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新能源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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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 （搜狐-崔萌/摄）
全球瞩目的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0日至12日在大连举办，搜狐财经全程视频直播本届论坛。以下是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培育新增长点论坛上的精彩讲话
万钢：我记得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冬季达沃斯的演讲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他提出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场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一场技术的革命。通过科学技术重大的突破来满足更多人民的需求，促进经济的繁荣。曾经有很多的朋友问我，说经济发展有经济周期。
科学技术有自己的规律，为什么这两者在历史上这么地相近，并同时发生？这是什么样的规律？我在想，每一场经济危机它的发生总有它的根源。总的说起来，还是世界范围中价值观的变化，人民需求的变化，经济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了积累、具备了突破的条件。因此，在这场我们经历过将近一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经济领域，新的发展方向正在变化。从中国的情况看起来，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以后，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于是人民在生态环境方面、能源方面有了更大的需求。对于人民的健康、发展有了更多的需求。人民更多地想通过信息技术来了解世界，来发展他自己。我想这是最根本的需求。因此我认为，新的增长点会发生在大约能源、生物、信息、和新材料、先进制造业这四个范围。
能源方面我们必须发展低碳的能源，逐渐地脱离我们几百年来依靠传统化石能源的情况。这里面包括发展风能、太阳能等一系列的清洁能源，还有清洁汽车和高效照明等等。
第二个是人民对健康的需求。生物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对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环保上面的应用等这些都会是一个新的增长的区域。对于信息的发展，我们更多地是在高通、海量、智能的软件的方面。我想移动网络、因特网和电视网的三网融合以及它在各个领域中的广泛的应用会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中的比较重要的内容。由于新材料的发展，特别是纳米技术的发展，逐渐地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新材料中产生了新的经济上的增长。我相信，随着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帮助的。
要想在一场经济危机之后能够迅速地推动技术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有积累，有政府推动的措施，有广大企业的努力和广大社会和人民的需求。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启动了12个面向未来的重大科技专项。比如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太阳能和风能的应用，比如说生物质能的应用，比如说生物制药，比如说下一代的无线通讯网。等这十二个重大专项，这个成果就成为我们了这次在发展新型经济增长点上面的重要的基础。
未来在促进经济振兴方面，我们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就启动了旨在推广这些研发的新技术的一系列的重大项目上。比如说我们在全国10个城市中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混合动力和电池和燃料机车。各位嘉宾来到大连市可以看到这次大连达沃斯所用的汽车中，据我了解有250多辆电动汽车，很多嘉宾是乘坐采用锂离子的电动汽车来到了现场。大家如果晚上出去看到大连市美丽的照明，我想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重大专项，叫做十城万盏推动半导体照明的工程。我们率先启动几万盏的LED照明、半导体照明。这方面拉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推动节能新产品的发展。大家知道半导体照明与白炽灯相比节能效率要超过60%。同时我们在很多的区域，比如说在上海和它周边的长三角区域共同推进了三网融合的事业。在明年举行的世博会上，我们大概在上海市会有50万户居民进入三网融合的试验网，加大了它的推广速度。我所设想的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推广太阳能的金太阳工程，比如说远程交通的高速铁路，比如说从北京到天津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以及到2011年就要完工的北京到上海的京沪高速铁路的建成。我们相信在金融危机之后，适应社会上更多的新的需求，满足市场更多的需要，顺应自然来推动绿色能源、推动生物技术、推动信息技术，推动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业将会为我们的解决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我们年轻的企业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奋斗方向，也会为全世界向一个绿色经济、向低碳社会和低碳技术的发展，以应对我们共同而又长期的气候变化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在全体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以后大家达成的共识，也是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关于一系列新的技术怎么样能够形成新的市场，从而变成新的经济的增长点。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替互长的过程。任何新的技术当它刚刚走入市场的时候，往往是其貌不扬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回想就在本世纪初的时候的数码相机，那个时候的最大像素也不过就在100万左右。但是经过不断地进入市场的更新和改造，不断地创新。它现在已经占领了基本上所有的照相机的市场。其实，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时候，发展新型的生物技术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技术的成熟会形成一个相应的应用市场。而相应的应用市场的驱动，它首先需要政府在这方面给予驱动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十城千辆的时候，我们首先就选择了公共交通的领域。其中一个就是让新的技术首先得到广大公共交通乘客的理解、认识和支持。第二，由于公共交通是属于专职车队式的营收，专职的驾驶员很容易找到新型汽车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由于车的运行形势，提供的厂商可以更多地提供服务，在服务中改变产品。中国的公共交通足够大，全国有50多万辆公共汽车。这个过程中通过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通过用户的支持，这样就会促进一个市场的产生。我想这是第一点，技术的成长进入市场和政府的支持，这三者的互动，可以形成对传统企业的改造。另一个方面，就要发动更多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的能力。如果我们说，我们共同的价值意识使未来的世界更加清洁、更加节能、更加智能，能够合乎人们的需要，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创造。这时候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十分重要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它不光是在它对于某一个产品市场的敏感程度，更多的是在它对这种需求的及时的反馈。在这个范围中，政府要帮助他们做什么事呢？比如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推出了中国企业的创新基金，帮助中小企业创造新产品的时候给他们补助。比如说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担保，使他们在市场中得到担保。比如说推动创业板的上市，使他们得到市场资源的支持。还有高新区可以集合中小企业发企业债券帮助他们的发展。
我想一个是采用各个行业的政策来推动新的产品创造市场，另外一个就是帮助企业，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市场的需求。
发展清洁能源自然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最后朱棣文部长和骆家辉部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确实谈到了中美在新能源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同时，也讨论了如何共同建立一种合作的形式，也就像刚才的那位先生所说的合作的框架。我们共同宣布了发展新能源这里面的一个合作的形式，就是共同建立新能源的国际研究合作中心。这个形式我们特别强调希望我们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能够在一起工作，共同瞄准几个未来的方向，面对未来进行合作科研。这样的话就可以来促进双方的合力进行双方研究的互补，解决一些中美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清洁煤的利用，中国和美国都是煤炭大国。比如说发展清洁能源汽车的方面等等。我想，高科技的限制往往是由于两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差别，更多地需要两个国家之间的了解。我想如果我们共同确定面对未来的技术来共同地研究和解决大家发挥共同的智慧就应该能够克服一些在过去高科技方面的研究。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在面向未来的研究方面和世界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在很多领域中我们已经逐步走到了相近的起跑线上。
节能减排是一个国策，是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向人大，也是向全国人民承诺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在十一五期间，要提高能效百分比，降低每万元GDP的20%。政府的工作每年都按照工作的季度，各个部门所应该贡献的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划了，然后逐步地来完成。而科技部就要更加超前地部署，更加使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能有足够的科学供给，同时我们还要在现有技术的应用推广上有更大的动作。我所说的在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工作中，十城千辆，我们将在2012年在全国的公共交通领域推到6万辆以上的汽车，他们的节能率远远超过了20%的指标，特别是使用纯电动汽车。比如说我们采取半导体照明，节能的效率在60%以上。今后我们会更加地增加科学技术的供给，更加地促进节能减排上的创新。更加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应该说在这个方面科技部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整个投入的70%。
民营企业的支持我刚才在贷款和基金方面谈了一些，还有一些很重要，就是增强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第一，集成技术创新联盟，使我们的企业和高校更加紧密地结合，整合高校和研究所的资源，使他们向所有的企业开放。科技部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应的文件，并且在各个地方建立了合作机制。比如说在发展半导体照明的时候，在大连理工大学建设了一个由国家投资的半导体照明研究中心。而这个半导体照明研究中心不是建在校园里面的，而是建在高新区里面的，向各类企业提供支持。
第二，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他们的创新能力更加弱一些。之所以碰到困难是由于产品结构的老化，但是他们具有市场，他们有很强的掉头的能力，因此我们今年已经动员了将近6万多科技人员进入中小企业，带着自己的创新成果，带着产品进行技术改造，技术管理上的创新。使他们能够短时期地恢复过来。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玩具厂过去生产绒布娃娃的，现在生产了电子娃娃，现在又变成了信息娃娃，这样就推动了他们的市场。
我觉得经济增长的绿芽要想培育，科技非常重要。但是，还不仅仅限于科技，我们还要有学术界、金融界的支持，尤其要支持中小企业，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找准方向，比如说环保科技、生物科技还有信息技术。所有的生产、所有的产品都要沿着方向满足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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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3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1938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 新中国外交部长 第一任外交部长.3～）.3-2007.4) 男，1940年10月生，山东青岛人，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2003年—2007年 任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参加过长征.3.11～83.4) 吴学谦(Wu Xueqian 1921，外交部部长(～2003.3 )。江苏镇江人。1955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 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2003：周恩来() 周恩来(Zhou Enlai 8.3) 钱其琛(Qian Qichen 82.3) 唐家璇(Tang Jiaxuan 1938.5～ ) 钱其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 第三任外交部长：姬鹏飞() 姬鹏飞(Ji Pengfei ～2000.22) 乔冠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76.12)。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1.17～ ) 唐家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03、肯尼亚。 第四任外交部长。2008年3月.6～1988.3)兼外交部长(1982：乔冠华(6.12) 乔冠华(Qiao Guanhua 1913，撰写国际评论文章。 第五任外交部长：黄华(2.11) 黄华(Huang Hua 1913：杨洁篪（chí）(。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12.19～ ) 吴学谦，外交部长(1988，任命杨洁篪为外交部部长.4 ～ ) 男，生于1950年5月，上海市人.11-1988、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 第十任外交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第八任外交部长.9，上海人.4)，其间曾访问朝鲜、日本.25～ ) 黄华。山西临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03.4～1998.3)：陈毅() 陈毅(Chen Yi ～) 陈毅，获哲学博士学位、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学学历。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日。上海嘉定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 第六任外交部长：吴学谦(1982.2：唐家璇(3。长期担任军队卫生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10) 姬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委员(1983。河北磁县人。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阿根廷等50多个国家。 第七任外交部长：钱其琛().5-)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 第二任外交部长
采纳率：21%
周恩来 (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和法国求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先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进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时任中共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迫使蒋接受抗日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南昌起义部队南进，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于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新四军代军长，领导开辟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长、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参与组织领导了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的战役。早在建国前，陈毅就参加接待了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1944年底，他受毛泽东委托，就美总统特使赫尔利调解国共矛盾问题研究对策，主张不接受美蒋条件，采取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政策，以待时机。这一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
黄 华 (82.11)
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82.11)。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燕大学生会主席，1936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后方司令部秘书。协助埃德加·斯诺、尼姆·威尔士、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采访苏区。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1938年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中共长江局青委、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央青委委员。1940年任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1年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参与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1946年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叶剑英的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
5吴学谦 (8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93.3)、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选)。曾任国务委员(88.3)兼外交部长(88.4)。上海市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学生工作，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副书记、代理学委书记。1949年6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派驻布拉格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建国后曾任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局长()、副部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82.11)。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以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代表的身份多次参加日本反对原子弹爆炸大会，并曾出访非洲、西亚的许多未建交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活动。
6 回复：中国历任外交部长
钱其琛 (9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03.3 )，外交部长(98.3)。上海嘉定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学运，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学委书记。1945年～1949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员。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1954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1955年后历任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74.4)，驻几内亚大使(76.11)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75.10)，外交部新闻司司长(82.4)，外交部副部长(88.4)，外交部长(98.3)，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7 回复：中国历任外交部长
李肇星 (07.4)
李肇星，男，1940年生，山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
曾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工作7年，并担任驻莱索托大使馆的一秘。
1985年至1995年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之后升为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等要职。
1995年至1998年 外交部副部长。随后受命出使美国3年。
2001年至2003年3月 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美洲、大洋洲和拉美洲事务。
2003年3月至2007年4月 外交部部长。
8 回复：中国历任外交部长
唐家璇 (～200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03.3～），外交部部长(～2003.3 )。江苏镇江人。1955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1962年～1964年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后历任外交部翻译队翻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驻日本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88.4)，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91.12)和外交部部长助理(93.3)，外交部副部长(98.3)等职。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任副外长期间，主管亚洲事务以及领事、礼宾业务。遍访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诸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1993年～1997年率团参加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和副外长级磋商，其中1993年10月与越方在河内签署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
9 回复：中国历任外交部长
杨洁chi (2007.4～)
杨洁chi，男，1950年5月生，上海市人，大学毕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翻译室科员、二秘；
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二秘、一秘、参赞；
外交部翻译室参赞兼处长；
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兼处长、副司长；
外交部部长助理；
外交部副部长；
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
乔冠华 1974、11——1976、12 黄华 1976、12——1982、11 吴学谦 1982、11——1988、4 钱其琛 1988、4——1998、3 唐家旋 1998——2003 李肇星 2002、3—— 杨洁篪
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吴学谦、钱其琛、唐家璇、李肇星、杨洁篪=======================================PS:
一卜小心我就看到叻
再一巧合 = = 正好我前段有帮人查
我熟悉的那几位，就是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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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部长：愿尽最大努力加速推进RCEP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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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商务部部长：愿尽最大努力加速推进RCEP谈判）
<img alt="中国商务部部长：愿尽最大努力加速推进RCEP谈判" src=http://cms-bucket.nosdn.127.net/catchpic/7/70/70cbacaffe.jpg?imageView&thumbnail=550x0资料图：商务部部长钟山。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李晓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21日至22日在越南河内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称，中方愿尽最大努力加速推进RCEP谈判。
RCEP谈判是目前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涵盖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成员最多元的区域自贸谈判。该谈判目前已举行18轮，现进入关键阶段。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美国宣布退出而暂时“搁浅”的情况下，RCEP进展备受关注。
钟山表示，为加速谈判进程，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东盟核心领导地位。作为RCEP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中方愿尽最大努力，与各方共同加速推进各领域谈判。
此前，东盟已提出在2017年内实质性结束谈判的建议。钟山表示，各方应把握机遇，力争在货物、服务、投资三大市场准入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努力实现各国领导人指示的迅速结束谈判的目标。
钟山称，RCEP成员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开放水平等方面差异巨大，各方应展现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度，共克核心难题，努力达成一个体现各方特性、实现互利共赢的自贸协定。(完)
(原标题：中国商务部部长：愿尽最大努力加速推进RCEP谈判)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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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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