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能 健康点 运动家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第二场辩论在即 特朗普侮辱女性视频曝光
截屏图：当地时间日，《华盛顿邮报》公布了一段记录特朗普侮辱女性的视频。 视觉中国
　　【财新网】（实习记者 田佳玮）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距离第二场总统辩论还有两天时间，继《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0月1日“可能不纳联邦所得税近20年”、10月3日“特朗普基金会非法经营”等报道之后，《华盛顿邮报》10月7日公布的一段记录特朗普侮辱女性的视频，让悬念丛生的选战再起波澜。
　　“当你是一个明星时，你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她们允许你这样做。”2005年特朗普客串肥皂剧《我们的日子》（《Days of our lives》），在与《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主持人比利·布什（Billy Bush）聊天时，这位纽约商人“自夸”（bragged）自己试图跟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性关系，以及亲吻和抚摸其他的女性。而在和第一任妻子伊万娜·特朗普（Ivana Trump）离婚之前，他就和后来的第二任妻子玛拉·梅普勒斯（Marla Maples）传出公开的婚外情。
责任编辑：陈沁
| 版面编辑：刘潇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财新私房课
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提供给委内瑞拉偿还贷款的宽限期已经到期，这可能让资金紧张的委内瑞拉拿出数十亿美元。两年前，中国通过石油换贷款协议，放宽了委内瑞拉偿还190亿美元贷款的条款。根据该条款，委内瑞拉向中国运送石油和能源还债，然后只需要支付利息即可。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上涨0.8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涨1.04%。同股不同权制度今日起正式在港生效，并实时接受上市申请。香港信报称，小米本周可能申请香港IPO。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宣布：应朝鲜外务相李勇浩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5月2日至3日访问朝鲜。
所有资管产品在账户开立、产权登记、法律诉讼等方面享有平等地位；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纳入资管机构范畴，资管子公司是否设立还需视各银行具体情况而定。（记者 武晓蒙）
不会“一刀切”要求所有货币基金均使用市值法，大部分货币基金仍然可以使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相关监管部门近期或将对此作出解释说明。（记者 张榆 吴红毓然）
据财新记者了解，此前大部分机构的是“±10%”的偏离度，即是现在货币基金规定的偏离度的20倍。这意味着，最终版的指导意见将偏离度控制在““±5%”，是市场与监管的博弈结果。（记者 吴红毓然）
对于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划定更为严格，非标资产的范围扩大；关键一句就在于，在交易市场的条款中，删除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这个要求，意味着银登中心等不能再作为非标转标的平台。（记者 吴红毓然）
caixinenergy
caixin-enjoy
caixin-life
全站点击排行榜
全站评论排行榜您所在位置： &
&nbsp&&nbsp&nbsp&&nbsp
辩论赛——重奖学新生弊大于利.doc 7页
本文档一共被下载：
次 ,您可全文免费在线阅读后下载本文档。
下载提示
1.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2.该文档所得收入(下载+内容+预览三)归上传者、原创者。
3.登录后可充值，立即自动返金币，充值渠道很便利
辩论赛——重奖学新生弊大于利
你可能关注的文档：
一》考虑方向：
为什么要重奖？重奖之后的成效与它的设置初衷一致吗？对于大学生来讲，重奖又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承认奖励对大学生的学习必定有促进作用，那么是否一定要通过“重奖”这种形式来表示？一定要定出一个比较机制，比如着眼于大学生品格的培养或者价值观的形成等等。奖励是对一个人的功绩进行表彰~请问新生对本校做过什么贡献？如果说他优秀也只是他曾经优秀~新生~一切从头开始~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线~谁又何德何能值得其他人效仿？大家不过都是进入大学没有经验的一份子罢了· 弊：1.荣誉压垮进步的信念~? ?? ?2.使自己的心态无法摆正~认为自己鹤立鸡群~? ?? ?3.对大多数人造成不好影响~. 大学新生奖的评奖标准是分数的高低,与大学培养全方面人才的治学标准相背；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用金钱衡量学术水平的高低是对学生的误导；
.新生奖没有给每一位新生平等竞争的机会,造成新生心理的不平衡。我方观点是‘弊大于利’；即反方；目前主要想有以下几点思路：1、扩大概念，这个‘奖’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奖励，还包括其他奖励；2、抓紧‘重’字，‘重’有‘过度’的意思；3、注意是利弊关系，即有利有弊，不是是好是坏；4、大学新生评定奖励的标准是高考成绩，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客观性，且与‘全方面的素质教育’相矛盾，即因高考成绩优秀而重奖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初衷。5、如果说是新生奖学金的话，有些新生奖学金的一个条件是‘必须第一志愿填报本校’，那一定程度上的某些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不能得到奖励了（可在他们提出成绩优秀应该获得应得的奖励时攻击）。6、能有幸获得重奖的学生群体，里面必然不乏未来社会的菁英，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名流~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社会风气都会产生一定作用~ 这类人在成长时期，也就是由少年向青年过渡时，需要外界综合的刺激诱发思想的成熟。高考成绩超群导致的“重奖”，会给他们灌输“高分数等同于高收入”的意识理念，很容易造成拜金主义的萌发方现在可能立论主要有：1、奖励新生是一种激励行为。2、如果对方也扩大了‘奖’的概念，也许会说这个‘奖’更多的是奖励更好的学习条件，深造机会等。3、可以帮助学校吸引人才。4、高考分数高的人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习能力好，应该给与奖励我方并不否认重奖是可以再某些方面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可是我们更看见的是重奖背后大学生在做些什么，为了重奖不择手段，为了重奖尔虞我诈。对方辩友，不是我方不相信大学生，不相信人性。而当我们清醒的去看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现实如果在大学重奖大学生的话，那么大学生到学校的纯粹意愿又将是何去何从么？古语云钱是万恶之源，利益至上的心就失去前进的方向，人的意欲是无限膨胀的，今天收到一百元的奖励，只会让人单单为了追求明天如何能获得二百元的奖励而行动着，难道我们新一代大学生在不断提倡活力积极昂扬向上的同时，只是该被重奖所支配着行动吗？从学习功力化不利于知识的探究埋没真正爱科学的人的角度。
从道德上说，国家供你上学，学好是自己的，是理所应当的，凭啥再给你钱，学了是自己的又不是国家的，国家该你什么。
从经济上说，不是所有得到奖学金的人都是家庭贫困的人，这样社会资源就浪费了，这点可以结合上一点说，在你陈述观点2之后，反方的人一定会抓住贫困跟你练，就用这个回击他。
要抓住对方的软肋攻击，辩论的时候总是有人把话说绝对了，这个时候你要抓住他的关键词，例如，一定，全部，都是，所有等，只要举出例步步紧逼就能取胜。重奖大学生利大于弊．这个奖有很多种形式的：学习，工作，对社会了等等！ 我认为关键是在”重”和”利大于弊”上！ 重奖不要只局限在金钱上，更好的深造机会(保研)，好的将来就业岗位，高度的精神奖励（称号
深圳首出两百万重奖，扶持本地在校大学生或2004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创业 目标是在深圳本地的大学生再造一位创新高手“马化腾”！昨日，由深圳市科信局、财政局及深圳广电集团联合主办的“2007深圳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精英赛”正式启动，而在选拔中表现突出的深圳大学生，将有望凭借自己的创新头脑，获得单笔最高达10万元的政府资助资金。 奉化市滕头村日前出台了一项政策，对安心在滕头工作及对滕头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外来人才予以重奖，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落户滕头，加盟滕头建设。 这项政策规定：凡被村所属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录用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工作满3年后，经村委会与用人单位审批认可，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分得200平方米左右别墅一幢，并由企业贴补资金给成绩突出者配发一辆轿车；对工作表现出色的全日制本科生，村里与有关院校联系，让其带薪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费用由村里和企业承担；设立优秀外来人才“金凤凰”奖，每年评选一次，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发给1万元不等的奖金。 中南民族大学在校学生，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
44页23页32页21页35页15页33页21页228页25页厉以宁：我与股份制
日 11:59　　来源：
作者：和讯
&知识青年返城与中国的股份制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0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2009年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等。
　　我与股份制
　　采访嘉宾:厉以宁
　　采访时间: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知识青年返城与中国的股份制
　　马国川:作为一个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您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好像是在月份。
　　厉以宁:对。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股份制。
　　那时的就业压力比后来因为国企裁员造成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要大得多。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我就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马国川:您的观点在会议上没有什么响应者吧？会议期间您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是不是有感而发？
　　厉以宁:我的提议没有什么反响,但我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所以,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在这个会议上,提股份制的就多了,、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表示同意,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马国川:但是,大家对股份制的了解其实并不一致。
　　厉以宁: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在呼唤中国股份制上都是有功劳的。我记得,那次会议由万里主持,万里对股份制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马国川:那时万里已经从安徽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厉以宁:“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结束后,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可以,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已经解决了。其实,这时候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萌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当然,还很不完善,所以后来才要进行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马国川:是不是可以说,是知识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
　　厉以宁: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从1978年开始,我就和恩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二十世纪的经济——“英国病”研究》。英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由于工业的发达,曾把自己炫耀为“世界工厂”。但自20世纪初叶以后,它却逐渐衰弱,患上了人们所说的“英国病”。其症状是: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分权日益严重的趋势。为了确认其症状,查明其根源,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研究了20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试验”、“国有化”、“计划化”都不是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从那时起,我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股份制试点的夭折
　　股份制试点的夭折
　　马国川:所有制改革在当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主要是讲国有企业的改革,可是国有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实行承包制、再到“利改税”,都没有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波折,也使得股份制的思路开始受到重视了吧。
　　厉以宁:谈不上重视,但是在大家的呼吁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改革方案开始出现。1984年我在安徽马鞍山市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直接论述了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大概在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考察团也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多卷本的调告,对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可选方案提出系统的意见。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和企业间的恰当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将国有企业的财产划分为股份,分散给若干不同的公有机构,如政府、银行、基金、保险公司、其他企业等持有,以此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股份制为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马国川: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
　　厉以宁:为什么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城市改革的重点？因为这时期非国有部门活力提高,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改革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制度,效率没有多少提高,生产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量能源投入,特别是投资支撑。而仅仅“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约束,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反而更趋软化,作为国民经济支柱部门的国有经济大量“失血”。
　　马国川: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世界银行的方案没有被采纳。
　　厉以宁:当时世界银行建议中国采用休克疗法,通过放开价格的方式进行改革。“二战”后,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夜之间废除了价格管制,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北大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情况和西德不一样,西德的放开价格可能有效,因为它是私有经济,中国的公有经济放开价格可能就没有效果,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首先把微观基础调整好。
　　马国川:也就是说,先要突破单一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先放开价格。
　　厉以宁:如果先放开价格,废除命令式的体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以后,是否就具备了市场运行的充分条件？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当时企业搞承包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提高利润多分成,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设备该维修的也不维修,拼设备;该提折旧的不提折旧,或者少提折旧,把折旧变成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的设备造成损害,表现的上缴利润和财政的增收实际是企业的存量资产,承包者所得是挖财政的墙角,挖国有资产的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仅仅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角度,对企业的经营权进行改革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入到企业所有权的改革,深入到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改革上来,改革的方向就是实行股份制。
　　马国川: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看似与1980年提出的股份制一样,但是此时您已经把股份制看成了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名同而实异。1980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明确说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4年,一个称“五贤人委员会”的访华代表团,由“五贤人委员会”主席施耐德为首,在会见国务院领导时,国务院领导曾咨询他们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建议。德国专家当时没明确表态,说研究不够,等思考成熟再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年他们真来了,住在钓鱼台,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去谈这个事。他们明确提出,发展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企的政企不分积弊,哪怕是国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办法可避免政企不分的问题。
　　马国川:年间,当时的政府领导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不少“整体协调改革”论者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而您对这个方案明确表示反对。
　　厉以宁:当时国务院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要出台了,要求放开价格的呼声很高,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征求我的意见。我直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马国川:这个观点您在1986年5月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上也讲过。
　　厉以宁:听众有上千人吧,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比较。两年以后的1988年,因为价格闯关而引发的抢购热潮初步证实了我的论断。
　　马国川:1986年您已经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您的意见与当时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主导观点有分歧。
　　厉以宁:“文革”前我到湖北江陵县参加“四清运动”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布衣莫问官场事”。系主任不是官,我也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研究结论。这时候谈股份制和1980年就不一样了,1980年谈股份制主要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到了1986年就是整个中国改革思路的大问题。
　　马国川:而您个人的思想是以一贯之地认为股份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对。但是当时不好提啊,人们的思想不能接受啊!
　　马国川:当时社会上反对股份制的声音仍然很大。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厉以宁: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这个大帽子当时是很吓人的。即使是经济学界人士,也对股份制的性质有顾虑。不少人反对股份制,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如有的学者针对利用股份制可以克服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提出全民所有制并不必然产生企业短期行为,克服短期行为也不必采用股份制的办法;有的学者站在搞活企业的角度,认为股份制与搞活企业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学者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如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感、助长投机心理以及为新的不正之风开辟门路等问题,提出股份制绝不是什么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就会变公有为私有;有的学者则对股份制的程度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认为国有企业可以推行股份制,但不应该推行股份化。还有的学者担心,推行股份制企业并不一定能够使产权明确,制止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浪费,等等。当然也有学者同意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可是许多人对到底什么是股份制不甚了了。在他们心目中,“股份制”就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而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
　　马国川: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开始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争论。
　　厉以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股份制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我是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和方向的。我当时就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股份制是一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以后,我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
　　马国川:1986年您多次论述股份制,从此您享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厉以宁:张劲夫看了我的文章,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北大有一个新的思路。1986年11月我随到四川去考察,想在那里搞股份制的试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很支持。为什么选在四川呢,就是因为那里国有企业多。但是我们从四川回来才两个月,同志辞去了总书记一职,股份制改革的设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马国川:实际上,把四川作为股份制试点的方案中途夭折了。
　　厉以宁:夭折了。前不久,杨汝岱还讲过,如果当初听了厉以宁的建议,四川把股份制搞起来,那么四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当时耀邦同志都下台了,谁还敢搞呢？耀邦是支持股份制的,以四川为试点搞股份制也是耀邦支持的。但是耀邦下台之后,就不再提了。1987年5月份,承包制正式出台了。又选择了承包制
　　又选择了承包制
　　马国川:企业改革就转向了承包制。
　　厉以宁: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
　　马国川:为什么又选择了承包制呢？
　　厉以宁:虽然大家看到了承包制有问题,但是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认为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可以通过基数的平均化来克服,用延长承包期的办法抑制短期行为,等等。于是,在1987年掀起了企业承包的第二次高潮。到1987年底,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
　　马国川: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改革典型,被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他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400多个荣誉称号,奖状、证书填满7个箱子。1987年,马胜利跨越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厂,组建“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1988年,由于扩张速度过快,纸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最终被免职。
　　厉以宁:也是改革风云人物,他以“承包制”和大规模的并购而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周冠五严格管理,激发工人积极性,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以为国企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
　　马国川:但是到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领导班子也出现了问题,周冠五被免职。从到马胜利,再到周冠五,这些改革人物从辉煌走向黯淡,是偶然的吗？
　　厉以宁: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各种看似不同的个人因素背后,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马国川: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
　　厉以宁:想绕过去,但是绕不过去的。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
　　马国川:杨培新有一个绰号就是“杨承包”,他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他公开喊:承包制万岁!直到1991年,他还说:承包制是企业发达必由之路。
　　厉以宁:承包制不解决问题,它不动产权,怎么解决问题？事实一再说明,解决不了问题。承包制改革对激活国有企业仍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与如日初升朝气蓬勃的民营经济相比刚好形成反差,国有企业每况愈下。到1990年,不仅没把企业利润包上去,反而在全面承包下,把盈亏成了“三三制”,以前国企80%盈利,亏损只有20%,但承包制后,变成了1/3盈利,1/3亏损,1/3虚盈实亏,即2/3没利润可包了。承包制不解决问题,股份制不让搞,就回到价格改革。
　　马国川:1988年5月,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要不怕风险,用5年左右时间解决物价、工资问题。
　　厉以宁:当时中央已经决心进行价格改革。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了5个经济学家,有我、、王珏、、青。我预见到可能要发生通货膨胀的后果,在会上提出防止人们提取存款的五项措施:提高利率、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发行黄金保值储蓄券。此外,还可以把(,)和(,)改造为股份银行,有计划放开小城镇户口。
　　马国川: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得到采纳。
　　厉以宁:没有。1988年就放价格,还没放就乱了,抢购了,所以暂停了,就开始治理整顿。1989年又提,准备又讨论,赞成股份制的人就多了,谁想到又碰到了一个政治风波,又停了。参加改革方案的设计
　　参加改革方案的设计
　　马国川:您很早就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厉以宁:我是一个教师,主要从事现代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是时代的大潮也把我推到了改革的前沿。1983年我就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下进行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在改革进程中,对于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自1986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后来人们把两种不同主张分别称为“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我是后一主张的代表。自1984年以来,价格改革先行、放开物价曾经成为影响国策的指导思想,但两种主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争论很激烈。
　　马国川:两种主张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厉以宁:实质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也就是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的问题。
　　马国川:不同的主张所拿出的改革方案也是不同的。
　　厉以宁:是的。1987年10月,李铁映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后,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分属不同学派的人组成课题组,研究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所谓中期规划是指3年、5年、8年,所以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
　　马国川:一共有几个课题组？
　　厉以宁:一共有九个,都是由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为首,各自组织一拨人去搞方案,当时有人大的吴树青、社科院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中央党校的王珏、人民银行的宫著铭,还有广东和上海两拨人。我是北京大学课题组的负责人。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到1988年5月底6月初,国家体改委在国务院一招举办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各个方案分别汇报。
　　马国川:后来各课题组的方案集结为《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还获得了经济科学奖。
　　厉以宁: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企业不具有真正商品生产者法人的自由度,放开价格只能加剧短缺条件下的经济混乱,而不能收到“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价格改革带来的效果。因此,我们提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8年左右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在8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马国川:你们还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厉以宁:我们开列了一个时间表: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以后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在9个方案里,大多数都主张国企改革应走股份制道路。当然,各个方面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如吴树青就认为,中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还不适合搞股份制。
　　马国川:今天回顾“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争论,您怎样评价这段历史？
　　厉以宁: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什么。关注争论的人们,无论赞同哪一方的观点,都对争论涉及的经典理论和国际经验有了更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因此,这场争论不仅仅停留在政策主张层面,更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在汇集了这场争论主要观点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经济学的创新与经济学的争鸣是联系在一起的。创新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是无止境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不同的学派,将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做出努力。”
　　马国川:您还有一句话“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厉以宁: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股份制的曲折历程
　　股份制的曲折历程
　　马国川:“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您也遭到了批判。大约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位记者请您谈谈改革开放以前的经历和感受时,您曾经引用宋朝陈与义的词句说“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您是否也有许多感慨？
　　厉以宁:这种批判直到现在还陪伴着我。早在我30岁生日时我填过一首词《鹊桥仙》,在下阕里说“茫茫人生,漫长苦旅,一生如同弈局。荣枯顺逆俱寻常,总难免弯弯曲曲。”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心宽无处不桃源”。
　　马国川: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的背景下股票市场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厉以宁:其实,对股票的尝试早就开始了。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1982年深圳宝安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三年的股票;1986年8月沈阳投资公司首先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下拨资金组建33家证券公司,同时组建一批证券公司。许多人对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甚了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甚至问: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在深沪交易所诞生之前,新中国证券市场走过了漫漫十年的萌芽期,但那还不算是规范的形式。中国股票市场的真正开始是在深圳。1988年深圳特区就尝试对一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选择了5家企业作为股票发行上市的试点。
　　马国川: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程充分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厉以宁: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自然形成股份制、证券市场,中国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因为我们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上市,一方面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对股份制还是逐步地进入期间,而且对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把握。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金融界,人们都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有着灵活头脑和大胆设想的年轻金融官员也拿不准,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证券市场面前基本没有作用。这怎么办呢？当时就实行分两步走,第一步“双轨制”,增量先股份化,存量后股份化。增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企业有10亿元资产,这是它的存量,虽然折成股份了但并不上市,增量增发3亿元股票,这3亿元股票上市,所以说增量流通,存量暂缓流通,这就是双轨制。因为双轨制的推行,我们股份制就开始启动了,经过十来年的经验,股份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证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问题的暴露也越来越明显了。问题暴露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实行股票上市最大的目的是转化企业运行机制,存量过多,70%、80%的股份作为存量不流通,机制是没有转换的。增量股份化,就是完成不断筹钱的目的,这样到了21世纪初,中国股份制面临着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的问题,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两块,双轨并成单轨,在并轨的过程中就要给流通股的持有者一定的补偿。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给他们补偿呢？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当初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是发了招股说明书的,招股说明书上有一句承诺“国有股暂不上市”。现在要上市了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应该给受损失的人以补偿。当时写的国有股要上市,准备上市,人们就不会花这么高价钱买股票了,现在又要上市,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所以要给予补偿。补偿多少由市场决定,如10股送3股,或者10股送2股,这样中国的股份制才能真正走上正轨,股市才能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马国川:当时上市的公司很不规范,因此是否可以说,有了股票市场,但是真正的股份制还没有出现？
　　厉以宁:那时的上市公司还难说是真正实行了股份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针对股份制问题的争论,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极大地刺激了我国股份制改造的步伐。1992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 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和境外上市。
　　马国川: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提出了国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深化国企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厉以宁:现代企业制度有四句话内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产权”二字,把公司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但因为有人认为公司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中央文件中只讲“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没有肯定股份制。即使是这样,决议出来后,还是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
　　马国川:争论什么？
　　厉以宁: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国有企业是否需要制度创新？有人予以否定;第二,制度创新是否首先要进行产权改革？有人认为搞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不同意“产权”这个词;第三,公司制股份制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有人认为只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实现形式。这场争论持续了4年,国企改革仍然没有大的推动,尽管当时提出先搞试点也推不下去。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江泽民曾专门找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谈股份制。王家福从角度谈,我从经济学角度谈,陆百甫从政策研究角度谈。我们都认为股份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江泽民说,我赞成股份制,现在都是小企业在搞,要搞就搞大的。
　　马国川: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厉以宁:但是在实际推行中,股份制并不顺利,因为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对股份制是有疑虑的。所以,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搞了许多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做法,包括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等措施,五花八门,但是实际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
　　马国川: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厉以宁: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以上这些突破性的理论,是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混合所有制”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经济改革的方向已经指向传统公有制,这是思想上的大突破。
　　马国川:改革的锋芒,已经指向所有制了。改革的阻力,也集中在所有制。有人把十五大报告称为新的思想解放。
　　厉以宁:确实是一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要解决经济体制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理论问题: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收入分配。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于对公有制的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争论不休,关键是姓“社”姓“资”问题没有解决。只要深化国企改革,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解放思想,放大公有制的范围,把股份制也包括进去,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争什么姓“社”姓“资”的问题了。
　　马国川:从您1980年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才得到承认,用了将近20年。
　　厉以宁:从1980年算起,18年吧。股份制是过去30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股份制是过去30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马国川:从1988年起,您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最高权力机关继续为推行股份制而努力。
　　厉以宁: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议让我来主持起草《证券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的部分教师来担任的,我当时是经济管理系的主任。起草工作前后历时6年多,最终在1998年审议通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的经济法律。
　　马国川:提到证券,不能不提发生在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您是辩论一方的代表。
　　厉以宁: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曲折,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时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股市确实存在违规违法活动。所以,当吴敬琏对股市提出批评的时候,就引发了一场股市大辩论。由于参与进来,使得辩论异常激烈。股票市场不规范,指出股市存在的问题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中国股票市场。所以,当全盘否定中国股票市场的声音出来后,我也站出来说话。因为我认为,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不同,已经关系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命运,涉及到我们要建立的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的传统市场经济还是符合(,)时代的现代市场经济。合理的投机应鼓励而非打击,赌场与资本市场有本质不同,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还存在各种毛病,但要爱护中国的证券市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要对中国股市寄以希望。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马国川:今天回头,您怎样评价这场辩论？
　　厉以宁:这场大辩论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股市,让更多的人明白股市不是赌场,投机和投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马国川:这场辩论也被蒙上了强烈的道德色彩,您怎么看？
　　厉以宁:其实学术之争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而经济学界的争论所以引发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其更多地与民生的热点问题相连。但由于缺乏自由理性宽容的讨论氛围,学理的讨论被歪曲为道德讨伐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恰恰说明了社会的不成熟。
　　马国川:改革开放30周年了,作为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推动者,您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马国川:股份制改革是其中之一？
　　厉以宁:当然在其中。我评价的标准是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转性。改革走上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农民搞了承包再回到人民公社,他就不干了;国有企业已经变成股份制企业了,你叫他再退回来就不行了;民营企业已经搞了,退不回去了。这三个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
　　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它还很不完善,但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尽管股份制曾经受到过各种怀疑、甚至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中国的证券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后,已经步入正轨,股市开始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现在的证券市场已经有了,需要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因为我们现在的融资主要是靠银行贷款,而直接融资的比重是很小的。国有资产通过证券市场的增值收益,应该有一定比例返还给全民,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以切实解决社会保障所积存下来的问题。国有资产的增值是国家长期投资和优惠政策造成的,部分返还全民理所应当,而且这将形成良性循环:社会保障支出将会转化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仍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国有经济控股或参股上市公司也必将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增加盈利。
　　马国川:把股份制改革视为30年改革最成功的一项,但是有的学者看来不会同意您的看法。
　　厉以宁: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马国川:股份制改革现在几乎完全展开了,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让人们非常不满。
　　厉以宁: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能变,不能往回走,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只能完善各种制度,保证股份制改革过程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马国川: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质疑之声不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厉以宁:改革是前人没做过的,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大家都在学习、都在提高,我也不能说我所有的观点都是对的。可以说,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但是改革也有失误,当时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先发展了再说,这样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中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缓慢。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忽视了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走回头路,改革走到今天也不可能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对前者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对后者的改革刚刚破题。所以,我们要继续进行改革。
　　(本文选摘自马国川新著《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该书最近由出版)2&
【作者：和讯独家】【了解详情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