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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炮既有可能是由历史原因导致的
也有可能只是在频繁地强调差异中引发
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觉得别人低人一等
于是就有了矛盾
有时候被看扁的一方并不气馁
宁可变成笑料也想出名
这份苦心也着实可敬
/谁在主导关东和关西的互怼大战？/
提到日本的「地图炮」
不得不提关东和关西
其实在近代以前
并没有「关西」的概念
只有关东和「近畿」
就像我国古代历朝都会设关卡保护京城一样
日本自公元673年（飞鸟时代后期）起
天武天皇设立铃鹿（三重县）、
展开剩余93%
不破（岐阜县）和爱发（福井县）三道关卡
用以保卫藤原京（今奈良县飞鸟地方）
后来爱发关在平安时代被废止
另设逢坂关（京都府与滋贺县之间）
出了关，就是关东了
也可以叫关外
围绕京城所在的「畿内」
形成的就是近畿地方
此后日本历经幕府时代
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东京）
从此关东不再是关外
而是有了具体范围
现在所说的关东地方是以东京都为核心
包括周围的琦玉县、群马县、枥木县、
茨城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
相对关东地方
一般相传在镰仓幕府时期（年）
因幕府设在神奈川（关东）
受将军权力的影响
关西的说法开始出现
这时的关西
指的还是逢坂关以西的整个西日本
直到明治维新以后
关西地方才具体定为以京阪神地区
及三重县、福井县和德岛县沿用至今
由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
关东和关西地地方文化
也产生了不同的特点
以语言为例，关西方言从用词到发音规律
都不同于日语标准语
从饮食上看，关东人爱吃咸
煮菜永远离不开酱油
关西人偏爱淡
怀石料理讲究的就是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
同样是吃荞麦面
关东店里用切得细细的面条
涮在清爽的汤水里
关西的店里却制成又圆又粗地面条
沾着精心熬制的浓厚酱碗
还要分成多个步骤逐次品尝由面到汤的滋味
/关东的荞麦面与近畿的Tsuke面
原料都是荞麦，但制法和汤料截然不同/
实际上排除行政区上的划分
日本人在日常聊天时
所指的关东，主要就是东京
而关西说白了就是代表大阪
习惯了在东京生活，忽然来到大阪
可能会产生明显的不适
东京行人靠左行走，大阪习惯靠右
结伴的乘客在车厢中大声聊天
在日本除了大阪大约很难再见到
发型随意，衣着花哨
和格调偏冷的东京人一比
大阪人的街头打扮
有时让人错觉一步跳上了海滩
/在东京永远不会见到的服装之热带花衬衫/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纬度偏南、气候更温暖之外
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理由
解释大阪人奔放的性格和打扮
其实这还得从历史上说起
日本是个海岛组成的国家
陆上以山地地形为主
运输很不方便，因此海上运输越发重要
港口的便利就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繁荣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
大阪在历史上
始终作为日本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港口
当年「遣隋使」「遣唐使」
就是从大阪港出发
又从这里踏上故乡的土地
现在去关西旅游的人
可能会想到去京都
吃一顿米其林几星的怀石料理
再去神户吃一顿顶级的牛肉
可在古代的时候
类似的高档美食要在大阪购买材料
大阪人也声称，现如今日本有名的美食
上至怀石料理、日本茶道
下至猪排饭、章鱼烧
都是大阪人发明的
到了近现代，大阪依然维持其商业传统
日本商业发达的代表
地下铁商业街
首先在日本兴建
或许正是因为当地浓厚的商人气息
大阪居民的性格也不同于其他日本人
显得更为豪爽直率
有时候做得过火了
在日本社会中才会显得另类
大阪与东京之间的争端
一般都集中在
「东京人冷漠」和「大阪人鲁莽」上
东京的居民普遍较冷漠
这是东京人自己都承认的
从历史原因来说
江户幕府时期东京居住的武士较多
武士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高傲和克制
可以说是东京人冷漠的根源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现在东京的外地人多
外国人也很多
日本的小老百姓实际上也很单纯
在对外人怀有不信任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外人是否会撒谎的时候
他们干脆选择不交流
此外东京作为国际大都市
做事追求规则和效率
这样经济产出自然就上去了
但人情味也不免削减
/你说的关西，是哪个关西？/
其实最嫌弃大阪人的绝对不是东京人
东京人算得上喜欢大阪人
一提到大阪，东京年轻人们首先想起的
就是大阪人的热情豪爽
大阪的喜剧和搞笑艺人
相比之下其实还有些
反感东京冷淡压抑的氛围
真正同大阪人合不来的
实际上正是大阪的「左邻右舍」：京都
及兵库县的首府神户
假如问京阪神三地的人们
是不是关西来的
大阪人会爽快地回答是
神户人会犹犹豫豫的承认
而京都人就会用让步语气
强调自己是京都人
之所以会这样，一言以蔽之
大概就是因为明明文化底蕴高低不同
但京都、神户还是被强行和大阪当成一体
——「关西」
京都人嫌弃大阪人粗鲁，不够体面
日本人从小就熟悉这么一句话：
京の着倒れ、大阪の食い倒れ、神戸の履き倒れ
（京都人穿破产、大阪人吃破产、神户人穿（鞋）破产）
意思就是说京都人对衣着的讲究
大阪人对吃食的讲究
神户人对鞋履的讲究
都可以到不惜代价的地步
这就为京都、神户两地人
追求体面提供了支撑
/近代神户开港以后
作为「时尚之都」广为日本上层人士所向往/
之所以这么重视「面子」
也是因为京都过去作为皇室所在地
上层贵族社会为了与底层民众区分开
自然要用高雅的品味、奢华的享受
才能凸显自己不同凡响
在今天，京都依旧能见到一些稀有姓氏
都是当年的达官贵人的后代
而神户市自近代开港以来
就成为欧美文化和时尚的输入地
吸引了日本上流社会大批的进步人士
此后规模逐渐扩大
现在已取代大阪港成为日本第一大海港
神户近郊的芦屋市
至今还是日本有名的富人聚居地
虽然日本的许多美食源自大阪
但去过的人会发现
现今大阪代表性的美食
只有章鱼丸子和大阪烧
（都是口味较重的便宜面食）
相比之下，京都有格调颇高的怀石料理店
而神户牛肉又闻名世界
大阪的食物看似既不值钱又不健康
跟我们街头的麻辣烫差不多
/章鱼丸子与大阪烧/
「大阪人讲究吃」的说法已经过时了
大阪虽然到现在还日本重要的商业城市
GDP仅次于东京
但在各地为了发展旅游业
而加大文化宣传的衬托下
大阪似乎褪色不少
丧失历史地位的同时
大阪人也被高傲的京都人
和矜持的神户人看扁
原因又是出在言行作风上
以说话为例
日语中往往分为「建前」
（表面上的客套话）
和「本音」
（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
这就使得用日语交流时显得格外婉转
而对客套话的使用
在京都人交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大阪人却恰恰相反
在整个日本境内
大阪人说话直率也是出了名的
因此放在相声里也更易产生笑点
相较于日本人整体给人的谦恭、低调的印象
大阪人无论着装还是谈吐都显得张扬
迎来送往、讨价还价是商人的拿手好戏
也是天经地义
但对于「贵客」来说
似乎就嫌粗鄙和厚脸皮
为了招揽一桩生意，摆摊的商人
会直接拉住过路客人
在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这种事
或许都会吓陌生人一跳
况且这更不符合日本社会
整体崇尚温柔礼貌的作风
然而就是这样的大阪
却逐渐成为了关西的代表城市
与关东的东京相对
这就使得近旁京都和神户感到被抹黑了
/都市圈内的「独立王国」群马/
说完关西再说回关东
关东说白了就是由
紧密围绕在东京周围的地区组成
与东京相比，其他地方近乎都是乡下
而在其中最不起眼
因此也被迫承受其他地区嘲讽的
大概就是群马县
要问群马有什么？
秋名山九连发卡弯
恐怕比群马这个地名还如雷贯耳
或许这对童年伴随着《头文字D》长大的人来说
还是个挺有吸引力的地方
但对于日本人来说
那是个「鸟不拉屎」的「独立王国」
2016年群马县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
GDP排名第10，人口排第19
即便如此，它仍然不幸被当作「穷乡僻壤」
原因除了县内以丘陵地形为主之外
根据2012年日本城市魅力排行
最末位的城市就是群马
群马被当作笑话的理由
重要的一点就是：
「土！实在是土！」
地处东京都市圈
但「群马王国」的居民们远远不同于
都内居民考究的衣着、面貌
甚至连比邻的琦玉也不如
平时也就和枥木比一比
他们以极其朴素的形象示人
无论大姑娘小媳妇
穿着同大妈们也并无明显区别
县内民众维持朴素打扮的原因
主要是境内不分四季光临
时不时飙到6级以上的大风
县民们理智地选择了要温度不要风度
/2016年群马县全年刮风数据统计/
一部名为《你还是不懂群马》的漫画
在日本境内传播开来
作者以夸大戏谑的笔法介绍群马
在群马也大受欢迎
没想到群马县民们
以近乎自虐的心态阅读之后
竟乐呵呵地表示：
如果不像这样被当成傻瓜画出来
群马大概也无法出名了
参考资料：
1.関西：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リー百科事典，日。
2.丛淑媛：《商都门户大阪港》，《现代日本经济》，1985年第6期。
3.地下街：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リー百科事典，日。
4.神戸系ファッション：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リー百科事典，日。
5.石辉：《国际港都——神户》，《世界经济文汇》，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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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宫本常一：《田野调查被遗忘的村落》，郑民钦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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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爱地图炮？丨壹读精选
本文已取得授权文丨海狗最近看到《黑白星球》新一期在聊地图炮。代表黑天使的邱晨为地图炮辩护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通过标签来认识另一个人的。地域标签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别一被戳就跳起来，那么敏感干嘛？看上去是在为地图炮正名了。邱晨还说，你能接受的了地图赞，就也该担着地图炮的压力。但委实说，骂总比赞要爽。开地图炮时，我们往往都是记不太住别人的好的。东北人黑社会的风评总会比东北人活雷锋要传得广。刘翔和姚明再怎么棒，我们聊心目中的上海人时也基本不会带到他俩，还会是下面这个样子：所以，来，为什么地图炮流行成这个鬼样子？&我最讨厌两种人：1.开地图炮的人&2.河南人地图炮这个词，顾名思义：无差别大范围攻击。&最近几年才被赋予了社会概念，算是“地域污名化”的通俗解释。具体句式为：“你是xx人啊，xx人都这样。”“我是说在座的都是垃圾。”嘲讽力量方面，和星座炮不相上下。只要方言基本一致，风俗和历史遭遇基本一致，都是一个地域集团。那里的人们就不得不被其他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看一下每年的春晚。碎嘴小人物是北京人，粗犷农民是东北人，捏着嗓子说话的有钱老板是上海人和广东人，进城务工人员基本由山东人和河南人承包。&“握嚼傲。”&每当看到这里，心里都会点点头说：可以，这很河南。在民间段子里，河南人被地图炮的范围是最广的。第一是土，第二脏，第三无赖。而且还是影视剧导演增强喜剧效果时的首选方言，第二是东北话。&口口相传中，河南人连愿望也是土的：“首都改到洛阳／省委取代中央／联合国设在许昌／上海是驻马店的一个乡／国酒喝杜康／国宴胡辣汤／国人都说慌／国语中原腔／国歌河南梆。”中国人的地图炮，离不开“嫌贫爱富”的习惯。河南仅仅被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为“确保农业基础”，开放程度在中部六省最低。人口基数全国第一，经济却差，教育也落后。网友们就柿子捡软的捏。回到2000多年前的河南也还是这样。当时河南境内的郑国也总被人嘲讽，像郑人买履、买椟还珠中的蠢人角色，统统都是郑国人。国力不强，黑你不怕报复。就好像韩起澜教授在《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向我们展示的，上海人瞧不起江苏人。同被上海人瞧不起，苏南人鄙视苏北人，苏北人里的“苏中人”鄙视比他更北的人。地图炮总是伴随着经济，一层一层往下打。标签都是我们来贴的。贴得第二凶的，是东北人。这个杀手不太冷&关于东北的笑话是最多的。前几十年说东北男人的口头禅是“今天你喝了没有？”最近几年是“你瞅啥？”和“瞅你咋地？”东北人和中原人相比，长期原始未开化。毕竟自然环境严酷，经济发展不起来，没办法，只好民风剽悍。到了民国土匪横行，连掌握军政大权的张作霖也是土匪起家，东北人就变成了“又穷又匪”。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东北人形象，差不多就是《冰与火之歌》里的葛雷乔伊家族，族语是“We&Do&Not&Sow.（强取胜于苦耕）”。住在铁群岛只能挖铁矿，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是去抢别人的更好。&维斯特洛大陆上的“你瞅啥一家人”&建国初期，东北因为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形象升到史上最顶峰。全国人民向东北看齐，铁人和雷锋同志的事迹都发生在这里。谁敢黑？&改革开放后，东北经济逐渐落后。东北人和东北话又成了野蛮、懒惰、粗俗的代表。新闻中开始有大量冒充东北人进行抢劫的案例。想在电视剧里演黑道大哥，更要以操一口纯正的东北腔为准。&&剽悍形象绕了一圈，又绕回去了。至于建国后东北人“勤劳勇敢朴实”那段形象宣传，大家全部集体失忆。这很好理解。东北高速发展时，所有美好的记忆都和东北相关。但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分析过，财富会改变人们的记忆。人们常常尊重富人胜过穷人，倒不是一切向钱看，而是尊重创造财富的人可能具备的品质。财富的多寡和品性无关，但经济落后总容易成为大众心中不道德的代名词。东北人和河南人的遭遇是相似的。外人总会给别人的贫穷找到很多道德上的原因。懒惰、粗俗、匪气，还有他们能想得到的，无差别加在一个地域上开炮。当然，比起地图炮，没有存在感的省份更令人绝望。轰都没有人记得轰你。比如河北。&北人对南方的最成功地图核击：有瘴气当世界上有了地图，就有了地图炮。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地图炮，都是北方向南方发起的。比如司马光责王安石：“心术似福州。”一杆子打翻福建人。清代学者窦光鼐主持乡试，甚至以“南蛮鹉舌之人”命题。但这都不算什么，一个人的炮火始终有限。北方人对南方人杀伤力最强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地图炮，是告诉全国人民：南方有瘴气。瘴气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听起来好像一踏入南方领地就会遭遇有毒的无形烟雾。但“瘴气”所致的“瘴病”又不代表某种具体的病症，只要是在南方得的病，疟疾、浮肿、肿瘤、高山反应、花粉过敏，统统称作瘴病。历史上北方入侵南方时，经常受阻于疾病流行，因此，中原人开始形成南方有某种“害气”的看法——越过那道结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瘴气”是古代北方人对南方最成功的杀招。直接让大量北方人避而远之。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瘴气说的范围从南方湿热地区扩大到西部高寒地带，只要是南部蛮荒之地，所欲不明疾病都由这股神秘力量控制。白居易做过一首《新丰折臂翁》记述一位老翁，为逃避去南方的兵役不惜自残肢体。原因是“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听说那里有迷之烟雾，防不胜防。所谓椒花落时瘴烟起，不过就是哪里都有的花粉过敏罢了，但换作南方，就引起了巨大恐惧。瘴气说真的很好用，甚至到了清末也依然有生命力。华工大量进入苏门答腊后，由于工作条件恶劣，水土不服，国人一如既往地将其归结为瘴气所致：“初开辟时，华工触瘴而死者，十之八九。”&美式地图炮：让本拉登来驱逐新泽西人吧地图炮当然绝非我国特产，美国各州都有被其他州讽刺的称号，如牛仔、乡巴佬。德州人民则嫌弃其他所有州，英国脱欧成功后，德州民族主义运动主席当即就宣布“脱美”计划。《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嫌弃佩尼时，专门提到她来自的那个“土”州——内布拉斯加州，也是常遭人嘲笑的美国中西部州。美式地图炮&英国人则不屑于跟其他欧洲国家扯上关系，不想被称作欧洲人。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伦敦波兰文化中心甚至还收到了“波兰害虫滚蛋！”的卡片。而在英国内部，苏格兰人就和威尔士人合不来，并都觉得爱尔兰是吝啬鬼。北欧人和德国人都觉得南方的意大利人很懒惰且不思进取，除了艺术和足球外一无是处。德国人被欧洲其他国家人看作严重缺乏幽默感，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之间则互相嫌弃。&&&而在国家内部也有南北之争。意大利北方人自视清高，一定要和经济水平较低的南方人划清界限。而南方人也看不惯北方人，嫌弃他们古板、麻木、不懂得享受生活。《冰与火之歌》里，以中世纪欧洲大陆为基础设定的维斯特洛大陆上，也有南北地图炮的展开：&&情绪激动的北方沙文主义者大琼恩&而在真实世界中，美国的新泽西人，也遭遇了中国的河南人一样的待遇。《南方公园》甚至专门做了一集来吐槽新泽西人。&因为据说新泽西的主妇和你一起吃饭时，吃着吃着就会变得很愤怒，开始骂你，词汇使用是这样的：&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对新泽西人尤其有意见，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非主流。&&&当一群新泽西人闯入南方公园，这里的居民甚至要请基地组织的人处理他们。&&&地图炮总有无数理由可以开展，即便均贫富了，也不影响我们给家乡之外的地方挑毛病。换作我们，就算不恶意吐槽河南人、东北人、上海人和北京人，我们还可以把战场拉大，直接就豆腐脑和粽子的咸甜问题炮轰一番。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能和自己感同身受。心理学中有“虚假同感偏差”的作用机制，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喜好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当你的喜好对你非常重要时，这种错觉就会尤为强烈。个体往往爱强调和夸大自己群体与他人的差异，你强烈觉得所有人都该吃咸粽子，所有人都该能流畅地说着一口普通话时，那些吃甜粽子、福胡不分的人在你看来简直就是异端。就像冯梦龙《古今谭概》中“罚人食肉”的故事：皇族后裔李载仁，讨厌猪肉。惩罚下属的方式就是逼他吃肉夹馍，高级一点的惩罚就是往猪肉里面加酥油，目的是把人恶心死。而地图炮最大的爽意，就是让你感觉你和所有的兄弟伙伴站在一起，虚假同感偏差让你们这些意见一致的人紧紧抱团，同仇敌忾。自我评价和自尊升高，并将其化为敌意投掷向另一边的人。这时候理性对你不重要，念叨着兰尼斯特的族训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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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序性正义原则，可以想见的是，来自教育不发达省份的考生将被置于何种尴尬的境地。如果教育本身就担负着突破阶层固化，实现阶层流动的功能，那么，分地域录取本身也在这一大逻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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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年（洪武三十年）春天，南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来京参加科举的北方考生中传播了开来。在刚刚公布的会试结果中，北方士子全军覆没，入格的51名进士均为南方人，这在数百年以来的科举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对于这一结果，愤怒的北方考生们出于本能地认为是“黑幕”，向朝廷联名上疏状告主考官刘三吾等人偏私南方人，“三吾等南人，私其乡”。部分北方考生更是通过串联走上南京街头沿路喊冤，甚至当街拦下官员轿子告状。
朱元璋闻讯后派人复查试卷，希望以增补北方考生名额来息事宁人。谁料主考刘三吾声言“江南本多俊才”，其中绝无舞弊之事，以致复查结果维持原榜不变。此后几经博弈，虽然还是未找到舞弊的确实证据，但朱元璋还是下令将刘三吾发配充军，其他数十名考官则悉数处决。最终，朱元璋亲自阅卷增补了61人为进士，全部为北方人，为这场史称“南北榜之争”的明初科场大案结案，也为大明王朝此后的科举改革定下了基调。到仁宗宣宗之时，明王朝最终确立了“南北卷”的制度，十名之中南方人取六人，北方人取四人，北方的“进士”名额从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不久之后，明宣宗又下令增加了一个“中卷”，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还有包括太祖老家凤阳一带的几个府一并纳入，南、北、中三个地区的录取比例为55:35:10。
按照余英时先生《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的说法，科举的“地区分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孝廉制度。汉和帝时代，东汉政府决定地方推举孝廉的名额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二十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每年可举孝廉“一名”，例如大郡百万人口每年可举五名，不满二十万的小郡则每两年举一名。在唐代，科举虽已创立，但由于南方还未崛起，科举的“南北之争”还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以福建为例，直到中唐韩愈时代才出现了第一个进士。事实上，此时唐朝也不是没有地域之争，只是没有体现到科举中来而已，此时的地域之争主要体现为“关中与山东之争”，而唐太宗则曾明显地暴露出对关中人士的偏爱。到了北宋，随着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的兴盛，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西北之士”与“东南之士”在科举制度中的严重失衡便成为当时一最大争论。早在著名的欧阳修与司马光之争前，北宋已有政治谣言称太祖赵匡胤是个典型的地域歧视者，曾有“南人不得坐吾此堂”的政治嘱托，这虽然很可能是则谣言，但借皇帝之口广为散布足以体现了宋代南北地域歧视到了何种猖獗的程度。另有一则真实得多的政治轶事，陕西人寇准一次选状元时，硬是以本届南方人不行为理由（“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把原定的江西人萧贯换成了一个山东人。据说寇准还广为宣扬，声称自己又为中原人夺了一个状元。有趣的是，陕西人寇准后来在政治上失势也源于另一个江西人王钦若的小报告。宋真宗在寇准劝说下亲征宋辽战争，王钦若之后却向宋真宗说寇准这是将以身犯险的皇帝作为赌注，从而导致了君相失和。之后，王钦若成为了第一个当上大宋宰相的南方人。以地域之争的角度来看，王钦若当是为受歧视的南方人报了一箭之仇。在此种政治气氛下，北宋的科举制度自然是相对偏向北方人的。根据江西人欧阳修的观察，东南科考的命中率是“百人取一”，而西北的命中率则是“十人取一”。无论欧阳修是否放大了这种不平等，但另外有一个“不平等”是他无法否认的，有宋一代，正是江西人作为南方人的代表全面上位的时代，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柳宗元两位唐人之外，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三人都是江西人，还有三个人，苏东坡一家三学士，来自四川。八大家中的六个宋朝人，都是南方人，如此碾压性的事实也不比明初“南北榜之争”开始的北方人全军覆没差多少了，欧阳修还有啥好多说的。另外，在北宋时代，所谓科场上的南北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江西人与西北人之争。因此，山西人司马光站出来与江西人欧阳修辨论，为北方考生代言就再正常不过了，他的理由是，“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全无一人及第”说的自然是大西北，司马光在这里提出了著名的“逐路取人”思路，基本可以理解为“按省录取”。江西人欧阳修的思路则可称为“凭才取人”，在继续强调南方人本已受欺负的之外，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取士，唯才是择”，不能为了所谓的区域公平，而让北方不合格的考生混进来，而让南方合格的考生被淘汰出去。用刘瑜老师最近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来看，欧阳修的“凭才取人”可以看作“程序性正义原则”，大家公平竞争；而司马光的“逐路取人”可以看作“补偿性正义原则”，像美国一样搞教育平权，区别只是美国补偿的是少数族裔，而大宋朝补偿的是考场上的弱势群体――北方考生。从道理上，这两种思路都对。究竟听谁的，就不仅仅是道理的问题了。从砸缸时代开始，司马光就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动嘴皮子的辨论家。在实操层面的政争中，司马光也取得了南北之争的胜利。作为继欧阳修之后在大宋中枢的另一个江西人，王安石在新政中也曾有为南方考生代言的改革措施，但反变法的司马光当政之后，尽除王安石新法，最终为“西北士人”争取到了科举制中的名额保障，尽管未全面实现“逐路取人”的政治理想，但已先期实现了齐、鲁、河朔诸路与东南诸路的分别考试。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的“国家取士，唯才是择”从此被否定了。一个附加政治“红利”是，在司马光有意无意的营造下，南方士子与王安石新党被捆绑在了一起成为了缺乏政治操守的代名词。一个颇政治歧视的潜台词或许是，既然“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又何必在科场上给南方考生提供便利呢，大宋的将来还是要靠北方考生。顽强的江浙考生从何炳棣先生的名著《明清社会史论》一书可以看出，尽管明代逐渐采取了旨在平衡地方差异的“南北卷制度”，但南方（东南）考生仍然顽强地在制度缝隙中左冲右突，从明初到清初，浙江、江苏、江西三省的登第士子仍然超过其他地区。根据《明清社会史论》一书中的表格，在明初，江西仍然延续着北宋欧阳修王安石的遗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全国进士中榜第一的地位；从明代中叶开始，浙江接班江西，成了新的科场霸主；到了晚明，也就是明朝的最后30年，江苏又取代浙江成为了第一。按照何炳棣先生的说法，考虑到苏北在明代大部分时期科举竞争方面的表现“相当不佳”，苏南考生的表现就更为眩目了。从整个明代的进士人数来看，浙江、江苏、江西分列全国总榜前三，而第四，则是低调追赶的福建，到了晚明，福建甚至已超过了江西列第三。对于浙江的崛起，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可能是受到了王阳明的鼓舞与“知行合一”理论的刺激，而江西呢，可能也和王阳明有关，这里曾是王阳明仕途最为闪光的发生地。进入清代，大体上的科考分省状况仍然延续了明代的趋势。在整个清代，江苏浙江与明代一样高居前两位，只是江苏变成第一罢了，但在晚明开始也就如此了。相对江苏浙江的风光，一些西北省份在清初的表现简直是灾难性的。以甘肃为例，从1644年到1712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个进士。如甘肃这样的落后省份，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从这一年开始，大清朝开始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这可以看作司马光“逐路取人”原则的充分实现。“分省录取”对落后省份又多大帮助？改革之后，曾经打零蛋的甘肃有清一代竟出了255名进士。不出意外的，江苏在此次改革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考虑到整体基本面过于强大，在清代还是保住了第一的位置，尽管已经相当勉强。总体上看，在整个清代，北方省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河北山东分列三四名，河南山东则为六七名。作为总榜第一名，江苏在清代取得的成绩也是要打引号的，一旦引入了人均数据，就会发现，江苏仅列全国第十，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人数为93人，一万人都轮不上一个名额，这一数据甚至要低于贵州，以116人位列全国第五。范进中举 “分地域录取”背后的终极诉求
用我们当下的逻辑来看，高考的“分省录取”无非也是一种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教育公平，所谓的“补偿性正义原则”。如果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序性正义原则，可以想见的是，来自教育不发达省份的考生将被置于何种尴尬的境地。如果教育本身就担负着突破阶层固化，实现阶层流动的功能，那么，分地域录取本身也在这一大逻辑之中。但置于科举时代的逻辑，如果教育公平的确是“分地域录取”的一大考量的话，那也仅仅是考量之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如余英时先生《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所说，如果科举真实为了通过考试以选拔最优秀的治国人才，则它只能以欧阳修的“取材唯才是择”为最终极的根据，不应再加一道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余英时认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次的用意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可以这么理解，“分地域录取”首先是服务于“统一帝国”的。余英时以“孝廉”制度为例称，在文化上，“孝廉”把全国意义上的基本价值观传播到各地，以取得全国性文化统合的效用。科举也是如此，说得再大一点，科举的“分地域录取”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钱穆在《国史新论》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举的一大意义是“促进政治统一”，“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应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说的更直白一点，大一统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区域政治文化精英对中央的认同，甚或说是如现代英美一样形成一个全国意义上，全体精英尊奉的“统一价值观”。在英美，你可以说这是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帝制时代，这就是以科举为统合形式的儒家价值观。
费正清主编的《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中收录了E. A. Kracke的《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其中如此褒奖了科举分地域录取的意义：“加强区域对君主的效忠，避免读书人受挫折而产生的敌意。”假想一下，如果按照欧阳修的方式，搞原教旨意义上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西北诸省“全无一人及第”，甘肃在清代的前70年未出过一个进士，西北诸省的政治文化精英又如何对大一统产生向心力？在回到本文一开始朱元璋“南北榜之争”的历史情境。朱元璋为何要对考官们开刀？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出于考试地域公平的考量，但背后一大原因可能依然是“大一统”。在明初的政治环境中，朱元璋所忧虑的北方，历经金元异族王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对所谓的民族情感相较南方人要淡漠的多，对元王朝很难说没有“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悲”。朱元璋定都南京，本身已容易让北方人产生新朝是一个“南方政权”的猜疑，再考虑到元朝时代的科举政策相对偏向于“北人”，如果再如刘三吾们不讲政治的搞出一个北方考生全军覆没的考试结果，很难不让北方士人产生“离心力”，一旦南北殊途，对明王朝的巩固北方统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朱元璋的重手整治不仅仅可以看作一桩“科举大案”，更可以看作是一桩离间南北感情的“分裂国家大案”。在此种政治考量面前，“南方人考试成绩好”的话语显得像政治白痴一样。
这是第一点，大一统考量。再说第二点，“间接的代议功能”。这也是出自于余英时先生之口，“科举制自始便兼涵一种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进士’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地方的利害说话。这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在统一王朝的所谓‘盛世’，中央与地方之间隔阂较少而予人以‘政通人和’的印象，科举制至少在其间发挥过一定程度的沟通和调节作用”。
余英时也以“孝廉”制度为例称，在政治上，“孝廉”每年从各地走进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决策方面不致过于偏向某些地区的利益，另以方面每一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也可由此直接反映于朝廷之上。E. A. Kracke在《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分地域录取“使得各区域在政府中都有喉舌保障他们的利益”，并且“鼓励地方发展出个智识领导团体来协助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吏”。如果不是置于科举制的语境，Kracke的说法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他其实说的是代议制初期的英国。从广义上来说，所谓“间接的代议功能”仍然是服务于第一点：大一统政治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的种种平衡与顾虑，自然可以置于央地关系的角度来看。从以上的意义上来看，欧阳修“凭才取人”最终一定会败给司马光的“逐路取人”。不过，从历史上看，明清“分地域录取”的科举国策在总体上也并未损害江浙的核心竞争力，江浙两省在进士总榜上不仅长期占据了前两名，更重要的是，在清代的一些“高阶”指标上，如状元人数、三甲人数上，江浙尤其是江苏相对其他省份可以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中央政府可以用“地域指标”限制江浙的举人乃至进士的名额，但却从未极端地在三甲和状元这个最高端领域搞区域平衡，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补偿性正义”。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代“分地域录取”的保护对象的确是老少边穷，对于京城这样的特殊地域并未有过分的偏袒。比如，朱元璋的京城是南京，他的“南北榜之争”直接就损害了京城人民的利益，但朱元璋肯定是不太在乎，因为他应该很明确地知道，“大一统”才是这一切背后的终极诉求。朱元璋知道的事，可能太多了。（本文原标题：《科举时代的地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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