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流行音乐中,是「新媒体传播渠道道」重要还是「传播

李佳薇的煎熬副歌部分的高音在当前流行音乐中属于什么水平?
很早就听过这首歌,在上届的中国好声音也有两位学员翻唱过,感觉原版的完爆翻唱的,请问懂歌帝,还有什么歌有类似于煎熬这首歌的高音爆发的!
原唱没红的水平。。
啥是副歌?
连续f3咬字,很强,但原唱现场也不能很好还原CD
个人认为国内流行乐坛很少有类似歌曲,玫瑰的名字 不知可否一战
国外的 Beyonce Celine Dion应该都有更强爆发的表现
唱歌不知道,mv是藐视一切的存在
还有杨培安 小小羊儿回家了 国外摇滚乐队 穷街 钢心 等等等等
引用2楼 @ 发表的:
啥是副歌?
俗称高潮。。。。那部分。
赵晗肯定比李佳薇高音高
引用10楼 @ 发表的:
赵晗肯定比李佳薇高音高
何出此言呢?
引用10楼 @ 发表的:
赵晗肯定比李佳薇高音高
还真没原唱的音高。
好声音第二季的女学员田丹就有原唱所没有的高音,汪峰点评的
引用14楼 @ 发表的:
好声音第二季的女学员田丹就有原唱所没有的高音,汪峰点评的
我也蛮喜欢那个田丹的,但真没觉得比李佳薇的高
引用12楼 @ 发表的:
何出此言呢?
感觉要高些。
原唱的高音让我毛骨悚然的地步……
发自手机虎扑 m.hu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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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韩流行音乐文化的产业特征与传播载体
优质期刊推荐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传统母语在当代的多元阐释
DD读伍国栋编著《中国民族音乐》
&&& 摘&&要:“中国民族音乐”凝聚着中华母语传统。如何表达和继承这个传统,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和教育者有多种阐释方式。教授领衔的该本近著,以学术概念的多元阐释、鉴赏认知的多元理念及当代表述的多元方式,将来自田野和文献的“读、视、听、唱”多维资源整合于一炉,建构了一部融精英历史、草根传统及民族多样性文化的普及音乐教材,系统规范亦平实丰满。学子得其常识,更能在感受民族音乐学学理与音乐教育之深刻关系的学术前沿中,了悟作者将小众“学术”转换为大众“常识”的人文追求和努力。
&&& 关键词: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多元阐释;母语教育&&
&&& 伍国栋教授是中国资深民族音乐学家[1]。多年来,伍教授在深入实践、广纳博取各学科理论精华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特有的学术敏锐及深邃对传统音乐文化独到的理论解读成果,享誉学界。
&&& 连日拜读伍教授领衔编著的《中国民族音乐》,遂被其在同类著述中的新颖和学术深度再次所深深吸引。新颖之处,亦在研究视角、表述框架、学术分类及“读、视、听、唱”诸方面都呈现出对民族音乐进行再研究、再整合之多元阐释特色。多元阐释是近年学界着力追求的一种现代治学境界,许多学科和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地倡导和探索学科交叉、学理互渗或跨学科研究云云。然而,要在一部触及精英历史、草根传统及民族多样性文化的普及音乐教材中将其整合成既系统规范又平实丰满、亦要在同类著述中体现出再整合价值的学术成品,没有资料和理论方法上的厚实积淀及真正的跨学科实力,亦难完成。《中国民族音乐》是一个成功事实,亦是将多样化民族资源在理论表达之当代范式中圆融整合的范例。学子们不仅能在学习中增长系统的中国音乐常识,更能在驾驭多样化资源的学术方法上受到启示。笔者鉴于此,故在本文不局限于对该书知识层面作重复式提炼评述,而着力在作者建构这个再研究、再整合文本的多元阐释视角、鉴赏认知理念及当代表述形式诸方面谈谈学习之所得。
&&& 一、学术概念的多元阐释视角
&&& 阐释视角,是书写论著的学术切入点及学理支撑。多元阐释的学术视角与民族音乐学学理分不开。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虽来自西方,但由于学科起自对“异文化”研究的本原性质所规定,所以,该学科从来不是仅仅针对西方音乐研究的理论而是开发全人类各民族音乐体系的研究理论。尤其当各国本土学者逐步掌握该学科方法之后,其理论因发展成各国学界审视人类和本土音乐传统的一种重要视角及方法学而从单纯“异文化”视角提升为“他~我文化”多重视角之研究。随着学科的日益成熟,其在当今的理论核心更是着力敦促学界关注全球化之下的世界音乐之多民族性、多文化性,各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宜尽可能将学术重心置放于世界文化之一的“本土音乐体系”研究之上,方能为维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做出区域性贡献[2]。因此,与中国引进的其他西方音乐理论不同,民族音乐学理论在当代中国一直关注本土音乐研究[3],而西方音乐史论或西方作曲技术理论首要目标则是传播西方艺术音乐及其创作技术。传播西方音乐的理论和强调研究各国本土音乐的理论在学术性质及目的上的重要区别,使同样来自“西方的”的各路理论有着非常不同的学术立场及方法。研究“中国音乐体系”的本土民族音乐学,诸多学者吸纳了当代学科前沿之新方法:多元阐释。 在《中国民族音乐》中,作者将多元阐释视角首先聚焦在对“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几大关键学术概念的多元界定标准之上:“民族音乐”,以民族属性为标准;“传统音乐”,以历史时空为标准;“民间音乐”,以音乐主体为标准。要知道在很长时间这些概念都在学界平行交叉或综合使用,如通常用的“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复合型术语,多年来亦是“中国音乐体系”的具象代名词。该书作者用民族音乐学多元阐释视角将其内涵分层细化,总算厘清了“中国音乐体系”这几大关键性概念的学术层次及理论归属:
&&& “民族音乐”的界定标准,不以音乐形态特征作为定义标准而以文化的民族属性为准:“在中国音乐界,所谓的‘民族音乐’,就是从民族传统文化角度来指认相关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当代延续发展的一个音乐概念,也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建的具有自身民族音乐文化特点的一个音乐概念。”(2010:2)亦是说,只有民族属性,方能将中国音乐体系与世界其他民族音乐体系区别开来。作者取域于文化的民族属性层面定义这个举足轻重的宏观概念,符合学科之学理根本。
&&& “传统音乐”的界定标准,作者亦推陈出新以“历史遗存”这个历时性概念,将其抽离于过去为区别于中国当代创作型“新音乐”之模糊认定。“传统音乐”的称谓因其时代特殊性在很长时间发挥了它重要的分类作用,然而今天以民族音乐学“历时概念”对其进行更深透视,以“历史遗存”性质还原“传统”之本来面目,无疑是更为合理的解释。
&&& “民间音乐”的界定标准,用作者的话说,是“按‘音乐操纵主体文化阶层’”来进行界定的标准,亦是说,这是一种社会学层级划分。作者用心在于,用“音乐主体”社会地位及角色功能对应之分类,将“民间音乐”作为其中之一置于中观性质的“传统音乐”系统之下。如此“民间音乐”界定,剥离了以往将“民间音乐”夹混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术语带来从音乐主体、音乐功能、音乐性质到音乐层级的不清晰。“民间音乐”以音乐主体为界定依据的标准,使学界研究微观性质的“民间音乐”将有更为明晰的风格归宿之认定。
&&& 笔者认为,上述界定之清理,分别以民族性、历史性及主体性多维标准来重构“中国民族音乐”几大概念的内在结构,其学术价值在于:不仅以多元阐释视角厘清了过去“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之复合型称谓形成的模糊指向,且以学术归属的清晰层级关系,建构了本土音乐概念在内涵结构上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之认知基础。显然,这是富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突破。&
&&& 二、&&&鉴赏与认知的多元并举理念
&&& 对于中国音乐的鉴赏与认知,不同学者的论述有不同的切入点。而本书作者首先强调的,则是尤具民族音乐学特色的多元认知理念之确立:1.母语文化理念;2.多元文化并存理念;3.文化动态变迁理念。
&&& “母语文化”是民族音乐学现代核心理念。“母语音乐文化”理念的建立,该书作者认为是鉴赏与认知“中国民族音乐”之前提。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学校教育体系从理论观念到技术方法都以西乐切入,因此如今的中国音乐后代,基本内在音乐素质多以西乐元素为主。虽然蔡元培、等前辈引进西学的最终目的是振兴发展华乐,可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已形成难以驾驭之势,至今依然大多徘徊在引进之初以传播西学为重之教育格局,而少以中西经典方法促使“中国民族音乐”经典理论及技术的深入发掘以至于逐渐形成以“中乐经典体系”为主的教育格局[4]。历代学者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从北方到南方诸多学者都在为“中国民族音乐”进入当代教育体系做不懈努力,然这些教材大多只是现代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中的点缀而非主流,这不能不说是因全民“母语音乐文化”理念严重缺失的悲哀和遗憾。该书作者在鉴赏与认知层面之首,用心良苦地提出建立“母语文化”理念,既是对长期以来音乐教育理念单一性之补正,更是为培养具有中西音乐兼容胸怀之音乐后代提出的教化良策。
&&& “多元文化并存”是民族音乐学一贯倡导的又一核心理念,亦是当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强调的公约意识[5]。因多元文化并存是人类难以否认的社会现实: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斑斓多彩的客观存在,令社会形态及其文化价值观呈现着万千样态,其音乐形式及风格乃因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之不同亦有千姿百态之差别。差别各异之文化形态共生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从唯物角度亦看得明白,社会文化存在的理由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不管承不承认喜不喜欢,各民族文化都会因“自我传统”生命力之顽强而传承或变异传承。理性学者,宜以客观之包容心冷静面对现存各种音乐文化而不宜以某一民族音乐为大(如日耳曼、汉族音乐),当以尊重生命的情怀去尊重各民族同样用生命创造的本土音乐经典。唯如此,人才会有开放的智慧去接纳各国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精华从而真正提升自我音乐智识及修养。如果偏执于西乐或华乐或任何某一类音乐,都可能陷入不同层次的偏颇而错失全面提升发展之良机。王光祈先生以“世界三大乐系”归纳中国民族音乐之说[6],虽因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实在太多元化而不一定都能圆融其说,但是前辈以“世界三大乐系”之宽宏视野来归纳中乐,足见其兼容中西各民族音乐智识及修养的气派不同凡响,并由此为中国音乐理论的系统化国际化搭建了无限延伸的平台。该书作者特用王光祈“世界三大乐系”来证实中国民族音乐“多元文化共存”之客观性,亦见其认为以王氏体系及胸怀把握“中国民族音乐”多元风格并由此及彼融入世界之深刻思想[7]。
&&& “文化动态变迁”概念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促使学科成长顺势而为之结果,亦是当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热门话题。作者将其视角引入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鉴赏与认知,其学科意义很是意味深长[8]。须知在很长时期,人们对民族音乐学的认识都以为该学科只重视横向研究(共时)而排斥历史研究(历时),认为该学科有阻止各民族发展令其文化保持“原样”之嫌,其实这是对该学科发展进程不了解之极大误会。“文化变迁”理念及其相关研究方法的提出,早已打破民族音乐学“忽视历史研究”误解之说。本书作者亦用大家熟悉的丽江传统音乐之变迁作为实例阐明:“树立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时时处于变异和发展的文化类型的认知概念,一是可以使我们比较清醒地洞察各民族传统音乐类型,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衍变轨迹……;二是可以使我们比较清醒地洞察各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及其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难于割裂的亲缘关系,更全面和更深入地鉴赏和认知中国民族音乐各种传统类型以及丰富的作品和当代音乐作品的创新。”(2010:6)
&&& 显而易见,本书作者对建立中国民族音乐“鉴赏与认知”前提诸理念的强调,亦是以当代“多元并举”之观念为其主旨。其促使在音乐教育之初建立母语文化、多元并存及文化动态变异发展[9]之文化变迁理念,深刻表达了作者以民族音乐学当代学理精神作为建构“中国民族音乐”知识体系的学术底蕴及教育情怀。&
&&& 三、当代表述的多元方式融合
&&& 表述形式,亦组织建构学术资源的阐释架构方式。一部教材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涵括学术资源之厚度和广度,亦在于表述形式的系统性及融合性。该教材资源的架构方法,既没有局限于中西传统理论也没有局限于民族音乐学方法,而是从学术内涵出发采用了多方资源互为阐释来完成其表述。多媒体的飞速发展,亦给具有扎实传统音乐史、论基础的作者以更宽广的表述空间,遂在该教材集合了历史文本、考察文本、文图并茂及音像互补等多元表述形式对“中国民族音乐”以广阔的展示和延伸。其融传统与当下、学术研究理念与当代教育标准密切结合的表述策略,使其在同类教材的阐释架构上处处呈现着不同以往之特色:如对近年实地考察新资源的大量引入,使该书在同类教材中的当代“读、视、听、唱”内容大大丰富,其中少数民族的多声民歌及乐舞内容份量的有意识增加,亦使历来多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音乐”体系具体体现出“民族文化平等”之价值追求;尤其对“曲艺、戏曲”音乐的建设,亦看得出作者在体系化方面着力甚深,不仅在精英历史中爬梳其特征提炼其精品,更特以“代表性”曲种曲目或剧种声腔及其珍贵的名家图片之展示,给读者以声情并茂的解说,其所辅以的多样化视听资源之“冲击”,令读者颇有身临其境之感触。如此集理性与感性、文字与图表、听觉与视觉等多维一体之体系化表述,其现代教育功能之结果亦可想而知。
&&& 限于篇幅,笔者不打算逐一对“读、视、听、唱”等多元表述方式的精彩多做述评,因对这些方面读者很易鉴别出该书与其他同类书籍之异同。笔者认为,该书在兼容古今中西学说基础上对音乐“传统分类框架”的再思考及创新实践,尤值得一说:其重点体现于“音乐类型分类框架”与“器乐分类框架”的再建构。“音乐类型分类框架”方面,作者在沿用传统音乐五大分类之余提出了修正设想;而于“器乐分类框架”,作者融中国传统分类与比较音乐学早期柏林学派之分类法于一体,进行了重建“中国器乐分类体系”之尝试。亮点有二:出于古今历史事实的类型秩序调整;基于中西传统的器乐分类融合。
&&& “出于古今历史事实的类型秩序调整”是宏观角度的框架性调整[10]。学界周知,中国传统音乐学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分类,大半个世纪以来主要是以“民歌?歌舞?曲艺?戏曲?器乐”来进行现代音乐类型之划分。然该书作者,则根据中国音乐史文献记载之发展时序对其分类框架提出了修正,认为更为恰当的分类顺序应为“民歌?器乐?歌舞?曲艺?戏曲”。作者指出:“这一排序的改动,是充分考虑到中国民族音乐各种类型的产生与发展,应当与音乐起源论与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过程相对应。”(2010:2)显然,作者对约定俗成分类框架的修正乃以史学资源为立论依据,尤以音乐起源文献为参照:说唱及戏曲,是民歌、器乐和歌舞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和形成的;隋唐以前(含隋唐)是“以歌舞为中心的时代”,宋元之后(含宋元)为“以戏曲为中心的时代”。亦是说,前期以“歌舞、器乐和舞蹈为主”;中期以后形成“说唱、戏曲的繁荣”&[11]。如此表述,从现存中国音乐史文献梳理之脉络来看颇为有理。然笔者由此想到,这仅是以中国官方记载的历史资源为依据。若根据各国实地考察资料对音乐起源或历史进行再思考,起自古希腊以前的荷马史诗、和中国五帝时代亦留传下来的各民族民间神话传说,表明人类叙事性“说唱”音乐历史似乎比现存音乐史文献记载的时日更为久远,因此,“中国民族音乐”的分类秩序是否以此为定?或许还有不少探索空间[12]?当然作者亦认为,对当代分类体系以史学资源对其重构的学术设想并勇于提出一家之说,是民族音乐学学人尤值得学习和重视的研究路向。
&&& “基于中西传统的乐器分类融合”是微观层次的框架性表述。可以说,乐器分类体系的重构,是作者融通中西音乐理论及其实践的重要成果。在音乐学界,比较音乐学时期由德国柏林学派代表人物霍恩波斯特尔(Hornbostel)和萨克斯(Sachs)建构的“乐器分类法”众人皆知,而对中国传统习惯根据乐器特点分类的“吹、拉、弹、打”亦耳熟能详,可是,于二者间探寻学术熔点使之成为有机圆融的当代本土乐器分类体系,亦非人人能想到并能做到。应当说,中国古代以乐器制作材质为据的“八音分类法”尤具中国特色,其说明国人的乐器分类智慧实际在世界上亦相当领先,这是中国对世界民族乐器研究的重大贡献。可为何远远晚于“八音分类法”的“霍-萨分类体系”能成为世界通行的乐器分类经典?这很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索。中国人的分类智慧历来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如对宇宙物质结构的分类认知“金木水火土”,比之人类对“日月星雷电”之表面现象认知有更直透本质之洞察力,非一般智慧能及。尤其在“科学”未萌发的远古国人已拥有如此宇宙智慧,确令后生望尘莫及。而今,中国学者有了更多修习外国经典之机会从而有了更多贯通中西智慧之可能,国人文化遗传基因中之分类才华在中西经典滋养下或许会激活更大创造力。该书作者在乐器分类法上融通中西的成功整合[13],亦是当代学人承继传统、兼并中西精髓的分类思维超越,在本土,其学术延伸尚有广阔的空间[14]。
&&& 确实,纵观全书,《中国民族音乐》不仅以阐释学理的学术性、鉴析理念的多元性和音乐分类的系统性之创新为众生展示了一个音乐文化丰富多元的广阔世界,而且在建构教材的思想底蕴及阐释方式的通俗表述方面,亦走在学术前沿:首先,作者从教材建构的多元角度深刻融入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思想,与近二十年来国际音乐教育界大会[15]坚持不懈在全球范围内竭力提倡用民族音乐学原理作为推进全球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之共识遥相呼应。亦是说,该教材正是全球音乐教育以民族音乐学原理进行重大改革之大趋势中的中国实践成果之一。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如果没有支撑教育改革理念的新型教材积累,一切“改革”乃空谈。以民族音乐学理念支撑的教材成果逐步进入音乐教育体制,是中国音乐教育改革与世界音乐教育改革同步发展的奠基性工程;其次,该教材阐释架构的表述特色,亦是学科理论深入浅出之通俗性的成功尝试。众所周知,要将小众的象牙塔“学理”转换为大众的普适性“常识”,亦需深厚学养积淀方能达成如是境界。通常“普及类”教材容易近形式化、技术化而疏学理性、学术性,该部教材则打通民族音乐学和传统音乐史论资源,结合听觉视觉图文并茂之生动演绎,将深沉的学理融于“读、视、听、唱”丰富感性教化之中,寓教于乐、寓教于理、寓教于学并寓教于史。此种在“理性与感性、学术与艺术、小众与大众”之间挥洒自如、深入浅出之表述风格,为学界提供了“高深”理论向大众教材“社会转型”之成功范例;由此而生更多感触:尤感作者立足于学科理论的大众化转型,并非仅是学术尝试亦是一种至诚的人文关怀。编著者曾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通俗读本[16],亦期望用国民人人能懂之音乐常识推进大众音乐教育,说明其如是追求由来已久。须知,国家民众素质之提升,很大程度是“乐教”普及程度的提升。虽然当今“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已相当普及并几乎伴随着每个孩子的成长,然而融“学术与艺术、小众与大众、理性与感性、听觉与视觉”多维一体有机圆融的“乐教”教材,仍然是凤毛麟角。如《中国民族音乐》这样以多元集合之成果,尚需众多有积累、有造诣、有良知的学者主动参与、积极奉献。
&&& 读之愈细感触愈深。总之,该书以多元阐释之学术合力,深沉彰显作者既站在学术前沿亦潜心于实地考察及文献典籍之深入搜索严谨梳理,其行文慎密之间处处折射着编著者为建构一部立足母语传统亦符合当代需求之新型教材所倾注的心力。笔者深知,该成果不仅在学理支持、鉴析理念、内涵架构、阐释方式及人文追求上异于以往,更有价值的,是其前沿性、学术性、系统性和通俗性兼容的多元一体品格,对“中国民族音乐”母语教育体系的教材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
&&&&&&&&&&&&&&&&&&&&&&&&&&&&&&&&&&&&&&&2010年秋&完成于广州?鸣泉居&
[1]&伍国栋教授资历,详情请参阅百度介绍:http://www.baidu.com/s?wd=%CE%E9%B9%FA%B6%B0&pn=40. [2]&这一点,在当今已经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强调保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战略性宗旨。 [3]&可以说,伍国栋教授等领军学者在中国一直是这样艰苦卓著地将其用于本土音乐体系的探索。 [4]&以传播西学经典为荣、为上、为先进的理念,近一百年来几乎一直是主流,而中国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中的经典却一直处于“被忽略”之边缘。虽然从事传统音乐和本土音乐研究及教育的大批学者十分努力,但是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认为,中西经典都是人类宝贵遗产,不应有褒贬之分,尤其不应该在自己国家的音乐教育体制中有如此不平衡的设置。 [5]&参阅本书第5页。 [6]&参阅本书第5页。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在本文,笔者概念中的宏观分类,指关于民族音乐的艺术形态分类,如民歌、器乐、歌舞等;中观分类,指关于某艺术形态的品种属性分类,如民族器乐中器乐、乐器、乐种;微观分类,系某品种的表演性质分类,亦乐器的吹、拉、弹、打。无论哪种分类,都属于框架性研究。 [11]&参阅本书第2-3页之阐述及文献注释。 [12]&只是阅读断想,不为一说,仅供参考。 [13]&参见该教材第107页。 [14]&笔者在各民族乡间考察,见到无数一次性乐器,那些乐器的归类和性质研究,尚有巨大空间。或许它们身上的中国民族音乐基因,携带着更为深邃的母语文化符号代码。 [15]著名国际学者李斯在21届“传统与变迁”国际音乐教育大会发言:我们领域中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两个领域开始的有利结合(1994)。2010年8月在北京国际音乐教育盛会上大多学者所体现的共识,更表明民族音乐学理论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16]&《中国古代音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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