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进商退百年潮
　　1907年，28岁的孔祥熙从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他主修矿物学，立志回国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以挽救贫穷的故土。此时，一位比他年长几个月的山西同乡，正收拾行囊，踏上留学英国南威尔斯采矿大学的旅程。　　后来，孔祥熙以贩卖洋煤油发家，政商道上快马轻骑，再也无暇投身矿业，而那位名叫白象锦的青年学成归来，把长达60年的大半辈子时光，都花在了为家乡挖煤上。　　争矿驱“福”　　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山西民众积怨已久，英商福公司作风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白象锦生于太原以西黄河之滨的兴县一个皮匠家庭，因聪敏好学，18岁时中了秀才，随后受“戊戌变法”影响，萌生维新救国思想，1902年，考入刚刚开设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科。山西大学堂是知名传教士英国人李提摩太倡议，并得到开明的山西巡抚岑春煊支持，以该省庚子赔款50万两银子兴办的，它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并称国内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　　1905年，正太铁路(河北正定—山西太原)修至山西阳泉，英国福公司根据早先与清廷签订的出让山西采矿权的密约，派人前来筹备开矿事宜。此事一经披露，震动三晋民间，白象锦及山西大学堂同学与太原数千名学生一起，包围山西商务局，大闹官绅与福公司代表宴会现场，引发“争矿运动”。此举得到大批留日山西籍学生声援，影响波及全国，前后历经两年多，终以1907年福公司被迫撤走，清廷批准成立山西地方官商合办的保晋矿务公司而告结束。　　说起英国福公司觊觎山西矿产的前因，不能不提一个德国人李希霍芬。从1868年到1872年，这位有名的地理旅行家和地质学家，得到上海西商会资助，七次深入中国内地，详细考察了包括山西在内的14个省区。在此期间，他正式确认了史书上记载的罗布泊(早已干涸的内陆大湖)的位置，并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来形容中国西部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　　李希霍芬所到之处，最关心的还是各地矿产尤其是煤矿的分布及开采价值。1870年他到山西平定、太原等地考察，沿途所见煤藏之丰富让他大感惊讶：“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之用。”他认为，山西煤田的面积约3万平方英里，很可能超过当时公认冠绝全球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煤田约二万平方英里)，而且“它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开采的难度小、成本低，能够大面积开采”。　　来华之前，李希霍芬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做了5年地质勘查，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这一回描述多少有些夸张的考察报告发表后，又迅速在列强中引起轰动。1873年初，英国外交部次长在国会辩论上即表示，没有理由怀疑李希霍芬对中国诸省煤藏量估计的正确性，并声称，“希望清政府迟早会了解，用外国资本开发其矿产，会给他们带来利益的”。　　1897年，英商在北京设立福公司，以开采山西、河南的煤铁矿。在时任山西巡抚胡聘之的首肯下，他们与跑到山西挖煤的江苏籍买办刘鹗(即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及山西商务局签约，名为“借款开矿”，但要求分享一半利润，且“银钱出入由洋董事经理”，实际上等于出资收购了平定、潞安等四个州县的采矿权。　　第二年，清廷正式准许借外国款开采山西矿，与英国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地矿产章程》，福公司以200万两白银的代价，获得潞安府、泽州府、平定州、盂县、平阳府各矿的开采冶炼权，以及相关的修铁路、疏河港的特权。1900年庚子之乱后，福公司更请英国驻清使节发出外交照会：“不准他人开采，并土人所开各洞均须一律封闭。”　　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山西民众积怨已久，在他们看来，福公司作风实在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保晋进“宝”　　1933年，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　　经历“争矿运动”，&白象锦深切体会到矿产开发对中国、对山西未来的重要性，遂努力考取官费留学，负笈英伦，专攻矿业。1912年，白象锦毕业回国，先在母校山西大学任教，1918年，应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崔廷献(曾任山西省政府政务厅长)之邀，出任大同分公司副经理。　　保晋矿务公司是“争矿运动”胜利后，山西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倡办的，并经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立案，1907年4月正式成立，首任总经理为渠本翘。渠氏出身祁县富商渠家，收回矿权过程中向各票号筹款白银150万两，居功至伟，深孚众望。第二年，他又应清末票号改革家李宏龄之约，共同筹办新型银行(详见《中国经营报》日D8版《票号三战失机缘》)。　　保晋公司属官商合办，山西省政府拨发20万两白银入股，但远远不敷使用，公司又与官方议定，在全省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每股白银五两，原计划筹集60万股300万两，但未能实现。此后7年间，共筹集股银192万两，其中本省174万两，以经营票号、商号的商人认购最多，如渠家属下三家票号即出资9000两，共认购股票1800股。　　保晋矿务公司总部先设在太原，后迁至阳泉。它在阳泉开办了6个矿，在大同、平定等地筹建新矿，并陆续接收省内4家矿业公司，成为山西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但是，由于山西官方截留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地亩捐”(农业税)，他不得不将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票号，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各矿沿用小煤窑开采方式，生产效率不高，连年亏本，渠本翘只有黯然辞职。　　此后一直到1917年，保晋公司连换四五任总经理，并招徕人才，尝试改革，但经营管理依然混乱，地方税负又重(如仅阳泉分公司每年上缴的矿区管理费，就折合2400多吨煤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16年，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延伸到绥远省，大同煤矿运输条件大为改善，成为保晋公司业务重振的希望。正当盛年(39岁)的白象锦上任后，即到大同下属各矿区考察，决定先在忻州窑开凿竖井，这也是大同第一座近代化水平作业的采矿竖井，设计直径5米，日产煤炭千余吨，总投资约60万银元。　　资金不足，设备有限，是白象锦面临的主要难题。竖井开凿日期一拖再拖，开工后井打了一年多，天天往外排水，就是不见煤，大家对这位洋学生的能耐也产生了怀疑。幸而白象锦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不懈，1925年，这座竖井终于建成正式投产，日产煤炭五六百吨，大部分远销外省，大同分公司经营开始有盈余。同一年，白象锦接任保晋总公司协理兼大同分公司经理，他放手提拔人才，提高工程技术，并着手清理内部事务。　　其实早在1922年，保晋总公司在积极改革的总经理崔廷献主持下，煤炭年产量已达22万多吨，并全部付清了英国福公司的矿权赎款。但因多年经营不善积欠，仍有银行贷款120多万元迟迟未能偿还，成为业务发展一大包袱。1930年，适值阎锡山中原大战倒蒋失败，山西省银行钞票随之贬值，白象锦抓住机会，几番腾挪，一次就把所欠银行贷款全部还清。稍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天津向其他银行借款20万银元，购买设备，修建连接忻州窑到大同口泉站(后来此处一度是全国最大货运火车站及最大煤炭运输编组站之一)的窄轨铁路，并与晋东煤业公司签订包销合同，保证了各矿区每月的生产开支。　　1933年，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1935年，保晋总公司董事会决定，以大同分公司的盈余款额拨付股东利息，其他分公司的盈余则投入扩大再生产，保晋的业务，更加蒸蒸日上。　　晋矿“阎”办　　抗战之前，大同煤矿、阳泉煤矿等较大矿区，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大多由以阎锡山为首的官僚资本控制，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　　以民间晋商资本为主的保晋矿务公司经营日见起色之时，中原大战受挫后力图东山再起的阎锡山，也把煤炭开采作为自己“造产救国”主张(详见《中国经营报》日D8版《翻云覆雨两政商》)的重点来抓。　　据时人回忆，阎锡山治晋前半期(年)，大同煤矿、阳泉煤矿、太原东西山煤矿等较大矿区，都已陆续采用新式机器采掘，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这些矿区大多由以阎为首的官僚资本(时称“公营”)控制，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　　如1919年在大同成立的同宝煤矿公司，即由原来公营的裕晋煤矿公司与晋北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张树帜开办的义昌煤矿公司合并，以矿区作股金100万元，再引入北洋系高官梁士诒(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1921年受奉系拥戴出任国务总理)200万元股金，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1928年，阎锡山又在大同设立晋北矿务局，接办因故停业的公营山西军人煤矿，资本金150万元，由留日出身的梁上椿为局长，在天津、北平均设办事处，对外推销煤炭。　　1934年7月，冰心曾与郑振铎、顾颉刚、许地山等文艺界好友游览大同，应邀参观了晋北矿务局，留有如下描述：　　“晋北矿务局是一所半洋式的房子，有办公处，图书室等设备。自招待室后窗，望见了后面山上的工人俱乐部，有些面目黧黑的工人，在门口坐立。晋北矿务局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廿一年末改组为公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矿区已开采者有煤峪及永定庄两处煤井，均用新法，掘成许多横贯的平洞，每间一百尺，即开一风洞。上下用吊车。矿中并有排水通风各种设备。”　　根据冰心的了解，该矿“工人分日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头工资每日四角，工人最少者一角七分。矿中现共有工人3000余，每日产煤量本可有2000吨，近来因销路不佳，每日只开采六七百吨”。　　大同煤矿产能充裕却“销路不佳”，主要原因是当时可通达外省的三条铁路中，只有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是本省自建自营，正太、平绥(北平—归绥，即呼和浩特)两路由国民政府铁道部掌握，运费偏高，大大限制了煤炭的输出。加上各煤矿各自经营，自行销售，外销力度不足。　　阎锡山一边向铁道部交涉降低煤炭运费，正面说理加上侧面请托送礼，并发动舆论攻势，一边对省内各矿实行“分采合销”政策，先后在大同、阳泉组织“同煤总销处”和“晋煤总销处”。　　1932年，阎锡山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委任亲信幕僚梁航标为经理(梁航标本名梁巨川，因阎锡山号“百川”，梁为表示谦恭将名字也改了)，梁上椿为副经理兼大同矿务局局长。阎要求他们将大同、阳泉的煤炭尽量外运，除向天津、上海等地推销外，一大部分是经塘沽出口运往日本。　　虽然当时连接各矿的铁路车皮较少，运输困难，大同矿业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获利依然可观。公司曾在天津旧法租界斥资万元购置一栋大楼，又在旧英租界新建洋楼数处，公司经理及副经理每人一所。1934年，“二梁”意见分歧，不能合作，阎锡山调梁航标回太原担任其核心企业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上椿接任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太原相继沦陷，梁上椿即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职工全部解散，宣告停办。不久，梁出任伪职，沦为汉奸，晚节未保，此是后话。　　世纪轮回　　20世纪50年代初，三晋大地，千里煤海，成了（）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　　日，日军侵占大同。大同失陷前夕，白象锦见形势危急，为免矿产资敌，忍痛组织工人炸毁了亲手开凿的忻州窑坑口，又在掩埋锅炉、机器等全部设备及库存物资后，放火烧掉所有地面建筑物。10月30日，日军攻入阳泉，保晋总公司亦不复存在了。　　报国无门，抗敌无力，58岁的白象锦唯有携带家眷南下武汉，又辗转到达成都，落脚于灌县(今都江堰市)，在一家中学教书为生。日军占领大同矿区后，急于掠夺煤炭，支持侵略战争，遂采取“以华制华”策略，让汉奸王揖唐出面写信，许以月薪2000银元，请白象锦回来主持矿务，遭到他严词拒绝。　　据学者估计，日寇侵占山西期间，劫运煤炭达2000多万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掌山西，随即以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及西北实业公司名义，接管省内主要厂矿、铁路、银行等，原保晋总公司所属阳泉矿区，由阳泉矿务局接收，晋北矿务局则依旧经营。1948年，在山西全境，阎锡山辖区内煤产量近200万吨，共产党解放区的煤炭产量，约为40余万吨，合计未到日占时期最高峰产量(620万吨，1943年)的一半。　　1950年1月，蛰居西南十余年的白象锦，举家回到太原，担任山西省工业厅工程师。　　此际的山西煤炭业，已不是当年他慷慨激昂呼吁“争矿”，或苦心经营重振保晋时的光景，三晋大地，千里煤海，成了中国重工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中央政府相继从外省市调动大批煤炭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前来支援，全省原煤产量从1950年的380万吨，猛增到1957年的2368万吨。　　当然，也是从1957年起，山西煤矿成为清一色的“国字号”，大同矿务局和阳泉矿务局直属中央，地方国营煤矿增至120座(1952年为65座)，而原来的1000多座私营小煤窑，则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经阎锡山“晋矿官办”及日寇侵吞后日渐式微的民资矿业，至此烟消云散。　　年已古稀的白象锦仍在发挥余热，他四处实地考察，协助筹建了一批新煤矿，参与制订山西“一五”到“五五”计划期间的煤炭生产方案，又伏案写出《山西矿产资源考察意见》、《山西矿山开发利用之设想》等著作。　　历经三朝风雨，一生起伏无定的白象锦，终于得享天年，于1971年6月以92岁高龄辞世，据说临终前还手不释卷地翻译外国煤炭技术资料。此时，距李希霍芬惊呼“山西煤藏天下第一”，恰好是一个世纪。　　又过了14个春秋，1985年6月，中国与罗马尼亚合作开发的霍县矿务局白龙煤矿开工建设，这是山西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工程。同年7月1日，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动工，后来很长时间里，它都是中国与外国合作开发的最大型煤矿。　　这一年，是山西民众奋起驱逐英国福公司的“争矿运动”爆发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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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花顺爱基金中国资本市场欢迎独角兽：首批CDR小范围授予8家 BATJ都在其中
作者：郑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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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欢迎独角兽：首批CDR小范围授予8家 BATJ都在其中】在这个注册制改革按下暂停键、IPO正值审核最严期的春天，虽然富士康所走的“绿色通道”有诸多特殊性，但是资本市场依旧感受到暖暖春意：富士康“破冰之旅”为新股发行改革的探路，在中国新老经济换档之际，也为代表产业前沿的“独角兽们”(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回归A股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经济观察报）
　　“IPO过会仅用20个工作日！”3月8日，富士康股份闪电闯关A股的消息撼动了整个资本市场。　　在这个注册制改革按下暂停键、IPO正值审核最严期的春天，虽然富士康所走的“绿色通道”有诸多特殊性，但是资本市场依旧感受到暖暖春意：富士康“破冰之旅”为新股发行改革的探路，在中国新老经济换档之际，也为代表产业前沿的“独角兽们”(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回归A股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富士康，仅仅是个开始。当下，“独角兽”无疑是资本市场的新宠。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对新经济企业展示了特殊的善意：港交所“25年来最重要的上市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内地监管鼓励新经济企业在A股上市的制度改革亦是暗流涌动——除了上述的绿色通道，中国存托凭证(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即CDR)、同股不同权等制度改革预期逐渐浮出水面。　　接近监管的投行人士王城(化名)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富士康的过会背后是中国监管为新经济企业开闸的决心——创造条件让优质企业在A股上市。据其透露，监管从去年底开始就在论证，针对境外上市的企业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中国存托凭证，首批8家企业已经确定。　　经济观察报记者还获悉，政策的力度不会止步于CDR。针对未上市的“独角兽”企业，监管也在参考港交所的做法，考虑放宽上市的限制，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等等。当然，这一步的推进不会特别快，也不会一下子放得特别松，防范风险还是在第一位。　　曾经有一位监管人士感慨，“现在中国在境外的企业，光是BATJ这些就有十几万亿市值，我们还有一些很不错的TMT公司，现在还是乌泱乌泱地往外跑。”这些都被监管者看在眼中，也急切地寻求改变，该人士明确表示，会在行政上想一些办法，尽量通过授权、政策调整促进A股的市场更好地承接新的企业，同时也会加快推进上市法律法规的改革。　　这一次王城可以肯定，中国监管层在这方面的“动力非常的强，而且也很有决心。”　　“开闸”政策的演变　　回忆起监管层对新经济企业的“开闸”，速度之快完全出乎王城的意料，这其间政策导向的演变也颇值得玩味。　　“监管层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启动相关的研讨。其实最开始想的还只是国际板，但是到了去年年底，监管突然开始加速了。当时深交所推的是CDR，简单来说，就是海外已经上市的公司回来再发行金融产品；上交所提出新蓝筹，想把那些大的未上市的或者是已经上市能够分拆的企业引到上交所去。”接近监管的王城向记者阐述政策演变的过程。　　公开场合上，监管层年初以来频频发声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两会”期间，拥抱新经济的表态更是分外密集。　　1月9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慎峰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调研时表示，要把好企业留在国内，让好企业尽快上市；　　随后的证监会2018 年工作会议中，证监会明确提到“稳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态要为互联网企业回归“修好路”；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表示欢迎新经济企业上市，称深交所规则准备已经基本完成；上交所方面同样表示拥抱新经济是今年的重点任务。　　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巨头富士康IPO过会仅用20个工作日令资本市场咂舌，绿色通道“横空出世”，投行人士在惊叹中国速度的同时，也对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批制度持保留意见。　　不过，王城对绿色通道有不一样的解读，“富士康走特批，虽然外界也质疑它各种问题——重组前扣非净利润为零、关联交易多、同业竞争存疑，但至少它是盈利的。其实这种做法仍是在证监会现有的审核框架内里去做一些腾挪。但是，它在行业上也不算正宗的新蓝筹或者新兴企业，绿色通道所带来的效应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王城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现在监管的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两个交易所同步走都会推CDR。目前来看，CDR相对来说，更简单也更有确定性。”其透露。　　王城向记者证实，首批CDR小范围授予8家，“BATJ都在其中，有可能会走特批的通道，不过，这8家不一定会今年都发。”　　所谓CDR，是指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由中国境内的存托银行发行、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以人民币交易结算、供国内投资者买卖的投资凭证，从而实现股票的异地买卖。“其实就相当于发的是一个金融产品，就不像在国内发正股一样，需要解决VIE之类的法律问题，发CDR，海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就简单很多。”　　监管目前比较担忧的是CDR对A股流动性的冲击，以阿里巴巴为例，其总市值近5000亿美元，发5%的CDR也有两三百亿元的规模。不过，在王城看来，“发个几百亿、千亿规模的CDR，其实市场还是承受得住。”　　“小米们”的纠结　　而摆在诸如小米之类的未上市“独角兽”面前更为棘手的问题，是VIE架构和AB股的问题。像小米、滴滴这样的未上市企业，多次融资之后创始人肯定是通过同股不同权等特殊方式来保持控制权。这类公司多注册在开曼群岛，采用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实体)架构，鉴于A股对盈利的硬性要求，很多“独角兽”企业都无缘A股，想在海外上市并符合国内的监管规定，就必须如此采用VIE架构。　　现在，在王城看来，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绕不开当下上市规则的改变，而这些都不像CDR或者绿色通道这么简单。　　经济观察报记者获悉，监管方面就上市规则的改革咨询多家券商的意见，从监管的意向上来看，新蓝筹在A股上市的条件至少不能落后于香港。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在1月底表示，港交所今年将推行香港25年来最重要的上市制度改革，预计上市规则修订将于6月完成，之后便可以开始接受不同投票权架构的新兴及创新产业发行人、尚未盈利/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发行人，以及已在海外上市企业到港进行第二上市的申请。　　对于上市规则向新经济倾斜，一名接近监管的知情人士解读道，“如果不是独角兽就不用跟着去凑热闹了，100多家独角兽还筛选不完呢。所以肯定第一刀先砍在估值上，其次可能看商业模式是否已经稳定了，处于一个烧钱去获取客户的阶段，那也别来玩了。比如说单车类的项目，都觉得挺好，估值也很高，但还处于一个商业模式和收入变现模式还不稳定的阶段，这肯定是不合适的。第三肯定还是要看财务，最好有盈利，最好现金流为正，这些可能都是蛮重要的筛选。”　　根据中金公司梳理的中国“独角兽”金字塔，第一梯队的为估值500亿元以上的新经济企业，蚂蚁金服、小米和滴滴出行位列其中。第二梯队为估值100亿至500亿元的企业，包括美团点评、今日头条、宁德时代、陆金所、菜鸟、京东金融、快手等8家；第三梯的企业估值在50亿-100亿元之间包括ofo小黄车、摩拜单车、蔚来汽车、爱奇艺等12家。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有“独角兽”企业约124家，目前估值总和39000亿人民币。　　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独角兽”非小米莫属，按估值来算，小米是中国前三大“独角兽”，其所在行业也属于上市接近监管的人士认可的中高端消费。近日关于小米上市的传闻甚嚣尘上，香港与内地监管机构争取新经济企业的竞争更是趋于白热化。　　对于小米最终的上市地，尚无结论。王城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现在还在拼命地论证。我感觉小米要么希望上A股，要么A+H，别彻底跑到香港去，但是如果要拆VIE会伤筋动骨，小米又一直是美元投起来的，股东很多都是以美元基金为主，所以现在是夹在中国监管和股东之间了。”　　从2010年成立到现在，小米一共经历了5轮美元融资。王城认为，小米在A股上市概率不大，可能转向海外。现在来看，A+H可能性稍大，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要拆VIE还要变成中国公司才能做。另一种方式就是H股上市+A股CDR同步去做，这个虽然技术难度很大，但是也不排除。其透露，监管也曾经向小米这样建议过。他感觉更有可能的是在香港先上市，稳定再回A股发CDR，但这样小米股价在香港一飙升，回来发CDR就比同步发的时候定价高很多。　　像小米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令这些公司纠结莫过于，A股政策预期不够稳定，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变，拆了就彻底断了美股的可能性，风险很大。北京某大型投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关于AB股同权的改革现在也只是传闻，具体要等到两会后看监管会不会发文，“现在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VIE架构的独角兽企业没准备好拆除。”　　不过，从王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些新经济公司对于在A股上市“其实比大家想象的积极的多”。他们也会看，比如爱奇艺等了多少年最近才在美国提交了招股说明书，同样准备上市的蔚来汽车主要得益于赶上风口，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特斯拉”，大部分去美国是上不了市的。香港市场今年一定是一哄而上，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人就会有疑虑，有些客户也来反馈——“什么人都去了，那我再去还有没有独特的价值”。　　“这种情况下，如果A股能给一个好的条件，那选择A股也未尝不可。”王城补充道。　　投行的预期　　面对两会沸沸扬扬对新经济“开闸”的舆论，在合资券商工作的某投行人士表示暂时还“无感”——“现在还没落到字面上，身边没有什么同行在讨论。如果真能实现是好事，至少与国际接轨了上迈出了一大步。”　　对于今年的IPO行情，其更看好美股和港股，主要原因在于A股过会率太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新经济企业——TMT和医疗医药应该会上港股多一些。”　　2018年以来，发审委的过会率进一步下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发审委首发审核企业62家，过会率为40.32%。对比之下，2017年首发企业共过会380家，全年过会率76.31%，2016年首发企业共过会247家，全年过会率89.82%。　　在这一背景下，证监会2月份还出台“IPO企业被否三年不得重组”的新规，进一步严防企业“带病上市”。　　另一方面，IPO审核的速度却在不断加快。根据新时代证券的数据，2017年全年IPO企业从预披露到首发上市平均用时610天，较天的用时明显缩短。2018年1月、2月，IPO企业共上市11家，IPO平均用时约427天。新时代证券认为，2018年IPO企业反馈阶段、上会等待阶段用时将较2017年继续减少，IPO审核将继续提速。　　有近十年投行从业经验的李欣瑞(化名)同样认为，IPO审核还是要保持这么快速度。鼓励“独角兽”回归，A股市场也要解决堰塞湖的弊病。“而市场容量就那么大，不可能都让发了，从严审核也是必然的。”　　回忆起最初定标为中国版纳斯达克的创业板，李欣瑞坦言，实际上，最早就是比中小板还小的板。创业板成立之初首先得积累量，当时肯定是宽进的；进来多了，就要逐渐地开始收紧，逐渐筛选真正的好企业。“早期直到去年上半年审核都比较松，2014年到2016年这三年，投行都做得挺开心的，到了2017年下半年，新委员上来以后，否决率高了，创业板估值泡沫出来了，逐渐就开始收紧了，那大家就得接受市场考验。”　　“以前投行拼的是谁和监管关系好有本事可以把企业做上市，现在肯定不行了，拼的是资源，看谁能把一些更优质的资源拉到手。”李欣瑞所说的资源包括最近被资本市场寄予厚望的新经济企业。　　诚如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多位投行人士对当前新经济企业在中国的上市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一样，王城也注意到，很多投行都没有参与进来，现在目前看还能稍微有点感觉的，也就中金、华泰、中信和中信建投，其他一些中小投行都离得有点太远了，已经多年不做这些项目。　　未来做中小业务为主的投行现在应该难受，这是李欣瑞的判断，这个从去年开始就挺明显。“那些真的有资源的大投行还是可能会重新好转起来，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手上的项目都是小家伙比如净利润5000万以内的就很难受。”　　对投行而言，当下仍在过渡期。上述接近监管的人士坦言，“推动新经济企业在上市的制度改革，可能没有那么快，今年最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两地交易所发CDR。未来承接新经济企业的板块也不会简单地以主板和创业板来区分，两地交易所也在互相竞争这一块的资源。”　　相关报道&&&　　
(原标题：富士康闪电过会信号：中国资本市场“开闸”欢迎“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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