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与生前绝密合照/图

下周一是的去世十周年的日子！2003年4月1日，患抑郁症的哥哥在中环文华酒店跳楼自杀。当时张国荣的挚爱伤痛欲绝。虽然事隔十年，唐鹤德至今仍是孤独一人，身边再没出现另一位可取代张国荣的伴侣。哥哥留给唐唐的不单是思念，据知还有一笔可观的遗产。而唐鹤德决定公开两人生前的绝密合照。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一代巨星（哥哥）走了十年，与生前挚爱天人永隔，虽然岁月无声匆匆流逝，但唐唐仍念念不忘哥哥。据知当年哥哥留下一笔庞大遗产给一生最爱的唐唐，投资有道的唐唐现手持两项物业，估计市值约8，000万元。为了让大家继续宠爱哥哥，唐唐将公开两人的绝密合照分享爱，更亲笔撰文哀悼，情深义重！

唐唐曾是渣打银行财务部高层，投资眼光甚准，哥哥生前放心交给他帮忙投资物业，后来唐唐索性辞去正职，专心打理房地产，多年来赚多过蚀。哥哥离世后，据知唐唐继承了不少哥哥的遗产，连同他多年的积蓄，财政相当松动，故早年不时看楼，尤其钟情港岛区。

09年唐唐以4，550万购入雅柏苑（图）中层单位连两车位，现已升值至约7，210万，账面劲升2，660万。

唐唐对哥哥念念不忘，趁着十周年的日子，他决定公开三张两人生前的绝密合照，希望跟大家分享爱。唐唐还亲自撰写一篇悼文，藉宋代大文豪苏轼悼亡妻的《江城子》词遥寄思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逝水如斯而不舍昼夜人生无常唯独爱有永恒让我们继续宠爱──”。

密照方面，一张是哥哥与唐唐回头一笑，另一张是他们齐齐食雪条，分别刊印为纪念哥哥而推出的两本记事簿上，第三张相则印在摄影师夏永康为哥哥推出的影集内。

哥哥生前和陈淑芬并肩作战，两人情如姊弟。

哥哥生前经理人陈淑芬前晚接受访问时说：“记事簿内有Leslie（）未曝光的相、73年一篇英文作文手稿。唐生好支持，送那些相片给我们，每本记事簿各有一张相，全部不是在香港拍的，是他们的美丽回忆！”她很感激唐唐的支持：“她觉得这次十年，大家对Leslie的爱戴，他都希望同fans分享，他很好文采，用苏东坡的词，好感动！”

记事簿内有哥哥未曝光的相片，这张是当年哥哥在杭州拍集《庆》时留影。

除了两本记事簿，还有一系列纪念品包括tee、水杯、纸鹤襟针、tote bag及海报，将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继续宠爱十年纪念展”上限量发售，其中tote bag及夏永康的影集已被预订一空，陈淑芬说：“夏永康印了999本，每本有号码，唐生要了No.912（哥哥生日）。”

此外，商台《云妮钟情》制作悼念哥哥的节目，访问哥哥生前好友，说：“这十年我常常会想起他，他经常在我梦中出现，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人，他去了哪里根本没所谓。”

陈淑芬特别推出一系列纪念品，让哥迷好好珍藏。

与唐唐识于微时，因小时候打架结缘，唐唐更是张母的干儿子，二人相识36年，相恋20载，曾经再复合。

哥哥在水中一脸悠然自得。

97年1月4日，于复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中真情剖白，向唐唐送上《月亮代表我的心》凭歌寄意：“唐先生是妈妈以外，我生命中最爱的人！”一再肯定唐唐的身份及地位。

任职金融界的唐唐，多年来为哥哥理财，并建议他买楼投资，令资产得以保值。

哥哥生前接受不同访问，曾表示最爱唐老鸭，更表明跟一个人生活多年，自觉已婚。

03年4月1日，哥哥跳楼自杀，引起众说纷纭，唐唐半夜与在加多利山屋外守候的记者见面，表示二人情未变，否认哥哥生前有第三者，直认哥哥患抑郁症，曾自杀过一次。

唐唐以未亡人身份为哥哥包办丧礼，在哥哥的讣文亲属一栏，以挚爱身份排在首位。出殡当日，唐唐望着哥哥的遗照哭断肠。

　　导言： 张国荣的演艺风流
　　忆记张国荣的二三事
　　睥睨世俗的生命奇葩
　　细说张国荣的香港故事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第一章：男身女相 雌雄同体
　　舞台上的歌衫魅影与性别易装
　　引言：时尚·前卫·性感
　　"性别易装"的美学与文化
　　颠覆"恐同意识"的易装演出：《霸王别姬》
　　音乐录像的情欲流动与再造
　　第二章：怪你过分美丽 情色、性相与异质身体
　　引言：从"性爱张力"说起
　　变动的色相·异质的身体
　　早期电视剧集的"反面人物"
　　"男男"色调：《梦到内河》与《金枝玉叶》
　　肉搏的战场：《春光乍泄》与《色情男女》
　　第三章：照花前后镜 光影里的"水仙子"形态
　　引言："水仙子"的倒影
　　从神话学到心理分析
　　反叛的孤儿：《烈火青春》与《阿飞正传》
　　放逐与匿藏：《东邪西毒》与《夜半歌声》
　　人戏不分、雌雄同在：《霸王别姬》
　　第四章：生命的魔咒 精神分裂与死亡意识的末世风情
　　引言："红蝴蝶"的魅惑
　　《枪王》的精神分裂
　　《异度空间》的记忆黑洞
　　晚期歌曲的末世风情
　　第五章：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
　　生前死后的媒介论述
　　引言：从自杀的遗言说起
　　香港传媒的负面报道
　　"媒介杀人"与"狗仔队"文化
　　第六章：这些年来的迷与思 歌迷文化与艺术成就
　　引言：一个"迷者"的自白
　　拆解媒介论述的偏见
　　建构"歌迷文化"的内涵
　　香港"哥迷"的在地活动
　　是什么让你喜欢张国荣
　　"张国荣"的六个面向
　　后记： 蝴蝶的陨落
　　四月的蝴蝶 难记兴亡事 花月总留痕
　　引用书目及影音资料
　　二○○一年的秋天，我为了出版《盛世边缘》一书，需要为其中一篇讨论任剑辉与张国荣"性别易装"的文章配置图片，便通过小思（卢玮銮）的帮忙联络哥哥张国荣，希望他可以在不收分毫的情况下，准许我和出版社刊用他的照片。然后得来哥哥的回复，有两项要求：第一是必须把文稿送过去给他看，看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第二是我挑选的照片不够漂亮，他要另行提供几张效果理想的给我。隔了些时候，收到他转过来的剧照，其中有一张"白娘娘造型"，原是他为电影《霸王别姬》而拍摄的，后来没有采用，所以照片是从未公开曝光的，而且他手上也只有这张孤本，没有底片，叮嘱我们千万不可丢失；至于我的文章，哥哥说能将他跟所喜爱、尊敬的任姐（任剑辉）相提并论，是一件令他很高兴和自豪的事情。
　　二○○二年二月，张国荣应小思的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讲述他如何演绎李碧华的小说人物 ，跟他见面时互道安好，他笑称我做"小朋友"，我戏说"你也不比我年长多少！"是的，他看来年轻儒雅，而且谈笑风生，喜欢用幽默机智的言语善意地捉弄人家，眉梢眼角尽是风情，又带着待人以礼的真诚，敏锐于别人的反应与情绪。及后，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的第一版，原是对"同性爱"采取宽容、平和及自然的态度，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却带来影片极端的"恐同意识"，扭曲了同性爱自主独立的选择意向，而作为一个认同同性爱的演员，他又如何利用自己的演出艺术，来颠覆影片的恐同意识呢？哥哥的回答是令人动容的，他说他看过原著小说，也和李碧华谈过，但他很能理解作为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个人背景，成长于"文革"的他，处身于仍然相对保守的氛围下，还要面对影片海内外市场发行的顾虑和压力，他有他的难处；而作为一个演员的自己，最重要便是做好本分，演好"程蝶衣"这个角色，同时尽量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内渗入个人主体的演绎方法，把程蝶衣对同性爱那份义无反顾的不朽情操，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存活于光影之中，让观众感受和明白。随即哥哥即席示范了两套表情和动作，对比怎样才能透过眼神和肢体语言，反射程蝶衣对师哥段小楼情意绵绵的关顾。
　　回忆这二三事，重看《霸王别姬》的片断，便能深深觉察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明白每个演出的处境，同时更知道在每个处境的限制中能够做些什么，才可让"自我"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华存在。正如这个章节开首引述他的说话，他已经不单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这个"演员"的身份，不但见于电影菲林的定格，亦可观照于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所谓"演出"，就是给予自己以外的另一个角色活泼灵动的生命，使那角色因自己而存活，也使自己因那角色而蜕变万千不同的姿彩，而这本《禁色的蝴蝶》，便是以张国荣作为演艺者的角度出发，论辩和论证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艺术形象--或许，先从张国荣的生命历程及其与香港流行文化历史的关联说起，再阐释他的演艺风华。
　　睥睨世俗的生命奇葩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张国荣原名张发宗，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父亲张活海是洋服专家，早在上世纪三○年代已于香港的中环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Hollywood）最新的时尚，因此特别受到影剧界艺人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演员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等也曾专程光顾。这不单是张国荣童年的家庭背景，也是影响他日后生活的先机，例如出入家庭和店铺的都属于中上层的名人，自少便养成他那份独有的世家子弟风范，此外，家族生意的因缘，也造就他敏锐的时装触觉，以至舞台上大胆破格的形象设计。一九七一年张国荣孤身往英国留学，从中四的程度插班开始，其后升读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攻读纺织及时装，准备将来继承父业；但后来由于父亲病重，他便停学回港，并于年参加由香港丽的电视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凭一曲American Pie获得亚军。之后加入电视行业，开展了在丽的电视的演艺生涯，主演的剧集包括《浣花洗剑录》、《浮生六劫》、《对对糊》、《甜甜廿四味》等，另外也主演过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单元剧，如《屋檐下》之《十五十六》、《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等。可惜由于丽的电视在香港的广播业上一直处于边缘弱势的位置，因此，张国荣主演的剧集未能为他带来广大的注意，但这些演出的磨炼，却也奠立了他日后电影角色的原型，例如反叛的青年形象、带点异质情愫的坏孩子。银幕上的稚嫩或许未能令他大红大紫，但独特的气质与型格、略带棱角的脸孔与性情，已深深蕴藏他日后从事电影工作的种子。
　　七○年代后期，张国荣除了在丽的电视的综艺节目中演唱外，也曾灌录两张英文细碟ILike Dreaming、Day Dreaming，及一张中文碟《情人箭》，但反应和销量均不如理想，唱片公司也没有再跟他续约，这是他唱片事业坎坷的低潮。电影方面，他出道不久即被骗拍下一部三级艳情片《红楼春上春》，惹来劣评如潮，更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及电影事业。踏入八○年代初，尽管他仍可在大银幕上演戏，如《喝彩》、《失业生》、《柠檬可乐》、《烈火青春》等，但总是被分派并不讨好的角色。跟他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常常担演清纯的学生，相比之下张国荣演的不是边缘少年便是游戏感情的骗子，因此招来传媒与观众对他的责难，认为他本人就是角色的化身，其中由谭家明导演的《烈火青春》，更因触及社会青年男女情欲的禁忌话题而被指意识不良、毒害青少年，导致电影被禁、重检及删剪，而一些矛头也直接指向张国荣的演出--现在回首重看当时的争拗和影片，总发现是谭家明和张国荣走得太前，落后的群众未能接受，而这部在日后被誉为经典的作品，在当时未能为张国荣带来正面的成果，这仿佛是一种"时代"的错置。
　　八○年代可说是张国荣演艺生涯的璀璨时期。流行音乐方面，他在一九八二年加入华星唱片公司，由黎小田监制唱片，连续推出大碟《风继续吹》、《一片痴》等，其中一曲Monica更唱至街知巷闻，他特别设计的舞步和手势，不但成为招牌动作，更是不少青少年争相模仿的对象。其后他陆续推出《为你钟情》、Stand Up等，一方面不断拓阔歌路，一方面又以跳跃动感形象为主，加以"华星唱片"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附属机构，强势电视台音乐节目的出镜率，令他成功地吸纳了不同年龄和阶层的歌迷。一九八七年张国荣毅然离开"华星唱片"，转投"新艺宝"，在拓展歌唱事业之余，也锐意开展电影的演出，这个时期他推出大碟Summer Romance'、Virgin Snow、Salute、Final Encounter等，评价既高，亦广受欢迎，其中的歌曲如《无心睡眠》、《想你》、《沉默是金》等，更不断攀升各电台、电视播放率的"龙虎榜"，同时成为当时的年度得奖作品，这时候他也开始进攻台湾的唱片市场。电视方面，虽然不是他的主力所在，也在这个时段替TVB拍摄了《侬本多情》（）及《武林世家》，前者延续他早期反叛情人的形态，却去除了青涩的稚嫩，步入成熟的韵味；后者的古装造型，开启了他其后书生和侠士的角色路线。电影方面，八○代后期，张国荣已经开始创造不可取替的经典人物，如一九八六年《英雄本色》中正义而冲动的警察宋子杰、一九八七年《倩女幽魂》中的憨直书生宁采臣、《胭脂扣》里风流倜傥的十二少，这是他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八○年代也是张国荣广告的丰收期，他先后共接拍了三个广告，第一个是由黄操刀的"大家乐"快餐店宣传，标志着"快餐自取食物"的文化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的模式；第二个是Konica菲林广告，一句"K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更成为张的标签；第三个是国际品牌"百事可乐"，张是香港第一代"百事巨星"，由于他前卫新潮的形象十分配合这个商品所谓"The 　　八○年代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不但有实力的歌手辈出，而且唱片业蓬勃，唱片销量直线上升，各大电台及电视亦全面热烈广播，DJ文化、白金唱片、新秀歌唱大赛等，都是当时掀起的热潮，罗文、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还有徐小凤、林子祥、陈百强、关正杰、甄妮，等等，都是当时得令的歌星。然而，发展带来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谭张之争"--谭咏麟自七○年代温拿乐队解散后作单人发展，至八○年代时已储积了一定的成就及广大的歌迷，及至张国荣以一曲Monica平地一声雷之后，短短数年间（-）声望直迫谭咏麟，无论是演出的机会、唱片的销量，还是得奖的项目、大众的嘉许，张国荣都有后来居上之势，加上他的日本风、跳舞歌及西化形象，更越来越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因而逐渐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难怪填词人黄曾经戏称"谭张之争"是"一个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可是，谭张二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显示竞争或排斥的姿态，斗争剧烈的是他们的两派歌迷，尤其是谭咏麟的支持者，每逢有张的演出都会前来捣乱、喝骂、叫嚣，致使张的歌迷又做出相应的对抗行动，加上传媒的煽动，终演变成势成水火的难堪局面，最后张的唱片公司更被人恶意破坏，而他本人又收到邮寄的香烛冥镪，致使张萌生退隐的念头。一九八八年，谭咏麟在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宣布不再领取翌年所有乐坛奖项，但两派歌迷的争斗仍没有因而偃旗息鼓，张国荣仍不断受到攻击，真正的停战是要待到一九八九年张正式宣布退出音乐事业不再演唱时，才能终止，亦在这个时候，张国荣的歌迷会正式解散。观乎这场斗争，可以看出八○年代香港的偶像文化，当时年轻人是人口结构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流行文化的产品也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利润回报，歌迷之间的斗争正可体现大众媒介渗入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正逐步代替了传统家庭、学校，甚至宗教的凝聚。
　　一九九○年一月，张国荣正式"封咪"告别乐坛，并且移民加拿大，在这期间，他专注于电影演出，于一九九○年主演《阿飞正传》、一九九三年主演《霸王别姬》，缔造了他演艺事业的第二个高峰。前者的"飞哥"形态，象征了香港那个飞扬跋扈的年代精神，也成就了王家卫的艺术领域，张凭此片荣获"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至于后者，"程蝶衣"的风华绝代也使全球注目和惊艳，日后一直使人念兹在兹，而他亦凭此而赢得"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的男主角奖。除此之外，喜剧如《家有喜事》（）、《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武侠类型如《白发魔女传》（）、《东邪西毒》（），剧情片如《金枝玉叶》（）、《夜半歌声》（），等等，更尽情挥洒了张国荣演艺的各样可能性，他不但宜古宜今，而且亦正亦邪，既能悲愤无奈，又可嘻哈跳脱。这种多元的塑造，到九○年代末期及千禧年，更由电影的类型变化落入角色人物内在的探索，演活或因金融风暴而一败涂地的单亲爸爸（《流星语》，），或因精神异常而陷入心魔纠缠的杀手（《枪王》，000）及病患者（《异度空间》，00），这是张国荣电影事业的第三个高峰。
　　流行音乐方面，张国荣于一九九六年宣布复出，照例惹来传媒的非议、公众的议论，但他处之泰然，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于一九九六年底至一九九七年间举行二十四场"跨越演唱会"，会上以红艳的高跟鞋配唱一曲《红》，以男男的探戈舞步掀开舞台上性别流动的异色景观；同时又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现场送赠两位挚爱的人：母亲及唐鹤德，宣示了性向，这些表现再度引起公众哗然，但同时亦建构了不朽的舞台传奇，并引发其他歌手相继模仿，例如刘德华演唱会上的"小凤仙装"、郭富城与谢霆锋的黑色长裙，等等。这个时期，张国荣出版了《红》、《陪你倒数》、《大热》、Crossover（与黄耀明合作）等唱片，一方面参与幕后的制作，如作曲、监制及音乐录像的拍摄，一方面试验多种类型的歌曲风格，甚至挑战社会禁忌，演绎具有争议的题材，远离大众通俗的、商业的主流，力求在流行的制式里强调个人的元素，例如《左右手》的同性暗示、《这么远、那么近》（与黄耀明合唱）的男色凝视、《怨男》的男性主体、《我》的自我宣言，等等。二○○○年张国荣获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的"金针奖"及TVB"十大劲歌金曲"的"荣誉大奖"，同年他举行"热·情演唱会"，邀请举世知名的法籍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Jean Gaultier）负责舞台服饰，以一头长发、一身结实的肌肉配衬充满雌雄同体玩味的装扮，进一步撕开性别的枷锁，将男性的阴柔美推向艺术层次。同样，这样前卫大胆的意识尽管受到不少观众的击节赞赏，但仍免不了遭受香港传媒肆意的抹黑和毁伤，张的心情跌至谷底，并声称以后可能不再演唱。其后"热·情演唱会"作世界巡回演出，获得海外媒体广泛的报道及高度的评价，二○○一年载誉于香港及日本重演，成为他离逝前最辉煌灿烂的舞台风景。二○○三年四月一日，正值香港SARS流行疫症期间，张在中环文华酒店二十四楼跃下自杀身亡，结束了他四十六年跌宕起伏、光芒夺目的生命，却留给这个城市凄风苦雨的无尽哀伤！
　　细说张国荣的香港故事
　　张国荣的生命联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盛衰起落，亦唯独是像香港这样不完整的殖民地，才能孕育出像他这样的演艺者。从六○年代流行音乐及时装的西化开始，便已注入于张国荣的风格和内涵，所谓"番书仔"、唱欧西流行歌曲、看外国电影及时装杂志、穿喇叭裤、梳"飞机头"，等等，不让许冠杰与罗文等前一代的歌手专美，张国荣披在身上，更散发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气息，而且富于现代感，比拟詹姆斯 Dean）。八○年代是香港商业经济起飞的时段，也是流行文化及电影的光辉岁月，张的乘时而起，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形势造就了他的机缘，但也是他的参与和建立，才令香港流行文化的体系与光环得以完成。从"丽的"到"无线"，从"华星"到"新艺宝"，一方面见出他跨越媒体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以及八九十年代唱片工业的转型。此外，从谭家明、徐克、吴宇森，到关锦鹏、王家卫、陈凯歌、陈可辛，等等，从香港的新浪潮到中国内地的第五代电影，他合作的导演横跨了时间和地域几个世代的变迁，从他演绎的故事与人物，体认了香港电影工业从实验期、成熟期、本土化，过渡至商业化、类型化，以至艺术的提炼、国际的认同，最后落入转型期、衰退潮及北移的策略。有时候，总觉得张国荣是幸运的，他成长和成熟于香港芳华正茂的时刻，能遇上众多优秀的导演，因而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演艺高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张国荣的表演才华，成就了这些导演作品的艺术层次，相信没有人能够想象没有张国荣的《阿飞正传》、《胭脂扣》、《霸王别姬》等会是怎样的？！因此才有人说，在"王家卫镜头下的'阿飞'，其实是'张国荣化'了" 。李正欣也指出："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与时俱进，可算是这个城市的倒影。"又说：他的一生"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转变，也标志香港这个城市兴旺的一段历史。"每个年代，张国荣都为我们留下记忆--八○年代的日本风挟着日剧与"红白歌唱大赛"疯魔香港人，张国荣为我们跳动《拒绝再玩》（玉置浩二作曲）与高唱《共同渡过》（谷村新司作曲）；一九八七年"中英草签"，张在《胭脂扣》里演出"五十年不变"的爱情承诺与幻灭；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他又在《春光乍泄》里反复念着"不如从头开始"的游戏，恍若历史的魔咒；千禧年前夕金融风暴横扫各行各业与各个阶层，在市道低迷之下他以港币一元的片酬接拍《流星语》，支持香港的电影工业，同时也记录了经济滑落下中产阶级的苦况；就连他的死亡身影，仍牵引这个城市疫症的命脉， SARS的时代创伤与他已是血肉相连。
　　曾经有人问起：何以"香港"能孕育出像"张国荣"这样特殊异质的演艺者？ 或许这问题可从两方面谈起，张国荣的演艺事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他告别乐坛而又再复出演唱作为分水岭，前期的特征如前所述，是跟香港的城市经济、现代西化及流行文化的发展扣连一起；而后期则逐渐体现了特殊的异色景观，却与香港的性别运动紧密联系。如果说前期的张是以一个"异性恋"的坏情人姿态建立自我、吸纳市场、凝聚观众的视线，那么后期的他却是性别多元的现身，而且走向非常激烈开放的地步，对于这种转变，张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曾经说过，早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导演罗启锐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单元剧《霸王别姬》，有意邀请他担演"程蝶衣"一角，虽然当时他已十分喜欢这个角色，但碍于偶像歌手的身份而未能接拍，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霸王别姬》，基于心态与时间的改变，张才接下这个演出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两个重点，一是歌手受制于形象市场的考虑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二是这个歌手身上所反映的性别光影，何以十年后张国荣可以抛开顾虑演出程蝶衣的角色？或许问得深入一点，何以九○年代的张国荣可以展现他在八○年代未能释放的性别能量？相信除了个人的因素，如心态的转变、"偶像歌手"身份的剥褪、进入殿堂后可以随心所欲等等之外，还有香港性别运动与历史的背景因缘。
　　同志文化研究者周华山和赵文宗认为，香港本土文化在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及工商业体系的深层结构中，七○年代是"同性爱"孕育的始端，原因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西化思潮比任何前代都要深刻，香港的身份及其伴随而来的"性别身份"也逐渐成形；此外，香港媒体自七○年代的普及，也助长了性别空间的延展，踏入八○年代，一群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陆续归来，直接参与本地的文化建构，或从事写作（如小明雄、迈克、林奕华和魏绍恩），或创立艺术表演团体（如一九八二年成立的进念 ·二十面体），或经营同志消费文化（如一九八七年开幕的 Disco Disco），或推动同志社会运动（如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香港十分一会），这些蓬勃的景象到了九○年代更急速递进。其中八○年代发生的"麦乐伦事件"，更促使香港政府于一九九一年修改法例，正式通过"男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尽管非刑事化之后，香港同志享有的空间依然有限，同性伴侣仍旧没有结婚和领养儿童的权利（江绍祺），但在争取平权上，已迈开了第一步。在依然禁忌的社会环境及媒体偏见的目光下，香港的同志文化在各方面正逐步开展，尤其是演艺界的酷儿声音，更被不少同志运动者及团体视为一个重要的策略位置，其中以关锦鹏于一九九五年在纪录片《男生女相》中的出柜宣示影响最为深远，不但鼓励了社会上一直处于弱势的同志社群，同时也为敏感的演艺行业开辟了现身游走的缺口，而张国荣于九○年代中期的性别姿态，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催生而成的。当然，张不是第一个先驱者，在他之前，早有妖娆的罗文在舞台上以劲歌热舞演绎男人的妩媚、在京剧折子戏里反串"贵妃醉酒"0，另外还有乐队组合达明一派唱述《禁色》、《忘记他是她》、《爱在瘟疫蔓延时》等同性压抑的心声。所不同者，是张国荣承受的攻击比前面任何一个先行者都要沉重和庞大；然而，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性别易装，在访问里的双性宣言，在日常生活中对同志情爱的专注，等等，对香港及海外华人的同志圈层来说，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华美的典范--如果真的要问为何"香港"能孕育张国荣这样的生命奇葩，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西化殖民背景、没有国族身份包袱的轻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以及漫长而崎岖的性别运动抗争等，这些孕育的土壤，当遇上具备演艺才华和自我主体的张国荣的时候，便开出了惊世骇俗的奇花！是的，张国荣从来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他既能在事业的高峰淡然引退，在一片争议的声音中毅然复出，在传媒攻讦的镜头下踏上台板，上演幕幕颠覆主流保守思想的雌雄同体，最后以抑郁的死结在SARS弥漫的空气中坠下，这一切都使他"异"于常人，是异禀、异见、异色和异能！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作为异色的奇葩，开在香港这块曾经被殖民的土壤里，张国荣的演艺风流得来不易，为他演说历史，是为以往种种艰难盛放的艺术形象定镜存格--所谓"禁色的蝴蝶"，是指张的精致、脆弱、斑斓、玲珑、骄傲和喧闹，但却是被禁绝、禁忌和禁弃的色彩，这色彩不流于世俗，所以为世不容，如同达明一派的歌曲唱道：要寄生在"某梦幻年代"或"染在梦魂外"，只有胸怀开阔、目光宽大的拈花者才能明白知晓。所谓"张国荣的艺术形象"，是以他的演艺声色作为讨论的切入点，分析他在银幕上的声情形貌、银幕下大众对他的追思，甚至他引起的喧哗与骚动，媒体煞有介事的攻击，都是这本书的重点，也是张国荣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换句话说，我是将张国荣作为一个"演员作者"（actor-auteur）来研究的，那是以一个"明星文本"（startext）来拆读电影和舞台的内容与形式，因为张的特质不单是香港演艺史上罕见和独有的，同时他的存有（being）更成就了众多导演的风格。一个演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除了能建立强烈的典范外，甚至可以改变电影文本中原有的保守或狭隘思想，看张如何瓦解《霸王别姬》与《金枝玉叶》的恐同意识，如何演活非他莫属的阿飞和十二少，如何以死亡的抑郁搬演银幕上下的终极姿态，我们便知道一个"演员作者"怎样以"生命"建构"生命"：一个自我单一的生命活出无数角色人物的生命及其变奏。正如文化评论人林沛理所言，张国荣的演出"来自生活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一种感情的浓度，及一个活生生的'我'在。"或如台湾乐评家符立中所言："张国荣以一个男星身份化身为这么多部作品的缪思，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张国荣不同于周星驰，因为他没有草根味，也演不出下层人物的模样，他是属于中上阶层的，是逸出于俗流边缘的遗世者；他也不同于梁朝伟，演出不求刻意，却放任自然，每每太过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被误以为是角色的自我化身。
studies）在香港一直都不是学院主流关注的重点，而民间出版相关的书刊，却又以图片、剧照为主，配以一些零碎的剪报、简略的生平，甚至道听途说的传闻，来述说一个明星的一生及其演艺生涯。间中一些做得比较认真的，不是几个影星合在一起作专题讨论，便是只集中一些旧人回忆的记录，少有单独一人作深入的理论建构或精细的论述。另一方面，粤剧名伶的个人专书较多，也较有系统和深度，如任剑辉、芳艳芬、靓次伯、陈宝珠等；但电影明星的讨论则十分零散，只有李小龙及周星驰享有较多的注目；流行歌手方面，除了许冠杰外，差不多绝无仅有。然而，大部分这些"明星研究"，不是着重访谈忆旧，便是只有局部的阐述或断章的取义，较少深入涉及"明星"与他们的社会文化、人文风景、演艺形式、媒体论述、观众反应等批评范畴，例如一个"明星"如何诞生、发展、起落？他 /她的艺术模式如何？超前或启后的价值在哪里？引起什么评议？社会大众又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问题千丝万缕，却不容忽视。
　　研究"张国荣"差不多从零开始，既由于在"明星研究"的学术系统里，本地差不多没有先例可循，也来源自他充满分歧争议的形象庞杂芜乱，犹幸他的市场价值高，坊间刊印和发行的书报、图片册、唱片专辑、音乐录像及电视、电影光盘等丰富而层出不穷，在他离逝仍然不太遥远的日子，在追忆的烟火仍未熄灭的时候，仍可清晰的建构他的艺术历程--《禁色的蝴蝶》侧重张国荣于九○年代复出后的艺术成果，原因是这个阶段的他，已经摆脱了"流行偶像歌手"的窠臼，凭着日渐成熟的造诣及独立自主的意识，成功开创了他个人和香港演艺历史的新页；这个时段的作品，无论是歌曲的形式与内容、舞台上的动静姿态，还是电影中的人物类型和演绎，都比八○年代时期来得丰富、多变、深刻和厚重，可以说，九○年代至千禧年的张国荣，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阴柔"世纪，逐渐变成一个"族群的符号"、一个年代的变向与象征，彻底改变了香港"形象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在整个华人演艺的圈层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走得比他勇敢、潇洒和开放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张国荣独家专有的仪范，因此，我以他的后期风格作为这本书的切入点--第一章"男身女相 ·雌雄同体"借用"性别操演"的观念，讨论张的"易服"如何带动酷儿的 camp样感性；第二章"怪你过分美丽"以"身体政治"的理论架构，分析张特殊的异质性相；第三章"照花前后镜"采取神话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张的"水仙子"形貌；第四章"生命的魔咒"却通过精神分析、抑郁症的学说，展现张演艺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意识。这四个章节洋洋洒洒的，都集中于张国荣淋漓尽致的美学形构，而最后两个章节则转向社会学与问卷调查的方法，阐释张国荣作为一个先锋的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如何被接收、评议，甚至攻击，当中又反映了怎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五章"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写出张生前死后在报刊上的"媒介论述"，看他如何彰显香港传媒文化的黑白偏见；第六章"这些年来的迷与思"谱出他"歌迷文化"的盛世图像，并从而归纳他终极的艺术成就。当然，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凭空产生自己的风格，而是年月层层的沉淀、经验点滴的积聚，才能攀上艺术险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踪张国荣后期的艺术版图时，也必须常常回顾他前期试练的痕迹，例如九○年代对镜独舞的阿飞，如何在八○年代的《烈火青春》里早已现身，或银幕上风情意态直逼如梦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样回响电视时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这些回溯，是为了联结历史，也为了印证今昔！另一方面，"书写张国荣"也不止这些角度，我的选择，既基于个人的偏爱，也源于对应哥哥对自我成就的肯定，舞台上的媚眼与探戈、水影里的凝神注视、嘴角的挑逗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红着眼丝的自毁，无论如何是风流雨散吹不去的！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两个后荣迷时期的歌迷组织"哥哥香港网站"及 Red Mission的仗义帮忙，他们慷慨赠予的写真集、图文书、剪报资料、网上留言，甚至海外发行的影碟"特别版"，让我霍然惊觉"歌迷组织"原来才是"明星研究"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库"，他们收集、储存、分档、评议的能耐持续数十年，而且往往夹着许多个人的年代记忆与时代风貌，成为论说的基本材料。此外，他们的热诚、投入、真挚与无私，也让我讶然感悟，原来人世间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超越现实的功用价值、生命的血缘关系，甚至死亡的界线。当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对偶像的倾注与崇敬容不下第三者，当中会有争持、固执、沉溺、迷乱，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庆幸有机会参与其中，以一个"戏迷学者"的身份共同建立与"张国荣"的关系，是的，是"戏迷学者"（fan scholar），这是卢伟力给我的戏称，既与任姐的"戏迷情人"遥相呼应，也生动具体地说出了我个人的耽溺，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论述里，总认为"戏迷"不适宜当"学者"，因为他 /她的情绪感性会破坏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学者"也不适宜担演"戏迷"，因为这样会妨碍论述对象的客观性 ；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决绝地区分吗？况且，我也从来不觉得学术研究或学院规范有什么值得高蹈的姿势，那些框架、那些空间也不过是尘世间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将我的"张国荣研究"当作诗歌看待，在理论的建构中渗入个人诗化的观照、抒情的感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笔触来对待吧？！或许会有人因而不喜欢，但这没有什么打紧，他们可以另有选择，套用张国荣的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如果写和被写的都被命为"异端"，那么他和她是不必强求的，因为世界虽然细小，但总有容纳和照耀彼此的国度！
　　最后还要感谢小思，自二○○五年四月开始写作这本书，她一直忧虑我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见面时的耳提面命，节日里的书柬留情，都让我在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蓝天白云的召唤，她说书写来"情根太深，一旦铸就，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这是命定，那也无奈"。也许小思是敏锐的，我在进行"危险的写作"，是在追寻张国荣的身影中铸炼自我，在层层剥褪的人格分裂里体验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论纠缠时，曾感应一些黑影在摇曳、一些声音在旋荡；在与哥哥对影互照的刹那，便仿佛明白艺术最孤独也最唯美的险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异色景观内，体悟人间色相终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环照，依旧敌不过岁月的寂灭！写作如同生死，人与书也无可避免的历劫几番，曾经因为情绪的狂暴而中途废弃，也因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医院的睡床上，文字与意念散成碎片--这样的卷动，会带来无法回头的沉坠，但人世总要这样的走一趟，否则便白过了，我不过是像哥哥那样，忠于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书稿已成，没有蜡炬成灰，却以一颗一颗墨黑的字体记印留痕……
　　张国荣在二○○一年接受国际刊物《时代》（Time）的记者访问，谈到他的英文名字时这样说。事实上，Leslie这个可男可女的中性名字，不但标志张国荣性别意识的取向，同时也浮映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演艺风格：时而不羁放荡，时而千娇百媚，时而雌雄莫辨。张国荣的父亲张活海是著名的西服裁缝师，因为这个背景，张国荣留学英国期间，在利兹大学（Universityof Leeds）主修的是纺织和成衣（Corliss,）。这些童年生活背景和留学经验，都给予张国荣敏锐的时装触觉与自我形象的构想，同时亦塑造了他比较上层阶级、属于公子哥儿或世家子弟的贵族气质及西化形态。
　　早年的张国荣，无论是日常衣装的打扮还是唱片封套的造型，都流露时尚的风格和大胆创新的美学形态，他曾经说过，早在很久以前（约八○年代）已经爱穿着牛仔裤和背心上台演唱，但这种过于前卫的装束，跟当时社会普遍要求歌手隆重的打扮背道而驰，因而遭受非议和排斥。事实证明，张国荣的衣饰观念比同代人走前了一个世代，不但具有西方流行音乐和时装文化的感觉，同时也敢于尝试、超越和挑战大众约定俗成的习惯。年轻时代的张国荣，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穿着法国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的风格化衣服，奠定了日后双方合作的基础；此外，他也酷爱阿玛尼（Giorgio Armani）的西装，更是少数能以中等身型而能穿出一身帅气的男子。有趣的是，历年来张国荣的大部分唱片封套都是以西装示人，例如《一片痴》、《为你钟情》、《张国荣（迷惑我）》、Summer Romance、Final Encounter、《张国荣精选》，等等，或以西装外套配以简约的衬衣，或以煲呔（Bow-tier的广东话音译，即蝶形领结。--编注）配合三件头的英式西服，甚至是红色领带配衬整套全红的衣裤。西装的造型凸显了他闲雅的意态、翩翩潇洒的风度，而大胆的用色与简约合身的剪裁又使他建造了潮流的典范，这些造型，在当时已引来无数的模仿者，而隔了这些年月的距离，却仍没有落后或过时的感觉。由此可见，张国荣的衣饰品位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历久常新。香港时装设计师马伟明曾经指出，八○年代流行西装外套单穿，不一定会跟下身连成一套，张国荣在这方面的配搭做得恰到好处；八○年代中期开始，张的造型渐渐趋向casual，由斯文深情慢慢转为充满动感和型格，例如詹尼·范思哲（Gianni Gigli）等充满活力色彩的设计，将张国荣推向更时代化的感觉；直到九○年代初，张又转回西装笔挺、一派贵公子的模样，当中更见成熟的风味。马伟明甚至概括地说："他摩登、前卫、性感，永远自信十足，很喜欢表达自己，以服装为例，他不会介意别人的看法，认为在台上好看的，他就会尽情表现自己，别人的眼光他不会太在乎。""衣饰"对张国荣来说，是演艺工作的需要，亦是表现个人潮流触觉的美感体验和突出自我形态的真身再现，例如众所周知，张国荣喜欢穿"红"，亦是少数被公认穿得好看的艺人，那是由于"红色"并不是人人受落和穿戴得起的颜色，它的霸道和明艳，如果没有张扬的个性是无法穿出味道的，但张国荣的"红"，却体验了典雅的成熟美、飞扬的动感与气势，同时又散发让人充满遐思的情欲想象。到了后期，"衣饰"更成为张国荣"性别"身份的再造、个人阴柔气质的盛载，九○年代中期以后的他，穿得更随心随意，不但混融男女性别的界限，舞台上彰显男体女相的形象，甚至以歌曲和音乐录像阐述人与衣饰彼此解放的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张的步法走得更前更远，遭受抹黑、攻击和非议的压力更大。
　　如果"性别"如同"衣饰"，可以随时更替、变换和错置，那么，张国荣引人入胜或引起争议的地方，便在于他在舞台上层出不穷、时男时女的性别易装游戏，一方面为香港的表演艺术与流行音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另一方面又处处触碰了社会大众的禁忌与性别偏见，因而造就他独有的传奇风采。这个篇章，就是基于要为张国荣的性别议题爬梳脉络而写的，从一个演艺工作者舞台姿态的剖析，彰显张的艺术创造与成就，并且拆解社会大众对"非异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存有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成见。这里借着讨论张国荣在电影和舞台上的性别易装，以及在音乐录像里双性与雌雄同体的形态，打开性别论述的空间，跨越旧有社会成规的限制，揭示媒介集体建构"恐同症"（homophobia）的方向和现象。这个章节的目的不在于判断真伪对错，而在于辩解媒介与性别议题之间对衡的张力，从张国荣孤身作战的性别抗争中，窥视和反思香港传媒的权力与暴力。
　　"我做《胭脂扣》的十二少和做《霸王别姬》的程蝶衣，其实都有迹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我就是我，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
　　一九九三年由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是张国荣最具体的易装演出。这部电影开拍的初期，戏中乾旦程蝶衣一角，导演原本属意由拥有京剧底子而又具备国际市场价值的尊龙担纲，但后来因种种条件无法达成协议才改由张国荣主演，而在这选角与磋商期间，张国荣为了能成功争取程蝶衣的角色，故意替《号外》杂志拍了一辑青衣造型的照片，借以显示自己"女性造型"的可塑性与可信性。然则，张国荣何以要费尽工夫与心力争取"程蝶衣"这个角色呢？而程蝶衣的性别易装对他来说，又代表了什么意义？从舞台上演出者自我投射的角度看，张国荣的易装又如何颠覆了这部电影潜藏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呢？
　　论者讨论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时，多从国家的论述和（中国）文化认同上看，少有从同性恋或性别易装的问题上看，甚至有论者指出《霸王别姬》表现的是"政权朝移夕转，可是中国不变"，并且透过程蝶衣这个角色，引发一连串的认同过程："程蝶衣→虞姬→京剧→中华文化→中国"，表现的只是一个空洞的、想象的中国。这些论述，触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论者没有顾及电影《霸王别姬》背后还有一个原著小说的文本，李碧华这部《霸王别姬》小说与陈凯歌的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显露的同性恋意识比后者来得自然和开放，而后者在扭曲同性恋的关系之余，同时又把原著中有关香港的场景彻底抹掉，变成是导演个人对历史和同性恋纠缠不清的心结；第二，在上述一连串的认同公式上，张国荣作为性别易装者的媒介位置究竟在哪里？换言之，是我们如何看待张国荣易装演出的主体性？正如张国荣指出："我做《胭脂扣》的十二少和做《霸王别姬》的程蝶衣，其实都有迹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我就是我，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所谓"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是指表演者与角色之间的认同关系，换句话说，在阅读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每趟的易装演出，例如他在京剧舞台上扮演的虞姬、《贵妃醉酒》里的杨贵妃和《游园惊梦》里的杜丽娘，都必须联系张国荣作为易服者的主体意识，从张国荣这种自我投影的演出方法，可以看出这些易服后的女性人物，实在已包含了表演者本身的性别认同。
　　《霸王别姬》讲述乾旦程蝶衣在政治动荡的时代里，跟师兄段小楼（张丰毅饰）纠缠数十年的恩怨爱恨，他不但以戏台作为人生的全部，甚至期望以戏中才子佳人的角色与师兄长相厮守，无奈段小楼流水无情，心中只属意菊仙（巩俐饰），以致程蝶衣的付托如落花飘零，无处归落，因而更致力抓紧舞台上的刹那光辉，期求戏台的灯彩能恒久照耀他和小楼的爱情传奇。从这个同性爱情的脉络看，便可察觉蝶衣的"乾旦"身份不但是戏曲演艺的行当，其实更是他本人性别的取向，他沉醉于虞姬、杜丽娘等古代女子的命运，每趟扮装易服，都展现了他/她对小楼的情愫，套用电影中袁四爷（葛优饰）形容蝶衣的说话，那是"人戏不分，雌雄同在"。事实上，蝶衣对"戏台"的迷醉已达入艺术最高的疯魔境界，那是以身代入，执迷不悟，至死不悔！小楼骂他"不疯魔不成活"，他也默然承受，而且甘愿泥足深陷，因为对蝶衣来说，没有人戏可分的世界，人即是戏，戏台也就是人生。因此，他可以无视于现实环境的限制、时代剧烈的变迁、政治风起云涌的波涛，而只一心一意终其一生的在台上演好虞姬这个女子的角色，侍奉在心爱的霸王（段小楼）身边，当这份情爱无法实现时，他只能选择死亡，仿照人物的结局，用自刎的方式完成戏台人生最后圆满而完美的落幕。当然，程蝶衣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戏内戏外的界线，无法在时代的洪流中把捉真假难辨的爱情，但他一生的艺术意境也在于这份执迷，一种人戏融合一体的升华，"易装"的每个身段就是他的本相，而他的本相也投影于虞姬、杜丽娘、杨贵妃等众多女子的举手投足间。张国荣的妩媚演出，无论是随意的回眸、低首的呢喃，还是板腰的娇柔无力，或悲怨的凝神，都活现了这些女子（以及程蝶衣）内心层层波动的情感，而让观众人戏不分的自我投影--我们在看程蝶衣的易装，也在看张国荣的变换性相，程蝶衣与张国荣也融为一体，恍若是张生而为蝶衣，而蝶衣也因张的附体而重生，可一不可再。李碧华曾经说过，她笔下有两个角色是因张国荣而写成的，一个是《胭脂扣》的十二少，另一个是《霸王别姬》的程蝶衣，这种"度身订造"的人物形象，进一步说明了程蝶衣与张国荣不可割离的艺术结合；反过来说，导演陈凯歌也曾经言明当世之中除了张国荣，根本没有人能替代演出程蝶衣的角色。至此，所谓"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既是程蝶衣的人生写照，也是他/她与张国荣的镜像关系，是艺术境界中最深刻、最蚀骨销魂的层次。
　　张国荣在关锦鹏《男生女相》的访问中，曾坦白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性格阴柔而又带有自恋倾向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特点是敏感，尤其是对爱情的敏感，而观众也认同了他这些细腻、细致的特质，难怪关锦鹏也回应说：在张国荣的易装电影中，不知是这些阴柔的角色造就了他，还是他本人造就了这些角色？！至此，二人的对话，颇带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况味。事实上，如果没有张国荣，又或者是换上了尊龙，我相信电影《霸王别姬》台上台下的易装演出不会那么细腻传神，他幽怨的眼神、缠绵的情意，或甜蜜的娇羞与含蓄腼腆的温柔，并非一个在没有认同女性特质之下的演员所能做到的，换言之，是张国荣对女性身份的认同，让他通过易服的形式，发挥他的女性特质，两者的关系犹如银币的两面，易装者与表演的角色已合二为一，有如镜子的"重像"（double），互为映照。然而，有趣的是李碧华小说的第一版，原是对同性恋采取宽容、平和及自然的态度，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却带来影片极端的"恐同意识"，扭曲了同性爱自主独立的选择意向，而我也曾因应这个问题询问张国荣本人，以他这样一个游走于性别边界的人，如何面对和处理这部电影的恐同意识？他说他很明白陈凯歌的政治背景、意向和市场压力，而作为一个演员的他，最重要的便是借用个人的主体意识，演好"程蝶衣"这个人物的深层面向，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范围内，将程蝶衣对同性爱那份坚贞不朽的情操，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活现银幕，带动观众的感受。此外，张国荣也指出《霸王别姬》的结局，是他和张丰毅一起构想出来的，因应电影情节的发展而和原著有所不同，他们着眼的地方是两个主角之间的感情变化，蝶衣对师哥的迷恋必须以死作结和升华，才能感动人心，可惜陈凯歌一直不想在电影里表明两个男人的关系，反而借用巩俐来平衡同性恋的情节，张国荣甚至认为如果《霸王别姬》能忠于原著，把同性爱的戏作更多的发挥，对同类题材的电影来说，成就一定比他后来接拍的《春光乍泄》为高（卢玮銮、熊志琴，0-）。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潜藏浓厚的"同性恋恐惧症"，但张国荣的易装演出，以及对戏中"程蝶衣"这个角色的揣摩，却颠覆了这种恐惧意识，我们只要集中观看张国荣的个人演出，便可意会到他在舞台上自我表演的形态，犹幸这部电影的前半部，由别的演员饰演童年时期饱受阉割与性别扭曲的程蝶衣，这恰恰使到张国荣的演出，能够独立于导演的同性恋恐惧意识以外，演活了程蝶衣那份对同性爱义无反顾的固执，在在透现一股颠覆的况味，变成对电影/导演本身的一个"反讽"（irony）。
　　我觉得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个人身上的，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张国荣如是说--事实上，多年来他的舞台演出与音乐录像都致力于融合男体女相的艺术形态，借用"衣饰"跨越性别的幅度，挑战世俗的规范，打造情欲流动新的面向，或演唱会上演绎扮装皇后的姣艳，或音乐媒介里化身雌雄同体的剪影，这都给香港的演艺文化缔造了前所未有的典范，而当中引起的赞叹与争议，亦在在反映和考验了这个城市对多元性别承载的能耐。
　　在一九九六年尾与一九九七年头之间，张国荣在他的复出演唱会上，当唱到由林夕填词的歌曲《红》时，作了一趟瞩目的易装表演，他在黑色闪亮的衣裤上，穿上了一双桃红色、女装的珠片高跟鞋，并且涂上口红，与半裸上身的男性舞蹈员大跳贴身舞，因而惹来话题纷纷。这一趟张国荣的性别易装，是由虚构的电影空间转移往虚拟的舞台上，是一趟男扮女装的dragperformance。
　　加伯在讨论男性的易装表演时指出，"扮装"（drag）的性别意义，在于通过衣服的论述与身体的展现，解构了性别乃天然而生的社会定律，当中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形式与层次：可以是内外不一致的，例如易装者表面是女性的衣服（或内衣），外面是男性的；可以是混合模式的，例如只作局部的女性装扮，包括耳环、口红、高跟鞋等配件的穿戴；另一个层面是矛盾的结合，例如一方面作女性打扮，一方面又故意强调原有的男性特点，包括粗豪的声线、平坦的胸膛等，从而造成雌雄混合的状态。从加伯的理论去看张国荣的性别易装，便会看出他在演唱会上的表演与他在《霸王别姬》的造像，是截然不同的--在电影的京剧舞台上，他要努力做好一个女人/女性角色的本份/身份，说服电影中的台下观众，他也可以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娇娥，虽然在电影的叙述里，时刻让我们意识和明白，京剧舞台上的虞姬是由男人演的，但在京剧舞台上的故事文本里，这个虞姬却是女人，是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时身边最后的一个女人，而站在台上的程蝶衣/张国荣所要努力的，便是要做好这个女人的角色，所以他在舞台上的装扮是全副女装，包括配音的声线。相反的，在个人的演唱会上，张国荣的dragperformance，却是混合体的，而不是纯然的男装或女装，他一方面穿上冶艳的高跟鞋、涂上惹火的口红、摆出娇柔和充满诱惑力的姿势，但另一面，这些穿戴只是局部女装，他同时亦作局部的男性打扮，例如他没有刻意戴上假发、穿上女性衣裙，他那套黑色衣料镶满银白水晶和闪片的衣裤，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中性的格调，而无论是他的发型还是声线，却仍是男性的，这种男女混合的模式，正好体现了雌雄同体的形态。
　　到了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张国荣另一帧易服的照片，或许会更能比较和辨认他在演唱会上雌雄易装的特性。这原是他在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中的造型，可惜这个易装形象最终都没有在上映的电影中出现。相片中的他，无论是衣服（豹纹的皮草）、手套、太阳眼镜、假发和脸部化妆等，全是女装打扮，完全没有任何男性衣饰的符号存在，如果没有图片说明，观赏者根本不容易发现相中的女子原来是个男人；这样的安排，目的无非是要让读者相信相中人是一个女性，而不是要让人意识到"她"是男扮女装的，易装者本来的男性身份，在这个女性的面谱下，是要被彻底地掩藏起来。我们回头再看张国荣在演唱会上的性别易装，其实是一种雌雄混合的演出，观众在观看时明白看到的是一场男扮女装的表演，当中易装者本身的男性身份，仍在衣饰上及举手投足之间表露无遗，只是他的女性穿戴与姿态，又使他不是全然的男性，这当中暧昧的性别地带，即亦男亦女，或不男不女，正是明显的性别越界，让观众对性别的意义产生双重的阅读（double reading）。从这个角度看，演唱会上的张国荣，是以个人的身体（body）作为展示（display）性别的工具/道具，借性别的移位或错置（displacement），颠覆男女二性约定俗成的、固定的疆界，这就是我在前面部分引述加伯的理论时，所指出的"互涉"状态，即是以"衣服"作为"文本"（text），通过男女服饰的"文本互涉"（intertex uality），达致"性别互涉"（intersexuality）的境界，尤其是镜头不断对张国荣的局部衣饰作不同角度重复的"特写"（close-up），正是把固有的性别形态切割成不同的碎片，由观众自行拼凑，通过舞台的想象，还原为雌雄混合的整体。然而，另一方面，张国荣这趟易装演出，同时也包含了他暧昧的性别表述，尤其是他与半裸上身的男性舞蹈员朱永龙贴身的舞姿、故作纠缠的拉拉扯扯、充满挑逗意味的自摸动作、对男伴肆意轻佻的凝视，在在显示了他的性/别（sexuality/gender）取向；在这个阅读层面上，他的易装形式塑造了他的易装内容，即是"阴性的男人"（feminine man），而且是取向同性爱的阴性男人，表现的是"男性的女性特质"（male femininity），而他在舞台上的从容踏步，亦仿佛是一个由衣柜里走出来的姿态。
　　千禧年八月，张国荣在香港的红体育馆举行"热·情演唱会"（PassionTour），邀请世界知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为他设计舞台服饰，进一步实践他"雌雄同体"的双性形象--当舞台的灯光亮起，巨型的白色灯罩背后隐约可以看见身穿白色西装、臂上插上羽翼的歌手，音乐与歌声徐徐响起，然后散落四周，与台下观众的呼叫彼此和应。演唱会上，张国荣束了一头及腰的长发，时而随舞姿飘扬，时而挽成颈后的发髻，配衬或闪烁艳红、或贴身而漆亮的衣饰，从快歌到慢歌，从静态到动感，舞台上诠释了男性妩媚的阴柔美。可惜，张国荣这趟大胆而创新的"易装表演"，却招来香港部分传媒的大肆攻击，他们在报刊上的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不是集中放大歌手的"走光照片"，便是找来一些思想僵化的专家分析歌手的心理问题，在在显示香港社会对性别易装的抗拒与保守意识，同时也流露大众对"性别定型"的故步自封--例如他们以"护翼天使"（女性的卫生用品）、"贞子Look"（日本鬼片）、"莎朗·斯通着裙"（讽刺歌手的走光照片）等字眼来污蔑高缇耶的设计，甚至批评这批衣衫属于过时的旧款，并非设计师为张国荣度身订造的；此外，报章的标题更以"发姣露底"、"雌性本能"等字词哗众取宠，诋毁演唱会的风格，认为张国荣的表演"意识不良"，有伤风化；而一些所谓心理专家更扬言张的长发、短裙与自摸动作，是"厌恶自己身体"的表现，完全是"弱者"的行径，他们认为男人应该是阳刚的、雄性的、主动进攻型的，是强者的形态，因此，如果稍稍显露得纤巧、冶艳、性感，甚或穿上带有女性风格的衣饰、表现带有阴柔特质的行为，便是心理出了毛病--这些评断每每带着道德教化的口吻，充分反映了香港传媒的浅薄、无知和愚昧，同时也披现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把性别易装者复杂的表演形态简化或全盘否定。其实，张国荣"热·情演唱会"的易装演出，是在虚拟的舞台空间里，实践了"雌雄同体"的性别越界，同时也是一趟寓"服饰故事与意念"（fashion 　　根据演唱会的舞台总监陈永镐所言，这次舞台设计的主题是"剧院"，整个舞台只开三面，配合灯光的效果，以及布景特制的布料，是要给歌手营造"一个变幻的dreamland"（陈晓蕾，）。此外，时装设计师高缇耶为张国荣设计了六套服装，贯串了"从天使到魔鬼"（From Angelto Devil）的主题和形象，当中包括：开场时是纯白色的羽毛装，象征天使的化身；接着是天使幻化人间美少年，歌手穿上古埃及图案的银片透视衫与黑色水手裤；然后是美少年的成长，变身为拉丁情人，以金属色的西装展示情欲的异色；最后是魔鬼的化身，以黑和红的色调突现歌手魅惑的风格。正如《明报周刊》时装版主任王丽仪指出，高缇耶早于八○年代，已着眼于跨越性别的设计，例如让男人穿裙或作长发打扮，男装往往在阳刚中带着阴柔，女装却是阴柔中透现阳刚，形成甚至是"雌雄同体"的形貌，而这一趟替张国荣设计舞台服饰，更进一步"从西方传统历史中取材再重建，与现代文化交融，形成一种mixed culture的风格，例如在西方的文化历史里，早于古罗马已有战士穿上块状的短裙，更早的古希腊也有不分男女的裙袍，而长发披肩亦常见于西方古代男性等。王丽仪的分析很有意义，她一方面阐释了高缇耶的设计意念和内涵，直接驳斥了香港传媒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力证张国荣的舞台演出，如何打破一般演唱会惯常的单一表演形式，有意识地在剧院布置的舞台上实验跨越性别的可能。可以看出，张国荣这趟易装表演，是雌雄混合模式的，他一方面束了一头长发，穿上短裙或前胸开叉的紧身露背背心，甚至在举手投足之间摆出娇柔的手势、挑逗的笑容，但另一方面仍十分强调他的男性特质，例如唇上的短髭、结实的肌肉线条，仍旧是男性的声线与平坦的胸膛；歌手是以"身体"作为展示"性别"内涵的媒介，以"衣服"作为"文本"，透过男女服饰混合穿着的"文本互涉"，达致"性别互涉"的境界，从而颠覆了男女两性世俗的疆界，重新塑造新的男性形态--谁说男人不可以是妩媚的？谁说长发与短裙只是女性的专利？性别多元与开放的最高层面，是泯灭了两性之间的互相定型，不管是男装女穿，还是女装男穿，既是表演者/易服者性别身份的自我建构，同时也测量了我们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深度和阔度。
　　作为国际知名的设计师，高缇耶跨越性别的艺术从开始便已震惊世界，早在八○年代，他已经让男性模特儿穿裙，并称之为"Homme Fatal"、"Pretty Boy"、"Couture Man"、"Androgyny"，九○年代更首次为麦当娜（Madonna）设计内衣外穿的舞台服装，从此带动历久不衰的潮流（Farid Chenoune,-）。高缇耶充满解构意味的性别观念，取材自东西方远古文明的服装文化，以现代的技巧融合于衣饰的剪裁、用料和配件上，力求将男性潜藏的阴柔力量推出前台，这种意态恰恰与张国荣流动的性别再造不谋而合，因而才促成两人合作的关系。可惜，香港媒介对"热·情演唱会"的负面报道，令远在法国的高缇耶非常诧异和震怒，从而公开表示以后不会再为香港的歌手设计服装。张国荣坦言对此十分痛心和难过，尤其是因为传媒记者的无知和偏差，导致香港的演艺文化出现这样的困局，对"阴性"、"阳刚"的狭隘观念，更阻碍本地演艺者跟国际时装设计师合作的可能。其后，"热·情演唱会"举行世界巡回，在各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赞誉，曾借《末代皇帝溥仪》获取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服装设计的和田惠美，更在日本的《朝日新闻》撰文推许"热·情演唱会"，称张国荣为"天才横溢的表演者"，同时指出高缇耶独一无二的服装与张国荣的舞台风范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组合0。由于"热·情演唱会"在海外获得高度评价，张国荣决定于二○○一年四月再度在香港重演，有趣的是，这时候的香港媒体鉴于海外的评论，而未敢再对张的表演作出负面的攻击，部分报章甚至见风转舵，转而赞扬演唱会的成就，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更益发曝现香港传媒文化素养的不足，以及演艺知识的贫乏。
　　一个艺人能够做到姣、靓、型、寸，男又得女又得，这才算是成功。
　　张国荣曾在演唱会上这样说。所谓"姣、靓、型、寸"，体现的不独是张的男身女相与雌雄同体，同时更流露他对自我阴柔特质的自信和肯定。尽管张的性别易装、抑郁症、自杀、同性/双性恋的身份等曾备受香港传媒的扭曲和攻讦，但仍然无损他作为一个酷儿表演者的艺术光彩，甚至可以说，张的存在，挑战了社会单一思维的道德尺度，也测量了大众对性别的接收和容许程度，借用达明一派的曲目以作比喻，张是一个"禁色"的圣像（icon），在性别开放、多元的空间和世代里总有他存在的位置。他的身死，令他生前的争议与对衡刹那变成"传奇"，环顾香港及海外的华人地区与流行文化的历史，张的性别越界与艺术境界至今仍无人能够继往开来，但他的努力开拓，却为后来者打开禁忌的缺口和突破的空间，他的成就得来不易，在重重关卡的社会舆论下与道德隙缝间步步维艰。可以说，张的现身，搬演了香港一代camp的文化，带领受众走入阴柔的年代，体验性别再造的潜能，借用林夕为他填写的歌词《我》作结：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张国荣曾经不只一次地公开表示，林夕为他撰写的《我》包含夫子自道、向外宣言的感怀--"造物者的光荣"、"站在光明的角落"--都显示了他的立场，尽管传媒骂他"爱扮女人"、"是弱者的表现"，但张国荣从来没有后退或妥协，他依然为自己"可男可女"的高度可塑性散发骄傲，为香港电影和舞台的演出寻找可以上下游弋的空间。正如英美的前卫歌手大卫·鲍伊（DavidBowie）与乔治男孩（BoyGeorge）宣称，他们的"性别易装"是表现男性天生本有的阴柔特质，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变换成女人，而是要用男性的身体试练"衣饰"千变万化的可能，再者，"男人穿裙"无论在西方的传统还是东方的风俗习惯里都一直存在，是自然的穿戴，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其实，我们应该庆幸有张国荣这样的表演者，他的歌衫魅影，不单为香港的演艺文化增添了万紫千红的叛逆姿彩，同时也让他的艺术成就连接世界的版图，他是继英美的大卫·鲍伊、乔治男孩以及日本的泽田研二等之后充满迷幻色彩的艺人--他的"男身女相"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璀璨夺目；他的"雌雄同体"是造物者的光荣，仪态万千，而且相信总有他照耀的性别国度。
　　张国荣在一个演说自己如何演绎李碧华小说人物的讲座上如是说。《胭脂扣》里的十二少，恍若度身订造，非张国荣不能演出那种世家子弟既风度翩翩，却又懦弱无能的形象。开首的几组镜头，他在烟花之地倚红楼内拾级而上，或左右流盼，或回眸浅笑，充分表现一个流连风月场所的纨绔子弟那份特有的自信、挑逗、骄傲和睥睨世俗，眼神充满醉生梦死的色欲，神态却逍遥洒脱，浪漫天真。这样复杂的个性人物，张国荣演来充满说服力，甚至建成经典，我们说起十二少，便会想及张国荣，同时也联系张国荣这个十二少所象征的情欲化身--所谓"性"和"爱"的张力，意思是指这个浪荡子弟既因性而爱，却未能因爱而殉情，甚至从一而终；相反的，他的苟且偷生与年老色衰，对女主角如花（梅艳芳饰）来说是负情，对旁观者（如观众）来说是报应和惩罚。这样充满矛盾元素的角色，由带着"异质"特性的张国荣来演，更加恰如其分，因为无论是十二少还是张国荣，都不属于"纯净"、单一的人物，都是带有异端倾向的反叛或背叛形态，跟世俗的期待背道而驰，而张国荣的色相，更从来都不会是乖孩子或好丈夫，却永远是坏情人、浪子和负心汉。
　　从《胭脂扣》的负情负义与"性爱张力"等角度谈起，目的无非是带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张国荣情色景观的异质特性。从影以来，无论在银幕内外，张国荣都常常扮演被欲望的对象（object of desire），而且属于可遇不可求或求之不可得的人物，一方面对抗现世的道德规范，一方面又我行我素地破毁人际美好的关系，使人爱之越切，痛之越深，而作为一位演员，张国荣这种罕有的异质风格，可说是香港电影工业内求之不易得的，譬如说，假如《胭脂扣》由第一casting的郑少秋来演，相信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郑的"侠义"形象一定会冲淡了十二少本有的性爱张力，因为郑缺乏的就是张特有的异质形态。然则，何谓"异质形态"？它如何体现于张的身上？张又如何借用它铭刻各式电影人物的传奇风采？而这种因异质而来的情色（erotic）与性相（sexuality），又怎样突现和挑战了香港社会文化保守的面向？这是本章力求阐述的重点，企图透过理论和电影文本的分析，看张国荣的"身体"（body）如何体现（embody）层次分明、质感丰富的情色光谱。
　　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临歧》之《女人三十三》，以及《屋檐下》系列之《十五十六》和《死结》，是张国荣早期的电视演出，却不约而同都是扮演为世不容或反抗主流社会意识的角色，当中涉及乱伦、通奸、姊弟恋与第三者等"反面"形态。这些被分派的故事人物，都拥有杂而不纯的特性，同被社会道德判定为"偏差"的行为，而当时脸孔仍然稚嫩的张国荣，却以细腻的感情、敏锐的身体语言节奏，揣摩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再以自然的意态具体呈现这些角色的言行举止，尤其是《我家的女人》的演出，更奠立日后《胭脂扣》的人物原型与基调。
　　《临歧·女人三十三》讲的是忘年恋和姊弟恋，饰演年青作曲家毛毛的张国荣，恋上比自己年长的舞蹈家李珍妮（郑佩佩饰），珍妮被丈夫抛弃，在女人三十的关口上踟蹰不知去向，婚姻的失败导致她对感情不再信任，而面对比自己年纪细小的小弟毛毛，旁人的眼光与非议更令她彷徨退缩，只有毛毛一人义无反顾地力争到底，他甚至坚持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争取，自己的生活要为自己而不是别人作决定，而世上也没有一项规条命定离婚的女人不能再爱，或有年龄差异的人不能走在一起。这些激烈的对白，出自充满叛逆意味的毛毛身上，不但是对姊弟恋的勇敢宣言，也是对世俗规范的宣战。张国荣这个角色的演出，虽是属于非常态的异质人物，却包含正面肯定的信息，不似得《屋檐下》的人物形像，变成反面教材的示范。
　　《屋檐下》系列的《十五十六》和《死结》，张国荣担演的都是问题家庭的青年。前者母亲缺席，只有一个未能身教言教的父亲，常常带着子女一起争看色情杂志《花花公子》（Playboy）；后者父亲从未现身，只有一个不问缘由、过分溺爱及纵容儿子的母亲，张国荣的角色就这样被编剧编订为反面教材，是用以教导当时时下青年的坏榜样。例如《十五十六》真正的主角其实是由贾思乐饰演的阿忠，他出身草根阶层，家教严谨，性情纯朴，却在青春期对男女爱情迷惘的时候，遇上张国荣饰演的富家子阿Joe，阿Joe的颓废堕落、开放的男女观念与物质主义，险些"污染"了阿忠的清纯，使他走上歧途而不能自拔，最后阿忠的临崖勒马，一方面对比阿Joe行为的黑暗面，一方面也为剧集带来"正确"的道德意识，因为这部由麦继安编导的单元剧，是由香港电台与社会福利署联合制作的，基于"教化"的目的，整个剧情都充满"政治正确"的设定。只是，作为反面教材的阿Joe，由于张国荣跳脱的演出而扭转了原有设定的局面，变成引人入胜的焦点，那种不良少年的举止清脆利落，坐言起行，对比纯朴的阿忠温温吞吞的含糊态度，对生活和感情没有主见和摸不清方向，阿Joe的勇往直前，不标举高蹈姿势，更能吸引观众的视线，相信这是编导和监制始料不及的结果，尤其是剧集的主题信息是"中学生不应谈恋爱"、"青年男女应保持纯洁的友谊关系"，等等，今日看来，更显得迂腐和落后，从而益发彰显了张国荣饰演的"阿Joe"这个反面教材的前卫性。至于《死结》，却是一部集合情爱、暴力与死亡张力的剧集，片中张国荣饰演的阿Kit横刀夺爱，破坏了Winnie（陈安莹饰）与阿声（严秋华饰）的甜美爱情，最后导致阿声精神失常，暗设杀局，意图同归于尽；故事结束的时候，虽然三人及时获救，却各自承受未能复元的伤害和惩罚。跟《十五十六》一样，《死结》也是当时用以教化社会青年的作品，片中三人都不是良好榜样，他们的故事和下场都是用以警惕人心、移风易俗的；另一方面，剧中被爱情背叛的阿声尽管行为偏激，但出身单亲草根家庭的他仍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相反的，背叛他的女主角，以及介入二人之间的第三者，却彻头彻尾担任了负面角色，尤其是张国荣的阿Kit更绝不讨好，那种恃宠生骄、专横和意气风发，在在对比受害者的沮丧、失落和挫败感，成为负面人物最淋漓的表现，但却又出奇地带动了整个剧集情节与气氛的紧凑性，观众看着他横刀夺爱，也同时逐步走入危机四伏的境地中，因此，他尽管应是剧中备受批判的人物，最后却变成牵引剧情高潮起跌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便可看出一个演员如何借助个人独有的特质与技艺，改变观众对演出的接收与认受结果。
　　无论是《女人三十三》，还是《十五十六》和《死结》，张国荣被派演的都属于中产或上层阶级的子弟，享受丰盛的物质，喜欢我行我素，却缺乏完整或温馨的家庭，尤其是《屋檐下》的系列，扮演的更是危害社会秩序或人际关系的堕落青年，象征上层西化、颓靡、沉迷声色的生活形态，反照出七八十年代香港对富裕阶层的定型观念，赞扬从战后奋发而来的普罗大众。张国荣"反面角色"身上的"异质化"，在这些光影里含有折射殖民西化腐败的气息，用以对比华人及草根社群纯朴的风貌，尤其是《十五十六》中张国荣与贾思乐的家居摆设，前者是豪华虚浮的西式，后者却是低下层屋蜗居的俭朴，用以互相比对出身不同的人物教养和道德水平的高低。说实话，若从演员的外形来看，中葡混血的贾思乐应该更能象征殖民西化的痕迹，但这样的角色却落在脸部轮廓充满反叛棱角的张国荣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意的安排。当然，长得满有贵家子弟骨格的张国荣不可能演出草根人物，但归根究柢，还是因为张的异质风格，更能切合和显现编导心目中对上层西化阶级的批判。
　　同样，以二○年代农村社会作为时代背景的《我家的女人》，张国荣饰演大地主的儿子，也是来自有资产的家世，而这部结构严密、故事完整、象征丰富的剧集，进一步将张国荣的异质形貌推向情欲的层次。故事讲述张国荣饰演的景生在省城读书三年后回乡祭祖，适逢七十岁的老父再纳新妾，新妾名唤美好（陈毓娟饰），只有十八九岁，比景生年长一岁。由于二人年龄相近，朝夕相处，便渐渐生出情愫，加上美好自嫁入黄家后受尽欺凌、白眼和压制，景生身上带有新文化和自由空气的特质便深深吸引了她，二人的恋情终于爆发私奔的行为，却不幸失手被擒，美好被麻木凶暴的乡亲处以"浸猪笼"的极刑，香销玉殒，而景生只好带着哀伤离开故乡。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关于有悖伦常的通奸故事，但骨子里却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残暴，尤其是对自由恋爱的打压，以及对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剥削，更是揭露无遗，原因是原著作者李碧华并没有像《十五十六》和《死结》那样站在狭窄的卫道者立场，以传统的道德思想批判越界的情欲，相反，她的编剧笔触伸入禁闭的家长制度与男权意识的门槛内，揭示女性的青春生命如何被扼杀葬送。这种以异质人物对抗异化世界的观照，正好开拓了张国荣作为演出者最大发挥的潜力，他饰演的景生斯文有礼，处处不以自己的地位为尊，对下人、贫民一律以同等的态度对待，他对父亲侍妾（名义上也是母亲）的恋慕是由怜生爱，由爱生出反叛的决心。景生的存在，不但对比整个村落的势利、封闭、愚昧与蛮横，而且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他虽然是原生者，而且是大地主的继承人，却恍如外来人，因为他身上负载科学与民主的新教育、新价值，使他异于周遭的环境与人群，包括他家族内部的成员。这样的人物特色，具有两层意义：他既是这个落后农村文化的旁观者，又是通奸事件的当事人（事实上他们二人只有越礼而无越轨），既旁观美好青春生命的燃烧与熄灭，也是导致悲剧来源的始作俑者。可是，景生的角色并不完美和完善，甚至带有不可原宥的弱点，不错，他代表开放、文明、平等、博爱和自由，但他怯懦、退缩，缺乏行动力和承担感，甚至可以说他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例如当他和美好因私奔而被逮捕后，被押解祠堂审讯，面对乡亲族长的责难、威吓和暴烈对待，他只缩起双肩跪在一旁低头干哭，完全没有为自己或美好抗辩，到众人以菜刀和生鸡要挟他立誓时，美好不忍他受到牵连和惩罚，毅然一力承担所有罪责，坚称景生是无辜的，恋奸情热完全由她一人挑引起来，至此众人释放了景生，却把美好带到河边处决。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景生依旧噤若寒蝉，这种萎靡、怯懦和退缩的表现，使得这个原本代表新价值、新思维的角色一下子崩散下来，退一步沦为封建文化的参与者，而没有丝毫抗争的力量和意识。张国荣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个角色人物多重矛盾的性格，他的青春与朝气勃发，为这个死寂的村庄和美好干枯的生命带来生机，但他内层的畏惧与意志力的单薄，使他不能贯彻始终，成为只有理念而无行动、只有柔情而无力量的负义者，这活脱脱就是十七年后《胭脂扣》十二少的原型，因怜而爱，却未能因爱而共赴生死！
　　《我家的女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彩小品，李碧华的剧本与张国荣的演出更是天衣无缝的组合，他们共同对异质情欲与异质人物的同情与归向，使得这部作品在年月的洗礼之中仍带有超前的意味，尤其是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张国荣，能不愠不火地掌握一个双重性格矛盾的人物，表现其处于禁闭环境的无奈与哀伤，糅合了爱和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使观众唏嘘不已。二十多年以后，张国荣仍心系景生这个角色，曾不只一次向李碧华和外界透露要重拍《我家的女人》，并由他亲自执导，用自己的艺术眼光再现这个为世不容、异于常态的恋爱故事，可惜出师未捷而人已逝去，相信这是编剧和观众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
　　先前说过，性向的异于常态，也仿佛造就了一个"变形"的或"转型"的身体，因此，酷儿者由"身体"而来的情色性相，常常是被打压的对象，穆恩（M. Moon）与塞吉维克（E.K. Sedgwick）在讨论后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时，慨叹"肥胖者"与"男同性恋的人"同是被歧视的类别，因为他们既不合乎现代身体美学的原则，即纤瘦和纯净，而且背向经济向前发展的规律，如肥人代表食物的浪费，同性恋者象征病毒的污染。芭特勒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则更进一步指出，许多医学与媒介的大众论述喜欢将艾滋病（AIDS）定性为同性恋者身份的符号，甚至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同，男女同性恋者的身体往往被视为带有病毒和被污染的载体，性向的"异常"带来"病变"的躯壳，世纪绝症是对干犯常规者的惩罚，而社会和政治为了打压这些性向的流播，便会通过建制厘定一套可供执行的法规，用以确立可被认可的性向、性别和身体，从而巩固异性恋霸权的中心地位，同时边缘化、非法化、彻底歼灭一切异类的存在。芭特勒的辩释，十分清楚和深入地剖析了异质性向与异质身体的关系，及其在主流社会制度中的处境，而且所谓医学或伪科学的论述，即所谓"艾滋病症"等同"同性恋人"、同性恋人的身体不符合公众及环境卫生条件的利益，等等，完全回响了福柯所言的"身体与性相被规训"的历史进程，而规训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异类，统一和箝锁人性欲望的追求与衍生，使之易于操控、规划，使酷儿者无处容身。
　　怎样的性向、情色和性相，便衍生怎样的"身体"形态--这是芭特勒从上面的理念发展出来另一个值得探索的议题，即所谓"肉身的风格"（acorporeal style）。芭特勒认为身体不是客观自然的存在，而是经由政治、社会和文化层层沉积的产物，在性别等级的差异中和强制异性恋的模式里，形成我们对待身体的观念，然而，在这表层的内里，这些沉积其实就是以不断重复的姿态烙印性别的定型，因而构成身体的存有，芭特勒称之为"肉身的风格"，那是一种"操演"（act, enactment, performance），为符合建制的需要而循环不息。有趣的是，任何在建制以外的性别操演，也自然会造就与主流主体截然不同的身体，因此"肉身的风格"也体现了性相的面向，异质的肉身、异质的色性，是两位一体、互为表里的组合。
　　张国荣的情色，也表现于他的身体美学与政治，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战场，上演因性别议题而来的异见声音；这个"身体"，仿佛道成的肉身，展示的不独是作为酷儿者异色的情欲景观，同时也掀动了社会禁忌的拳打脚踢，备受禁抑、践踏和意图销毁。例如由他亲自执导的音乐录像《梦到内河》，便经历了被打压的命运，影片内大胆呈现的"男体"，被定性为"意识不良"、"鼓吹同性恋"而遭受警告和要求删剪，最后被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正式禁播，张国荣的性别形象，再度引起争议。
　　《梦到内河》的音乐录像由张国荣执导、剪接和演出，并伙拍有"日本芭蕾舞王子"美誉的西岛千博，当中不乏二人缠绵的镜头，因而引起大众同性恋情结的恐慌意识。其实，《梦到内河》不但肯定了同性之间的情谊，同时更大胆描述男性身体的线条美，而张国荣引荐西岛千博作为录像的主角，似乎也是看准了他那份典雅的阴柔特质，符合他心目中男性体态的美感标准，而这种阴柔的男性身体，正与传统或正统的阳刚类别背道而驰，尤其是片中赤裸呈示两个男体的上半身，交叉的叠影，交缠的臂膀，交流的四目，完全铺演了男色的异质景观，妩媚而细致，因而招致保守的媒介无法忍受。整个录像，以偏蓝的色调为主，营造忧郁、清冷的气氛，除了着重捕捉西岛舞动的肢体外，也十分强调男性之间互相凝视的欲望投射，作为导演的张国荣，也在录像中饰演拍摄西岛舞姿的摄录者，他在镜头前后对西岛的默默注视，高度流露那份对同性情谊及男性身体的仰羡、肯定和欣赏。从这个角度看，《梦到内河》的"凝视"（gaze）共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内在的，是镜头内张国荣对西岛的情欲投射；第二层是外在的，是镜头外观众对他们二人情欲的偷窥，而张国荣时而面对镜头的微笑，则带有后设的意味，似乎在肯定观众的偷窥，并从而进一步确认两个男体的情欲是可以激发美感的，那不但是配合录像而来的音乐美与节奏感，同时也是西岛身体自我舞动和散发的线条与动感，同性爱不再是形而上的抽象情愫，而是化成可触可感的肉身存在。可以说，《梦到内河》营造的是一个情欲"体"现的空间，展示了偷窥与凝视的欢愉，肯定了男体的阴柔素质。
　　二○○一年五月张国荣接受美国《时代》（Time）杂志访问，在谈到《梦到内河》的录像被禁播时指出，他明白电视台与观众对男性情欲的恐慌与抗拒，但他仍愿意冒险尝试，期待能在自己的演艺空间内展现男性是可以性感的（Corliss,）。从《梦到内河》被禁制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异性恋的霸权世界如何视酷儿的身体如洪水猛兽，必须予以歼灭，而站于逆流里的张国荣却"以身试法"、"身体力行"，借流行音乐的影像媒介，寻求建构一幅充满男性阴柔躯体美学意识的地带，让这个边缘的族群能得以"现身"，并且激荡世俗的争议，舞动异色的美态。
　　如果说《梦到内河》的音乐录像触碰了公众恐慌，那么电影《金枝玉叶》却是张国荣以个人的异质色相，颠覆了这部电影原有的恐同意识。《金枝玉叶》讲述音乐监制顾家明（张国荣饰）与歌星女友玫瑰（刘嘉玲饰）的感情日淡，适时歌迷林子颖（袁咏仪饰）女扮男装应征乐坛新人，进而搬入顾的家中，二人的情愫勾荡起"gay"的疑惑，最后子颖穿回女装，与饱受性向焦虑折磨的家明拥在一起。从剧情的大概可以知道这是一部爱情童话，以流行音乐工业与偶像文化的花花世界，缔造公主与王子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只是当中没有巫婆或魔法，只有"性别疑云"，使童话看来充满刺激和惊心动魄。而所谓"性别疑云"，其实是异性恋中心主义的变奏，王子不可能爱上男人，这个公主不过是女扮男装的易服者，最终还是会还原回女人的身份，而王子的性向疑惑，不但是短暂的，而且是恐同的，他的（以及观众的）焦虑终必会被异性恋的结盟所化解，因此电影最后的一组镜头，是袁咏仪穿上在戏中唯一一次的女性衣裙，竭力追赶王子的身影，而王子最终拥在怀里的仍是一个女体。由此可以看出，《金枝玉叶》的"同性疑云"完全是商业噱头与剧情的点缀，而且处处流露褊狭的性别观点，例如胸大才是女人，男同性恋者都是娘娘腔的，等等；然而有趣的是，张国荣的演出却又翻倒了这些框架，他对女扮男装的林子颖真情流露，显现了暧昧的、"男男"的异色流动，而袁咏仪的易服形态，亦成功地带出一个中性的、原始纯真的男孩模样，二人几场互相凝望、触抚和拥抱的情景，缔造了戏内戏外层次交叠的酷儿观影（queers pectatorship）--在戏内角色家明的角度上，这是两个男人的相知相交，在林子颖的自我认知里，这是异性相吸的关系；在戏外，部分观众看到的时而是"一男一女"的调情，时而是"男男"的两情相悦，尤其是张国荣的酷儿身份，他的异质无处不在，远离恐同的情节以外，处身于这些场景中的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钟情于男体和异色林子颖的男同性恋者，他温柔的目光、义无反顾的拥抱，甚至是带有对世俗禁忌哀伤的神情，都无时无刻不在为这部恐同/反同的电影点染异质的情调。换转另一个角度想，如果这部电影不是选用了张国荣，而是别的男（直）演员（譬如说黎明或梁家辉），相信这些异质层次定然会荡然无存，几场男男/男女的调情画面与性向疑云只会流于平面和单薄，落入约定俗成的规范里，没有张国荣异质风格引起的挑动，《金枝玉叶》也会沦为一般商业噱头的电影，而再无可以深入讨论的价值了。
　　当然，《金枝玉叶》也有男同性恋人的角色，分别由曾志伟和罗家英饰演，但都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充满丑化的痕迹，用以制造笑料，完全符合大众揶揄的形象，而张国荣并不认同这些处理，并曾对电影的恐同症作出批评：
　　其实《金枝玉叶》个ending我不太认同，而且somehow，我觉得香港人对gay的处理太过喜剧化，太过丑化，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此..志伟在戏中演得很好，但其实最适合演的不是他..最好是由我一人分演两角，identicaltwin，两个人各走极端，一个人是另一个的shadow..既然我在《家有喜事》可以做到camp，《金枝玉叶》也一样可以。
　　这段访问很有意思，一方面看出张国荣对香港电影的批判，另一方面却显现了他个人的自信与自觉，敢于借用"自己"来冲开社会文化的禁忌，如果如他所言，由他主演电影中曾志伟那个同志的真身，相信整部《金枝玉叶》的性别层次会完全改观；可是，主流的商业电影只会以"同性恋"题材作为招徕，绝对不能容许它变成主体，而早被确认酷异身影的张国荣，在这种氛围内亦只能被选派一个恐同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一个在性别单元的环境下的结果！这样的限制中，张能做的便只有发挥个人的异质本能，打开霸权和禁忌的缺口，为电影髹上一层吊诡的、引人遐思的"男男"色调。
　　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
　　--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
　　《怪你过分美丽》--歌曲的名字恍若度身订造，道出了张国荣异质风格的特性，既包含赞赏欣羡，也流露嗟叹抱恨，因"异"于世俗而令人侧目、迷恋，也因"异"于常态而被排斥、谴责，"美丽"变成不可饶恕的罪，仿佛这"美"过于使人耽误，无法自拔，因为美丽而不被操控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我们的耽迷容易变成臣服，最终反被操控，尤其是具有异质风格的美体，不但会瓦解道德的防线，而且威胁主流体制的存在--张国荣的艺术形象就是这么的一个展示，充满诱惑力却无法迫近，使人身不由己的沉溺却永远不能改造或拥有，能带来感官的欢愉却危机四伏，恍若"红颜祸水"的男装或同志版演出，无论是《我家的女人》还是《春光乍泄》，恋上他如同瘟疫，除了痛苦便是死亡，也如《金枝玉叶》与《梦到内河》，他的存在拆解了既成的规范，考验了大众接收的能耐与尺度，见证了世俗的褊狭与歧视。张国荣这种罕有的异质特性，从早期的电视剧集开始，便已倾注于反叛者的姿态，以充满生机的青春气息演活反抗社会道德的叛逆青年，这种类型角色一直延续至他日后的演艺生涯，并且随年月的成熟，由反叛青年、情场浪子逐渐演化而成心理异常的歌王、杀手，甚至精神病患者，这些人物都踩在正邪之间的危崖上，进退维谷，前后无路。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异质角色又使张国荣常常被排挤于演艺的奖项，无论他在《春光乍泄》中如何演得生动传神，令人刻骨铭心；在《胭脂扣》里怎样风度翩翩，却又忘情负义；在《金枝玉叶》中如何加厚了电影原本单薄的素质，使单向的人物变得立体可观；在《霸王别姬》里怎样风华绝代，悲情洋溢，但他一直以来都不是评审眼光关注的演员，有时候甚至被认为由于得天独厚的外貌条件，做戏便无须费力，部分论者更将戏内角色误作演员本人的个性，完全忽略和否定了张国荣个人努力的工夫。对于这种偏见，张国荣曾经提出反驳："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每当一个演员把角色演得好，别人总是说某角色是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吧，他们又何曾想过其实是这个演员演得好呢。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没有一部戏或一个角色是真真正正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因为一部戏有很多东西是编剧和导演的idea，故只能说演员只是做到很接近角色，但是演员绝对不是角色，故绝对不能说成是度身订造。"其实，张国荣的"本色"演艺，非常接近西方传统所言的"方法演技"（metho dacting），那是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提出的，认为要投入角色必先活成那个角色的生命，用丰富的想象力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底层，建构情感动荡的"情绪记忆"（emotionmemory），把自己彻底改变成那个模样，然后设计相关的语言、动作、眼神和肢体反应，务求将人物内心的生命能量通过艺术造型表达出来。香港著名的电影摄影师鲍德熹也曾称誉张国荣是香港少数的专业演员，因为他"很入戏，演出极投入"，"对每一个动作，怎样转身、走路、站立、倾前，等等，他都会仔细研究"。可想而知，这样的演出耗损的精神力量很大，那是用自己的血肉生命成全一个虚有角色的存在，不但要灌注浓厚的感情，赋予喜怒哀乐的情绪，而且还要揣摩人物言行的人性举止，活现贪嗔与痴迷，怪不得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陈凯歌曾经为张国荣的动人演出而感慨万千，说"他的眼睛中流露出令人心寒的绝望和悲凉。停机以后，张国荣久坐不动，泪下纷纷。我并不劝说，只是示意关灯，让他留在黑暗中。我在此刻才明白，张国荣必以个人感情对所饰演的人物有极大的投入，方能表演出这样的境界"。这是一种"人戏合一"、甚至"天人合一"的造诣，以高度凝练的专注和真诚追求艺术完美的形态，相对于一些视"演戏"如职业、例行公事或游耍的行内人，张国荣的认真和择善固执，恍如一道清泉，源源流泊，生生不息，既对比了俗流，也照现了他内在外在的日月光华。可惜，他的天赋与努力一直都被视作等闲或视而不见，总在认同的名单中从缺，或在颁奖台上失落！也许，"怪他过分美丽"，完美的艺术形象造成仿佛宿命的致命伤，诚如徐克所言："Leslie的眼神充满反叛，与Jean Dean很相似，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威胁，但当观众慢慢熟悉他以后，这种眼神会演变为一种特殊的魅力。"0就是这种"威胁性"使人不能逼视、无法认同而遭拒绝。可是，不被奖项认定的演艺，却在生前或死后不断被反复强调是"不可替代"的演员，从十二少、景生、顾家明、何宝荣，还有阿飞、程蝶衣、宁采臣，等等，都被认定是非张国荣无法演成的角色，这中间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不得不令人感慨；或许，是张国荣的异质特性使他被摒弃于体制以外，无论这个体制是社会的性别规范，还是电影工业评审的标准，都因为他走得偏锋，而被严苛对待，他那异质的身体、异质的性向，都是被打压的根源！正如芭特勒所言，"性别"的界定指向"人"的价值界定，一旦性别或性向出了问题，连带作为人的基本存在也会受到质疑；如果张国荣不是酷儿演员，也许他的际遇会平顺一点，也无须时刻面对公众媒体庞大的争议。当然，没有这些酷儿异质，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也不会那么丰富多彩，再者，他留下的光影形象，早已超越的奖项的认受标准，是"时间"无法限制或使其褪色的典范。
　　张国荣生前有两首歌是关于"水仙子自恋"（narcissism）的，一首是《梦到内河》，另一首是《洁身自爱》，描述歌者的苦恋状态，而苦苦恋缠的对象就是自己。例如《梦到内河》唱道："自那日遗下我／我早化做磷火／湖泊上伴你这天鹅"，"你叫我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肯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歌中的"你"可阅读为水中倒影的另一个自己，而河上的"天鹅"就是这个临水自照人的化身，如何抱拥自己的影子，如何被自己的爱所激动，最后怎样徒劳无功、筋竭力穷，甚至以"死"达至爱的彼岸，是这首歌反复吟唱的挣扎过程。至于《洁身自爱》，歌题已隐含了"爱恋自己"的意思，犹如上面引述的歌词："爱人如对镜自残"、"清水倒映爱人被爱也是难"，共有两个层面，一层是爱情的本质就是一趟自恋的过程，爱人如爱己，爱一个人便是为了体现自我的存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