种病-----浑身起包的北京知青。每个人的处方都一样，静脉注射和止痒的外用药。
我和周林、宁兰也没有逃过此劫。晚上睡觉前，我们都要用很烫的水擦洗，够不着的地方，就互相帮忙，然后抹上药。这样能稍微舒服一些，趁着不痒痒赶紧睡觉。半夜，痒的睡不着觉，又不敢使劲挠，只能拿着毛巾轻轻蹭，真恨不得用刀把那块肉剜下来，天天如此，好烦人。那一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痒痒的滋味是无法表述的，让你的心都痒，使人心烦意乱。后来才知道这是荨麻疹，没有什么特效药。那时，有点病也不上医院，一来离医院远，二来不是什么大病，就这样忍着。眼看着红包变成了脓包，痒变成疼，有的人忍不了，挠破了，感染了，没办法只好上医院。我还好，没有挠破，忍着疼把脓挤出来，慢慢的就好了。
麦收了，金黄的麦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好像在说：“我已成熟了，快来收割吧！”麦子早晨不能割，因为地里有露水，所以麦秸是湿润的，不好割。等到太阳出来，把麦秸晒得发脆时才好割。因此，越到中午越要收割麦子。川道里的麦地地垅很长，割麦时每人两垅，顾不得说话，噌蹭的往前走着割。我是第一次割麦子，总感觉镰刀不得劲儿，不是碰了腿，就是割不下来，直起腰一看，嗬，老乡和男生们都已在我们前边，只有我们几个女生在后边。割麦子的活儿是个速度活儿，割的快的人在前边一带，后边的人就呼呼的跟上来，谁也不愿意落在后边，可人和人不同总有快慢之分。我和周林等女生就是那慢的，因为使不好镰刀，所以快不了。我很着急，再也不敢直腰，挥着镰刀使劲儿往前割。割着割着，咦？前边的麦子怎么没有了？走错垅了？没有呀，这时只听见地头有人喊：“走过来吧，有人帮你割完啦！”我抬头一看，只见已经到地头的人们正冲着我笑。我赶紧跑了过去说：“谁这么好呀，雷锋吧。”李刚指了指刘工：“刘雷锋。”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谢谢你。”“不用谢。”刘工边说着话，边坐到一旁歇着去了。我回过头来看见周林她们还没有到头，就对大家说：“咱们接接她们吧。”有人响应，就和我一起帮她们割起来。等最后几个人都到了地头，又休息了一会儿，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号令，大家继续干活儿。我还是追不上那些快的人，忍着腰酸，尽量少直腰，不然就更追不上了。结果，还是刘工帮我割到了地头。我很感谢他，却不知如何表达。收工了，社员们都疾步回家，尤其是女人们，她们要赶着做饭，而我们却挪不动脚步，慢腾腾地走回家。收麦时，上午上工晚，下午收工早，中午不吃饭，所以下午收工后就要赶快做饭。几天下来，手磨起了泡，腰就像要折了一样，躺在炕上就不想起来，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割完了麦子，就要把麦子运到场院，然后把石滚子套在驴身上，让驴拉着滚子碾压麦穗，再用木锹一锹一锹的向空中扬撒，使麦粒脱落下来，这就叫扬场。扬场时，头上都要带上头巾，不然麦芒撒落到衣服里就会又扎又痒。即使戴着头巾，脖子围严，依然避免不了麦芒飞到衣服里，一出汗，麦芒粘在身上，甭提多难受了。每到这时，不管男生、女生，我们都会在收工后换上游泳衣到村前的沮河里游泳。河水流淌缓慢，躺在水面上，望着蓝蓝的天空，好不惬意！河底都是石头，没有水草缠人，很安全。我们在水里嬉笑、打闹，引得村里老乡顾不得吃饭都来观看。他们没见过女人游泳，更不知道游泳还要穿专门的衣裤，而且男女还能在一起游，这一切都让他们看呆了。我们可不管这些，爱看不看，只管游个痛快。游完泳，上岸回家换衣服、吃饭，舒服极了。
一天，队长让我和一个男生我们去拉麦子。拉麦子是一男一女两人一辆车，男人驾辕，女人在后边，上坡时帮着推车，下坡时则踩着后帮，防止车向下冲得太快。我们拉完一趟麦子，拉第二趟时鬼使神差的我不知怎么想驾辕试试，开始还不错，一切都很顺利。走到一个下坡路，那男生让我停住要换我，我正要回头和他说话，却不料那车溜坡了，我毫无准备，被车推着往前跑，那男生急喊：“快扛住辕！”我也想使劲扛住，可却抬不起车辕，没办法只能跑。车的冲力太大了，我哪有车快，一下子被冲倒趴在了地上，连车带麦子通通压在了我的身上，一动都不能动。后面的人和其他社员都吓坏了，赶紧跑过来帮忙把我扶起来，我只觉得腰很疼，被周林和宁兰搀扶着回了家。队干部们过来看我，让赤脚医生给我的腰部敷了些草药，安慰了几句走了。周林把饭打来让我吃，我一点都不想吃，只想睡觉。下午美美的睡了一大觉，醒来翻个身试试，疼痛小了一些，又坐起来，还行。傍晚赤脚医生又来换了些药，吃完晚饭又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感觉好多了，只是腰的灵活度差一些，基本不疼了，我很高兴，就又跟着去扬场了。到了场院，社员们都过来问长问短，我感激地说：“好多了，没什么事。”书记说：“你别干重活，就赶驴吧。”我边答应着边拿起一根细棍赶起驴来。那时，条件不好，有病能忍就忍，不是什么大病都不去医院，也就找赤脚医生看看。我也是这样，感觉不疼就是好了，一直也没有去医院。后来经常腰疼，直到73年到姐姐的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是因为这次的事故而造成的。
过了麦收，队里给社员每人分了麦子，我们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没有放粮食的地方，所分的粮食都存放在队里的库房，随吃随领。我们推了面，大大的改善了一下伙食。
麦子收完，地不能闲着，接着种玉米、糜子等。川道里还有一些稻田，这时也该插秧了。这里的风俗是在插秧那天，家家户户都要吃肉喝酒，正好我们养的猪也肥了，就一起杀了。那时生活很苦，一年吃不了几回肉，肉越肥吃着越香。我们的猪比老乡的猪吃得好，因此特别肥。杀猪时社员们都来买我们的猪肉，我们卖了半扇，留了半扇。
这里本来是女人不下稻田的，我们来了以后打破了这个约定。插秧那天，不管男生女生全都下了稻田。社员们插的很快，只见一只手在另一只手和水中飞来飞去，转眼就插完了一片，绿色的稻秧在微风中轻舞，看着排列整齐的稻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油然升起。我向社员学习插秧，左手拿着一捆秧苗，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掐住2---3棵秧苗按排列顺序插入田里。开始插的很慢，慢慢的快了一点，抬起头一看，那社员说：“嗯，不错，挺整齐的。不要着急，慢慢来。”弯下腰又插了一会儿，不行了，腰不行了。我连忙说：“我插不了了，腰不行了。”那社员说：“快歇会吧，不要插了，一会你去挑秧吧.。”我应了一声，走出了稻田。挑秧就是把秧苗挑到田埂上，然后把秧苗一捆一捆扔到插秧人的周围，使插秧人不用来回走，提高插秧的速度。
夏天的日子很好过，蔬菜、水果都下来了，可是我们却舍不得买水果吃，因为没有多少钱，还要留着买一些生活用品。有时馋了，就到老乡的自留地里偷摘黄瓜、西红柿。我还好，因为和老乡处的好，他们经常给我们送些菜，岳秋还让我们自己到她家的自留地去摘。
队里还有一块西瓜地，有我的房东岳老汉负责，岳老汉是种瓜的行家。这里的西瓜不上化肥，是用豆饼做肥料，因此种出的西瓜又沙又甜。岳老汉看我们很清苦，舍不得去买瓜，有时就给我们带回一个西瓜，让岳秋悄悄的送到我们的窑洞里。那西瓜真解馋，我们三人吃的肚子都装不下了，还在咂嘴，至今都忘不了。
一天早晨起来突然感觉和平常不一样，灶房里不见一个男生，有人说还没起，我很纳闷儿，这时候还不起，不干活儿了？一会儿，马三友来了，低头不语，问他话也不说，拿了一个窝头就走了。
到了地里，只见社员们三三两两窃窃私语，好像在议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男生不起床，不下地？我一把拉过岳秋问：“出啥事啦？”岳秋说：“你真不知道？”我说：“我知道还问你？”岳秋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原来，男生们想吃西瓜了，就计划去偷几个西瓜，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男生们都悄悄的去了瓜地，却不知队里已经知道了，早就纠集了好些人埋伏在瓜地里，专门等着抓现行。男生们到了瓜地，刚想动手，忽地一下钻出了好些手拿棍棒的人，抡起棍棒就打。男生们一看有埋伏，四下里撒腿就跑。由于天太黑，谁也看不见谁，跑得瞎跑，追得瞎追，眼看谁都没追上，看瓜的人正准备收工，意外发生了。一个叫周吉水的男生被追晕了，很害怕，一边跑一边喊：“李刚！李刚！”于是看瓜的人顺着声音一下子就把周吉水抓住了。把周吉水带回队里连打带折磨整整折腾了半宿，让他说出是谁带的头？都有谁去了？周吉水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全部招供，生产队大获全胜。队里想借此整治一下知青，便把周吉水关起来，直到我们都该上工了还没有放回周吉水。
中午吃饭时我看到马三友，就问：“周吉水回来了吗？”他说：“]有。”我说：“得赶快和队里交涉，否则有个三长两短咋办。”他说，：“队里一直就想整知青，这回总算有了机会。”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欺生呗。”我无语，这里的人确实有欺生的坏习气。我说：“那也得找他们呀，想把人关到什么时候呀？”他说：“上午我们没上工，就是商量着下午去要人，不给人就到知青办去告他们。”
第二天，周吉水回来了，见了谁都不说话，眼光有些呆滞，也不上工了。每天站在他们住的窑洞的坡上唱歌，我看了很心酸，好好的一个孩子被弄成了这个样子。那几天我们知青点很沉闷，没有了欢笑声。
　& 下雨了，不能下地了。早晨大家都不起床，因为只有下雨才能睡懒觉，只有下雨天才是我们的休息日。灶房里没人做饭，水缸没水，柴火又湿，这是做饭人最大的困难。我们也懒得起，吃饭是小事，睡觉才是大事。我和周林、宁兰一直睡到中午，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大姐，都到饭时了，还不起呀！”哦，是岳秋，“这就起。”我答应着，随即叫醒周林、宁兰，穿好衣服，下地开门。“中午到我屋里吃饭，赶紧洗脸去。”岳秋边进屋边说，我们三人赶紧洗漱完，和岳秋一起上她家吃饭去了
过了几天，队里通知我们全体知青到公社开会，说是传达什么文件。吃完早饭，我们三三两两地结伴而行，路上看到其他队的知青，大家互相打着招呼，一起向公社走去。这里的交通很不发达，没有公交车，去哪儿都是靠两条腿走（我们戏称为11路汽车），偶尔碰到好心的拉煤车司机让搭车，那真是阿弥陀佛交好运了。我们这么多人一起走，没有汽车愿意让我们搭乘，不过大家有说有笑一路走来，没觉得多远就到了。
会上，知青办的同志传达了中央26号文件，大意是：有些的生产队对知青不够爱护，发生了打骂，甚至迫害知青的行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要严禁迫害知青的现象继续发生，如再发现，一定严惩不贷。我有些惊奇，我们队刚发生打周吉水的事，中央就下了26号文件，太及时了，否则其余的男生还不知要受到怎样的迫害呢，只是周吉水没赶上，惨了点。
开完会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男生的宿舍里传出了几天来少有的欢笑。周吉水的眼神有了光亮，不再呆滞，事情终于过去了，大家又可以心情舒畅的劳动，开心的生活了。
生产队进行干部改选，我被选为妇女队长。这里的妇女干部没有什么实权，我只是顶个名，开会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县、社发的文件，有时有的农活儿只要妇女干，就由我领着干。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对我半年多的表现的一个认可吧。
村里的人和我都很好，尤其是妇女。他们觉得我没有架子，劳动又好，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谁家有什么好吃的都要叫我去吃，有什么事也想和我说一说，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也很乐意，经常去各家串门。
这一年的八月，我被选为三下积极分子（三下：下乡知识青年、下放干部、下放城镇居民）参加了黄陵县的表彰大会。通过参加这次会，我才明白中央为什么下发26号文件了。原来在延安地区北部几个县的知青生活很苦，有的还被当地的村干部凌辱致死，听了让人毛骨悚然，太悲惨了。我庆幸自己没有被分到那些县。
灶上的粮食又吃完了，没有人再愿意做饭，断顿了。19个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私心。有的人很懒，总是坐享其成，还老要吃好的喝好的。我也不愿意伺候那些懒虫，反正我也饿不着，谁爱做谁做。
灶上断了炊，我带着周林、宁兰到老乡家吃饭，李刚、刘工他们在自己的宿舍垒了个小灶，解决了宿舍里几个人的吃饭问题，剩下那些没有着落的只有饿肚子了。
一天，老齐带着他们宿舍的几个人背着包进了灶房，原来他们饿得不行了，就到地里掰了些老玉米，搓成粒上锅煮熟来填饱肚子。一天、两天能凑合，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于是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有什么好讨论的，分灶呗，意见一出，大家都同意。怎么分？当然是自愿结合啦。最后的意见是按宿舍分，一个宿舍一个灶。19个人共五个宿舍，男生三个，女生两个，其他宿舍都离原来的灶房比较远，由队里给每个宿舍重新砌灶台，只有我们宿舍离原来的灶房近，因此，我们就用原来的灶房了。灶分好了，各宿舍开始过起了吃小灶的日子。社员们看我们分了灶，没有了顾及，经常把他们自留地里的菜给我们送来，使我们节省了买菜的开支。我们三个人合作得很好，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就挑水，还有一个人就劈柴，总之没有偷懒的。那些日子，我们过得很开心，干什么都有劲儿。
秋天到了，金黄的稻穗儿随风摇摆，玉米、糜子、谷子等等都成熟了，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令人忙碌的秋收来到了，社员们依次把秋庄稼收割完，运到场院，进行脱粒、扬场、装包、入库。一年的劳累总算有了喘息，有了回报。年终结算，我分了22元钱，周林分了20元钱，女生里只有我和周林分了钱，男生也只有几个人分了钱，其余的人不仅没分到钱，还要到找钱，真是可悲。
这一年，我除了钐麦子（把一种把儿很长的扇形镰刀绑在腰间，以腰力和臂力抡起，将麦穗儿大片的割下）没干过，什么农活儿都干了。农村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门儿清了，俨然一个地道农民。
又到了冬闲的时候，在老齐的带动下，我们排了一部雕塑剧------《收租院》。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节目，原型是四川大恶霸地主刘文彩欺压、剥削百姓的罪行，是忆苦思甜、阶级斗争的好教材。我们排练得很投入，得到了公社的支持，让我们到公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演出，作为阶级斗争教育。每天下午早早吃完饭，就开始化妆，然后把道具放在架子车上，步行着到各村演出。村里的老百姓由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对我们的演出还是挺欢迎。总算晚上有个事情，不用天一黑就睡觉了。每次演完，基干民兵们就要喊口号，然后就把队里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批斗一番。每当看到这群情激昂的场面，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调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看不出这些“黑五类”有什么反动，他们都已经在新社会生活了那么多年，接受了很长时间的改造，尤其是他们的子女，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所受的教育和那些“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子女都是一样的，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可这一切，只能埋在心里，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
又一个春节来到了，知青们都回北京了，只有我和周林没有回去。我们俩和老乡们一起过年，今天到这家，明天去那家，吃着这里的风味饭食，倒也惬意。每家在过年时都要做很多食物，像什么软馍（粘糜子豆包）、黄黄（烙糕子）、油糕（黄米面炸得）、豆豉等，也别有风味。到了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灯，一宿不能灭。吃着、喝着、聊着、玩着，一年一度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
过了春节，知青们陆续都回来了。他们带回了许多北京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如酱油膏、干黄酱、卫生纸等，这里还真缺这些东西，宁兰也给我和周林带了一些。晚上岳秋来宿舍看宁兰，听她讲北京的故事。这一夜我失眠了，想着我的家人，想起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全家在一起的幸福、快乐，如今再也没有了，很是悲伤。
我和周林把年货拿出来招待宁兰，三人正高兴的吃着，只见王魁来了说：“有吃的吗？给我们点吧，我们没有饭吃了。”看他那可怜样，我们起了恻隐之心，把没吃完的干粮拿给了他，“先拿去吃吧，不够再给你们做。”从此我们和王魁他们（包括刘工、李刚、廖大勇）开始有了来往。
春节一过，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趁着还不到干活儿的节气，先做好农田基本建设---挖渠。挖渠是两个人一组，一天承包一段长度，一个人拿镢头刨，另一个人拿铁锹在后面铲，早干完早回家，晚干完晚回家。我和周林一组，边干边聊，不知不觉快挖完一半了，看看别人，我们的进度还不算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年一年的劳动已经练出来，因此现在干活儿比刚来时轻松多了。由于是承包活儿，自由度很大，我们的工余时间相对多一些，就又有时间到田风家去了。
一天，田风托人捎话，说张要去武汉投奔男朋友去，让我们到他家聚一聚，以示欢送。下午干完了活儿，我和李刚、刘工、廖大勇就相约着向田风家走去。这种时候老齐是不跟我去的，他很傲气，总觉得比我们高一等，其实有什么了不起，不一样和我们一块儿下地干活儿嘛，我很鄙视他，我们也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在田风家，我们祝愿张一路顺风，一生平安。廖大勇恋恋不舍的和张贞说着什么，我有些奇怪，问李刚：“他们俩怎么回事？”李刚说：“廖大勇对张贞有意思，不想就这样分别了，真有些遗憾。”我说：“她走也是好事，不然要一辈子葬送在这穷山沟里了。我是没地儿走，要有，我也走。”李刚说：“谁说不是呢。”张贞和廖大勇说完话就坐到我的旁边和我道别，我说：“真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要祝贺你，希望你走后别忘了和我们这些陕北的老农民联系。”“哪能忘呀，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张贞说着，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我一走，咱学校就剩你一个女生了，有事就和那几个男生商量吧，他们都挺不错的。”我说：“知道，你放心吧。”她说：“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挺难的，你不觉得吗？”我说，：“那有什么办法，硬挺呗。”她说：“你干脆也找个人吧，我看刘工挺好的，老实厚道，不怕脏、累，将来肯定对你好，我给你牵个线？”我连忙说：“别，千万别，这事我一点也没想过，你说的太突然了。”正说着，田风招呼大家吃饭，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吃完饭又海阔天空的瞎聊一通就和田风、张告别回家了。
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想着张就要离开，不免有些羡慕。想想自己要在这里呆一辈子，不禁心中泛起一丝丝的酸楚，眼眶有些湿润，人的命啊真是不一样。
张贞走了，我没有去送她，我怕离别的场面，只是默默的祝福她。
一天，李刚告诉我，他要娶岳秋，要做岳家的女婿。我惊呆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真的？你想好了？”他说：“想好了，想了好长时间了，刘工和廖大勇都赞同我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北京的？难道这么多女生里就没有一个能让你看上的？再说了，刚来一年呀，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呢。”他说：“反正咱们要在这里呆一辈子，我找个当地的就有了根基，再说岳秋也挺好，她父母也不错。我从小母亲死的早，后妈也不关心我，在这里安家重新找到温暖不好吗？我有了家，对你们也能关顾一下呀！”我无语，只说了一句：“你不后悔？”他说：“不后悔。”我说：“你和老岳家说了吗？”他说：“还没有，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说：“你要是铁了心，我就支持你，别涮人家。不过这事总让人想不透，我还是觉得北京的找北京的好一些。”
过了两天，李刚真的和老岳家说了这件事。老岳两口听了也很震惊，虽说很喜欢这个小伙，可心里仍有些不踏实，不知可靠不可靠，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了。李刚就天天去老岳家，刘工和廖大勇也找机会去帮腔。就在这时，从另一个村子里传来让人惊讶的事：一个女知青和村里一个身体残疾（柳拐---大骨节病），死了老婆，留下一个孩子，三十七、八的贫协主席结了婚。一开始，队里不敢办理，请示公社，又请示县里，直至地区，经过一番周折，各级政府终于同意批准结婚。这个消息使李刚的事情立刻有了飞速的发展。李刚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人又勤快，岳秋也不用远嫁，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岳秋的父母欣然同意，事情就这样得出了结果。李刚有了依靠，经常去给岳秋家帮忙干活儿，当然吃饭也就不在话下了，俨然成了一家人。
这一年是1970年，由于经常接触，加上李刚和廖大勇的撮合，我和刘工建立了恋爱关系。
公社又下来文件了，说是为了知青更好的生活和劳动，北京专门派了一批干部协助管理知青，让大家准备迎接。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可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北京干部终于来了。领队常驻公社，其余的分到生产队，每队一个。生产队对这些人的到来丝毫不敢怠慢，吃、住都安排得很细，一个人住一个窑洞，吃派饭（轮流到社员家吃饭，一家一天，轮到谁家，谁家就像招待贵客一样，拿出最好的饭菜），农活儿愿意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我们队来的干部姓刘，我们叫他老刘。老刘人还算和善，只是有点儿絮叨。每天早晨叫我们起床，督促我们下地劳动。对我们分灶吃饭不满意，可又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也只好默认。渐渐的我们发现，北京干部是以救世主的身份来的，他们可以主宰知青的一切，谁不听他们的，谁就要倒霉。老刘来了以后，利用吃饭的机会向社员们了解每个知青的表现，然后开始找人谈话。找我第一次的谈话内容是说我表现很好，要继续努力，发挥表率作用。接着话锋一转，很严肃的要求我立刻与刘工结束恋爱关系。我愣了，不知这是为什么。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临了，他让我好好考虑。接连几天，天天找我，问我考虑得怎么样，说什么我要是不跟他断，会影响我的前途。我不明白，刘工怎么了，他是农民，我也是农民，他怎么就影响了我的前途？他不就是出身不好嘛，我也不好呀。我拖延着，一直都没有给老刘满意的回答，老刘继续给我施加着压力，仍然接连不断的找我谈话，并且汇报到公社，让公社的干部领队找我谈话。那些日子很难熬，就像有一座大山压在头顶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本来想一个人顶过去，看来不行，只好全对刘工说了。刘工听了很生气，立刻就要找老刘理论，我劝住了他。这时找他理论不会有好结果，弄不好自己还要倒霉，何苦呢。最后我们商量好，我表面答应老刘，平时我们不再接触，有事可让李刚或廖大勇带话，然后到田风家见面。没想到我们成了地下工作者，现在想来甚是可笑。
我答应了老刘后，他不再找我谈话，大家相安无事。8月，县里抽调一批干部苗子，我也在其中，只是我没有参加苗子学习班，直接去了延安师范学校参加三个月的师资培训。
到了学校报道后，才知道我被分到了理化班。其实我最不喜欢理化，尤其是物理，上学时就没学好，那些计算公式提起就头疼。化学还好，因有实验课还能提起些兴趣。没办法，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无法选择，只好即来之则安之吧。
参加这次培训的，据说都是从各县抽调来的优秀人才，其中有的原来就是教师，也有像我们这样什么都不是的，培训内容是各个学科都有，按各县的需要推荐。北京知青总共七人，除了两个男生，我们五个女生住在一个宿舍里，只有一个叫马慧的和我分在一个班。没想到我又重新走进了学校，重新过上了学生生活，尽管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我也很兴奋。
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得很紧张，要上文化课，还要到中学里听课，实习，总之要做好当教师的一切准备。平时学校的大门紧闭，不能随便出入，我们只能利用星期天出去参观一下延河、宝塔山、杨家岭、枣园等革命圣地和购买一些生活用品。那时没有什么娱乐生活，在短短的课余时间里，就是在宿舍吃核桃。延安的核桃很便宜，0.35元一斤，每到星期天，我们都要买回来满满一书包（文革产物----军绿挎包）的核桃，吃上一个星期。就这样吃了两个多月，竟然出现了奇迹，我的少白头没有了，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好高兴。
秋收时节，学校组织支农劳动。我们去的这个生产队也是较穷的，那里的地在山上，漫山遍野都种上粮食，被称为广种薄收。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天还是黑黑的，男劳力就开始上山了，早饭和午饭都是挨家挨户把装饭的瓦罐集中起来，由专人挑上山，晚上天黑才下山，两头不见阳光，真的很辛苦。队里对我们很照顾，每天给我送的饭都是白面馍，中午吃饭时，社员们都不和我们在一起吃，而是躲的远远的。我有些好奇，走到他们跟前，想看看他们吃得什么饭，和他们换着吃，可他们谁都不肯，我趁机扫了一眼，那瓦罐里好像装的是特大粒的玉米碴子粥，一下子震动了我。那时有一首歌，唱的是周总理离别延安十三年后，回到延安视察，看到老区还是很贫穷，没有发展，眼泪夺眶而出，连声检讨自己没有把老区的发展工作做好，让老区的人们受苦了，那愧疚之心无以言表。当时我对这首歌并没觉得怎么样，现在我一下子理解了。解放这么多年，老区的人们虽然有着勤劳的双手，却无力改变它的贫穷，依然无怨无悔的生活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这次的劳动使我受益匪浅，不是用文字能表达的。
三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已经是1970年的11月，到了初冬的季节。学校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总结了大家的学习情况，表彰了先进，提出了希望。离校那天，学员们依依不舍的互相道别。我坐在汽车上望着窗外，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延安，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还真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延安。
回到阔别三个月的生产队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变化，不知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村里的女子知道我回来了，都跑来看我。一时，小小的窑洞坐满了人，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她们问长问短，问得我都不知该回答谁好。晚上，社员们都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对周林、宁兰说：“真不容易，可该轮上咱们聊聊了，我有好多话想和你们说。”她俩点点头说：“我们也是。”我说：“我被分到康崖底中学了，过几天就去报到。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去学校找我，反正离得不远。平时有什么困难，就找刘工帮助，我跟他说一下，他会照顾你们的。”她俩连忙说：“不用说，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他什么事都特照顾我们，你得替我们好好谢谢他。”我说：“你们不用着急，总有一天你们也会离开这里的，只是要注意和老刘搞好关系。”她俩说：“知道了。哎，李刚和岳秋的事黄了你知道吗？”我惊问：“为什么？”宁兰说：“大概是觉得当初的决定太草率了吧，北京干部来了，好多事都发生了变化。”我说：“是呀，现在和过去是大不同了。我一直认为他和岳秋不合适。”这一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天亮。
第二天我去见刘工，对他说：“这回咱什么都不用怕了，我当了老师，脱离了北京干部的魔爪，他们再也管不着我了，咱们从此可以大大方方的来往了。不过你也不要太得罪他们，还是要防着一点。”刘工说：“没关系，只要你走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俩正聊着，就见李刚和廖大勇、王魁回来了。他们一见我来，都可高兴了。廖大勇说：“李刚，王魁，今天做点好吃的，咱们给未来的嫂子接接风。”说着话，几个人一起动手，一会儿饭就做好了。尽管是以萝卜、土豆为主，也摆满了一桌子，还有不知他们从哪里淘换来的鱼和肉，透着那么香气诱人。饭桌上我问李刚和岳秋是怎么回事，李刚叹了口气说：“怪我考虑不周，几个月的接触，感到我俩还是不太合适，就和老岳家明说了，他们也同意了，这事就了解了，一个小插曲。”刘工说：“他现在又有了。”我说：“谁呀？”王魁抢着说：“电影放映员叫王琴，也是桥山的知青。”我说：“呦，现在还能看电影啦，太好啦！”王魁说：“电影是挨着村放，半个多月就能轮一回，一演电影，李刚就去帮忙，就这样好上了。”我说：“李刚，我为你高兴，好好相处吧。”饭在说说笑笑中吃完了，我告辞出来，刘工陪我一起去沮河边散步。我说：“真高兴，现在的感觉是：解放啦！没有一丝一毫的压力，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苦恼，我再也不用在北京干部的威慑下生活了，太开心了。”
过了几天，我去转了手续，正式到桥山公社康崖底中学报了到，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在学校里的待遇是民办公助，即国家每月发给十几元的工资，吃粮由全公社的生产队负担。那时的教师分为四类：公办、民办公助、民办、雇佣，这也是时代的创造。
说是中学，其实是七年制学校。文革后期，不知是谁的主意，要把小学变成戴帽中学，起名七年制学校，即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小学毕业不用考试，直升初中。因为学生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还有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那叫复式班。由于我是新来的，还是学期中间来的，只分配我带六、七年级（初一、初二）的理化，我来之前学校没有专职理化老师。学校很简陋，几个破旧的窑洞做为教室，低年级的课桌还是泥砌的，几个老师挤在一间窑洞里办公，只有正、副主任各自一间办公室。
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都很热情，帮我把生活问题安排好，就开始备课、上讲台了。学生们对学校里来了北京知青当老师，感到很新奇。上课铃响了，学生们迅速的做到自己的座位上，眼睛都睁的大大的盯着门口，等着老师来上课。教室里鸦雀无声，安静极了。我站在教室门口，心里砰、砰跳得特别厉害，脑子也有些发蒙，不知怎么走进的教室。刚刚在讲台上站稳，一声“起立！”只见学生们刷的一下整整齐齐地站起来，“老师好！”洪亮的问候声惊醒了我，我定了定神，镇静了一下，回应学生：“同学们好！”“坐下！”班长发出号令，学生们坐下了。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便开始讲课，心里暗自提醒自己：不要紧张，课已备好，怕什么，只要按教案讲就行。打开教案，边讲边在黑板上书写，紧张的心情渐渐的放松下来，语言也随之流利了，这第一堂课总算拿下了。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当老师也一样，只要第一堂课上好了，以后的课就没有可怕的了，还真是这样。
学校的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是供销社，那里有个售货员也是北京知青，叫顾方舟，同是被抽调的干部苗子。我们就此认识，并成为了好朋友。放学没事时，她也下班了，我就到供销社和她聊天，互相之间无话不说。
放寒假了，我回到村里度假。社员们见到我很高兴，纷纷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吃顿饭。盛情难却，我只好客随主便了。
春节又到了，我叫了顾方舟，李刚叫了王琴，加上刘工、廖大勇、王魁，七个人无拘无束，快快乐乐的在村里度过了1971年的春节。大年初一，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山村的雪景别有风味：雪花飘飘悠悠的落下来，落在树上，落在房上，落在山村的小路上，大地上一片雪皑皑，白茫茫。我们不顾寒冷，欢呼着跑出窑洞打起雪仗，堆起雪人，感到无比的开心。
开学了，我回到学校，继续教书育人的工作。新学期，我除了本职-----理化外，还增加了二、四年级的算数课和六、七年级的音乐课，另外负责学校的文艺工作。
物理和化学要认真的备课，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需要课前做一做，避免课堂上出问题，时间就得付出多一些；二、四年级的算数就比较简单，只要把复式教学准备好就行了。复式教学必须把时间安排好，上课后先给一个年级布置些练习，给另一个年级讲课，然后轮换。时间要掐准，否则讲不完下课铃就响了，一拖堂，就给下节课带来麻烦，老师们最讨厌的就是前一节课拖堂。
这一年，刘工被临时抽调到公社拖拉机站开拖拉机，我们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老师们都对他很热情，喜欢和他聊天、开玩笑。
一个星期天，顾方舟约我去县里赶集，我很乐意。我们俩搭上一辆汽车很快就到了县里。集上的人很多，人山人海，卖东西的，买东西的都忙得不亦悦乎，加上吆喝声、喊人声，真是热闹非凡。顾方舟径直把我领到县银行，介绍我认识那里的一个知青，她叫赵敏。赵敏瘦瘦的，中等偏高的个，人显得很精干。她热情的把我们让到屋里，又是倒水，又是拿吃的，然后对我说，她和顾方舟是最好的朋友，叫我不要和她客气。我被她的热情感动了说：“你既是方舟的好朋友，我和方舟也是好朋友，那咱们自然也是好朋友了，你愿意吗？”赵敏说：“当然愿意啦，咱仨谁大？”我说：“肯定是我大啦，我属猪。”赵敏说：“那太好了，方舟和我都属牛，但她比我大几个月，我正好没有姐，一下子来了两个姐，真让人高兴。今天我请客，祝贺咱们三姐妹友谊长存！”我和方舟一致赞成，三个人都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我们三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互相之间以姐妹相称。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亲密无间。
由于生源不断增加，经上级批准我们学校盖起了新校舍。把五、六、七年级安排在新校址，一至四年级仍然在原校址。新校很宽敞，一排整齐的青砖窑洞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兼宿舍，一个老师一间窑洞，我也不例外的有了自己的宿舍和办公室。窑洞前边是一个小操场，操场旁边有几排教室。教学环境的改善激励了老师们的教学热情，大家都很团结，不管什么工作只要一布置，立即行动，而且互相协作，互相帮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队精神很强，是一个优秀的集体。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得很愉快。每天上完课和老师们一起聊天，和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如沾年糕、夹包、拽包等，没有一点负担，完全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得到了领导和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夏天，县里举办由各公社、厂矿、学校参加的文艺汇演，公社把这个任务落实到我们学校，学校又让我负责这项工作。
首先要选材，舞蹈、表演唱等，校长都说不行，说要结合学校的实际，这可难坏了我。每天冥思苦想，终于编了一个短话剧，内容是一个差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事实的教育，有了飞跃的进步，进而成为了好学生。这个短剧告诉人们，差等生是可以变好的，谁都不要歧视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剧本编好了，校长、主任都说行，便找学生开始排练。排练不能占用上课时间，只能用课外活动时间，时间是很紧张的。
演出的日子到了，我带着学生去县里。学生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演出，没有经验，上台时很紧张。不过还好，算是顺利拿下。虽然没有拿到什么奖项，但学生们得到了锻炼，也是最大的收获。校长说：“没得奖没关系，你们能在县里的舞台上表现咱们学校的面貌，就是最高的奖励，大家要继续努力。”
这一年，也就是1971年，是知青命运大转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大部分知青被分到了厂矿，西安、宝鸡、延安等，队里只剩下几个人了，拖拉机站在秋收之后就没活儿了，刘工也就回到队里。李刚和老齐去了梅七线，那是一个铁路工程。本来是让刘工去的，可老齐非要去，死缠烂磨硬是让刘工心软，把名额让给了他。
每个队的知青都很少了，北京干部就把这些剩余的知青合并，我们队里也来了两个女生。而北京干部也富余了，一些身体不好的，像我们队的老刘，就回京了，队里换了干部是老杜。我每次回队，老杜对我还不错，总是留我在灶上吃饭。由于知青少了，剩下的人相处的还不错，只要星期天没什么事就回去，有时也邀请顾方舟一起回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供销社又来了一个男知青，名叫文生。文生看上去很腼腆，不太爱说话，接触的时间长了，才发现他并不是少言寡语难接近的人。于是，我们的圈子里又多了一个生力军
学校的生活很丰富，除了上课之外，每到放学后，校园里没有了学生，老师们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完全没有了在学生面前的那种威严，放开喉咙大声唱歌、唱信天游、唱陕西的秦腔、眉户，尽展每个人的本色。我感到，老师其实是个最好的演员，在学生面前要表现出即严肃又慈祥的亲和面孔，背着学生才显出那无拘无束、活泼可爱的本色。每当谈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就眉飞色舞，谈到不听话的差学生就恨铁不成钢那截然不同的表情，只有老师们才会有。
1972年的春节刚过，刘工、廖大勇、田风等人就被分配到黄陵县店头煤矿了，队里也就剩下四、五个人了。我们都很高兴，总算有了工作。廖大勇和田风分到煤矿的机械厂，刘工分到煤矿的鲁寺井口。这一次的分配，规模较大，大部分知青都被分到煤矿了
一天下午，刘工带着一个小弟弟来到我们学校，我很诧异，不是休息日，怎么没上班？刘工告诉我，他们上早班，已经下班了，正好有汽车过来，他们就搭车来了。我连忙把他们让到宿舍里，给他们沏好茶，让他们自己先喝着，就去上课了。
下课回到宿舍，刘工向我介绍说：“他叫六英，也分到鲁寺了，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六英十四岁就来插队，年龄是最小的，可他特别懂事。”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弟弟，人长得很帅，干干净净，默默地坐在那里，真是很可爱。刘工告诉我，他特别喜欢六英，又在一个班，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天天是形影不离的。六英说：“我们都管刘工叫老哥，不知该怎么称呼您？”我有些不好意思说：“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六英扮个鬼脸说：“那我就叫您嫂子了。”话匣子打开了，六英滔滔不绝地聊起来，我高兴地听着，心里想，这么小的孩子就远离父母，家长该多担心呀！这个弟弟真不错，懂情懂理的。
吃完晚饭，他们要回矿上了。我去送他们，路过供销社，顺便到顾方舟那里看看。正好文生也在，便向他们介绍了六英，于是，大家都成了朋友。
一天我接到一个通知，抽调我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文艺汇报演出队。这个演出队是由通过文艺汇演选调的人员组成，来自各厂矿、单位，来自学校的只有我一个，有八个北京知青。教育局张局长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此次汇报演出的意义和目的，要求大家要高度重视，排演好节目。我们八个知青被分在一组，排练的节目为：两个表演唱、一个舞蹈和全体队员都参加的大合唱。
排练室里的墙上高高的挂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队员们认真的排练，由于大家在原单位都是文艺骨干，因此排练的都很顺利，不需要导演手把手地教。
排练终于完成，彩排了几次后就进行汇报演出了。首先向黄陵县各级领导汇报。
那天晚上，礼堂里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人。乐池里响起音乐，大幕拉开，演出开始了。一切都很顺利，虽然有些小小的纰漏，但演员们都很有经验，自然的掩饰过去了。演出很成功。接下来就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巡回演出，全县的公社、厂矿，都走遍了，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个年代，人们的业余生活太贫乏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看到这样大规模的演出了。一个月下来，感触很深，对于我们这样业余的演出，人们的反响都这样热烈，要是专业团体来了还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呢，真象那久旱的禾苗见到了甘甜的雨露。
这次演出队的经历，为我今后的道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年的8月，我被批准转成公办教师，全县的北京知青只有我一个。
转为公办老师后，我工作的劲头更高了，“公办”意味着从此变为正式，这是所有民办教师的目标，也是所有民办教师的期盼。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更和学校的领导及同事的帮助分不开。这所学校是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我很留恋在那里工作的时光，更忘不了那里的领导、老师。
这一年，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很有起色，得到上级的重视，为此，在我们学校召开了一堂公开教学课，内容是我的六年级（初一）物理课。那一堂课上的很成功，课前领导和老师们都鼓励我，说我一定能讲好，课上学生们很配合，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课堂秩序有条不紊。开始时，我看到教室的后排坐了很多不认识的老师，着实有些紧张，可看到本校教师支持的目光和学生们专注的眼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给了全体师生一个微笑，开始了这一堂公开课。由于准备的充分，讲得很流畅，一点都不紧张了，越不紧张，就越流畅，和学生们的互动也很自然，一堂课顺利的下来了。
下课后，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上级领导肯定了这堂公开教学课的成功，并提出了一些不足和希望，我都欣然的接受，这使我更加坚定了当好一名人民教师的信心。
这一年顾方舟回北京结了婚，她却谁都没告诉，回来后我狠狠的埋怨了她一顿。本来嘛，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告诉好朋友呢！方舟不断地向我道歉、赔不是，我笑着原谅了她。接着她就被调到双龙供销社去了，我们基本上见不到了。
文生也参军走了，我记得好象是11月份，天下着雪，很冷，我送给他一本笔记本，希望他好好当兵，好好学习。
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能结识几个朋友，这是一种缘分，是应该十分珍惜的。
73年的元旦，我和刘工正式领取了结婚证，成为了夫妻。
　　　　　　
黄陵插队记忆
翻开尘封的日记，四十年了，那曾经的知青岁月鲜活、生动，历历在目地跃然纸上。我庆幸保留了这些日记，是它们让我的青春留下细致入微的痕迹：
乘专车从北京至铜川，再乘敞篷卡车抵达隆坊公社，再由各生产队接到每个村；从学习做农家饭，到熟悉每一种农活，经历冬春夏秋四季的雪雨风霜；参加“五七连”水库修建会战；徒步拉练360里，从黄陵到延安，接受延安革命传统教育；与解放军医疗队联谊；从入团到入党；从知青转为公社干部，全身投入延安建设的那段特殊年代；等等。我在延安插队工作近11年，历经上山下乡的高潮到文革结束，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迈步在历史赋予老三届知青所能经历的道路上，丰富了青春的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当年插队时，我不满十六周岁，现在已经退休。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这样的一段话“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感觉，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拥有无悔的青春岁月；有清纯，有苦涩，有艰难，也有快乐；但更多的是锻炼，是磨砺。我们和共和国一起经风雨，见世面，共同成长。
摘录日记的点点滴滴，为了纪念北京知青插队并工作于延安的那些日子
1969年1月24日
22日早6点到学校，在全校师生的欢送下，乘汽车到北京站。10点34分火车启动，离开首都和家人，奔赴延安插队。晚10点多过黄河。
23日早7点多过华山。下午三点到铜川市，住在渭中，在铜川市革委会吃了两顿饭。
24日早上6点多，乘解放军开的带蓬大卡车，直奔隆坊公社。共行驶4个多小时，200多里地。途经黄陵县城，未停车。汽车一直行驶在丘陵山区，到处是黄土沟壑。过了黄陵就都是土路，特别陡，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坡。天上飘着小雪，特别冷。车开得很技术，挺快，汽车溅起的黄土弄得满身都是，每个人都像土猴似的，口罩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
中午12点多到隆坊，吃了中午饭。下午，各队的老乡用小驴车把我们接到队里。
1969年2月5日
这几天，我们开始自己做饭。刚到队里的那些天，由生产队派一位大娘为我们做饭。
将近中午，我把灶火点着，昨晚就发了面，放上两层的笼屉，蒸馒头。约半个钟头后，开始炒菜。炒菜锅在灶台靠近土炕处，与蒸锅相连。火烧得很旺，但炒菜锅却不太热，我又加大了火，并向里烧。一会儿，有人说闻着糊味了。我赶紧撤火，端下笼屉，可是已经晚了。锅早已烧干了，笼屉散了架，刚端离锅就忽地一下着火了，其他人赶紧过来帮忙。我心里感到害怕，特别慌乱。几天都没学会做饭，这次还差点把锅烧炸了，笼屉也毁了，心里真不是滋味，眼泪跟着滚了下来。
我饭也没吃，找了一个僻静地方，独自坐下。我想不能这样无能，一定要学会做饭，突破这一关。
1969年7月4日
中午，天阴得厉害，我们在场屋躲雨，暴雨瓢泼般地倾泻着，还夹着冰雹，一直下了有半个多钟头，才向西南刮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雹雨，而且越下越大。场边的大坑都灌满了，向场上倾流。
我们村子地势低，大路上的雨水都向村里涌来。我和李玉香返回村里，人们都出来了，到处都是泥泞。耳朵里充满了流水的巨大声响。刘家的一棵老槐树被雷击了，劈下来两个大树杈，把路都挡住了。涝池的水溢出来向村南倾斜着，像个瀑布似的，从住在土崖边老木匠家边上，冲出一个大裂缝，飞泄着奔向担水沟。街上水流成河，淌水来到牛家，更是一个惊人的场面。水从窑洞顶上喷下来，冲刷着窑洞和厕所，叶其荣吓得把铺盖和用品搬到邻近的老乡家。赵柏林在二队窑背后跌进水坑，浑身都湿透了。
整个村子都被暴雨无情地冲刷过了，满眼都是黄土、泥泞和流水。村里老乡说，如果下大雨，村里就是这样。人们都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询问着，查看着。
这场暴雨对庄稼损害极大，沟滩地的玉米都被水冲平了，套种的豆子全部淹死了。老乡说，往年收成都靠沟滩地的玉米，今年肯定减产了，少打几十石。
听说对面梁园子村里的马被暴雨冲走了，全村的老乡都下沟寻马去了。
1969年8月31日
今天分别给爸爸和姐姐回信。爸爸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姐姐比我早一年去了东北建设兵团。告诉他们，现在农活不忙，有时上窑修建。近几天开始拉粪，准备种麦子了。今年秋庄稼都长得不错，谷子、糜子、荞麦长势都很好。就是玉米不如往年，因为七月的暴雨，可能会减产。
麦收后，交完公粮，进行了分红，知青每人60斤麦子（其中有奖励粮，按工分算，出勤多的奖励多；今年每个劳动日约合7两多，往年有一斤多的），10元钱。村子还没有通电，公社离我们村七里地，有发电设备，可以听到公社的有线广播。村里马上就要成立合作医疗，药品也买了，成立了医疗小组。赤脚医生已经去公社卫生院学习，以后小病就不用出村了。合作医疗是每人出五角钱，村里给出一元。看病每次付五分，药费五角以下公费，超出部分自己付。
1969年9月29日
从9月19日起，就开始下连阴雨，已经十一天了。这种鬼天气，我以前从未遇到过。雨下得人人心里都很烦，本来庄稼都开始收割了，也只好淋在地里。塬上的玉米和高粱都收了一些，当地人吃不惯高粱，都拿来喂牲口。我们也学老乡用高粱杆扎盖帘，还作了些刷锅用的刷子。
因为下雨，队里绞水的绳子也掉到井里了（这里的水井有100多米深），后来借了外队的绳子也掉下去了。天下雨，井又深，不敢派人下井打捞，吃水都成了问题。没法子，只好学老乡，把缸搬到院子里，接雨水吃。这个法子真见效，还不到一天的功夫，两个水缸就都满了。知青都说，这是吃地上的粮，喝天上的水，这法子比绞水可省事多了。
1970年7月3日
目前为止每家分了两斗麦，再分就只有芒麦了，但是芒麦长势不太好。秃麦除交公粮外，再储存一些，已经所剩无几。今年的麦子收成和去年差的很远。因为风寒（冬旱）、春冻，返青时发生虫灾，还多亏今年化肥施得多些，要不然将不可想象。
今年的麦子产量和去年差的很远，每亩平均只有80斤，总共收了不到100石。去年亩产130斤，共收了170石。今年如果有200石，除交公购粮，再留种子、储存粮，就很富裕。
1970年7月4日
今天，是我加入共青团两个月的日子，有必要小结一下。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应该起到党的助手的作用，发挥知识青年的战斗朝气，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些止步不前，光是单纯的参加劳动。我们不仅仅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重要的还是延安建设的生力军。所以，在学习、生产劳动中，都要积极工作朝气蓬勃。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一切比自己做的好的同志学习，在各方面，有所进步，有所前进。
1970年7月21日
昨天晚上,和队长谈了抓紧积肥，收茅粪。队长说：劳力不多，抽不出人来。我说：没人收，我们自己收。
早上，我寻下茅粪桶，担第一回时，心里还是怕人笑话。又一想，“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当农民还能怕大粪臭吗？为了增产，就得抓紧积肥，眼看茅粪满了，没人担，白白地浪费，多么可惜呀。延安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上粪尤其重要，高产就得靠施肥。社员群众常年种庄稼背大粪，从来都不嫌臭，我为什么怕人笑话！我担粪就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为了多打粮。
我担起大粪桶，真沉，运运气，担起来。心里又打了一个问号，担粪需要穿过村子，挺远的路，能担得到吗？默念着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向粪场走去。碰到一个男社员，说：你一个女娃，还担粪？我笑笑：那怕啥？担到积肥场，倒粪时，不小心溅到裤脚上，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脏。身上多了一点粪点，可是思想上洗去了一个污点。
担第二桶时，村里人比刚才多了些，我还是感到有些难为情。一路上，没遇到有人笑话我，心里坦然了许多。一个大娘关心地说：太沉了，你少担些。粪桶确实非常沉重，我却装出满不在乎：没什么，能行。有人问我，给谁担？我回答，队里顾不上收粪，我给队里担，一点也不脸红了。
从怕臭，到担起粪桶；从怕脏到溅到身上也不在乎。这就叫感情上起了变化，思想上发生了转变。这个变化就是世界观的转变，在接受再教育中，逐步提高认识，把立场、观点、作风移到贫下中农这方面来。
1970年7月27日
天还没亮，正在睡梦中，猛然听见会计德发在门外叫：丁淑敏，把鞭子拿上，快点走了！对了，今天我去耕地。
出门一看，男社员们都走出村口了。追到地里，队长已经把犁给我套好，叮嘱我：右手扶犁，左手持鞭。我开始了耕地，牛还算听话，就是感觉犁身较矮。刚刚学，生怕犁不进土，手使劲按住犁把儿。队长告诉我，手轻轻扶住，掌握住深度和宽度，不空跑就行了。我照着做了，果然质量也和刚才一样，可省劲多了。队长在我身边跟着走了好几回，教我怎样转弯，怎样拽缰绳。向右转，就拽右边的绳，身子向后探，手拽犁把，让牛拉着犁。等牛走到犁沟时，再拽向右边，把犁提起，插在犁沟里。
昨天我要求犁地时，队长开始不同意，后来被我说服了。村里的妇女都不犁地，可是在跟老乡聊天时，说五八年大跃进时，男劳力都外出大炼钢铁，妇女就扶起了犁把。回忆当时，人们都说：那时屋里人（村里称呼结了婚的女人）耕得真美。为什么现在，妇女就不能耕地了呢？队长说，现在地硬，女同志吃不消，让我耕第二遍时再去。我想，地硬怕什么，手上使点劲儿就是了。我有决心，一定学会耕地，打破旧习惯。
队长对我学习耕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耐心教我一些要领。其他老乡也主动帮助我，随时提醒我。一会儿，我耕起地来就顺利多了。地块确实很硬，手使劲按也耕不深，看看别人也同样，怎么办呢？由于时间长，胳膊有些酸痛。我把犁把向上抬了一下，发觉耕得深了。以后到了硬地，我就把犁竖起来，耕出来就深了。长栓看见了说，你把犁放平，向你那样，时间长了，胳膊受不了。我说，胳膊疼点没关系，只要把地耕好就行。
干农活看似简单，没有认真的态度也干不好。以前，看到别人耕地，好像挺轻省的，手扶住犁，跟着牛走就行了。实践起来，才感到真不是一件轻省活，一会儿，就出了满身汗。山坡地头短，在一趟一趟的来来回回中，我认真地摸索着。地头是最不容易耕的，有时牛不听话，低头吃地边的草，每逢到地头时，我都格外小心，吆喝着牛，尽量把地头耕好。看我干的这么卖力，大家都说：这女子劲头真大，能够拽得动犁，跟外迁人（当地称呼成年男人）一样耕地，不赖。
我想，这是我一年多来，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劳动锻炼的收获。
1970年12月28日
为了尽快完成郑家河水库大坝的修建任务，公社决定施工人数由一千多人增加到五千人，突击一个月。我们村又多出三十多个劳力。这次，除饲养员、铡草的，留在村里的劳力就不多了。
水库工地现在是两班倒，突击连住卜巷村，隆坊街和古路村的白天干，晚上“五七连”和原长期民工连夜班。白天干活是三顿饭，夜班两点收工一顿饭，白天两顿饭。每班上工时间八小时。工地有专人烧开水，整个工地在大灯和月亮的照耀下，如同白昼。
小学已放假，中学也放了假。过几天，黄陵一中、二中（店头）的中学生和教师都要参加水库建设，小学老师也要去。民工连现在是大突击，每天完成200方土。但总的说来，目前为止， “五七连”知青每天完成的土方量是全工地最高记录。
1971年1月9日
解放军四医大来了十二名军医，到我们村巡回医疗，有四名女的，都住在隆坊中学。他们对我村的地形和房屋建筑比较欣赏。他们自带干粮权当中午饭，我们帮他们蒸热，烧了开水，就咸菜，还是挺辛苦的。
村里人对医疗队非常欢迎，刚来半天，就有许多人看了病。解放军宣传新针疗法，采用针灸，配合药物为村民看病。新针疗法有手针、身针、脚针，便于取穴，方便群众，并且穴位少见效快。群众对扎针还是信服的，早就盼望医疗队的到来。他们开药收现钱，有些群众有困难就不收钱，后来村里决定，开药统一到村合作医疗取药。
下午，医疗队走后，群众纷纷到合作医疗取药，赵柏林忙得不可开交。还去给一个老乡扎针，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以白求恩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村里的赤脚医生凤兰问我，你会不会扎针？赵柏林一人忙不过来，可以向解放军医疗队学一学。我想，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学些基本的卫生常识，会一些必要的操作手法，为了方便群众，是应该的（后来，我学会了扎针和注射，在村里闹流感时，帮助赤脚医生为病人打针）。
今天起，郑家河水库开始三班轮换干活，每班六小时。水库建设正处在一个跃进的高潮。
1971年1月22日
1月22日，不平凡的日子。今天是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来农村－革命圣地延安插队两周年纪念日。
延安，这个毛主席居住过十三个春秋的革命根据地，处处充满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使我们茁壮锻炼成长。两年来，我们经受了考验，得到很大锻炼。尤其是劳动锻炼，对每个知青都是严峻的考验，在五月的暴烈太阳下割麦；在三伏天的玉米地里除草；从陡峭的沟坡地挑担子运玉米棒……一切重担我们都承受了，考验了思想，锻炼了意志，体力也增强了。脸晒黑了，心更红了。生活上，与贫下中农一样，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吸收革命的营养。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做到的。我们在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