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航运中心是集港口泊位、多式联运、集散中转、商务金融、国际市场等功能为一体，具有很强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的口岸城市。本文通过对世界知名国际航运中心形成和发展基本模式的分析，从现代航运服务体系、港口集疏运体系、航运金融服务、航运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对我国港口城市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启示。
　　关键词：航运中心 国际 航运服务 经验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港口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十大港口城市中，中国占据了6席。随着中国港口的快速发展，各港口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如上海、大连、青岛、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等。截止到2011年，国务院共批复了4个国际航运中心，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是一句口号或者一纸政府批文，不仅要有大型的港口，还要以国际大都市为依托。而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国外知名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形成和发展的经验借鉴
　　（一）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的五大功能形态
　　国际航运中心是集港口泊位、多式联运、集散中转、商务金融、国际市场等功能为一体，具有很强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的口岸城市。经过几百年发展，世界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了以下五种功能形态：一是航运市场型。这类国际航运中心有功能完备的各类金融机构和各类资本市场以及航运市场，有一流的船级社，具有制定海权、海事法、国际航运业规则和国际海事商事争议仲裁的权威。典型代表是伦敦。二是船舶融资型。这类国际航运中心具备国际航运中心的所有国际商务金融功能，具有以船舶融资为主业的全部功能和各类机构，包括基金募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和基金杠杆融资等，与国际船级社、造船产业、各类协会和中介机构等一起，主导着船舶修造、船舶金融、船舶租赁和保险再保险等行业。典型代表是伦敦、纽约、香港等。三是船舶登记型。这类国际航运中心以简化船籍登记手续、单一税制和低税保税、免费或低费等各种政策，吸引船东到该国和地区登记，成为悬挂方便旗的方便旗船。典型代表如利比里亚、巴拿马、塞浦路斯、百慕大等。四是货物中转型。这类国际航运中心位于海上交通枢纽，有足够的国际贸易货量或中转货量，货量和箱量大，货值、单位货值和进出口总值高；国际商务金融等功能完备，包括船检、港监、联检、海关、理货代理、海事服务、高级人才培养教育、行业协会自律服务、国际法环境以及船舶登记便捷、单一税制和低税保税政策、离岸金融保险再保险租赁业务等。典型代表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釜山等。五是货物集散型。这类航运中心具有良好的深水航道、码头岸线、港口设施、装卸设备和修造船厂，优越的区位、广阔的经济腹地、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发达的集疏运交通网络，现代化的港航管理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其主要功能是为腹地的货物集散服务，货量和箱量较大。典型代表如纽约、鹿特丹、上海等。
　　（二）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的三大基本模式
　　1、以市场交易和提供航运服务为主的伦敦模式
　　作为老牌航运中心，伦敦拥有良好的人文历史条件，如悠久的贸易和航海的传统和文化、众多优秀的海事人才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航运量出现衰退，货物吞吐量落到世界30位以后，集装箱吞吐量徘徊在世界25―30位。但伦敦航运服务业高度发达，拥有数千家大规模的各类航运服务企业， 可提供包括船舶注册、船舶买卖、航运交易、海事保险、海运融资、海事诉讼与仲裁、航运信息咨询、航运人才培训以及航运业界交流在内的全方位的现代航运服务， 并依旧牢牢占据了国际航运中心的统治地位。目前世界20%的船级管理机构常驻伦敦，世界50%的油轮租船业务、 40%的散货船业务、 18%的船舶融资规模和20%的航运保险总额都在伦敦进行全球有1750多家从事航运事务的公司与机构在伦敦设有办事处。其中， 仅航运服务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就达20亿英镑。
　　2、以国际货物中转为主的新加坡和香港模式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由于自身经济腹地较小，直接外贸运输并不太多，而是以海外腹地作为其主要的经济腹地，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货物作为其服务的主要对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新兴的国际航运中心，两港都实施世界上最为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大型机械设备和先进的电子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人员的高素质是其自由港的特点，加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突出转口贸易及其中转运输，使其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三甲（见表1）。
　　3、以为腹地货物集散服务为主的鹿特丹和纽约模式
　　一般来说，这种区域性的国际航运中心所在国家的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进出本国的外贸直接运输量很大，并在所在国际区域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荷兰的鹿特丹位于莱茵河和马斯河两大河流入海汇合处所形成的三角洲，背靠莱茵河流域的荷兰、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其周围500km范围就有1.5亿人口。鹿特丹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腹地型国际航运中心，美国向欧洲出口货物的43%、日本向西欧出口货物的34%都经过鹿特丹中转，德国经鹿特丹吞吐的货物量超过其国内港口的总吞吐量，2011年集装箱吞吐量达1190万标箱。
　　纽约港也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腹地型国际航运中心，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使纽约与五大湖和哈德逊河相连，迅速将其经济腹地推向美国中部五大湖地区。19世纪中叶，美国铁路的修建使纽约港水陆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纽约成为连接横跨美国铁路东西干线的交通枢纽和全美最大的海港，一度承担了美国外贸运输量的40%。目前纽约港港域面积为10.5平方千米，深水码头岸线60多千米；共有37个集装箱泊位，装卸集装化率达90%；约有100家船舶公司的300艘班轮挂靠，通达世界120个国家的370多个港口。
　　二、对中国各港口城市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启示 　　（一）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建设现代航运服务集聚区
　　目前，我国航运服务集中在货运代理、船舶代理等下游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而以金融、保险、法律、信息服务为代表的高端航运服务产业规模比重较低、发展缓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见表2）。在国际航运保险、船舶经纪、航运服务中介机构、船舶融资、海事保险等航运高端服务业方面也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伦敦、香港等航运服务业发达的国际城市。
　　从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也都是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其现代航运服务业的发展不是仅靠投资拉动，而主要是靠产业集群效应所推动。产业集群由于实现了对集群内资源的相对集中和高效率的使用，能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降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和谈判成本，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
　　为有效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在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方面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建设航运服务集聚区。建设航运服务集聚区有利于集聚航运服务资源、 形成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 整合航运服务功能、提高航运服务效率、突出现代航运服务特色、规范航运管理， 是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平台。
　　（二）优先发展航运金融服务优化国际航运中心金融生态软环境
　　从伦敦和纽约的发展经验来看，国际航运中心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国际金融中心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服务保障，是航运中心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城市都十分重视航运金融服务发展，如新加坡近年来为了巩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推出了海运金融激励计划，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从事航运金融产品创新，从而促进新加坡现代航运服务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确保其在全球国际航运中心激烈竞争中独特的优势与地位。
　　金融生态是我国的一个特有概念，它源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建设过程中，2004年由央行行长周小川首次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可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金融生态软环境建设对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促进上海航运中心的建设，2009年国务院19号文关于二个中心的文件（简称《意见》），提出了包括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如发展多种航运融资方式、优化航运金融服务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指导意见。
　　良好、健康的金融生态软环境，特别是航运金融服务将会极大地促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对航运业有效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减少机会成本、降低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航运中心需要金融生态软环境的优化，特别是航运金融的服务，其主要体现在对航运融资、航运保险、资本运作与兼并收购、航运基金、船舶租赁与融资、航运金融信息服务、航运信托、航运金融期货、航运会计服务、海事仲裁与法律服务和航运教育与培训等，形成一个庞大的服务体系。
　　（三）加快构建区域集疏运体系增强覆盖和服务腹地经济发展的综合效能
　　国际航运中心生存发展的基础是广袤的经济腹地，但是如果没有通达的区域集疏运体系，港口城市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失去现有的货源市场，尤其是集装箱船舶大型化发展的趋势对港口通往内陆的疏运网络构成巨大的挑战。集疏运体系是港口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硬件基础，与港口服务业一起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柱。集疏运体系作为连接港口城市与经济腹地的“大动脉”，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经验来看，广袤的经济腹地和发达的集疏运体系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物质保障。以伦敦、鹿特丹、新加坡和香港等为代表的国际航运中心不仅表现在其拥有一套完善的海运系统和广阔的航运市场，而且还具有高度发达的集疏运网络系统，包括铁路、公路、沿海、内河及航空等，形成水陆空立体运输通道，各种货物源源不断汇集到航运中心及其服务区域进行销售、加工、储存和转运等。只有具备这个先决条件，才能保证腹地经济、运输物流等支持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完善的集疏运体系能够充分带动其所在区域发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首先，良好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了港口城市的区位吸引力，有助于强化区域经济活动的集中，加强不同区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其次，集疏运功能的集中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专业化服务。集疏运功能的专业化分工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生产生活需要，结合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经济布局特点，实现整体的效率性、灵活性和连续性。在具体运作方面，应强调两个协调：一是集疏运环节内部协调，主要基于各环节间的协同效应，使系统内各组成部分在总量配比、空间布局、技术水平、组织管理和措施政策上相协调；二是集疏运环节与外界需求总量以及区域空间分布上协调。
　　从目前国家批复的四个国际航运中心来看，上海、天津、大连和厦门都具有良好的航运区位条件，其服务经济腹地的功能也在不断强化。在未来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如果能形成陆海联运、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格局，将大大降低航运成本，提升其增强覆盖和服务腹地经济发展的综合效能。如宁波港加强与浙赣沿线城市战略合作，推进海铁联运，延伸港口腹地，拓展宁波发展空间；与嘉兴、台州、温州等城市开通的内贸货物集装箱班轮航线，与金华、义乌、绍兴、衢州和江西上饶、鹰潭6个地区签署的建设“无水港”合作备忘录，与丽水当地港口联合开发的河海联运等大大增强了宁波――舟山港的集疏运能力，为宁波港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重视航运研究与人才培养构筑海外和本土航运人才高地
　　现代航运产业带动效应强、投入产出高、技术含量高，航运产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门科学，在信息化技术和功能形态不断创新情况下，需要专门机构和人才进行研究探索，需要有各种层次的航运人才资源。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的航运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港口服务业、代理服务业和货运服务业等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航运辅助服务业，而高级航海技术、船舶管理、航运金融与保险、海事法律、航运信息研究分析、航运经纪、海事安全与海事技术服务等知识、技术含量较高的复合型人才所占比例非常小，加强海运业人才、航运金融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因此， 在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加大航运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才集聚的机制， 研究制定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配套措施， 营造良好、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并通过人才奖励措施吸引海外高端航运服务人才，使国际航运中心成为航运高端人才的集聚地。同时，要完善航运从业资格认证制度，培养一批与国际接轨的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航运经纪、海事仲裁、空中交通等的高端专业人才。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①张爱国等.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我国国际航运中心建设[J].港口经济，2009（1），P19―23
　　②孙开钊，荆林波.关于中国港口竞争国际航运中心的探讨[J].经济与管理，2010（4），P43―48
　　③甘爱萍.发展航运金融与国际航运中心金融生态软环境的优化[J].经济研究导刊，2010（32），P119―121
　　④董岗，汪传旭.伦敦国际航运中心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借鉴及对上海的启示[J].科学发展，2012（5），P100―107
　　⑤俞晓晶. 国际航运中心的集疏运体系[J].水运管理，2009（7），P11―104
　　⑥葛春凤，黄小彪.国际航运中心的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经验及启示[J].港口经济.2010（6），P14―16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围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长三角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12YS142）、上海金融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港航
　　产业价值链中的定位研究”（项目编号：SHFUKT09-08）、上海金融学院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系列课题“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相应金融服务供求研究”（项目编号：CXYKT12―A02）阶段性成果〕
　　（郭湖斌，1976年生，河南开封人，上海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航运物流、物流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