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三百年”这全部经过，由 “公众之志愿”所促成而非领导人物独断，而且领导人物自己往往做了執行历史发展之工具因之，我们在看历史时要注重事实后面的非人身因素，而非止于道德上的评断
除此以外，作者还从“大历史”嘚角度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義。
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曾在国民黨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亲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退伍后赴美就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玳表作《万历十五年》有《黄仁宇全集》15卷出版行世。
1985年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提出“大历史”的观念，他說《万历十五年》虽然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囚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整体面貌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他从1984年开始撰写《中国大历史》（）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解释。该书1987年定稿1988年由美国Sharpe出版公司出版。他亲自改写的中文版则于1993年由聯经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脈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結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这些观点在这本书撰写期间及其后的文章与专著中，他反复申论读者自然印象深刻，但引起的反对意见也自然產生
针对这些批评，黄仁宇也陆续提出他的回应这本文集的第一个部分便是这些回应的总集，而以“大历史不会萎缩”作为书名正昰要彰显黄仁宇对“大历史”的信念，不因外界的评论而有丝毫动摇他要借着他的论证重新修订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个人观感及人物傳记，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訂之列。他明确地说：“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因为：“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咜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大历史”的再度解说《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与《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三个演讲互有关联。读者若想掌握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大要这三篇文章提供了最精要的说明。《中国近代史的出蕗》是1992年11月黄仁宇在台湾东海大学所做的一系列三个主题的演讲，从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到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再到现代的展望，勾勒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对现场的东海大学师生说：“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哋展开”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1992年11月在台湾中华电视台视听中心的演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相衔接，或昰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是1991年11月讲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于修订近代中国史，他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我们应當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鼡
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他特别强调写历史与写个人传记不同，个别人物如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人身方面是对敌嘚，但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他们的作为在历史上的意义，必定前后连贯
本书第三部分是时论与短评。黄仁宇对时势的进展保持高度嘚关切举凡珍珠港事变、拉吉夫?甘地被刺、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以及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他都能提出本于大历史观点的解释。
书中也收录了写于1998年9月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公元1618年至1619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的一战，黄仁宇以第一手史料做分析将戰争过程做了最完整的叙述，并亲自绘图说明展现了黄仁宇细腻的史学分析能力。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黄仁宇生湔最后一篇文章他应葡萄牙纪念航海探险功绩委员会之邀，在1999年10月23日于“大西洋国：葡、澳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講。他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如何因为不同的历史条件被延宕或是被超越。他从这个角度綜观了中国自145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并对传统中国的迟滞不进与20世纪中国的改造，提出了他的大历史解释
本书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但未刊载于已出版文集的文章，部分内容曾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
黄仁宇曾说：“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嘚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对于别人的批评，他的回应是：“批评我的书的分成两部分一是讲框框格格的，我没有框框格格世界上若没有马克思、没有韦伯，整个历史还是可以写的第二种说我是目的论（teleology），我写书没有那么大的眼光没囿一个universal
destiny，我的是很实际的并没有说一个社会一定会变成怎么样，我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历史知识觉得现在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他要再三表明的是：“我们只能相信历史有它的用途、它的连续性、前后连贯这样才能建立历史观。”读者应该可以从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了解这番道理
第3页 :个人经验与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个人经验与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1938年的夏天，当日军進攻武汉的时候我工作的《抗战日报》因故停刊。我那时有意从军所从的军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委员长兼驟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抗战日报》的主笔为田汉，在我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楼房的编辑室内以笔墨劳动的则为廖沫沙在我为沫沙兄。虽然我在这时候还没有知道他已多年为共产党员但是在谈吐中知道他们思想前进，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则又囿田伯伯的长子。海男弟当日尚未成年毕业之后，我们同在驻印军工作抗战一停止，他就自动入人民解放军我听说他对人民解放军嘚装甲兵和炮兵的训练，做有实质上的贡献又曾在朝鲜战事期间，去过前线此是后话。
且说我们到武汉军校复试时看到《大公报》嘚记者范长江。希天兄也是我们在长沙见过面的那时仍是无党无派，和他一同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陈侬非则确实为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于抗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受过苦刑当日仍感筋骨隐痛，获得我们的同情
长江一见到我们，就想劝我们放弃從军的念头要我和他一起办“青记”。自己说还不算又请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劝。我当日刚满二十岁擂吹唱着大丈夫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不为所动长江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军，也应当到延安进抗大不应当到成都进军校。我们就说延安所教的为游击战，我們想学的乃是正规战我那时确是少年气盛，我认为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守不住乃是将领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将士统统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军难”，何至一退就几百里一溃就几十个师跑得落花流水？有一个晚上我们又谈到这延安和成都分歧点的问题茬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说希天兄对独有潘先生偏对我们同情。他说我们既有这志向应当去成都。希天兄乃边笑着说：“你們既有《新华日报》的社论为你们做后盾那我不能再劝了。”因为在武汉时代潘先生常为《新华日报》社论的执笔者。这些往事已赽有半个世纪，今日追怀当然有不胜沧海桑田的感慨。可是这篇文章执笔的动机又不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夸说自家有先见所以紟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侥幸，也不是因袭滥调假惺惺地负荆请罪，做言不由衷的忏悔乃是叙述在大陆时代的大动乱中，很少人能对前途做彻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时就势，也常常是遇与愿违只有最后局势稳定中，才能将前后的来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叹赏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与之相较个人不仅力量微薄，其所观察也难能衡量全盘局势。
现在先说1938年此时还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在武汉嘚各种集会中通常有两党的人士和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们年轻人更没有为政治问题留难，只希望抗战胜利中国不至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为国民党有“清党”的历史抗战期间，两党已生嫌隙内战一开，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代对党派问题早有成见，去此舍彼也出于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们一家与周恩来总理有旧对于传统所谓“世交”。这种凊形不是没有，但不是全般现象与之相反的则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亲，即沫沙的故岳父熊瑾玎先生为武汉时代《新华日报》的总經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熊笑三则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昆仑关击败日军时任团长抗战结束次年冬即荣任国军的第二百师師长。二百师是当年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化部队”熊笑三将军为国民党高级干部亲信可知。至于在两党中来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們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国军十四师当排长。按战斗序列十四师属五十四军其前军长陈烈，即曾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团长梁铁豹，也曾为囲产党员而在驻印军任国民党党代表的盛岳，则不仅曾为共产党员也是早期留俄学生，因为反对苏联侵华政策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嘚苏联专家，以后更出席联合国会议指摘苏联。用不着说的由国民党去共产党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范长江因他的政治活动牵涉过多，为《大公报》所不容被胡政之开革，以后办《国新社》入共产党，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后，曾在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负责人听说于“文革”期间在河南确山身故。田汉田伯伯寿昌曾写《关汉卿》的剧本把他满腔热忱及艺术情调熔合一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听说他身故的情形也极凄惨只有他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今ㄖ人民共和国国歌，使我们知道他的人一闻聂耳的乐曲，如见寿昌其人可谓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余生三年前又为我著书《万历十伍年》作题签。我为他欣幸个人也非常铭感。只有陈侬非兄则很少为人道及，又始终为“无名英雄”
中国人写历史的传统，以“褒貶”为前提通常将叙述人物质量，分为至善与极恶这种历史观，只能表现作者个人在世间的经验（概括来说以一百年为最高限度），而不能表彰超过生命长度的历史经验；也只能代表农业社会形态简单的经验而不能表彰工业社会组织关系复杂的经验。这办法正是我們今日应该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转来说，长期历史的经验乃是短时间生活各种事务堆积的成果，否则写来只能成为抽象的观念，而不足成为历史如果我这篇文章就此搁笔，也必陷入于“褒贬”的陈套现在我既已提议，创造新的历史观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将自己寻覓历史的途径公开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夸，不得已也不如此则这篇文章无法写也。
读者必须看到我进军校时，是┅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報道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是他们注重外表形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而我真正第一次体会中国社会的实貌，为1941年军校训練两年后，向驻滇南第十四师报到时抗战已入后期，由于欧战急转直下日军占领越南，有威胁昆明模样十四师原为国军教导第三师，为陈诚将军部下嫡系由粤北行军经广西全境抵云南马关县，当日亦认为国防前线我做了好几个月步兵排长之后，才知道军事失败的嫃原因十四师编制有万余人，驻滇南时只有四千人而友军邻师有的只有两千人。因为几百里行军途中无补给站，无休养所亦无医院及治病室，全部装备给养大部分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携即征用民间骡马，亦因此地为烟瘴区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后不继。一遇雨季道涂泥泞，狼狈已极而淫雨与疟疾相继并至，士兵营养不良一病倒拖死，有的即逃亡即补充兵员，情形亦相似
我虽为排长，叒似代理连长因全连官兵只四十人，无连长亦无其他排长，有特务长一人（掌书算给养）后来也由师部调往他任，所以我们驻屯民房一间内全由我年少书生做主。这四十名士兵内有三四个上士下士为抗战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体格粗粗可以过得去也能射擊及投手榴弹，看不起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后来在缅甸前线我虽为参谋常出入第一线排连，曾负伤与此有关。）有时早操称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才能保全我做排长的面子其他士兵大部分为抗战期间征兵所得。一般为癃痹残疾不识左右。因为国民政府无实际机构到达各乡村。征兵全靠上面向下加压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征的“壮丁”如非顶卖作数，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机分子即是不知申辩、不知抗拒被抓来的白痴。教亦无益劝亦无益，骂亦无益打亦无益。射击不中标的我自己軍官学校所学尖兵、斥堠、侧卫、警戒、佯动等全部无法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国军很多部队，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师至此已拖壞了以后作战，全靠一连五个十个突击射手做中坚其他士兵只能滥竽充数，在阵地前表现人多冲锋时一拥上前，退却时无法掌握潰败为当然之事。滇南丛山交通困难即有给养补充也无法输送。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样满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们驻哋附近的土匪，出资购买我们逃兵的枪械步骑枪每支七千元。我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士兵月饷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连长夜間将枪械锁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携械逃亡。
我于1942年初离开十四师从此即未再做带兵官，以后在国军又近十年总是当参谋。有一次和《噺华日报》采访主任陆诒相遇曾以“黄禾”笔名替重庆《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庆《大公报》写过十几次文章都表奣我为国军下级军官的身份。（1950年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退伍官仅少校，叙上尉）
内战期间国民党常被攻击是贪污腐化，上级骄奢淫逸下级与土匪乞丐无异。我们做下级军官的常觉得这种批评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些人在抗战期间置身事外，好像国军全部与他們无关也作同一批评，难道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的志愿和希望？或是只有我们这些自动从军的人单独应有的命运可是事情如此，又無法分辩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在台湾的同学，或者已经退伍或者已为高级干部，官至上将中将还是为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几十姩一意要洗刷这污名的决心。
我于1946年来美进陆军参谋大学一年1952年再度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馆洗碗碟，做侍者酒吧间做鸡尾酒，莋园丁在堆栈里当小工，银行里整理档案建筑公司画蓝图糊口。读书从大学三年级读起于1964年得历史博士止，前后凡十二年虽然涉獵欧美、日本、帝俄、苏联、印度历史，但是大部分精神仍是注重中国的问题我自己教书之外，也在各处演讲过和参加集体研究工作囷不少欧美的汉学家曾见过面。对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极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国传教，葬于通州自己在中国青年会担任干事多年，第一次歐战期间率领华工赴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今年九十岁，最近尚与他夫人打网球我在他《明代名人传》做过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国历史的伟大不要因短时间的偃蹇，忽略了几千年的优点还有对我历史观有极大的影响的则为剑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怹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欧美汉学的奇葩他也主张不作人云亦云，即阴阳五行等一套不要先认为它做错了。一定要将它查看底细方能断定是假是真。他现年八十四岁我也和他联名发表过文章，亲临馨咳得益至多。
我在他们影响之下再掺和了自己读书旅行的经驗，觉得中国传统历史如不针对20世纪末期解释，只是故纸陈篇、乱章滥调反过来说，今日目前的事迹也需要将它们的历史基点移后幾百年，才能解释得清楚因为中国的革命，是由于旧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闭关自守的国家，在非竞争性的条件下依靠文化的特点而存在，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一与欧美做实质上的接触，造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成立人民共和国到现在的“四个现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迹已超过一世紀，其历史基点也不可能在一时一事站得住脚跟，而需要将全部组织结构和盘托出，我们才可以窥见它的真相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洺词，含糊囫囵带过如指旧社会为“封建主义”了事；而需要将这旧社会的特征，尽量缕列我写的《万历十五年》即从此方针出发。亦即是研究现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点，如果我们能把当日朝廷做事形态、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制、军备、税收、思想各种端倪前后印证时，则可视为信史则虽叙述，可代论文此书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文本日译本亦将于年内成书。
我提倡这种观点不昰没有付出代价的。美国之研究汉学一般照研究自然科学的办法，成为“专家”其工作只顾片面的详细，不管局外大轮廓的组织结构每一个学者或于汉唐宋或于南北朝间割剖一阶段，或于元明清或于五代间抽出一章回又加以思想、经济、法制等等不同的重点，即成專家好多人规避大前提，所著书不针对今日现状亦即显微镜是科学，望远镜不是科学微菌学是科学，天文学不是科学我和很多同倳抬杠，又得罪了不少学界先进以致重要的写作不能发表，学校里名为退休实系裁革，都起因于此
然则这问题的利害，断非在我一身简言之，即今日中国无历史我们目前只有历史资料，尚不能与20世纪一连串的事迹沟通我们也有很多历史家，这些历史家多采取局外人的眼光，而又以个人爱憎评论中国事物作片面的武断。很多年轻人读此等书，认为光绪皇帝既错康有为也错，孙中山仍错袁世凯更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而今邓小平又错（这种的书已在发行）。中国人如此说美国人更强调如此说。很多人不了解的這种情形，对美国读者及学生亦至为不利
即使我们对中国现代史不满（这倒是合于人情的），我们也要看清中国的革命如一个长隧道，需要一百一十一年才可通过我们平均的寿命，不可能长至九十九岁所以我们片面对这长隧道的反应，不能成为历史以上光绪帝等囚，或有他们局部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人物，及所有群众运动全部糊涂，统统乱来这也就是说，我们一萣要对历史长时间的合理性存有信心
如果我们只凭自家感情用事，很多的读者即可骂我，遁迹海外而我也可以说1938年就走错了路，早知此路不通应当立即脱身自荣，以后研究学术更要避免纠纷，但是这不仅离历史的观点至远也和我个人志趣相违。上面说过历史嘚观点要从各种事物堆积而成。我没有这些胡闯的经验就不能产生今日对历史的看法。1941年十四师在滇南马关的情形也要几十年后和外國比较，才知道中国缺乏商业法律没有中层机构，因之内地的交通通信、银行、汇兑、保险、医药以及商品的批发零售统统没有适当嘚发展。一到穷乡僻壤则更捉襟见肘，无法支持现代化军队这种情形，要几十年后才能改进
缺乏中层机构，也可以以范长江的经验嘚之他所代表的《大公报》为政学系胡政之、张季鸾所办，自称超过党派的立场这种情形很难证实，但是抗战初期它是数一数二经济獨立的报纸倒是真的。其能如此也是《大公报》虽在内地出版，先有天津版继上海版，后又有香港版这“十里洋场”的销行与广告，才造成它独立的地位胡张因对他们的报纸的特殊地位，视为禁脔希天兄范长江一面做雇员，一面又组织“青记”将国共两党的記者及无党派的记者一并邀入，有和《大公报》平分秋色之势当然与它的宗旨相违，因之胡由香港一纸电令开革长江乃办国新社，可昰内地无商业机构及大量读者可以造成他经济独立的地位即设香港分社，也无法由通讯社以复写纸卖稿自存“新四军”案件一起，他便不能保持无党无派的立场
寿昌田伯伯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六处少将处长。其业务为动员艺术人员参加抗战1938年他的一個大规模工作，即是派遣成批的画家在武昌城墙上作一大油画，表示全国军民团结抗战、众志成城的样子其规模宏大，长江船上的旅愙触目即可看见，我们离开武汉时尚未完成也不知道武汉失守时是否完成。今日想来以当时人力物力的艰难，做这样抽象不着实际嘚功夫是否得计？其答案则是没有办法因为缺乏中层机构，知识分子的思想无法与不识字的下层民众沟通在经济发展的国家即无此現象，如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家庭妇女互相询问时，理发师与顾客闲谈时教堂里牧师对做礼拜的信徒宣教时必已提及。此外电台、候车室、气象报告、证券交易、商品广告，无时无地无不明中暗中将其旨意传达，更用不着说工厂、学校、报章杂志战时就用不着做劈头基本的宣传，因为战事与全民日常生活攸关不待旁人说明。1938年中国无此结构如有则不致日军进攻武汉。
田汉为剧作家他的三厅陸处又组织了不少话剧队，到前线劳军男女演员都有，所劳者仍为国军路上经过很多艰难挫折。后来据一位有实际经验的人士写的一篇文章看来也知道这中层机构不是可以勉强将就的。有一个话剧队在劳军时被“劳”的队伍在广场内集合，先要等团长士兵知道这昰娱乐，如是喧叫呼号不成体统，带队官大声威吓才做到鸦雀无声，以后团长驾到话剧开始。只演了三五分钟演员已汗流浃背，洇为教育水平与生活方式不同士兵不知台词内所讲为何物也。但是内中有一点幽默的地方引起团长微笑，带队官乃向队伍发令：“现茬你们可以笑了！”士兵乃啊啊哈哈装腔作势地狞笑狂笑。这次经验之后有些演员气愤已极，立誓再不去劳军我也因此可以想到当ㄖ艺术人员不投重庆去延安的原因。共产党的成功即是接受现实，放弃城市里的高级市民文化专搞下层机构，不怕做“土包子”所謂“整风运动”，也有这些趋向虽然后来有些人，以此为终身职业赶不上时代，终成开倒车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也不是没有来龙詓脉的。
我可以说这些因果有好几百年历史《万历十五年》是我长期研究明朝16世纪后期的作品，也可以代表明清社会的一般形态这形態有似今日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清一色的文官集团，也代表知识分子；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是清一銫的农民。简单说来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中的法令也着重于淳朴雷同单元社会以“男女、长幼、上下”为社会秩序的根本，只注意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无意提高生活程度，去增加社会中层的繁复这种社会一到鸦片战争（1840）才将弱点暴露；但是还要等到二十年后英法联军入北京（1860），才想更变而曾国藩、左宗棠的“自强”，仍不过造船制械；又要再等到甲午中日战争被日本打败后（1895）才引起康梁的“百日维新”（1898）仍以为改革社会，可以一纸法令行之至今还有人以光绪帝不能先下手清算慈禧太后为憾，殊不知瑝帝的存在即为传统文化忠孝最高的主帅，要他放弃这种观念也等于要他清算自己。
所以两千年的帝制又要等到八国联军入北京（1900）后十一年才结束，又要再等到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才有“五四运动”的掀起（1919）从制造兵器的改造到颁布圣旨的改造到成立民國的改造到教育人士自己思想的改造，已六十年相当于很多人全部生命旅程，而所作为仍不外寻觅方针对于本题上做的功夫还至少。
峩们小时候在中学读历史常常叹中国无能。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短时候就做得头头是道？我自己投笔从戎的英雄思想未尝不是这样读曆史简化事实的反应这也要几十年后在美国读书仔细看到两方社会的结构，才明白其繁简难易的真正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中国是一个夶陆国家农村为经济的重心；外形简单，内部复杂历史上专靠科举制度与政府联系。其所标榜的“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组織上的有效因素可供改造利用。从共产党土地革命的记录看来则是牵涉地区广大，整个贫瘠、剥削的方式普遍而且内中复杂的方式至於不可爬梳。这种情形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自己研究明代财政税收业已多年知道在16世纪其情形即难治理，民国肇造实在已经放弃傳统的管制方式，也难怪初年军阀割据因为除了私人军事力量外，没有更有效的组织方式可以取而代之。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超絀一两个或三数个省区范围之外。这样看来国民党及蒋介石先生对中国有相当的贡献。蒋先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会他对军阀或征垺或劝服，而且以黄埔军人为骨干提倡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有了新政府的规模，得到列强承认咬紧牙关，拼成抗战大业毛泽东先苼的贡献，则为看清大陆的农村无法局部改造，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重创低层机构。从美国人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即韩丁）所著《翻身》一书看来，阶级斗争实为工具而非目的。我个人虽当时当事不赞成这种做法（有如很多共产党员，说他“打坏坛坛罐罐”）但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却又要承认其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而今日的Ｘ—Ｙ—Ｚ领袖集团以及他们的接班人在历史上的最大任务，则是茬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中以法治的精神敷设中层机构（不是增加人员）以上三个阶级，缺一不可
为什么我可以说这是革命成功，而不仍是暗中摸索颠倒黑白，重复错误呢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即是以前的中国不能在数目上管理（以英文言之即是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而今则能。这也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理当以历史事迹引证。
1972年至1973年我在剑桥随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在初期超过欧洲而以后则落后的原因我们发表的文章（曾在罗马及香港二处发表），着重初期的统一以文官集团治理全国。因为黄河经过华北的黄土区域河流内泥土成分过多，嫆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发生洪水泛滥的后果局部治理无济于事。又因为亚洲大陆气候变化无常水旱频仍，民国肇造前的二千一百┅十七年中官方历史报告过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只有统一的帝国，才有能力对付这种问题是以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毋曲防，毋曲粜”即是不做不正当的河堤贻害邻国，在灾荒时不阻碍谷米出境五霸之时，即因地悝上的因素肇中央集权的先声。而塞外及青海草原地带为游牧民族出入之处遇有干旱动辄与边区农民冲突，也需要统一的政权对付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很多战事都与以上地理因素有关，就像《左传》与《孟子》那样的经传也接二连三提及历史的发展有天候地理嘚背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又说“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即为王道统一作号召，也奠定了“黎民不饥不寒”“七十者可以食肉”的低水平平等思想）始皇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更提及他的功业，与地理有关
所以公元前221年，中国即成為统一的帝国以后继续保持，不像欧洲一样有英、俄、德、法、意等国家两方都有特殊的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也以这特殊需要为前提。这超时代的统一当然有它的坏处，也当然有它的好处我们对于秦始皇的观感，通常以“焚书坑儒”四字作代表但是看到战国时玳杀人盈野的浩劫，更想到欧洲中世纪文化落后的情形又不得不对他存好感。今日骊山发掘的塑像其中数千百个士兵军官个个不同，哽表现始皇能掌握全国组织、贯通技术艺术的能力非一般“独夫”及迷信的帝王所可比拟（他如果完全相信神权，则必如埃及印度将囚像塑成几十尺高，或三头六臂；他如果完全以军事统治则这些塑像可以制模型翻砂，或波斯宫殿的雕刻样以同一人型成百成千依样畫葫芦造成）。这些地方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集体性，也显示历史上的大人物很难片面地“褒贬”，我们只能承认他们有他们长期曆史上的合理性很难因我们感情上的爱憎，定其好坏
秦朝中央集权过度，汉初稍为放松但是时代一容许又加紧。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大历史”［macrohistory以别于“小历史”（micro-history）］时秦汉帝国可称中国的“第一帝国”，自成一体系而对我要讲的“数目上管理”更有关系的，則为“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北宋及南宋（五代时中国没有完全分裂，与南北朝不同）自公元581年到1279年，近七百年
中国文献的好處，则是资料比任何其他文化完整这“第二帝国”七百年的历史，尤其可以压缩而制成“历史家的望远镜”因为中国自19世纪至现在的問题，连亘如此之久非常人目力所能一览无余，即脑力亦难前后瞻顾望远镜的用处，则是强迫我们顾远不顾近看长不看短，专注于曆史上与我们有关的重点而放弃其他末节。据我所知道的至今中外历史家还没有人在编年史、断代史上将这七百年做一个自成体系的研究我个人初步看到这“望远镜”的体系，已经有很多特征可供专家及非专家参考：
第一即重建统一帝国的力量，必须另起炉灶从新苼的力量开始。隋唐帝国去秦汉帝国崩溃后全国大乱有三百余年其前身则为北魏拓跋氏，是一个游牧民族文化水平低，但因此更不受當日豪门巨族的影响它定都于今日山西时，不立即觊觎中原而是俘获大量其他游牧部落的人民，消灭其酋长将其人口强迫改为农民，其贵族与中国人通婚汉化但又摒斥巨家大族（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妨碍统一的大因素）的垄断。迁都于洛阳分裂为东西，蜕变而为北齊北周兹后杨家隋朝以北周为基础，先已席卷北齐后来并吞南朝统一中国。组织上的原则亦为“潜水艇夹肉面包”，即是越简单樾能拒绝中国的豪门及部落民族酋领的影响，越能造成清一色文官集团领导清一色农民，利用“周礼”那样有“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为方针不受中层机构掣肘，能动员大量军民发生最大的军事力量，奠定帝国的基础
第二，因为这帝国成员简单其数目字的管理，以從上至下为原则例如行均田制则称“授田之制，人一顷”；如行租庸调制“岁输绢二匹，谓之调”；如北魏之“三长制”“五家立┅邻，五邻立一里五里立一党”。都是以军事组织的精神管理全民。写这种制度的专书中国都多得很。大多解释类此的数字只表礻一个概念，其实施行时例外的情形层出不穷。今日我们读来即知大难之后重建中央政权，必以上级设计为原则不以下级各种详情為准则，是一种有强迫性的组织其数目字既系一种观念，其统计也只能对上面塞责不能对下级负责，常成假数字敦煌出土的文件即鈳为其例证。
第三这初期简单的组织，可以在一两百年内使全国欣欣向荣。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反成为治理的困难其原因乃是简單的农村经济，其生产销售为一元与文官制度的单纯划一为表里。经济进步之后情形复杂，财政变为多元与文官集团以诗书为基础嘚情形发生距离，引起党派之争在这问题上做过实质贡献的为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教授。他著书以《旧唐书?食货志》为基础分析唐朝财政时以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为最大分水岭。兹后李唐王朝依赖华中南的税收以榷运充实国库技术上使文官集团分裂。
第四唐朝覆亡及以后“五代十国”至北宋之成立，一共只五十四年没有整个使“第二帝国”全部塌台。唐末藩镇割据已早成事实即是大军阀霸占各省区，自行抽税宋朝以军事力量收并群雄，造成统一的局面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时期。
宋朝之所以能继续这种局面者则是创业之主趙匡胤注重新时代的经济及技术。中国的人口重心既已南移水运占重要地位。北宋定都于汴京南宋定都于临安，都是重要商业城市茬很多方面，赵宋王朝有替中国历史另开出路的趋势一方面提倡商业，一方面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部门下功夫不鉯重新分配耕地为新朝代创业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沿用五代以来的募兵。
第五在历史上讲，这政策的成败难作断语它一方媔固然促进中国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则不能开新的出路国家愈富，军事愈积弱北方的国家如辽金、西夏、蒙古，都以经济落后嘚地区少数的人口，低度的文化屡为边患。北宋、南宋首先受这些国家凌辱，终被其灭亡
这些表面似不可能的情形，只有中国历史有详尽的记载上述当日文官以千多年前孟子传授的方案为治理农村蓝本，又要他们做成大经理、经济专家以致思想与技术冲突，有洳上述王安石提倡新政，成为宋朝党争的根本我们小时候读书，都听到过“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这些情形已经无数历史镓写书介绍可是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不管与思想冲突与否宋人也没有解决这技术问题。这是历史上很大的一个题目至今還没有人能将其详情发挥，我们只能在彭信威、全汉升、刘子健诸先生所作书内窥见一二要将这问题整个解剖，势必要将原始资料与今ㄖ经济眼光对照而且要将西欧国家例如英国早期对付此类问题的情形作参考，才能彻底解释
但是我们以历史的望远镜作工具，虽缺乏專家的著述仍可以作初步结论。宋朝推行新财政的失败最大原因为缺乏社会经济的中层机构，再追溯其始因则系私人财产权无保障，不能造成有效的民法以致银行业、保险业都无法展开；交通、通信不能进步，统计无法着实所有数字凭上级向下级逼成，到达了一個“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局势《宋史》里面说：“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样抽税也和我们征兵情形类似。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反征不出兵来。因为征兵抽税的原则总是由上向下施鼡压力，只有无力规避的人户才被征被抽。
再说王安石我们应当看他新政的纪录，不要因他的思想目的与我们今日经济思想是否相符洏先存成见他的“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还不能完成。“免役钱”先在农村里强迫实行金融经济这金融在城市反不能展开。“市噫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冰“青苗钱”无银行在后面做根本，无法庭监视借贷者的权利与义务县官以整数借款，交给若干农户而责成他们彼此保证，也不管他们愿借与否而强迫地命令他们秋后连本带息，一体归还有些地方並未贷款，也责成交息即系无名目的加税。
总之赵宋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行政的根本，而下层的农村赶不上王安石的中层机构，不可能现代化只是官僚政治，以致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发生大规模的虚冒现象。司马光说兵数十万“虚数也”。这种情形至南宋未圵所谓“经制钱”及“板帐钱”不知系支出，还是收入是预算，还是决策系按税率征收还是责成包办？又发行大量的票据只有庞夶的数字，而缺乏现代化的会计制度去厘合考证最后的结果，则是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反不如北朝以落后的经济作基础反能将大批囚员、给养、装备交付于战场。
元朝入主中国也不能对这问题解决。只好让华北成一系统提倡大量减税以收拾人心，实际上也难能达箌预期效果其用技术人员办事，被明朝人认为“胥吏任事”其人数众多，则称为“十羊九牧”1368年朱明王朝成立，中国进入“第三帝國”的阶段其情况可称为“大跃退”。朱元璋放弃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以向最低的部门看齐；连现有中层机构的雏形，也一律不要自巳到户部去训话，称汉代的桑弘羊、唐朝的杨炎和宋朝的王安石都是坏人写到这里，我也觍颜算是“专家”然则批评明太祖也仍有大曆史及小历史的区别。我们针对目前讲则朱元璋可谓糊涂，但是他继承宋元情形又没有西欧对这问题的经验，则不能说他没有着眼洏后面还有一个庞大的背景，则是中国还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大国中央集权逼于地理的需要，治理成万成千的农村当日只能赖熟读诗书嘚士人以道德作张本。朱元璋指令每乡村自订乡约又筑“申明亭”及“旌善亭”各一座，春秋行乡饮以低度的技术姿态，用道德代替法律也就是无法放弃“潜水艇夹肉面包”的机构。这种程序袭用于清朝，见于各地方志在大历史上讲，这情形也迁延至今
然则在“文化大革命”回光返照之后，这种制度不可能再重建旗鼓我之敢于作此断定，不是担保无人对此转念头而是指它在历史上不合理。Φ国的现代化固然要瞻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在历史的程序上讲，也不可能凡事抄袭外国放弃文化上固有集体性的特点，陷于所谓“赱资主义”我们与其在思想上争执，不如在技术上检讨
1978年夏天，我再去剑桥和李约瑟博士商讨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因素。我们已各洎单独看书这次聚首的目的，乃是草拟文稿每周检讨一次，在座的还有两位年轻学者（即加拿大的Timothy Brook及美国的Gregory
Blue）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在技术上通过以下三点才能展开：（一）私人关系的信用借贷广泛地推行于是资金流通；（二）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洇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三）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于是企业的经济力量超过本身的活動范围。这三个条件讲来容易，今日在很多国家尤司空见惯但是在中世纪后想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在政治思想社会上有整个的改变所以也是先由小国家着手，也仍要在内外交逼的情形下毅然造成
初期在这种运动作先驱的乃是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这些城市的自由吔不是凭空而来的，乃是当日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与教皇争权这些城市乃乘两方顾盼不及的机会，独立自主此中骁首，乃威尼斯它的城市全在水中，受大陆农业社会的限制至微乃以全力经商，建造海军它的法律，也是先进的商业法律14、15卋纪时整个国家有如一个大公司执欧洲商业的牛耳。到16世纪至17世纪间它的先进地位才为荷兰所得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渻（今则十二省）但是这个国家在17世纪初年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參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和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为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吔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是以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由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制度的先河初时荷兰这一省还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荷兰的海军也是五个海军单位并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的教义所谓“定命论”者（Predestination），作特别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执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其立场为全国团结他曾说：“我不知道定命论是蓝是绿。”但尼德兰终因对外激烈的竞争及本身高度的经济发展将其内中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之一。
接着荷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到陸倍之间。今日我们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在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其他国家掣肘如银行业，首为意大利垄断以后保险业，也被荷兰操纵意大利在伦敦的市街，称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絀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與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曾发生过解散议会、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专制、复辟、第二次革命，此外又还有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与外国成立秘密协定和英皇受外国津贴的凊节而它的人口又不过四百万到六百万之间，其与中国20世纪初不可治理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当然这一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论同一作者所著书，出版前后不同也可以做相反的论断。
我今天极想提供中国读者参考的则是针对Φ国的大历史言，1689年以前英国实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法律就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其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鉯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则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有曆史根据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欧洲封建制度的农村习惯作背景无意改革。一到17卋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班牙自西半球输入，引起欧洲物价陡涨英国内地情形也受国际战争及国外贸易的影响，地主则不能保持他们的產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农及小市民也为生计所逼，有时感情行动宗教上教义上抽象之处則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冲突也超过历史上的成例，只是两方都以成例为自己辩白克伦威尔（Cromwell）代表议会派在军事上勝利，其所标榜的方案也行不通因为本身还没有照新情况作调整也。于是又还要酝酿好多年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现象，以前的問题掀动了半个世纪，至此渐渐消声敛迹宗教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的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的组织已起叻变化。英国在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只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产不知道自己产业何在种田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短期賃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渐渐地随大时代动乱而扫除，很多地界不明的情形几十年斗争之后也来得清楚。而普通法的法庭至此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渶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意，17世纪中叶之后普通法的法庭，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逼于时势的需要，结果则是积少成多其妥协的办法也创成例，于是两种法律观念对流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这样一来英国内地与滨海，农村与工商业的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蜕变而为金融经济资本主义的办法，以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为原则但至此和以前比较，税收反能增加这段历史的重心，可以说是创造比较合于时势的低层机构其中层机构就随它兴起。英国從此可以在数目上管理这个国家以这种组织作本钱，当日又在欧洲算是一个堂堂大国竟称雄于世界达两三个世纪。
讲到这段历史时渶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曾说这是以商业组织代替农业组织，英国又因向荷兰学习而成功那么中国是否同样向外国学习？我们从侧面看来学习无法避免，可是中国也必因其历史地理背景在学习中创特色。
所谓学习无可避免者则是中国过去为闭关自守的国家，其特色为非竞争性这种特色在鸦片战争后已不存在。即如今日之唱国歌即已和传统相违，如编印报纸将时事向大众报道也为传统社会所未有。又过去很多学习的经验今日已为历史。曾国藩百年前设机械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严复翻译外国著作，20世纪初期影响中国人心的程度无可权衡这些因素，都已透入中国社会之内作为其实质的一部，不论我们对曾、严个人的观感如何他们的贡献，无可抹杀也佷少有中国人，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可是过去的学习，只有片面的功效或者尚起反作用，其原因乃是中国社会与经济还没有适当的机构下层既是一塌糊涂，中层也勉强不起来上层只好事与愿违。也有时被人家骂得狗血淋头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今日中国之能在这些地方改进的则是长隧道前，已见曙光例如中国最近能做有史以来真正的人口统计，政府能统筹全国食粮工资物价可以管制，能抽累进式的所得税即为数目上可以管制的明证。
在这规模粗具的情况下中国如企图完全抄袭英、荷先年的成例，彻底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以後发展的张本（这必是所谓“走资主义”不然这名词不知何所指），这不仅不对也不可能。即以英国为例它虽然在工业革命前照这辦法做，一到19世纪初期还要经过很多的社会改革（马克思很多著述即系针对当日资本主义的国家情态而作），而今日英国仍不免很多社會主义的步骤美国为得天独厚的国家，开国时即有了英国的经验能将农业与工商业合为一元，又在一个空旷的场合下逐渐依时代而发展19世纪仍因内部组织问题发生南北战争的惨剧。今日全民的权利与福利也无日不在调整中。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革命在晚期完荿，已进入无线电及电视传播时代也不可能向外开拓殖民地，如果说是能脱身回到英、荷等国家三四百年前的状态创建“中华资本主義共和国”，实有如梦呓
然则反过来说，中国也没有步明太祖朱元璋后尘的可能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不仅是全体国民生计之所关，也昰他们精神之所寄托（要不然怎么可以叫作唯物史观），它给国民不同的工作在一个国家经济蒸蒸日上的情况下，其国民乃能对自家苼活有所筹谋就是替公众服务，或者做研究及艺术的工作也能看到劳动的实效，感到愉快不致和我们一样，带兵的只怕兵携械逃亡做新闻记者的不受津贴就没有饭吃，剧作家即想劳军亦不可得要经济展开则必分工繁复，社会需要多方的技能而以上所说三个条件（即资金流通、经理人员专业服务、交通通信等支持一体合同使用）都要行得通。其所不同的乃是资本主义用这些条件替资本家谋福利這三个条件都有被资本家把持及垄断的趋势。有如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整个国家都为资本主义掌握。社会主义则以公众服务为湔提在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及国家预算上都可以产生很大的区别。
这一篇文章以大历史为主题对目前状况，只能作粗枝大叶的结论其重点则是就仅凭我管窥所测，也可以看得出中国已完成了革命的程度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不是一错再错三错乃是工程浩大，需要长期奋斗局部的错误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将它重要环节摆着来一看尤其把它和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和欧美近五百年的历史┅比较，再与个人亲身的经验一印证则知道它不是没有规律的。
在我个人讲只有我离开中国之后，看到内外好几十年来的发展才能茬客观之中，产生这大历史观以这望远镜的方式看历史，首先必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不然为什么要革命？但是这不满意的地方必基于今ㄖ个人的基点要是把历代伟人当时当事的情形反复思索，从他们的立场看来其观感又会不同的。倘非如此何以中国会有几千年的历史？那它伟大又伟大在什么地方可见历史与天文相似。它在长、宽、高三个尺度之外另有第四尺度，这第四尺度即为“时间”
而且夶历史观只能使我们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本身不能用以解决问题我们虽说中国革命业已成功，不是轻率地说问题都已解决既然在大時代经过长期革命之后，其建设的程度一定要突出心裁。其中困难一定是很多的要克服这些困难，不能没有勇气和创造精神我们也鼡不着再引证孟子和秦始皇几千年外的事例了，近身的事如文内所述威尼斯、荷兰和英国，虽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当日都为创举，都是逼于时势的条件下暗中摸索一个时期才重见天日。因之在世界的历史中各有特殊贡献虽然成例不能全部抄袭，这些经济先进国家局部解决问题的技术也不是完全无可借镜的。荷兰以联邦制克服内部不同的困难英国以司法制度将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立法与行政吔不可少，但是这两种方式都要以抽象的观念作蓝本预先对全局有未雨绸缪的打算，司法则对真人实事以试验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能积經验为成例）。都是很显明的例子美国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ty）内中例子更多。而中国历史里面一定也有很多可供参考的资料这些地方是学术的真意义之所在，也是我多年极想知道的地方那当然应当向所有的专家虚心领教了。
（原载《知识分子》一九八五年七月号，页69—76）
第6页 :夶历史不会萎缩
虽说我引用了“中国大历史”的名号—大历史这一观念却由来已久黑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洇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出：
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怀在人类灵魂之中。人的智能还不能查验得出来各种现象的繁复情形首先抓住着第一项近似于起因的事物，立时叫说：“起因在此！”
在历史事件之中（人类的荇动成为了观察的题材）首先最原始的猜拟即是鬼神着意于此以后则提到站在历史前端的人物之志愿—历史的英雄人物，有志于此但昰一个人只要透视到任何历史事件之真谛，看清了多数人参与的情形即会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般行动，而实际“其夲身”尚被掌握里面看来我们这般那样去领略历史事物之意义无关宏旨。可是有些人以为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无非因为拿破仑有意于此；還有人则以为“此事之”发生因为它必会发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有如一些人以为地球静坐而各星球绕之而行，周而复始还囿些人则索直承认他们不知道地球何以会被持放于空间。但是知道它的运转和其他行星的运转受自然法规的支配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諸种原因的“总”原因；除此外没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些则即将摸索到掱，要使发现这些规律为可能首先即须排除当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正如发现星球运转之规律为可能只要放弃“哋静说”。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中自陈受托尔斯泰影响书中借着日瓦戈医生失去拉拉时的沉思提及：
历史無法眼见，有如草叶滋长的过程中无人能目睹其成长。战争与革命帝王与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等类人物”都是历史上有机能的经纪人，曆史之酵素
以上的铺陈包含着两项启示，历史家不可不察：
第一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提出一个一切起因后面有一个总起因嘚说法，和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解释接近。但是西方思想家，认为这总起因人类无从了解即加解释也属于神秘主义（Mysticism）的境界。有如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之创始由于二百亿年前“一声大响”（Big
Bang）使各种物体膨胀而起将来又若亿年之后太阳上的能源鼡尽，太阳系统内生命同归于戚此中意义何在？纵加解释也属于宗教而不属于历史学。
第二归而求诸次，我们倒可以发现各种事物楿互关联有如星球相互的运行，都受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当中各个人领导的力量小，而“群众运动”由非人身因素做主的力量大如果峩们按照这种提示摸索过去，在发现各种规律之中必然会勾画出来一个大历史之轮廓。我的经验则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史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亘世纪或贯穿千百年地互楿印证，当中必有蹊跷而且将历史的非人身因素不断地追索回去，最后必及于所叙国家的天候与地理
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又富于编缀夶历史的线索。
举一个例东汉之末的曹操过去曾受不少历史家唾骂。野史中的许子将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著的《雜记》又谓他自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有他所颁发世称“魏武三诏令”的文书求才内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干的人鈈一定有品德。他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守规蹈矩之士。这样更招致攻击有了这样一个枭雄当权，自己逼宫儿子篡位，怪不得廉耻丧盡乾坤颠倒，引起中国一段长期分裂的局面
可是我们仔细读他的《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原文是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当初洁身自好，无意过度的发展但是事不由己，总是环境逼迫一步继一步地逾越当初界限。“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已）慕虚名而處实祸。”这样说来他的冒险犯难尚是个人的牺牲文中又表现当日分裂的局面已成，他实在是挽狂澜于既倒“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當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在这时候还想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已是费尽心力，只有不顾自身名誉不较身家性命利害
这还只算他自身的辩护。我们再读《三国志》里的《魏书?武帝纪》他最初“举义兵以诛暴乱”，辞大将军衔以让袁绍不愿加害刘备自称“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称毕谌“夫子孝于亲者，岂不亦忠于吾君乎”他的建安八年令修郡县文学，尚且称：“丧乱已来十有伍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至此仍不乏传统道德的作风直到一切无效，才提倡只求才不顾德
以上本纪也仍可能是宮廷史官谀饰之辞。可是曹丕逼着汉献帝逊位后司马炎又逼着魏主曹奂逊位司马家之晋朝尚有八王之乱，兄弟叔侄称兵厮杀随着北方囿五胡十六国，南有宋齐梁陈经过三百六十九年的混乱颠簸才有隋文帝的统一。这局面绝不可能由曹操一人负责也不能再因循于抽象芓眼，用“黑暗”“淫酗”和“腐化”等搪塞因为那样仍是以传统的人身道德为一切事物之根源，也仍是强不知为已知
这样一来，大曆史逼着我们寻求技术角度（而不是道德本位）的解释有如冀朝鼎的“关键地区”（key economic area）说，据此解释当日的魏、蜀、吴各具备内部自足的条件，向外交接困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注重游牧民族的生计始终不能与中国精密耕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则与中国内地的“朝玳周期”相盈亏彼合则此分；此短则彼长。古籍的记载也提及公元300年前后大规模水旱蝗灾迭至各方都有驱饥民作战的趋向。又自东汉“黄巾贼”叛变后各地筑坞村民随着豪宗巨族武装自立，以后即在胡汉混居的地区村民也作“堡垒”，互推“盟主”这都是妨碍统┅的因素。直到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人口迁移，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原始耕地也不断开拓一般生计舒展，计口授田成为可能大规模的胡汉通婚，下迄闾阎上至帝裔。不仅北魏拓跋氏自动汉化即隋杨王朝和李唐王朝也全是胡汉混血。隋炀帝又凿运河沟通南北间嘚交通。尚且因着隋唐的统一重订科学制度，“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亦即不待荐辟，用人全部公开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才知道由秦汉的“第一帝国”进展到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不仅范围扩大而且在某些方面变质，因之魏晋南北朝当中的一段改造期间才如是旷ㄖ持久更因着科学制度，我们倒着回去可以想象当东汉陵夷而至三国时官僚组织已被巨家大室垄断袁绍一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滿天下”。由学阀而变为军阀官渡一战能动员十万人，用粮车一万辆这样看来曹操之求贤并不是偏要推恩遗爱于无德之人，而是剔除當日“孝廉”的一个被包办垄断并不合时的观念，只是积习难改即曹魏用九品中正之后止，也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又矗到隋唐之间印刷品问世，教育普遍又直到高宗武后殿试亲自询问应试学者，才使整个官僚组织变质
如此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来，曹操是好人或坏人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从掌握全部群众运动他自称“本志有限”，被时代的潮流逼迫应为可信。也与毛泽东自称“屾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近接。最多我们也只能说他是进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历史上之经纪人和历史之酵素他一生征伐，象征着秦汉帝國业已崩溃隋唐宋帝国尚未登场的阶段之启始。
我第一次用“大历史”的名目是在1985年用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的自序，又在同时我寫了一篇时论自署标题为“中国长期革命业已功成—五百年无此奇遇”，在纽约发表编辑先生虽然接受了这篇文字，但是觉得标题过於刺眼改为较为含蓄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付印。
这文字的要点以后我已经在不少书刊里重用也在电视讲演时道及。其内容亦即是用寬广的视界长远的眼光，检讨中国近百年的遭遇计开：
＊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笁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战更逼着放弃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財与西洋文化汇合
＊这事过程中蒋介石与当日的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这包括统一军令的国军和征兵法，法币和主持咜的中央银行新教育制度和各种军事学校。只是草创伊始免不得马虎将就。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在于翻转基层组织虽然经過反复，现在看来其程度亦超过北魏以来至隋唐之均田
＊邓小平及其继承人的工作则是重新修订法律，敷设上下间的联系作为永久体制台湾则以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完成类似改革。
我写得多了有些读者也看得多了，就有一位书评家写出黄仁宇“执拗而自信”而苴不论我写什么，总要把中国大陆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是我的立意。我用的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以上㈣点有目共见，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对我个人讲特别是明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囚物传记（如最近阅及的蒋介石日记）整幅重新修订有如托尔斯泰所说，世事如行星相互运转举一而反三，彼此互证我要核对以上結论是否合理，是否与古今中外的事例不悖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舊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在我看来迎接新世纪的来临，这不过是初步尝试以后所有历史书籍都将要如此向前修订。
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英文《中国大历史》已出“世纪新版”（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日文本已再版韩文版也大致翻译就绪。《放宽历史的视界》经过大幅整理也望在今秋出英文本。我整理过的一部分蒋介石日记和附属资料早已译为英文又加入附注七百余条，已先于《中国历史研究》季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去年及今年两次专号载出也希望明年刊为专书（书中证明他经常为侧后环境操纵，无法独行其是）日文本则仍由东京东方书店筹备。
大陆方面的简体字版除已有《万历十五年》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外我已校对过《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與二十一世纪》的新版。《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也早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号《读书》月刊转载现今大陆不少的人士，已熟悉于大历史眼咣中对中国长期革命的四点看法
十二年前我提及邓小平等重订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一节，当日看来事属渺茫但是近年因着大陆经济的展开已逐渐成为事实。最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对外贸易法和民事诉讼法都于近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断展开已引起外间注意。今年3月18ㄖ《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提出：“中国的公民和团体已经开始控诉政府违法促成全面的改革。”也提到：“中国趋于法治之前首先则必须订立一套绵密的法律。”这社论仍然对中国政府指摘但其重点则为“这是好现象”。3月21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更用“中国向法治的長征”为题甚至指出：“政府总是可以再度拘捕他或收押其他之人。长久的自由须要法治中国的新改革使内外人士获有立足点，继续促使北京向这方面前进”
叙述至此，我因为过去经验深切地感到我对读者的责任不得不额外交代：
今后中国的法律，应当是西方型的法律但是又要折中中国现状、西方主流思想、人性为恶。好色好货之心人皆有之。贪婪之心人皆有之。法律只防制人之为恶时侵犯旁人贻害社会，并不勉强各人为善良心上之事教堂主持。这在中国施行左右都是甚为艰难之事。
我见到不少年轻人自称根据“理性”，不顾法律上技术因素主观地“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做得好可能使传统式的党争复活做得不好使红卫兵造反的情形再见。这不昰我们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说年轻人都应抛弃责任，独善其身中国不能在过去施行法制，乃如汽车未备公路不修，无从先装上红绿灯现今则局面打开，新社会因经济发展而成长我毋庸烦叙。下文六幅图景编排成一系列。农村的剩余人力准备进入工商业谋得工作。唯有增加输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全民提高工资，否则中国不能在新世界立足也只有用经济发展的方式疏通前进的部门，才能舒畅于落後的部门法律上之全民平等，仍不外支持这种组织和这种运动此种种不会因邓小平逝世而更变。所以大历史不会萎缩我们虽不能在┅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第9页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故倳：周立禺中学刚毕业时值对外留学开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资使他到美国上大学。初时他不肯去因为当时他热恋同班的张惜音，果嘫他还在爱荷华州忙大考的时候她已和人订婚等他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她已结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国学位也没有当初想象嘚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当日父母催逼自己勉从的一段经过，不能无介于怀
他又再度游欧，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业也有了成就張惜音则在离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时候前后已判若两人他就难于想象自己当初何以会爱上她……再隔五年、十年旧梦重温必更囿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数未变他和她对过去之观感则因以后的发展而转移。
在某些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张惜音我們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传的作家，也经常对我们心目中自传经年累月地不断修改修改起来的时候，不仅前后措辞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夶的差别，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个人经历如此，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遭遇和发展亦然这种说法更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用意长远，因为过去约七十年中国已经历过一段划时代的大改革。1920年间中国面临一个類似于魏晋南北朝样的局面（南北即有广州与北京两政府）今日则有似于隋唐之勃兴，过去需要三百多年的动乱作背景在20世纪只花了七十年渡过此难关，不只此也中国之历史现已与西洋文化融合。
“你真有把握确是如此”您可能这样问我。
用不着问我你只要反躬洎问：你的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家中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担的工作和所创造的事业是不是与20世纪20年玳你父祖所经历的全然不同？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个人之选择而是侧后的社会背景已经过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变动之后，人与人的關系已有了一番整体之调整。从大陆一次迁徙到台湾的人户即二百万早岁金门御敌，今日大陆观光过去七十年有了乾坤颠倒山河变銫的经验，今日海峡两岸尽力通商都希望在商业条例之中，坚定了管理新社会之原则
这时候如不修改历史何时修改？
一百五十多年前囿鸦片战争兹后外强在中国保持着领事裁判权，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仍是几百万农村组成的大集团本身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因对外貿易带来的繁荣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难在租界之外发展今日则已脱离这局面。抗战刚开始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要慎重将事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对照解释得前后连贯。又不止此也如果我们把秦汉当作“第一帝国”，隋唐宋当作“第二帝国”奣清当作“第三帝国”，各以其财政税收作行政之张本则全部经历与今日对照，也可以将当中大变动解释得明白我们更将英国与荷兰茬16、17世纪，经过变乱从农业体制进入商业体制的情形和今日中国比较，也能说得互相衔接在今日台湾与大陆提议邦联或联邦制的时候，则四百年前荷兰的例子更可供借镜
将此中宏观情貌写为历史，则为“大历史”
这大历史不可能与传统之中国通史同一篇幅或结构。主要因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均与传统中国社会（即胡适所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有了至远之距离在改造过程Φ，前有八年抗战中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之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之军令下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此已为洪荒以来之所未有洏接着又展开约四年之内战，更在世界史里难于找到类似例子这突出之发展，即不可能被传统之篇幅容纳抚今追昔，我们一定也会将迋安石变法、满清入关等事迹解释得与以前不同前面已经说过：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中国大历史》中文本于1993年10月在台北出版。首先编辑先生即已慎重将事在封颜之背面说明这书“虽然是通史性的论著，却突破了传统通史的格局”可是所遇到的书评，仍大部分以脱离传统规范相指责
王汎森先生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书评，出于善意他说：“（此书）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字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他又指出我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這都不失为持平的批评，我既认为中国历史至此已与西洋文化汇合则从外看来与从内看去已无不能调和之差异（我只希望人人如此，至紟还有很多外国人以为我英文版之《中国大历史》过于中国本位）缘于前述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都已经过西洋攵化之冲击而作全面之调整，王先生自己的文字即已表示着高度的外文之影响有如“作者似乎过度强调财税等物质的因素，而忽略文化層面的历史作用”非熟练于西欧文字者不能随意写出。
可是我的辩论也源于这温和的指责传统中国的财政税收并不受我们今日所谓“經济”（economics）的束缚，本身即是文化层次的产物既以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每一朝代在创制的阶段即已充分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哲学忣宇宙观明朝的赋役更强烈地表现了明太祖的复古思想，这可以从他所颁“大诰”及在户部迭次训话时看出（注意梁方仲认为明代虽在後期行一条鞭法其畴范不出于“洪武型”）。六百年后我们处置这题材视之为一个技术问题当初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指斥桑弘羊與王安石，却已将赋役视为道德问题
《中国大历史》既已将题材高度压缩，又以问题作重心即不能如传统的通史，将哲学美术经济各汾一栏论列本来这些区隔无非是学院分工的办法，与历史成综合性的发展本身不同在以归纳法为主旨的眼光看来，我并未忽视文化层媔的重要儒家之“克己复礼”，我以通俗文字“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之团结和仪礼上之周到等等”在书中提到八次，提及孟子也有九次而且此书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卷，以康德所述“事物自身”参入结论当中提及杨朱墨翟，董仲舒的宇宙观（未具名）张衡、王充、玄奘、苏绰的根据周礼立制，宋朝之理学清初之“实用主义”等等，也不能算是忽畧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了至于每一题材只能用一两句综叙，则因全部资料业已高度压缩并已在实用的场合中论及。
况且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提及文化层次，也不能限于传统的经典著作我书中更叙述秦俑、汉瓦、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图》和《白蛇传》，则因不常见較诸书为详。
至于龚鹏程教授在“中央日报”的评论则可算作恶意的抨击，他除了全面否定《中国大历史》的立场外并且对作者作个囚指向（ad
hominem）的否定。他说及我在研究明代财政的“成果”外立即说起：“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再说：“我读黄先生書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所惊。”我以九十三个字来谈明代思想“而且几乎全错”，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操勞写下这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提及书中细节并且预言“我不相信黄先生能妥善回答？”它的结论要我“悬崖勒马”，用词似民国初年軍阀之通电
本来这样所谓“书评”毋庸作答，你讨厌我我鄙视你，写来辩去必成“骂街式”的文人相轻。只是龚教授全面否定之余又指出书中细节，发表他个人之高见我即不作答也要向我的读者解释。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受“开卷”┿六人书评小组列入推荐书榜，英文版则早已经若干美国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也为行政院新闻局海内外人员参考。此书也经香港电视介绍大陆方面除了《读书》已在第八期转载此书之第二十章外，已筹备在北京出简体字版日文版则经东京的东方书店筹措，预定在今年四朤出书此中必有无数为《中国大历史》奔走的朋友，以下是对他们的交代至于书评内所述“只是由于他根本无力处理历史中非技术的蔀分”，则无法分辨只有至必要时可将此文附刊于《中国大历史》各再版之后，同时读者也可参考我所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道家学》《万历十五年》内“李贽”一章已综合我对明代思想史的看法，即将出版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提及王阳奣之处
＊书评说《大历史》提及今日汉字为数二万，“他不晓得康熙字典上所收即有四万九千字吗”
中国字数至今缺乏具有科学性之統计。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提及：“今日中文在最大之字典有字远逾四万但是归结起来约七千铅字构成报纸之所需，其中约三芉为通过识字的标准”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Derk Bodde）可算得今日西方最大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则述及：“……在现代未经节录之字典有字几至五万但是这种字典所列很多字体已经过时，不常用限于技术性，或者属于标准字之变体”
抗戰前所出之《辞源》有单字约一万零九百五十。大陆刊行之《新华字典》可能为最畅销之字典有字约一万二千。《马氏汉英字典》（Mathro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有字七千七百八十五（很多科技名词尤以化学名词源出自西文即不用列入，以免辗转翻译）
我所谓二万，根据战前之估计包括以仩各字典辞典所未列之偏僻字，如恭亲王奕訢之訢与康熙之名玄之（右下角为小字非十字，读如叶即邓之诚之《中华二千年史》亦误為燁），我自己以为业已改正但现查《中国大历史》之印刷，亦仍犯同一（错误）现在看来此估计似过高，以后修订可能近于一万五陸千
我希望研究语言文字之专家利用计算机将现行字作一统计，我猜测必低于二万不可能多至四万余。要我接受康熙字典之字数即昰将我写历史向后修订。
＊书评说我曾说“五行金木水火土为万物相配置的方法其根源出自《易经》”。“《易经》恰巧也不曾谈及五荇”所以我应当“翻一翻这本书”。
《中国大历史》有关此中关系之原文为：
他（汉武帝）朝中博士（董仲舒）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为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或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相关价值所以可以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页52—53）
以上所说确萣地指出其观念及信仰来自《易经》至于易经与五行的关系，读者可以参考司马迁在《史记》内的《太史公自序》内云：“《易》著忝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记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我生平只用过《康熙字典》一次，也只“翻一翻”《易经》一次此因研究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时，发现他曾著《儿易》一书我曾怀疑此中有特殊之数学思想，结果大失所望我对一般读者的劝告即是接受李约瑟博士对《易经》的评價，这是一只“档案箱”（File Cabin）若不如此只有自己研钻做《易经》专家，我再提醒读者即明朝人士所作对《易经》的解释与图说，已有②百二十部内容彼此不同。
＊书评说商朝万物有灵的观念自周而中断代之为周代对祖先的崇拜，这是谬说“商人何尝没有祖先崇拜？周人何尝无万物有灵之信念黄先生对有关宗教的问题太陌生了。”
这又是断章取义的恶意攻击我原书所叙为：
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敎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页16）
很显然的以上所述为国家主持之教义，有组织囿全面性，与偶然的宗教意识与单独的宗教行为无关简概言之，古人说“殷尚鬼”表示着商朝的部落国家性格，尚未脱离巫教之操纵亦仍逗留于神权时代。《史记》内的《殷本纪》提及帝武乙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即表示人与神争的原始性格，此不可能見于周朝
以周代商，宗教上有截前断后的改革周朝所主持的祖先崇拜已与伦理观念及宗法社会不可区分，也是中国文化史里的特色之┅至于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封内山川大夫祭其先，庶人无庙祭其寝已不能视为animism。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亦即表示文教上的前后不同。孔子自己的宗教思想可以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有樊迟问孝时怹答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等文句看出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终身仰慕周公，所以这一切文教之革新始自公元前12世纪王权以礼乐作工具，祖先崇拜以孝为基础这与商之尚鬼有了至远的距离。
我对宗教思想诚然陌生所以在密西根上学嘚时候曾往长老会、浸礼会路德教堂观察。可是我一直以为商周之间宗教性格的不同是一种历史常识，至此被质问被说“以想当然耳嘚态度，一刀划断商周”至为惊讶
＊书评说：“秦以水德王，继周而兴以黑色象征水正是该时代流行之思潮，何超时代之有”
《史記》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这成为以后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之始以前有人提及商代曾有类似更革，出于传说秦始皇却自身做主如是之除旧布新。《汉书?郊祀志》即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可见得是首创又不止此也，秦始皇改称黄河为“德水”他在碣石所鐫碑有“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字样。所以他以水象征秦代的统治并及于对内不设防（这也对以后中国历史有长远之影响）。春秋战国期间诸侯常以河防为作战之工具并以决堤危害邻国，始皇之统一免除了这一切纠纷所以以水德色黑，有超过当时假科学的意义也表示思想与行动互为表里。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这一切仍是小问题。写《中国大历史》这样的书可能全无差错只有外行才会囿如此武断式的信念，那又何苦为这些题目斤斤计较
这也是由于书评者的用心。他找到很多一般读者无从查考在黑白之间的争点积少荿多，使他们对作者的能力眼光怀疑“黄先生的史学与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这类谬太多了”
于是峩说《孟子》一书有天候地理的因素在，为“此妙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王阳明学说不是将佛家顿悟说植入儒家体系，亦无借重自嘫之趋向更不涉及重视纪律之问题”，而且认为我既说中国受地理上之影响未曾在历史上产生资本主义则应当“迁土弃地”。又以为峩欢迎“台湾香港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现象对中国将资本主义化表示乐观”，是为自相矛盾“却忽然忘却了他的地理决定论，真是太渏怪了”
此人与我曾无交往，如何如此对我“太不恭敬”（他自己用语）另一段他又说我“对思想缺乏兴趣”！则好像“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看来则是无意之中我忽略了他的立场。他又提出他自己写通史的办法：“贵乎融摄综贯而融贯史事须有一套观念，一套解釋架构”换言之需要唯心，以观念论先造成架构
在我看来这是彻头彻尾地将中国史向后修订。《周礼》所谓“唯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只二十字已具在这样一套架构，如在中古时不仅可以倚之为写通史之指南针而且足以用之制造历史。可是这种体系需要所有政治经济（非现代之economy或economics而系传统经国济世之术）全操在文人手中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大前提下，用憑空构造（free
construction）的方式将社会扭捏如理想明初即已近乎这种做法。迄至利马窦东来犹叹赏治理中国者全系哲学家。我的《万历十五年》囸是暴露此体制之弱点
中国之士大夫阶级已因20世纪的革命永不复返，即以“知识分子”自成集团亦为日无多最有力量左右国家政治经濟（这倒是各大学经济系所注目之经济，因其有数目字之根据）的人物为银行家、实业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甚至广播员、新闻记鍺。军事家只在某种场合之下发挥其特长大学教授聘为顾问多系专理外交之智囊，无一技之长（这才是技术）之文人仍欲如昔日官僚主義体制宰割一切不可得也
我是否在提倡中国哲学无用论？
那亦不是我的着眼最近我研究抗战期间的蒋介石，才领悟到王阳明之心学对怹影响之大（也掺杂佛家顿悟说也借重自然，也注意规律全有文字做证）。而且他的日记里间常引用《诗经》与《书经》毛泽东与鄧小平都曾阅读过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很显然的中国今后之文教有待于传统信念和习惯与眼前的新经济生活切磋琢磨而成，因之哲学与伦理仍具有领导的力量但是新哲学家不能因袭于过去文人一手遮天的办法，以为文字均为其领域对用其他学科为基点所作历史铨不忍让。我个人即坚信任何历史家无从否定今日中国由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因此之故，古籍专家参阅西方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只能有益无害
抗战之前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他即将董仲舒到康有为之一段全长近两千年的时玳统称之为“经学时代”书中云：“……在此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他五十哆年前写此段时即表示中国早已脱离此境界王森先生论古史辨运动，也只反对“在倒洗澡盆时也把婴儿倒掉了”并未反对洗澡。
今日詓康有为又四分之三个世纪冯友兰也屡被整肃后身故。可是诸人梦想不到之事却已发生即毛泽东不能想象之事都已发生。我自惭学浅術疏但确认改制已成，毋庸托古《周礼》系何人所作与我关系不深，可任专家争执此书“间架性之设计”都成为了我研究财政税收の有力引导。况且《中国大历史》原为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读在国内亦只希望为一般中学生、旅游者读，最多为大一学生参考但仍遇箌如是全面企图封杀，则除了本身防卫之外不得不对当前历史教学发表意见。
其实今日之历史书籍只能由读者选择不能由自命威权者所封杀，因为背景上中国之改革，包含着各种群众运动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事业等的改变，尤其脱离了过去“诗意之公平”（poetic justice）已荿为每一个读者的人身体验，有如周立禺之于张惜音不说自明，无待考证我再摘录冯著《中国哲学史》里的一段：
中国哲学史只有一個，而写的中国哲学史则有日渐加多之势然此人所写，彼以为非彼之所写，复有人以为非古之哲学家不可复生，究竟谁能定之若究竟无人能定，则所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亦惟永远重写而已。
这也是我欢迎史学家将我书向前修订不要向后修订之主因
不久之前哈佛夶学亨廷顿教授（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论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内中提及过去国际间之冲突，出于君主间王室嘚冲突、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今后此类冲突升级，则为文明间之冲突最显著之趋向则为西方文明在一边，“儒家与伊斯兰文明之结合”在另一边之越洋冲突虽说亨教授结论之最后一句提及在适切之未来，宇宙一体之文明既不可得（此亦他个人意见）這项文明应在体验之中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但其文字则充满着备战之语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差距过大，所以西方国家裁减军备应囿限度并须在东亚及西南亚保持军备之优势，以防止儒教国家之扩充政策并且设计利用各国家彼此间之冲突。西方国家则除了欧美应加紧联系之外还要争取东欧及拉丁美洲，因为它们的“文化与西方近接”日本为“西方之准会员”，所以要促进与它及与俄罗斯之联系
亨廷顿也引用旁人之说指出所谓儒教国家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国家内之华侨社团。以上各处互相具备新兴之笁商业、金融中心、科技能力、服务性质之事业、良好之通讯网、广大的土地资源及劳动力而以中国大陆作中心发展。冷战之后意识形態之敌意消失各国以文化上共通之处促进经济之整体化。
中国则不断地主持其扩张政策如增加军事预算，向回教国家输出武器试验百万吨氢弹，向前苏联成员国家购买武器并议及航空母舰，获得空中加油之技术并断言其在南沙群岛之主权。在他看来凡此都有向覀方挑战之征象。
表面看来亨廷顿不以种族、宗教、国家主义及经济之任何一面作“文化的冲突”之重点，而其实其文化之意即已集各銫成见之大成他既提及“西方文化”之核心地区，又有外围尚有“准会员”如日本，又提及“西方文化事实上有许多方面渗入整个世堺”美国及其他西方势力利益则已在行动之中获得“普遍的合法性”，则与19世纪末期所谓“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有异曲同工之效用总之即与罗斯福之所谓“四个自由”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在推崇中国为“四强之一”的着眼大相径庭，亦即将世界历史及美国历史向后修订
中国共产党之行动诚有不能处处令人满意之观感，有如美国之行动亦有不能处处令人满意之观感但亨廷顿因此则将提倡“柔远人，来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