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小街叫健康路
以凯瑞豪门大酒店为最北端的起点
但请不要被名字吓到，它只是承接婚宴&
小报亭的对过曾是纺织招待所&
他家的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外卖做的很地道&
可现在关门大吉了，换成了什么牛肉汤&
我耿耿于怀，所以从未去吃过&
&佳宝酸奶店开了好多好多年了
只要是吃多了妈妈就会去给我买袋酸奶喝&
从小到大，到如今，一直都是&
酸奶店的对过是Q笔堂文具店&
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可是只有不到五平方大&
上学时有好多想买的文具和乱七八糟&
但零花钱有限总是悲伤，现在都不写字了也没有资格再去&
再向南就是那家小门诊了&
高中嗓子疼或者感冒发烧，妈妈都会带我去他们家医&
但是他家有只狗，总觉得医生不应该养狗不严肃&
红房子现在不仅仅只有包子了，还增加了很多熟食&
好久没吃了，希望还是原来的味道&
不纯粹了，但祈祷可以精良&
对过是卖羊肉的地方，每次吃火锅都去他家买肉&
旁边是农夫炸鸡，如果没记错的话&
还有那个修车摊和坚果店，爱吃他家的瓜子&
坚持了好多年的面包房，传统的点心和不错的面包&
最好吃的是毛毛虫，每次路过妈妈都会问我要不要&
&妈妈爱吃他家的老婆饼，黑芝麻白糖馅的
再就是皮鞋定做店和香油磨坊&
记得小时候爸爸在他家定做过一双皮鞋&
可妈妈嫌贵还跟爸爸吵了一架&
磨坊家的玉米面儿熬得粥特别的香&
在大学里喝不到这种一粒儿一粒儿的&
是有一家趁着晚霞打烊的裁缝店吧&
妈妈爱买对过的千层饼和猪大肠&
炖豆腐炖粉皮还有白菜&
吊炉烧饼小笼包小凉菜炸肉和五香火烧
海带大骨头，花卷大馒头
以前上小学每天早晨吃的馄饨也没有了
因为上学着急怕迟到那个阿姨总会给我个小盘
把馄饨舀出来吹吹凉
肉夹馍烤全羊，鸡蛋膏和大油条
这家小报亭的言情小说总是打折
我都是看看但从未买过
再就是路边的水果摊和蔬菜摊
帮妈妈买菜总来这儿
时常会有卖现做的黑芝麻糊的
我喜欢早上放好多糖喝一大碗
之前的北顺快餐换成了金龟馅饼
龙门和当代书店依旧还有
&小街两边的白墙上被不羁少年涂鸦
&有超大的五彩FUCK和DREAM
就写到这儿吧，过了马路就到家了&
你听，母校三中又响起了上课或者&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不管怎么说，这是不正常的，仅就法拉奇这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在中国目前所遭受的命运，已足以让我发出这样的感叹与疑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时代？究竟是一群什么品质的人？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 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如此一部在世界上引起极大争议和轰动的作品，公然在中国（21世纪的中国、信息化时代的中国和所谓改革开放的中国）不见其只言片语， 就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似的。我认为，对事物之最糟糕、最恶劣的一种态度莫过于冰冻、冷漠，对那些本应引起灵魂震撼、思情激荡的东西总是有意无意地予以悬搁、 淡出，甚至勾销。就像我们对奥丽亚娜的《愤怒与自豪》与其他更为重大的主题不予理睬的情形一样。
& 我认为，这不仅不正常，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耻辱。是中国垄权者们的耻辱，中国知识界、出版界、新闻界（假设真的有这三界的话）的耻辱。因为他们关心 权势、情牵物益的内在激情和饱满冲动远胜于对社稷民生、国家声誉和人间正道的最基本和最底线的思考。他们关心得更多的是职位的保升、虚名的续存和银子的进 项。这帮奥威尔式理想国、动物园的主人，“新时代”滥物岁月的暴发户、小财主，这帮常常以文化的名义但骨子里却深反、真反文化的所谓文人，大概只有上帝才 能知晓，苍天才能明鉴：他们实际上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实际上已经在严格地拒绝着什么？
&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是一种罪过。消弭真知灼见，混淆大是大非，否定善恶裁决。那是一种罪过，凡是人心中那种属魂、属灵、属思、属理、属情、属 神的东西都给予无情的挤压、缩窄、删减与剔除，而凡是人身上那种属肉、属物、属尘、属欲、属鬼的东西又任其毫无节制地铺张、纵容、强化与放大。难道这真的 是一个动物园？一个颠倒国？难道你们真的要倾其全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大无畏的“革命”胆识，非要把它弄成个世界之最的大冤案，弄成个供后世之人 引以为耻、引以为鉴的邪恶的巨型利维坦不成？看来，有太多的迹象和太猛的势头，那种太过强大的祛灵的集体无意识确实在往这个方向上奔。
& 我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在中国有太多的人在为“9&11”幸灾，有太多的人在为双子楼乐祸。有太多的人不明事物之真实本相，不知其来龙去脉、前因后 果。这些井底之蛙，夜郎国的寡民，这些信息屏蔽的受害者，资讯幻觉的牺牲品，这些银金灌骨实质是虚气充胸的空心人，他们总是在没有足够多参数的情况下就急 于去进行运算，而且是用一种错误的公式去运算。也许，只有老天知道，那运算的结果究竟是什么。
& 也许，对我们来说，最原初的问题还不是判断的失误、认识的偏差，而是太缺乏必要的常识和起码的参数。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了解得太少太少，根本谈不上对它的系 统性领悟和整体性把握。我们忽略的有效有值的信息太多太多，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排斥、消除那些我们应知、该知的东西，而同时却又在无数次重复那些我们根本就 没有必要去知道的东西。比如，那些劳民伤财、消精毁神的废话、碎语、谎言和诡辞。总的说来，我们该知道的东西太少，而不想知道的东西又被灌输得太多。显 然，我们被一种被老斯称之为“隔离罩”、“意识膜”的东西给屏蔽了。不消说，这肯定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相当于一种内热外冷、内香外臭、自言自语、自授 自予，经不起一种更大范围、更大尺度的检测，更遑论一种更高标准的验收。这种状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无能的手淫者、变态的自恋狂的情形。但我们知道，在这个 世界上，任何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它最终都是要不攻自破的，蒙混的期限说得最长，也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纪年。（当然，老天，这对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来 说，也是够长够长的了，可以说，长得要命！）
& 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忽略法拉奇，因为法拉奇的存在极富启示与象征的意义，也足以构成一种对中国男人们智力与道德勇气的挑战。我认为她是一个尺度，完全能够 甄别出一种人格心性的优劣和政治觉悟的高下。仅仅由于她与她作品（《男子汉》、《采访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印沙安拉》、《愤怒与自 豪》……）的存在，已足以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引发出无数个有益于我们的“为什么”。为什么她作为一个女性，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那么深的历史眼光？那么刚强 的性格和那么无畏的气魄？相比之下，我们那些所谓的作家、所谓的记者、所谓的文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又为什么那么低劣、卑鄙、猥琐、媚俗？相比之下，这些人 究竟干了些什么？又正在干些什么呢？我认为，法拉奇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必需，因为法拉奇式的人物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而且在自由的西方世界也实属罕见。所 以，我们不应该忽略法拉奇，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丰富，极富一种传奇色彩（8年的战地记者冒险生涯，采访过世界上众多显赫的人物，墨西哥城的英勇壮举，89 年后的愤怒训斥等），她取得的新闻成就是如此巨大。有人说她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人们用300年的时间也无法完成的新闻业绩。我们不应该忽略法拉奇，因 为仅仅她的存在就足以让世界上一切的暴君、怪人和屠夫们至少感到有某种内心的不安，感到不自在，是她给一切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带来了激励与安慰，带来 了希望与信心。我认为，她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出了记者和作家的范畴，而无疑具有一种诉诸人类平权、反对政治强暴的积极含义。依我看来，在为数不多的像她那 种类型的作家中，她是呼吁政治民主、社会平等最强烈、最热心的一位。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愤怒与自豪》，因为这是一部立场鲜明、热情洋溢的惊世之作。自发表 以来，《愤怒与自豪》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热烈的反响。有人为法拉奇思想之犀利、感情之真挚所折服，有人为她言论之激烈、个性之锋芒而咒骂。有人把法拉奇称为 “欧洲的良心”，有人把她称为应该被追杀的“意大利的拉什迪”。有人称《愤怒与自豪》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宝贵的书，有人称它是一种病态、垃圾和对伊 斯兰世界的挑衅。从以下的事实，我们可以了解到《愤怒与自豪》在国外受到重视的程度。今年9月29日，《愤怒与自豪》在意大利《晚邮报》首次刊登，在4小 时之内，该报就卖出了100多万份。可以说打破了新闻史上的最高记录。西方有媒体评论道：法拉奇复出后首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已成为欧洲新闻史上最具震撼力 的事件”。继意大利《晚邮报》之后，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愤怒与自豪》编辑成书出版，七个月内在意大利销售了100多万册。接着，该书的法文版、英文版分 别在法国和美国问世，均荣登“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目前，该书的日文版、韩文版、希伯来语版正在翻译之中。据说已有20多个国家的出版商购买了该书的版 权。但中国……
& 从明显的事实和种种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是一本炙手可热的书，但在中国它却是冷的，彻底的冷。我不知道这是我们有意的回避，还是不经意的忽略。反正，这 样一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书公然在中国没有任何动静，这是极不正常的。尤其在知识界，不见任何反应，真是不可思议。
&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初，我的朋友胥弋就给了我一个《愤怒与自豪》的英文文本。当时看了一下，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最近，余世存先生又给我推荐了此文，并寄来 了一篇韩三洲先生写的评论文章。这一下子就触发了我翻译《愤怒与自豪》的热情。从去年12月12日到12月19日，我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译完了这篇先登 在意大利《晚邮报》上的长达3万字的同名文章。另外还译出了一篇法拉奇去年4月份写的名为“论反犹主义”的文章。正当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捧献给读者时，我 那位从未谋过面的旅居美国的朋友，许若明先生发来E-mail，告知该书已在美国出了英文版。我请他为我代购一本寄回中国。结果，我很快就得到了该书。这 儿呈现给读者的《愤怒与自豪》，是我根据在美国出的英文版本翻译的。在此，应该感谢胥弋、余世存、许若明先生，要不是他们的热情推荐和寄书，我想我不会这 么快就译出《愤怒与自豪》。
& 最后，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应该感谢意大利，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法拉奇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攻击”了意大利，说了许多关于意大利人的“坏话”，但我们还是要感 谢意大利，因为正是意大利产生了法拉奇，是意大利让我们拥有了一位像法拉奇这样的人物。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这个国家在法拉奇这儿得到了某种证明。
& 胡梦雄是个典型的“书虫”，他酷爱读书，但他在唐坪山守农场接受改造期间，看书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回学校借点马、列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书籍来 源。于是，我就主动承担起了帮他借书的任务。在他托我借的书里面，我记得有：《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孙中山选集》、《梁启超文钞》、《胡适评 传》、《蒋介石文稿》、《西方哲学史》、《茨威格小说选》等。这些书在当时非常不好借，但我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寻找，正是为了借这些书，我才去了几次被 我当时所不齿的乐山图书馆（借书手续极其麻烦，工作人员态度极其恶劣，因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鄙视官方的一切，甚至包括所谓的图书馆、文化馆）。记得只有 《贞观政要》没有借到外，其余都如愿以偿。当然，这些书我是悄悄为他借的，他也只能悄悄地读，在夜深人静、煤油灯下偷偷地读，因为在那个年代，即使“正常 人”读这些东西也是犯忌的，更不要说“坏人”，那简直就是犯罪。
& 人就是这个样子，愈读书、愈思考，他就愈有觉悟、愈有思想，愈有觉悟、愈有思想，他就愈想书写、愈想表达。胡梦雄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他在阅读和思考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难免有时就会情不自禁，浮想联翩。尽管他平时也很清楚，只能想，不能写，更不能留下字证，让人抓住把柄，但他有时控制不住自 己，只要情绪一激动起来，思想一旦喷涌奔流，他就会把平时的这些戒律丢在盅锅里头。他经常书写到深夜，甚至天明，写哲学心得，写政治批判。他曾经告诉我， 有那么几次，他写得非常投入，完全忘记了时间，等抬头来才发觉天亮了，心想一会儿学生就要上山来劳动了，要是被他们发现那还了得。于是他惊慌失措，一种巨 大的恐惧感突然就会把他攫住，他带着一种犯罪感随即把写下的文稿藏在枕头下的谷草里面，赶紧把桌子上的其他东西收拾整齐。然后就去喂猪，猪没有喂到一半， 他又开始紧张起来，总觉得心里头搁着一件什么大事。结果，还是为那些稿子放不下心。接着，他又返回住处，把那些稿子翻出来点火烧了。这种烧稿子的事时有发 生，他对我说，令他最痛苦的还不是烧稿子，而是烧了稿子以后那种心里的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因为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强迫症和恍忽症，经常是烧了稿子，但他 下意识里又总觉得没有烧，不管做什么，心里都老挂着这件事，结果总是把人弄得神经兮兮，疲惫不堪。有好几回，他实际上已经把稿子烧了，但事后又记不起来究 竟烧没有烧，心头码不实在，所以接着下来好几天，他都在翻箱倒柜，掀谷草、倒抽屉到处狂找那实际上已经并不存在的草稿。这种神经质地找稿子的事是他感到最 痛苦的经历之一。当时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太可惜了！要是这些稿子没有被烧掉，要是它们能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那多好，说不定以后还能汇集成册， 编成一本很有参考和学术价值的名为《唐坪山沉思录》的好书。听了胡梦雄烧文稿的故事，我一方面为那些文稿深感惋惜，因为那毕竟是思想的产品，精神的创造， 在这些文稿中不知投入了胡梦雄多少巨大的精力，耗费了他多少生命的心血。另一方面由此联想到这个社会对思想进行阉割的残酷事实。你想想看，像胡梦雄这样的 人，我们连求都求不来，请都请不到，那是造物的精品，既聪明又谦卑，既博学又善良，无疑是有益于社稷与民生的人杰，照理说，我们应加以保护、爱护、支持才 是，但我们偏不，硬要想方设法镇压之、铲除之而心安，而后快。最后不幸弄成这样一种结局，不仅社会认为他的书写是一种犯罪，而且连他本人有时候也认为这是 一种罪行。从这件事，我就开始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反思想和反异质的，因为它最大的诉求就是保住某种东西、维护某种东西，它惟一想干的事情就 是守摊。既然是这样，它需要的肯定就是某种既定东西、某种不变东西的执行者、贯彻者和跟随者，而不是破坏某种东西、改变某种东西的创造者、革新者和异议 者。如果这个摊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地这么守下来，一直沿用“守摊规则”所必须要遵循的淘优原理，你想想看，这种守摊的机制究竟能够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 果？那不是血脉斩断，精魂消除，美善蒸发，优良灭绝吗？胡梦雄的焚稿事件只不过是这种斩、消、蒸、灭的一个案例，一个活证，是这种守摊事业的九牛一毛，沧 海一粟。
& 胡梦雄被发配上山后，一个人住在农场的毛草棚里，备感孤独，再加上经常还要受到那些上山来劳动的学生的刁难和侮辱，受到当地无知农民的欺负，所以就更强化 了他对生活的那种绝望感。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被毁掉了，自己作为一个被社会镇压的个体早已失去了任何可以和世界通融的语言，在他和世界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 令人恐惧的断绝。他感觉这种痛苦的日子生不如死，死胜于生。于是，在他心里面自然慢慢就开始萌发了自杀的念头。他对我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确对死亡充 满了一种强烈的渴盼与向往，死成了某种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东西，那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因为生命的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残酷的 煎熬和巨大的折磨，是一种让他无法忍受、无法承受的苦难。
& 有一天，他到苏稽去为农场买东西（这样的差事只是偶尔有之，而且事先要跟学校有关领导请示，批准后多半都会派人跟随），这次是他一个人去的，等办完了该办 的事，他就在场上南转北窜，东瞅西看，一直在心急火燎地寻找某种东西，心头叮咚叮咚，神色非常慌张，他老是担心有人在跟踪，在监视，他怕别人看出他的心 思，识破他的动机。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是毒鼠强、耗子药。那天天气很热，太阳晒得金光光，他转得口干舌燥，额头上的汗水大股大股地往外冒。寻了半天，好不 容易，他终于在一条僻静小街的路边上发现了这东西，有一个农民在地上铺了一张白纸，白纸上乱七八糟放了一些毒鼠药。当他一看见药时，心头“咯噔”一下响起 了一声“幸福”的奏鸣，胸腔里顿时涌起一阵兴奋的躁动，“刷”，内心突然被一束温暖的光穿透。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喉头由于激动而哽塞，强烈地痉挛，不停地 颤动，仿佛顷刻间在心底升起了一轮红通通的太阳，他瞥见了得救的希望。他迅速用眼睛瞟了一下四周，好像没有他认识的人。然后，一个箭步蹿到地摊前，蹲在地 上，小声问卖药的人：多少钱一包？对方说：一毛。他二话没说，递上两毛钱买了两包。在抓药包的同时，他又慌慌张张地看了一下附近，确实弄清楚了没有人在盯 梢他时，他才把那两包药装进了兜里。
&他说他把那两包药以最快的速度装进兜里时，那感觉就好 像装的不是毒药，而揣怀的是一种希望，一种许诺，是一种由于得救的突然降临油然而生的强烈的幸福。这幸福让他眩晕，心头一阵一阵的温暖潮起潮涌，他有一种 飘飘然，醉熏熏的感觉，就像吃了“定心丸”，他觉得他的生命从来就没有这样塌实、饱满、充胀过。一旦把那“救命”的药买到了手，他说他一下子就好像来到了 天堂的大门口，并且仿佛看见了从另一个世界投射过来的那道强光，他期盼着这光能够把他的生命化成无数细小的碎片，无痕地融进一种存在的虚无。
& 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尽快到达唐坪山，到达农场，到达他那个白昼难度、夜晚难熬的小屋。他把那“救命”的药包紧紧揣在怀里，几乎是以小跑的动作直奔 唐坪山而去。一路上，他的意识由于兴奋、焦急、紧迫，由于热切的憧憬和强烈的渴盼而变得有些恍惚与迷糊。其他的东西，他就再也记不得了，只感觉世界在那一 刻已经彻底变形，周围一切的一切——昔日他熟悉的那些景物全然以一种不同平常的方式向他呈现。他只记得四周的山峦、田野、道路、坡坎、沟渠、一切有生命的 动植物：池塘里的小鸭、草地里的耕牛、水边的芦苇、屋旁的竹林，它们都是以一种无声电影梦幻蒙太奇的方式来剪接、切换的。他觉得一路上小跑的那种感觉真是 奇怪极了：山后面的晚霞燃烧得异常刺目耀眼，田畴在快速地旋转，沟水仿佛在倒流，电杆上的电线好像受到强烈的拨弄在颤抖不已，山峰倾斜的角度完全改变了，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来回颠簸，地面上的一切仿佛发生了地震一般在缓缓地摇摆、晃动。一切都再难以辨认清楚，他几乎是一口气连走带跑地回到了农场。到农场 时，天已渐黑，他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淋，疲惫不堪。
& 他进到小屋，摸黑把桌上的那盏马灯点燃，迅速把门一闩，急不可耐地为自己倒了一杯水，一屁股坐在旧藤椅上。然后慌忙从怀里掏出那两包鼠药，用手撕开一个口 子，把白色的药粉倒进杯子里。也许当时开水太烫，不能马上往嘴里送，他就顺便把纸袋后面的说明书往马灯前一凑，借助微弱的马灯灯光读了起来。他两只手颤颤 巍巍地握着纸袋，如果此时我们借助电影的特写镜头，定会发现这是一双青筋鼓暴、瘦骨伶仃、苍老疲惫的手，是一双充满了苦难、哀怨、屈辱和无奈的手。蓦然， 一行印得非常小但却十分显眼的文字映入了他的眼睑：本品只对蟑螂、老鼠有效，对人畜无害。他一读到这段文字，脑袋中“轰”地一下，头都大了，顷刻间就像一 只放了气的气球，一下子就瘫倒在破藤椅上。此刻的他沮丧、绝望到了极点，闷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似乎时间凝固了，宇宙终极了一般。他想骂一句话，但没有 骂出来：妈哟，怎么会这样？随即长叹了一声：“唉——！”
& 过了好一阵子，他突然站起来，或者说从藤椅上蹦起来，把双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握在胸前不停地摇晃——好似有所彻底的醒悟——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能死， 绝不能死，更不能用自己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应该好好活着，从现在起，我应该更好地活着，应该珍惜自己，善待生命。自杀是可耻而怯弱的，即使再痛苦， 再绝望，这也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让人去自杀的理由。因为戏还没有完，幕还没有谢，我应该珍惜生活，至少应该忍着性子，耐心地等待着——去看这部“伟大”的闹 剧、“喜剧”如何收场。难道仅凭这一点，还不构成一个人可以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吗？
& 通过这次耗子药事件，他仿佛跨过了一道鬼门关，越过了一条生死线，就仿佛他已经死了一次又重新活了过来，获得了一种出死入生的顿悟和新生。从此他对死似乎 有一种崭新的认识，对生也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认为他已经死过一次了，所以，当他重新面对世界时，他觉得他好像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恐惧，他自信有 了新的理由和力量继续活下去。当时，我真为他高兴，我相信他能够做到，因为我记得他给我讲起那段关于要好好生活下去的话时，他瘦削的身体里好像一下子灌满 了精神，两眼活灵灵地直放光，面颊泛起了一股少有的红晕。他说得是那么坚决和自信，那场境至今都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 胡梦雄是有恩于我的，可以说正是他苦口婆心、严肃坚定的劝说才使我得到了一次“挽救”，避免了重蹈张松柏的覆辙[1]， 让我那时生活中十之八九要发生的悲剧得以化险为夷。关于这一点，我对他永远充满了感激。1976年四月上旬，北京天安门爆发了学生、工人、市民自发的悼念 周恩来的活动，人们拥至广场向总理的遗像送花圈，念悼词，朗诵诗歌，发表讲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集会场面。与此同时，人们借助悼念周恩来之际，声讨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抨击专制暴政，呼吁社会民主。按理说，这是一个社会压抑已久、积淀太深势必要发生的一次非常正常的举动，等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 在它的病危期在其心脏部位（首都）爆发的一次痉挛式阵痛和病理性发作。这种阵痛和发作，完全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本身得的就是心脏病，到了心脏 病晚期，到了它的病理极限，出现一两次剧烈的阵痛与痉挛，那实在是再正常，再简单不过，但当权者不那么看，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背景的反革 命暴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国家宣传机器，控制所有的新闻媒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强行把北京市民的正常行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明那一切 都是在广场上明着干的，广场明明无疑是世界上是最公开的地方，何来阴谋之有？）
& 在“四人帮”出动公安干警、数千名首钢武装民兵镇压了广场上悼念活动的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公社中心校开会，全公社老师集中在那里听中央的重要广播。我记得 在学校礼堂站着听邢质斌式（可能就是邢质斌本人）的播音：“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时，看见旁边有许多人兴高彩烈，做欢呼状的 样子，我肺都要气炸了，心想这是什么世道啊！进步的成了反动的，反动的成了革命的，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当时可能年轻气盛，看到这样的事情，心头实在 感到愤愤不平。一连下来好几天，人都闷着，咽不下那口气，即使是春光明媚，也感到空气带毒，四周灌铅，呼吸困难，令人窒息。
& 于是，我想干一件事，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人是应该有所反应，有所作为的，否则于心不忍，寝食难安。我想干一 件让全体乐山人民震惊的事：在乐山当时的最高建筑——四层楼的嘉定旅馆顶上吊一幅巨大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是：“那些镇压人的人才是真正的暴徒！”这无疑是 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大制作”。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决定一个人干，绝不约任何人参与。因为在读高一时我就听住在街对面的肖炳元说过：两人干的事情， 被发现的概率是50%；三人是33%；四人是25%；而一人，有可能是0～5%。他说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至少我当时有点信以为真。所以，我就决定让 自己来完成这一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为了实施计划，我在上课的间歇，在晚上煤油灯做伴的灯光下，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缜密的构思，反复分析，反复推敲，制 定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当然只在纸上演练肯定不行，所以为了使这次行动干得漂亮，干得绝妙，神不知，鬼不觉，万无一失，我还专门去过两次嘉定旅馆“踩点”， 确定行动的进出路径，“作案”的准确程序和精确时间。我的具体想法是这样的：选择某一个周末的晚上，带上一个书包（里面装上准备好的东西，用绳子串在一起 的标语），等天黑后，一个人悄悄骑车回乐山。大约晚上10至11点潜入旅馆，趁人不备，通过顶楼到顶棚墙上的铁梯爬上最上层，在上面呆上它几个小时。到凌 晨3点左右，把标语的绳头固定在事先准备好的砖块上，然后从上面慢慢把标语往下放。事毕，悄悄摸下一楼，从大楼西侧开水房的铁门翻出去遛之大吉。然后再连 夜骑车返回唐坪山。我反复在心里预演过这一过程，直到认为接近“完美”，才开始悄悄书写标语。我记得写标语的纸是从乐山家里（以前的陈货）带到唐坪山的， 毛笔和墨用的是学校现成的。写字时我用的是左手，并且自认为杜撰了一种与我的风格大相径庭的笔迹。
& 在一切都准备妥当，只等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一个星期五），我又去了胡梦雄那里。这次去并不想告诉他关于嘉定旅馆的事，因为我事先告诫过自己：标语行动要做 到绝对保密，任何人也不说。但去了，话题难免就要涉及到天安门的“四&S226;六”事件，谈到愤怒、高潮处，我一激动起来，就顺便把第二天晚上 的行动计划给胡梦雄讲了。胡梦雄一听完，立即从坐的床上跳起来（一般我们夜谈的时候，他坐床，我坐那把老藤椅），表情很激动，也很严肃，右手使劲往桌子上 一拍，然后用食指直勾勾地指着我：毛喻原，这事你听我一句，绝对不能干。因为我把你看成朋友，所以我觉得应对你负责。啥事都可以做，但这事绝对不能干，其 他事你可以不听我的，我不会在乎，但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劝告。
& 我没有预料到胡梦雄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反对是如此坚决，于是我对他说：没事，这次行动我计划得非常周密，我认为很有把握，不会有什么闪失。再加上我目前的 这种身份和现状（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学校校长之类），即使他们用普查法、排除法、群众提供线索法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我说我就是想搞一个恶作剧，去作 弄一下龟儿子“四人帮”的那些脚脚爪爪。我要把这事干得很漂亮，哼，他们想要找到我，那不是大海里捞根针，森林里找粒米么？休想！听我这么一说，胡梦雄再 次从床上站起来，来回在小屋里度方步，手不停地在空中左右摇摆，而且摆动的弧度很大，这显然是一个否定的姿态。一面摆手，一面对我说：你听我一句，绝对放 弃这次行动，甚至打消这个念头。看来你还是太年轻，对他们的能力估计不足，经验不够。你以为你万无一失，天衣无缝，你以为你做得鬼不知，人不觉，否！，这 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感觉，甚至干脆就是你的错觉。你以为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敢说，要是你真的做了，百分之八九十会被他们抓住，这又何必呢？况且这么做 意义不大，除了泄泄你的愤懑，你以为你能唤醒民众吗？这民众看来是唤不醒的了，你最好不要心存幻想。再说了，我们活得好好的，干吗要把我们的手主动伸出去 让别人铐起来呢？我们真的有这么愚蠢吗？为了泄泄愤懑，我们就把自己交出去，自投别人的罗网，这样的事千万千万干不得。好好活着吧，我们要善待自己，要善 待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戏还没有收场，幕还没有落下，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有得看。毛喻原，一定不要干这件事情，听我一句，一定！一定！
& 听胡梦雄这么一说，我心头犹豫了，仔细一想，他说的话确实言之在理。当时我很年轻，听了这番话，真有点振聋发聩的效果。认为还是他想得周到，考虑得全面，既然胡梦雄那么语重心长，那么情真意切，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这次自认为非常伟大的行动。
& 事后一想，幸好当时听了胡梦雄的劝告，否则，必然进去无疑，说不定会成为第二个张松柏、第二个杨小凯也未必。因为当时我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只是站在自己 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没有把事态的全局都纳入进来做通盘的考虑。你想想看，动作是那么大，程序是那么多，时间是那么长，要想不露点破绽，不留下蛛丝马迹，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潜入旅馆，爬上铁梯，放下那么大一幅标语（肯定有响动），翻越铁门（响动更大），长途驱车经过那么多地方（首先是从乐山到苏稽，然 后从苏稽到周山脚下，最后才是从红阳坝子上唐坪山，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些环节都是容易留下败笔的地方，而且这一切多半都是在夜深人静的下半夜进行，要想 不撞见人的概率几乎为零。今天回想起来，正是由于听了胡梦雄的劝告，我才得以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这一点，我要感谢胡梦雄。
& 1976年“红太阳”陨落不久，大概是十月初，我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农场的胡梦雄出事了。据说是和二队的老知青[2]“小 张儿”乱搞男女关系，通奸，抓了个现场。“小张儿”是我们旁边二队的女知青，比我大十岁左右。她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大家都只叫她的外号 “小张儿”。晓得有这么个人，但从来没有和她交往过。只知道她是水口镇的人，是64年第一批来唐坪山插队的老知青。看上去不咋个，人长得平平常常，略嫌 瘦，脸有点黑，梳一头短发，不开腔不出气的。生有一个儿子，丈夫在乐山二轻系统的皮革厂工作（印象中见过一两面，有点“社痞”味道，提劲打霸的意思）。后 来听一队的宋琼华讲（因为她当时也在唐坪山小学代棵），“捉奸”的经过是这样的：
& 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插脚医生张克邦向民兵连长梁灵容报案。梁灵容基本上是与我一起到唐坪山来插队的女知青，好像比我晚一月半月。苏稽人，毕业于乐山 红旗高中。我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红色青年”，这个外号几乎很快就在整个唐坪山喊出了名，因为她当时在农村的表现非常左，非常银金灌骨。关于她的革命事迹完 全可以用另一部长篇小说的体裁来另行书写。那天晚上，张克邦悄悄跑到梁灵容那里（梁住在二队，离唐坪山小学不远），用一种很严肃的表情，很神秘的口气对梁 灵容说：“不好了，出大事了！”把老梁（我们私下里也经常把梁灵容叫做老梁）弄得一愣一愣的，忙问：“啥子事哟？这么紧张。”张克邦赶紧说：“一队新桥中 学的农场现在有敌情，非常严重的敌情，我看见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偷偷溜进了胡梦雄的住地，多半是美蒋派来的特务或间谍，他们可能在秘密接头，说不定正在策 划什么反革命的阴谋。”梁灵容一听，惊呼：“真的吗？这事当真？”张克邦补充道：“千真万确，是我亲眼所见。不信？你们亲自去查就知道了。”张克科邦这龟 儿子说得这么剀切，这么肯定，老梁当即眉头一皱，手一挥，叫了一声底气十足的“好！”，对张克邦说；“我马上通知人到大队部（实际上就是我们学校）紧急集 合。”
& 随后，梁灵容迅速找到她们二队的几个基干民兵，吩咐他们分头行动，马上到各队通知各排（也是各生产队）的民兵排长，叫所有民兵带上枪、电筒、火把立刻到学 校操场集合，就说有紧急的军事任务。随便说一句，那年头，社会上的战争气氛是很浓的，一会儿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会儿美帝要包围，苏修要进 攻，弄的人心惶惶，空气紧张。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所以连当时的大队基干民兵都配有枪，可称得上是真资格荷枪实弹的武装部 队。
& 大约10点过（要知道那在当时的农村已是很晚了），各路人马已陆续在学校汇齐。我们大队总共有6个生产队，也就是说有6个民兵排。要把这6个排在短时间内 召集在一起也不是件易事。最后总算到齐了，据说还排成了6个方队，经过了报名、点数，排长报告、请战手续什么的。临出发前，梁灵容还站在队伍的前面讲了 话。大概是说：一队新桥中学的农场发现了重大敌情，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在那儿进行秘密的接头、联络活动，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抓住搞阴谋诡计的敌人，不获全 胜，绝不收兵。希望全体民兵积极奋战，完成这次光荣的军事任务。说完，便发出命令：从一排开始，以次前进，出发。
& 于是，浩浩荡荡，近八九十号持枪的民兵（全是男的）打着电筒，擎着火把以小跑的步伐迅速向农场挺进。大约半小时之后，民兵来到了农场所在的山坡上，把胡梦 雄的住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那阵仗真是有点吓人，如果此时进行一下时空置换，说不定你还以为这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进山围剿共产党。
& 把住地包围起来后，有几个民兵（主要是一队的）就首先冲进去猛敲胡梦雄的门。敲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门也没有马上打开。于是又继续敲，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 了。胡梦雄一脸惶恐，好似惊魂未定，神色不是一般的慌张，不消说，额上肯定有大股大股的冷汗，腿脚在不停地打抖。人们开初没有理会胡梦雄直接冲了进去，在 小屋里搜寻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才开始向胡梦雄问话：“据可靠情报，你这儿来了一个特务，人在哪儿？快说！有这事吗？”胡梦雄突然间看见一下子 闯进来那么多气势汹汹的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肯定走神，弄得目瞪口呆，站在一边发愣。听他们一问特务，他半晌才结结巴巴地答道：“特——务？没——没 ——没有，我——我——我这——儿——怎么——会有——特——特务呢？”他平时说话就结巴，到这个节骨眼上他就更抖不清楚了。民兵们不相信他说的话，叫他 在一旁规规矩矩地站着。
&这时从外面又进来了一批人，打着电筒，举着火把，人声 鼎沸，动作很大，开始对农场的所有房子进行搜查。什么猪圈啦，厕所啦，厨房啦，工具房啦，鸡棚、狗窝啦，堆放饲料的仓库啦，杂物间啦，凡是他们认为有可能 藏匿的地方，他们都反复找过两三遍，结果仍一无所获。他们把这一结果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发话，要求大家最后再彻底搜查一遍，如仍无结果，就撤退。听连长这 么一说，一队的雷进城（苏稽人，64年老知青）和另外两个人再一次冲进胡梦雄的小屋搜了起来，但结果仍无收获。这时站在一旁的胡梦胸就显得更紧张了，身体 不由自主地颤抖，像筛糠一般。房子里除胡梦雄外总共只有三个民兵，其他两个见没有什么结果就对雷进城说：“我们走吧，看来这儿确实没有什么特务。”说完， 他们都走到门边了，就在这时，雷进城和胡梦雄的眼睛碰在了一起，他从胡梦雄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超出平常紧张起码12倍的紧张，于是他临走前顺便弯腰用手电 筒往床下随手一照。谁都没有料到，这随便的一照，真的就照出了问题。
& 随着手电筒的光在黑洞洞的床底下一晃，雷进城立刻就感觉到一束明显的反光直射向他的眼睑。他看到床底下有一个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明晃晃的东西，在黑暗中显 得非常明亮，非常刺眼，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他把身体爬得更低，头伸得更近，用手电筒反复照那个圆形的发光体。没有费多少工夫，他确定那是一块手表。再 定睛一看，他发现床底最里面的角落蜷缩着一个人。这显然是一个惊人而重大的发现，他随即大吼了一声：“嘿！出来！”接着狂呼：“找到了，找到了，在这 里。”床下的人听他这么一吼，没有马上出来，仍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不由自主地猛抽搐了一下。刚出门的两个人闻声返回，然后三个民兵一起把那人活生生地 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在马灯、电筒、火把的照射下，他们一看，发觉不对，这哪里是他们要抓的特务啊，那不是二队的女知青“小张儿”吗？他们看清楚了，确实是 “小张儿”。
& 被揪出来的“小张儿”站在一旁低着头，一语不发，上身只穿了件汗衫，没有穿外套，下身只套了件春秋裤，没有穿外裤，披头散发，满脸尘灰，狼狈不堪到了极点，好像在那儿不停地抽搐，不停地哭泣。站在一旁的胡梦雄更是愣在那儿不能动弹。
& 雷进城等人迅速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了老梁，然后老梁他们立即把他俩抓了起来（可能没有捆绑）押往大队部，进行了连夜的分别审问。审问一直到凌晨4点才把 他们放回去。临走时还对他们说，审问暂时到此，以后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审问的结果是，双方承认发生了性行为，等于是默认了通奸。结果，一次所谓的抓特务 军事行动就以这种出人意料的闹剧般的捉奸活动草草收场。
&这事迅速在唐坪山闹开了，这可算得上是整个唐坪山，乃至全公社的头号新闻。在当时，像通奸这样的事情是会受到处分的，如果发生在像胡梦雄这样的人身上，情况可能就更严重。
& 事后，别人对我说，我才知道所谓抓特务一事的来由，那纯粹是龟儿子张克邦使的坏。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张克邦和“小张儿”有一腿，应该算是一对没有公开的情 人。但有一段时间，张克邦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感觉“小张儿”对他有点冷淡，对他爱理不理的。甚至有几次约“小张儿”见面，她都以各种 理由推掉了。杨张克邦觉得很蹊跷，决定对“小张儿”进行跟踪。跟踪的结果，他发现“小张儿”晚上有时会悄悄到新桥中学农场去。于是，他明白了，“小张儿” 肯定另有新欢，缠上了胡梦雄，或者说他怀疑“小张儿”和胡梦雄可能有一种不正当的关系。这一发现，让张克邦醋意大发，心头很不是味道。他想伺机报复“小张 儿”。那天晚上，他发现“小张儿”又到胡梦雄那儿去了，结果才有了向老梁报案的那一幕。说句老实话，这唐坪山的“五&S226;四”青年竟能干出 如此下着的事，实在是他妈坏人一个。
& 后来，新桥中学和大队继续调查此事时，“小张儿”就反了供。也许是出于虚荣心，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许是恐于他那个霸道丈夫的体罚，在他丈夫面前有个交代， 她就开始编起故事来了，把自己说得清清白白，把全部责任推给了胡梦雄。她向大队领导反映，说她年轻无知（她奶奶的，30多岁的女人哪儿还说得上是年轻无知 嘛），经不起坏分子胡梦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物质引诱，说胡梦雄经常买些糖啊、酒啊、衣服啊来送她，还请她经常喝酒、吃饭。她和胡梦雄发生性关系不是出于 自愿，而是怯于他的淫威，是诱奸、骗奸的结果。尽管这一听就知道在胡说八道，（至少我就打死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如果说别人还不清楚的话，但我心里明白，胡 梦雄绝对做不出那样的事。什么诱奸、骗奸之类的说辞全是胡编，因为他绝不是那样的人。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小张儿”想占胡梦雄的便利，因为胡梦雄当时在一 队看守新桥中学的农场，农场有许多东西，什么包谷、红苕啦，什么蔬菜、烧柴啦，什么米糠、饲料啦，可以说多的是，而这些东西“小张儿”都想要。在当时的农 村它们都算得上是稀缺资源，作为生产队弱劳动力，又拖儿带女的“小张儿”自然就很垂青于它们。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看上了胡梦雄的钱。胡梦雄虽 说工资不高（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资一说），但至少每个月还有10多元的生活补贴。10 多元并不多，但从打成右派算起，这近20年的月数积累起来，想必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在加上胡梦雄不嗜烟酒，不爱添置衣服，这每月的10多元可以说就是干 的。所以和农村的一般农民相比，胡梦雄就可以称得上是“有钱”的人了。实际上大家都清楚，这“小张儿”之所以愿意和胡梦雄套近乎，就是冲着胡梦雄的钱财而 去的。至于胡梦雄呢，作为一个生理功能还算正常的男人，肯定需要女人，再加上又是一个打成右派近20年的鳏夫，长期孤家寡人一个，自然对女人就有一种更强 烈的渴求。只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使他平时很少有机会与女人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罢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小张儿”——毕竟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主动送 上门来，愿意和他保持接触，你想，这胡梦雄哪里能够经得起诱惑，凭什么可以招架得住呢？所以通奸的发生也在情理之中。在常人看来，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在我看来，这是两相情愿，各有所需。）但大队和学校的领导不这么看，他们的砝码是偏向“小张儿”的。这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小张儿”是女的，胡 梦雄是男的，因为“小张儿”小，胡梦雄大，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因为“小张儿”是革命群众，是社员，是知青，而且是女知青（当属被保护对象），而胡梦雄是右 派，是坏人，是被专政和被管制的对象。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快感高潮的政治氛围中，当一个“群众”和一个“坏人”对质，当一个“知青”与 一个“右派”冲突时，你说，那“坏人”、“右派”的一方会有好果子吃吗？除非是铁树开花，石头发芽。
& 前面说过，“小张儿”的丈夫是一个痞气十足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混混。当他听说这件事后，觉得很没有面子，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心想，你他妈右派分子 胡梦胸难道吃了豹子胆不成？竟敢奸污老子的老婆。于是，他从乐山城纠集了一批操变卦的兄弟伙，专门跑到唐坪山把胡梦胸狠揍了一顿，打得胡梦雄鼻青脸肿，腰 腿受伤。我在想，当那伙五大六粗凶猛的男人在毫无还手之力的胡梦雄身上拳脚相加，又是扇耳光，又是甩皮砣时，作为弱不禁风、满腹经纶的他内心要承受多大的 痛苦，多大的屈辱啊！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能出现让暴徒和秀才，让肌肉人与知识人窄路相逢、交手硬碰的几率。通过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要惩办、打击一 个异己分子，要清算、清除一个有思想和文化冲动的人，哪里用得着真正的刽子手亲自动刀动枪呢，因为社会早以酝酿、培育、豢养了大量的、潜在的打手和帮凶， 有很多现成的“义勇军”、“后备军”任随调用，只需一点点拨、一点暗示、一点筹措，甚至无需什么点拨、暗示、筹措，让他们去自残、自治就行了，哪里还用得 着他们自己动手呢？我知道，这个时代为了建成它的“动物国”，为了实现它的“物托邦”，它有一个“伟大”的口号和感召，那就是，时刻准备着：消灭一切“害 人虫”！只不过它要消灭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害人虫”，而是有益于民族福祉，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人精”。道理很简单，因为它只想要的是欲、口、腹，以及 脐带以下的“下三路”，而决意要去根除、扑灭和扼杀的却是思、宗、哲，以及胸部以上的“上三通”。
& 胡梦雄被打以后，有一天他对我说，叫我帮他找一个武功高强的老师，他想学武术。刚一听他这么说，我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一脸书生文气相的胡梦雄突然想起要学 武术来了？过后我一想，可能是挨打以后，他心里受挫太大，埋怨自己没有绝世武功，不能防身、自卫，不能用绝招在关键的时刻把对方置于惨地，于是想习习武， 一则强身健体，二来有效防卫。在我看来，这一切实际上对他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不过至少能给他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自以为能够管用的感觉。既然他提出来 了，我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帮他去找这方面的高手。但仔细一想，这事还真有点难办，因为在我的生活圈子中，我还不认识一个在这方面特别优秀的人。结果，东想西 想终于想到了一个我中学的同学，是我们一条街的。此人叫毛明康，我们家门，其父是解放前的一个道士，也习点武。他父亲在张公桥开的凉粉店闻名全乐山，人们 说起“毛凉粉”几乎是口水滴多，尤其是年轻的女娃儿。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这毛明康也喜欢武术，自然也就会整两动。毛明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不知是咋个 搞的，他龟儿天王老子都不怕，就是喜欢听我的吩咐。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即使我叫去杀人放火，他老兄也会顿都不打，毫不犹豫，而且会干得风风火火。
& 尽管他算不上什么武林高手，但让他去教教胡梦雄我想已足矣，只好就这么凑合了。于是，我把他请上了山，果真是二话没说，说走就走。我让他在唐坪山呆了两 天，白天让他在山上去乱逛，只有等天黑以后，我才能把他带到胡梦雄那里。传授武功的地方就在农场晒谷子的晒坝上，甚至有一天晚上还下着绵绵细雨，天色看上 去阴惨惨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仍能依稀看见两个左右交错的身影在夜色里晃动，听见他们在那坝子上整得乒乒乓乓，脚步声、击掌声频频爆出，不绝于 耳。武术短训班的课程倒是完成了，但研习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
& 就在习武之后不久，我得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说胡梦雄突然被学校抓起来了，并且被关在了新桥中学一间有专人看管的单人房子里。再仔细一打听，原来是 “小张儿”又向校方供出了胡梦雄的新罪状。据“小张儿”的检举揭发，胡梦雄在9月9号毛主席去世那天，从不喝酒的他专门去杨湾打了一斤白干，备了丰富的下 酒菜，晚上专门请她到农场去吃饭、喝酒以示庆贺。还说胡梦雄那天晚上是如何的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完全不能控制内心的激动，并且不断欢呼、感叹：那老杂种 终于死了，那狗日的终于见阎王去了！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另外还检举胡梦雄那天晚上说了许多反对共产党和咒骂社会主义的话。这么一搞，当然问题的性质 马上就变了，如果以前还属于一个“诱奸”的道德问题的话，那么，现在肯定已变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就说，从一种有伤风化的道德之罪顷刻间就变成了一 种可以致人死地的政治之罪。
& 关在单人房间里的胡梦雄天天“背书”、写检查、交代问题，接受审问，挨批斗。在那段时间，他也许回顾了他的一生，短暂的高峰，紧接着就是右派，女朋友之 死，没完没了的孤独、寂寞和伤害，无穷无尽的劳役、困苦和屈辱。当然，他更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情人”的背叛、恶意的中伤和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出卖。我 想，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再述他当时的那种沮丧、那种绝望。我想，他也许认为他这次是在劫难逃、死到临头了，他也许再也不可能去找到任何可以继续生活下 去的理由了，他自认为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绝路，抵达了尽头，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承受那来自存在的一切之重或一切之轻……
& 半个月过后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地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记得还是用锄头来翻土），突然一个农民向大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你们知道吗？昨晚一队的胡梦雄 自杀了！据说这家伙很反动，死后，人们在检查他的房间时，公然在纸灰里还发现了他没有烧完的反动文章，题目还是‘论中国的前途’什么的。”一听到这一消 息，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当时就蒙了，震惊得让我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就仿佛失去了知觉，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说胡梦雄的自杀已经足够让我吃惊的话，那 么，他自杀的方式就更是让我吃惊得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令我吃惊的是，他不是半年前才亲口对我说过，他不想死，他想好好活，他要好好善待自己，善待自己 的生命吗？他不是说戏还没有完？幕还没有谢吗？他不是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构成可以让一个去死的理由吗？（他说这话时的情境，我仍记忆犹新，并且历历在目，栩 栩如生。）怎么？怎么他就真的自杀了呢？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残酷、最惨烈、最血腥的一种方式。这怎么能够让人一时接受？想得明白呢？ 天啊，很难想象一个平时走路连蚂蚁都害怕踩死的人最终竟然会用那么一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杨湾中心校的刘校长还专门问过我，为什么在胡梦 雄住的地方发现了我的两本书？一本是《孙中山文集》，另一本是《胡适评传》，因为上面写得有我的名字。我告诉她，我不知道书是怎么跑到胡梦雄那里去的，可 能是别人转借到那儿去的吧。当然，这事此后就再也没有追究。正是她告诉了我胡梦雄自杀的具体经过：一天晚上下半夜，大概是凌晨四五点钟，趁人不注意，胡梦 雄悄悄溜进了学校食堂的厨房，找到白案上两把切馒头的大菜刀，两手各握一把，然后用力挥舞，左右开弓，一泄火地在自己的脖子上乱砍一通，极度疯狂而肆意， 直砍得整个颈项鲜血喷溅，肉屑横飞，筋皮开裂。胡梦雄死后倒在地上的场面，据说即使是那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有些于心不适，目不忍睹。
& 胡梦雄死后，学校立即通知了他在资阳的家人前来处理后事，但他的家人一个都没有来。最后是学校请了两个当地的农民，用张破烂的草席把他的尸体裹上，拉到乐山火葬场草草烧了。（完）
[1] 张松柏是我的远房小舅，在他16岁时因写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的反标被判刑8年。请参见本书“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故事”中有关的内容。——作者
[2] 所谓老知青是指1964年第一批下乡的那批知青，实际上当时“小张儿”的年龄并不算太大，大概30岁左右吧。老知青是对她们那批知青的习惯叫法。——作者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本可以不下乡，因为正值我母亲退休，我可以顶替她进五丝厂当工人。那年月，当工人（另外还有当兵）恐怕就是所有青年最高的理想了。我记得当时我确实羡慕过、幻想过，比如当个605厂、长征制药厂（这是乐山当时两个最牛掰的国营大厂）的工人，每天推着自行车出门上班，骑着车在乐西马路上狂奔，那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当工人的确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尤其是当605、长药的工人，简直类似于进天堂。在那时，一个人很难能够想出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
当 时我母亲的意思确实是要让我去顶替，甚至还亲口对我说起过此事。但我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大哥已下乡四年，下乡的地方又非常偏僻，非常贫困，在七区（被人们 称为屙屎不生蛆的地方）蔡金公社马踏大队，离乐山有七八十华里。再加上他老兄下乡后表现一直不好，调皮捣蛋，干坏事十处打锣九处在，给公社领导的印象恶 劣，所以每次招工推荐都没有他的戏。自然，他的脱农回城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我当时的做法自认为有点“见义勇为”的味道，所以，我对我母亲说，与其把我 顶进五丝厂，不如把大哥换进去。母亲看我这种态度，自然就改变了主意，最终让我大哥进了五丝厂。既然我大哥进了厂，看来，下乡就是我必然要去面对的一种命 运。
当时在下乡的问题上，社会在特权与不公方 面的表现已经非常明显。不好的单位或没有单位的子女往往被分配在很差的地方，而行政机关和文教卫的子女又多半被划定在五谷丰登的风水宝地。比如就拿乐山当 时的情况来说，五丝厂、嘉乐纸厂、碱厂的子女就被安排在土主、白马、童加、福乐、蔡金等贫穷边远山区，而政府机关（当然首先是县委、县府、公检法）、文教 卫生系统的子女则被安排在诸如城郊、双江、杨湾、九峰之类的丰产之地。因为分配方案是权力部门作出的，在权力无任何管束和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偏袒于权力的 嫡系者和关联者当是最自然不过之事。
当 时的我，虽然刚出学校，年纪轻轻，但自觉非常“理智”，也非常“聪明”。与我同年的应届毕业生有明显不同的是，我不但看到了这种下乡分配的不公，而且还想 方设法逃避这种不公。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属于五丝厂的子女，那就应该被分配在七区的蔡金公社。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要下乡，人家毛主席也说了“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祖国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既然要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我肯定就要到一个吃 有基本保障、住能马虎凑合的地方。七区蔡金显然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因为那儿全劳动力（农村的青壮年男子）每日的工分置换成人民币才几分钱，一年只能分几 十斤黄谷，除了全是红苕、包谷之类的杂粮，并且细粮和杂粮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够一年的基本定量。我认为，到这些地方连肚子都填不饱，还奢谈什么干一辈子革命 呢？那不是空了吹吗？更何况我知道，下乡并不是人们说的什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而是出于国家经济破产边缘的某种不得已。
所以，我决定，乡是要下的，但万万不能和其他丝厂子弟一样下到什么蔡金之类的鬼地方。我要独辟捷径，另谋去路，想方设法下到一个我能接受的地方。这地方至少分黄谷在300斤以上，最好还有些著名土特产，诸如灯笼海椒、嫩姜、大蒜之类。于是，我决定自行联系插队的去处。
通 过东打听、西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我舅舅的一个亲戚，此人叫帅海安（时任五区杨湾公社红星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他说他在葫芦坝认识一位朋友（大概也是任某 生产队队长之类），可以把我介绍到那儿去落户。为了能去葫芦坝，我还真的和帅海安一道从乐山步行到葫芦坝去过一趟。那次走的路线，今天回忆起来觉得真是有 点怪，不是走的青衣、苏稽这条线，而是先从肖坝过河，绕了一大圈，然后再过大渡河到苏稽，最后才到葫芦坝。葫芦坝在乐山到峨眉的公路旁边，具体地说是在苏 稽到峨眉的路上，苏稽过去不远。那可是个风水宝地。
我 一看见葫芦坝就喜欢上了那地方。当时正值四月菜花开，一年到头的乐山也许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让人激动、心跳。大地只有金黄和麦绿两色，面对这种黄绿相间的 大格子图案、大手笔布局，你没有办法不折服上帝他老人家的鬼斧神工。我经常会为这菜子花开感动得伤心落泪，由衷地悲叹：这自然的植物为什么会如此繁茂、葱 茏？而人世的景色却又是如此凋敝与凄凉，相形见绌？当这双极的反差同时向你呈现，你真是心不忍思，目不忍睹啊！
葫 芦坝紧靠乐峨公路，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小河在坝上撒开，形成了许多支流，一眼望去，水汪汪、明晃晃的一片，甚是润心养目。坝子很开阔，农舍、竹林点缀在菜 花中，远处是黛墨色的群山，群山上是蓝悠悠的天空，那真是一幅田园牧歌图，风光山水画。刚到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能在这儿安家落户，我——绝对心满意足。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因为找到那位熟人后，对方告知：此处名额已满，且公社早有规定，不再重新进人。
事 后，帅海安告诉我，这儿不行，干脆就到他们那儿去吧。他给我介绍了他们生产队的情况：黄谷每年三百七八十斤，粗粮是包谷、红薯、芋头，另外还有灯笼海椒、 子姜闻名遐迩。我说，行呀，既然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去呢？他说由于我分配的地方是蔡金，到他们那儿插户肯定有一定困难，要走关系。为了联系起来方便 些，干脆把我说成是他的亲侄儿，算是直系亲属插门上户，我当然同意。结果，没费什么劲，通过帅海安的关系，我就到了唐坪山。
唐坪山在苏稽的东面，离苏稽七八里地，离乐山不过30华里，这比蔡金的七八十里地近多了，回家也方便。它处在杨湾坝子红光、红阳大队的边上，从坝子上看去像一个台地，高出坝子数米、十来米，属于小山浅丘陵，再进去就是灯塔大队的深山老林了。
刚 到唐坪山，我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发现我们生产队旁边的那座山（当地人叫寨子山）和峨眉山的轮廓长相一模一样，几乎是通过峨眉山的模子倒出来的，是峨眉山 下的儿。听我这么一说，几乎所有的贫下中农都称口道是。从此，人们（至少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就把寨子山改叫成“小峨山”，以示与峨眉、二峨、三峨的区别。 当地人告诉我，58年 大战钢铁以前的“小峨山”，山顶是一片原始森林，有七棵需要两人才能环抱的大松树。人爬上松树顶端能一眼看见乐山城。这无疑增加了我对“小峨山”的无限遐 想。你不要说，这“小峨山”还真容易使人充满幻想，巍峨的山体，陡峭的岩壁，在当地的浅丘陵中无疑是鹤立鸡群，令人肃穆，叫人仰叹。它和周围所有的山都不 同，不仅身胚巨大，植被深厚，树林茂密，而且具有一种更显个性和张力的山脊轮廓，它的曲线具有一种令人一眼望去就不会忘记的突兀和挺拔的美感。尤其是春天 和冬天，阳光照射在山坡，晨雾缭绕在山顶，那多半会使人才思泉涌，想入非非。我就不止一次面对“小峨山”幻想过（一个人只身窝在寂静的山林就更容易滋生这 样的幻想）：春晨，在明媚的阳光下与某一位“冬妮娅”在林中漫步；夏夜，带着帐篷与“她”在山顶的松树下露营，品山风吹拂，听夜虫鸣叫，看流云星辰。或独 自一人带本书，带支箫，在“小峨山”的另一面山坡，或孤坐独阅，或夜伴箫声……试想看，那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惬意 ，何等的心醉神迷！
后 来，确实还发生了一件与“小峨山”有联系的事。这事可能会感动常人，但却令我不悦。一天下午，二队的一个女知青独自一人上了“小峨山”，在那儿忙碌了整整 一下午，用斧头砍松枝，用镰刀割蕨蒺，弄了一大捆柴火。然后等天黑，悄悄背下山，偷偷放在了我厨房外面的屋檐下。那是真资格的活雷锋举动，可惜她不是“冬 妮娅”，她是后面将要提到的“红色青年”、民兵连长，是对我的密友——胡梦雄犯下了罪孽的人。
刚 下乡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记得第一天到田坝里和农民一起出工（大概是用锄头翻土），工间休息时，本队的外迁户农民李朝青（此人块头很大，经常给人看风水，算 命，偶尔还外出跑跑江湖，算是唐坪山一带出了名的不守规矩的青年农民）可能想捉弄一下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知青，他建议我和他摔跤。我一看他那块头，那股 蛮劲，估计整不过他。但又不能不应战，否则有失面子。于是，我对他说，咱们先来个小动作，小预演，也叫热身赛，然后才正式开摔。我说的小动作就是“拉 手”，既两个人的右手握在一起，蹲马步，相距刚好两手相伸、能够相握的距离。然后用手用力推拉，两只脚原地不动。在拉手的过程中，如果谁的脚移动了，谁就 为输。我之所以提议“拉手”，因为“拉手”是我的绝对强项，到那时为止，甚至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所以我非常自信。听我这么一说，李朝 青同意了，随即在田坝里摆开了阵仗。他龟儿人高马大，浑身的蛮劲，我们马步一蹬，双手甫一相握就开始运气用力（我感觉得到，他使出了全身的劲），我屏住呼 吸，把气提起来，运到右臂，灌到手腕，与他对峙了三秒钟，然后突然猛一松手，顺便一拉、一带、一甩，只听“乓当”一声，他老兄一扑爬就摔到了十多米之外， 头朝地，长肢拉撒，嘴巴里含了一口的土。在场的农民全都看傻了。等他一拐一拐地爬起来，我问他还摔跤吗？他说不了，服了服了。从此，全生产队就再也没有人 敢和我摔跤，而且一个并不那么副实的神话——毛喻原有绝世武功——就自然在整个唐坪山传开了。你不要说，这一神话在以后我教书的过程中还真管用，任随我怎 样批评、冒火、打学生的屁股、抽学生的手心，他们总对我服服帖帖，毕恭毕敬。但同样的行为，要是落在别的老师身上却总会招致学生回家告状，然后家长来学校 找老师说聊斋。而我教书三年，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因为那些学生迷信：毛老师武功高强。
说起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刚下乡的一个多月，我对各种农活可以说情有独钟。那时候已经有一种要干一番“反……” 事业的雄心壮志了，有意想通过各种途径来磨练自己的体魄，锤炼自己的意志，自然，繁重的农活就成了最佳的磨锤方式之一。所以，我见什么农活都上，愈重，愈 累，愈要上。什么踩水车、挑粪、割麦子、栽秧子、薅秧子、打谷子、糊田坎、上公粮、挑化肥、买猪饲料等无一拉下，而且干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激情喷发。 我记得第一次到山坡下的沼泽田里踩水车，就和生产队的两个“二鼓锤”小伙儿帅希和与帅希俊进行比赛。比赛的结果是，我大获全胜。他们两个硬要说我以前踩过 水车，并且是踩车高手。我给他们说不明白，但我自己清楚，本人确是第一次踩。踩水车比赛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危险性。水车有一个高高的木架子，有点像田径比赛 里的高低杠。最高的那根横杠是用来扶手的，身体扑在上面，横杠齐胸高。下面一根横杠，中间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带很多水斗的大圆盘，两边各一个做成十字形的脚 踏板（所谓脚踏板实际上就是在四根转臂的顶端安了四个半圆形的面积约有9平 方公分大的木头），看上去有点像四个圆鼓鼓的小木锤。所谓比赛，就是看哪个踩得快，随着脚踏板的转动，你每一步都要踩准在每一个“小木锤”上，如果踩空 了，不仅输了，而且惨了，因为飞速旋转的小鼓锤会正正打在你的连儿杆上，轻则红肿，重则青包拱起，不说马上眼冒金花，至少也是钻心的痛。以后，我也偶尔失 手，这么痛过几回。
我 如此热爱劳动，实际上是想锻炼我的另一种革命意志，但人家不解，以为我这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误解愈益加深，被大队领导，甚 至公社领导当成了红色青年的先进典型。生活有时候就是有这么幽默，明明是一个“反动”分子，却被别人当成了革命的楷模。随着我爱劳动和爱读书的性格名声远 播，我后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唐坪山小学的校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民兵连副连长、优秀教师、先进知青。后来，帅书记想把我发展成全大队第一个知 青党员。有一次，他通知我到公社开会，第一次去，我还没有弄清楚开会的性质和用意。当第二次他又通知我去开会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这哪里是开会，分明是 在听党课嘛。咦！我马上想，未必然他们是想让我入党么？我心头惊悚：这党是不能入的。于是，我回大队找到帅书记问他：你不是叫我去开会吗？怎么是听党课 呢？帅书记回答我：是啊，不错，我们就是想把你发展成我们大队的第一个知青党员，我还想做你的介绍人呢，你看如何？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把嘴唇凑近帅书记 的耳朵，声音压低，语速放慢，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帅书记，我给你说句实话，这党课我以后就不去参加了。他一听，一脸诧异，眼睛瞪得老大，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我认为，入党有两种方式，一是心里面入党，二是组织上入党。在我看来，心里面入党才是最最重要的，只要心里面入了党，那组织上入不入也就无所 谓，组织上入党仅仅是一种形式，补办一种手续而已。帅书记，我给你说吧，实际上我已经入了党了，我是指在心理上早已入了党，我很早以前就一直在用共产党员 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激励自己，所以，这个组织上的程序我看就没有必要办了，以后，我也再用不着去听党课了。帅书记听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也不好再说什么。从此以后，帅书记就再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入党的事。
我 下乡时，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和印象深刻。一是看到了农民普遍的贫困和农村同样普遍的凋敝。这和我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的与从书上、报上读到的 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语言与现实的彻底背反性让我甫一接触到，真是难以接受。二是农民普遍的满口怪话，爱说脏话，更爱说黄话。几乎言必带色，话必沾淫，脱口 便出，张嘴就来，而且一秒钟就直抵死角，二秒钟就契入本质，要不，一竿子就戳到老祖先、老祖宗的脊梁骨。记得第一次在田头劳动，听见那些还没结婚的女孩子 讲坏话，口不遮，心不堵的，还真听得我脸红筋胀，怪不好意思。当她们频频说“狗日的”、“日钱”、“锤子”、“日倒你做什么什么”时，还真把我着实吓了一 大跳，觉得真不可思议，怎么女孩子们也这么说。等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怪话之于农村那种单调、压抑、乏味的生活就恰如味精之于一大锅没有一点油星的清汤。 那是他们情绪的狂欢节，感觉的调味品，思想的作料，精神的牙祭，是他们平衡生活的无形杠杆，是他们舒缓疲惫的解压手段。正是通过它，似乎生活才能得以正常 进行，也才能够勉强被人接受。如果谁想要剥夺农民的这一“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才是真正的残酷，不近人情。
我 下乡最初住在帅海安家，后来母亲下乡来与我同住，就搬到了帅仕林家的大房子里。帅仕林的父亲解放前可能是地主，难怪他们家的房子才会修得这么大气。下乡一 个多月，我就被大队书记帅希林叫到大队小学（也叫唐坪山小学）教书。那时候，教书之类的事情被人们叫做“挣革命工分”，是令所有知青倾慕不已的事情。因为 教书可以免除繁重的农活，除了工分照计不误外，每个月还有15块 钱的补贴。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人人都向往之，梦寐之。之所以帅书记要选中我，我想多半是他看了我的档案（全是些优秀三好学生、班长、学生会主席、团支部 书记、学习委员、连级大批判组长之类），另外我给他的印象是爱看书，爱看书在那时就是爱学习、求进步、争上进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意思。所 以，他把我当成了最佳人选。实际上，爱看书算啥子嘛，在别国可能只能算是个常规举动、家常便饭，但在我们这儿必然就会被人刮目相看，当成一种非常了不起的 品德。当然，之所以能够去教书，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唐坪山小学当时的校长易贵武患了晚期肠癌，已经无法上课，所以需要一名代课老师，于是我就被顶了上去。
这在当时算是够幸运的了，下乡不到两个月就干上了教书的差事，而且我母亲陪我下乡，与我住在一起，帮我做饭、洗衣、缝补、种自留地、上山拾柴火之类。说句实在话，若是与我之后的四年大学相比，下乡这三年（我是1975年元月下的乡，一直到1977年第一次高考离开）比四年大学更值得回忆，看的东西、学的东西、理解的东西更多，收获、进步更大。相较而言，总体来说，大学生活更像是一张没有着墨的宣纸，一片空白，不值一谈。
在 农村教书的日子是相对轻松而自由的，上午九点上课，下午三点放学，除此所有的时间（还包括星期天的休息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都是自己的，可以任意安排。 所以可以这么说，我的整个读书生涯都是在农村的三年奠基和形成的。我记得我在那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什么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什 么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哥德、海涅、尼采，什么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法朗士、罗曼&罗兰，什么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霍桑，什么《简&爱》、 《克利斯朵夫》、《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九三年》、《查拉图斯拉如此说》、《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等都是在那段时间进入我生活的。 在当时，我读书有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都要骑车进城到水井冲的王明生处借还书。每次去都是红卫兵书包满满的一书包，还一包，借一包。王 明生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比我大好几岁，算是我的老大哥。在读高中时我就认识他，记得他当时经常把我和郭新建约到新村广场上去聊天，给我们大谈文学和人 生理想，还有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回忆起来，这位老兄在我的一生中还真具有那么一点启蒙色彩。不管怎么说，我至少从他那儿借了不少好书来看。他家有令人羡 慕的几架子书，全是他当红卫兵看守一中图书馆时从图书馆搬回家的。所以，他家自然就成了我下乡时期经常出入的“图书馆”，而真正的乐山图书馆我倒真没有跨 进去两回。
尽管教书的工作与一般知青比起来是轻松的，但70 年 代的整个社会环境还是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仍然有一种空气中仿佛被灌了铅的感觉。尽管在村小教书，但只要仍置身于农村，人就难免会有一种身处困境的绝望 感。对社会的失望，对自身“前途”的担忧，这些都自然汇集成了一种苦闷与压抑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惟一可动用，可“施展”，可发挥的就是我的思想，我 的想象，我的精神，我的语言，我那个不断可以进行自由创造、自由重组的主观世界。所以在那段时间，除了应付简单的教学，我把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疯狂 的读书、更疯狂的思考，更更疯狂的写作之中。我记得，每天晚上我都会处于一种极度饥饿的状态，精神的饥饿，面对夜神、月神、雨神、风神，有时是雷神，我都 会在平板桌前，煤油灯下，忘情地、狼吞虎咽地做我阅读与疾书的“晚祷”：啃大部头，写思想的心得。王明生的水井冲愈跑愈勤，自己订的笔记本愈写愈多。那段 时间，平均一年下来，至少要写完二三百页的笔记本满满三大本。至今，那些笔记本仍存放在我苏稽老房子的旧书柜抽屉里，近30年再没有去翻过，恐怕早已蛀虫，或笔墨退色，字迹不清（因为当初是用圆珠笔写在上面的）。其中，有两本自己装订的16开200页的《读书笔记》已被高中同学钟素珍借去，至今未还，等于是代为“保管”，长期“没收”。自从我写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们。有时还真想重见一回，再看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
那 时，我的感觉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为人世的状况（社会和我的处境与前途）感到担忧，另一方面在广阔的天地里（经常走在田坎、山坡和台地上）为自然的美景感 动。当时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天空那么漂亮，而地下却这么难看？我冥冥中感觉到：天地不匹配，不仅不匹配，可能还在背反性运行。看着那些农民， 看着我们学校四面透风的破屋，看着那些幼儿在冬天穿上开裆裤，看着唐坪山的娃儿在腊月鼻子冻得通红，我心酸头痛。但一看见广阔的地平线，天空中的流莹，夕 照的晚霞，壮丽的日出，看见鸟的迁飞，鱼的游弋，水的波动，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兴奋与喜悦。语言和现实，人世和自然这两极巨大的反差像两股反向 的拉力时刻都在拉拽、撕扯着我，让我既激动又沮丧，既绝望又幸福。当然，沮丧是来自人世的现实，而激动则是来自自然的语言。为了化解我沉重的心思，我可以 聚精会神地看天，目不转睛地读云，可以心无旁骛地品水，如痴如醉地听风。甚至我可以午夜12点骤然披衣而起，在暴风雨的夜晚，孑然走向黑蒙蒙的旷野，蓄意伫立在“小峨山”的坡头，静静聆听惊雷如何在黑云中滚动，默默观赏闪电如何撕破长空。（这次经历，我在大学里还专门为它写了一首名为“暴风雨之夜”的诗。可惜此诗早已丢失，无影无踪。）
那 个时代，处于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都热切地希望能找到思想的同道者和革命的知心人，或至少能找到可以进行思想交流和理性谈话的对象，或者听众。由于自己的思 想自认已经跑得很远，再加上教书，和别的知青干得农活不一样，所以和一般知青就没有多少来往，更谈不上有很深的交流。这样久而久之，一人独处在农村就难免 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平时与我来往较多的恐怕就算是一队的回乡知青张克邦了。张克邦这家伙，我第一次看见他就不喜欢，给人一种酸溜溜，假兮兮的感觉。打头非 常做作，和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梳的是中偏长的分头，不知是喷了水还是搽了油，反正整天亮刷刷的。爱穿中式紧身衫，脖子上围根长围巾，多半时候会缠上一两 圈，一前一后拉耷下来，经常有头一偏，手一甩，围巾随之一飘的动作，走起路来屁股扭来扭去。我当时就认为他在装扮“五&四” 时期的革命青年，是在没有文化的唐坪山冒充文雅知识分子的形象。可惜的是，这一切和周围的气氛明显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点滑稽。张克邦说话有股丫妈儿调四 的味道，明显有一种双性人的嫌疑。我和他接触较多，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是大队的插脚医生，而他工作的医疗站就在我们学校小卖部的旁边，可以说天天都要见面。
我 刚开始对他确实不感冒，但他对我总是客客气气，甚至是毕恭毕敬，左一声毛老师，右一声毛老师，叫得调声妖妖，喊得我心头既发麻又了然。一会儿拿个英语单词 来请教你，一会儿提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来与你讨论，一副谦虚谨慎，好学上进的样子。张克邦的父亲张老头子，解放前可能读过点私塾，我见过一面，有点子之乎也 者的迂腐，也有点破落文人的穷酸。大概这张克邦想装点斯文也多半是出于他老爹的遗传。可惜的是，钢没有炼成火候，文没有连成气象，弄得来难免就有点一歪 儿。
尽 管张克邦有很多毛病，但他龟儿还是做了一件好事。与我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他可能觉得这位毛老师很有知识，也很有思想，并且人也还不错。有一天，他给我提到 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我在唐坪山与之秘密交往了近两年的胡梦雄。他对我说，他们一队有个胡梦雄，是新桥中学的右派，被发配到唐坪山负责看守学校的农 场，同时也在农场接受监督改造。新桥中学的农场就在张克邦他们那个队——红星一队通向红阳大队那条机耕路的山坡上。我回乐山经常要路过那里，不过，农场离 机耕路还有一段距离，人路过那里时，只能远远看见山坡上那几栋破房子。实际上说房子是不恰当的，就是两三间十分简陋的用黄泥巴夯的土墙茅屋，破破烂烂、歪 歪斜斜、可怜巴巴地趴在荒芜的山坡上。茅屋连带周围的景色，看上去给人一种无比萧瑟和凄凉的感觉。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个农场，还不如说是个典型的“牛 棚”。
那 天，张克邦还给我介绍了一些有关胡梦雄的情况。从那儿得知，胡梦雄是四川资阳人，出身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桥中学教书。当时在新桥中学是相当风 光，非常有名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是年轻才俊、风流倜傥。与肖明俊一起被并称为新桥中学的文理双星，肖是出了名的几何老师，人们叫他为“肖几何”，胡是遐迩 闻名的语文教师，人称“胡语文”。这两个人在57年 那场凶猛的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了右派。也许正因为他们都是学校难得的人才，所以学校在处理右派的去留问题时，才对他们网开一面。其他右派都无一例外地被退 回原籍（多半是农村）劳动改造，接受当地政府和革命群众的监督，而他们却得到了怜悯，被校方留了下来，算是“优惠”、“开恩”，安排在学校农场所在地—— 红星一队看守农场。
据 说，当年胡梦雄的语文教得特别好，不仅在新桥中学有名，而且在整个乐山城，甚至乐山地区都有很好的口碑。他的口才一流，上课从不拿讲稿，甚至不带课本，但 却照样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口齿伶俐，妙语连珠。他几乎是出口成章，而且是文思泉涌、灵感四射、辞藻绚丽、修饰完美的华章。即使是最不好学的学生，只要坐 进他的课堂，也会被他抑扬顿挫、精彩迭出的讲课弄得一愣一愣的，更不要说那些好学的学生了，肯定是听得凝神屏息，如痴如醉。即使在不看教材的情况下讲课， 他所教班的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叫人不得不佩服。胡梦雄的才学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限于语文、文学，而且在历史、地理、哲学、经济、伦理学诸领域都有较 深的涉足，可谓博才多学、融会贯通之典型。他之所以打成右派，后来我听他说，主要是由于他写了一篇与郭沫若进行商榷的关于《楚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 胡梦雄提出了两个与郭沫若不同（实际上是相对）的学术观点。文章投到了《光明日报》，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发表，反而还成了他被定为右派的主要罪证之一。也 许，挑战国家学术权威郭沫若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最根本的还在于当时学校划右派有名额规定，可能是划派任务完不成，就把胡梦雄给框进去了。文章恐怕是托词之 一，再加上他才华出众遭人嫉妒，平时可能出言不逊，没有特别注意对领导的尊重，所以，划成右派也是一种必然。从此，1957年的那场运动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张 克邦对我说，胡梦雄这人很有水平，我肯定能和他聊到一起。自从我听了张克邦的介绍后，我也对胡梦雄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在读高中时就接触过好几个右 派，总的印象，他们比一般人好，比一般人强，况且我以前接触的几个右派还不是什么学富斗车，融贯中西之辈，而这胡梦雄就不同了，他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很有 水平的右派。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就很想结识胡梦雄。可能在胡梦雄那儿，张克邦也在他面前吹捧过我，不外是大队小学里有个毛老师，很有两下子，人也不 错，不妨可以认识认识之类。也就是说，在我和胡梦雄还没有正式认识之前，张克邦就在两头已经做了大量渲染和铺垫的工作。
有 一天晚上，通过张克邦的引见，我悄悄到了新桥中学的农场。他住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叫寝室——但可以用破落、狼藉、凄凉、潮湿、阴暗、缩窄、无比简陋来 形容。反正，不像人居，更像“狗窝”，用“牛棚”来形用显然是一种夸大。那地方可能只有八九平米，年生已久的土墙布满了裂纹，已开始疏松、脱落、掉渣，甚 至有缺口和孔洞，也就是说冬天肯定会透风，夏天多半会漏雨。里面的墙连报纸都没有糊，疙疙疤疤，灰谱谱的。进门的右手边安了一张单人床，床上铺了张满是补 丁、又旧又破的床单，床单下七翘八拱，谷草须须到处飞。床前摆放了一张油漆已经剥落，好像还缺了一条腿的课桌，等于是他的写字台。桌面上有一盏灯罩口已经 被油烟熏得黢黑的马灯，灯芯上的火苗燃得一飘一飘的，随着从墙缝里透进来的风不停地摆动。灯光尽管昏暗，但这屋内惟一的光源仍给人一种欣慰与温暖。桌子旁 边放了一把可能是50年 代的带靠背、扶手的老藤椅，靠背的边缘缠着布条，四条腿中有三只脚用木条来重新捆绑过，坐上去有一种要往下垮的感觉，很不塌实，并且摇摇晃晃。靠北的墙上 开了一扇“牛鼓眼”窗，实际上是斗碗那么大的一个圆洞，中间竖了两根木棍（可能是青冈条），算是窗格。这地方窄小而压抑，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看上 去更像是一间囚室。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胡梦雄却在那儿住了整整7年。
我第一次见胡梦雄，给我震惊是巨大的。首先，我没有预料到看上去他会显得那么老。照推算，我1975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实际年龄最多也不会超过45岁，但看上去他已经像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了。也就是说，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起码大了整整10岁。 一看见他，我就感觉他身上至少患有两种疾病：一是胃病，因为脸色苍白、贫血，明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二是轻度的神经分裂，因为一脸的倦容和困乏，不仅是 额头，而且连头发也让人感觉疲惫至极，他的眼圈红肿，头皮青筋鼓暴，眼神中透露出内心的压力与紧张，一看就知道睡眠不好，并且经常彻夜失眠。在他脸上，我 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个胡梦雄曾经有过的风采和表情，甚至看不到他生命中那段曾经有过的热血青春应该有所遗留的余痕。矮小的个头，瘦削的双肩，明显的驼背，脸 是紧张的，眼睑凹得很深，眼角布满了血丝。额头上皱纹密布，又细又长，像在荒滩上犁出的一道道微缩沟壑。头发看上去像一个杂草丛生的山丘，左一耷，右一 撮，显得异常的凌乱。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洗白了的破中山装，里面套了件领口发污的白色棉衬衫。整个人看上去十足一副遭受过严重迫害、残酷打击而导致身体有 明显扭曲和变形的摸样。其次是他说话的方式，张克邦不是说过，他是天才的教书家、演说家吗？不是说他口齿伶俐、出口成章吗？但当我第一次遇到他，与他说话 时，我发现，他明显口吃，明显结巴，可以说是词不连句，语不成话。让人感觉他说起话来非常吃力，听的人也非常难受。我惊叹：为什么会这样？但冷静一想：又 为什么不会这样？反正，他的面容、他的说话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第一次接触，通过它们，我就在想：这个人，这个可怜的人在他过去的岁月中是遭受了多么大 的痛苦，经历了多少凡人不易理解的磨难啊！
实 际上，我第一两次到他那儿去，他对我是防备有加的，这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眼珠子打转，眼神明显带有考察与探询的意味，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含有敷衍的痕 迹。但去的次数多了，随着交谈范围的扩大和交往的深入，彼此增加了了解，信任就建立了起来。以后，去的次数就更多了，只不过只能秘密地去，在当时正常人与 他交往肯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因为他还属于地、富、反、右，是被管制的“坏人”，而我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小学校长，完全一副社会主义革命 青年的进步形象，所以不便和胡梦雄公开交往。也就是说，早在当知青期间，我实际上过的就是一种双重生活。表面上是帅书记赏识的优秀青年，实质上是“坏人” 胡梦雄的秘密朋友。
每 次到他那儿，只能晚饭后天黑尽了才能过去。距离倒不远（可能一里多地），但那是一段艰难的行程，因为路不好走，上坡下坎，弯弯曲曲，要经过许多平衡木似的 田坎路，尤其是遇到月亏之天，再下点雨，打点雷，唐坪山的夜晚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瞎灯瞎火地摸着走。人经常要蹲下来，几乎趴在地上辨别迷糊的道 路。去的时候要好得多，因为天色不是太晚，大地也不是太寂静，路也要好走得多，回来就困难了。最要命的是从农场到我住的地方，中间必须要经过一个坟场，那 地方阴森森的。每次路过那里，尤其是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或没有星月和天光的夜晚，我更是神色紧张，心跳加快，心头吓得发慌。真的说起来，这可能要怪罪我 们中国特有的那种儿童文化——鬼文化。这种文化理应得到诅咒。我记得我们从小就是听大人们，或大哥哥们讲鬼故事长大的，什么披头散发、白烟飘绕啦，什么活 僵尸、石棺材啦，什么长眉毛、绿眼睛啦，什么白骨精、吸血鬼啦，什么一条影子、一道蓝光啦，反正我们从少年时代开始这些鲜活的鬼魅形象就一直萦绕在我们的 心头，挥之不去，纠缠不清。只要一到晚上，一到没有光的地方，只要我们是孤身一人，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鬼，想到张牙舞爪的獠牙女，想到面目狰狞的蒙面人，自 己吓自己。即使像我这样忧国忧民、完全被另一种“反什么”事业的理想所主导的革命青年，当我路过一队的坟包包时，也会感到心惊肉跳，周身发冷，恐惧得来连 大气都不敢出。每次路过墓冢时，我都要加快步伐，佯吹口哨，或哼首什么革命的歌曲来给自己壮胆。是啊，一个人风凄月黑地在阴森森的墓地里走，确实让人毛骨 悚然。但这样的行走，我在唐坪山不知经历了多少回。每次到胡梦雄那儿去，我心头其实都是矛盾的，想去，又怕去，但多数的情况下是想战胜了怕，最终还是去 了。
我平均一两个星期去胡梦雄那儿一次。每次去，我们都会谈到深夜，伴着那盏马灯，灯光在小土屋里显得既明亮又暖和，我抽着烟，他喝着茶。谈的话题主要是文学、经济、政治和他的经历。通过这些谈话，不仅增加了我各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增加了对他过去的了解。
尽 管他已从口才一流的教师变成了今天的严重口吃者——这显然是由于他“主动”封闭自己，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再愿意与人说话，也不想与人沟通造成的——但他却 与他喂的那些猪啊、鸡啊、狗啊什么的却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也有非常多的语言。他告诉我，自从出事后，他已不再相信任何人，几乎对人世已感到彻底绝望。尤 其对那些上山来劳动的学生，他总是特别的防范与警觉，绝不与他们多说一句话，因为他害怕走漏风声，害怕被人揭发，被人告密。他认为这些学生都是被社会某种 力量教坏了、报废了的一代，不仅愚昧，而且邪恶。他说他感到与人沟通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鸿沟，但和动物交流起来却如鱼得水，轻松自然，一 点障碍都没有。我确实看见过几回他召唤猪、狗、鸡们进食、睡觉、到外面去玩耍的情景。你还不要说，真是神了，只要他“咕”的一声，鸡群就会闻声赶到他跟 前；只要他“噜”两下，猪圈里的猪就会立刻跑到一边去躺倒；只要他唤一声狗的小名，再辅以不同的动作，那狗就会作揖、磕头、跳舞、转圈，可以说叫它干啥就 会干啥。那时刻，就仿佛胡梦雄是一个通灵之人，他完全理解动物的语言，动物也完全能够领会他的心思。看着他见到动物神态轻松，眼睛放光的表情，我在想：这 难道不是他对人绝望之后对动物的一种伟大移情？是一次另类的挚爱别恋？他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不如动物！想必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尤为深刻，所以，这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自然就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分量，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他 告诉我，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耍了一个女朋友（这我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年轻时候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他肯定会赢得女孩子的芳心，自然会有许多异性的追求者）， 女朋友是他大学的同学，长得很漂亮。他们俩感情真挚，非常相爱。正当他们准备结婚的前夕，突然祸从天降，他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女朋友也仍然 执意要和他结婚。但女朋友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她单位的领导也出面干涉，甚至党组书记也亲自找她谈话，给她做思想工作（实际是行政强令），要她坚决 和右派胡梦雄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好像听胡梦雄讲，她们单位的领导还曾经向她许愿：只要和胡梦雄一刀两断，组织上甚至愿意出面为她重新物色一个男朋友。这 事弄得他和女朋友非常痛苦，后来，他对女朋友说，尽管他很爱她，但他现在已被打成了右派，为了不影响她的前途（那年代，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说“前途”，但究 竟这“前途”是什么？在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大前提下，人们究竟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前途”？似乎大家并没有去仔细琢磨与深究），他还是打算与她分手。尽管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但就他当时的具体处境来说，他也没法，只能如此。在他提出分手后不久，由于来自家庭、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一个刚出学 校、入世不深的弱女子肯定承受不了这一切，所以，最后她便跳进家乡的一条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