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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气质
中国人气质 序（1）唐弢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族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国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 )所著的这本《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气质》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的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中国人气质 序（2）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沿国平天下的大经路”，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是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的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日&&&&&&&&&&&&&&&&& 中国人气质 绪论（1）知情者出面作证，人们总希望他陈述真情，而且是全部真情，除真情之外，别无其它，许多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者，已经述说了中国人的真实情况，然而他们当中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只讲真情，不掺水分，更没有人讲述过中国人的全部真情。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博学广识，都不可能了解有关中国人的全部真情。所以，这卷书里的论文，要坦然正视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首先，人们也许会说，谁试图把他关于中国人特性的印象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是枉费心机。乔治·温格罗夫·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先生，一位伦敦《泰晤士报》年驻中国的通讯记者，可以像那时到中国去的任何一位作家那样，有良好的机会观察各种条件下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得到那些资深刻重者的帮助，借助那些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的正确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书信集的前言中，对他描述中国人特性的失败表示了歉意：“在这些书信里，我没有采用精心描述中国人特性的文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课题像这个一样，能有更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可以充分使用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堂皇的教义，所有末流的批评家，都可能断然的蔑视我，因为我未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我写了几点中国人的优良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作这睦文章的同时，眼前的中国人又以他们的言行粗鲁地违拗了我的假说，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而且坦诚的汉学家们谈起这件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认为从总体上以一个观念概括中国人的特性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困难仅仅是那些实际上了解中国的汉学家才感觉到的；一个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课题全然一无所知，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一篇词藻华丽但却与事实正相违背的分析文章，虽然这种分析应该是严格真实，不附加主观臆想的。某一天，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抓住中国人心中每个稍纵即逝的矛盾心理，估价其在总体中的分量与影响。目前，至少可以满意的是，我避免严格的定性，只是用最突出的品性描述中国人(a Chinaman源注：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情，“a 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在英语中，而把更恰当的词语———Chinese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哪一个是不用“Chinaman”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这一词语)”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他自己成为许多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能压服的；也可以感到，他们又是不易被理解的。实际上，除非在中国，在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中国人，然而依然盛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是一组无法完全理解的矛盾体。全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与中国交往的几百年已经逝去，我们终究没有明白地解释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至今不能像认识复杂现象的其它秘密那样，真正认识中国这个民族。对这卷书的另一个更为严肃的异议，是作者不具备写这书的资格。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能保证他有能力写书论述中国人的气质，就如一个人在银矿滚打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证明他适于写作一篇关于冶钱或者金银二本位币制的论文。中国幅员辽阔，一个从未走访过她一半以上的省份、而只在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整个帝国作出概括。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北部中国每日新闻》(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写的，无意广泛传播。然而，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大不列颠、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兴趣，作者应要求把这些文章重新编写成书原注：中国人气质，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在中国和东方广泛传播，两年前售空。。&&&&&&&&&&&&&&&&& 中国人气质 绪论（2）第三点异议，是一些人提出的，认为阐发的部分观点，特别是那些关于中国人伦理特性的看法，会引入误入迷途，产生错误判断。然而，应该记住，人的印象不能如统计表那样，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它们就如相片底版，没有两张底版是完全相同的，可是每张都可以真实地映现一些其它底版无法呈现的图像。相片的底版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又不同，结果相片也就不相同了。许多久居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作者，他们与作者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的判断也理应同样受到尊重，想来在一定部位增添一点儿更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逼真。无疑，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这本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然而这次出版急迫，原本讨论中国人气质的三分之一篇幅被省去了，但是仍然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写了“知足长乐”一章。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赞美中国人所具备并显露出的优点。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危险，这就是屈从于既定的看法，给予中国人超过实际的道德荣誉———这是一种比不分皂白地贬低还严重的有害做法。由此联想到萨克雷，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笨的，坏人却是聪明的。对于这人问题，这位伟大讽刺家的回答是：他有眼无心，没有深入思考眼见的事物。譬如有一幅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发现拿破伦在圣·赫勒拉岛的侧身像，低头抱臂站着。但是长时间注视之后，往往看不出任何这样的侧身像了，似乎其中必定有错，而一经清晰地指出，就会感到看见画而看不出拿破伦是不可能的。搂照同样道理，许多事情在中国每一次出现时，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而一经看出，便经久不忘。把一个限制性的分句，引进所有概括性的总句是不可能的。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不要以为这些文章企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要以为是我国人观察和体验的全面荟萃。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所得印象的记录，是许多种“中国人气质”中的一小部分。它们不是一幅中国民族的肖像画，而是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见闻，用炭笔勾勒的一幅中国民族一些特性的素描。图像仅仅是由单线构成，无数单线交织在一起，要求形成完整的白色光幅。它们也可以看作是进行了归纳法的研究，书中所讲的许多特性不仅仅来源于作家个人的经验，而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时候所得经验的总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论题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例证。梅多斯(Medows)先生，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于哲理的一位，就表达过这种意见，把一个外国民族精神的正确观念传达给他人的最佳方式，就是交给他各种笔记，让他细读。这些笔记详细记录引人注目的大理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常事件，并附以该国当地人对这些非常事件的说明。一个总的原则是从丰富的大量事例中推论出的。这些推论可以被怀疑或否认，但是这种被引用的事例却不能置于一边，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达到了充分的真实度，任何关于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要参照这些事例。试图对中国人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进行比较研究的人，最强烈地感到其中的困难。显我，许多似乎是中国人“气质”的东西，纯然是东方人的特性；然而这一点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每一位读者都必须从切身经验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在现阶段，我们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条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渠道———这就是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知识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个，比前三者加起来还要珍贵，不过这个源泉不是对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都开放的。这就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那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气质，一个法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脚点写成的。其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是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疗治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人问题”现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到二十世纪这个问题甚至会比当前更为紧迫。对于用什么方法来改进人类中这样广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都不能不产生兴趣。如果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至今被忽视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都将不能成立。劳德·埃尔金(Lord Elgin)对上海商界的答问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是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和中肯的：“当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通行的时候，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化，不过在其它方面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发生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必须在这个持怀疑态度而又聪敏的民族中奋力前进，所凭借的方式就是宣传升入天国的信仰，说明这种信仰与不离尘世相比，在公共和个人的道义上，都会提供更好的保证。”&&&&&&&&&&&&&&&&& 面子一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再没有比这更悖理的了，居然这样称呼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一种“气质”。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面子”的意思，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是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要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幕后，因为那样将破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民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打断他们的戏，就是使他们失掉“面子”一旦正确领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附带说一下，调节“面子”的原则和从中获得的学问，常常完全超出西方人的知识和理解力之外。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误入无前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说，仿佛时常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像南洋的戒律那样，是一种不容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反复无常，不受法律约束，它仅仅按照世故常情废除和更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洋人必须承认差异，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事物得出一致的观点。在调解村庄纷扰、无休无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保全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状况下，目的不在于实行公正，尽管从道理上讲，也抱有这种希望，但是对一东方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这样的调停完全是平衡有关各方的面子。在诉论的裁决中，也常实行这样的原则，所以其结局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说是一场拉锯游戏。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仅仅接受一部分，很少或者说从来也没有全部接受，或一律拒收。一些人渴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缺点被人指出来，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也必须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网球丢了，不仅仅是怀疑，而是有证据足以判明是一个苦力捡到了。他就会愤怒地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这时很快发现球在地上(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故作姿态地说：“这是你‘丢失’的球。”。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他主人的房子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就会装作得意洋洋的样子拿出来给人看，这种情况下，“面子”是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一件物品，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者从他的工钱里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清高地说：“那钱抵赔那银匙子吧，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没有损伤，一个人明明知道一笔属于他的债款无法收回来，也要到欠债人那里去，严厉的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他没要到钱，但保住了他的“面子”这样才能保证他将来放债时不再讨不回钱。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一些职责，当他确知主人要辞退他时，就会重复以前的过失，辞职，保住他的“面子”。对我们来说，保住面子，然后送了性命，似乎是很不值得的，全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被杀头的时候准许穿着官服，以保住他的“面子”!&&&&&&&&&&&&&&&&& 节俭（1）“节俭”这个词，意味着治家原则，特别是收支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表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限制需求，杜绝浪费，以这样的方式调节经济，少花钱，多办事。照这三方面衡量，中国人是异常节俭的。到中国的旅行者最初的印象之一，是中国人的饮食极端俭朴。众多的人口似乎仅仅依赖种类很少的食品维生，诸如稻米、各类豆制品、谷子、蔬菜和鱼。这些食品，和其它一些很少的东西，构成亿万人的主要食物，只是过节或逢有特殊事情，才加一点儿肉。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西方世界设法为穷人提供价廉物美的食品，但是也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在平常年景，中国能够以每天不到两分钱的价格为每个成年人提供足够量的营养食品。甚至在饥荒年月，成千上万的人连续数月以一天价值不到一分半钱的定量分配维持生命。这表明中国的烹饪技术普遍达到了高水平。虽然对于外国人来说，似乎经常觉得中国人的食物是低劣、粗糙、乏味甚至倒胃口的，然而却不能不承认在饮食和服务方面，中国人是有经验的烹调师。在这一点上，温格洛夫·库克(Wingrove Cooke)先生把中国人排在法国人之下，英国人(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是否应排在任何一个国家之下，我们决不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不过他们在一些国家之上却是无可争议的。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食物种类是这样简单，所以甚至从生理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显而易见，中国人对主要食品的选择是很高明的。他们烹调技术精湛，构料简单，却能不断地花样翻新，品种繁多，这一点，极少注意中国烹饪术的人也是全然了解的。另外一件事实，极有意义，却不引人注意，但是很易证实。这就是中国人做饭很少浪费，所有的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普通的中国家庭，饭后都要把剩饭留下，尽管这些剩饭很不值钱。只要看一看中国狗、猫的生活条件，就足以证明这个普遍事实了。这些动物靠人们的剩饭，艰难“生存”，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新兴国家人们的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毫不置疑，像美国这样很容易生活的国家，每天浪费的物品，足以支持六千万亚洲人过比较富裕的生活。我们愿意看到这样多的人被剩余产品养肥，就像许多中国人“吃饱”之后，仆人或孩子把他们的残羹剩饭打扫干净。甚至于茶杯里剩茶也要倒回茶壶里，重新热过再喝。还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这就是人类对入口食物是极端讲究卫生的，欧洲人是愈来愈注意这一点了，中国人却不以为然。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网中之鱼，迟早都要吃掉。中国北方，普遍驭使马、骡子、牛和驴，部分地区驭使骆驼。无疑，我们述及这样的惯例时，一些读者会感到这样做真是过于节俭了———牲畜死亡之后，无论是死于事故，还是老死、病死，统统都要吃掉。这种习惯，不管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自然都应该纠正，因为牲畜可能死于胸膜肺炎之类的流行病。这类病畜肉，吃了会生病的，这一点，人们廉价购买时是知道的，但是肉还是全部卖出去，被人吃光了。明知有害，还是要买，无疑是为了图便宜，不过应该说，中国人冒险吃了病畜肉，并非一定生病。死狗和死猫，也像死的马、骡、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经亲身了解几起村民烹吃死狗的实例，这些狗是为了排除骚扰，有意下剧毒药毒死的。一次，一位外国医生考虑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前往劝阻，但是狗“已经下锅”了，吃这种狗肉可能造成的生命危险，并不能促使他们决心放弃这顿美餐，还是饕餮而尽，可是放纵乱吃之后，竟然没有生病。&&&&&&&&&&&&&&&&& 节俭（2）另一个说明中国人节俭的例子，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解决燃料的紧缺，精心挑选制作炊锅的材料。在中国，燃料是匮乏和珍贵的，而且总是树叶、庄稼的根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一燃即逝，容易烧完的。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尽可能做薄，需要很小心地操作。拾柴禾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附带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最小的孩子，不能干其它活儿，至少都能够拾柴禾。秋天和冬天的大地上，遍布拾柴的广大人群。经过他们的竹耙利齿如饥似渴地搂扒，地上连一根草屑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到树林里，用木棍打秋叶，好像这些秋叶是栗子，甚至草莓，一些心切的拾柴人还没来及“争抢”秋风吹过的路上就很少有秋叶散落了。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布料。她的衣裙不像欧洲姐妹那样，在花样和款式上奢侈豪华，而是全力设法节省时间、精力和材料。最小的一片外国布料，到了中国妇女手里也会受到欢迎，她们不图美观，而是重新发挥其效用，物尽其用的程度是“家政”议会的全体女作家未曾梦想到的。一处不能用的，保险用在另一处，一些碎布条也要充分利用，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慈善者，把不用的衣物施舍予人，而又怀着一种荒唐的希望，希望被救济的穷人将东西搁置不用，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如果把同样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款式与我们迥然不同，也有充分根据确信，这些物品始终会尽其所用，最后的下脚料也要和其它布料搭配使用，直到用尽为止。中国人时常给朋友题字表示祝贺，题字的纸稀构地缝在一块绢帛上。之所以松缝，而不粘贴，是为了使受赠者有一块长期使用的绢帛，如果另有选择，可以把旧字移下来，把上新字。中国人的节俭，在小零售商的交易中也有所反映，对他们来说，多小的东西也会引起注意。譬如，一个小零售商能够告诉你不同种类火柴每盒中的精确根数，他了解每盒火柴的微小赢利。中国人的帐薄用过以后，就用来糊窗户，包氏灯笼，每一页都派以用场。中国人为了坚持节俭，甚至不惜压缩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悖理之处，而是处之泰然。B?郾C?郾亨利(Henry)博士在《十字架与龙》(“The Cross and the Dranon”)一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五个小时，行程二十三英里，然后又走回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饭。吃早饭之前走了四十六英里，其中一半路程是负重的，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五分钱。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两名轿夫抬轿走了三十五英里，虽然从早晨六点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也要空着肚子撑船回去，舍不得花三分钱买两在碗米饭吃。船搁浅了，第二天下午二点还没有到达广州。到这时，这些人已经二十七小时没有吃饭了，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十五英里以上，不光抬人，还得加上他行李的分量啊!对于西方人来说，并非对中国人因节俭所获得的许多成果全都不满意，但是对于由此构成的纯朴天性，却不能赞许。在帝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也奇怪)在北方，一年中有好几个月，男女孩子都像在伊甸园里那样，光着身子，*，到处乱跑。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说，是为了舒服一些，然而首要的动机是为了节俭，为了省衣服。中国的独轮车大部分推起来吱■吱■嘎嘎作响，这是因为缺少润滑油的缘故，虽然上几滴油就可以使车子不响了，却从来没有上过，因为对于那些被称为“神经麻木”的人们来说，以为嘈杂声比油更便宜，宁愿嘎嘎响，也不上几滴油。&&&&&&&&&&&&&&&&& 节俭（3）如果一个日本人侨居国外，特别约定的条件就是每天为他提供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他按照习惯洗热水澡。中国人也有他们的浴室，但是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接近过，甚至实际上压根没有见过。一位中国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满身尘土，就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土，一位好奇的外国妇人说道：“你的孩子每天都洗吗”“每天都洗?!”中国妈妈惊怒地回答，“他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洗过呢!”一般对于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即便把“比土便宜”的箴言，贴到橱窗上，也不会有什么启悟。就像意大利人看待英国人那样，中国人无疑把一般外国人都视为浪费肥皂的人。在中国洗衣服也需要用肥皂，然而中国人尽量节省，用量很少，与我们所说的洁净度相比，他们几乎无所谓洁净可言。许多中国人和我们一样爱干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纵令有严重缺陷，却堪称整洁的模范，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节俭。由于节俭的本书所致，一般不可能买到任何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修整。因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所有的人都图便宜，于是就没有现成货了。用料之节俭，我们已经说过了，譬如盖普通房子，因为舍不得花钱，光线很暗，用隔墙分成的两个房间都很黑，就如置身于有隔墙的洞穴中。在中国的工厂里，诸如各类纺织厂，陶器、金属、象牙等等作坊，可以看到这种黑暗房屋的典型实例。对于我们来说，这类工业，似乎不像说明中国人的节俭那样，有许多例证表明他们的创造发明才智。本来能够创造许多更好的方法做中国人的工作，这些方法比他们所采取的先进，但是却没有人进行创造，再没有比与中国人一起做事更无效益，更拖沓了。他们好像能够无所谓方式方法地制造所有的物品，这样，他们的产品，不论简单还是复杂，总是一个样子，没有特色。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里，空积很小，使用起来很像是一口可以施展高超烹调术的炒菜锅，原本一个小时就可从砖炉中炼成铁，却无限地延续，熟续地操作，不计算经济价值。在完成这项作务当中，可以找到虽不是更多、然而却更富于特征的实例，说明中国人用具的简陋。在中国，每年有大量谷物作为贡品送往北京，这项工作有所管理，又完全缺乏管理。谷物从天津装船，顺北运河运往通州卸船。在“谷物交换”市场会吃惊地发现，堆积如山的稻粟本来需要用机械卸船、称量和搬运，然而却只用一队苦力承担一切工作，用具是一种做得像截锥、容量一“蒲式耳”的箱子(斗———译者)，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仅是这些，再没有其它。席子铺在地上，谷物注入席囤，再次称量，装袋，运走，席子收起，帝国的谷物交换市场又变成光秃秃的泥岸。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是为了烘干烟叶而建筑一个长长的结构精致的棚子。中国的烟草农场，却不肯为此花钱。棚子是茅草搭的。用过以后，陈草正好作燃料，跟新草一样好。烟叶打裹时，肥大、坚硬的根茎立起来，用草绳将根茎捆紧，夜里用绳子吊起来，好像挂在绳子上的衣服，这个法子真是再简便、有效不过了。所有居住在中国留心观察的人，都能补充一些例子，阐释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或许没有经这样的实便更能反映中国人的节俭了：一位老妇人移动痛苦、缓慢的步履，沿墙蹒跚，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到亲戚家去，好死在离祖坟更近的地方，这样可以缩短距离，节省抬棺材的花费。&&&&&&&&&&&&&&&&& 勤劳（1）ERROR The requested URL could not be retrieved While trying to retrieve the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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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 Tue, 09 Nov :34 GMT by .cn (squid/2.7.STABLE6)&&&&&&&&&&&&&&&&& 勤劳（2）农民阶级尚且如此，没有土地、单靠劳力为生的农工，就更是极度勤苦了。他们长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当农民竭尽心虑照管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幼小的害虫、又以更大的耐心抓毛虫的时候，农工就要留心更为琐悄的工作，因为他须挣点儿吃食养家糊口。那些出门的人，也常常半夜起身赶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习惯。但是，不管你几时上路，都可以看到手里拿叉、肩上背筐的农民、在路上拾粪。没有其它事情可做时，这是一份永不完结的工作。还常看到一些人寻找两种工作相互调挤。天津的船夫，在河流封冻不能行船时，就拉冰橇，搞快运，赚微薄的收入。同样，一些地区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农闲时制帽编带，现在还有大量产品出口。中国妇女手里总是在纳鞋底，就是在街口聊天时也不闲着；不然就纺棉花，从来不偷懒。商人及其雇员，称得上是不知疲倦的阶级，即使在西方，店员生活也不轻松，但是与中国店员相比，却清闲多了。中国店员的工作，永远没有头。虽然在生意清淡时可以插入一些休息日，他们也几乎没有假日，任务总是繁重。中国店铺开张早，打烊迟，帐簿缺席很烦琐，使得帐房为了算清收支而时常忙到很晚。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店员们就坐下来挑捡铜钱，以便找出罕见的，卖个好价钱。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工作最勤勉的阶层，竟是最让人嫉妒、每一个有野心的中国人都设法跻身的———政界。各级中国官吏都必须独自处理公务，其数量之巨，种类之繁，同样令人惊讶，因为公务处理得成功与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由他一人负责。我们为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的工会会员们，看到如下一张日程表会作何感想呢?这张表来自北京外国使团一位翻译关于一位中国显赫政治家的情况报告：“我曾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在抱怨日常工作的繁重和疲惫。他回答说，他生天凌晨两点从家里出发，三点至六点在宫内值班。作为内阁大臣，六点至九点全部在朝中议事。九点至十一点，作为兵部大臣，在兵部办公。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至下午两点，在刑部例行公务，每天下午，又要作为资深部长，在外务部工作到五六点钟。这是他的日常公务，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被指派参与特殊会议，这只能临进插空进行。这样，他几乎很少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到家。”这次谈话六个月之后，这位大臣去世了。不奇怪，他是由于工作过量、心力交瘁去世的。同样的原因，使中国许多官员过早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们若能继续工作，是有益于政府的。我们已经说过，范围指勤劳者的人数和劳作的时间量。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是巨大的。中国的一天，开始于天色朦胧中，而不是大亮时，中国皇帝上早朝时，欧洲的宫廷还沉睡在梦乡中。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中国人却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上行下效，各地的臣民不同程度地模仿天子的行为。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铂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纺棉的和磨面的工人，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天亮之前，旅行者就可以看到村民们已经来到离家数里的集镇，站立在黑暗中等待天明。天一亮，他们就将开始卖白菜。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近结束了。再没有比夏季清晨五点半时光，漫步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更能使你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那些在黄浦江畔建起了高楼大厦、在里面经营商业有西方人，街头不见踪影，而亚洲人已经熙熙攘攘、全力经营很长时间了。几小时之后，西方人才开始在人行道上，与中国人摩肩接踵，轻轻松松地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而这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的活儿了。约翰·戴维斯(John D*is)先生评论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时说过：这标志着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环境。这种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突出的特性，理应长久保持下去，并得到高度的重视。我们还要对中国人勤劳的强度说上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干活也像亚洲人，试图按照我们的模式改造这个富有活力的民族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当然缺乏我们高度推崇的诚心。英国人不用上帝的暗示，就能意识到诚心竭力做事的重要性。而中国人尽管综合了当代宗教与哲学的思想，却不能改变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神那样，从来不匆匆忙忙。人们不禁预想，白种人和黄种人将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那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谁将进退维谷、走投无路呢?诚然，如果所罗门(Solomon)的经济格言是正确的：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中国就应该成为地球上最兴盛的民族之一了。无疑。倘若他们能在自己的美德中找一种平衡，弥补明显缺乏的一些基本品质，例如“忠诚的美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们所缺乏的“诚”。无论通过什么方法，只要诚和爱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恢复其应有的理论地位，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会获得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礼节（1）一般说来，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需要人们注意———一个是赞赏，另一个是批评。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常常喜欢称赞自己的许多好的品德，而其中行动果断的成分多，态度温和的成分少。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的时候，发现亚洲大陆上的众多人口在调解人际摩擦的技巧方面远远胜于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敬意。对于这样一个彬彬有礼而又做得如此自然轻松的民族，我们实在不能妄加评论。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升华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这不仅是西方人所未知的，而且是亲临其境前想不到，甚至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中国经典上记载着礼仪准则三百条，行为准则三千条。在如此繁多礼节的重压之下，我们似乎无法想象一个民族还能繁衍下去。但我们很快发现，中国人就像对待他们的教育那样，使礼节成为一种非后天习得的本身。这个民族的圣贤，使繁文缛节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中的一部分，而在西方则连宫廷和外交事务中都已废弃了。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就像节日的盛装，到了一定时节，就会穿戴起来，中国人凭着准确无误的本能，就会意识到这种时节的到来，在这样的时节，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九乘九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荒谬可笑。西方人之所以难于赞赏中国人的礼节，在于我们心目中有这样的定义：“礼节是诚挚地表示诚意。”在文明国有看来，从理论上讲，个人的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须从这点出发认识礼节，然而，在中国，礼节却不是这种性质的。像所有的技艺一样，礼节的演示程序和专门用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发自内心，而是复杂整体中的个体部分。尊称的整个理论与使用，即使不令西方人发疯，也令其不知所措，很清楚，这些用语是旨在保持固定的尊卑关系，这在中国人看来，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各就其位，一切都好了。就像下棋那样，先走者宣布：“敝王贱卒走两步。”同伴回答：“敝王贱卒也走两步。”对手又告知：“敝王卑贱的士，吃掉尊王高贵的卒，到达敝王辖区可怜的第三格。”如此贯穿整个棋局。棋局拼不受这种尊称和形容词的影响，正如下棋者不能说出下一步棋那样，一个人试做不明了的事，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然而，中国人却理应不感到礼貌地说出下一步棋会成为笑柄，因为在中国人的情境中，形容词就是棋局，不知道这些形容词就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同时，中国人对礼节的恪守，会随着远离中心城市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一个人回到农村的时候，虽然他同样认为有必要遵守礼节，然而却并不意味着他仍然熟悉从城市学得的礼节细则。但是，必须同时承认，迟管中国也有很少的人不知道什么场合行什么礼，最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能相比。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完全是怀中的婴儿，一般说来，除非这个外国人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心里又唯恐自己有失礼之处，暴露自己没有知识和教养。正是西方人在适应中国礼节方面显露的无能，使得中国知识阶层用这般毫不掩饰(不是不自然的)的蔑视眼光看待这些“野蛮人”，他们不知“方圆”，甚至熟悉了礼节生活的用语与优雅之时，也表现得麻木不仁与无法克服的无知。&&&&&&&&&&&&&&&&& 礼节（2）礼节如同一个气垫。里面什么都没有，却减轻了颠簸的痛苦。同时，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礼貌，与跟自己的同胞演示一样，更经常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懂得礼节，并非想使客人惬意。他执意生起你不想让生的火，沏一杯你不想喝的茶，熏得你满眼是烟，呛得你喉咙里像塞进难咽的苦药；但是主要至少树立了一种印象：他知道怎样礼遇客人。倘若客人不愉快，那只是客人不好。同样，在乡下，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借你寄宿的陋室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番，你已经来到房间了，他仍然继续打扫，飞扬的尘土迷了你的眼睛，你恳求他不要做了，他却还不停止。或许，这是《礼记》上的教诲，待客的房间必须打扫，无论旅行者如何厌烦都继续打扫。宴请也是如此，那简直是一种未曾经历的恐怖，一种过度施予而非罕见的恐怖，热情的主人特地在你的盘子堆满了食物，他自以为你喜欢吃，其实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似乎会说，那是你的不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这方面没有失礼，不会有任何人责备他没有在适当地时刻行适当的礼。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按照这种原则，一位中国新娘尽责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有意背朝这位夫人，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使女主人困惑和恼怒。过后质问，才知道新娘朝北伏拜，是因为皇上住在北边，并不在意她要敬谒的女主人正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明白自己应该站在房子的哪一边，新娘也就不必考虑好的方位；至少，她可以表明自己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磕头。中国的礼节时常体现在礼物的形式上。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是给受礼者“面子”。赠品有固定的式样。一个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点心盒，用干净的红纸包着，里面着着油腻的糕点，他根本不会吃的，但是送礼者绝不收回，即使受礼者一再表示(被逼和无路可走)他不得不把这些点心全部送给别的中国人，也无济于事。中国的礼节并不意味着禁止人们“对礼物吹毛求疵”。经常会有人询问礼物的价钱，客人跟男、女主人告别时常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一位外国人曾被邀请参加一次婚礼。婚礼上有丰盛的糕点，宴席进行中，他看到有人端上一个盘子，里边仅有两三块糕点，端盘人夸耀糕点热气腾腾(如果你喜欢热的话)。他们首先端给外国人，以示把他当作贵宾，而他却谢绝了。由于不可明言的理由，婚宴似乎投入一层阴影，那个盘子撤下去了，没再传给其他人。其实这是当地一种习俗，每位参加婚礼的来宾都要送一份礼钱。在客人还在席上时，就开始收了。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观念，直接说收钱是不适宜的，于是就以送热糕点为托辞。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种礼节的含意，只有那位信息不灵的外国人蒙在鼓里。他错误地谢绝了糕点，使得别人不便当时拿出自己的礼钱。以后，他又应约参加这一家的下一次婚礼，这位外国人有趣地听到婚礼主持人在汲取了上次宝贵的经验后，比西方人还坦诚地对来宾说道：“这是送礼钱的地方，请放到这里!”中贬低了中国礼节中的繁文缛节之后，我们仍然有必要在社会交往方面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因为他们建立了完整的原则。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真诚，抛弃我们的鲁莽。西方人的坚强独立掺入适当的东方人的温文尔雅，将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许多西方人并不能从这个观点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住了许多年，不知不觉接受了那里的习俗。回伦敦的时候，向每一个遇到的朋友脱帽鞠躬。一次一位朋友无情地回敬了他的致意：“老家伙，睁眼看看，这没有你的法国猴子耍杂技!”倘若谁能够集东西方精华于一身，那么他将是幸福的，将可以安然地行进在狭窄、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 缺乏时间观念（1）当今发达国家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复杂化了，一个职业者要做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如果由上个世纪的人做，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蒸汽机和电力实现了现代化的变革。对于这种变革，盎格鲁一散克逊人从素质上就预先有所准备。无论我们的祖先在无事可做、只能吃喝、格斗的时代养成了什么习性，我们都很难想象我们的民族什么时候能够不精力健旺，能够不一件接一件地赶快做事。中国人和英国人的问题语截然不同。中国人遇到同伴说：“吃了吗?”英国人却问：“做得怎样?”译者注：英国人问题语是“How do you do”意译为“你好?”直译为“做得怎样?”“做”是英国人习以为常的状态，中国人却看重“吃”。由此可以感到，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已成为第二生命，在正常情况下，哪怕最后一秒钟也要充分利用。而中国人，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却特别随便，对时间并不看重。中国人仅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概念很模糊，暗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从一个时辰到另一个时辰并没有明确的标志。习惯说的“午间”，包括十一点到一点之间的时光。“现在几点了?”我们听到一个中国人询问，“月上中天是什么时候?”这里的用词是含混不清的，他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其实是：“月上中天的午夜是几点钟?”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用语也同样都不清楚，“日出”和“日落”，还算多少体现了纬度和经度，在中国人看来，就算准确。但是，夜里的时间就不好分了，“午夜”中的“午”与白天的“午”没有特定的区别。夜里的时间靠“打更”划分，一般是模糊的，只有最后一更，因为接近天明才确定一些。甚至城市里的“打更”也是长期不准确。我们称之为表的例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来说是毫无所知的。极少数人有表，根据表安排自己的活动，每隔几的还擦洗一下，保持正常运转，也不经常放在盒子里。普通人则是凭太阳的高度了解时间，满足于用太阳几“杆”高来说钟点。如果阴天，就凭猫眼有胀缩观察时间，这在一般事务中就足够准确了。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是凭借时间流逝的长短测量的。根据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所说的标志，世上的人分为两种，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译者注：诺亚大洪水以前的人，指老朽、旧式之人；之后的人，指现代、新式的人。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类的时代已接近千载，不能再延续几个世纪了。所以，他们学习加速工作，以适应已很短暂的生命环境。相反，大洪水前的人则还没有意识到麦修撒拉(Methusaleh)译者注：《圣经》麦修撒拉(Methusaleh)，据传享年九百六十九岁之一老者，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仍然一如既往，依旧按照过去族长安排好的计划悠然生活，缓慢行事。中国人算是大洪水以前的人。茶馆里的说书人，为了吸引和留住顾客，像英国诗人但尼生(Tennyson)译者注：但尼生(Tennyson)()，英国诗人，为桂冠诗人。那样“口若悬河”客人们进进出出，他却“永久不停”。同样，。有时要演上好几天戏。当然，与泰国曼谷的戏比起来，中国戏之长是微不足道的。在曼谷，有人声称一场戏可以演上两个月。中国人的杂耍，是机灵、有趣的，但是有个致命的缺陷———总要先讲一番冗长、空虚的开场白，拖得如此之长，使外国观众后悔光顾。而最令人恐怖的，还是中国人没有尽头的宴席，要上很多道菜，多得让人难于置信，参加过此类宴席的外国人无不惊骇不已，感到绝望，而中国人却还嫌这种招待太短了。中国有句最富于悲剧性的格言：“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不幸陷于圈套的外国野蛮人，寄希望于这句格言，盼望宴席赶快散掉，然而具体的实例总使他们失望。&&&&&&&&&&&&&&&&& 缺乏时间观念（2）从童年开始，中国人就习惯按照大洪水之前的古老方式慢慢做事。上学的时候，从日出上到天黑，中间吃一两次干粮。无论学生，还是先生，都从未听说过其它教育制度。科举考试也要拖上几天几夜，所有的关口都很严格，大多数考生都要经历这般令人难于置信的荒谬过程，然而却很难使他们意识到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学识技能的检验，这种考试方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精神后果，使人联想到他们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言基本上是大洪水之前的古老语言。掌握这种语言，需要九百六十九岁的长寿老人麦修撒拉付出毕生的时间。古代的中国人，正如古罗马人那样，不强迫自己学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就不会读和写，从事有价值的交流。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之前的古老历史，不仅试图上溯到太初时代，而且在冗长、混浊、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即有过去时代的参天大树，也有难以计数的枯木朽株。只有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能编写和阅读这样的历史；中国人的记忆“底层”总容纳着这种历史的积淀。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来。我们已经说过，在劳动的紧张程度上，他们与盎格理一撒克逊人有明显的区别。曾经和中国承包人及工匠一起盖过房子的人中，有几个愿意再进行这种合作呢?人们迟来早走，不断停下喝茶。从很远的石灰坑中搬运一布兜的灰泥，如果用独轮车推的话，运量会提高三倍。可是谁也不指望提高效率。遇上小雨，就会停工。这样，事倍功半，进度很慢，这样很难计算出这群人的“日劳动量”。我听说一个外国人不满木匠钉板条的缓慢进度，就趁他们吃饭时自己钉起来，结果完成了他们四个木匠半天的工作。维修工具，对中国工匠也是件很费时间的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就不必为此困窘了。没有人动过，工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坏了。遇到这种情况，中国人就会宣称：“本人不在这里。”这句格言恰当地反映了他们此时的心态。■杆和上檩条插在墙中，近处用买来的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了脚手架，整个工期，天天都可能发生危险。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经验。沙子、石灰都不合用，就地挖的土地总不合宜。外国人是无助的。他就像《格利佛游记》译者注：《格利佛游记》，爱尔兰作家江奈生·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作，即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被一根线操纵着，对他来说，和一根线在一起，都显得太多了。我们的记忆中，一直铭刻着一位广东承包人的形象。他是个大烟鬼，合同和资金一起消失在烟雾中，被他抽光了。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只得把他一系列惊人的欠缺摆在他面前，斥责道：“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三个窗户你量过好几遍，然而你做的全错了，一块也用不上。门也没有合缝的，没有上一点儿胶。地块尺寸短，数量也不够，还尽是木节，全都不合用。”听完这场斥责之后，那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忧郁地盯了他一眼，用优雅的口吻抗议道：“别这样说!别这样说!这样说有失绅士风度!”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违背理性。人们明智地认识到，就如同我们说他们缺乏诚实一样。他们也觉得我们缺乏耐心的特性是令人厌烦的。无论如何，要在中国人中间培养快捷的观念和习惯是困难的。我们听说，一个满装外国邮件的邮包，在相距仅十二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耽误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的电信系统也常常错乱，令人觉得滑稽可笑。中国人对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以为然，最令外国人气恼的莫过于社交访问。在西方，拜访要预先约定，并有时间限度，绝对不能逾度。中国人则不然，只要主人不安排客人夜宿，客人就是疲惫不堪，也仍然谈话不止。访问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一点儿都不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一连坐上好几小时，无话可说了，也不告辞。一位杰出的牧师有这样一条箴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倘若这位牧师在中国呆过，无论呆的时间长短，他都会对这句箴言作实质性的修改。在中国有过一段客人侵扰的经验这后，就必定会效法另一位繁忙的牧师，在书房显眼处挂一条圣经上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这样的直白，似乎时常会使来访的中国人精神受挫。他长久沉默，一言不发，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十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始说话了，宣称他领悟到这条格言所道出的真理是：“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如果外国人像已故的麦肯齐(Mackenzie)医生那样去做，就惬意了。这位医生觉得接连不断的中国宾客和朋友们，“只来不走”浪费了他的医疗时间，就对他们说：“随便坐下，我正忙着，请原谅。”倘若他模仿一位中国学生的直言就会更加惬意。这位学生学会了一句短语，就想跟老师试验一下，结果弄得老师茫然失措，下课时他喊道：“开门!出去!”&&&&&&&&&&&&&&&&& 忽视精确（1）初到华夏之人，对中国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雷同。他们的相貌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穿着总是蓝色，国民眼里的“神色”呆滞，似乎“总盯着一处”，辫子也像是同一豆荚中的一双豌豆，一模一样。然而，即使是最缺乏观察力的旅游者，无论别人怎么介绍中国人的特性，都会概括出一点感受：这种死气沉沉的雷同性中包含着很大的差异。两个地区，不管怎么邻近，口音也不相同，差异之处不仅有趣，而且难于解释。直到一种新“方言”被共同确认时，这种差异才能逐渐缩小。在中国，那些有知识的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纵令是同一个字，也会有许多不同的“发音”。人们经常提醒我们，风俗习惯也同样相差很大，用中国人的俗话说，就是十里不同俗，这种实例，处处可见。最普遍的，是度量衡不一致，而在西方，度量衡的绝对一致，乃是舒适生活的依据。度量标准的二重性，时常使欧洲人异常烦恼，而中国人竟然都非常快活。货币有两种，衡器有两种，度量也有两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自然而然，平平常常，没有必要提出异议。询问一个卖肉饼的人，每天做多少饼；他答道大概用“一百斤面粉”，至于多少面粉能做多少张饼，就明智地留给询问者去推测了。同样，有人问一位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过去说的重量好像太轻了，他就解释说，他忘了算骨头了!一位仆人报知的身高，明显与他的身材不符，经过盘问，他才承认没有把肩膀以上的部分算在内。他曾当过兵，负重的时候，重要的是知道锁骨的高度。从那以后，这位中国士兵的实际中就没有注意头部，所以这次忽略了。一位乡下人计算距离的方式与这位士兵不同，他声称他住在“离城九十里”的地方，经过详细追问，才答应减低里数，原来他计算的是往返的双程里数，实际距离仅“四十五里”!中国计量不一致的实例，最明显的莫过于计算铜钱的方法了。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所有地方都是十进位，这是最简易的计算方法。但是，不特地询问，谁也不能担保一串钱能达到预想的一百文。不必走遍十八个省份的大部分地区，就会发现一串钱的数目有许多种，种类多得没有法度，难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钱“一串”至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如陕西省府)，一直降至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钱，其它地方可能还有更低的。银子买卖中的秤量也是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重。除非偶然巧合，没有两个地方使用同一的“两”，即使是一个地方，也有许多种不同的两。这给外来人造成极大的困惑，除了那些专门从事银两买卖的，所有的人都要遭受一定损失。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究的烦恼。纵令在中国，也有许多诚实的人。货币混乱里永存的动因是很明显的。然而我们这里仅谈有关事实，不便道破内中隐秘。所有的度量标准都像这样普遍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与另一个地方不一样。与谷物税收相关的横征暴敛，倘若在不像中国人那么平和的民族中进行的话，就易于引发政治*。“全世界都是一品脱译者注：品脱，容易名，等于八分之一加仑等于一磅。”在中国却远非如此，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是一磅。这种变换，不仅有其理论根据，而且普遍实行，例如在盐业专卖中，就实施一些反复不定的度量标准。在那里，十二两就叫一斤。购买者付出的是每斤十六两，得到的却是十二两。而且这是公开这么做的，同伙的交易人都这样做。这里没有欺骗，即使人们考虑过了，也不过当作是盐业中的“老习惯”。土地的丈量同样不一致。在一些地区丈量为一“亩”的土地，到另一个地区竟算为半亩。倘若碰巧住在两区相邻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丈量工具，用于各自不同的“亩”数计算。&&&&&&&&&&&&&&&&& 忽视精确（2）到中国的旅行者经常爱凭以往的经验，确定每斤粮棉的价格。这样做是很不保险的，应该等了解清楚现在的“斤”怎样定量以后方可行事。同样，统计每亩粮食产量时，也往往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亩”的面积并不固定。对距离的测理也暴露了同样的情况，每个到中国的旅行者都有这种实际体验。在中国陆地旅行的时候，如果距离以“里”计算，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否“扩大”了。我们不否认这种估算距离的方法有一定根据，但却不能认同这种测距方式的精确性与同一性。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走上帝国大道“里”就变“长”了。在大道上，一天可走一百二十里；在农村土路上，就只能走一百里；而在山区，就仅八十里了。此外，计算方法经常不是根据绝对距离，甚至也不依据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而且按照在地上行走的困难程度确定。这样，说离山顶有“九十里”，实际里数不足一半，而中国人却固执地坚持这个数字，因为爬到山顶的困难程度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是相同的。另一件稀罕事，是计算长度时，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欧几里得的假定是：“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在中国，引证这样假定是没有用的，需要插入否定词予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交通要道的例子说明这一点，那条要道从北到南长一百八十三里，从南到北却是一百九十里，这就够令人吃惊了，无论你怎样穿梭于此，怎样仔细注意路标，事实总是如此!原注：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到马伯(Baber)先生的《中国西部行》一书，书中有相同的看法；“有这样一件实例，我们听说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地之间的距离，根据往返两地人们的估算确定；这样，各别询问人们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估算。从A到B都说是1里，从B到A却都说是3里了。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根据每里付多少钱计算的，很显然，上山的时候，苦力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现在，根据路的坡度调整工资的等级是很麻烦的。于是就采取了各方都便利的方法，把难走和陡峭的路说得长一些。这就是产生以上说法的原因，这些约定俗成的距离，所有的旅行者都要继续认可。‘但是，’我抗议道，‘按照这个原则，雨天也必须加长路程，夜里比白天也更长。’‘很对，’那人回答，‘是要多付一点儿。’这个制度对当地人是方便的，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距离的事还有：在平地上，规定的一里说成二里；不很陡峭的山路，一里说成五里；很陡峭的山路，一里就说成十五里了。云南一位当地人，是位善良的山里人，他惯于缩短平地上的距离。而在他们家乡，旅行者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经过考虑后，都不自寻烦恼，除个别很险陡的路之外，他们都有充分把握将当地的五里路作一里。”小阿奇玻尔德(Archibald Little)在《通过长江山峡》一书中说，有一段里程，顺流而下时说是九十里，逆流而上时却说成一百二十里了。他估算，三点六二里为常规的里，或者二百五十里为一纬度。与此相似的另一种知识的现象是，“全体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这一公式，在中国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在河道航行中，有人告诉你到前面某地点要行四十，你就须仔细分析了，原来这里的“四十”是由两个“十八”组成的。惊得你哑口无言的算法还有：“四个九等十四十，对吗?”同样，“三个十八”等于“六十”，以此类推。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帝国的邮差，在法定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距离。他自我辩解道：这里的“六十里”是“扩大的”。因为这是正当的辩解，长官就命令重新测量距离，结果发现实际上是“八十三里”，从此以后就继续这样计算了。&&&&&&&&&&&&&&&&& 忽视精确（3）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村落，与城相距一至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段路有一里长，如果路边有房子，就说成是五里，小村里的人还一本正经地担保说，这就是街道的实际长度。在这些情况下，当人们发现标准的建立完全是各行其是，就不会对发生的事情大惊小怪了。造秤的人，沿街叫卖，依照顾客的喜好刻点(称为“星”)。每个顾客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有买，一种为卖。一杆现成的秤，除了旧秤之外，没有人买，因为刻星标准在不断变化，只能根据各个购买者的要求固定一次。对年龄的计算，也是如此，特别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出生那年的动阶属相，即可确知一个人的年龄。只要他说出“属相”，就等于听到了他最接近的年岁，这真是再普通不过了。说一位老人“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刚满七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准确，就必须了解这个“平均年龄”的含义。即使一个中国人想告诉你他准确的年龄，你也会时常发现告诉你的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即虚岁，———春节是中国的新年。用“十”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弄得很模糊。几个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地计算岁数是罕见的。同样的模糊性扩展到“百岁”、“千岁”和“万岁”，这是中国人计算年龄的实际边界。对于比这种笼统的表达方式列准确的计算方法，中国人是不关心的。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看一场戏花了“二百吊钱”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这跟二百一样———是吗?”一位绅士和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临回国的时候，中国朋友送给他们两幅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的，而是送给他们老母亲的———唯一健在的亲人———这位中国朋友的母亲与他们的母亲恰好同岁。一个条幅上的题字是“福如东海”，另一个是“寿比南山”。旁边一行小字暗示接受者已享“七十福寿”。另一幅卷轴用同样的字体题着绚丽的文句，帝边也有一行小字赞美贵夫人已获“六十荣光”。对卷轴大大赞扬一番之后，代母亲受赠的一个人，斗胆询问一位主要馈赠者，为什么知道两位母亲同龄，却称一位七十岁，另一位才六十。于是，得到一个具有充分个性的回答：倘若在每幅卷轴上都题相同的文辞：“七十岁”，那就显得作者太缺乏创造性了!我们要做到准确地了解情况，至关重要是须认清中国人的社会连带关系。一个要求诉讼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然而从他的叙说中显然听出，他住在城郊。经过盘问，他承认是不住在那个村里，进一步调查才发现，他十九代之前就已迁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没想到你现在是住在城里吗?”他坦然答道：“我们现在住在城里，但是老根在那个村!”另一个人要求笔者注意本村的一座古庙，骄傲地炫耀：“那庙是我建的。”经过细究才发现那殿堂是明朝一家皇室建的，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那时，“我”还在冥冥世界中呢!学习中文的人，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怎样为本人寻找一个满意的措辞，以表示身份。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建立在一系列与我们的习惯相违的假定上，他们往往错误地理解西方人渴求准确无误地弄清一切事物的热望。中国人不知道本村有多少人家，而且不打算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了解这个数目呢?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难解的迷。有“几百家”、“好几百家”，或者“没几家”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准确数字，将来也不会有。&&&&&&&&&&&&&&&&& 忽视精确（4）中国人在数字上表现出的缺乏精确性这一特性，在文字书写、甚至印刷上也同样有明显的反映。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字的廉价书。有时，一个字的使用远比其应有的效用复杂得多，表明用字中的错误，并不是由于想省力才出现的，而是因为人们不把日常的精确性当成一回事。文字书写的不准确，同样大量地表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中，一个字时常读成另外的音。这种错误，一半由于不认识，一半因为不仔细。对精确性的漠视，在书信的称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中国人的家信，用醒目的字体写着这样的称呼：致“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一般不道出“大人”的姓名。像中国人这样讲究实际的民族，竟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要求准确，实在令人惊异。我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名字现在写的是这个字，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字，还会再是其它字，我们听说之后，会产生疑问。然而，最让人迷惑的是，同一人常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尊称”，说也奇怪，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只有科举考试注册时用。这就难怪外国人会把一个中国人误解成两个，或三个了。村子的名字也不固定，有时会有两个、甚至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个名字比另一个更“正确”。如果其中一个必须看作是另一个的误用，那么就替换着用；或者是正规的用于官方文件，另一个用于平时谈话；更有甚者，误用的当作形容词，与原来的组成一个混合名字。中国人不幸的是，在教育中缺少化学分子式方面的学习。在化学分子式中，绝对需要最精密的准确性。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将“一二十个微粒”与“好几十个微粒”相混，失去很多数字，结果造成难以预测的灾祸。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能力在一切事情上做到精确———不仅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天生有无限的耐心———但是，就现在的性格构成来说，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评论：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并且不懂得精确性究竟是什么。倘若这一观点成立，就可以得出两点推论：第一、我们查阅中国的历史案卷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这一忽视精确的特性。中国人的数量统计，太容易使我们受骗了，因为他们从来就不企图做到———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通过“人口调查”抬高尊严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留有广大的余地。整体不大于各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计数却是相反的。我们仔细审阅中国一份“人口调查”的所有条目，就自然会以这样的话说它———一位机敏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作过这样深刻有力的评价：“法律的尊贵的不确定性”，即是“案件的最终猜侧”!&&&&&&&&&&&&&&&&& 误解的才能（1）一个外国人学了点儿汉语可以用以表达思想的时候，首先发觉的是说汉语是中国人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很难学会。令外国人痛苦和惊讶的是，他说的汉语，人们很难听懂。于是，他更加勤奋地重新投入学习，几年下来，他自信能够与公众打交道，或与个人讨论种种课题。但是，倘若你遇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尤其是从来没见过外国人的人，你初次开讲的时候，就会同样感到痛苦和惊讶。对方明显听不懂。而且，他显然不打算听懂。他根本不注意你说了什么，也不跟着你的思路，只是打断你的话说道：“你说的话，我听不懂。”他面带一种优越的微笑，仿佛嘲笑一个聋哑人在挣扎着发出清晰的言谈，他好像在说：“谁能认为，人们能听懂你的话?你没有讲汉语的天赋，你应该忍受这个缺陷，不再困扰我们，你说的汉语，我们听不懂。”你不可能总保持沉默，常常忍不住向对方发火，问题：“你听不懂我这会儿说的什么吗?”“不，”他答道，“我听不懂你的话!”对于中国人的误解能力，还有另外的体验，这就是即便字词听得很懂了，但由于忽视了细节，意思也传达不清，甚至完全听不懂。“在远东的外国人”，需要准备一大串词语，用以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意思。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短语，也不会感觉到需要有这种短语的时机，而外国人却是不同的，说话时需要加这些限制性短语。对时态的表达也同样如此，中国人是忽视的，外国人却不得不注意。在中国，所有与人相关的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误会的是钱。倘若一位外国人交付商品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需品”一样急需了。“你将来干完活儿以后，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其它任何时态的标志。中国人只是简单地说：“干活，挣钱。”后半句话，是植根在他心中的主要观念，全然没有“时间关系”。于是，他一给外国人干事，就立刻希望得到钱，以便“吃饭”似乎他如果不遇到这件外国差事，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重复一个永恒的警告，在中国的交易中，必须避免在钱的价值上产生误会。谁得钱，谁不得钱，什么时候得，得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与重量，铜钱多少算“一串”———对于这样的细枝末节，实际上是不可能有一律和固定的理解的。倘若与建筑者、经纪人，或者船夫订一项有关合同，在他们那方要做一定的事情，尽一定的职责，由于预先不可能知道精确的数目，于是在说明中也就不可能周严了。“害己又害人”，在中国太普通，以至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按说应该把租他车、船的外国人送到指定的地方，然而他们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中国车夫这时所表现出的固执，就如同他的骡子，那骡子跑到路上的一块土地上，躺下，执意要洗泥土澡。车夫此时挥舞鞭子，使尽力气抽打骡子，却无济于事。骡子无动于衷，就像一只苍蝇在给自己搔痒。触景生情，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De Quincy)译者注：德·昆西(De Quincy)，，英国随笔作家，著有《一个英国吸食雅片者的自述》等。尖刻的评论，他作过一个过于宽泛的概括，认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么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性，同样吵嚷的中国车夫却会改变。尽管特别警告他，如果他坚持不履行合同，就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他仍在途中公然对抗。然而耗费半天工夫、到达终点以后，他却又开始自我辩解，恳求他在途中曾予以蔑视的恩惠———那份酒钱。旅行者与车夫、船夫写下书面契约，是项明智之举。但是不要留下可能造成误解的漏洞。&&&&&&&&&&&&&&&&& 误解的才能（2）“事前说明白，过后无争议。”是中国人明智的格言。然而，当人们在预先协定中耗尽才智之后，误解仍会发生。无论你注意力集中在哪一点上，在中国，钱都是最引外国人烦恼的突出原因，不管与你打交道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区别很小。所有的中国人都天生具有从误解中取利的本能。他们感到自己就像一月的北风刮进门缝儿，像水流渗入船洞儿，及时而毫不费力地利用误解。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奇异地适应了中国人这一天赋的发展过程。就像古代波斯人被教会了拉长弓与说实话两种技能那样，中国人很快察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真诚、公正的天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台塔斯译者注：白塔斯(Titus)，罗马将军与皇帝，公元40?-81年，在位期间79-81。统治下的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感受一样，惊讶不已。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要每隔七天停止一天军事行动。这种怪癖有利于罗马人的进攻，同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那些品质也有利于中国人。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的中国外交，是中国人误解才能的漫长例证。以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的这种才能也没有耗尽。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一部执意误解又力图解释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的最初印象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尽管也有个别不强行遵守规则的例外现象，对外国人的这种观念还是生长繁盛起来了。他们非常相信外国人做事的公正性，纵然一些个人和许多国家也有相反的例子，这种信念还是同样坚定。有了这样两个既定的观点，中国人也就有了支撑点，希望动摇最远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这样。”“不，我不这样说。”“但是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这样理解。请原谅我们的愚蠢，请给钱，你说过你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论的实质，一百次争论中有九十七次是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所了解的那样，外国人为了表示自己诚实与公正也会付钱的。在其余三次中，他们会通过其它手段设法达到目的，三次中有两次是成功的。日常生活中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经验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很多，其数目可以构成一个军团。你吩咐一个苦力把院里的荒草拔掉，而将开始露芽的珍贵草皮留下，透过这些草皮你看到了久已向往的草地的影像。但是，这位漫不经心的笨牛拿着一把锄头，铲锄了他遇到了所有绿色植物，弄成了一片荒地，还称之为安宁之处，他不“明白”你的意思。打发厨子到远处仅有的一个菜市场上买一条鲤鱼和一只小鸡。他没买回鱼，却买了三只壮鹅，他以为这就是你的旨意。他不“明白”你的意思。派信差在邮局关门之前把一包重要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后却报告说对方不收信。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这时邮局已经关门。他不“明白”你的意思。笔者一位朋友的经历，充分说明可怜的外国人多么容易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这位朋友去访问一家中国银行，银行老板和他关系很好。最近，银行领近处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这位外国人向老板道贺，庆幸大火没有蔓延到他的银行。对方立刻显出窘相，继而生气地说：“这话是什么话?这是不恰当!”过了些日子，这位外国人才发觉自己的冒犯之处在于暗示火蔓延太近的话，就会烧毁钱庄，这是最大的不幸。因此，这种想法，纵令用的是庆幸的语气，也是犯忌!一位在京都稍作逗留的外国人，看见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他转身对受雇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你回家时，告诉我的小孩儿，让他出来看看这只小骆驼，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会使他非常快乐的。”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终审时经过一番酝酿才能形成判决一样，车夫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如果你要买这只骆驼，就不能抬高它———要不，它准会死!”笔者一次参加中国的礼拜式，布道者讲的是有关拉曼(Naaman)的圣经故事。他描绘了叙利亚大将军到达以利沙译者注：以利沙(Elisha)，《圣经》所载曾受教于耶稣诞生前的希伯来伟大先知以利亚(Elijah)的圣者。门前的情景，代表做礼拜的人欢迎主人的归来。为了尽可能使人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布道者演戏似的模仿叙利亚仆人的口吻喊道：“看门人，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令布道者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这时突然离开了，就像遭到了枪击。过后，才明白这人是产生了误解。他就是这个考堂的看门人，没注意到前面讲的内容，突然听见有人呼唤他，就以令人赞叹的速度冲出去，履行职责，迎接拉曼。另一个同样产生误解的例子，是中原某省一位传教士对其听众的感觉。他为了让听众印象深刻，用双灯放映机显示出一个高倍放大的普通寄生虫。这个寄生虫的巨大身躯，像埃及鳄鱼似的斜着映现于屏幕上时，就听见一位观众以敬畏的口气，小声宣布新获得的观念：“看，这是外国大虱子!”&&&&&&&&&&&&&&&&& 欺瞒的才能（1）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引以自豪的思维习惯之一，就是坦诚地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怎么想，就怎么说。诚然，出于社会礼节与外交辞令的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天性直来直去。然而，纵令在特殊场合不得不适当修正自己的天性，直来直去的本能实质上仍然控制着我们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和亚洲民族经过不长的接触，就会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不同———事实上，处理相反的两极。我们不像亚洲语言那样强调累赘的尊称，而在这方面，有些亚洲民族语言比汉语还要复杂、精细。我们不会着意于迂回曲折、拐弯抹角，也不会借用别称委婉表达本来很简单的意思，而他们却都不想简明言之。这样，在汉语中，一个人死了，会有众多的语词表达，表达用语中没有一个是粗鲁、触犯无礼之罪的；而且，替代语并不因死者是皇帝还是苦力而决定是否使用，只是在这两种场合下使用的形式有所区别。在这里，我们只是就一般而论，并不专门讨论语言的诚挚特性。所有的人都同意用词“不必拘泥字面意义”，并且明白别人也这么做的时候，结果就不是诚挚特性，而是方法问题。以不熟练的汉语与中国人打不长的交道，外国人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听取中国人的说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思的。这一点是始终不会变的，即使你精通了汉语，连俗语也听得懂———听得懂所有的词，也许更糟的是，能够写下你听到的每一个句子；即使如此，你也不能准确了解说话者心里的意思。理由很显然，说话者本不打算说话心里的话，只是说些多少相关的事，希望你从中推论出全部或部分意思。精通汉语之后，巨大的推论能力就成为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成功的关键，然而无论你怎样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常会误入歧途，因为推论能力总赶不上实际需要。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这个普遍的现象，让我们从周围人们当中举出一个例子，这些人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并非不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整个民族的代表，他们就是———我们的仆人，一天早晨，“男僮”带着一副常见的无表情的面容出现了，只说他的一位“姨妈”病了，他不得不告几天假去看望她。我们因此仅仅做出这样的推论：“男僮”没有姨妈，或者她没有生病，或者“男僮”没有去看她的打算。而是应该判断：“男僮”极有可能与厨子产生了一些误会，后者的威望更高，他的对手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暗示他承认了这个现实，借辞让位他人。一个人为你办了件好事，你又不可能及时付钱报答，当你后来送给他自认为能够表达自己心意的赏金时，他会礼貌而又坚定地拒绝。他会说，为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接受你的物品，是有损五德的；你如果坚持让他接受，他就会说是你错看了他，贬低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意味着，他对你给予的希望因为小数目的酬谢而破灭了，像奥利佛·特威斯特(Oliver Twist)那样，他是“想要得更多”。然而，也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暗示你现在或者不久的将来根据你的能力送给他更想要的东西，倘若现在收下你的赏金，以后就不好张口了，因此，他更愿意把事情搁下，直到他有了最好动作地再说。&&&&&&&&&&&&&&&&& 欺瞒的才能（2）假如中国人谈到自己利益时都这样谨慎，那么，按照一般人害怕得罪人的心理，谈到别人时就更加谨慎了，特别是可能引起麻烦的时候。中国人喜欢聊闲天，但是他们又能凭直觉辨别出不宜交流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到外国人时，他们会守口如瓶。在多数场合下，周围表情呆滞的人们指给我们“要点”，在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中会带来一些变化。然而，除非他们清楚地看出这样做会产生有利于他们的结果，他们会受到保护，不冒危险，否则的话，他们缄默的本能将会生效，我们的朋友会保持难以测知的沉默。最有趣的事是观察中国人怎样下决心把坏消息努力暗示给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应坦诚、无误地传达消息，然而事实上却离题很远。常见的是，以转弯抹角、迂回曲折的方式，隐晦地暗示这是一件不能、也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们的报信者不安地四下窥视，好像担心有一个间谍隐藏在附近。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耳语，举起一只手的三个指头，含混地暗指没说出的那个人，但从手势上看出他说的是某家的老三。他含糊地议论一番，透露了事情的严重性，可就在即将说出事情紧要处时，突出夏然而止，隐匿了赖以作出判断的根据，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不是吗?”而在全过程中，可怜的不开窍的外国人什么也没明白，而且觉得没有什么可明白的。事情说到这份儿上，“报信人”(这样称呼是有误的)就像开始一样，又把你丢在茫然无知的浑噩之中，不必奇怪，有一天他又会暗示你说：他是对的!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尽可能长地隐瞒坏消息，不得已传达时，也采取伪装的形式，然而，中国人所要求的“好形式”欺瞒性过强了，以至使我们吃惊，感到毫无意义。我们听说一位慈祥的奶奶，与两位低声耳语的朋友不期而遇，这两位朋友是专程报告她外边的孙子去世的不幸消息的，然而却反复担保他们只是在聊闲天，尽管半小时之后就真相大白了。我们还听说，一位离家几个月的儿子，回家路上途经最后一村子时，朋友劝他别逗留看戏，他从中正确地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我们曾经受托给一位离家遥远的人转送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去世了，邻居发现没有人阻止，就拿走了他家中所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理应留给他这个孤苦伶仃的人。但是，这封信的封皮上却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平安家信”!中国人欺瞒的才能，还表现在他们理应使用的数字上面。这样，一部书的五卷册，标为仁、义、礼、智、信，因为书是以五德的既定顺序命名的。四十多卷的《康熙字典》常受到推崇，但却不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按照偏旁部首排列，而是根据十二“甲字”编排的。在考场上，考生所居的密室，也用千年经典中上千个不重复的字标记。另一个例子，是家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拐弯迂回的称谓。妇女实际上没有名字，仅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她被称为“某某氏”。于是，一位与你熟悉的中国人，跟你说“小黑子他妈”病了，而或许你压根就没听说过他家里有什么“小黑子”，但他以为你一定会知道，可是，如果没有孩子，事情就麻烦了。也许，这位妇女就有了“小黑子他婶”等其它曲折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称自己的丈夫是“外边的”，意思就是出家在外忙生计的人；然而年轻的已婚妇女，既没有孩子，又没有暗示关系的词语，提起丈夫时就陷于困窘了。有时称丈夫为“老师”，而有一次我们听她在被逼得慌不择路时，以职业作为丈夫的简称———“油坊这么说的!”&&&&&&&&&&&&&&&&& 欺瞒的才能（3）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去战场的路上，向经过的沼泽中的青蛙深鞠躬，希望士兵们能够理解，像他所选美的爬虫一样英勇。对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对他的部队的要求，实在有点儿“巨大的推论力”，然而，与那些与中国人患难与共的外国人所遇到的乞求相比，这种推论力还不够大。中国的春节，是每年的讨债季节，笔者的一位熟人来了，见面后就开始作含有深意的手势。他指天，指地，指与他说话的人，最后又指自己，没有说一句话。虽然我们对自己不明白他的意思而表示歉意，还是得不到原谅。他认为，通过他的手势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他希望借点儿钱，而且要求保密，仅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俗话说“吃(贪食)，喝(喝酒)，嫖，赌”，指的是四种最平常的恶习，现在又加上抽大烟。人们有时举起一只手，伸开五指议论道：“他五毒俱全。”意思就是说某个人沾染所有的这些恶习。中国人欺瞒才能的另一个实例，是他们的礼仪过于复杂，在我们看来，其方法似乎荒谬悖理，因而互相之间很容易失礼。信封的叠法，即其中一例，很容易被当成是故意冒犯。因为大意，没有把一个人的名字提升一行，所造成的侮辱，比英文里没有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还严重。在社交中，不说一句话，就像没有到规定地点迎接来客、或者没有根据宾客身份送出一定距离那样，都算是失礼，除了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才是例外的。众多礼节中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会被看作是一种隐含的侮辱，中国人会立即察觉，然而可怜无知的外国人无数闪成为这种牺牲品却浑然不知，甚至压根就不知道他们本就没有得到过特别的礼遇。中国人愤怒、恶语相加时，都有一种文学才能，能够以文雅的暗语快意地传达恶毒的辱骂，其真正含意，过了一段时间才能觉察，就像吞下了一丸包着糖衣的苦药，需要以后才能消化，感到令人作呕。这样，短语dongxi———文字写作“东一西”———意指一个东西，叫人是“一个东西”，即为辱骂。但是如果迂回地表达这个意思，说某个人不是“南一北”，含意就成了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