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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笔邵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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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作《一个人的武林》片尾，陈德森任性地加入了一段3分钟的花絮，让幕后武行出来说话：这其中有徐小明、袁祥仁、林迪安等著名武术指导，但更多的是寂寂无名的幕后武师。他们或是露脸，或是献声，或是仅以海报、字幕形式在荧幕上回放闪现，但这已经足以感动观者。曾拍摄《神偷谍影》、《特务迷城》、《十月围城》等动作电影的陈德森并非武行出身，但他亲历了香港动作片的黄金时代，也眼见辉煌翻篇。他说，制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向香港动作片的台前幕后人员致敬。与此同时，陈德森联合成龙、曾志伟、岑建勋等人组建了一个动作演员的福利基金，除了资助生活没有着落的香港退役武行，还去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给武行谋求权益。目前，基金会已筹集了百万款项。曾经明星辈出的香港武行，由于传统动作片的没落已然失去了生存土壤。而随着内地影视崛起逐渐发展壮大的内地武行，也面临着行业不规范、欠缺保障等桎梏。本期《贵圈》带你走进这个曾经烽烟四起的武林，了解武行背后不为人知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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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武师”、“X家班”：武行的黄金时代
在香港电影历史上，武侠、功夫片一直是最重要的一支。早年的香港影坛把出身武术行当，后参与电影拍摄的武师叫做“龙虎武师”，到后来，这一称谓逐渐变成了“武术演员”或“武行”。他们常以明星的替身身份出现，有时甚至男扮女装，吊在半空飞檐走壁，做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回旋踢；有时变成打手甲或者劫匪乙，从高处跳下，或遭到重击后飞出、落地，将桌椅砸烂。
遥想香港武侠、功夫片辉煌的上世纪60年代，大导演胡金铨的《大醉侠》开新派武侠片之先风，张彻的《独臂刀》为香港影坛首造百万票房奇迹，彼时作为张彻御用武术指导的刘家良后来也独立做了导演，由他执导的《少林三十六房》与迅速走红的李小龙一样，走的是正宗国术路线，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刘家良的刘家班、于占元的元家班在当时已经是香港影坛地位不可撼动的武术指导团队。
香港功夫片的辉煌时期曾造就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李小龙的突然离世，胡金铨、张彻接连几部作品的票房失败，曾令功夫片一度进入低谷，直至80年代方才回潮。张鑫炎的《少林寺》掀起两岸三地的功夫热，元家班的大师兄洪金宝聚拢了一批专业人士成立洪家班，袁氏兄弟配合着洪家班也是一时风头无量，90年代后，更是进入好莱坞一展身手。成龙、冯克安等人在1979年成立成家班，由他们拍摄的《醉拳》、《快餐车》等影片重燃影迷热情，硬桥硬马、风格写实的功夫片一时风靡，进入了高票房的大时代。
但之后，徐克等影人引领的新式武侠兴起又宣告着上一代的落伍。90年代，洪家班遣散；1992年，成龙在西班牙拍完《飞鹰计划》后也将成家班解散；1995年，影评人列孚在《明报月刊》上发出“香港电影已死”的哀叹。彼时，香港本地影片的开机率已大幅缩减，武行们无戏可拍，一部分转战东南亚，少数人游走于好莱坞，而大部分选择北上求发展，拍摄的作品也多数从电影变成了电视剧。
内地电影市场成香饽饽，本土武行发展壮大
随着九十年代本土市场的低迷，东南亚、台湾等外埠市场的丧失，香港功夫片的黄金时代已成追忆。而随着内地影视业的兴盛，内地市场的开放成了香港电影人的救命稻草，不少香港武行来到内地淘金。另一方面，内地武行也因拍摄需求的增加而风生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与香港武行形成抗争之势。
内地武行没经验，入行先上车后补票
范冬雨是科班出身的导演，却也是内地最早一批做“武行”的人。据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李连杰的《少林寺》掀起了国内功夫片的狂热，一时间，大批功夫电影，如《武当》、《武林志》等，也跟风上映。但由于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这些电影在视觉体验上与香港功夫片相去甚远。
当时内地的武行和武术指导大都与范冬雨一样，具备一定的武术底子，但几乎没人知道如何将其运用到拍片当中。“我们那时候没有武指的概念，都是武术教练，电影也基本把我们日常训练的那套直接放上去或者编点动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替身，就基本都是演员自己比划，大家都是武打演员。”
范冬雨最初接触到专业的武术指导，源于张彻的赏识。1985年，张彻首次进入内地拍摄影片《大上海1937》，为了拍出新感觉，他没有选用经验老道的香港武术指导，演员到幕后班底全部从内地遴选，而范冬雨有幸成为该片武术指导。在现场，范冬雨仍然分不清武术教练和武术指导的区别，全景、跳轴等专业术语他也懵懂不知，“拍完戏我才知道，原来设计动作和设计动作画面是两码事。”
正是这段先入行后学习的经历，为范冬雨的动作导演生涯打开一扇大门。随后，加入电影合拍公司的范冬雨在与香港剧组的合作中偷师了不少技巧，在1988年拍摄电影《杀手情》期间，他终于组建了国内第一批正经八百的武行队伍。
性价比高，内地武指渐成中流砥柱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剧组得以来内地取景，内地和香港的武术人才因此有了更多的交流，许多内地的武行也有机会学习到香港武行的先进经验。
熊欣欣就是在刘家良来北京拍《南北少林》时得到对方赏识，继而加入刘家班，后来成为著名武术指导。如今已是张纪中御用武术导演的赵箭，在90年代初签约到徐克旗下担任武行演员，在徐克执导的《黄飞鸿之狮王争霸》等影片中出演角色。
据范冬雨回忆，相比于经验匮乏的内地武行，当时香港武行在国内仍处于上游地位，“尤其当国内很多人连威亚都还弄不清楚的时候，武术指导这块基本是香港的人来控制”。
但是，香港武行动辄上千港币的日薪，加上工作超八小时还得双倍计工资等行内规定，令很多内地的剧组望而却步。相较之下，随着国内影视市场的兴起而逐渐有了自己发展空间的内地武行，价格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内地武行逐渐坐稳了位置，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内武行的中流砥柱，人数占到国内武行的八成左右。
尤其是电视剧领域，大部分对功夫画面的品质要求并不高，再加上武戏与文戏的大量穿插，很多剧组为了省事省钱，也倾向于使用内地武行。范冬雨表示，“很多打戏里也带有那么一点文戏，你让导演拍完再把武戏拎出来让武行拍，效率太低了，所以很多戏直接就让武术指导带过了。”
武行有多苦？受伤率50%，可能失去劳动能力
对武行来说，摔摔打打简直是家常便饭，受伤、失禁、肌肉萎缩、甚至是死亡，都是这个工种所必须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一个人的武林》中，陈德森有意把樊少皇饰演的“兵器王”设定为一名当红武打明星。在和杀人如麻的的王宝强对决前，王宝强说了段临终送别的话：“谁能想到，荧幕前的戏子，一身功夫不是演出来的。”这正是陈德森几十年来对功夫电影和这个行业的真正体会。
老武行重面子，以不用保护措施为荣
17岁入行，陈德森说自己从那时起就每天看到武行被摔、被打，在七八十年代，武行受伤比率超过50%，当年的成家班也曾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医院里，永远有7张床位是为成家班的人留着的。”
“早年的功夫电影片场是不让戴护具的，那时候拍一个从高处往下摔的镜头，十个武行就都排在那里当做‘后备’，第一个人摔坏了，第二个、第三个就得接着上，救护车在旁边等着，摔坏了直接送去医院”。
究其原因，陈德森感怀这与当时武行内的“江湖气质”有关，“如果你带护垫，用纸皮箱做保护，有些武行就会说‘哎呀，你是哪门哪派的，怎么那么没用’。为了面子，大家都只能硬着头皮真摔真打。”即便像洪金宝这种顶级动作明星，时不时也会“裸着”上阵。有一次，一个武行站在高处迟迟不敢往下跳，洪金宝大喊：“你跳不跳？”武行还是不敢，洪金宝于是亲自做了这个动作，一跃跳下坐到地上，当场失禁。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许多武行的职业生涯迅速断送。直至后期，随着动作难度的加大，动作戏对武行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武行们才渐渐有了多加保护、避免受伤的意识。比如拍摄高空坠地的戏，所谓的地板实际上加了一层“榻榻米”，即下面垫了海绵、纸壳的地板，让武行不至于实打实的跌在地面上。
拍摄技术改进，武行风险不降，还是有人摔得骨头露出
一个称职的武行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简单来说八个字：技、器、拳、车、威、火、替、杂。指的是武行要包揽特技，武器、功夫设计，要会飞车，吊威亚，枪械、爆破等高难度动作，还要能当替身，也能干杂活。
即便到了如今的电影特效时代，武行依然要掌握这些技能，所以，即使再小心谨慎，武行们仍然面临着各类危险，意外伤亡事件仍时有发生。吴宇森的《赤壁》剧组曾酿成一死七伤的惨剧；内地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剧组也炸死过一名烟火师。
陈德森的剧组在尼泊尔山区拍戏时，有个武行不慎从骆驼上摔下来，腿部露出一片白花花的骨头，但由于往返交通工具只有一周一趟，受伤的武行整整一个礼拜都只能用白酒和当地野生的大麻叶敷在伤口上支撑：“晕过去再醒来，完全是靠意志硬撑下来。”
而让陈德森最深受打击的是在《神偷谍影》片场，他亲眼目睹了剧组里一名场务被炸身亡，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离去，又接受着香港媒体的道德审判，陈德森一度万念俱灰，想要退出电影圈。
身体成本消耗高，很多人退休连出租都开不了
做武行跟运动员一样，吃青春饭，能摔能打的年数毕竟有限，而且长年累月的伤病造成的“后遗症”也为他们退休以后的人生埋下了隐患。“很多武行十几岁就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长远，等到五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就摔不动了，有些人想要去开出租车，可是腰椎摔坏了，坐三个小时就坐不住，怎么开出租呢？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大厦做保安、做管理员。”
陈德森感叹这些武行窘迫现状的同时说道，由于当年的武行没有念过什么书，也没有存钱的概念，拿了日薪，要么吃喝一顿，要么小赌一下，钱就花掉了，“往往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动作片日渐式微，武行想混出头是个难题
2005年，动作片《杀破狼》引起很大反响，担任动作指导的甄子丹以硬朗、写实的武打场面征服观众。有声音称，这部影片有望让香港动作影片重拾辉煌，但之后的现实证明，辉煌不过是昙花一现，香港的动作片已无法回到当年百花齐放、新人辈出的时代了。
时代变了，动作片已不再捧人
作为曾经的武行，成龙、洪金宝这些响当当的功夫巨星是香港动作片辉煌时期受益最大的一代。元彪、元奎等尽管后来未能更进一步，却也在影坛中有着颇高地位。程小东、薛春炜等武术指导也在行业中闯出天地，而在他们之后，从香港武打片走出的青壮派已经很少，除了甄子丹、钱嘉乐，已经鲜有新人能够独当一面。
如今要捧出一个像样的动作明星或武术指导，不但香港几乎没有可能，在内地亦无成功范例。对此，出身洪家班的钱嘉乐的看法是：时代变了。“以前电影公司愿意花大价钱拍打戏，大家都非常拼命，拼出来可以做副武指，武术指导，再好一点甚至能做男主角，甚至做到导演，大家都有钱赚。现在成本都用到明星那去了，没有年轻人肯拼命了，觉得没前途。”
放眼时下的内地武行队伍，业内人士称，十个武行，顶多出一个动作指导，当演员的更是万里挑一。张晋是一个成功案例，从袁家班走到幕前，更凭《一代宗师》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但由于人气等原因的限制，独挑大梁出任男主角的机会并不多。
赚得少了，收入不敌十年前
做过普通武行的钱嘉乐回忆，上世纪80年代，洪金宝给他开的底薪是一万五千元港币，而且一月哪怕只拍一天戏，或受伤没法开工，一万五也照拿不误。在加入洪家班前，钱嘉乐还做过三年散工，收入依然可观，“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电视市道都很好，很能赚到钱，那时候我钱包经常是鼓鼓的。”
陈德森透露，如今的香港武行日薪不过千元，多的两千元，再加上无法做到“日日有工开”，如今武行如果留在香港，收入并没有上涨多少。
而在内地，武行的收入在十余年间也上涨缓慢，内地导演、武术指导范冬雨认为现今武行的收入与付出明显不成正比，这对武行很不公平。据他透露，九十年代初，内地武行一月能拿到三四千，冲着这不菲的收入，不少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但现如今，化妆、服装这块都涨钱了，道具都能拿到一万二了，武行却只能拿六千”，范冬雨感慨道，“这以后还有谁愿意干这行啊”。
圈子乱了，大量业余人士涌入
一位做了多年武行的幕后愤愤不平地说，“以前我们在剧组里很受尊重，导演有想法会开会和我们商量，现在武行在剧组里变成了地位最低的，导演开会甚至指着鼻子说，‘你们这些人不要给剧组惹事’。”
曾是幕后工种里收入最高的武行，在剧组工作人员价位集体上涨的情况下，薪水却相对有减无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业余人士的涌入，导致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加剧。
“现在好像恨不得会前滚翻的也当武行了，整个行当的门槛都被拉低了。”范冬雨分析称，“现在抗战戏，年代戏里随便都有点动作，无非就是摔两下，炸两下，大家都差不多，观众也看不出区别。这时候制片方挑选武师就比价位。”
除了少部分武行跟着知名的武术指导有稳定的工作之外，大部分武行都只能跟着包工头接活儿，据一位资深武行透露，不少剧组都是直接将武行的工作整体外包给一些有资源的包工头，包工头为了接到活，会跟制片方把价格压得很低，有时候再经过多个中间人层层转包，一些武行拿到的收入甚至只有市面价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个圈子都靠关系，有人认识你，拍戏肯找你才是最关键的。” 很多刚入行的武行苦于未能形成自己的关系网，被人“抽水”的机会都很难得到，更别说想在武行混出头。
武行演员受伤难有保障，求赔偿要靠自己
近年来，武行人才流失严重，除了病痛、收入等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行业难以为从业者提供安全保障。甄子丹等动作明星因为地位高，发生危险的机率相对低，保险公司愿意为其提供一份保单。但对于普通武行这种“高危工种”而言，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原因很简单：武行一定会受伤，这笔买卖不划算。
武行自寻索赔，剧组见招拆招，只因没有相关统一规范
即使现在有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也有可能面临剧组制片方“见人下菜”的局面：为了节省开支，在明星和普通工作人员在安全保障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别对待。一旦出现意外事故，武行们索赔之路也相当艰难。
香港尚有动作特技演员公会为武行发声，内地武行没有工会以及相对固定的组织，一旦发生官司纠纷，只能势单力薄的与剧组周旋，甚至到具体赔偿的时候讨价还价也很正常。
行业人士呼吁：也该有个行业协会了
陈德森说，最近见到一个原来成家班的武行，四十几岁肌肉就萎缩了，没有钱治病，只能靠一帮武行兄弟向电影公司和武打明星们募款，这让他很不是滋味，也因此更急切的想要组建动作演员福利基金。
看着如今武行发展青黄不接，陈德森觉得要想重振动作电影，最需要的还是培养人才。而以钱嘉乐为会长的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公会也表明已经有了开培训班，培养武行接班人的计划。
范冬雨在九十年代也曾跟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阎建钢等人商榷过组建动作片协会的想法，“但很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协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谁来做这件事，有没有专业的律师，相关的法律，这些都要具体的去操作。而当触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范冬雨表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内地仍没有一家这样维护武行利益的权威机构。”
赵箭认为，从前武行出事都是同行自救，然而互助的方式不是长久之计，“武行的收入本来就低，再让他们拿钱出来帮助别人，这样也不太好。”赵箭提出一个新的角度，“光环都是明星的，谁也不知道武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武行的辛苦和回报不成正比，演员摆个pose就拿那么高的片酬，应该让演员来补贴武行，你拍一场戏用了几个武行，直接付费给武行。”
总结陈词：
半个世纪以来，武行这个华语片中尤为重要的行业诞生了无数个传奇，成家班、刘家班、袁家班、洪家班，神风特技队，大批名字震惊海内外。但伴随着声名远播的，却是普通武行们日夜的伤痛和无所依的后半生。采访前，记者本想前赴香港实地探访香港退休武行，但从基金会得到的答复，却是老武行们好强、要面子，不愿面对媒体。记者获知，他们甚至不愿接受外界的资助，宁愿只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但愿这些付出过青春和热血的武行们，未来不是只作为片尾静默的字幕留存在电影河流中，无论观众还是行业，还都有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而内地的武行，也不该继续甘于现状，“食”艰难，谁都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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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术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摘 要：从1841年开埠后香港武术文化形成入手，对香港武术发展阶段与文化特征进行划分与剖析。香港武术文化具有区别于大陆的中西融汇、南北结合的多元文化特质。香港受长期殖民文化与海岛文化相互作用，致使文化发展形成“边缘化”与“向心化”，“衍生化”与“孤立化”的内在动因，从而使香港武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汇的影响下，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属性，同时又具有市民气息浓厚、商业化程度高、高度文化融合与原生态并存、发展与传播方式多元等鲜明特征。因此，开放性的多元化格局赋予香港武术创新的可能和持久的活力，研究与保护香港武术文化的生态格局对于当下武术文化的整体保育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6/view-7486012.htm　　关 键 词：体育文化；武术文化；传统武术；香港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5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MA Lian-zhen1，2，MAO Wang1，FENG Jin-yong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Hong Kong International Guoshu Association，Hong Kong）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formation of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after Hong Kong was founded in 1841， the authors sorted and dissect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Wushu.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has diversified cultural trait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fusion as well as southern and northern culture combin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is is mainly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colonial culture and island cultur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as caused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form such intrinsic motives as “margin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as well as “derivatization” and “isolation”， so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nd environment in whic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mmunicat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intersect， Hong Kong Wushu shows intense nationalistic attributes， and in the mean tim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ich citizen flavor，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coexistence of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fusion and original ecology， diversified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 such an opening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structure has given Hong Kong Wushu 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and long lasting vitality； studying and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is significant for the overall nurturing of Wushu culture nowaday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Wushu culture；traditional Wushu；Hong Kong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与新界，自古为中国领土。19世纪被英国以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租借。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形成了特殊的香港文化。中国文化在此有着深厚的根基，同时，香港也拥有典型的殖民地文化特质。开埠以来，香港武术既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也具有传统与现代文化相交汇的特点，可以说与香港文化的大特征一脉相承。特别是其遵循香港文化“开放、自由、平等”发展态势，使香港武术历经百余年的蓬勃发展而不衰。但是，对香港武术的研究尚显薄弱，其中一些重要议题，如香港武术与中国南派武术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香港武术与全球华语武侠文化相互作用关系，乃至香港武术与全球华人文化的身份认同和传统重塑等，至今仍是武术文化研究的空白。因此，有必要对香港武术文化进行整体、深入的考察，对其构成、源流、发展、特征等进行研究。
　　1 香港武术的构成与发展 　　1.1 香港武术拳种的构成 　　经前人研究已初步指出，香港武术拳种有62种左右[1]。但通过过去两年对香港主要武术组织的调研，以及对政府社团登记、警察档案等相关资料的查阅后发现，香港可知的武术拳种数量要大于这一数字，约为90～95种左右。按照拳种发源地与传入源头来看，香港武术拳种来源大致可分为珠三角、香港本地客家、泛闽南文化区，以及北方地域[2]。 　　1）珠三角拳种。 　　香港自古为广东新安县所辖，与珠三角地区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交流密切，长期以来，以洪、刘、蔡、李、莫为代表的珠三角拳种在香港占据最大比例。其中，洪拳在香港的流派最多，以“黄飞鸿与林世荣”一系最为知名，同时还有“凌云阶”、“莫贵兰”等支派。此外，流行于中山一带的“花洪拳”、“谭家三展”和王利流传“夜虎出林”等老洪拳，以及和客家“青龙潭洪拳”等派在香港也有一定传播。由陈享创立于19世纪30年代的“蔡李佛”，在香港主要有“鸿胜”、“北胜”、“雄胜”等派。其中，“北胜蔡李佛”在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十分流行，代表人物为谭三。咏春拳在香港亦非常流行。①其中，得影视文化之利，“叶问咏春”在香港影响颇大，以其弟子梁挺最为知名[3]。另外，“阮奇山咏春”、“刨花莲咏春”、“蛇鹤咏春”等派在香港也有流传[4]。除此以外，李小龙是香港当代武术的标志性人物，他从实践出发，借鉴现代搏击、咏春拳等诸多技术特点，创立“截拳道”。并借由影视作品获得巨大社会关注度，对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其武术道路更是充分体现了香港武术兼容并蓄、中西结合、与影视文化绑定等鲜明的文化特征。 　　除上述拳种外，还有“洪佛派”、“中外周家”、“少林铁虎门”、“柔功门”、“侠家拳”、“少林黑虎门”、“莫家拳”、“双龙派”、“佛家拳”、“南鹰爪”等诸多珠三角拳派也在香港流传。 　　2）早期客家拳种。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指的香港早期客家拳种，特指在新界一代生活，早在开埠前后就已移民至此的人口习练的拳种。如新界五大氏族中的邓氏家族，就是于宋末逃难落户香港的庐陵人，即今日江西吉安市[5]。这些早期客民具有特殊的宗族与氏族结构，是香港客家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群体，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就已注意到他们的活动[6]。从历史沿革来看，本地客家武术是香港历史渊源最深的武术文化系统，其尚武传统由来已久。如龙跃头邓氏围村的文物中就不乏石锁、大刀、硬弓等武备之物。而龙跃头也是香港为数不多在清代出过武举的地方，如嘉庆年间考取武举的锦田人邓英元[7]。而受语言差异与户籍制度影响，客民与本地人之间在早期并不甚协调，“土客之争”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可从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及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土客械斗中可见到一些关联[8]，也可以从客家围村设计和结构上得到体现。这种争夺生存空间的氏族矛盾直到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随土地关系与法律改革后方逐步趋于缓和。因此，客家武术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个体差异性显著，但最主要的特点是趋于实用，注重打斗效果，而非审美情趣，并不一定存在系统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目前，香港流传的客家拳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周家螳螂拳”、“朱家螳螂拳”、“铁牛螳螂拳”、“林家教”、“李家教”、“流民教”、“白眉拳”、“龙形拳”等流派。但由于缺乏传人以及未得到足够重视，很多传统客家武术已发生文化变异，或濒于消亡，如“流民教”、“铁牛教”等[9]。 　　3）泛闽南文化区拳种。 　　以闽、潮方言为主要特征的移民群体在粤、港地区形成所谓“鹤佬”或“福佬”的文化群体，他们大都来自于闽南与海陆丰地区。众所周知，粤东和闽南在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粤东山区和沿海的发展都源自清代闽南人口的迁徙，所以汕头、海陆丰文化实则是闽南文化的延伸。因此，我们将这一部分人口所带入香港的拳种称之为“泛闽南文化区拳种”，在香港同样有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福建武术。广东武术中凡冠以“南少林”、“天地会”的流派均可溯源于福建。某种意义上，也应算作是香港客家武术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一群体在聚居结构上相对松散且较排外，导致其传播的范围都相对较窄。因此，包括白鹤拳、五祖拳等典型福建拳种在香港并非十分流行。但是，得益于客家人特殊的文化封闭与保守，五祖拳与白鹤拳的重要传人都旅居香港。其中，现已古稀的李刚先生更是当下香港研究白鹤、福建武术的重要人士。而来自海陆丰的“蔡莫派”在香港曾盛极一时。其代表人物刘标是南少林蔡莫派的主要传人，于1977年正式在香港开设刘标武馆，后更编纂出版《南少林蔡莫拳》一书[10]。 　　4）北方拳种。 　　北方拳种系统传入香港主要是通过精武体育会。香港精武体育会于1922年成立，遂邀北方拳师前来授教。1919年，精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哲至港开办“香港精武会”，1921年正式成立，遂从上海、广州聘请南、北派武师任教[11]。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抗战时期与解放初期，随着大批内地人士到埠，越来越多北方拳种也随之传入。包括谭腿、六合、螳螂、翻子、劈挂等典型北方拳种遂在香港开始大面积传播。其中不少访港拳师更定居于此。如鹰爪门拳师刘法孟，就曾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香港精武会鹰爪门和香港中南体育会主持教务，1949年定居香港后，长期开馆授徒，并有著作存世[12]。再如七星螳螂拳家罗光玉、六合八法拳家陈亦人等[9]。北方拳术的传入，不但丰富了香港武术构成，同时对当地武术亦产生影响。其中部分很快与当地拳种发生交流与融合，出现香港武术最具特色的“北拳南用”现象，即大量北方武术的内容被吸收入香港当地新编的套路与拳种之中。 　　在传入香港北方拳种中，太极拳占最主要位置，其中以杨式太极与吴式太极最具代表性。著名太极拳家李英昂是香港杨式太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香港国术总会会长，有《古本少林拳图谱》、《图解太极拳使用法》等著作存世。杨澄甫长子杨振铭，1949年后亦定居香港，编篡《双人图解太极拳用法及变化》等书[13]，对于杨式太极在香港乃至海外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其弟子董英杰[14]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于香港开设拳社、广收弟子，并著有《太极拳释义》一书，广受好评[14]。吴鉴泉长子吴公仪亦曾长期旅居香港。1937年，在香港成立鉴泉太极拳分社。1942年香港沦陷前返沪，1948年再返香港复社。除此以外，陈式太极、吴家郑式太极、傅式太极拳等在香港也有传播。
　　1.2 香港武术发展的4个阶段 　　香港作家鲁言[15]曾就清末明初的香港武术有过一些评述，在参考其观点的基础上，对香港武术相关拳种门派、代表人物、主要组织与社会活动等若干方面进行大量调查，现将香港武术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香港武术发展的初期。19世纪的香港居民主要划分为本地人及客家人两个群体。尽管均为移民，但两批客家人迁入的时间却相隔数百年，形成巨大的文化与宗族差异。生存空间的争夺与宗族文化所固有的排外性，导致族群争斗频生。因此，不同人群间壁垒森严，这促使尚武与习武成为群体自我发展与相互制衡的基本需求。如新界邓氏，自清中期起就一直设有团练保卫村落，1898年曾与入侵大浦的英国军队有过武装冲突[16]。这都从侧面说明当地民间习武早期以宗族为场域，以实用为惯习的基本状态。这一状态至1841年开埠后发生转变。特别是到清末民初之际，随着人口基数的逐渐扩大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新移民大量涌入，社会生态的活跃也促使民间武术活动逐渐兴起。行业工会开始聘请武师教授武术，或直接聘请广府的知名拳师前来设馆任教，一批广东知名拳师如蔡李佛名师陈享、黄飞鸿、林世荣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赴港授艺，其中不少人后来更定居香港。 　　2）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香港武术的整体进步时期。香港与闽粤地区频繁的民间交流，促使南派武艺持续不断流入香港，进一步巩固南派武艺在香港的传统位置。同时，随着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大量北方武术艺人被香港稳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与格局吸引。如1919年香港精武体育会成立，从大陆聘邀优秀拳师来港授艺，通过开办武术教授班、举办武术比赛等多种形式，第一次较大规模及系统将中国南北各派武术介绍来港，使香港武术取得了整体进步。而抗战与内战爆发引起的大陆移民入港热潮，客观上更为香港武术发展注入了又一股新鲜血液。抗战时期，许多武师选择南来香港设馆授徒，其中包括太极拳、螳螂拳、白鹤拳、咏春拳等著名拳种。随着内战爆发，陈亦人、叶问、张礼泉、林耀桂、刘法孟、杨振铭等诸多南北各派武术名家更是于1940年代定居香港，使香港武术界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3）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武术的全盛时期。1949年大陆解放以后，因特殊的政治地缘关系而成为“孤岛”的香港，却成为诸多传统文化的避风港。加之得益于解放初期大量武术人才移民的到来，促使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武术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期，各种流行文化如新派武侠小说与功夫电影也逐渐兴起，对香港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曾几何时，“邵氏”的武侠电影，与金庸等人的武侠文学成为华语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体现中国武文化最主要的文化载体。尽管这一文学化与影视化发展的大势对后来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前的香港武术几乎就是中国武术在全球的代名词，由此也促成了以“功夫”一词为代表的港式武术语境的形成。 　　4）20世纪90年代至今：香港武术的低迷时期。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武术的发展态势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连串恶性事件的爆发，包括长州天后诞发生的大型械斗、武术团体涉黑等，导致官方开始严控武馆注册，且严控民间兵器收藏；而民间国术擂台赛所造成的伤亡事件，以及自由搏击、泰拳等的传入与流行，更促使香港武术发展放缓。加之，民间武术传播所常见的一些弊病，如神秘主义的泛滥、旧式师徒关系下的家长制管理模式、与社会下层群体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亦大量死灰复燃，导致香港社会对武术逐渐丧失兴趣、武术日渐孤立、逐趋空洞。而与大陆相似，部分拳种流派面临青黄不接，传承断续等生存问题。尽管近十余年来，香港民间武术活动仍旧活跃，但就其社会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而言，已大不如前。诸多传统权威武术社团，如香港精武体育会、国术龙狮总会等大都冷置于旁，甚至连会址的日常活动都日渐稀少，新增武术出版物的数量亦直线下降。这一点同样可以从香港武侠电影自身的衰弱中窥得端倪。因此，近30年的香港武术实际上一直都处于相对低靡，停滞不前的状态。 　　2 香港武术发展的特点及其内在动因 　　2.1 香港武术发展的3个特点 　　第一，香港传统武术流派的存留状况良好。 　　时至今日，香港武术仍保留大量传统的武术训练方式和传承模式。如前所述，香港武术涵盖了源于广东珠三角、潮汕、福建、客家、北方的各路武术门派，有些传统武术在大陆甚至已经难觅踪迹。同时，香港因其特殊的身份，从而躲过了解放以后长时间的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且一直与台湾、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加之，许多非常有代表性的武术流派传人也大都久居香港，例如，林家洪拳林镇辉、永春白鹤拳李刚、周家螳螂李天来、蔡莫派刘标等。因此，许多拳种的文化完整度甚至要普遍好于许多保存于大陆的拳种。其中，以闽粤拳种最为典型。 　　第二，香港武术的社团化发展水平较高。 　　受港英时代西方社会管理制度的长久影响，以及西方体育社团在香港发展的示范效应，自20世纪20年代起，大量具有现代西方特征的武术社团，如精武体育会、南华体育会等相继出现，并积极组织介入各种类型的民间表演与竞赛活动。其中以香港精武体育会最为典型。精武体育会创办于1910年，初由陈公哲、农劲荪等倡导，是近代中国建立最早的本土体育团体，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影响深远。香港精武会成立于1919年，1922年正式注册为“香港精武体育会”，活跃至今，致力于发展并推广中国传统武术，对香港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此外，南华体育会、南武体育会、香港中国国术总会（2006年改名为“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香港武术联会、中国香港传统武术总会、中华国术总会、中华武学会等重要武术组织，都在香港武术发展的各个阶段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香港武术发展本土化水平高，极具香港文化的创新与多元特色。 　　20世纪上半叶后期，随着抗战与内战的爆发致使大量移民南迁，使得香港一时之间成为各路武术人员密集汇聚与交流之地。动乱的时代格局与艰难的生计需求，一方面促使民族主义勃兴，造成武术文化的大热；另一方面，有限的社会空间，促使香港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强与浓缩。不同武术流派间原本森严壁垒被大大弱化，武术在香港形成前所未有的融合交流之势，形成许多极具香港特色的武术流派。这些新型的拳种与门派大都是在原有武术拳种基础之上兼容并蓄而成，往往由若干不同的拳术合并重组而来。其中很多虽仍旧保留部分旧有拳套名称，但套路的整体结构，乃至发劲的特点等都已发生巨变，甚至完全无法觅得其与原本相貌的关联，如“北少林地?八卦门”、“大圣劈挂门”等均为此类[9]。
　　2.2 香港武术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 　　1）香港武术文化的“边缘化”与“向心化”。 　　通过对香港武术发展的考察与对香港武术文化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香港武术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香港武术文化一直以来处于“边缘化”与“向心化”的二重作用力之中，同时又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不断交互影响中。 　　所谓“边缘化”，就是香港长时间以来殖民地特质，使其文化相对于中国或者英国文化的独立叙事而言，往往不处于舆论探讨的核心领域。因此容易被边缘化，导致香港文化价值的模糊。特别是其“孤岛”或“浮城”般的心理暗示，使部分香港文化的发展，经常无意识地处于不断调整与寻觅自我认同的过程之中。而“向心化”，则指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本土文化的巨大引力。毋庸置疑，香港文化是中华文化流变中的缩影，留有深刻的中华文化烙印。自开埠以来，香港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而其民主的社会制度，使许多香港本地小区与人群得以固守母体的文化传统。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存留之地。 　　一方面，香港传统文化空间并未受到20世纪中后期大陆诸多政治事件影响，因此，在文化格局上仍旧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完整的传承关系。文化生态，特别是民间民俗文化，如民间节庆活动及民间民众活动仍旧延续着其自身的有机发展状态；在武术文化上，武术训练、传承模式等一直以其自然原生的方式延续。而另外一个方面，香港传统武术文化因其特殊的地缘因素，很早建立起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并积极采纳西方文化中有益自身的内容，特别在社团组织结构、师承与传播模式等方面，率先找到最利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社会结构，从而使旧传统在新时代获得延续，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武术文化。 　　2）香港武术文化的“衍生化”与“孤立化”。 　　香港武术文化，同时又一直处于“衍生化”与“孤立化”并存的状态之下。一方面，受中西文化交流与新旧文化更迭等诸多因素影响，香港所传存的部分武术门派、套路，均为香港所特有，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后期自创与改编而成。其中，以李小龙的截拳道最为典型。它既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也是新旧融合的结晶。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是典型的“传统再造”运动。另一方面，香港同样保存有部分尚处于原始状态的传统武术形式，这些内容如此之宝贵，甚至于在大陆也已难觅踪迹。其中，香港客家武术是最典型的例子。高度的融合性与原生态并存，是香港武术文化十分鲜明的特征。正是由于香港具备新旧文化、东西文化冲撞激烈而又并行不悖的特殊环境，才形成这种看似矛盾的格局。实际上，香港保留的原生态武术文化是香港武术进一步融合再造的基础，而武术的融合创新又为原生态武术注入更多活力。 　　武术作为一种“活态文化”，确有其考察研究的难点。首先，主流文化的广泛不关注，限制武术进入各种文化记录载体的途径。其次，武术文化的传播以“口传身授”为主，又极具民俗性，与之相关的众多文献类资料均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特质与个人化特质。加上过去近30年，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经历巨变，在高地价政策和商业挂帅影响下，旧式武馆难以经营。另外，日趋“竞技运动化”和竞赛导向的武术发展，去除传统武术的不少重要内涵。传统的武术传承只维持在民间，基本跟学院系统教育脱节，加之大量的武术资料散落在民间，亦没有人去系统收集。因此，重新整理、保育和发扬传统武术为当务之急，同时也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注释： 　　① 武术界对“永春”与“咏春”历史源流的认识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咏春拳与泉州永春拳同出一门，均源于早年方七娘始创的永春白鹤拳，因动荡社会背景与闽南地区口耳相传的误读，致使咏春拳无法正本清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咏春拳功法体系、拳理与白鹤拳完全不同，不能证明二者同源。但无论是“永春”还是“咏春”在香港均有流传。而目前传播状态最好的“咏春”应为广东地方拳种。 　　参考文献： 　　[1] 杨华照. 香港体育演进、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走向[D]. 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0：52. 　　[2] 卓文杰. 香港武术拳派与拳种调查报告（一）[R]. 香港中华国术总会，2012：7. 　　[3] 翁心诚. 咏春?叶问与梁挺[J]. 精武，）：17-19. 　　[4] 沈莉，侯丽红. 浅谈叶问对咏春拳发扬的影响[J].兰台世界，）：64-65. 　　[5] 廖迪生. 香港新界屏山邓氏稔湾祖墓搬迁事件文献汇编[G]//卢惠玲. 风水与文物，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6] 刘义章. 香港客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7] 《宝安文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嘉庆新安县志校注[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8] THEODORE H.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M]. Hong Kong：China Mail Office，. 　　[9] 马廉祯. 香港武术拳派与拳种调查报告（二）[R]. 香港中华国术总会，. 　　[10] 刘标. 南少林蔡莫拳[M]. 香港：合象出版，. 　　[11] 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岭南文化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2] 刘法孟. 刘法孟论鹰爪翻子功法[J]. 精武，）：35. 　　[13] 杨守中. 双人图解太极拳用法及变化[M]. 太原：万成印书局，. 　　[14] 董英杰. 太极拳释义[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5] 鲁言. 香港掌故（第11集）[M].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6] 龚国润. 香港回归梦[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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