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聚书吧：活在城里，活在当下 ——王方晨小说集《北京鸡叫》及城市题材小说创作讨论
活在城里，活在当下
——王方晨小说集《北京鸡叫》及城市题材小说创作讨论
地点：品聚书吧
嘉宾：马兵 张丽军
参与：陈文东 段玉芝 王玉 王方晨等
马兵：方晨老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已超过三十年，发表了六七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在山东省的作家里属于创作体量大，而且难得是长篇、中篇、短篇兼擅的小说家。今天重点讨论他新出版的小说集《北京鸡叫》，当然也不只限于此。
方晨老师的创作经历过几个阶段。最早的时候写故乡，后来在故乡和城市之间来回游走。近些年，又开始书写他现在生活的济南，尤其是老实街系列在国内文坛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中的《大马士革剃刀》还得了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的年度奖。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对方晨老师的创作非常熟悉的张丽军教授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下面，先请方晨老师谈谈《北京鸡叫》这部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的有关情况。
王方晨：今天是二〇一七年的十二月底，再过几天就是二〇一八年元旦。一二十年前的今天，有个朋友到我家来，向我讲述了一桩发生在他们单位的荒唐事，并问我能不能写成一篇小说。事情是这样的：同事被派往乡下，当了多年包村干部，迟迟不能返回单位，就在前几天去领导家里说情，请求回来，不料第二天领导把他的礼物拎到了单位，使他当众出丑。我感到这件事值得写，就开始动笔，其实是在写发生在二〇〇〇年元旦之后的事情，超前了几天。伴随这新千年的到来，小说完成，也就是收录在这本书最后的一篇《王树的大叫》。小说发表之后在当年也曾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光多次被选载、得过奖，被同行们津津乐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成了我创作的标志。我以前有本小说集，就叫《王树的大叫》，但正因为这个，我再次把它收入到这本作品集，而且放在最后，算做“压卷”吧。这篇小说的素材就是这么得来的。可以说，这是一篇直面现实生活、符合生活逻辑的小说。
我的《北京鸡叫》同样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人们锻炼身体，好像没什么出奇，特别是老人们。我还想起来我刚调入外地的一家文化单位，与一位诗人坐在院子里，看一群老人做操，诗人就发了句感慨：垂死挣扎。可见诗人的感受力是多么与常人不同。
那一年，我在鲁院学习，晚饭后约同学出去散步，在一个小区的广场上，遇到一伙人结队转圈，以我的一点体育知识来看，可能就是竞走。人家在那儿走了多少天，多少年了，什么事也没有，但在我的同学看来，那种场景滑稽得要死，简直让他笑得直不起腰来。记得我在小说中用一首歌来描绘，那首歌就是文革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伙人的状态完全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受到这件事触动，我就写了《北京鸡叫》。
退休老人老安一家的生活本来风平浪静，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正常到不能再正常，可是就因为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平静、幸福的生活被打破，就像揭开了一个盖子，让每个家庭成员看到了生活的危机，大儿子儿媳之间，女儿女婿之间，都不简单，还有小儿子，小儿子三十多岁了，还没把媳妇娶回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啊，对老安来说，满满的心事。
小说中的小作家有句怪话，大大地刺伤了老安的心。小作家对他的朋友议论说，看到这样一家人，就会想到世上还真有人“活不够”似的。老安就想了，“我活够了吗？”开始了对人生的怀疑。又想，我活够了就该去死吗？反正引起了老安一连串关于人生的思考。老安可不能大意喽。老安必须奋起保护自己的生活和家人，他不能容忍一个可恶的小作家把自己的家庭看作一窝可笑的“活不够”的北京傻×。结果，在处理这件事上，在紧急关头，体现出了一个年老的普通劳动者的智慧。也就是他以老辣的目光，看到了小作家致命的弱点，其实就是体力不济，这可不是犟的。
写《高老头和水仙花》也有现实根据。原来我住处附近的路上，常常发现一些碎玻璃碴子，自行车胎常常被扎。有人说是修理自行车的故意扔的玻璃碴子，开始我还不相信，渐渐不得不信。于是我就塑造了这么一个在路上偷扔玻璃碴子的修车老汉，人家是“盗亦有道”，这老汉也有自己的“道”，那就是“混口饭吃”，就为“挣个小钱”，不想发大财。他倒很节制，这是他身上的亮光。
有一年单位要发放供暖补足，需要职工提供派出所的户口证明。我多年没用过户口证明，只用过身份证。去派出所开证明，户籍员却说找不到我的户口。户口怎么丢了呢？反正就是找不到。户籍员说，不管你有没有身份证，这就意味全中国都没有我这个人。这够荒唐吧。从这么一点小事出发，我就写了《一度丢失的十三亿分之一》，人物就是丢失了户口档案的小公务员，写他没有户口之后的感受和反应。
现实生活发生的事情，可能已发生了很久，但也不过是在社会上口口相传而已。在它遇到作家之后，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篇忠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哪怕再为细微的东西，在作家这里都会变得非常重要。评论家刘颋说我“一手拿着解剖刀，一手拿着显微镜”，在此可作注脚。文学创作实质上就是作家通过自己的感受力和文字，把常人忽略的司空见惯而至于遗忘的东西，重新捡拾起来，也就是说穿透生活的表象，看到生活的波澜，完成人对生活的再发现，展现生活的真实图景，客观上起到一个帮助读者认识当下生活现实和社会本来面目的作用。当然，小说的功用还有其它，比如审美啊，陶冶情操等等。这是另外的话题。
作品摘录：王树的哭声终于低了。“我白在胡兰村呆了三年，”他抽泣着叙说道，“我三年前就可以回来了，可是……可是，我却被扔在了那里，朱局长压下了组织部下派办的通知。要不是胡村长他们把请功信写到了下派办，局里还不会想到让我回来。”
“去告她！”国锦玲脱口叫了一声。她身上哆嗦起来，喘喘地说，“去，去！去告她！这太欺负人了！”泪水唰地下来了，但她立刻又忍住了，眼里冒出了火。
王树已经比刚才平静多了。他把头从锅上抬起来。
国锦玲气冲冲地要朝外走。
“你去哪儿？”王树又抽泣了一声，问她。
“告她！”国锦玲走到了门口。
王树忙站起来。“别，”他说，“算了吧。”
“不行！”国锦玲神情坚决地说。“你惹她了吗？过去哪一年的春节、元旦你没到她家看过她？你挣的那点工资，够给她送礼的吗？她怎么能这样？”国锦玲百思不得其解。“她怎么能害你！”还要外走。
“看你说的，她……她怎么能害我呢？”王树上前阻拦妻子。
——《王树的大叫》
张丽军：创作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是有内在关系的，是从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出发的。每次到品聚书吧来，停车也不好停，路也不好走。今天等我终于把车停下来，走进恒隆大厦，又迷了路，反反复复才找到品聚书吧，很感慨一个人要走到正确的途径又多难。一个作家的写作是在种种生活表象之下，去探寻生活、艺术的真实和人生意义，肯定有很多曲折的东西，过程是很艰难的。我认为方晨老师的写作证明，从生活到文学，他已经找到了这条适合于他的道路。
从我刚到济南工作，我就对方晨老师的创作有所知。记得大约是在二〇〇五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和山东省作协曾在东营为他开过一次作品研讨会，当时的李敬泽主编也赶来参加。他在讨论会上有过一段话，大意是山东作家有很长的乡土文学创作传统，这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困境，如何从这种传统积累中的走出一条新路来，很难，方晨老师就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同。这是研讨会规格很高，去的人很多，充分说明二〇〇五年王方晨的创作就已经引起国内当红批评家的重视。
方晨老师调到济南后，我们就有了很长时间的接触。他在《当代小说》搞了个“当代小说四季评”栏目，热情邀请我和马兵等人来主持。这个栏目已坚持七年，在文学圈很有影响。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更多地阅读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塔镇系列，很有乡土特色。作为一名作家，他的创作里面有很好的东西，那就是深刻的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今天还在做这种选题，是一个作家的的担当。在如今市场化的形势下，它不显新鲜，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意义很大的工作。对王方晨的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包括南京大学，也一再做这种启蒙的教育。这是非常让人尊敬的事情。塔镇系列中，有很多村民、村长的形象，乡村那种像鲁迅所说的那种无物之间的东西，也像阎连科写的那种乡村，以及那种对人性和生命的压抑，甚至伤害，表现得非常好。比如《生命是一只香油瓶》啊，《祭奠清水》啊，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今天看也非常精彩。
紧接着，方晨兄的创作又带给了我们新的印象。二〇一六年，我参加了他的又一次研讨会。国内一些重要的批评家，像吴义勤老师，胡平、何向阳、施战军、王干、邱华栋、王春林、刘颋等诸位老师，都来了。吴义勤老师提到方晨兄是一个文学上的“长跑者”，肯定了他的创作耐力，施战军老师评价他是一个体量很大的作家，我非常认同。这几年，山东五零后之后的作家中，方晨兄能够在创作上持续不断地开出自己的花朵，不管是从勤奋的精神上来看，还是从创作业绩上，都尤其可贵。他从大量书写农村题材作品，转向了城市题材和地域写作，主要体现在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书写。我个人特别认同一个作家应该关心自己脚下的土地，你要跟这个城市发生血肉联系。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与大地，与这个空间，与历史，密不可分。这个城市给予了我们什么，我们对此有什么思考，这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方晨兄写济南城的故事，写老济南，写老济南的老实街。马兵老师有一篇很好的评论，是评论他的代表作《大马士革剃刀》，与小说同样精彩。这样一批作品，引起了国内很多读者、作家和研究者的关注。可以说老实街系列是一炮打响，还包括后来写的《花事了》《阿基米德的一天》《鹅》《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等等，都是佳作。济南这座老中国城里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这些日渐消失的东西被方晨兄挖掘出来，是他很重要的转向和突破。
现在方晨兄又拿出了自己的城市题材小说集《北京鸡叫》，令人耳目一新。但从作品的日期上看，不少是前期的作品，这也证明方晨兄写城市题材，并不是近来才开始写起。他写乡土小说，又写都市，他的都市肯定与他人不同，像在茅盾笔下，像王安忆笔下，新感觉派的笔下，都会各有千秋。这是方晨创作的另一个路径和特色，原来他还有另一种东西，没被我们看到。
方晨老师在城市和都市之间的游移，我认为你写都市与他写乡村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之前与方晨老师交流，说到他的《玫瑰幻想》，小说写到一个老花匠，最大梦想是培育一种十色玫瑰。这种梦想、图景无法实现，但却非常美好。我就想听方晨老师谈谈，你由乡村而写都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的都市跟别人都市又有什么不同？你的都市又在向老实街系列转换，对此，你有什么新的思考？
马兵：我再补充几句。方晨老师是现身说法。一个小说家告诉我们，创作素材是从哪儿来的。作家常要面对一个素材枯竭的问题。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有发生的新闻事件远比小说虚构还要出奇的时代，小说该去写什么？方晨老师在我们已经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里面找到了他自己要去提纯的东西。比如说《北京鸡叫》，当时我看了之后就得非常有意思。
《北京鸡叫》写了老安一家晚饭后在街上散步，突然有个陌生人开始嘲笑他们，模仿他们。在这个嘲笑和模仿里面，老安开始洞察到自己的生活秩序在慢慢、慢慢坍塌，一系列在过去的生活没有展示的东西，那些裂痕，那些隐秘，一点一点开始露出头角。记得方晨老师还有个小说叫《世界的幽微》，我非常喜欢这个小说题目。我认为方晨老师是我认识的最会为自己的小说起名字的小说家。我们看《北京鸡叫》这本书中的许多小说题目，也都非常有意思。其实刚才讨论的，就是“幽微”是如何成为小说的核心事件。好的小说家关注的是世界最幽微的部分，它会被作家洞穿得非常非常深，以及如何在幽微里面打开人心那些最细微但又最阔大的东西。我们说到老实街系列，丽军还提到他写的那些都市小说时，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而当我们谈起“城市”和“都市”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所指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反思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是没有现代城市出现的，但这个城市出现在文学中究竟是什么？一定是指高楼大厦等等，那些所谓摩登的具有现代性的东西吗？像济南这样一座城市可能不仅如此。
在阅读老实街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作家并不是济南人，但他所写的济南这座城市，确确实实和我们所理解的、印象中的济南在文化气质上高度相契。我觉得这一点是方晨老师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我一直想做一点关于济南这个城市的书写。很多人都写过济南，比如说早时候的老舍先生，再比如沈从文也来过济南，也有这样的日记，也有这样的文字，但是老舍也好，沈从文也好，这些现代文学先辈所写的东西其实就是乡土文学的另外一种形态，因为那时候的济南，远不是所谓的都市题材。到了今天，当代作家去写济南，济南这座城市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这个其实是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济南这座城市的性格之前都要去质问的问题。所以，我讲老实街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城市文化性格的隐喻。而且我想老实街就来自于济南的道德街，老济南会很熟悉这个街道。这也是我接着丽军老师的一个问题。除了他的三个问题之外，我想问您是如何找到老实街与济南内在的关联，那种幽微您是如何洞察的？
王方晨：我觉得自己有个用力的方向，就是认为写作一定要是一个发现生活的复杂过程，好比刚才举的例子《北京鸡叫》，通过写作我们发现了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许多不幸以及种种生活危机。还有一篇收在这本书中得到小说《月亮的舞蹈》，也是以济南为背景，故事发生的地点就离我们所在的恒隆大厦不远，具体是在鞭指巷巷口。我们去逛街，常会看到有些女孩子站在门口拍巴掌招徕顾客。那都是认真的拍击，拍得很响，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但大家见惯了，也许很少有人在意。《月亮的舞蹈》就描写了这种场景，一家叫“璺”的服装店，安排自己的店员在店门口拍巴掌，那个爱舞蹈的女孩连拍带蹦。这个小说，也写了生活中不幸的人，跟我在《北京鸡叫》中发现老安一家的生活危机，是一样的道理。
我所努力去做的，就是要以文学的形式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乡村、城市，还有另一种面目。这一切，都处在作家的审视之下。过去我写了大量的的乡土小说，现在我写都市人的生活，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不管是乡村都市，不管是你的生活他的生活，不管涉及到这个行业的还是涉及到那个行业，只是形式上有所区别，本质上都是人类的生活。任何人的不幸，也都是人类的不幸。我现在写济南，没有什么隔膜，因为唯一要去表现的是人类的真情实感和人性。《北京鸡叫》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还有个中篇《小表叔》，也是在北京发生的故事。除此之外，我还写过其它的地市，写过县城。就说写济南，因为我生活在这里，目前也最关心这个座城市，它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写了塔镇，又写老济南，写老实街，写农民、花匠、剃头匠、小店主、小公务员等等，但只有一个主题，那就人在这里、在这座城、在当下、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种生存，描述的是这样一些人的生活图景。这应该是我创作的核心的东西，我不能说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我相信，如果别的作家也这么做，同样也会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回答马兵的问题，就是，洞察到生活的幽微，前提是作家得知道该在哪里用力。
然后我来回答丽军教授的三个问题。《北京鸡叫》里的《笑里沉沦》和《玫瑰幻想》一样，是我的早期作品，写在我的小说处女作《林祭》之后，是在八十年代写的。从一开始写作，我就涉猎了都市题材。我的都市不求追随现实的都市，它追随的是我自己。我的都市又在向老实街系列转换，不如说是向我们传统的文化风俗的转换，济南的老实街恰巧是我认为最适合的文化载体。
作品摘录：单油坊胡同的单家女人，素常很悠闲，检查路条似的，站在胡同口一块大石板上，盘问每个过路的熟人，或审视每个过路的不大熟悉的人。老张处于熟悉和不熟悉之间，是她审视不厌的对象。因他向来无多话，且又行走匆匆，面熟了并不进行深的交谈。老张的瘦使她动了恻隐心，不自主地将手插进衣内，捏住自己松垮垮的老奶袋，似乎将要奉献出优质的奶汁，哺乳这老张。
——《笑里沉沦》
张丽军：做批评的人看作品，常有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都市小说，或者这是一个乡土小说，但是在作家眼里，可能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关于生命个体的思考。我想跟方晨老师谈另一个问题，马兵老师也提到过，那就是生命的幽微的东西。阅读方晨老师的作品，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一种很强的疼痛。《祭奠清水》《生命是一只香油瓶》，还有这本书的第一篇小说《小石头的天堂》，都不例外。
小石头是那么好的一个青年，而且小琳姐姐也是那么好的姑娘，但小石头的命运最终却是那么悲惨。对他自杀的原因，方晨兄有意避讳，没有直接讲出来，只是讲叙述者“我”模模糊糊地听说老顾跟他有什么不大光明的纠葛，而且还非常气愤。从中我们可以想见这个人内心受到的伤害。老实街系列中的《鹅》塑造了鹅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还描写她去泉水里清洗自己的身体，场景都非常动人。鹅是一个独立特行的单身妈妈，未婚先孕，命运也很不幸。小说并没有指明孩子是怎么来的。老实街上很多人与她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当初父亲要趁黑夜把婴儿给扔了，鹅却拼死阻拦，并威胁父亲要大声喊出来。在她看来，自己的声誉不重要，但孩子的生命重要。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而孩子却认为他妈声名狼藉，指责他妈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有疼痛感。
方晨兄的创作，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对生命的关怀。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人表面上活得都非常光鲜，非常时尚、快乐，但在方晨兄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一种生命的病相，生命的内在疼痛感。那种一阵紧似一阵的痛疼感，来自于作家对生命的关怀。在这方面，我认为方晨兄做得特别深刻，特别好，而且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东西。
那么，我就想他的这种关照、思考，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他又是怎样走出来的。我知道王方晨的关怀与鲁迅的关怀，与当代其他作家的关怀，是有区别的。老实街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空间，显现得更扩展，更打开。在这方面，有没有更多的思考？
王方晨：这本《北京鸡叫》的写作，是发现我们的城市，但这并不是说看城市有多少高楼大厦，多少条宽广的大街，这些表面化的东西，重要的是作家能够对这个城市有自己更深刻的表达。我的老实街系列小说，则是发现了我们的济南，或许再加上个“老”字才更确切。而我们所有的写作，都应该有一个独到的眼光，能够看到世界的幽微、人性的幽微。幽微是什么？就是那种不太显现的东西，是深藏起来的、细小的东西。作家要有能力表现这个小、这个细，并使它突出出来，从而形成生动的文学艺术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相信《北京鸡叫》这本书写城市，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作品揭示了很多深刻的而被忽略的，同时又是具有本质意义的事物。问题就是，我们的城到底是什么？还有我写的老实街小说，老济南到底是什么？为此，我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如果细致分析下来，似乎每篇作品还能够说出一二三。
拿《月亮的舞蹈》来说，开头就有这样的描写，寥寥几句，就把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给呈示出来。一个农村女孩来济南追求舞蹈梦想，投靠表哥，表哥对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不甚了解，就问她怎么叫“月亮”这个名字，太俗了。女孩就非常天真、非常欢快地告诉表哥，“月亮”就是姐姐“小月”和弟弟“小亮”。表哥就说她胡说，她就回答，小亮被她妈怀了八个月的时候被打掉了。这句话够简单，但背后却牵扯进来了计划生育这个中国大事件。一个生命这样消失了，应该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却被姐姐月亮不当回事地响亮地说出来。这就涉及到一个作家写作的分寸问题，需要作家能够善于把握和表达，能够让简单的话语，包含进去复杂的社会、情感因素。小说语言中足够的信息量，也是对作家表现力的检验。
《小石头的天堂》看起来是一个爱情悲剧，但分析下来，你会看到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我把社会阶层的分化，渗透进了小说中。小琳姐姐是财税口公务员，小石头是打工仔，两种身份之间在小琳姐姐的父母看来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小琳姐姐也默认了鸿沟的存在，一再对小石头的精神制造压力。这个小说，也有现实依据。生活中有一个在财政局上班的姑娘，快三十岁了也没找到男朋友，因为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非要找就找财税口的。为什么要找财税口的？当然是财税系统好。好到什么程度？小说讲那就如同天堂。夸张不夸张？不夸张。在机关上班的人知道，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夏热不着，冬冷不着，还有可观的福利拿着。这是小石头不能比的。两人情事不畅，小石头因为绝望和愤怒，杀人后自杀。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社会阶层的分化，可悲的世俗观念，以及这一切对人性的扭曲。我一直认为，在小说里，任何一故事都不能是简单的故事，如果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没有必要去写。作家需要将复杂的社会因素一点一滴地渗透进小说中去，能够在写作中不断地往下沉，不断往深处挖，直至一个尽可能到达的地方。我有一个小说叫《八百米下水声大作》。那个深处在地下八百米，也可能更深，以至无限，是人间，也是幽冥界，是过去，也可能是未来。这些作品的写作，至少是让我总结出了或有意识地掌握了这个创作原则。作家不去深入地在生活表象之下挖掘，就不可能获得那种深切的疼痛感，不可能获得那种黑暗的感受，也就看不到那种耀眼的人性光亮。每一篇作品的写作，都会有我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在内。
马兵：我读一下《月亮的舞蹈》这篇小说的开头：
刘伟冬去车站接表妹月亮，看她头一眼就感觉很不好。怎么说呢？就是天生一副上当受骗的小样。路上问她怎么叫“月亮”这个名字。她歪着头，一字一句地解释：
“‘月亮’，就是姐姐‘小月’，和，弟弟‘小亮’。”
刘伟冬纳闷，从没听说还有小亮这么个表弟啊，就板下脸警告她：
“不要胡说好不好！”
“弟弟没能生出来，弄不下证，八个月，打掉了。”
“那就叫‘小月’好了，偏什么‘月亮月亮’，不嫌俗。”
“谁叫我‘小月’我不答应。我妈说过，月亮一个人就能当两个人用。”
刘伟冬不禁去盯她欠骗的脸，愣了愣。
“看什么看，我又不是钟馗。”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小说的文体和技巧方面的问题。您的小说信息量是比较大的。丽军老师提到您小说里边的疼痛感，我读您的小说还有一个感受，您在讲故事，但这个故事却并不像别的作家那样讲得特别明白，你常常有意不给出答案。比如说《大马士革剃刀》里边，究竟是谁把那只猫的猫给剃光，这成为小说里的一个悬疑。再比如《北京鸡叫》，这小说的题目叫《北京鸡叫》，但是小说结尾，突然写了一段话，是这样子：
悄悄说件事儿，安家养了一只鸡！是一只唯一属于安大娘的老母鸡。安大娘嫁给老安那年从保定乡下带来的。一只苍老而忧伤的母鸡。整个天地，不过是一只藏匿在三楼阳台上的鸡笼。
这当然是对小说隐喻化的一个提升，那么，这只鸡和老安一家生活关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是如何考虑的呢？
王方晨：我们都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小时候写作文，大了写论文，知道写作时要讲究技巧的。曾记得老师讲过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就是“文似看山不喜平”。意思是，文章要有曲折，要有起伏高低，不能让人一眼看到底。我也当过老师，教小学语文，见到一些家长询问怎么让孩子写好作文。我说其实很简单。要阐述一个观点，一句话讲完，那不成，因为这还不能够形成文章，势必需要论述、论证，等等。举个例子，就像走进一个房间，不能抵达一扇门就停止，你还需要发现另一个房间，然后再去发现一个房间。一篇作文才八百字，如果能够达到三个房间的要求，你写了三大段，只要不是跑题，基本上就有些作文的样子了，及格没问题。我们讲“一波三折”，讲“三段论”，就是这个道理。“三”就可以勉强称之为“多”了，但“二”绝不能说是“多”。能力大的话，还会发现更多，有四个房间，以至无限多，引起读者无边的遐想，就是很厉害，是非常好的作文。我的二年级小学生，一篇作文能写满一本，这就很了不得，不管写得怎样，都要鼓励。写小说本质上也能体现出这个道理。
《北京鸡叫》大量的篇幅是描写男主人公老安的心理感受，写了他对全家的保护，生活被打乱，前前后后都是在写他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所有想写的转折都写尽了，对危险的对策也写出来了，小说可以结束了。但我并没有就此止步，忽然加上了一笔，就是马兵教授读出来的那一段，一只哑默的老母鸡出现了。
小说名字叫《北京鸡叫》，老母鸡是不会叫的，说明北京还有人养鸡，而且养的公鸡。我们写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却忽略了那位老家庭主妇的生活。如果大意，读者也会忽略，实际上老安也忽略了这只“老母鸡”。这种“余音袅袅”的写法，可能又会让作品再深一步。“老母鸡”的全部生活天地，是一只三楼阳台上的鸡笼，也正是城市里芸芸众生的生活写照。这种表现是在不动声色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不能说这有多么高妙，但至少我是非常自觉的，是有意识地让作品尽可能地丰富，能够呈现生活更复杂的一面。我觉得自己这个写作文的不断打开门的“房间理论”很有用。讲这个几个房间，比较有操作性。不信的人可以试试。
再说一下《小石头的天堂》，我们讲完了小石头的悲剧，之后，顺便写到了叙述者“我”迷恋网络，与网友约会。在网友家里，因为喝醉，失了身。对一个少女来说，这是大事，要死要活的可能都有。网友也吓得跪在了“我”的跟前，“我”的反应出人意料，就是“我”看网友的那个样子，一下子被逗笑了。这是一件事，接下来，就又写到小琳姐姐身上。小琳姐姐一天深夜跑到我家中来，向“我”诉说她对小石头的深情，最后告诉“我”，她还是完整的女儿身，而且决定终生为小石头保持贞洁。小说如果缺少了这个房间，缺少了“我”与小琳姐姐的对比，意味将会减少很多。我虽然不怎么赞成“我”对性的开放态度，但对小琳姐姐的贞洁观，确实是持有一些嘲讽的意思，揭示的是小琳姐姐的悲剧，在当代一些世俗观念支配下，小琳姐姐的人性是扭曲的。小琳姐姐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显然在“我”的对比下，没有任何说服力，只有更加可悲。这两种生活态度的对比，使小说的世界不断向深处延伸。我认为，小说需要这种不断转换的“房间”，空间的、时间的，以及意义上的。一篇优秀的小说作品，需要足够多的“房间”。
作品摘录：“小石头，我长得也不算难看吧。”我说，“关键是我很听话。我爱你，我早就爱上你了。我只要爱你就够了。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在机关上班，是不是公务员。不管你在哪里工作，我都爱你。你不嫌弃我吧。你要让我退学我就退学，我也去你的公司。我们就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打工的。哦，我明白了，你看我年龄小，再过几年不定怎样呢？那好，小石头，小琳姐姐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因为我爱你，我就什么都能给你。我不附加任何条件！”
我真是昏了头脑了，也不知自己究竟在说什么，突然就从椅子上跳下来，高高掀开了裙子。我直直地向他走过去。
小石头简直吓怕了。他想躲，但我猛地扑到他身上，死死抓住他的一只手。
“爱我吧，别爱小琳姐姐了。忘记小琳姐姐吧。”我说。“你已经不爱她了是吧。你已经决定分手了是吧。”
——《小石头的天堂》
张丽军：刚才方晨兄顺便分析了《小石头的天堂》中悲剧的根源。像小琳姐姐，和她的父母，因为面子，过多考虑社会身份的差异，强调社会上存在的被固化的东西。在老实街里，还有一种来源于民俗文化的伤害。山东人或者济南人这种传统，看似互相关心，特别仁义，但背后却可能是另一种东西。《大马士革剃刀》里的那只猫，到底是被谁剃光了毛，有种种猜测。小说把那种伤害的原因、疼痛的原因呈现给我们。
我在读《北京鸡叫》这本书中的《王树的大叫》《小石头的天堂》，很留意有没有抗争的东西，这是我很想看到的。刚才大家都说到了世界的幽微。在幽微里，到底有没有光亮，有没有挣扎？大家为什么会关注《王树的大叫》？因为王树大叫了一声。他的上司吓坏了，是不是要害我啊？忙把镇纸拿出来。他作为一个包村干部，被遗忘在村子里五年，回来之后没多长时间，上司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再次让他下去。面对上司的恣意妄为，他不禁发出了自己的喊叫。这是很难得的反抗。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自发的或自觉的反抗或挣扎。这可能是主人公进一步向原型的、有个性的、有立体感的形象掘进的方式。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方晨兄近几年也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像《老大》《公敌》《芬芳录》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关注。长篇小说创作也是一个成熟作家很重要的标志。一五年我在鲁院开会，与方晨兄谈到六零后也罢七零后也罢，都快五十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点可能还在上一代作家那里。这是事实。今天的作家如何走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是很多人面临的现实。我不简单认为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认为在余华、苏童、格非等之后这批处于一种被遮蔽状态的作家怎么进一步发展、写出自我来、写出挣扎的人物形象和光亮的问题。在这方面，方晨兄有什么新的思考。
王方晨：平常谈论我的作品，包括今天晚上，有几个关键词，生活下面的危机、不幸、黑暗之类，但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词汇，就是刚才张教授所说的“光亮”。如果我们细心、用心阅读，是会发现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不能简单概括。表面的东西，不能代表实质。在《什锦靓汤》里面，聂保纯的师傅门老头，做了一件内心非常阴暗的事情，就是当年做厨师，看客人不顺眼，就往汤品里淋口水。退休后非常愧疚不安，每天在家里愁眉苦脸，以致于生了重病。在精神上承受不住的时候，当着徒弟、老婆和老婆的情夫的面，把自己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吐露了出来。向汤品里淋口水，出于内心的阴暗，但他说出这种阴暗时，在他身上也就闪耀出了人性的亮光。
我认为，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那些有关黑暗的表达，都伴随着亮光的闪耀。当我们看到了文学中之不幸，也就是看到了人类之幸。看到了生活的危机，也是看到了生活的安宁。在书写那些有关不幸、幽暗、仇恨的事物的同时，也在赋予它以幸福、光明、爱的意义，我认为这就是需要作家做到的。你问王树有没有自发或自觉的反抗或挣扎，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懦弱的人物。我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很勇敢。他有挣扎，但那一声大叫，不到自己承受力的极限，还是不能够发出来的。对一个生性懦弱的人来说，他选择默默地重回乡村，也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倒是她的老婆，不信邪，要跟那官僚较量较量。
至于丽军教授所讲的一代作家被遮蔽的状态，对此我倒没有不必要的忧虑。年龄就不要比了，都先看自己的创作所能达到的成熟度才是正经。什么时候把作品放在手上感到沉甸甸的，元神充沛，又大气，又阔达，即便回不到文学热的旧梦，也算是功德圆满吧。阎连科最近讲“苦咖啡文学”，写的都是“小伤感、小温暖、小挫折、小确幸”，谁都可以拿来对照一下自己。连历史、文化的积淀的影子都找不到，一派小家子气，说这样的作品好，鬼才信。所以我要说，不管哪一代作家，都要有能力走出自身的“小”来。幽微不仅是幽深和微小，还是一个巨大的时代怪物。
作品摘录：“不要那样看着我。”他朝鹅瞪大着失去神采的眼睛，口中酒气熏人，“其实我是爱你的……从掉进你家茅厕的那刻起，我就成了一个怪物……小孩子见我会死。我吃死尸。独行的人会被我掐断脖子。……毁掉老实街，让老实街生不如死。得，就这么做！呶，我做到了。别怕，我还爱你。——鹅，别走！”他向她伸出胳膊，像是哀求。“别把我扔下。听我说，鹅……在澳洲，有种野人，叫幽微。”他胡乱比划着，醉眼难睁。“三米多高，浑身长毛，吃腐烂的尸体……鹅，我就是……幽微。”他重新瞪起血红的眼来，竭力地瞪着。“走，走，你去告诉每个人，幽微来了，谁也躲不掉。世界的……幽微，来了……哦，红糖……是红的。”头猛一沉，脸就“噗”一声埋在了炒虾球、牛排、蜗牛、青蛙腿、牛角面包、黄油、冰激凌和刀叉里面。
——《世界的幽微》
马兵：给大家一点自有交流的时间。今天来了很多读过方晨老师作品的朋友，我看到还有不少业内人士，省作协的陈文东主任，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王玉女士，方晨老师的同事段玉芝等。陈主任，您长期在省作协工作，是对山东的文学创作了解最多的一个人，请您谈谈对方晨老师的创作的看法。
陈文东：抱歉，没有准备。我今天作为方晨“亲友团”的一员来参加这个活动，就随便说几句。我与方晨是老朋友了，交往将近三十年。大约八八、八九年的时候，我在《山东文学》当编辑，方晨还在家乡当老师。他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我接到他的手写稿，每篇稿子都写得工工整整，装订得整整齐齐。从那时候，他的创作就很不一般，表现出了与山东作家的不同，算是山东作家中的异类。
山东作家特点，就是大多数乡土小说的创作，手法上也基本上是传统的现实主义。那时现代派文学思潮方兴未艾，是正热的时候。方晨的创作一开始，就明显受到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当时山东作家深受影响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方晨在山东可谓得风气之先、使用现代派写作手法的青年作家。后来这些年，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属于创造力非常强的一位。因为好多作家跟文学修养、文学修炼有关，受自身所限，常常昙花一现，创作旺盛期比较短，写上一两部作品，一段时期爆发一下，发上几篇中短篇小说，甚至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缺少持续创作的能力，高潮过去，就陷入低谷。而王方晨始终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创作势头，这一点与张炜主席有点像。数量上，施战军说他创作体量大，持续不断地来写作嘛，肯定越积越多。可以说，他有了自己的创作高原。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山东作家中，不光是同龄人，创作量大，创作水准高，而且能够不断推出有影响的作品。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随着他从外地，从黄河口区域调到济南之后，也可能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感觉比较分明，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变革的城市有更敏锐、更独到的发现，他写出了一系列以老实街小说为代表的都市题材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的《大马士革剃刀》出来之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选载，而且又进入当年中国小说学会的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然后又连获选刊的年度奖、百花文学奖。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这两年国内文学的大环境有所复苏，作家作品出现得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我认为可喜可贺。
王方晨：文东主任与我同龄，但大家不知道，他其实还是我的文学伯乐。他既是我认识得最早的文学编辑，也是我目前在济南认识得最早的朋友。当年他对我作品的肯定，影响到很多人。我听好几位省内文学界的领导对我提起，文东说我怎么着。为了我的作品，他还曾专门去北京请人写评论。那篇被他寄予厚望的具有鲜明现代派风格的小说最终没能发表，他在前几年还对我表示过遗憾，说那篇作品如能面世，当时的局面就很可能不一样了。那可是文学热的时代。我很感激。他今晚所讲的这些也正是我用力的方向。我略感欣慰的，也是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而且没有顾忌的是，我一直都很执着。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文学之路。不管是写城市、写乡村，都是为了丰富、独到而深刻有力地表现我们这个世界、人性和人的命运。单说写城市吧，那就是我希望我笔下的城市会更有内涵，希望能够赋予我们寄身于此的城市以文学的生机，给它更多的美感，同时用小说去阐明，在城市里也存在着我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陈文东：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着这种旺盛的创作力。
王方晨：最近我为《朔方》《莽原》做了两个长篇访谈，回答过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种至今写不完的感觉。在我当老师的时候，我鼓励学生，只要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说的也就是动脑筋，是思考。“想”应该是人的一种本能，学生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而我写作，其实也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作家能把“思考”作为本能来对待，我认为他创作的素材是不会匮乏的，创作灵感也会源源不断。有所思，就能有所表达。有所表达，也就有了文学。有所思是前提，决定着你这个作家能不能写下去，能走多远。
张丽军：在座的段玉芝老师是《当代小说》的编辑，也是小说家。
段玉芝：王老师的小说我看过很多。我特别想问王老师，包括在座的张丽军老师、马兵老师，很多人都认为您的小说非常有力量，有张力，你自己也讲写小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王方晨：记得当年李敬泽也提到过类似的说法，而且还自问这种力量究竟哪里来？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哪里来。猜测的话，来源之一，可能是个人的性格吧。
我讲的这些也不称为经验。打个比方，一个人如果一直往前看的话，就只能看到前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调整一下角度，侧看，或者干脆转过身来，世界就一定会有变化，比原先大了，也不同了。不停地调整视角，世界就会有很多面目。它是3D，4D，是非常立体的多维的世界。而这个的世界也才是真正完整的。我们写作，是凝视这个世界，有执着，有坚持，但是，我们还需要放弃，需要舍弃。舍弃对我来说，就是要转身。我们在写作中，甚至在生活中，也都需要这样的转身。我们不断地完成自己的转身，也就有了不断的柳暗花明的境界。我认为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不管是对待人生，还是对待写作。
读者：王老师您好。我是小学语文老师。刚才您讲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我觉得讲的特别好，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呢。小孩子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王方晨：不做老师很久了。让我回忆一下当老师的体会。
我当过两年小学语文老师，第一年教的二年级，第二年教的一年级。低年级一般不要求写作文，有个课程是“看图说话”。我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教学大纲来做。我二年级的学生写作文，能写到一大本。我这样引导学生，那就是，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说什么，你就写什么，不管你写得对或错，本来在小孩子那里就没什么严格的对错。你写下来，就是你的收获，就是你的成果，即便重复也不要紧，不要给孩子们压力。这也是鼓励学生的表达，将你的表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有效的作文训练。
读者：谢谢王老师。今晚针对您的新书讨论，是关于“活在城里，活在当下”这个主题。您能否专门讲一下自己对此的看法？
王方晨：《北京鸡叫》这本书收录的都是我的城市题材小说，作品所描写的也都是当下活在我们的城市里的人们。我试图通过这些小说的写作，去发现我们的城，它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心目的城，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们怎样活在当下，怎样活在我们的城。这本书向读者提供了一些人活着的样本，成功或失败，幸与不幸，高贵与卑微，包括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任何一本书都不能全面地反映整个社会，它书写的仍然只能是生活的一个片段，城市的一角，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的片段、一个个角落组成了我们的社会和时代。
王玉：王老师的小说我看得挺多的。特别是看到他的老实街系列，感到特别惊喜，因为我是个老济南人。起初我还以为王老师也是济南人，因为您比济南人还会写济南。印象最深的是《大马士革剃刀》。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小聪明，小店主在院子中揪石榴树叶呀，谁剃光了猫啊，在废墟里捡到剃刀啊，这些生活细节，还包括小说中来来往往的大爷大妈啊，很像是我小时候接触过的。当时我就住在一条老街上，我爸也常去黑虎泉游泳。我还记得我妈在泉边发豆芽。看到您小说中描写的这一切，特别惊喜。它让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给我带来的很地道的济南味道。而我再来看写北京的《北京鸡叫》，也是很惊喜。王老师好像写什么就像什么。《北京鸡叫》的开头，有一小段，我觉得特别真切：
鸡叫头遍，安大娘准时起床。水样儿的幽暗里，安大娘像条湿漉漉的鱼，走这里摸摸，走那里摸摸。几乎把什么都摸遍了，天才蒙蒙亮。
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我感到北京的老大娘起床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安大娘停在儿子小安的卧室，影绰看着睡在床上的小安，听他徐缓的气息。
老安在隔壁咳嗽起来。老安身体很好的。老安咳嗽只是一个信号，告诉安大娘自己起来了。
有次我去北京开会，一个北京朋友告诉我，他爸起床就咳嗽一声，告诉家人他起来了，快过来伺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方晨老师，您就像特别好的一块泥土，能够很好地模仿出来生活的状貌，做成与这座城市很匹配的小罐子，对这座城市用心、体贴、温暖，哪怕是幽暗的部分也会带出光来。您是如何用您的泥土捏得这么像呢？到那个城市就像哪个城市，我觉得太惊人了，也太难了。您是怎么做到的？是怎么让不同城市的人都以为您就是本地人，甚至比本地人还本地人。
王方晨：怎么说好呢？我们崇尚自然，就说文笔很自然。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自然”？自然就是不着痕迹的，从内心生发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是每个作家的形象，是作家感情、思维的自然流露而形成的一种结果、一种形态。我没有北京人的生活，对老安一家的生活也不熟悉，但是，我可以通过想象，想象自己将来会怎么做。因为自然，才没有生涩的感觉。一个优秀作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就会像是在历史的某个时段存在过一样。创作要求贴近人的本身，符合人性的真实。依照自身的文化伦理、和生活逻辑去推断，这样创作的人物形象才有可能更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意义。归根结底，是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和内心。作家最重要的是依从内心和本性去写作。我这样写了我们的城市，相信也会给城市带来自然淳朴的气息，也就是说，城市也会因而有了灵性。
说到这里，你或许能够理解在《北京鸡叫》里，我为什么会写到一只鸡笼，而那并不仅是为了暗示，当下很多城里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像那位老主妇，无异于生活在一直藏匿在三楼阳台上的鸡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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