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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学院“举报轮回”再调查
　　对于山东人大鹏、安徽人孙梅而言，2014年的夏天最是难熬。穷十余年心血，送孩子学钢琴，回头已无路。但这条单行道，眼看在今年4月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招考之后戛然而止。
　　心绪和躯体的痛苦刚刚开始—他们坚信，这次招考涉嫌存在舞弊行为，他们的孩子原本不该梦断于这个初夏，为此，两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告状、抗争，但前景未卜。
　　又是中国音乐学院。
　　《南风窗》2014年第12期刊文《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揭示该院招考、招聘中的不公以及另类“艺术生态”。看上去，门户私心、制度缺陷、权力寻租造成的混乱，至少十几年里，毫无改观的迹象。
　　刘小平，曾是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办公室主任，退休5年，回顾自己所知的招考腐败，依旧悲愤：招生汰优、招聘取劣，音乐学院的未来在哪里？
　　2014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专业招生是这样安排的：4月13日初试、4月15日复试、4月19日三试（文化课），一共招18名学生。
　　考试的评委包括附中钢琴学科教师任舒曼、董玄、张晓峰、胡晓雪，钢琴学科主任郭芸，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民、教师韩冰。
　　大鹏的儿子小鹏（化名）、孙梅的女儿小梅（化名）、张璐的女儿小璐（化名）参加了考试。
　　两年以前，孩子们在原籍休学，到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租住，跟随该院教师学习钢琴，目的就是备考。小鹏、小梅和小璐分别跟随的老师是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裴老师、洪老师、裘老师（均为化名）。
　　结果是，这3个孩子全部落榜。在此之前，他们的老师均认为孩子们考上附w中不存在问题，考试之后，老师们通过评委了解到，孩子们都“发挥得非常好”。
　　5月初，结果公布，家长和老师们都很失望。
　　孙梅和大鹏在初试完成之后，就到处探听孩子的表现。“有评委说孩子们表现很好，弹得好的地方很多，满意度很高。”
　　一起落榜，出乎家长和老师们的预料。
　　“对于孩子来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就是一个圣殿，在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是很神圣的，所以一次考试考不上，并非不能接受。”大鹏说，获知结果，他已经着手准备再陪读一年。
　　不久，裴老师的一个电话，却让他难以再平静下来。“裴老师说，初步了解，这次考试存在严重的利益输送行为，孩子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
　　家长和老师们很快达成一致的诉求：要为孩子们找回一个公道。
　　家长们找到附中，要求得到解释，孙梅说，学校的态度是不见面、不答复。后来他们向中国音乐学院纪委递交了书面的申诉要求，纪委组织专业老师回看录像，认为没有问题。至于调查的详情，答复是“你们无权知道”。
　　知道落榜之后，小鹏和小梅的情绪尚能接受，然而了解到其中可能存在不公之后，他们都“几近崩溃”，再也不愿练琴。
　　潜规则
　　除了小鹏，裴老师还有另一个学生小天，起初也被刷下，后来因为录取的学生中有人放弃，被补录，小天曾获得全国“金葵花”、“星海杯”钢琴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
　　裴老师说：“20多人考试，这样的学生都被打到18名以外，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裘老师的学生小璐，一开始就做两手准备，如果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不录取，就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而后者的考试时间与前者部分重叠。所以裘老师必须提前了解小璐的考试情况，以供小璐参考决定是否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考试。
　　他最早发现了其中的异样。
　　“我先假定不存在任何内幕，就看这个考试的结果最终谁是受益者，小鹏、小梅、小璐这3个学生被刷下来了，那么谁上去了？”
　　裘老师发现，其中有3个被录取的学生，“水平非常差”。据在考试现场的老师反映，其中一名学生还多次弹断。而这3个学生，都是评委任舒曼、董玄、张晓峰的私人学生。再看18人的录取名单中，这3名评委的私人学生有7人，占1/3强。“刷下小鹏、小梅和小璐，是不是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学生腾位置？”
　　裴老师说，那3个学生，跟最后补录的小天水平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随时可以拉出来练练。家长们写的书面举报材料中提到，董玄一共有4名私人学生与考，3人被录取，其中一名学生的家长在考试现场表示，自己的孩子没有进行过专业学习，连学习钢琴的基本教材“740”都没有弹过。
　　裘老师怀疑这3名评委可能“合谋打分”，于是一一打电话给这3名评委，质问为何合谋打分，并录下了通话过程。
　　先打给张晓峰。电话中，张晓峰说，任舒曼在考试之前找过他，商量打分的事情，他以为其他评委也都达成了默契，就这么做了。裘老师说：“张晓峰还清晰地告诉我，他们是怎么策划，怎么打分，分数如何错开，谁来负责打最低分。”
　　再打给董玄，董玄先是否认给小璐打低分。裘老师说，张晓峰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们一起把小璐的分数打到最低。
　　“那你知道了还来问我？”
　　“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不公平吗？孩子的水平摆在那。”
　　“裘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打分要按照水平来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你认为其他老师的意见不重要吗？”
　　最后打给任舒曼，揭破之后，气氛很尴尬。
　　任舒曼说，你知不知道小璐以前跟我学过琴？你知不知道我要面子？
　　裘老师说，打完电话，他明白了小璐被打最低分的真正原因：此前，小璐曾跟任舒曼学过琴，后来又另投师门。
　　这也是某些音乐老师的潜规则之一，曾跟一名老师学琴，再另投它门，就会被认为是“叛逃”—这与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规则如出一辙，裘老师复述的通话内容中，清楚表明小璐是遭受了“叛出师门”之后的报复。
　　张璐告诉《南风窗》记者，小璐的确在2009年曾经拜任舒曼为师，学习了一年半，但那时只是业余学琴，并未打算走专业道路。后来小璐喜欢上钢琴，进行专业学习，就另外找了一名老师。
　　“当时没想这个也会对孩子考试有影响，我们孩子跟任老师学琴的时候，我们对他也挺好的，后来并没有撕破脸。给小璐打最低分，我感觉莫名其妙，找朋友去了解了分数，听说任舒曼、董玄、张晓峰打的都是最低的80分（打分幅度为80~100分），而其他评委给的都在90分以上。”张璐说，“后来听说，考试前任舒曼找过董玄、张晓峰，说这孩子以前跟我学过，我不喜欢她，给她打低点。”
　　张璐说，自己现在不想计较，是因为孩子后来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四年级，至少有地方念书了，但小鹏、小梅都无学可上，自己还是得出来说句真话。
　　裴老师告诉《南风窗》记者，作为附中钢琴学科主任，郭芸也是评委之一。“她对结果也感觉很意外，但她说她控制不了。”
　　以往中国音乐学院不断轮回着的举报，评委们和校方总以“艺术判断标准千差万别”的理由予以解释，但此事的内情却证明其实打分跟标准无关。
　　裘老师说，作为音乐专业教师，学生的弹奏不可能没有确定的标准，技术性的标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而这是打分的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完全杜绝感情因素的确做不到，但感情因素应该在水平雷同的基础上予以参考，你喜欢这种风格，我喜欢那种风格，可以有一个小幅浮动，但不能无视真实水平本身。”
　　师门，一个奇怪的理由。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裘老师介绍，两年前，董玄也有一个私人学生，同时跟他和中央音乐学院一名老师学琴，董玄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跟系里的老师说不能让她考上。最后，这名学生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未被录取，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这些人的存在已经导致学校竞争力的下降，你不揭丑，则会整个烂掉。”裘老师和裴老师、洪老师一起向中国音乐学院纪委递交了实名举报材料。
　　“不予理睬”
　　6月25日，《南风窗》记者向任舒曼提出采访要求，他听明来意之后，迅速挂断了电话。在随后发给记者的短信中，任舒曼表示，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要发言的，想要了解招生情况须与学校联系。
　　董玄则说，关于举报，学校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处理程序，自己没什么要说。“我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在我看来一切正常，我只是每年履行自己的一次义务，”他说，“我们3个人事前没有什么商量，张晓峰老师说有商量是他的事，我不便评价。我在电话里对裘老师说过什么，我也不太记得了。”
　　《南风窗》记者随后一一联系了作为评委的郭芸、李民、韩冰以及附中校长沈诚，但他们均以采访须征得学院领导同意为由拒绝谈论此事。
　　当天来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办公室，工作人员随后联系学校的党委书记，最后告知记者，书记称“附中与学院是一体的”，有任何采访需求只能去找学院领导或者纪委。
　　而根据中国音乐学院的规定，纪委领导及校领导均不接受媒体采访。
　　这种碰壁，在大鹏、李光陆（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见《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一文）看来都在意料之中。大鹏他们的申诉，被以“你们无权知道”为由拒绝透露调查细节，李光陆和左继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见《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一文）上一次的举报，也是被告知“没有义务跟你解释过程”。
　　李光陆说，《南风窗》上一次的报道引起很大震动。但一切都未能影响招考结果，张姓考生依然进入录用公示。按照规定，公示期内如果有异议提出，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给出答复，但左、李二人在6月17日书面提出异议，学校未予答复。
　　左、李二人将“违规招聘”一事举报到北京市委教工委，连同大鹏他们的举报在内，目前北京市委教工委的案头至少摆着两份关于中国音乐学院招聘、招生问题的举报材料。
　　“但学校就是这样的傲慢，根本不予理睬。”已经退休5年的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原办公室主任刘小平说。
　　刘小平提到一位名叫张烁的博士，今年初参加教师招聘，一试过关被通知参加二试，二试考完表现极好，却没有收到三试通知，理由却是他“一试未过”。“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编造如此荒唐的理由，完全无视大家的智商。”
　　“丰收季”
　　作为评委，如果有能力让一个学生考入学院或者附中，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收益。
　　“你猜猜，每年到了招生的季节，与招生有关的老师如果愿意，能拿到多少钱？”6月26日上午，见面之后，刘小平首先抛给《南风窗》记者这一问题。
　　“少的几十万，多的百余万。”刘小平说，在学院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招考季，就是“丰收的季节”到了。
　　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一名教师告诉记者，此次附中钢琴系的招考之所以如此出格，让其他老师们都感觉不可思议，很可能与其中一名评委有关。该评委为了凑足买房首期，今年曾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周加课，收取补课费，而且必须一次性交足一学期的费用，每人6万元。
　　据了解，其中一名评委曾经放言，“只要拿出20万就包上附中”，在校内广为流传。
　　在老师们的叙述中，把招考作为收入来源的情况，已非一朝一夕。2002年，一名学生找到该院一名姓张的老教授，表明想考中国音乐学院，希望能帮忙补习，丢下5000元课时费就走了。这种补习都是一对一进行，张教授在约定的时间里在教室等着上课，但学生一直没有出现，张教授不明其中意涵，将钱退回给她。刘小平说，学生的意思无非就是，考试的时候让身为评委的张教授帮个忙。
　　当年的一名研究生，如今已经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有感于招考乱象，曾写下《穷人的孩子不要学音乐》一文，令人涕泪潸然。李光陆、刘小平谈及学校招考问题，往往以此文为例。
　　大家最常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前两年，一名学生毕业之后，拿着入学前的录音找到了学校，录音里，招考的老师向她勒索钱财，拿了多少钱，清清楚楚，后来在学校纪委介入之下将所有勒索款项退回给学生。
　　特殊的制度
　　李光陆说，大学的招生腐败案件，一半是因为某些人手中掌握着一些“特招权”，而对于音乐学院这样的艺术类院校来说，每招一名学生，都可以是“特招”。
　　因为专业老师自动成为考试评委，那么去找专业老师“拜师”，一拜一个准。刘小平说，在学院里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某专业的老师收私人学生，先要试弹，学生们排着队来，来一个就往琴上放一个厚厚的信封，最后老师往下一扫，一堆信封掉进下面的一个纸箱里。
　　评委们手中握着十分短缺的资源，只要有意愿，这些资源就可以货币化。刘小平说，货币化的途径不一定是临考抱佛脚，往往是前期铺垫的，铺垫的方式就是拜师，这让利益输送对外变得隐秘化。裘老师称，附中、大学的老师中还有一些“夫妻档”，招收的学生看上去与评委本身没有关系，但与其丈夫或妻子有关，这也使得腐败更加隐蔽。
　　教师们以此招收的私人学生，甚至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如果不愿意参与潜规则，老师就很难招收到自己属意的学生，也很难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样的老师，李光陆称之为“不懂事”的老师。
　　谁是考试评委，是在考前就能明确知道的，这是招考腐败的方便之门。裘老师说，2001年附中组建钢琴学科，附中钢琴专业所有老师都是考试评委，但当时还有人数对等的大学老师作为评委予以稀释，而且大学评委由抽签产生，无法在考前确定。而这一次，大学只有两名老师成为评委，其余5名都是附中老师，如果有3人合谋，就完全可以抵消其余4人的“良心分数”。
　　2002年，李光陆当场强烈质疑考场不公被解聘，闹得沸沸扬扬。此事之后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换人，新来的党委书记有意改革，曾找过刘小平询问解决招考腐败的办法。刘小平提议参照韩国的音乐院校的制度，即大学音乐教师不准招收私人学生，一经发现即予开除，然而这一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两年之后，宋飞轰动性的举报（见《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一文）就发生了。
　　“不公→举报→不公”不断循环，没有稍歇的迹象。唯有李光陆、左继承、刘小平这种“刺头”，不时出来公开批评，然而制度本身岿然不动。
　　刘小平说，因为频繁提出激烈的意见，自己被院领导称为“疯子”，但“我以此为荣”。“为了私利，拒绝好学生，招收坏教师，再不改，他们将是学校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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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沈音附中外省招生考试地点：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2012年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沈音附中外省招生信息（一）考试地点：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更新时间: 01:29
（一）考试地点：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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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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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揭露黑幕者也被举报
　　用中国音乐学院宣传部一位老师的话说，该校“总有那么多热闹”。
　　2004年，青年教师宋飞在央视揭露学校“招生黑幕”，轰动一时；10年后的2014年5月，她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但被本校两名教授实名举报―这回是招老师，但关键词一样是“招考黑幕”。
　　而在稍早之前的3月份，因为质疑该校今年古筝专业招考不公，12名学生家长联名上书，要求“纠正错误”，“惩戒舞弊行为”。
　　时间倒回2002年，本次实名举报校领导的教授之一、著名笙演奏家李光陆，也曾因为认定有考场舞弊而当场提出强烈质疑，被学校解聘，之后在官方压力之下复职。
　　举报，在时间流逝中不定期地“轮回”，其中牵涉的已不仅仅是个人品格的坚守与嬗变。个案纠纷，折射出制度的“酱缸”效应，及艺术教育中的另类生态。
　　左继承和李光陆都是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教授，日下午1时，他们作为同组的评委，一起参加一场本系教师的招考，应聘唢呐教师岗位的是一名张姓考生。
　　第一部分是10分钟的演奏，考生选取了山东传统乐曲《一枝花》。6名评委中，只有左继承是唢呐专家，他说：“这首曲子中最关键的传统‘气吐音’，被改成借鉴自西洋吹管乐的‘三吐音’，导致该曲精华尽失。散板和慢板也改得一塌糊涂。”
　　第二部分是示范教学，安排一个学生现场听应聘者试讲课。以往惯例，曲目由学校指定，学生随机安排。左继承说，这次学校没有指定曲目，而且学生还是考生自己带来的。“但一听，应聘者吹得还没有学生好。”
　　最后一个部分是现场答问，左继承提出了多个问题。
　　“你知道赵春峰(唢呐泰斗)老师的拿手绝技吗？”“不知道。”
　　“潮州唢呐和北方的唢呐有什么不同？”“不知道。”
　　“山西唢呐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谁？”“不知道。”
　　“新疆唢呐与汉族唢呐有什么不同？”“不知道。”
　　左继承、李光陆认为，这些对于学唢呐的学生都是常识性问题，答不上来，不适合当教师。最后打分的时候，他们都只给了80分。“其他评委都不是唢呐专业，听不懂情有可原，假设前两轮都给满分，第三轮的基础知识一问三不知，不说给0分，给个5分以资鼓励，最多也不可能超过80分。”左继承说。
　　然而，其他4位评委给的分数都在90分以上，院长赵塔里木、副院长宋飞更是分别给出98、99分，“几近完美”。最后，该考生以总得分90.17分通过本轮考试，超过合格线0.17分。
　　联想起考试前的一些情形，左继承认为本次招考明显存在舞弊。他说，2013年年底，宋飞曾向国乐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尊连推荐过张姓考生。张尊连征求左继承的意见，左继承立即表示不同意：一是程序不合规定，二是国乐系不需要招唢呐老师。
　　国乐系于去年11月29日向学院递交了一份盖有该系公章的红头文件，表示无法定夺，请“学院领导明鉴”。该文件中清楚提到，张姓考生系“由宋飞副院长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建民推荐”。
　　其后，有张尊连签字的国乐系“拟接受毕业生统计表”中明确，2014年只有二胡和箜篌两个专业招录教师。
　　然而，考试当天，唢呐专业的张姓考生却出现在了考场。李光陆说，既然来了，就考吧，水平够高我们也不排斥，然而考生表现让人“大跌眼镜”，依然过关。
　　“这也太过分了。”左继承说，权衡之下，他们决定实名举报。5月8日，左、李二人发出了实名举报信。
　　谁怀私心？
　　5月17日，学校纪委一名工作人员口头通报调查结果，答复称调查未发现违规情形。
　　“你都调查过谁？现场录像看过了吗？”左继承追问。对方称不知道，自己只回答结果，没有义务通报过程。
　　他所提到的现场录像，是还原事实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考试要录像，这还是2004年宋飞揭露“中国音乐学院招考黑幕”之后形成的一个惯例。当时为防不公，宋飞自己拍录了考试过程，交给了央视，央视节目中找来专业权威教授回看，成为证明打分不公的关键证据。
　　左继承说，这一次，学校就是不肯公开录像资料。
　　“程序上没有问题，宋飞没有写过文字信件推荐学生，也没有委托国乐系运作。”中国音乐学院宣传部一名田姓老师对《南风窗》记者表示，所谓不公正，只是左李二人的片面印象。
　　田老师认为，艺术类院校招考有其特殊性，即评委主观审美标准千差万别。张姓考生答不上来那些问题，左继承认为是常识，但“未必就是定论”。“其他4位评委给分都在90分以上，基本接近，就他们两位给了最低分，我们反而感到很不理解。”
　　“左老师可能是有个人诉求。”田老师介绍，去年六七月份，左继承推荐过自己的学生应聘唢呐专业教师，但“不够优秀”，没留下来，这个学生还是他很亲的亲戚。“左老师2016年就要退休，是不是着急要安排他的学生才会这么闹？”
　　如果说左继承有私心，那么与此并不相关的李光陆为何也联名举报，而且态度激烈呢？
　　田老师称，李光陆“就是爱热闹”，“他每年都有一些事儿出来”。2002年，李光陆曾因现场质疑招考违规而被解聘，后又复职。
　　李光陆对这一说法很生气。“左老师的学生，你都没有给他机会考试，怎么知道他不优秀？”
　　田老师认为，留校学生，获奖很重要，学校招考向来特别重视获得国家级大奖的荣誉。而张姓考生，是金钟奖和文华奖的双料金奖得主。正因如此，田老师认为，两个国家级金奖获得者在左、李看来竟然不合格，这才是不公平。
　　“拿获奖说事，他们也是左右逢源，见人下菜碟。”李光陆反驳说，领导想要的人获了奖，那么奖项就很重要，不想要的人获奖，那奖项就不重要。他说，某院领导的女婿，前几年成功应聘管弦乐专业教师岗位，并没拿过什么奖，那时就不提奖项的事了；前几年二胡专业招录一名柴姓学生留校，这名学生也没得过什么大奖。
　　“况且唢呐类的金钟奖到现在只办过一届，也就是说只有张姓考生拿过奖，制定出这样的招考标准，等于把其他人全部排除了，这不是按人设岗吗？”李光陆说。
&&& 得奖不意味着适合当教师，左、李二人认为，教师当然必须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至少不能连常识都不懂。
　　师承关系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是一所“多事之校”。田老师说，学生只有不到2000人，教师300多人，但“老挺有热闹”，“人家上万人的学校也没那么多热闹”。
　　她认为，这与艺术家集中、各有其独特性格而且大都为人直率敢言有关。她同时提到，学音乐的学生的成长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学生，他们往往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师生之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因此在招考过程中难免会夹杂个人感情。
　　此语说来随意，但其实正道中了中国音乐学院不断轮回着的举报行为的根源。
　　宋飞2004年的举报，是因为自己的3名优秀学生被“打黑分”未被录取；而按照田老师的表述，左继承此次举报，也是因为自己的学生此前未被招录；3月份，12名家长联名抗议中国音乐学院招考不公，同样有着强烈的“师承关系”背景。
　　随着调查的推进，《南风窗》记者触碰到的是艺术生招考中不为人知的关系生态和制度生态。在这一生态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老有热闹”就不足为奇。
　　民乐，是一条狭窄的人生之路。学习传统乐器的学生，往往从三四岁就开始艰苦练习。而从初中开始，他们就要努力进入一所音乐中专学校，跟着老师苦练6年，为高考进入一所知名的艺术院校而努力。
　　“说白了，这个过程有点像传统的‘戏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女儿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读古筝专业的学生家长大麦(化名)说，除了生活条件更好、老师不打人，学生的学习过程跟电影《霸王别姬》中的情形差不多。
　　因为孩子太小，父母一方常常还要放下工作，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经济成本非同一般。
　　“走啊走，感觉孩子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往小胡同里钻，选择太少了。考不上艺术类院校，往往一辈子就废了。”同为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古筝专业学生家长的大米(化名)说，自己和孩子都是靠梦想支撑，但这一梦想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艺术类院校每个专业招收的学生数量很少，今年古筝专业只招6人，而参加考试的学生有三四十人。正是这种激烈而又没有退路的竞争，给予了考试评委们极大的寻租空间，由此演化出一套承接寻租行为的“潜规则”―拜师―如果孩子想考某所院校，最好提前一两年拜该校该专业的教授为师。拜师之后，教授会给孩子额外补习，多是走走过场，家长则支付不菲的补习费用。
　　大麦说，也可以不补习，一次性交纳相当数量的拜师费即可。据他了解，有钱的学生家长，一次性给老师50万元乃至上百万元也不足为奇。
　　当年宋飞举报，是在为自己的学生鸣不平，许多人不理解：学生都还没考上你所在的大学，怎么就是你的学生？其实，这类奇怪的师生关系，往往正由“拜师”而来，他们是教授们的“社会学生”。
　　由于每个专业招生人数很少，各专业尤其冷门专业往往只有一两名老师。左继承所在的唢呐专业，全校就只有他一名老师。而在招考过程中，许多时候专业老师的打分比重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这意味着，哪个学生能进入大学，基本上就是专业老师说了算。
&&& 所以家长们心里明白，拜师费、补习费，其实就是孩子进入大学的“买路钱”。
　　异样考场
　　王竹(化名)是大麦、大米的孩子们的“师姐”，今年参加中国音乐学院的高考选拔。这个女孩，曾经在与成年人的共同竞赛中获得文华奖个人金奖，按规定，获得过国家级大奖的附中学生，只要中学期间文化课没有不合格的科目，就能被保送中国音乐学院。
　　有家长说，由于学院“重视大奖”，文化课是否全部合格，在以往并不考究，只要得过国家级大奖，都能保送。过去6年，王竹曾有一门课的一次考试未及格。他们感觉到的不公正从这一点上开始―针对唯一具有保送资格的王竹，学院突然把文化课的要求拿了出来，取消其保送资格。当然，这种动机猜测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而且学校也并不违规。
　　那就参加考试。然而麻烦接踵而来，初试之时，别的考生都完整弹奏，只有王竹一上去就被评委指定从曲子中间开始演奏。“一会儿又打断，说你弹慢板，一会儿再打断，让弹快板，正要进入高潮，就被叫停。”大麦说。
　　大麦、大米陪着孩子学琴十几年，对于音乐粗有所知。“弹奏是需要酝酿感情的，把曲子打得零零散散，怎么可能弹得好？比如我现在给你一首歌曲，让你从中间某个字开始唱，你唱得好吗？”
　　王竹哭着结束了初试，成绩堪堪进入复试。她在附中的专业老师听说了过程，还不太相信竟有如此考试。
　　老师给王竹出主意，选一首和缓的乐曲，复试之中如果评委让弹慢板、散板，就说没有，如果他们突然打断，也不予理会，坚持弹完。老师的计策，针对的是考场录像。如果总被打散，那么录像根本无法判断学生水平，申诉无门。
　　学生家长们认为，评委总是打断，其目的就是干扰录像，不录取王竹，也不留下证据。复试当天，王竹的演奏果然在高潮处被叫停，但遵照老师的意思，她未予理会，全曲奏完。
　　最后的分数，她仍在录取名额6人之外。王竹同班同学3人一起参加考试，一人过关，一人初试就被刷下，王竹复试落榜。家长们回头再看，过关的学生是一名拜过师的学生。
　　家长们愤怒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古筝专业6个年级一共只有十几名学生，12名家长联名上书，要求学院“纠正结果、惩戒舞弊、改革制度”。
　　多番交涉，中国音乐学院同意，如果王竹在接下来的文化课考试全部过关，仍然予以录取。
　　制度期盼
　　对于学生、家长而言，高考几乎是全部的人生希望。如果考试被认为没有公平可言，那么付出再多的努力，练就再高的水平，均是徒劳。如果现状不变，那么王竹的覆辙，注定将被后来的师妹们逐次重蹈，这就是家长们团结的理由。
　　“人家的孩子得过文华奖金奖都被搞下来，我们的孩子没有获过奖能有指望吗？”大米说，自从王竹考试之后，所有孩子和家长都仿佛掉进了冰窟。
　　“我们大部分是中产家庭，几十上百万的拜师费交不起，就算有钱，音乐的道路这么狭窄，还不如拿着钱去做生意，这十几年，当我们白瞎了。”
&&&& 大米所言非虚，李光陆说，学民乐的孩子改行的，不在少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卖房子的、卖保险的、开餐厅的……不知其几。大米说，即便将来大学毕业顺利进了某个乐团，一样无法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
　　不过选择了这条路，未来的困难都认了，大麦说，至少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环境，让我们十几年辛苦不留遗憾吧？“制度必须改。”
　　家长们所指的制度，主要是考场制度。专业老师作为评委占的权重太大，亲戚与考也不回避，学生演奏过程中评委可以随意议论，这一切，都给潜伏着的“师承”关系留足了后门。
　　李光陆说，纪律明确规定不准带手机入场，评委们照带不误。评委们总是在考场上交头接耳，身份较高的评委说一句“不错不错，这孩子是个可塑之才”，他的意思别的评委就都理解了，知道该怎么打分了。“有的孩子则穿着校服去考试，看一眼就知道她是谁的学生。”
　　大麦说，同在北京的一家音乐学院，招生就是拉帘子演出。台上的学生是谁，谁都看不到，顺序是随机的。
　　归根到底，考试现场留下的足够的“操作空间”，被认为是其他一切衍生性畸形生态的根源。如果考试是能够确保公正的，那么除了苦学一途，没有顾虑，也没有侥幸。
　　为此，家长们总结了几点诉求：用机制确保评委随机而且中立，严肃评委们的考场纪律，在不透露学生身份的环境下表演。
　　否则，梦想终是一场梦。
（原标题：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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