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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 BY: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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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 BY: 韩毓海.epub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说清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大历史视角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此书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
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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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介绍新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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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可以明得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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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不错，不知道大小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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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法规的调查法国风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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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与大历史视角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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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分享，好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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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白银为什么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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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
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艾儒略《西方问答》（1637年）
明朝白银的主币化进程
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这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货币。这是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是由于历代政府都要面对这个矛盾，所以就必然时有海禁政策。（从这个角度去看，时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因为如此一来，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失的担忧就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这一切的，则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以换取美洲白银货币的时代潮流。——&一个新的“白银推动的世界”因之开始。
而这个“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的发展而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逐步结束了由商人巨富垄断和窖藏货币的局面，转向逐步依靠外国进口货币而刺激国内经济的时代。白银流入，大大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市场，但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事外贸经营的商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外国金融垄断者，他们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并开始逐渐代替中国上的大地主而垄断经济（在明代中期，他们已经能够逼迫主张打击海盗的朱纨自杀，充分显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随后的演化中，以引进白银和依赖外国资本为业的商人们，逐步发展成为垄断和支配中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说，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前身已经开始出现，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而由明隆庆元年（1567）时的白银大规模进口，直到鸦片战争（1840）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大约共计2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而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外国金融资产阶级，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我们至今的就是如此逐步发展过来的。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间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经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著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土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动，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这就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居正改革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从上继承下来的白银储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们手中，国库拥有并不多），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自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广、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非但相当分散，事实上国内的银矿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即中国可以算是银矿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明朝在对国内矿产资源进行开发时，更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当开采的白银量达不到预定的标准时，朝廷往往要求当地政府弥补这一差额，而地方政府往往则将差额转嫁分派到基层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开矿之苦。对于这一状况，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详细的记载：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离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
嘉靖隆庆时代著名的廉吏海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有见地的。他一方面认识到“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开采银矿可以“俭省吾民一二”，但是，他却更看到“官开必立官设衙门，取掘夫役，种种费用，十倍矿利”。&这就是说矿利入官，本来可以减少人民的赋役，而一旦设立衙门开矿，由于供养衙门和采矿劳役的原因，人民的负担反而十倍增加。
于是，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开采的严重高成本，这又使得政府的白银开采政策始终摇摆不定；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开矿劳民伤财、极不经济的核算下，当然——主要更是在货币需求的强烈刺激下，明朝将寻求白银的视野投向海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从防止货币流失转向白银货币引进。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来源的重要支撑时，中国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国经济从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5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九年，这一年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徐阶后官至首辅，而就在那个时候，徐发出了“开矿不如市舶”的呼吁，这代表了明朝货币政策的极大转向。
“海上白银之路”
明朝白银的海外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开采，并逐渐形成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白银贸易体系。前面说过，当1540年代葡萄牙人东来日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只能加入倭寇的海盗团伙，但是，当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时候，于是就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以中国丝绸换日本银，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而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最为有利可图，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当然都是中国的白银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开发的例证。
在随后的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日本白银开采的时间大约只有90年）。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其270余年间国内开采的白银总量。而在明代后期中国拥有的白银总额中，属于国内生产的比重更是甚小。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范曾经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而最为关键的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易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16世纪初，由于葡萄牙人垄断了绕过非洲到亚洲的东印度航线，迫使西班牙只能另辟它途，即向西越过大西洋，经过墨西哥西渡太平洋，再到亚洲。因此，16世纪的太平洋才被称为“西班牙海”。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以马鲁古以东17度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出于香料贸易和打开亚洲市场的动机，1564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宿务登陆，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同年6月，西班牙“圣·巴布洛”大帆船满载亚洲香料和货物，从宿务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1571年，西班牙又占领马尼拉，从此开通了阿卡普尔科－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而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阿卡普尔科—马尼拉航线延到福建。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使得美洲白银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迅速回应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并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国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1580年时，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四、五十艘，根据另一资料，1572年至1644年（明朝瓦解），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抵达马尼拉，从福建泉州月港远贩马尼拉的货物，主要就是生丝和丝织品。这些货物再从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这样，就形成了以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继，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福建－菲律宾马尼拉－西属墨西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而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主要是银元，据估计，年之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高达4亿比索，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中国。
大帆船航线既可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更可称“海上白银之路”。贸易对象、外贸线路的改变也逐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此之后，中国所理解的“世界”，逐步变成了那些向中国出口货币的国家，或者说，变成了那些有“资本”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家，——1567年之后，这样的国家当然就是拥有“新大陆”的西欧。于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而中国士大夫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发出疑问的资料，我们可以从明崇祯十年（1637）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相国蒋德璄校阅的《西方问答》一书中看到，该书以问答的方式，交换了中西之间诸多不同看法。其中核心就是关于白银的问题。
中方问艾儒略：“敝邦所用银钱，皆来自贵邦，不识何若是之多也？”
艾儒略则回答道：“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这段对话十分关键，因为它简要地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而欧洲的货币供给则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同时，他们也从传教士那里得知：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即艾儒略所谓“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而这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王朝的兴亡。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库里台”选举大汗的制度特别容易导致内部分裂外，蒙古纸币——交钞的崩溃，其实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内部均没有货币。蒙古人在朝贡互市所得银两，就在当地购买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余，则携回“铸佛或铸浮屠”。&而与元代一样，明朝也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但结果一开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前者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其理由无他，无非就是因为巨商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进口货币，而且，它还终于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
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就是指通过建立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外贸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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