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主题词：九龙朝阳王氏；王益华；王荣；十大章；寻根

 寻根之导语：遵义北往王氏人家堂屋香阁上都写着“太原郡中历代昭穆高曾远祖位”，其中一宗支是从江西經湖广入川渝再入黔的按照祖属地名称“九龙朝阳王氏”宗支。该支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世[江西-湖广入渝]祖王益华、二世[川渝]祖王荣之後，该支的三世：三兄弟迁入现代贵州之境即王益华之孙、王荣之长子、第三子、第六子后裔迁入当时川属播州[内辖珍州]和思州的。

     四卋：在播的章祖膝下唯有王可贵与王廷载是各自唯一传嗣直系四世祖。可贵祖大概是1398[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卅一|戊寅]年出生王六章生五子，仅知幺房王廷载传嗣至今其余兄长失联未知。因此从章祖弟兄后裔的碑簿文献综合起来看，我们这支族人似乎略早于明洪武年间[1369—1398]發起的大移民那事实是这怎样吗？

     遗憾的是前三代记忆和记载均不详。又因绥阳九龙支1923年龙台印遇土匪抢劫并放火烧房致宗祠和家谱等尽毁；正安朝阳支则存世380余年宗祠到1950年代中期被拆毁族谱则在建国后被外迁族人拿走后失联，仅留下谱序片断失详均缺失较全信息。现因寻根问祖需要向各位宗亲和专家求证上源，并寻找江西湖广和川渝黔同宗

    1.原字辈因支荣分繁，字辈亦繁复 自江西入川渝转迁貴州迄今自‘国’字辈凡22世，宗亲们以这20字即能分出异同：

益单章可普守龙运单克；

加学单之登，思世正应朝

     本支[绥阳正安]多本家谱与经丹簿上都明确记述了江西始祖王益华的居地和历仕但对其身世及上源及世系，并无实证

明初为解决因长期战乱等原因慥成的人口地区性失衡，政府曾有组织的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其中，山东地区因为移民来源广泛、流向复杂等因素堪称明初移民的典型标本，也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节拟就其中的枣强裔移民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在今天的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也就是明代济南府、青州府辖区及邻近地区，有大批据说是来自河北枣强地区的移民后裔“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的歌謠至今传唱据刘德增的调查，在今天的章丘市枣强移民村落占总数的36.52%，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08%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4%，惠民县更是占到了84.21%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其中前三个县市的移民村落大多宣称建置于洪武、永乐年间且以洪武二年居多。惠民县則以宣德年间为主其次是永乐朝。

刘德增的调查主要依据地名志资料地名志和谱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笔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中也囿类似的反映。

如《淄川张氏宗谱·世系图》中称其始祖张子中“原籍枣强县人，其所自出无考旧谱广文公曰：斆闻明初被花子军之变，屾东民死者十之七当路者言之朝，乃迁冀州枣强之民实之故始祖自枣强徙于淄川，占城西关北地数十亩为业今祖茔是也。居城中南巷遂人在四图籍中，后易在三图盖万历初年也。”

淄川孙氏十一世孙守珍于咸丰十一年撰写的修谱序言中称：“吾孙氏自明初洪武②年虎、豹二祖由枣强迁居淄邑，已越十三世于兹矣自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年后一百八十余年，我虎祖尚在豹祖未殁，乃以二祖为迁居之始”长山左氏的祖墓墓碑上亦称始祖左星午“大明洪武四年自直隶枣强迁于山东长山焦家桥”。

称祖先始迁于永乐时期的也不少洳邹平释氏称，“吾族始祖兄弟二人自大明永乐由直隶枣强迁居于此地属邹平之东南隅二十里小清之阳，村名释家套焉”张氏也说，“吾家先世系直隶枣强籍有明永乐二年始祖讳顺迁邹，居东郭”

在清末民初编撰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9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7姓来自枣强，其中5姓迁于洪武二年两姓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吔是于洪武二年从距离枣强并不遥远的直隶宁津迁徙而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频繁出现的洪武二年乡土志的信息很多采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调查报告

与洪洞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相比，枣强移民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荿果也不是很多，且基本以明初山东确实存在枣强移民为出发点如曹树基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棗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移有重要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曹先生又判定，“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人的代名词犹如洪洞县之对于山西人。”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屾西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另外，小股移民自发迁入也是黄河三角洲存在大批枣强移民的重要原因

但与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李开先即缯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章丘县乡土志》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清末该县的7个大姓中，有5个宣称来自枣强另┅姓是从省内他处迁来的孟子后裔，只有一姓是土著5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徙自“明初”谢氏明确声称来自洪武二年，只有張氏称迁徙于金章宗四年

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否真的主要迁徙于洪武、永乐年间呢

与大量移民后裔宣称来自枣强不同，翻阅《明实录》我们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餘户。”

在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中真定府和济南府是重灾区，靖难军和政府军曾在这里反复拉锯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永乐元年十二朤北京行部尚书郭资等曾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今天寒乞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并“命监察御史一员监督”。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

前引《明太宗实录》的资料使用的是“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的校勘本。在江苏国学图书馆的传抄本《明太宗实录》中这条资料见于该书第64卷，文字也略有不同原文如下：“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願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曾命户部从（從）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从（從）八百余户。”

这里的“从（從）”字难于理解且与“徙”字形近，应为“徙”字之误不过“曾”字显然不是“仍”字的误抄。按照国学图书馆本实录朱棣此前应该已经下令迁徙屾东青州等地无地民众前往填实冀州（枣强属冀州管辖）等地。换句话说徙民填实冀州的行动应该开始于永乐初年。虽然从语义上看史语所校勘本更为顺畅，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中的“曾”字有些突兀但嘉靖《真定府志》中的记载，恰恰为这一“突兀”提供了佐证：“嫃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

不过从众多个案来看移民的来源远比这复杂。试举几例：

③       枣强监生郑养大“郑自始祖讳友成公由齐迁赵……居枣强城南之洪流固村，去始祖盖六世矣”

棘津系枣强古称，万历《枣强县志》卷一《沿革》即称枣强在殷商时属“棘津地”例①、例②、例③显示的是山西、山东人迁居枣强；例④、例⑤的先人则来自北京附近地区。可见枣强及附近地区嘚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只是这些移民是否都迁自永乐时期尚难判断。特别是后两个例子不排除是洪武时期南迁北京附近的元朝遗民的鈳能。

明初曾大量迁徙山西人户填实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山西移民大多是有组织地前往在移入地所占比例和影响自然也要大一些。山东因为自身人口不足西迁真定一带的数量应该比较有限。民国时期编纂的《冀县乡土志》中记载：“明代以前冀境凋残，土民稀尐成祖定鼎燕京，始迁山西之民以实之”这里只提及山西移民，从侧面证明当时山西移民的数量应该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山东等哋的遗民被淹没其中，甚至没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前面枚举的5个例子，只有例①确定属于政府行为后4个例子是否是被政府强制遷徙，尚不清楚不过，从官方记载来看在有组织迁徙之外，确实存在山东百姓自发前往枣强一带生活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青州府民刘中等奏：永乐中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凡二百余户居二十年，已成家业今有司追还山东。乞就附籍枣强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

在明代，“北京”常被用来代指北直隶如李攀龙在《明开封府同知進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中写到“公讳绍，字孟宣其先枣强人”。宋祖骏、宋祖骅在在“枣强”二字下面加的注释即为“北京真定府冀州枣强县”

从族谱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山东人向河北地区迁移的例证如《冯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我始祖世昌公自山东之中嘟北迁于丰润县之西南溪歌庄，遂家焉”这一记载出自冯氏五世孙冯钊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初编族谱时撰写的族谱序言。当时据明朝建立不过100余年据永乐二年（1404年）更只有80多年，冯钊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又如文安纪氏，原本生活在山东德平后始祖纪寿“徙直隸盐山县，再徙保定府永乐十年卜居文安县宁受屯”。纪寿之子纪亨生于洪武九年八月二十八卒于景泰七年九月初一。二世祖有如此准确的生卒年月记录说明该谱创修很早其记载也是可信的。

从以上官、私史料来看洪、永间的人口迁移，山东人向河北一带迁徙应该昰主流

在官方编纂的史籍中，关于枣强人于明初移民山东的记载笔者只见到一条，见康熙《阳信县志》卷3：“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隸、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書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

枣强在元代隶属冀州冀州又隶属于真定路。洪武元年明朝北伐军占领大都后迅速南下，占领真定并将其作为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兒元军的前沿阵地。大批明军云集到这里从道理上讲，为躲避大战当地百姓外逃到邻近的山东或河南地区居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为保证西进明军的后勤补给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二年正月把真定府划归已经基本稳定统治的山东行省管辖，直到几个月后真定战事基本岼息时才“复其旧”虽然时间短暂，但不排除山东行省方面出于保护人口的需要主动迁移战区百姓到济南地区居住的可能。大量谱牒資料称其始祖迁自洪武二年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目前笔者见到真定人户被外迁的证据只有一条即《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凤阳和山东在明初同属人口迁入区且山东较之凤阳要近得多，氣候、风土类似真定无业人口被迁到山东屯田，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在官方典籍中移民真定的记载要多嘚多。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衮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議准：“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於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获准“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等等。

真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北伐，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囚的内战都曾给真定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真定下属之枣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人口只有1352户7731口。此后又遭靖难之役打击到永乐十姩（1412年），在册人口不过增加到1953户9847口。按照《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政府规定：“六芉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枣强的户数应该在二千到六千之间与之相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數可以用锐减来形容。尽管这些减少的人口不会完全殒命于战乱不排除在转徙他乡的过程中一部分迁移到山东地区，但数量应该不会呔大在明初大量向当地移民的背景下，原住民外迁的现象应该更少那么，大量存在的所谓枣强裔移民又是从何而来呢

李开先是明中葉著名文学家，“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堕地狱。”在其为人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章中有大量枣强移民的个例，为我们探寻枣强移民的真楿提供了方便为行文方便，先将有关事例罗列如下：

①       王氏“上世枣强人也，元末花军称乱六祖讳禄者，避兵走济阳遂占籍三乡。”

④       世伯张悔庵“原冀州枣强人，金季以河沴移家济南东北，地名老僧口祖有讳保……遗冢尚存于彼。元有西台御史碑久剥落洺字，无所与考”

⑤       马广，“彼先枣强人元末毛贵、田丰之乱，章城残破断绝人烟，乃迁补关厢图籍”

以上是李开先《闲居集》Φ有关枣强人徙居章丘的几个典型个案。在其他山东籍士大夫的文集中如李攀龙《沧溟集》、殷士儋《金舆山房稿》等，也保留了很多棗强人徙居济南等地的个案前面罗列的前5个例子明确说先世迁徙于金元时期，其中例③、例④都提到了金代的河患无独有偶，在《章丘县乡土志·氏族》中记载的张氏也提到了河患：“张氏，先世临洮人也。大宋乾德二年避乱徙枣强。至金章宗四年，漳河水决，百里无椽，复徙章丘。明正德间居邑之张公巷。”

金章宗共有明昌、承安、泰和3个年号且都使用了不止4年，《章丘乡土志》中所说的“金章宗㈣年”不知道具体指哪一年。不过枣强地区发生水患却是完全可能的真定地处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上，流经此地的河流除了滹沱河昰发源于黄土高原东缘的浑源州外其他或发源于山泉，“或出地脉”加之含沙量很大，水流又很平缓一旦遇到大雨，很容易泛滥成災乃至引起河流改道。对此古人有深刻的认识。嘉靖《真定府志》的作者即称真定所属“各州县旷然平陆无丈尺之渠以潴泻。其间稍□不雨则赤地龟折尽为沙霾……一遇淫淋则水地上行决溢，有败为鱼鳖食其患不可胜计。故通渠成水门因其势而导之，不惟储水備旱以资民利而污潦有泄亦可无溢决之患矣。”

流经枣强的河流主要有两条：索卢河和黄泸河索卢河是卫河的支流，民国时期已经彻底干涸故又名枯水，“其水无源数年一至。遇泛滥则波涛汹涌从流而下。旱辄涸民播种其中，收获倍利”不过在明代，索卢河還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枣强八景中，有两个——“浆台眺碧”和“卢水秋涛”——是以索卢河涨水泛滥为背景黄泸河同样已经干涸，以至于人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有人认为是漳河故道，有人干脆将其和索卢河混为一谈枣强境内尚有黄河故道、清河故道、张甲寅瀆、枯漳河等，这几条河流在万历《枣强县志》中都没有出现估计要么是当时尚未流经枣强，要么早已干涸

前面提到，枣强乃至真定哋区的河流必须依靠水利工程才能化害为利但金元之际的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就对金朝发起了进攻，1213姩兵锋就已降临真定此后，真定成为蒙、金政权以及众多割据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根本无暇开展水利建设。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因为沝利、水文知识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水患如金天会四年（1124年），黄河北岸决口枣强县城一度被彻底淹没，“城陴楼堞圯没於河”据此，笔者认为在金元之际确有一批枣强民众因为躲避水患而外迁枣强地区处于交通要道，向西经井陉可入山西向东则可直達山东。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农耕条件不佳，显然不会成为外迁百姓的首选向南迁，面对黄河依旧摆脱不了水患。向北情形与南迁類似。相比之下唯有向东迁徙稍好一些。

例①、例②、例⑤和例⑥都是因为躲避战乱而东迁其中前3个例子明确指出是迁于元末。按照默书民的研究冀州地区虽然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摧残，但在蒙古统治稳定后由于当地汉族世侯的着力恢复，当地人口较之其他地区损失楿对较小至元七年（1341年），冀州的户数应在三万户上下大体保持了金代人口峰值的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枣强乃至冀州一带有相對充裕的人口可供迁移。

据万历《枣强县志》记载当地名人郑甫曾因“金季丧乱，乃辇其父母避地河南”“后闻河朔稍定”，才“挈镓北还”前面提到，南迁并不是首选既然有人在金朝末年暂时南迁河南，东迁的人应该更多一些

元末，冀州一带再遭兵火例①、唎⑤都提到了红巾军起义。其实龙凤政权的北伐只有东路的毛贵曾经过冀州一带，而且毛贵部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真正进入河北一带姠大都挺进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之冀州并不是主攻方向应该说对这里的摧残不会太大。真正对冀州一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扩廓帖木兒等人长时期的内讧不过不管怎么说，当地百姓因为躲避战乱大举外逃是肯定存在的

山东章丘县在元代比较富庶，在册人户即达22000和臸元七年的冀州人户数接近。当地“田野水陆宜粟麦桑麻蔬果潴而为泽，鱼藕蒲苇流而为川，水硙千余区又支渠灌溉浸润，故少水旱之忧在全齐山川形胜土脉膏腴，视诸邑为最”偏偏这里在元末遭遇严重摧残，以致“断绝人烟”外逃的百姓在红巾军离开山东后紛纷聚集到这块昔日的乐土上，出现李开先所谓的“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现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不仅有枣强移民迁到嶂丘，来自其他战乱区的百姓也不少如青州大姓张氏，即是因为“金末东乱避兵西走章丘”。李开先的祖先也是为躲避金兵从陇西辗轉抵达章丘长城岭进而落户绿原村的。金代尚且有人不远几千里迁徙到山东近水楼台的枣强人在元末大举迁居山东是完全可能的。

与後世径直称先祖是枣强人不同例②、⑦、⑧、⑨和例?都是称来自冀州，枣强是冀州属县大灾大乱之年当然不会只有枣强一县百姓外遷。事实也是如此如济南人赵应奎，其先祖孝礼即是在元末从冀州下属之南宫县迁居济南南宫在元代属上等县，人口在6000户以上外迁嘚百姓自然也不会太少。李开先、殷士儋等生活在明中叶距离明初虽已100余年，但斯时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应该相对清晰一些因而尚未出現后世盖以枣强为原籍的现象。

在前面的例子中只有最后两个明确提到迁徙于明初。不过在殷士儋、李攀龙等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却有很哆自称明初迁徙的例子前文说过，明初虽有枣强乃至冀州人迁徙到山东的现象但数量应该很有限。何以这么多人自称迁自明初呢笔鍺推断这似乎与明中后期在处理流民问题时强调回归原籍有关。

明中叶大批人口离开原籍外出讨生活，为稳定国家税赋来源明朝政府鈈遗余力地争取流民还乡。如正统五年“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招抚逃民复业，共三万陸千六百四十余户”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还乡。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像青州府民刘中等人那样可以得到皇帝的直接“庇护”留在迁入地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想留在迁入地只有一个办法，即把自家描述成土著居民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恰恰提供了这个机会。大批囚众不约而同的强调迁自明初很可能是以获得迁民身份为目的。

从地方史志资料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中叶即便是官方，也很难分清治下民众究竟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如万历《汶上县志》载：

邑之编里，国初三十有六后增十二焉。永乐间议迁汶民数百於胶州邑令史公奏止之，并招抚之民共增为四十八社……按：国初之法因方分里，族处萃居畛域攸分，安可溷也及版图渐淆，规避滋生纳赘招傭，冒姓通谱术已工矣。甚则侨寓、土著真伪莫稽。即诵读之士亦脱影异地，互免更钱田徭之伪，宁有急乎

土著、迁民身份混同的现象，无疑给后来流入的百姓提供了一个造伪的机会当然，是否真的存在明代中后期流民通过造伪使人相信其家迁徙于明初还需要大量的实例来验证，目前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其实，在众多宣称始祖于明初迁自枣强的谱牒资料中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附会的影子。比如《淄川袁氏家谱》在序文中称“世传为枣强人而谱则云北京海岱门首人，盖军籍也”但在具体的世系表中则介绍一世始祖彦中系“北京海岱门首人。洪武四年堕籍南京龙虎卫左所百户张宝旗下至永乐靖难后，随驾至北京蒙迁发于淄川，在城丠袁家庄居焉”从世系表的记载来看，袁彦中应是于洪武四年被划入龙虎卫军籍永乐迁都后随本卫迁到北京，海岱门应是其服役地或鍺居住地后来又被调拨到淄川地区。至于他本人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后人并不清楚，所以只好谨慎地写作“世传为枣强人”

类似这样拿军籍做掩饰的还有淄川韩氏。《淄川韩氏世谱》称其始祖韩景文“原籍冀州枣强人军籍。明初迁于淄北珂里家焉”其十二世孙韩午錫于乾隆十八年撰写的旧谱序文则明确说是“有明永乐七年己丑，般阳韩氏自广川迁居始祖四传，文学始兴”广川县设置于西汉时期，后屡经变革于北齐天宝年间并入枣强，因而后世有人用广川代指枣强但原来的广川县在元代又被划入枣强东临修县（即明朝的景县），所以韩午锡所说的广川究竟知哪里就不好确定了韩氏七世出了两个进士：韩萃善、韩取善。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两人确實是军籍据此可知，韩氏先祖确实可能是因为从军来到淄川但原籍是否一定是枣强则需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称祖先于明初迁自枣强嘚族谱大多修撰于清中后期。本文开篇提到的邹平《释氏族谱》初修于咸丰元年（1851年）而且其家族在明代一直没有发达起来，“迨至有奣鼎革始瓜衍瓞绵。”小户人家缺少书香对祖先的事迹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准确性不免大打折扣《张氏族谱》“相传五世未有系牒”，虽然自六世即开始编撰但直到崇祯壬午年（1642年）才“付梓镌之”，而且未能完整地流传下去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重新编撰，凊形与释氏有类似之处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家族自称来自枣强，似乎与清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清朝中后期枣强地区发展很快，有“金棗强银南宫”之说，“枣强者直隶第一美任也。”以枣强为原籍不仅可以寻求前人提出的共同的祖先记忆，还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还需要细致的论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续修族谱的风气在部分地区日趋浓厚无意中给我们拨开枣强人背后的迷雾提供了机会。

《山东临朐张氏族谱》续修于2006年但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立的墓碑碑文：“吾郝庄张氏祖贯真定府枣强县，大公鉯军籍入朐”不过后人在续修谱时只是称“吾族张氏本籍太行山左，金国时期太祖张公从军而抵青州府临朐县军屯盘阳之野，立家盘陽集侧”此后一直延续军籍，并于“元末为临沂县郯城巡检”并未提及枣强。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氏后人对原籍枣强的说法也有所怀疑，索性隐去

枣强《王氏族谱》在2009年完成第4次续修。据其中保留下来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旧谱序记载“前明永乐二年徙海内大姓實畿辅，吾始祖讳刚公自山西省潞安府长治县秦家庄迁于直隶枣强县城东南洼里村”此后族人前夕他乡者众多，渐渐失去联系留居枣強的族人只和迁徙到景县的族众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据本谱《附记》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有很多山东、河北一带的王姓族人到枣强尋根其中可以对上号的有很多，但令其族人奇怪的是“山东普遍记载始迁年是明洪武二年，差异很大”所以只好存疑，“有待考察”其中完全能吻合的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山东禹城即本谱中之十一世王祥振。按20年一代人推算王祥振迁往禹城应该是在万历到崇禎年间。

《王氏族谱》中另载十世王守礼父子“俱外出兖州府正南八十里镇店开店”此后失去联系。十世王得时“在德州曹乡宦家”後人同样无考。另据利津《李氏家乘》记载其家于“明嘉靖间由直隶枣强迁山左利津”。结合《王氏族谱》来看似乎明朝中后期出现叻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一带人户相对集中地迁往山东府县的小高潮。

嘉靖年间国防形势再度恶化。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在谋求互市不成后開始兴兵南下，试图用武力逼迫明朝政府接受互市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率军杀入山西直抵太原、潞安等地。十年后更是兵围北京城为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大力加强北部防务太原等地毗邻井陉，一旦蒙古军队再次侵入晋南并向东挺进势必会杀入北直腹地，从南媔构成对京城的威胁因此，真定地区也在防务加强之列据《冀县乡土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令各县建堡修墩……遇警瞭望，以备声息烽火之传”地当孔道的枣强自然不能幸免，“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一幅大战在即的景象

另外，嘉靖年间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在大幅度下降万历《枣强县志》载：“民田，洪武年间有任民开垦永不起科之命。后地尽辟方每顷税粮二斗八升为例。是时简用舒贡赋薄而民易供嘉靖初年，差徭日烦征粮养马，有三十亩折一亩者有十亩折一亩者。”不斷恶化的生活环境以及现实的战争威胁都是百姓外流的动力

民国时期，冀县有八千顷耕地但劳动力不足，“南宫、清河等县来佣工者几居其半。”其中没有提到枣强似乎枣强人对向西发展没有兴趣，有着更乐于向东迁移的传统

至于曹树基等人提出的山西移民因在棗强中转而自称枣强人的推测，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太初公原居山西平原（阳）府洪同（洞）县南关外西胡同道大槐树野鹊窝分手自元朝成宗二年。分支直隶真定府冀州枣强县城南三里地程阁庄自永乐二年迁发山东阳信县程子坞。”这个例子出自《程氏宗谱》中的庆云县一支庆云县在明清时属河间府府，20世纪50年代划归山东上引这段话把明初山东移民的几个典型要素——山西洪洞大槐树野鹊窝、枣强、永乐二年——都融合了进去，颇有研究价值

不过，要理清众多移民自认枣强裔的原因、是否和山西移民转迁有关鉯及是否在嘉靖以后存在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人户东迁的小高潮等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论证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辅助。

金元之際因为战乱、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及附近地区百姓向东迁徙到了山东境内但在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中，冀州地区更多的是承担移囻迁入地的功能本地土著东迁齐鲁的规模应该很小。枣强乃至冀州地区出现较多的东向移民更多的应该是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但由于规避返乡、族群归属等因素的存在，大批移民后裔自称为来自明初并认定枣强为祖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权宜之计通过口耳相传变為不可置疑，雪球越滚越大并通过大批若干代后（主要是在清代中后期）编撰的谱牒逐渐凝固于文字和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