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兵在发生时战争会上战场吗？_百度知道
义务兵在发生时战争会上战场吗？
当兵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如果会
那为什么和志愿军拿的钱不一样呢义务兵在发生时战争会上战场吗？同样是在战争时都要上战场志愿军拿的有工资和津贴？？？？我就纳闷了同样是当兵？如果是你你会去当兵吗那些国家领导们，而义务兵只有津贴呢
我有更好的答案
如果为了做过我更会义无反顾！！！！如果是自己的梦想！因为区别就在义务和志愿上，义务是每个公民必须尽得，志愿则是放弃了一切投身其中！义务兵不属于职业军人，我不会掺杂这么多功力的想法，不是一种职业，所以拿的前不一样义务兵是常规编制中的重要组成力量
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不是为了拿津贴，你的想法有问题，我做为一个老兵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只要是军人，只要国家需要，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必须去的..因为这是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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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目前争论激烈，从网上言论看支持用战争手段打击日本的较多，但如果真的发生中日战争，必须要投入人力而不仅仅是捐款，而现在我国家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愿意让你的儿子上战争打仗吗？ 本帖最后由 妓者下蛋 于
10:4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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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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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儿子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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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别人送儿子打仗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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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八十，单身汉路过！
楼主，多虑了，你的儿子又不当兵，即使去了战场，也是炮灰！&
现代的战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绝对不会打人民战争。
如果同日本开战也不是你愿不愿意你那儿子去.现在这种高科技的武器你以为谁都能用吗？退一万步来说除非发生了地面直接交锋谁都跑不脱。放心吧导弹的事情不要杞人忧天！！！ 本帖最后由 南峰山 于
12:53 编辑
倭寇尽驱日，我儿还家时。真要跟小日本干起来，别说独生子女，老子半边儿子也送到前线去，儿子当了脓包，老子亲自去。少拿独生子女说事，中国人从来就不缺跟小日本亮剑的精神。
真打上了，按兵役法，由不得你，楼猪其心可诛：强盗到你家了，女干你妈，你拿刀的手软不？&
中国人就得有这种亮剑精神，真到了需要的时候，儿子不上老子也要上！&
中国人就得有这种亮剑精神，真到了需要的时候，儿子不上老子也要上！&
18岁以上的成年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决定自己去与否，但你没有权力强迫儿子去，也没有权力强迫他不去。去不去由他自己决定。&
& &&&打击日本，老者一句话问得大家哑口无言
& && & 这几天我们和日本的摩擦引起了全民的关注，不管认怂还是大棋，大家都在发表着意见，早晨在公司里所有人也在讨论，许多年轻人都在说打日本我捐一个月工资，可这时帮我们打扫卫生的一个黑龙江老人，今年六十多了，说了句：“你们都捐钱，可谁捐儿子？”一时间大家都哑口无言沉默了。
& && &我们这里年轻人多，大部分还没结婚，军队战斗力不只靠装备，更靠人，而群众是基础，不知道当战争真来临时，我们这些在和平中待习惯的人能否承受的住？
晕，你儿子想去打，也要有资格啊&
自信农村梦想 发表于
倭寇尽驱日，我儿还家时。真要跟小日本干起来，别说独生子女，老子半边儿子也送到前线去，儿子当了脓包，老 ...
服兵役是成年公民的义务！
领导现上！党员先上！房哥，房姐，房奶，房爷先上！要打小日本就想起了小老百姓？要小老百姓捐独生子女？我今后找谁养老！当我们结婚时喊“计划生育，国家养老”，现在我们要退休了，要自己养老，如果打日本还要鼓动独生子女上战场，公平吗？合理嘛？
打日本？不去打日本在国内也会被日本人打，还是去打日本，致少有个名声英雄。&
& && &平时享有特权的党员领导干部先上，然后是他们的儿子上。血色江山，只有他们自己的儿子保卫最放心。
站在国家利益上，不要把敌我矛盾跟国内矛盾混在一起，岳飞宁知朝廷昏庸无道还是要上。不过只站在我等小老百姓个人利益上，确实没必要拿我们的命去保那些混蛋的利益。我只想说的是，如果中日开战，我肯定支持我家的独生子女上战场。没得国哪来家，从古自今没得子嗣断了香火的那么多，老子打小日本断了香火也算不得啥子。
清初，不愿意接受满清统治的被称之为“余孽”；民国，企图复辟满清政权的被称之为“遗老遗少”。中国从古自今不知亡了多少次国了，但中国人却早已超过13亿，为世界之最。&
开会了，转移下注意力。莫让你几叶子一天扭到体制，改革谈。
决胜千里外，绝对不会打人民战争。
& && &山寨打得过正版吗？土匪打得过正规军吗？
好尴尬的问题哟
那要看为谁而打仗，要看保卫谁的生命、产财、权益、自由而战。
RE: 如果中日发生战争，你会让独生儿子上战场打仗吗？
ganganrena 发表于
那要看为谁而打仗，要看保卫谁的生命、产财、权益、自由而战。
时代时代，当今是什时代，是在进步吗？ 是在倒退？国人为知亡国恨，隔江仍唱后廷花吗？各位同胞们。
领导先上:lol:lol:lol:lol
小老百姓有多大战斗力？打日本，非城管莫属！
从已有几天的调查可以持出，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儿子去打仗的。
& && &第1个选项“愿意”。父亲说了是不算数的，因为儿子去不去不是由父亲说了算，父亲可以引导和鼓励和儿子去和日本人决斗，但最终去还是不支是由儿子自己决定，如果父亲要求儿子去打仗，儿子却不愿意去，难道父亲能够强迫儿子吗？肯定不会，强迫也不起作用。所以说父亲的表态是不起作用的。
& && &第二个选项“不愿意”。估计填这个项目的人都是出于真心，不用再解释了。
& && &第三个选项“不知道”，这个选项的设置没有意义，当初不应该设这个选项，多此一举。
& && &第四个选项“由儿子自己决定”。表面上看这个先项是明确的，其实还是不明确，因为儿子也许会决定要去打仗，也许会决定不愿意去打仗。如果一定要大家说真话，我估计说自己愿意去战场打仗的人将是极少数，哪个不知道打仗是一定会死人的？平时吹牛说大话是一回事，真正敢送死的有几个？绝大部分人不会愿意去打仗。
& && &第五个选项“别人的儿子去打仗我支持”。这个选项的本质还是不愿意自己儿子去打仗，但别人去送死则鼓励。这是一种很卑鄙的心理状态和阴暗的想法，投这个选项的人可以与第二个选项“不愿意”的人数合并在一起。
& && &由此一来，实质上不愿意儿子去打仗或者儿子不愿意去打仗的人将是绝大多数。这么一分析，可以看出，平时狂叫要消灭日本的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说大话，真的要送死了，几乎个个都是缩头乌龟。 本帖最后由 张朝贤 于
17:4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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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为什么无战事？这要从民主制度讲起，什么是民主的制度？就是说每一个公民的决定都可以影响国家的政策，应为战争最后受害的还是人民，所以最不希望战争的就是人民，这个时候如果人民能够有决定权的话，那战争就不可能有的。但是独裁者要入侵了，民主国家的人民也不是傻子，当然要奋起反抗了，于是一战二战就发动了！最近一百年来，民主国家从来不会发生战争，这足以说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为什么敌视专制国家？综观二战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战争，有一半发生于专制政权国家，另一半发生于专制政权国家与民主政权国家之间。民主政权相互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目前来看，日、德、法、英、意……等国的军事实力都不容小觑，但都没有成为美军的防范重点。美国的军事布局集中于中东、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这样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不稳定因素之源，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不但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终极力量。
现代战争往往发生在：
1;专制国家间；
2,专制国家内战；
3,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间。
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发生战争的程序基本上需要得到国民同意，程序复杂公开。但专制国家则未必，从来不崇尚程序正义，独裁者决定了，老百姓就只有做炮灰的资格。
关键点是：从来不是“落后就挨打”，而是不讲道理，讲蛮理才挨打。
从来不是“落后就挨打”，而是腐败导致丧失向心力，所以被打败。
近日听一个朋友讲述他的国际关系观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国与国之间就算有合作，也只不过是出于利益的互相利用而已。我就说，那只适应于专制独裁的国家，民主国家之间极少会发生战争，两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反对的话，你给我举个反例出来），这已经成为世界军事政治的定律了。
英、法两国是有着上千年宿怨的敌手，但在19世纪中叶两国先后确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之后（本人认为，英国民主制的成熟应该由19世纪中叶的三次议会改革算起，在那之前，只不过是贵族阶层的民主），两国的矛盾不再重要，反而在以后成为长期的战略盟友。从克里木战争开始，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唇齿相依，成为同一条战壕上的战友。
20世纪上半期，有着漫长专制传统的德国成为欧洲最主要的战争策源地。两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和其它中欧国家终于建立了成熟的民主制度，此后，一场巨变在欧洲发生了。西欧各国之间站到了一起，即使有着上千年的民族血仇、领土纷争，也已不再重要，时至今日，西欧各国间已处在国家界限消失的边缘，各国之间有统一的市场、统一的防务，统一的交通（有一国的身份证，就可自由出入其它欧盟国家，国与国之间不设任何关卡），未来统一的宪法和议会也会建立起来。西欧国家之间不再设防，不再像20世纪以前一样需要付出安全成本。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巨变？民主国家的相互信任无疑是最大的原因。
二战后，专制传统更加顽固的苏联又成为欧洲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随着东欧民主进程的发展、成熟，欧洲最后的战争隐患将接近完全消失。
再来看看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而且加拿大主要城市都分布在美国的边境线附近。按照通常的地缘政治理论，加拿大应该将美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应该联结世界其它大国来抗衡美国。但恰恰相反，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吞并加拿大，还积极鼓励加拿大扩充军备，以便共同承担北美的防务，加拿大也从未视美国为安全威胁，两国之间互免签证，国境线形同虚设。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民主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有人可能会以美国和加拿大同文同种作为理由，但美国与不同文不同种的墨西哥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接近于与加拿大的关系。
再来看看亚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战略对手，因为日本是一个海洋型的国家，而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主要在海洋方面，两国之间的战略冲突是很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的战争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二战后日本建立起了成熟的民主制度，美日关系由敌而友，而今美国也在积极鼓励日本扩大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同样在，大洋洲也已经没有战争的隐患，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民主国家。在这一切的背后，正是民主这只手在发挥作用。
目前，与欧洲、美洲、大洋洲的一团和气相比，亚洲则剑拔弩张，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这正是因为亚洲成熟的民主国家太少，变相的专制独裁国家太多，亚洲人对民主价值观念的认同度太低。正是如此，未来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必然发生在亚洲，其中的苦楚也只有亚洲人自己去品尝了。
为什么独裁专制的政体比民主政体更倾向于战争呢？因为在独裁条件下，统治者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统治者的野心和欲望便很容易将国家带入到战争状态。而且专制统治者（以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等为典型代表）为了巩固统治，诱骗人民去为自己的征服欲望充当炮灰，便拼命将国家概念宗教化、神秘化，将周边国家妖魔化，将统治者的利益等同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使人民相信为了其利益去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民主国家，人民更关心的是国内建设，而不是国家的势力范围有多少，政府也不敢将人民的生命当儿戏。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代表着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的词汇的意义，不要总是停留在冷战时代的思维，将国与国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在一个区域内，民主国家越多、越成熟，则发生战争的概率越小，任何领土纷争、民族血仇，在民主的大背景下都将会得到满意的解决，欧盟的进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看到国观有一帖子在阐述这个话题，没看两行就没看下去了，实在看不下去，那家伙说，民主国家怎么会不发生战争，罗马就是民主国家了，他不发生战争吗？
智商低的听这么一忽悠，马上点头称是，智商稍微高点就会知道，这是屁话。
放眼全世界，那个国家都称为民主国家，看看朝鲜，人家也有民主两字。可人家又叫流氓国家。
这不乱套了吗？搞得混乱一塌糊涂。
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民主国家，或者说什么样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任何一个白痴级的人都不会唠叨罗马那样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或希特勒那样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
所以民主国家在本命题的内涵和外延是及其重要的。你不能阐述这个，只会洋洋洒洒罗列世界战争史，那摆脱不了你的白痴水平。
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命题里面的民主国家，准确的说指二战后发展的一些成熟的标准的民主国家。有些国家二战前就建立了民主，但并不表示二战之前他就符合这里的民主国家的定义。可以这样说，这个民主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基本是由美国主导并推广的，并基于命题的理念搞了几个很宏大的咚咚，比如联合国，比如人权宣言，比如人权公约啥的。
我不来过多的阐述这些理念，我只来告诉你为什么不会发生战争。
这种民主理念的建立，其国家政权将由其国家公民完全主导，通俗讲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之间就衍生为原住民作主。
国家之间的战争过去绝大多数都是由于领土纠纷造成的。而美国主导世界次序提倡的理念就是，政权由其土地原住民来决定和掌控，那么民主国家即使用武力控制了某些争议领土，但民主国家原则就是该领土区域政治还是由该领土住民来决定，他公决一下完全可以并不血刃加入另一国。战争变成无意义了。典型案例比如法德之间的一个争议州，二战后法国事实占领和控制，后来公决结果该州表示要加入德国，法国只好给了德国，领土纠纷就这么解决了。而不是过去由战争来解决。
还有一个案例，比如英阿之战，英国可以放弃世界无数的殖民地，为什么阿根廷鼻子下面的一个小小的岛屿都不舍得放弃，原因就是该无人岛后来住了英国公民，他们成了原住民，他们想成为英国人，而不是阿根廷人，所以英阿之战，英国没有违反民主国家原则，而阿根廷违反了。领土之争，在民主国家这个涵义下的理念就是，土地之上的人的意志是第一。
当然，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也太过于绝对，比如解决无人居住领土就比较麻烦了。
可以说，上面阐述的理念就是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和推广的世界理念，你服也好不服也好，世界还是继续超这个趋势往下发展。
还说一个地方，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俄罗斯之所以干打，关键还是在于争议地区俄裔主导，所以欧洲也无法多抗议什么，美国也只能道义上支持一下格鲁吉亚。
最后，原住民意愿原则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将是国际趋势。后来只会越来越强化。类似曾经日本或德国那样指望靠武力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永远都过去了。
民众的价值理念比飞机大炮更能有效制约一个国家
原因我上一次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对美国的强权的最大制约已经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而是这个国家内部的——来自它的民众，来自拥抱了那些价值观念的美国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大幅提高，制约国家对外的权力同时出现了一个很强的新因素——国内民众。这种“人”的因素已经重要到取代“国”（也就是所谓政权或者统治者）的因素。
什么是人的因素？什么是政权的因素？我举个台湾的例子，在蒋介石时代，老蒋一人独大，他就是政权。他不搞台独，谁也不敢搞台独，所以北京不用担心。但后来蒋介石没有了，台湾民主了，陈水扁开始搞台独。按照我们对台湾蒋介石时代的理解，台湾肯定就要台独了。可是，且慢，北京领导人发话了，什么话？“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就是“人”的因素，果然，是台湾人民制约了陈水扁的台独，他们选择了马英九取代民进党。战争就这样避免了。
同样的道理，美国民众的民意早就强大到左右白宫的对外政策，只要民众不被忽悠，只要美国不设德国希特勒时期的宣传部，控制舆论，控制民意，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众是不喜欢战争的，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很少真正是由民众的意志来发动的，绝大多数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或者一党之利。
有鉴于此，上个世纪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理论，好像是说因为民主国家们拥有相同的理念，所以不打仗了。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啥独裁者还要互相打仗，他们不也是拥有共同的（独裁的）理念？
我对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有另外的认识，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早就讲过了（因为没有去搜索资料）。从人类历史上看，战争的权力毫无例外控制在国家统治者手里，而要想统治者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打仗，去牺牲民众争权夺利几乎比消灭国家还要困难。可自从民主政体出现后，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逐渐落到了公民素质日益提高的选民手里。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要想违背民意发动不公正的战争几乎成为不可能。
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谁最终让美国人反思伊拉克战争的？又是谁迫使美国政府深入调查虐囚事件的？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痛定思痛，回归到自己的价值理念，然后迫使自己的政府回归正途。没有这些被我们一些人讽刺为虚伪和虚假的民主和自由理念，我们能把美国怎么样？只有等五十年后我们拥有和他一样数量和质量的核弹头、航空母舰了，再来和他叫板？
应该是我们（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外国政府）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已经看出为什么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和平的，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甚至都是处在被欺负和被侮辱的地位，可我们现在稍微强大一点（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强大”的），整个世界都不安了，即便我们如何承诺，如何解释，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惧……
不错，他们搞不清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们的人民到底相信什么！有人说，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互不干涉内政的指导方针吗？那是我们的政策，甚至是国策，但不是国家的立国理念，更不是深入民众心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中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一个国家受到广泛的欢迎，受到排挤，让自己的崛起成为可能，或者功亏一篑……
最近我国也在大力提倡软实力，把加大外宣作为提高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在海外设立新华社的网络电视等等，要学习美国人把宣传融入各种娱乐，向世界推销——推销什么？推销美国？还是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他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十几倍的富裕？还是垃圾快餐麦当劳汉堡包？都不是的，如果推销这些，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反感的。
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CNN新闻坚守的底线，又或者领导人到处的煽风点火，他们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宣扬和推销的几乎都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拿出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我们绝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价值观念，你花再多钱搞宣传，告诉人家你干了什么，不会干什么，你制造了多么便宜的皮鞋，你盖了多少栋大楼，多少穷人有饭吃了、民众如何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等等，你这样推销给世界的中国，能够让人对你刮目相看，对你尊重吗？如果你一定要我行我素，我想所有的宣传都将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无论你怎么宣传，全世界仍然疑惑不解：啊，这群人到底有什么信仰？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期盼崛起的中国不用向世界各国承诺“我们不挑战你”，我期盼崛起后的中国更不是在人家的核子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威慑下“承诺和平发展”……
好了，回到我的题目，我最大的愿望是崛起的中国不用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那样，需要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制约他，我希望是中国人——他们拥有的价值观念真正能够制约崛起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有人对“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个结论很不满，列举了一系列他认为是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子；如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以色列对哈马斯，以色列对黎巴嫩，英国对阿根廷，希腊对土耳其，美国对伊朗，印度对巴基斯坦。
我们先看看这个“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来龙去脉。“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不是政客发明的，而是学者发明的。这个结论是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数学模型通过严格的逻辑推演过来的。对于不熟悉《囚徒困境》的网友请到下面那个百度网页看看《囚徒困境》是一个什么游戏（http://baike.baidu.com/view/316629.htm）。去看看吧，非常简单的数学模型，但推演出巨大的逻辑结论，有些推演甚至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但结论却让我们无法“抵赖”。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囚徒困境》这个数学模型给出一个让我们吃惊的结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个陷害好人奖励罪犯的愚蠢制度。
接着那个网页向下看，你会看到《重复的囚徒困境》。这里我们看到的人类的典型行为；以牙还牙！这就是这个数学模型最强大的结论，它准确地描述了我们人类最典型的报复行为。它展示出，我们的报复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内心如何如何，什么什么正义感，那完全是因为以牙还牙行为是对我们来说最佳的行为。同时这个模型也指出人类的另一个不良行为；以牙还牙循环报复！在《重复的囚徒困境》游戏中，一旦一对坚持以牙还牙战略的对手，不管是什么原因而进入报复状态，那么他们将永远地报复下去！这恰恰就是我们人类的行为；看看中东战争，没完没了的报复，根本停不下来！谁劝也不成。
我们知道，在《囚徒困境》中，不合作者总是要赚合作者的便宜，谁也不愿意做那个被不合作者伤害的冤大头。所以一方一旦发现对方有不合作的“迹象”，自己将立即首先采取不合作行动。也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你对我不怀好意，我不会等着你采取行动把我害了，我会自己先采取行动（曹操战术）。这里就出来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对方不坏好意呢？这就演化出了《信号模糊囚徒困境》；即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你无法100%的确认，只能依靠一些现象来猜测！
这个游戏就热闹了！如果万一猜错了呢，根据《重复的囚徒困境》，双方立即进入报复循环，无法自拔。这在生活中是什么现象呢？我看你好像有恶意，我开始用奇怪的眼光看你！你被我看得不舒服，对别人说我有点怪。我听到后进一步加深我的猜疑，开始对别人散布我的猜疑。你那边听到了我说的话，本来你就对我的奇怪眼光不舒服，立即把我的言论解释为明显的恶意，你立即采取报复手段。我看到了你的报复，这在我的脑子中，你不怀好意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立即进入全方位进攻状态，...最后战争起来了！
而人类社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在你看来不合作的行为，你永远无法100%准确的知道对方的动机是什么，是善意还是恶意。一旦有一方把它解释为恶意。报复循环就开始了，这个循环最终导致极端结果；战争！减少这种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相互的猜疑。减少猜疑的唯一途径就是透明。如果动机是一个透明的东西，而不是藏在人的心里，谁也看不到的东西，那么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就降到了最小！
这！就是“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理论根据！这里所说的民主就是《信号模糊囚徒困境》中的透明的意思。民主国家的国家意志表现在国会辩论。国会辩论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东西。一个国家想干什么，它的国会辩论中早已经显示出来。这就是透明性！而独裁、集权国家呢？这些国家的国家意志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人的个人意志决定的。这一个或几个人的个人意志对圈外的人来说，它完全是一个黑盒子！谁也不知道里面玩儿的是啥游戏。完全不透明！
那么历史上的战争是不是没有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呢？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到底啥叫民主国家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东西。世界上公认民主成分最差的朝鲜也有选票，你说他不是民主国家，但有人会坚持它是民主国家。可我们知道，如果是真的民主国家，那么立法就一定是人民的代表来决定。由于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公民群体不一样，那么就必然有国会辩论。因为公民希望知道他们的代表都在国会辩论啥，所以这些辩论必然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一个民主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政治透明的国家，反过来政治不透明的国家【不可能】是民主国家！你可以选举一千遍，但人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那么还啥民主啊！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国会不是也公开辩论吗？不也是透明的吗？”呵呵，你那辩论是扯淡玩。大老板不允许辩论的，谁也不敢吱声，大老板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国家意志，那是啥透明啊？！
以这个观点去看，那么确实证明了“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个结论，即两个政治透明，国家意志由透明的国会辩论决定的国家之间出来就没有发生过战争！战争双方总是起码有一方是不透明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盐昌海”网友列举的例子；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双方不太透明），以色列对哈马斯（以色列不太透明，哈马斯更是个黑盒子），以色列对黎巴嫩（以色列不太透明，黎巴嫩真主党更是个黑盒子），英国对阿根廷（阿根廷当年是一个军政府下的黑盒子），希腊对土耳其（土耳其是一个黑盒子，希腊也不太透明），美国对伊朗（伊朗是一个黑盒子），印度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曾经是一个黑盒子，印度也不太透明）。
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来制约美国！
在第一节里，我就谈到，中国的外交很成功，那么我下面谈谈中国对美外交成功在哪里。前面说了美国对华外交唯利是图，以及它陷入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的陷阱而无法自拔，那么，很多人一定会说，我们对美国的外交也一定是唯利是图吧，总体上没错，利用永远是第一的。但如果没有任何理念的话，利用有时是无法调和的冲突。如果我告诉你，在中美关系中，中方反而是比美方更加意识到美国的价值理念并常常加以利用的，你一定以为我脑袋进水了吧？
我也不讳言，我的前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共和国找到对付美国的方法，让美国的霸权不至于过度膨胀到危害他国的利益。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
冷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铁幕落下，欧洲的柏林墙倒了，所以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今后世界将会和谐得让人感到很无聊。其实这只能说，这些西方人太目中无人了，充其量，历史在欧洲结束了，在亚洲，历史的大幕才刚刚拉开。从中美必有一战到和平崛起，世界都在等待中美最强大的国家和崛起最快的国家如何相处？冲突什么时候到来？而我，就是在中美差点要为台湾打起来时候来到美国的。
冷战结束后，俄国人自顾不暇，美国人一极独大。这种情况，不但中国人害怕，甚至连欧洲人也有些担心。就拿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大家设想一下，不要说美国人走向法西斯，即便他稍微行差踏错一步半步，世界局势又将如何？
或者，我不如这样描述一下。假如美国正如我们中国大陆那些说不和不高兴的人描述的那样，真正做到唯利是图，把美国的建国理念和价值观完全抛到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他只要简单的把黄金运输线切断，把中东的石油运回美国，首先违反他自己崇尚的自由理念（包括自由贸易，并保护自由贸易），请问当今这个地球上，谁还真能对他说不？你不高兴又能如何？
这不是说美国不能批评，要对他唯唯诺诺，而是说，我们要想限制和制约美国人的霸权，必须找到他的致命弱点，不能无的放矢，必须找到可以制约它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必须是我们看清楚了的，而又能够真正制约美国霸权，不至于让他真正变成希特勒，或者变成中国那些愤青们描述的丑陋的美国。
这个切入点就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就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我深入美国后发现的美国的致命弱点也是它最大的优点只要它紧紧拥抱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变成法西斯，只要他继续完善这一理念，而不是渐渐背弃它，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完全变成不顾他国的霸权主义。
可是，我们中国那些想要遏制美国的愤青们却恰恰拿这些能够制约美国的价值观来攻击，说什么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包容全是虚伪的，是假的，那么如果这些是假的，是什么在约束他们没有切断运输线？没有把被美军占领的伊拉克的石油全部运回美国，以致现在在伊拉克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中石油进军伊拉克并不比几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困难？如果美国的价值观是假的，那么你想它现在的价值观变成前苏联那样的？还是变成当今北朝鲜那样的？又或者，你希望美国和我们中国持相同的价值理念，甚至一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去年在美国游行的中国学生还能在美国继续学习吗？和我们有相同制度的国家包括北朝鲜是如何对待在他们国土上游行的外国人的？
中国这些年的外交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北京有一帮人真正理解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抱的价值理念，并学会了如何应对他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所有这些拥抱了西方那套价值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平当时决定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最想的是吸引外资（包括港澳台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最担心的也是外资不来。
说到这里，大家也都猜到了，不错，在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进来投资的个体都来自拥抱了自由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中国和那些国家和地区处于敌对状态时，那里的商人也因为拥有了个人自由而得以到中国来投资。如果当时地球上都是和我们有类似制度的连公民出国都需要政审的国家，有华人华侨敢回到红色中国投资吗？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每一年都搞什么世界各国的人权和宗教白皮书之类的，每一次都会得罪北京当局。然后我们的外交部就严词驳斥，甚至马上发一个相对应的报告，指责美国的人权状况。但大家注意到没有，每一次当我们搞这些报告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人权标准竟然和美国的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指责美国的人权也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并没有试图发明一套我们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他们，批评他们。
还举一个例子，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误杀平民了，我们要指责他，但用什么标准呢？肯定不能用北朝鲜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按照那里的标准，征服、屠杀可能是为了维护稳定，为了你好），我们依然使用的是美国的标准。我们说，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做得不一样，两套标准等等。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和美国展开唇枪舌剑的外交战中，依然在用美国人制定的标准（或者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夷制夷，才能够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对华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唯利是图的这个外交支柱，但也常常因此遭受一些挫折，于是他们就有人在反思价值观念，他们一反思，我们就紧张了，开始用反华的词儿先堵住他们的嘴巴。
而我们自己虽然号召大家不干涉内政，并常常在国内攻击一下美国的价值观，可当美国人真要在国际上不顾价值理念而唯利是图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最紧张的，于是又要开动宣传机器指责他们在国内和国外两面三刀，背弃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倒俨然成了帮助美国人维护他们的价值观的卫道士。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都心知肚明，如果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是拥抱现在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如果美国拥抱的是其他国家包括集权国家拥抱的那些很有特色的价值观念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谁能玩得过美国？
好，今天就到这里，我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如果20年前结束的冷战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赢了，而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世界又会如何发展？没有美国撑腰的中国会不会被迫接受了苏联派来的党代表？正在载歌载舞地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中国的60周年国庆？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和羊皮们深入探讨以下一些问题：世界大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恐惧？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内政因素，以及中国外交中的国权与人权之关系，还有我的拿手好戏台湾问题.
我们用什么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在上一篇杨皮书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如果冷战不是西方赢了，而是美国四分五裂、自顾不暇，苏联成为一国独大，那么，世界会如何？中国又怎样？
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来制约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按照以前苏联对付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以及他在东欧的劣迹，我想，大家都会和我得出同一个结论：扩军备战，让人民解放军准备好，制造更多的核子武器用来威慑北极熊……
冷战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热战”则是在军事平衡被打破后的必然结果。尤其发生在新崛起的国家和现有的强权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新崛起的国家挑战已有的强权，而冷战则是两个强权相持不下时的“和平”。按照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和军事著作：国家之间的互相制衡——或者说恐怖的军事平衡——是世界和平的最好途径。
而如果你相信了这一理论，那么你就不能不悲观地相信人类的宿命：由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消长永远不会停止，此起彼落，所以，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将会持续到人类灭亡为止，和平只是在战争之间偶尔爆发而已。
所以，中国在持续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过程中，不停有外国政府和民众感受到了“中国威胁”，所以，中国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美国的谈话中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紧接着反问一句：我们为啥不能挑战美国？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要向美国保证我们不挑战他？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抛出几个“假如”：假如美国侵略他国？假如美国人突然选了一个希特勒上台？假如美国种族主义开始泛滥，美国政府公然欺负国内三百万左右的华人华侨？……难懂这些情况出现，我们也不能、不去挑战美国？
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以为我脑子进水了，以为我又从右愤变成了左愤，要小骂大帮忙。其实，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上面说的那几个“假如”成立的话，我们当然要愤怒，甚至要有“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的一颗红心两国准备。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不但是我们大多普通人，就连中国政府也相信，美国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军委副主席才会向人家表示，崛起的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可让人气愤的是，即便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事首长多次这样表示，不但美国人，就连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极大的疑虑甚至恐惧。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上一节《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制约美国》一文里，我提到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来制约美国人的强权。大家知道，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俄国、欧洲和中国对美国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毕竟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在当今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竟然左右开弓同时打两场战争。可是，我们却并没有很大的担心，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要求美国政府向我们保证什么，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保证过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吗？
美国政治家在世界上推广“美式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推广民主是为了使世界更太平，也是为了使美国更安全。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假设，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提出这一前提的历史背景上看，这种说法都很值得怀疑。
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其中又重提了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调，并声称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但它们相互间从不动武。
然而，如果我们读一下历史，会发现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与民主的对内政策并不一定是一对矛盾，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也可能去追求帝国统治的梦。
民主体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期，而那时的民主制度又首推雅典。但当我们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会发现，那场最终导致希腊文明毁灭的战争就是由雅典挑起的。而且，雅典挑起战争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以代替它之前率领希腊其他城邦打败了的波斯帝国。雅典在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战争中，发兵攻打了一个重要目标，而恰巧这个目标也是个民主制度的城邦——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
公元前546至公元前448年，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打了一场百年大战，最终波斯帝国被希腊人打败，退出了爱琴海。在打败波斯人后，雅典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包括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这个同盟的总部坐落在提洛，目的是防范波斯人的入侵。雅典要求入盟的城邦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其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商业上各城邦间发生争执也都需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随着雅典的迅速崛起，它把一个军事同盟逐渐变成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这便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战争初期，雅典颇为强盛。然而，强盛使人骄傲，骄傲使人盲目。雅典开始想满足自己对遥远的土地的梦想，冒险地做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公元前415年，雅典派200艘战舰远征西西里岛。最终雅典军队在海上掌握了支配权，但在陆地上包围和封锁叙拉古时遭到失败。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当雅典对叙拉古发动战争后，科林斯、斯巴达等所属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对抗，支持叙拉古，尽管有些城邦没有积极参加战争。叙拉古是个民主制的城邦，其公民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叙拉古人在自己家门口作战，是保卫家园，所以他们在作战中无比英勇。
雅典在陆地上被叙拉古打败后，海军随后也被斯巴达击溃。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最终又重新与波斯联手，波斯提供基地与金钱，帮助斯巴达组建舰队，打垮了雅典的海军。公元前404年，斯巴达的军队摧毁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墙，雅典的统治权、舰队和堡垒被剥夺，此后再也无力奴役希腊其他城邦。
如果说古代史不可取，因为那时国家间的战争很难避免，那么近代史又怎样呢？如果说近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几次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虽然是英国前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宗主国英国的重负的反抗行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用美国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早已完成了“光荣革命”，是个“民主国家”了。其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实行自由选举、君主立宪或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但它们为了殖民地不断发生冲突、战争，既有针对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也有为争夺殖民地及海外影响而发生的战争。&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民主国家”，但在自己的历史上也不乏主动发动战争的例子。1898年美国主动对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借口是一艘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美国战舰有可能被外来势力炸沉了。因此，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的说法得不到历史的证明。
那么，美国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先提出这一论点的呢？最早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一论点的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他于1917年4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一个坚实的保卫和平的联盟只能由民主国家的伙伴来维持。任何专制政权都不会对它守信，也不可能遵守它的公约……”
威尔逊讲的道理似乎是他从欧洲当年的大国游戏中得出的一些经验教训，他归纳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发生战争的四个原因。&
第一，威尔逊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些可信的伙伴，比那些君主专制的国家更可靠。这一道理是反推出来的，也就是说非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太可靠。从历史上看，175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对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发动了战争，据说是因为后者在各种场合下不断污辱法国国王，比如把自己的爱犬叫“蓬巴杜”，而这正是法国国王正式情人的名字。欧洲国家经常为了王室继承权而发动战争，一个国王死了，新国王与其他的国家联姻就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联盟关系。俄国女沙皇叶卡捷林娜决定对普鲁士发动进攻，眼看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要保不住了时，叶卡捷林娜死了，代替她的是亲普鲁士的彼得，于是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生存了下来。而民主国家要改变这种联盟关系则复杂得多。
第二，非民主国家之所以不可靠还是因为在政府的决策中民意得不到体现。非民主政府可以实行社会不支持的政策，这种不可行的政策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政府碰壁、社会瓦解，而换上来的政府又可能采取另一种极端的政策，导致社会向另一边倾斜。这些推论也有欧洲社会的历史经验作支撑。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不断经历革命与王权复辟的轮回。民主政府的政策一般比较贴近民众的想法，因此即使民主政府倒台，政策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总而言之，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像“中庸之道”，这使得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容易预测，而民主政府也更守信。
第三，民主政府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可以避免大的危机。非民主的政府经常会被军人所控制，军人当然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为战争可以巩固军人的政权，可以使军人正大光明地控制社会所有资源。威尔逊说，老百姓喜欢和平而不喜欢战争，确保老百姓的利益高于军人利益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它使数百万喜欢和平的人民能控制几千个喜欢战争的军人。
第四，民主制度使民众的道德、政治共识增加。在民选政府的社会里，民众的这些观念都很近似，它们之间的差距比由少数个人或少数寡头集团领导的社会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民主国家的共识使它们能认同一些管理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民主国家比君主制或贵族制国家更喜欢国际法治。
后来，美国的其他学者补充了威尔逊的理论，把民主制与经济发达与否联系了起来，认为民主制能保证法治，而法治是保障司法公正、发展经济的最好保证，因此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他们认为，选举制度使那些执行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无法长期统治，使社会能公平分配，民众的怨气不会上升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发生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相对增强。
美国学者在分析威尔逊理论的合理性时犯下了研究的一大忌讳，就是想当然，替威尔逊找道理，忘记了威尔逊本人讲这些话时的历史背景及他的目的。其实，威尔逊这篇讲话的题目就叫“战争讲话”，他通篇的讲演都是要说服国会批准美国对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在一小段中讲了他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考虑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保持中立，靠向参战双方提供物资而大发横财，后来德国用潜艇不断攻击美国运往欧洲的商船，美国无法再靠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收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威尔逊的讲话主要是鼓动国会议员们批准他选择参战的决定。一切有关民主政权的机制有助于维持和平，而专制政权都不守和平协议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激起美国人的热情，煽动美国人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尔逊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目的性很强，只能说是战术性的，把他在这一场合下说的话推而广之，说成是说明了人类社会的某种规律的科学论断，这显然过于牵强附会。当今各国都有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还煞有介事地找历史例子来做经验性研究，想论证这一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古代寓言里缘木求鱼的故事。&
民主政治与好战&
美国的政治学学生在学习美国政治制度时，必须读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那就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不仅被认为是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经典，也是政治社会学的经典。托克维尔在19世纪访问美国时，非常欣赏美国民主制度在管理地方行政方面的效率，他发现民主制度对治理市民社会非常有效。但是，托克维尔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却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托克维尔说：“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尖锐地指出：“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
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民主政治往往是感情因素占上风，民众受感情的牵制而不理性地思考问题，使得某些时候美国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而这种富有挑衅性的政策却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比如，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代表民主和民意更多的是议会和舆论，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二者在美国往往是“好战”的代表，它们有时不但不阻止战争，还往往是把国家推向战争的原因。
1898年美西战争前，总统麦金利曾再三犹豫是否发动战争。他曾表示，“在穷尽和平的努力之前，美国决不能开战”。但美国舆论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指责他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美国国会里议员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发言表示一定要教训一下西班牙……麦金利最后屈于压力，只好决定开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几乎所有大国的舆论都满怀热情地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米德总结道：“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十年间，每一次大型外交危机中，在每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中，公众舆论总是支持更为好战的路线，那些致力于国际妥协的人则是拿政治生命做赌注。”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国会有时非常好战，是战争的鼓动者。但另一些时候，国会也可能阻止美国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国会议员们悲天悯人，而是因为议员们代表的往往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利益集团，如果他们认为美国的扩张会损害到自己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出面反对。
比如，美国在打败了西班牙并兼并了西班牙前殖民地菲律宾后，遇到了菲律宾人的顽强抵抗。后来，美国人帮助菲律宾组织选举，许诺未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第一届菲律宾议会80个席位中，有58席被菲律宾民族主义候选人获得，他们要求美国立即给予菲律宾独立。经过了几年的讨论，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Jones
Act)，一旦菲律宾组建了自己的民族政府，美国就将给予它独立。其实，美国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并不是因为美国多数议员们都认为菲律宾战争太残酷，或菲律宾人民的反抗太厉害，而是因为美国国会中一些院外集团的代表们联合了起来，共同提案要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美国的甜菜、棉花种植主的代表们担心菲律宾廉价的蔗糖和棉花进入美国会冲击自己的市场；美国的工会担心如果菲律宾的劳工可以随意进入美国，会大大冲击美国的劳工市场。
其实，美国的舆论不仅在历史上好战，现代仍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领联军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麦克阿瑟叫喊着要联合蒋介石在台湾的部队一起反攻大陆，用军事手段在中国改换政权。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让他只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不要向中国进军。
由于麦克阿瑟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因此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这场总统与战场指挥官之间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不仅国会共和党领袖支持他，一大批亲共和党的新闻媒体也支持他。《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以来少有的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是个巨人，值得美国人崇拜。该报甚至把杜鲁门骂了一顿，说他是个酗酒者、小人，是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四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事件发生后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上升到了69%。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使战争全面升级，一场有限的战争只会使美国士兵的士气低下。他主张用美军战机直接轰炸中国的北方城市，封锁中国的沿海城市，鼓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共同作战，反攻大陆，必要时对中国的大城市扔50颗原子弹，彻底打垮中国人的信心。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人们都会觉得麦克阿瑟的态度几近疯狂，不可理喻。然而，这种疯狂的态度却能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问，如果停火谈判失败，他们是否同意用核弹打击共产党力量时，56%受调查的美国公众说同意。&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早有戒心，一直怀疑他是个恺撒式的人物。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50年征服了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耳曼并渡海征服了不列颠，赢得巨大的威望。公元前49年初，他又率部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卢比孔河，打破了将军不得领兵越出他所派驻的行省的法律，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宣战，结果引起了三年内战。恺撒把他的反对党从意大利赶到奥特朗海峡东岸，然后又打垮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最后称雄罗马世界。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会利用战争赢得的威望来越过他的“卢比孔河”，最后谋取政权，因此便想办法要限制麦克阿瑟的政治影响。然而，美国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穷兵黩武的计划，杜鲁门无法靠公众来反对他。杜鲁门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便沉着、冷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调动美军军官来反对麦克阿瑟。
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分散美国在西欧的注意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就给苏联提供了一个侵入西欧的借口。杜鲁门说服了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布拉德利支持他的观点，后者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陈述了杜鲁门的观点，反对美军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说如果因此而失去了西欧，美国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无言以对，因为他只是战场指挥官，无法声称知道全局的形势。从那场听证会后，麦克阿瑟的声望大跌，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0%。尽管麦克阿瑟还做了最后一番挣扎，有些政治家也想帮他挽回败局，帮他在美国各地组织演说，并要把他推举为下届总统，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民主制度决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当选的一些议员们往往要根据自己选民的好恶来做些建议，而不是按照“国家利益”来办事。而因为议员又是选民的代表，他们往往能把一些只对某些选民、某些选区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事情装扮成对全民都有利的事，而一旦这些建议在议会得到通过，便能对国家的外交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影响到一些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制裁一切与伊朗、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国家。这些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法律。
反过来，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政府为了说服国会采取战争措施，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编造点故事来影响舆论及国会。关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许多传说故事，说明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美国还想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一边观望一边为参战双方提供物资，发战争财。德国陆续占领了波兰和欧洲一些小国，继而又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此时，美国国会仍相信孤立主义的好处，不为所动。而总统罗斯福已意识到，如果美国再不参战，欧洲就会被德国所统治，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但他在国会上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美国仍任凭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过不了多久纳粹德国就要插手美国的后院，随即德国的轰炸机也将能随时飞临美国上空。于是，舆论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战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邱吉尔的指示绘制的，邱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知道那幅地图的真相，但他却佯装深信德国纳粹的阴谋，以借此来煽动美国的民意，从而让国会顺利批准美国参战的计划。&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也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美国多种民意调查，在开战前，6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美国参议院最后以99票对0票批准布什总统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从事后媒体不断披露出的消息中得知，布什政府为了给战争找借口，不惜制造“情报”，影响民意。但这一切恰恰说明美国的民意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一旦调动起来，“民主”是“好战”的。&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开始还有一些反对声音，特别是在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批左翼艺人发表议论公开反战。但很快好战的声音就压倒了反战的声音。2003年4月下旬，美国《娱乐周刊》突然在封面刊出了当红乡村乐队“南方小鸡”三名女成员的裸照。三名成员的身上分别写着“叛国者”、“萨达姆的天使”、“骄傲的美国人”等标语。该乐队成员之一的梅因斯说，她们并不打算用裸照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我们的头上贴标签的人”一个回答。但美国《纽约邮报》的娱乐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立即发表了题为《不要帮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吁读者停止支持反战艺人。
“南方小鸡”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演唱组合。伊拉克战争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国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为布什总统来自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而感到羞耻。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唱片的销量随之剧降，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们发出死亡威胁。&
虽然布什本人随后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小鸡”有“言论自由”，但民间反对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使该乐队原本打算进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这次“历险”让她们记住一个教训：在美国，你尽可以有你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千万不要挑战美国政府。&
相比之下，好莱坞明星苏珊?萨兰登受到的歧视则要严重得多。萨兰登及其丈夫蒂姆?罗宾斯都是好莱坞的反战人士。苏珊?萨兰登曾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是“疯狂的，所发动的战争将残杀无数的无辜百姓”。罗宾斯抨击说，布什政府要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他们鲜明的反战色彩，不少美国民众对其相当反感，这对夫妇从此就不得安宁，接连遭到宣传活动被取消的厄运。罗宾斯非常愤慨：“我很遗憾他们利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宣传，侵害我的言论自由，并恐吓其他成千上万同样反对总统决策的民众。”&
好莱坞另一位重量级影星西恩?潘因反战而失去了一桩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个人出资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公开信，指责布什压制美国国内针对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公众辩论，并试图说服布什“抑制发动战争的冲动”。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对巴格达进行过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萨达姆一起合影。
2003年上半年，好莱坞大制片商之一斯蒂夫?宾突然宣布，因为潘几个月来的反战言行，撤销潘出演影片《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的合同。此举令潘至少损失了
万美元。西恩?潘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并无二致。&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军的全力支持，对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但它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也使美国媒体的公正性备受世界各国媒体的质疑。有统计说，此次战争报道中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电视台，既不是报道规模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不是技术先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而是到处洋溢“爱国主义热情”的福克斯(FOX)电视台。&
该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国媒体“公正”、“公平”的作风，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骂萨达姆政权，贬损反对美国立场的法、德、俄等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持较客观立场的美国广播公司和立场倾向反战的《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备受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有人甚至骂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向布什政府一边倒的媒体犯了“叛国罪”。&
几位名记者则成了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的彼得?阿内特曾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战地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就被重压下的公司炒了鱿鱼。&
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新闻发言人为此辩解说：“阿内特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将个人的意见公之于众，这也是错误的。因此阿内特不再为NBC从事报道了。”&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国度，但奇怪的是，在阿内特等几名著名记者仅仅因对战争的不同报道而被炒掉后，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热烈喝彩就是无动于衷，没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有人说，此次伊拉克战争仿佛是一个“消声器”，不仅美国民众支持布什开战的占绝对多数，就连一向与布什唱反调的民主党领袖们也悄悄地闭上了嘴，不敢出来就政府此次战争决策中显而易见的诸多失误提出质疑。&
美国的一些专家们也担心，当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后，民主会转化为“多数的暴政”，会限制自由，反对声被淹没。民众的热情会被政府利用，借以推行其帝国政策。他们说，美国社会的一边倒倾向，一方面导致了美国人对自身带有排他色彩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失当，并因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与行为的合法性。
“民主和平”能否遏制战争的发生？
&没有任何欢乐不伴随忧愁，没有任何和平不连着纠纷，没有任何爱情不埋下猜疑，没有任何安宁不隐伏恐惧，没有任何满足不带有缺陷，没有任何荣誉不留下耻辱。
&——【德】格里美尔斯豪森&
作为对外关系实践的民主和平
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这是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和西方盛行的一种关于民主促进和平的思潮和国家对外关系实践。作为思潮的民主和平，它包含下面几层意思：1、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发生，甚至相互根本就不交战；2、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3、民主国家内部较少存在暴力情势；4、民主国家热爱和平憎恶暴力是基于其国家政体的民主的结构性质，而非出自偶然。
作为对外关系实践的民主和平，它扮演着国家对外战略工具的角色。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关系文件中经常提到“3D”（Defense,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战略，其中的“外交”（
Diplomacy）即民主外交，旨在促进全球范围的民主的发展，包括推广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扩大民主体制国家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民主和平理念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得到具体运用。20多年来，随着苏联解体、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民主化、东欧中亚诸国“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在中东、北非出现声势浩大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战略或战略工具，民主和平在西方各国家朝野都受到广泛的支持。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待民主和平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民主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2]
而共和党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表达了相同意思：“我这么强烈地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
民主和平的影响力之大，如日中天。
民主与和平无天然联系
民主与和平，真如民主和平理论和实践的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天然的联系吗？民主能够促进和平吗？
倘若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为其安全和自身利益着想，上面的问题似乎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样的问题当然就是问题，而且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们不妨从解剖民主和平论的四点基本主张出发，来讨论一下民主与和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以及民主是否能够促进或带来世界的和平。
首先，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发生吗？几乎所有的民主和平论者都相信民主国家之间确实很少发生战争。他们的根据主要是学者对近200年世界战争所做的统计分析。事实上，这种统计分析结果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这些学者采取的是唯我所用的标准。他们把200年间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的数十次重要战争，以这个理由或那个理由全部排除在民主国家之间战争范畴之外。比如，1812年美英战争中的交战双方按照西方标准本来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却因为或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偏低或允许蓄奴存在而不被视为民主体制国家。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美国和英国都不能算作是民主国家，那么在没有真正民主国家存在的时代或世界上，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1981年的厄瓜多尔-秘鲁战争，虽然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但是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也不被计算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另外，1947年的印巴战争也被排除在民主国家之间战争之外，理由是尽管交战双方民主政体的国家属性不存在疑问，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多于1000人，但是两国建国时间不满3年。如此这般，数十次实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人为地被抹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战争若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那岂不都变成了非民主，即集权、专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战争了？美国和英国的立宪政治实行远在200年前，它们怎么会在实现了民主政治之后又变成了非民主国家呢？不满3年历史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不是民主国家呢？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战争是战争，少于1000人的战争凭什么就不可以计算为战争呢？由此可见，民主和平理论玩的是数字统计游戏，其根基是空虚的！
其次，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吗？毋庸说在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发生过众多战争，即便退一万步，假使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根本不发生战争的论断能够成立，这对于民主与和平关系问题的意义远远不及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国家常常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以及民主国家常常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卷入战争或作为战争中的交战一方。200年来，在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堪称战争的军事冲突中，都有民主国家的身影。它们或者直接介入，或者在背后支持交战或冲突的一方。根据美国国会研究部日发布的一份题为“年美国海外武力使用实例”的报告，美国在过去200年时间里共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320次。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较大规模的还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仅事件以来的几场反恐战争，就使美国付出了大约4万亿美元的沉重经济代价，同时也给敌国带来巨大的军民损失，其中平民死亡人数多达17万，另有781万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请参考美国布朗大学研究报告“战争的代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像美国一样如此好战，如此频繁、如此规模地诉诸武力。
比较之下，民主国家之间或许少有战争，但是包括美英法在内的若干民主国家却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或介入战争。反恐战争是最近10年最常采用的战争形式。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战争，如法国对越南的战争（1954）；有扶植傀儡的战争，如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有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如美英法等北约国家对科索沃和利比亚的战争。
在今天的世界上，崇尚“己之所欲必施诸于人”之理念，以武力作为后盾推行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是民主国家；有最多海外军事基地的是民主国家；军费开支最大的是民主国家；军演最频繁的是民主国家；核武最多、航母战斗力最强的是民主国家；主张“先发制人”的是民主国家；挑拨离间，制造矛盾，鼓动他国内乱的是民主国家。与某些孤立的存在内部冲突的国家相比较，那些崇尚武力、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把本国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同时具备发动战争之一切条件的所谓民主国家，才可能是宏观意义上的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
再次，民主国家内部较少存在暴力情势吗？一般说来，一国国内的暴力事件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该国的种族、宗教、社会公平状况以及贫富差距等因素相关的，不应该与国家的政体形式或政治制度产生多大联系。而民主和平的鼓吹者却以为民主制度能够减少国内的暴力倾向。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则正好相反。根据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项关于各国国内暴力犯罪的统计资料，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记录不仅劣于非民主国家，而且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规律。联合国国际犯罪防范中心曾经在2000年对年间世界各国国内刑事犯罪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排在刑事犯罪率最高前20位的是清一色的民主国家。[4]
&2006年，世界著名的倡导枪支控制的网站－GunCite发布一份名曰“暴力犯罪国际比较”的统计资料。在这份统计资料中，20个民主国家名列世界各国国内谋杀率排行榜的前20名，被视为独裁或威权体制的新加坡排在第21位（参见表一）。在另一份也由该网站在2003年发布的统计资料――世界各国国内暴力死亡率排行榜中，位居前36名的国家，除第36名科威特是非民主国家外，其余全部是民主国家（参见表二）。如果论绝对暴力案件数量，“世界之图”网站上的“刑事犯罪人数最多的国家”，民主国家占居前10位，其中美国排在首位（参见表三）。与联合国国际犯罪防范中心报告相辅相成的是，“国家大师：世界统计与国家比较网”上的资料，也将20个民主国家排列在“世界各国刑事犯罪率排行榜”的前20位。所有这些统计资料表明，民主的体制非但没有减少这种体制国家的国内暴力情势，反而与高暴力倾向相伴生。那种“民主国家内部较少存在暴力情势”的论点显然缺乏实证的支持。
最后，民主的政体能够阻止国家轻易对外战争吗？在持肯定态度的民主和平论者眼里，民主国家的战争决策权不是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寡头统治集团手中，而是否对外战争，取决于民意。应该承认，在“民主”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反战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势力。但是，这些运动和势力对于战争与否的影响力极其微弱。虽然和平主义者的反战示威是西方民主国家表达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民意表达的另外两个渠道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是立法机构和媒体。
本来，在民主的体制下，立法机构是制约政府轻率用兵、发动战争的一股力量。但是，实际上立法机构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往往与政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以美国为例，立法机构至少在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其一，保证军费预算的持续增长。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权威数据，在2010年全球军费开支最多的10个国家中，民主国家占了8个，占全球比重约65%。在所有国家中，美国的军费开支遥遥领先。近十年它的军费支出连年攀升，从2001年的3127亿美元到2010年的6982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5]，2010年其军费支出在全球军费总额中的比重达43％。由于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军事上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美国持续增长其本已十分庞大的军费，除维持全球无所不在的军事存在和绝对武力优势以外，接二连三进行战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尽量避免因政府越权或错误地进行战争而弹劾总统以制约其好战冲动。越战结束后，举国上下反省，美国动辄使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倾向有所收敛。而1990年海湾战争的大胜，重新点燃好战欲火，以至于20年来美国对外征战不已。特别是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在战争，不仅依据的理由根本不存在，战争的结果亦完全出乎料想。但是，发动战争的布什政府没有受到追究。2011年，奥巴马政府超越《国会战争授权法》赋予总统的军事行动时限，介入利比亚战争，至今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国会方面的实质性压力。
媒体，在西方民主国家被视为与行政、立法和司法不相上下的第四极力量，在监督政府、表达民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然而，近20年来，西方媒体在战争问题上乏善可陈。从海湾战争到利比亚战争，几乎每一场战争的背后，它都与政府配合得天衣无缝。可以这样说，若无媒体的“冲锋陷阵”，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纵有再强大的武力优势作后盾和再坚定的战争意愿作支撑，也无法顺利启动战争程序。通常，战争发生之前，西方主流媒体通过编故事、讲神话的方式，夸大敌对国家对于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威胁，把政府的战争意图兜售给民众；战争结束后，隐瞒平民死伤实情，粉饰政府战争行为。设想一下，仅凭政府的几个头面人物鼓噪，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科索沃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这些比真的还像的谎言，如何能够打动那些爱好和平的普罗大众转而使其义无反顾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难怪今日西方媒体即使在西方世界也被贴上了“军事-媒体-公司复合体”的贬义标签。
为什么西方媒体与其政府的战争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答案可从2011年7月引起全球轰动的美国新闻集团窃听丑闻事件窥视一番。虽然窃听丑闻是由该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所引爆并引起普遍关注，可人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媒体在如何操控政治。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西方世界势力庞大：在英国，控制了包括《泰晤士报》、《每日电讯》、《镜报》、《卫报》等的40%的报纸；在澳大利亚，包括《先驱太阳报》和《每日电讯报》在内的2/3的报纸为其所拥有；在美国，它是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网络、占全美电视台总数40%的35家电视台以及《纽约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著名大报控股股东。据披露，近些年新闻集团操控或影响了英国首相的更迭，在每一次的美国大选之际表现格外活跃。在西方国家，媒体的垄断性极高，最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几乎全部为若干个像新闻集团这样的媒体巨头所控制：在美国是时代华纳集团和沃尔特.迪斯尼集团；在德国是贝塔斯曼集团；在法国是威望迪环球集团。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这些媒体巨头中实力不是最强，但是国际化程度最高。因为这些媒体集团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政治，所以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战争政策，在多数情况下是与其利益一致的。
我们谈及民主和平问题绝不是反对国家追求民主。正像丘吉尔所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相对于其他政体形式，民主政体有很多优越之处。以上列举的民主政体国家发动战争和内部暴力的情形，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民主政体并不必然导致和平。
民主和平在西方国家对外实践中的历史不长，从已经显露出的问题来看，它的未来之路不会走得像均势外交和集体安全制度那么远。人类不能依因循这样的道路去追寻持久和平的梦想，必须另辟蹊径。
人类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战争？
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与私欲的需求来提出问题，比如为何总是会发生残酷的战争？同时，人类照样可以毫不脸红地继续提出诸如为何不能让大伙都发横财？这实际上是痴呆的家伙所提出的不动脑子的，极具典型意义的愚蠢问题。
在无数的人类行为方式的选择中，人类最钟情于杀戮，人们虽难为情承认这一点，但这却是整个历史与现实世界中的最为主要的事实。因为贪欲旺盛的人类没办法抑制自己企图一举消灭烦恼与困境的私欲。一个人如此，而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一群人就更是如此。
因为，在同仇敌忾的阵容中，每一个人都更易于藏好自己的私欲，从而更便于唆使肆无忌惮的愚蠢民意去更加便利的杀戮。所以，民主能制止战争的说辞只能是一个伪善的谎言。
历史证明，希腊雅典对邻国的主动攻击史以及罗马共和时期的元老院都没能做到的，德意志经民选的纳粹政府也就更没办法做到。说民主不会导致战争就是在肆意侮辱历史，说民主国家不会主动对外发动战争就更是闭眼胡说，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无疑是在掩盖英法近代争斗史实与美国独立战争。整部英国近现代史，美国史，法兰西共和史都伴随着从不间断的对外战争。事实上，海外利益与国内民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掠夺甚或诉诸战争，国内普及的高昂民主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民主就是一桌昂贵的盛宴，没有低廉资源的便捷输入是不可能维系这一看似光鲜，实则极为昂贵的民主闹剧。
文明史表明：为保持输入资源的顺畅与低廉就无法回避战争，战争是人间天堂与化解贫富矛盾的发动机、润滑剂、夜草与飞来横财。只有牺牲民族院墙以外的他人利益，才能烘托出大院里面的富足与安乐。诉诸民主的世界历史进程，必然伴随频率日益升高的族群冲突，而这种日益频繁且难以预测的冲突，即使交给上帝去掌管，也难以避免它会走向战争，因为，群体私欲的鱼龙混杂所酿成的人欲泥石流，远远胜过了个体冲突的可控性。
面对民主时代的战争阴霾，文明作为史上最大的一块遮羞布，也只能调和于利益冲突的低烈度时期。因为，一旦即得利益保持与扩张的群体私欲，在放肆之中必然走向末路时，欲降低的肆虐除了走向无法挽回的崩溃之外，就只能走向战争。
民主的先驱古希腊亡于战争，罗马共和毁于无尽的征战，大英帝国衰落于一系列地区冲突与全球大战，眼下的美帝国同样正在重蹈自己挑起的一场场战火。
民主生于先天优裕与强权掠夺，由此才来到了繁荣，因而，民主的高贵必将被高昂所代替。因民主并未能改变人性，相反它还将在优裕过久并过头之后，反倒更显露出兽性。民主全盛期的到来是人类的悲哀，正如赤道正午的太阳那灼热的炙烤必将烤焦了整个大地，理想民主的国度将只能通向帝国。
人类乃至于任何群体生物都无法享有全然民主，民主的局部性，享受性与掠夺性使它没办法同时普及，再仁慈与高明的上帝也不可能仁慈而精准到满世界每一个角落里蠕动着的蝼蚁。由此，一旦群盲逼近民主妄想的巅峰，炙热的人欲就将向四面八方散发出兽欲的烈焰。
人类不该有过头而无法驾驭的妄想，意图在滋生丛林的野地里建立天堂，除了给后人留下瞬息灭亡后的难解疑惑的悬疑之外，文明残酷更替的新一轮重生将再次从生存逻辑出发。人类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狂悖与虚妄，因为灾祸既能经愚昧而直达，也能经狂悖的肆虐而铸下。
整个现代文明已进了极度虚妄与危险的轨道，倘若我们还只知信马由缰，那么坠崖的悲剧就已在了眼前。无论你给这种鲁莽的蠢行安上了多少时髦的光鲜名头，比如民主，再如自由，更如所谓的普世等等，不一而足……
民主和平论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持续40余年的冷战告终。在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一方面处于一种“没有敌手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一度为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种族冲突、宗教争端、边界纠纷等问题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纷纷涌出。美国视野中的世界似乎又正在“失控”。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国际政治态势，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如何定位成为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用力尤勤的主题之一，各种理论和“模式”层出不穷，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及“民主和平论”。在美国争论最多，对其冷战后对外战略与世界蓝图设计影响最大的是“民主和平论”，它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一、“民主和平论”：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
虽然“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才真正引起人们的瞩目和探讨，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理论。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为规划一战后世界政治蓝图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这很大程度上是康德思想的政策化，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当代学者从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1976年斯莫尔(Mekvin
Small)和辛格(David Singer)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1983年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作为一种经验法则，“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拉西特认为民主和平自19世纪末以来就已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这一现象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他在与Z·毛兹合作的另一篇文章中，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的民主和平现象。通过对所有发生战争及军事危机的国家“对子”(dyads)进行量化分析，他们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化国际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和参与国际危机行动的比率相对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及非民主国家自身之间要小得多。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则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因此“民主和平论”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这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证明它的正确性。
首先，“民主和平论”要从逻辑上解释：尽管大多数“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但民主国家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在处理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却采用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其原因何在？为什么民主国家不易对民主国家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却常常与非民主国家发生战争？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restraints)，二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 and culture)。
对于前者，“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派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
body)负责。战争需要公民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如果代价太高，政府就会失信于民，从而在连选中失利；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公开讨论，这使得决策者对战争的代价十分敏感，轻易不愿发动战争，除非战争是必需的或战争目的证明为之付出代价是正当的。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只要得到关键集团的支持，政府不会认真考虑民众观点。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
Division)和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任何外交决策都是多方妥协的结果，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民主国家从合作关系中得利并会扩大这种关系，这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