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自己的围兜简笔画烧了

&【弄堂风流】这样的“洋房生活”,隐藏着上海人性格的最大秘密
【弄堂风流】这样的“洋房生活”,隐藏着上海人性格的最大秘密
日11时53分来源:
隐在“上只角”梧桐树后的花园洋房,像是上海人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
1920、30年代的欧式建筑,门口一大片种满果树花草的院子,闹中取静,满足了人们对于住宅的所有想像。
1970、80年代十几户人家被分配在一栋洋房里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人不肯离开,没住进那里的人想要挤进去”。
即使到了现在,去那里拍照片、坳造型也是很好的。
周戎带着我们走进163弄
“你想不想看看花园洋房里72家房客的生活?”
周戎这么说的时候,他刚在襄阳南路上的面馆吃完早餐,倚靠在上街沿的栏杆旁。
他曾提到过好多次曾经住过的地方:“阿拉只弄堂,没人带,可能还找不到。每栋房子都有很大的花园,一幢房子里住十几户人家。一间车库就是一间房间。”
这一次,他发出邀请,“你有兴趣,我带你去看看。”
等什么,说走就走。
那只弄堂,是茂名南路163弄。
洋房外的花园枝繁叶茂
从弄堂口走进去,左侧就是四幢独栋洋房,每栋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绿树参天。“在我小时候,一号是房管所,二号是派出所,那是唯一一幢我们不敢翻墙爬进去的房子,三号是幼儿园,有一些游乐设施,我们常常偷偷翻进去玩。四号里住的人应该有点来头,里面户数很少,我一个女同学家当时就住在二楼,整层都是他们家,她穿得很洋派,玩的也都是国外寄来的玩具,变形金刚,单人自行车什么的。”
周戎生于1982年,他所介绍的是1980年代,自己幼年时的记忆。
而这些房子,所见过的世面,要远远多于他的。
二号花园洋房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铭牌:“本西班牙式建筑建于1921年,并于2015年底进行整修。”
这些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建筑,在最初都只归一户人家所有。
上海电视台的高级编辑、作家袁念琪曾住在茂名南路163弄的三号,听家里的老人说,他家所在的这栋房子原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当时谢冠生多居南京,上海的这套房子就由不同的人住着。袁念琪的外公和谢冠生是同乡,所以在一楼安了家。
在2号花园,左1是袁念琪的妹妹,中间是黄家的黄妹妹,还可以看见4号洋房一角。
隔壁的二号,袁念琪也是比较熟的。主人在汇丰银行工作,家里有小汽车。可老太太喜欢坐人踏的三轮车,所以雇了一个专门踏车的人。那时袁念琪还小,但记得却很清楚,那三轮车与众不同,骑车人的位置不在车前而在车后,怕坐车的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住户流转之后,现在这一排的四栋房子都已没有人居住,有的变成了公司,有的空关着。
茂名南路163弄5号外观
弄堂很小,走过四号就是拐弯,那里有面对面的5号与10号、11号。再往后,就是6到9号的长条联体建筑。除了周戎之前所住过的11号里的人家基本都已搬出外,其他几栋都还有住户。
弄堂内很安静,晴好的日子看到一个老太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头,慢慢走着,也听到了某一户人家家里传来的萨克斯风。
这样的住房,曾是很多上海人求而未得的。上海作家陈丹燕曾描述197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的好地段,虽然那些带花园的房子已经陈旧不堪,房子的主人是国家房管所,住户则换了又换,原来雕花的木头楼梯缝里,到春天会长出白蚂蚁来。但上海人还是把它们当成了上海的高级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不肯离开,没住进那里的人想要挤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厕所,一家人合用一间房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原来的客厅里,住了一家人,原来的餐室里又住了一家人,原来的卧室里,住的是第三家人。”
当年厂里的师傅给丁林凤(化名)介绍对象时,就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条件:“他家,住花园洋房的。”
5号花园里的一口水井,这在市中心是不多见的
那时是1980年代初,花园洋房里早已住着“72家房客”,师傅介绍的小伙王方宏(化名)家分到的房子在一楼,一小间靠近花园的大树,大概是之前主人家的车库,还有一间大点的房间在主楼里。
虽然是和十余家人家共享着一栋花园洋房,但这条件在当时来说,已然不错。丁林凤明显感觉到了对比。她娘家也是“上只角”地段,但那是石库门房子,还要倒马桶呢。
袁念琪少年时曾搬出茂名南路163弄,等到1986年结婚时,那里又成了他的婚房。作为一套要和他人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婚房,他和新婚夫人一点都没有觉得局促,“刚毕业时我在南市三中教书,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一路上都能看到有人拿着刷子刷马桶。”
这批1920年代建造起来的花园洋房的卫生间内配备的是高脚浴缸,抽水马桶,这点,在当时,就能甩出上海很多住宅好几条横马路。
茂名南路163弄5号楼,从往三楼的楼梯俯视二楼。
丁林凤嫁进茂名南路这只弄堂里,就成了“王家嫂嫂”。
这是老一辈人对新媳妇的称呼,即使到了现在,弄堂内的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唤她“王家嫂嫂”或“可可姆妈”。
“这一点不像我娘家那边,那里一个新媳妇进门,不消三天,就把你里里外外都打听一遍了。而且我们这只弄堂的人,从来不会穿着睡衣睡裤拖鞋到小菜场去,即使到楼下厨房烧饭,也是出门衣裳穿好,围兜系好。”在茂名南路163弄,上海人的分寸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丁林凤嫁进来30多年了,平时有往来的也就自己一幢楼里的人,而即使住在楼上楼下,甚至对门邻居,也鲜少到对方家里去串门。
这一点,周戎也深有体会。他号称是弄堂里的皮大王,和小伙伴们一起会去别的花园里捉蟋蟀,抓大蚂蚁,会在弄堂里评选谁是真正的“老大”,但是他不会去别的小朋友家串门,最多就是敲敲一楼小朋友家的窗玻璃,叫一声:“出来白相了。”
小朋友们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了对界限的把握。周戎住在一楼,但他从来不会去二楼用厕所,其它楼层摆放在公用空间的东西,他也不会去用。不过到底是孩子,忍不住会馋嘴。“我记得小辰光晚上,我在厨房的水斗旁边洗漱,煤气灶上开水烧好,直接倒在脚盆里,我一边洗脚一边闻到旁边灶头上邻居家炖的红烧肉,香得要命,我就忍不住拿起放在锅子旁边的调羹,偷偷尝一口汤汁,真好吃啊,不过只是汤汁,肉是不会去碰的。”
周戎还记得一个细节。小时候他喜欢在浴缸里汏浴,妈妈把热水烧好,倒进去。小孩子有水玩最开心,他边洗边玩可以洗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妈妈给他点上的是蜡烛。因为卫生间的灯是公用的,怎么能开那么长时间,只为了他一个人洗澡呢。
“大家都老拎得清,看得懂山水的。”
丁林凤嫁入这弄堂多年,深谙花园洋房内的生存之道。之前在一楼靠花园的房间由于要透绿而被拆除了,现在他们家被分到四楼的房子里。
房子原始的格局早已被打破,非得有住在里面的人带着才能分得清其中的空间划分。
厨房间里,属于每家人家的“领地”分隔得明晰。
一楼的厨房自然划分成了三个空间,放了三家人家的灶台,每个灶台上都有一盏灯。谁家烧晚饭的时候,就点亮自己家的那盏灯,这是说都不用说的规矩。袁念琪曾经在同学家看到,公用厨房里,各家煤气灶的转钮上插入一根小竹片,又用锁锁上,有些人家灯的开关安装在自己家里,这些都是为了防止他人偷偷使用自己家的东西。不过这种事,在茂名南路163弄,基本上不存在。
楼梯口下狭窄的空间,也放了两个煤气灶,一个是住在一楼的丁林凤的大伯王元宏家的,一个是住在二楼的陈绍坤家的。
陈绍坤现在年岁大了,耳朵不好,但手艺可一点没废。他曾是锦江饭店大厨,烧的烤麸、松鼠桂鱼,做的辣白菜都是一绝。丁林凤刚嫁进来的时候,烧饭放多少水都不知道。就一直向陈绍坤请教:“爷叔,这只菜哪能烧?”现在,她做辣白菜的手艺也不一般,每年冬天,她都要做上几大缸辣白菜送人,腌菜的缸就放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转角处。
陈绍坤家住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原本二楼住着三家人家,现在另外两家搬走了。二楼的公共区域可以让陈绍坤家独享了,每到中午,陈绍坤默默地准备好饭菜,和老伴坐在房间门口的桌子上吃饭。
沿着咯吱咯吱响的木楼梯走上三楼,会看到老鼠在厨房内逃窜。“老正常的,这种老房子里蛇虫八脚老多的。”丁林凤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虽然住在四楼,但丁林凤家的公用空间都在三楼。厨房的一边是她家的煤气灶,四方桌和碗橱。正是中午饭店,隔壁阿姨家的饭菜已摆上饭桌,丁林凤家不习惯在公共厨房吃饭。“我们欢喜搬到房间里去吃,看看电视,慢慢吃。”
卫生间也在三楼。哪家人家用哪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在房票上都有明确注明,谁都不会侵占他人的地盘。而在几家合用的空间内,也是按照“先来后到,既成事实”的原则。就是说,谁家先把某处公共空间占下,那就成既定事实了,后来的人即使内心再不满意,也得尊重,自己另外寻找一块公共空间占上。
三楼的浴缸已经变成其他用途了
丁林凤搬到四楼搬得晚,卫生间内已经没有更多公共空间了,她只能在浴缸上放上一块板,作为自己放脸盆的位置,“这也是没办法的,先到先得呀。”
那只有年头的浴缸的坐脚早已生锈,瓷面也已泛黄,二楼的浴缸已被敲掉,换成了淋浴房,但共用三楼浴室的人家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所以还是保留着浴缸,只是它已渐渐减少了实用功能,更多作为储藏空间在使用。
“以前我们这附近有很多浴室,南昌路,进贤路上都有,天冷了就到浴室去汰浴。”
公共浴室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消失了,前几年,丁林凤开始在淮海路上的健身房办卡,健身、洗澡,一举两得。
生活让人生出智慧,而在卫生间的使用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智慧——家里备一个痰盂。在公共空间的使用上彼此之间虽然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像丁林凤和对门的邻居共同使用三楼的卫生间。“他们年纪大,睡觉早,一般5、6点会用卫生间,他们把门关着,我们就知道了,不会去敲门的。我们一般要到8、9点才洗漱,大家时间自然错开。早上也一样,他们用得早,我们用得晚。”但防不住人有三急,凑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用二楼的卫生间,大家都老拎得清爽的。不过有时家里来人,要用厕所,正好三楼被占着,那么打声招呼,‘阿姨,用一下你们厕所哦’,没人会不答应。至于自己,每家都有一只痰盂,急的时候好派用场。”
默契自然形成,不用言说,但在有些事情上,还是需要全楼居民开会讨论的。王元宏回忆,以前关于水电费如何分摊,楼里就曾开过会。“老早家里没那么多电器,只有电灯,就根据每家电灯多少支光来算电费。水费就按每家人头来算,不过家里有亲戚朋友来住哪能算呢?大家讨论下来,住一个星期以上半个月以下就算半个人头,如果住半个月以上,就算一个人头。”
现在这种计算方法已不再沿用,因为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小水表和电表,但在这计算背后的原则还是始终贯穿着花园洋房内的生活——尽可能公平,彼此独立,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
王方宏在四楼看电视
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变化翻天覆地。
摄影师许海峰记得1990年代,感觉路上都是灰,城市到处是工地。那些变化如此明显,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想拿起相机记录下来。
能住到花园洋房的一间房,曾是上海人的念想。袁念琪当年特别高兴,能有一间房间作为自己的婚房。“环境好,买东西也方便,走出去5、6分钟就可以逛淮海路。旁边还有好几家电影院,那时夜场很多人不看的,因为看好回去很晚了,坐公交车不便当,但我们常常去看夜场。”
王元宏有时也会怀念邻里关系的温情。他问陈绍坤:“爷叔,你还记得伐,我当时的婚宴还是你帮我烧的?”那时陈绍坤一人掌厨,愣是在逼仄的厨房间内烧出了两桌锦江饭店级别的婚宴,吃得宾主尽欢。陈绍坤好不容易听清了,笑着说:“噶快啊,现在你都有外孙了。”
但当大量新村、公房出现在这座城市里,给人展现出煤卫独用的现代住房模式时,花园洋房里的房间就变得像是墙上的那一抹蚊子血。
1996年,周戎的妈妈单位分了一套70多平方米,带电梯的公寓房子,他们就搬离了茂名南路163弄。“卡车上扎着绸带,放着炮仗就搬走了。那感觉,就像现在给你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你会不搬吗?那时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间,不用再睡在沙发上了。”
搬走的人家越来越多,弄堂显得安静而寂寥。
王元宏退休后搬回来不习惯了
王元宏年轻时曾在江西插队落户,在那工作、结婚,直到退休后又搬回来居住。“刚搬回来的时候我不习惯了,屋顶嘎低,地方又小,阳光也没的。想想我在江西的房子,有100多平方,坐北朝南,从清晨到晚上,都能有阳光。还有卫生间,用起来也不方便。”要洗澡或上厕所,他非得走出房间。浴室在过道口,要洗澡,两边的门都得关上。楼梯口下,是个厕所,狭小又低矮,感觉都转不过身。
而丁林凤和王方宏夫妇住了那么多年,倒是习惯了。“住了公寓,再住这个房子,可能不习惯,但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早就习惯了。让我搬到其他地方去,我不愿意的,这边地段好,门口地铁线有好几条,做什么事情都方便,我每天去看老娘也便当。”
唯一让丁林凤感到不那么方便的是,由于厨房在楼下,每每做一些需要长时炖煮的菜,就总要烧干。“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好几趟,锅子都烧干了才想起来,差点闯祸。”为了杜绝安全隐患,丁林凤在家里的冰箱上放了两个计时器,烧菜之后就调时间计时,提醒自己。同时,她在房间门外也做了点改装。本来那里靠墙放着一台洗衣机,后来她请师傅敲打出一个木架,一块块长条木板组装上去正好形成一个案板,可遮住洗衣机,也可在上面放上电磁炉,电热水壶,电蒸锅。有的菜,她不必跑到楼下就能做完,方便安全了不少。
从四楼窗户望出去
一切都像围城。当周戎一家欢天喜地搬到外区之后,房子大了,但生活却没有那么习惯。“刚转学去的时候,学校门口总是有人坳分,我每天都要外公来接我。哪像我住在茂名南路163弄,放学后,走200米就进弄堂了,一进弄堂,爸妈就放心了。虽然房子独门独栋,但弄堂里就像个小部落一样,来只陌生面孔,大家都要问的。”所以当他父亲做生意赚钱之后,他们又买了附近的房子,搬了回来。
现在,当和太太散步经过的时候,周戎会指一指弄堂:“喏,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写稿子:顾筝/画图画:顾汀汀/
拍片子:林国华 沈阳/拍照相:沈阳/
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部分照片来自视频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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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市民生后指南、新闻晨报(shxwcb)
编辑 | 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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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弄堂风流】这样的“洋房生活”,隐藏着上海人性格的最大秘密|卫生间|花园|厨房_新浪新闻
隐在“上只角”梧桐树后的花园洋房,像是上海人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1920、30年代的欧式建筑,门口一大片种满果树花草的院子,闹中取静,满足了人们对于住宅的所有想像。1970、80年代十几户人家被分配在一栋洋房里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人不肯离开,没住进那里的人想要挤进去”。即使到了现在,去那里拍照片、坳造型也是很好的。一“你想不想看看花园洋房里72家房客的生活?”周戎这么说的时候,他刚在襄阳南路上的面馆吃完早餐,倚靠在上街沿的栏杆旁。他曾提到过好多次曾经住过的地方:“阿拉只弄堂,没人带,可能还找不到。每栋房子都有很大的花园,一幢房子里住十几户人家。一间车库就是一间房间。”这一次,他发出邀请,“你有兴趣,我带你去看看。”等什么,说走就走。那只弄堂,是茂名南路163弄。洋房外的花园枝繁叶茂从弄堂口走进去,左侧就是四幢独栋洋房,每栋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绿树参天。“在我小时候,一号是房管所,二号是派出所,那是唯一一幢我们不敢翻墙爬进去的房子,三号是幼儿园,有一些游乐设施,我们常常偷偷翻进去玩。四号里住的人应该有点来头,里面户数很少,我一个女同学家当时就住在二楼,整层都是他们家,她穿得很洋派,玩的也都是国外寄来的玩具,变形金刚,单人自行车什么的。”周戎生于1982年,他所介绍的是1980年代,自己幼年时的记忆。而这些房子,所见过的世面,要远远多于他的。二号花园洋房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铭牌:“本西班牙式建筑建于1921年,并于2015年底进行整修。”这些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建筑,在最初都只归一户人家所有。上海电视台的高级编辑、作家袁念琪曾住在茂名南路163弄的三号,听家里的老人说,他家所在的这栋房子原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当时谢冠生多居南京,上海的这套房子就由不同的人住着。袁念琪的外公和谢冠生是同乡,所以在一楼安了家。在2号花园,左1是袁念琪的妹妹,中间是黄家的黄妹妹,还可以看见4号洋房一角。隔壁的二号,袁念琪也是比较熟的。主人在汇丰银行工作,家里有小汽车。可老太太喜欢坐人踏的三轮车,所以雇了一个专门踏车的人。那时袁念琪还小,但记得却很清楚,那三轮车与众不同,骑车人的位置不在车前而在车后,怕坐车的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住户流转之后,现在这一排的四栋房子都已没有人居住,有的变成了公司,有的空关着。二弄堂很小,走过四号就是拐弯,那里有面对面的5号与10号、11号。再往后,就是6到9号的长条联体建筑。除了周戎之前所住过的11号里的人家基本都已搬出外,其他几栋都还有住户。弄堂内很安静,晴好的日子看到一个老太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头,慢慢走着,也听到了某一户人家家里传来的萨克斯风。这样的住房,曾是很多上海人求而未得的。上海作家陈丹燕曾描述197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的好地段,虽然那些带花园的房子已经陈旧不堪,房子的主人是国家房管所,住户则换了又换,原来雕花的木头楼梯缝里,到春天会长出白蚂蚁来。但上海人还是把它们当成了上海的高级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不肯离开,没住进那里的人想要挤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厕所,一家人合用一间房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原来的客厅里,住了一家人,原来的餐室里又住了一家人,原来的卧室里,住的是第三家人。”当年厂里的师傅给丁林凤(化名)介绍对象时,就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条件:“他家,住花园洋房的。”那时是1980年代初,花园洋房里早已住着“72家房客”,师傅介绍的小伙王方宏(化名)家分到的房子在一楼,一小间靠近花园的大树,大概是之前主人家的车库,还有一间大点的房间在主楼里。虽然是和十余家人家共享着一栋花园洋房,但这条件在当时来说,已然不错。丁林凤明显感觉到了对比。她娘家也是“上只角”地段,但那是石库门房子,还要倒马桶呢。袁念琪少年时曾搬出茂名南路163弄,等到1986年结婚时,那里又成了他的婚房。作为一套要和他人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婚房,他和新婚夫人一点都没有觉得局促,“刚毕业时我在南市三中教书,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一路上都能看到有人拿着刷子刷马桶。”这批1920年代建造起来的花园洋房的卫生间内配备的是高脚浴缸,抽水马桶,这点,在当时,就能甩出上海很多住宅好几条横马路。三茂名南路163弄5号楼,从往三楼的楼梯俯视二楼。丁林凤嫁进茂名南路这只弄堂里,就成了“王家嫂嫂”。这是老一辈人对新媳妇的称呼,即使到了现在,弄堂内的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唤她“王家嫂嫂”或“可可姆妈”。“这一点不像我娘家那边,那里一个新媳妇进门,不消三天,就把你里里外外都打听一遍了。而且我们这只弄堂的人,从来不会穿着睡衣睡裤拖鞋到小菜场去,即使到楼下厨房烧饭,也是出门衣裳穿好,围兜系好。”在茂名南路163弄,上海人的分寸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丁林凤嫁进来30多年了,平时有往来的也就自己一幢楼里的人,而即使住在楼上楼下,甚至对门邻居,也鲜少到对方家里去串门。这一点,周戎也深有体会。他号称是弄堂里的皮大王,和小伙伴们一起会去别的花园里捉蟋蟀,抓大蚂蚁,会在弄堂里评选谁是真正的“老大”,但是他不会去别的小朋友家串门,最多就是敲敲一楼小朋友家的窗玻璃,叫一声:“出来白相了。”小朋友们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了对界限的把握。周戎住在一楼,但他从来不会去二楼用厕所,其它楼层摆放在公用空间的东西,他也不会去用。不过到底是孩子,忍不住会馋嘴。“我记得小辰光晚上,我在厨房的水斗旁边洗漱,煤气灶上开水烧好,直接倒在脚盆里,我一边洗脚一边闻到旁边灶头上邻居家炖的红烧肉,香得要命,我就忍不住拿起放在锅子旁边的调羹,偷偷尝一口汤汁,真好吃啊,不过只是汤汁,肉是不会去碰的。”周戎还记得一个细节。小时候他喜欢在浴缸里汏浴,妈妈把热水烧好,倒进去。小孩子有水玩最开心,他边洗边玩可以洗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妈妈给他点上的是蜡烛。因为卫生间的灯是公用的,怎么能开那么长时间,只为了他一个人洗澡呢。“大家都老拎得清,看得懂山水的。”丁林凤嫁入这弄堂多年,深谙花园洋房内的生存之道。之前在一楼靠花园的房间由于要透绿而被拆除了,现在他们家被分到四楼的房子里。房子原始的格局早已被打破,非得有住在里面的人带着才能分得清其中的空间划分。一楼的厨房自然划分成了三个空间,放了三家人家的灶台,每个灶台上都有一盏灯。谁家烧晚饭的时候,就点亮自己家的那盏灯,这是说都不用说的规矩。袁念琪曾经在同学家看到,公用厨房里,各家煤气灶的转钮上插入一根小竹片,又用锁锁上,有些人家灯的开关安装在自己家里,这些都是为了防止他人偷偷使用自己家的东西。不过这种事,在茂名南路163弄,基本上不存在。楼梯口下狭窄的空间,也放了两个煤气灶,一个是住在一楼的丁林凤的大伯王元宏家的,一个是住在二楼的陈绍坤家的。陈绍坤现在年岁大了,耳朵不好,但手艺可一点没废。他曾是锦江饭店大厨,烧的烤麸、松鼠桂鱼,做的辣白菜都是一绝。丁林凤刚嫁进来的时候,烧饭放多少水都不知道。就一直向陈绍坤请教:“爷叔,这只菜哪能烧?”现在,她做辣白菜的手艺也不一般,每年冬天,她都要做上几大缸辣白菜送人,腌菜的缸就放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转角处。陈绍坤家住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原本二楼住着三家人家,现在另外两家搬走了。二楼的公共区域可以让陈绍坤家独享了,每到中午,陈绍坤默默地准备好饭菜,和老伴坐在房间门口的桌子上吃饭。沿着咯吱咯吱响的木楼梯走上三楼,会看到老鼠在厨房内逃窜。“老正常的,这种老房子里蛇虫八脚老多的。”丁林凤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虽然住在四楼,但丁林凤家的公用空间都在三楼。厨房的一边是她家的煤气灶,四方桌和碗橱。正是中午饭店,隔壁阿姨家的饭菜已摆上饭桌,丁林凤家不习惯在公共厨房吃饭。“我们欢喜搬到房间里去吃,看看电视,慢慢吃。”卫生间也在三楼。哪家人家用哪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在房票上都有明确注明,谁都不会侵占他人的地盘。而在几家合用的空间内,也是按照“先来后到,既成事实”的原则。就是说,谁家先把某处公共空间占下,那就成既定事实了,后来的人即使内心再不满意,也得尊重,自己另外寻找一块公共空间占上。丁林凤搬到四楼搬得晚,卫生间内已经没有更多公共空间了,她只能在浴缸上放上一块板,作为自己放脸盆的位置,“这也是没办法的,先到先得呀。”那只有年头的浴缸的坐脚早已生锈,瓷面也已泛黄,二楼的浴缸已被敲掉,换成了淋浴房,但共用三楼浴室的人家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所以还是保留着浴缸,只是它已渐渐减少了实用功能,更多作为储藏空间在使用。“以前我们这附近有很多浴室,南昌路,进贤路上都有,天冷了就到浴室去汰浴。”公共浴室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消失了,前几年,丁林凤开始在淮海路上的健身房办卡,健身、洗澡,一举两得。生活让人生出智慧,而在卫生间的使用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智慧——家里备一个痰盂。在公共空间的使用上彼此之间虽然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像丁林凤和对门的邻居共同使用三楼的卫生间。“他们年纪大,睡觉早,一般5、6点会用卫生间,他们把门关着,我们就知道了,不会去敲门的。我们一般要到8、9点才洗漱,大家时间自然错开。早上也一样,他们用得早,我们用得晚。”但防不住人有三急,凑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用二楼的卫生间,大家都老拎得清爽的。不过有时家里来人,要用厕所,正好三楼被占着,那么打声招呼,‘阿姨,用一下你们厕所哦’,没人会不答应。至于自己,每家都有一只痰盂,急的时候好派用场。”默契自然形成,不用言说,但在有些事情上,还是需要全楼居民开会讨论的。王元宏回忆,以前关于水电费如何分摊,楼里就曾开过会。“老早家里没那么多电器,只有电灯,就根据每家电灯多少支光来算电费。水费就按每家人头来算,不过家里有亲戚朋友来住哪能算呢?大家讨论下来,住一个星期以上半个月以下就算半个人头,如果住半个月以上,就算一个人头。”现在这种计算方法已不再沿用,因为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小水表和电表,但在这计算背后的原则还是始终贯穿着花园洋房内的生活——尽可能公平,彼此独立,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四王方宏在四楼看电视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变化翻天覆地。摄影师许海峰记得1990年代,感觉路上都是灰,城市到处是工地。那些变化如此明显,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想拿起相机记录下来。能住到花园洋房的一间房,曾是上海人的念想。袁念琪当年特别高兴,能有一间房间作为自己的婚房。“环境好,买东西也方便,走出去5、6分钟就可以逛淮海路。旁边还有好几家电影院,那时夜场很多人不看的,因为看好回去很晚了,坐公交车不便当,但我们常常去看夜场。”王元宏有时也会怀念邻里关系的温情。他问陈绍坤:“爷叔,你还记得伐,我当时的婚宴还是你帮我烧的?”那时陈绍坤一人掌厨,愣是在逼仄的厨房间内烧出了两桌锦江饭店级别的婚宴,吃得宾主尽欢。陈绍坤好不容易听清了,笑着说:“噶快啊,现在你都有外孙了。”但当大量新村、公房出现在这座城市里,给人展现出煤卫独用的现代住房模式时,花园洋房里的房间就变得像是墙上的那一抹蚊子血。1996年,周戎的妈妈单位分了一套70多平方米,带电梯的公寓房子,他们就搬离了茂名南路163弄。“卡车上扎着绸带,放着炮仗就搬走了。那感觉,就像现在给你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你会不搬吗?那时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间,不用再睡在沙发上了。”搬走的人家越来越多,弄堂显得安静而寂寥。王元宏年轻时曾在江西插队落户,在那工作、结婚,直到退休后又搬回来居住。“刚搬回来的时候我不习惯了,屋顶嘎低,地方又小,阳光也没的。想想我在江西的房子,有100多平方,坐北朝南,从清晨到晚上,都能有阳光。还有卫生间,用起来也不方便。”要洗澡或上厕所,他非得走出房间。浴室在过道口,要洗澡,两边的门都得关上。楼梯口下,是个厕所,狭小又低矮,感觉都转不过身。而丁林凤和王方宏夫妇住了那么多年,倒是习惯了。“住了公寓,再住这个房子,可能不习惯,但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早就习惯了。让我搬到其他地方去,我不愿意的,这边地段好,门口地铁线有好几条,做什么事情都方便,我每天去看老娘也便当。”唯一让丁林凤感到不那么方便的是,由于厨房在楼下,每每做一些需要长时炖煮的菜,就总要烧干。“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好几趟,锅子都烧干了才想起来,差点闯祸。”为了杜绝安全隐患,丁林凤在家里的冰箱上放了两个计时器,烧菜之后就调时间计时,提醒自己。同时,她在房间门外也做了点改装。本来那里靠墙放着一台洗衣机,后来她请师傅敲打出一个木架,一块块长条木板组装上去正好形成一个案板,可遮住洗衣机,也可在上面放上电磁炉,电热水壶,电蒸锅。有的菜,她不必跑到楼下就能做完,方便安全了不少。从四楼窗户望出去一切都像围城。当周戎一家欢天喜地搬到外区之后,房子大了,但生活却没有那么习惯。“刚转学去的时候,学校门口总是有人坳分,我每天都要外公来接我。哪像我住在茂名南路163弄,放学后,走200米就进弄堂了,一进弄堂,爸妈就放心了。虽然房子独门独栋,但弄堂里就像个小部落一样,来只陌生面孔,大家都要问的。”所以当他父亲做生意赚钱之后,他们又买了附近的房子,搬了回来。现在,当和太太散步经过的时候,周戎会指一指弄堂:“喏,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写稿子:顾筝/ 画图画:顾汀汀/拍片子:林国华 沈阳/拍照相:沈阳 /写毛笔:杨
卓/拿摩温:陈不好玩/部分照片来自视频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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