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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沪上南洋公学、宁康里、望平街、南林里居址行迹考
（编者按：第九期《莲馆弘谭》刊发了王维军所撰《李叔同沪上居址行迹考》之第一部分《李叔同沪上卜邻里、城南草堂旧居考证》，本刊将以连载的方式，在第十期继续刊出该文的第二部分《李叔同沪上南洋公学、宁康里、望平街、南林里居址行迹考》，第三部分拟在下期刊登。）
英徐家汇路南洋公学上院三楼特班宿舍
&&& 1901年至1902年，李叔同就读于徐家汇的南洋公学特班，期间，妻儿和母亲仍寓居城南草堂，而自己则从城南草堂搬到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南洋公学上院特班单人宿舍，与同学共住校内。
南洋公学旧迹
&&& 清朝时的徐家汇，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广元路以南、蒲汇塘路以北、徐虹北路以东、宛平路以西所围合之区域，因晚明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曾在此建农庄别业，逝世后又安葬于此，其后裔便在此繁衍生息，故初其名曰“徐家厍”，因地处肇嘉浜、蒲汇塘与法华泾三水会合处，后又得名“徐家汇”。19世纪中叶，因清廷对西教的放宽和解禁，使得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徐家汇成为了天主教在华信徒的聚会中心，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便择地徐家汇建造耶稣会会院，徐家汇地区因之成为上海天主教教务中心和西方文化输入的重要窗口。此后,一批以文传道的耶稣会会士相率入境，兴建教堂，创办学校，传播西方宗教文化，在徐家汇周围先后建立了数十所宗教性事业机构，包括教会办事机构、教育事业机构、文化科技医疗机构和社会慈善事业机构等。在此背景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国第一所教会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道光30年(1850年)，上海第一所教会中学――圣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咸丰元年(1851年)，中国第一座西方建筑式样的教堂――徐家汇天主堂；同治3年（1864年），沪上第一座孤儿院――土山湾孤儿院、育婴堂、工艺院、印书馆；同治7年(1868年)，上海第一所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今漕溪北路240号）；同治11年（1872年），我国第一座正式命名的天文台――徐家汇天文台（今蒲西路221号）；还有诸如震旦学院(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崇德女校(后改名为徐汇女中)、启明女中等一大批文化教育设施相继应运而生。李叔同曾经就读的南洋公学也于1896年在徐家汇择地创办。
&&& 南洋公学是由清末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创办，当时占地120亩，因经费来自招商、电报两局捐款，故名为“公学”，是一所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等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校分四院，即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其中的师范院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外院即附属小学，是师范院学生实习之所；中院相当于中学，上院相当于大学，外、中、上院学期各4年，学制相衔。1901年春，公学总理张元济奉盛宣怀之意，递《请设特班呈文》：“去岁变法, 治下人心奋起，海内明达之士必多有志西学，亟宜于南洋公学设特班，以待成材之彦。他日学成，可备朝廷器使等因”“兹奉钧谕增设特班，广招隽出之材，俾跻大成之域”，拟在公学内设立特班，并亲自起草了《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十条。盛宣怀随即批复南洋公学“查核所拟章程尚属妥协,应准如请, 以学生三十名为额, 以西学功课为重, 功课分前后两期, 各限三年卒业, 岁需奖赏伙食一切经费洋二千元, 即就南洋公学捐款内随时均拨”，要求特班所取学生“必须品学合格，为将来造就帧干大才之用”，并指示“先行登列各报，于四月内报名”；日起，《中外日报》连续两月刊出五十多期南洋公学增设特班之招生广告：“本公学现在增设特班，专教成材之彦，各省学识淹通之士，无论有无出身，会习西文与否，均可觅具保人，赴本公学报名，限四月内截止。届时由督办轮船电报两局盛丞堂示告试期，惟素有嗜好或性喜便逸或须料理家事者幸勿枉临。一切规约，照原设师范班优待之例，惟不给膏火，一切购买书笔纸墨悉由自备。功课分初级、高等两课，初级：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等：地学、史学、政治、理财、名学，各学三年卒业，告假、退学均有限制，别具详细章程，可向本公学索阅”，在全国广招学子，以应经济特科之选，培储国家栋梁之材。7月，盛宣怀又行文照会公学新任总理沈曾植，再次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致政学，不必兼涉学艺，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5月7日《中外日报》上刊登南洋公学特班的招生广告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之成绩单
&&& 渴求兴国安邦之道的李叔同闻招生讯后，即以浙江平湖李广平之名报考，并以总分第12名的成绩成为特班学子之一，师从蔡元培先生，并成其得意门生。蔡元培在《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中引用特班学生彭清鹏所述，追忆前尘旧事：“招考两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为《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日是特班的开学之日，蔡元培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南洋公学特班生开学，见延为教习，今日到学。”蔡元培任教特班期间，在教学上创新方法，亲自为特班学生拟列了修学门类和学习书目，提倡以自学为主，培养学生自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按期作业，授之以渔。特班的功课其时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后期为高等功课，有伦理、政理、政治史、理财、法律、地理、哲学、博物、卫生、文词学、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化学、外国语（英文、日文、拉丁文）等课程。每天除了3小时课编纂，3小时课讲义和l小时修辞之学，课外可随各人兴趣和爱好自学各科，学习后撰写学习心得札记，每篇心得的内容要求包括：精要、心得、疑义三部分，以每周一缴的形式，将所撰心得笔记交蔡师批阅，蔡将自己的这种教学方法自称是“稍参书院式”。蔡元培后来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写到：“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的提倡”；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折中亦有“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南洋公学为最”之赞誉之辞。现藏于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蔡元培故居的蔡元培日记手稿中，记录了许多关于特班的信息，包括当时他为李叔同们所拟的课题题目，现摘录一二，与众分享：
&&& 1901年10 月18日课题：《记周士爱国（国指父母国）》（政治史）；《我国折狱，不设陪审员，而不免绅士请托，试详其流弊》（法律学）；《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之言合于公法否》（公法学）；
&&& 日课题：《论土耳其受保护于英之利弊》（政治史）；《论罚锾》（法律学）；《论英国保护土耳其之得失》（公法学）；《日本维新名士多出于阳明学派说》（道德学）。
&&& 日课题：《论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与其国之关系》（政治史）；《律有自首免罪，以公理证明之》（法律学）；《拟外务部大臣移葡萄牙外部长书》（公法学）；《宋明道学家同出孔子而有宗教质性与哲学质性之不同，试概论之》。
&&& 日课题：《宋儒论性有义理气质两种然否》（道德）；《游侠平议》；《殷法刑弃灰于道辩》；《评英特之争》；
&&& 日课题：宪法学题：《论者谓民智未开，不能设议院，然否？》；行政学：《外人目我为君权无限辨》；法律：《揭唐律、今律之大不同而有关系者，评其得失》；理财学：《论国家彩票富签票之弊，并陈筹还外债之策》；外交：《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哲学题：《希腊苏格拉底有知即德之说，试申引之》；教育学：《论教育之关系》；
&&& 1901年农历九月月课题：《论秦汉重农抑商》（政治）；《论刑逼招供之非理》（国法）；《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公法）；《说恕》（道德）。
&&& 1901年农历十一月月课题：《拟中国地方自治之制》（宪法）；《论绅权之关系》（行政）；《论监禁罪犯当有以救之》（法律）；《欲以孔子之说组织一祖先教试条其大义》（哲学）；《论小学校当注重理科》（教育）；
&&& 1902年农历三月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着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定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校教育试论其理》。
&&& 1901年12月，李叔同按照蔡元培所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课题，作同名论文：“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呼唤弱国若要生存，惟有发自强自立之声。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门下时作业手稿
&&& 我们从这些日课、月课的课题中，可对李叔同们当时的学习情况窥得一斑，亦对蔡元培力倡西学、传播文明、融合中西以及关注当下的教学思想了解大概。
&&& 为了广学新知，蔡元培倡导学生多多阅读宣扬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之书籍，但当时西书价格甚贵，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吸收了大量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并翻译了大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科学技术之书籍，且书价大都低廉，故若能通晓日文，通过日译之西书，就可遍读世界新书。所以，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李叔同等特班的学生们除了学习英文，还跟着老师也学起了日文，直至不仅能看能读、而且还能翻译日文书籍，蔡元培在日和日的日记中先后有“和文汉读法”课程、“全班学生始学和文汉读法”的记录。而李叔同于1903年所译日人所著之介绍国际法公权与私权的《法学门径书》（玉川次致著）和《国际私法》（太田政弘、加藤正雄、石井谨吾等合着），即当时学习之成果。除学习外，蔡元培还为特班学生制定了“游息规则”，张驰有度，规定抛球、竞走等活动在操场上进行，若逢雨天，活动则改在饭厅、走廊等处散步，学生出入饭厅、操场皆当整齐，不可争先乱走，同学间不可争吵等等，纪律严明；关于执教南洋公学特班，蔡元培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还自述道：“我三十五岁（即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曾植）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征、胡仁源、殷祖同、谢澄（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当时出任特班英文教习的是吴纯之和冯玉帆，算学教习陆之平，前后两任监督分别是赵从藩和王舟瑶。蔡元培在1901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特班中三十五名学生的名单，他们是：王世征、胡仁源、王世谦、洪允祥、邵闻泰、刘伯渊、黄大钧、穆湘瑶、贝寿同、黄炎培、陈锡民、殷崇亮、李广平、谢澄、项骧、钟枚、林祖同、田o、钟观诰、范况、储桂山、徐敬熙、魏斯灵、陆征瑞、吴宝地、周光庭、张承樾、朱履和、唐忠行、潘钰、钱诗桢、郭弼、程志姚、林松生、文光；日记中还记下了每位学生的月课成绩，李叔同（李广平）开学第一个月的月课成绩是95分，列王世征、胡仁源之后，位居第三名，故蔡元培对李叔同有“高材生”之评价。1902年夏，为纪念特班开办周年，特班学生曾与老师一起合影留念，蔡元培在《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一文中有记：“民元前十年之夏，曾摄影一次，胡君仁源为之记，其文曰：壬寅夏，为我同人入学一周年之期，休假前数日，共摄影于上院前廊之下，与其列者二十有六人，中立者蔡先生鹤卿，王先生枚伯，其后则李君叔同”，从所描述拍照时李叔同紧挨蔡师而站之位置来分析，蔡元培和李叔同师生间彼此关系应该走得很近。
&&& 南洋公学注重外语学习，在特班期间，李叔同除了学习英语和日文外，还在蔡元培的带领下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笔者曾在日《申报》上看到过一则马相伯语录――《蔡孑民读拉丁文》，其中就言及南洋公学时蔡元培们学习拉丁文的故事：“那时蔡孑民、张菊生、汪康年三人都硬要读拉丁，我劝他们单读英文、法文，比较实用些。他们都不肯。说是拉丁是西洋文字之源，不可不读。于是不得不依了他们。后来教他们读罗马谢雪庐Cicero的文集，蔡、张、汪辈青年求学的热诚真可佩！吾还记得蔡孑民在徐家汇南洋公学教书，吾住在土山湾前面的楼房里，孑民每晨必从南洋公学步行而来，约摸有四五里路，从吾读拉丁，有时竟在五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孑民已在外边低声喊叫：‘相伯！相伯！’吾很希奇，老清早已有人来看吾，吾就开窗下望，原来，就是蔡孑民，吾急忙摇着手，对他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 蔡孑民这好孩子不得不败兴而去。”有感于蔡元培的好学，马相伯又建议蔡在南洋公学中物色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一起来学，于是蔡元培带着特班的胡敦复、贝寿同、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二十余个学生跟马相伯学起了拉丁文。当时马相伯所住的土山湾天主教堂，住着一些法国神职人员，当他们听说这些中国学生居然也要学拉丁文，便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断言不可能学会。但通过马相伯认真地教导和学生们刻苦地学习，四个月后，特班的这些学生居然个个不仅能写，而且能读，虽然有些发音还不甚准确，但这已足以让那些法国神职人员佩服称赞了。
&&&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期间，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还致力于国语的推广。蔡元培曾教导特班学子：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而方言非一般人通晓，应习国语。故特班学子遵照老师的叮嘱，课外自办国语学习小组，由李叔同充师施教。李叔同在南洋公学特班时的同窗好友黄炎培在日的上海《文汇报》上曾撰文《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记述道：“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李叔同对于国语普通话之推广，还不仅限于此，其时李叔同还撰写文章，就统一国语官话展开系统论述。指出，“英墟印度，俄吞波兰，佥以灭绝国语为首务”，若“邻毗之间，家各异言，室人告语，他人闻之，辄为瞠目”，则“既靡合群之力，无复爱国之想。澌灭之原，实基于是”，所以推广和学习国语官话乃“文明之进步系于是，国家之安危亦系于是。改良齐一，未可缓也”；文中写道：“我国数稔以还，负床之孙，乳臭未脱，辄能牙牙学西语，趋承彼族，伺其颦笑，极奴颜婢膝之丑态，及闻本国语言，反多瞠目不接者”，对此等重洋文，轻国语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就国语的推广提出：“设官话学堂”“学堂设官话学科”，主张在幼儿启蒙阶段即推广学习国语，认为“年愈稚，习语言愈易”；并就教授之法拟就“设官话师范讲习所”“官话教科书当因地制宜”“教科书编辑法”“练习法”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意见，指出国语官音应“以北京官音为准，非指各地官音”，其灼见真知和远见卓识的超前意识，令人佩服。该文日后又以《我国各地交通不便，语言因以参差，今汽车汽船既未遍通，有何良策能使语言齐一欤》为题，署名李惜霜，被刊登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行的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四期上，同期还刊登了李叔同的另一篇文章《学堂用经传宜于何时诵读，何法教授，始能获益》。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还曾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身份，先后于1902年赴杭州参加浙江乡试和1903年赴河南开封参加顺天乡试，但均未中，这两次应试的相关原始资料，现在还保藏在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档案中。
李叔同撰《语言齐一说》
&&& 1902年10月，因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李叔同结束了他在南洋公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涯。墨水瓶事件，是我国学运史上第一次学潮运动，也是我国学生反封建反专制斗争的第一页。其起因是当时南洋公学思想保守的校教务长郭振瀛在准备给中院五班上课时，发现在他的坐椅上放着一只空墨水瓶，郭认为是学生在捉弄他胸无点墨，诘问无果后，在没经调查的情况下听信谎言，认定是无辜学生伍正钧所为。在郭的要求下，学校决定开除伍正钧和知情不告的五班学生，遂在校内引起学生众愤，学生们集体向校长汪凤藻提出抗议，但遭拒绝。17日，学校200余学生，列队操场，集会抗议，在学校没有回应的情况下，学生们高呼：“祖国万岁！”整队离校退学，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随各班学生一同退学。1902年《新民丛报》第21号《余录》栏目中刊发了此次学潮运动学生代表、也是李叔同特班同学贝寿同等的公启《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退学详记》，记录始末，并公布了退学学生名单，其中头班13人，二班24人，三班16人，四班20人，五班23人，六班34人，政治班1人，李叔同所在的特班14人，总计145人。虽然我们在这份退学学生名单中没有看到李叔同的名字，但经此学潮，南洋公学便停办了特班和政治班，李叔同也结束了他在南洋公学的学习生涯。
李叔同著《国学唱歌集初编》
&&& 离开了南洋公学的李叔同又回到了城南草堂，与母亲妻儿聚首，遂又活跃于圣约翰大学和沪学会。1904年，李叔同加入沪学会，与黄炎培、穆藕初等先进办演讲会，兴文明游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李叔同们见贫家子弟大多无力就读，当时虽亦有义务小学，但学额非常有限，难期普及，遂发悲悯之心，商量后决定在沪学会内附设义务小学、体育会和音乐会等，为贫寒子弟提供义务教育。日，李叔同母亲王太夫人不幸逝世，李叔同弃旧俗陈规，遵母训遗命，以节撙之资洋二百元，捐作义务小学办学之经费。3月15日招贫苦子弟学生60名，并不收一切书籍笔墨纸砚操衣等费；3月19日，义务小学举行开学典礼，20日正式开课，而主持校务者就是李叔同。办学期间，李叔同还自编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国学唱歌集初编》，在当时被誉为“师范学校、中学校最善之教本”，开启风气，移风易俗；并开设书画、摄影、测绘等技能科，办数理、国文、英语、日文、音乐等补习会，广邀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倡新学新知，实践戏剧、音乐之新风，增进群众知识。在抵制美货的拒约运动中，李叔同亦积极响应。清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华盛顿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又称华工条约，约期十年。光绪三十年（1904）期满后，美国政府不仅不取消禁例，反而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辱国损民的不平等续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的倡议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拒约会，反对续约。5月29日，沪学会也召集上海学界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商讨对策，李叔同作为义务小学之代表，纠集爱国之同志，出席会议抵制美国华工禁约，商定抵制办法六条，并代表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签名号召各学堂用品不再购买美货。6月4日，在沪学会五月份工作例会上，李叔同再次联合学界同仁签名函告商界抵制美货。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回想沪学会过往经历，为后人作考镜之资：“海上青年学子，愤国势之不振，学问之欠缺者，不乏其人，遂于甲辰夏有沪学会之组织。会内除定期集会，敦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东城一隅，虽已设有义务小学便益贫民，但经费无多，学额有限，难期普及。故会内兼办义务小学，由李君叔同主持之”；沪上学者书画出版社王中秀老师知笔者正搜集证资，遂向笔者提供线索，告知百年前《时报》刊有李叔同与沪学会诸多消息之报道，笔者通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查阅到其所藏《时报》原件，借助这些原始资料我们对李叔同与沪学会有了更多的了解，现摘录部分与众分享：
&&& 日《时报》：沪学会之新年大会& 初九日（即今日）下午二点钟，本埠南市董家渡沪学会举行新年大会，广请名士莅会演说，并闻初十日尚有文明游戏数种云。
&&& 日《时报》：沪学会之文明游戏& 昨日南市董家渡沪学会举行新年大会，请马相伯先生演说，虽遇大雪，来客仍络绎不绝，闻今日无论晴雨，定于下午七点钟起举行文明游戏，来宾须携有该会入场券方可入内参观云。
&&& 日《时报》：沪学会广告
&&& 日《时报》：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招考广告& 本学校照半日学校办，广招学生六十名，分上、下半日为两班，每班三十名，专收贫苦子弟，凡年在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皆可到本学校报名，考验合格者录取，惟报名时必须偕同家长或戚长到本学校作保证人，准于二月十四日（引者注：即3月19日）开学，束修不收。一切书籍笔墨纸砚操衣等，亦由学校发给，不取分文。欲知详细章程者，请到本学校索取。&&&&&&& 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西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校谨启
&&& 日《时报》：沪学会创设义务小学，沪学会创设于去岁夏间，沪上学界中人大半入会，会所在南市董家渡天主堂西曹家湾，今春就会中创设义务小学业已刊发章程，定于十四日开学，专收贫寒子弟，一律不收束修，摘录其简章如左……
&&& 日《时报》：沪学会特设测绘速成科& 敦请童季通先生教授，每礼拜日下午三句钟至五句钟，本会已备罗盘、平面桌、铁链等仪器，并择校场广地为练习之所……
&&& 补习会& 科目凡十科。甲地理，乙几何，丙代数，丁笔算，戊国语，己英文，庚日文，辛军乐，壬单音乐歌，癸复音乐歌……入沪学会诸君，无论习壹科或兼习十科，均不收费……补习会准于二月十五日开课，学者请先报名。
&&& 沪学会特别告白：本会会友李叔筒先生，热心教育，侪辈同钦。近遭其节母王太夫人之丧，叔筒君谨遵遗命，以诵经礼忏、超荐亲魂浪费金钱，最为社会恶俗，即以撙节之资，捐助本会及附属义务小学校经费洋二百元，本会拜领之余，实深钦佩，书此为学会同人告，并以志感。
&&& 日《时报》：愿学照相者鉴& 本会敦请万希三先生教授照相法，每礼拜日下午一时至二时，半年毕业。
&&& 毛笔画补习科& 本会敦请叶晴岚先生教授，每礼拜日下午五时至六时，会友愿学者不收学费。
&&& 日《时报》：沪学会广告& 今日二点钟开三月份月会，敦请客员狄君、陈君、雷君到会演说，并由会长马湘伯君演说。四点钟后提议事件，务请会中同人早临为盼。再总理龚子英君有事往苏，所有开会报告等事，请李叔同君代理。
&&& 日《时报》：沪学会增设体育部广告& 本会敦请钱孟材先生（成城毕业生）教授体操，以礼拜三、礼拜六晨七时至九时为期（前一时操演，后一时释义），一年卒业……。
&&& 日《时报》：上海沪学会议定抵制美约实行办法& 昨日下午五点钟南市董家渡沪学会邀集上海各学堂代表人，筹议学界上对付美国苛禁华工问题，到者约有百余人，议定办法六条，即日实行……。
&&& 日《中外日报》：25日下午沪学会邀集各学堂代表人筹议对付美国苛禁华工问题。
&&& 日《时报》：
&&& 沪学会大会：昨日沪学会开五月份月会，二时开会，先唱祝自由神歌，次提议会中事件，次唱行路难古乐府，次由严又陵演说，大旨谓国民谊尚武，及感动政府速变法，委婉详审，娓娓动听。次由马湘伯先生演说，痛陈白种人之欺凌华人，及华人藉白势以自害同胞，悲壮慷慨，声泪俱下，四座为之挥涕。末后提议英华宏成积聚银行，有华商某总理其事于力拒美约之策大有妨碍，当即有各学堂代表人商学会王行是、商会学堂吴公之、义务小学堂尤惜阴、沪学会龚子英、二十三七浦小学堂穆藕初、务本女塾吴畹九、人镜学社何剑华、沪学会附属义务小学堂李叔同、时习学堂吴隽季、文明小学堂董懋堂、利济学堂祁季英、普通小学堂祁季英、民立上海小学校赵子衢、广方言馆混邹清、民立南洋中学堂徐凤石、教育普及会私塾改良社沈戟仪、中英学社戈朋云、嘉定学会及南翔学会许稚梅、教育研究会袁观澜、工艺学堂吕小珊、宝山县学堂袁观澜、敬业学堂姚孟埙、民立上海中学堂龚子英、梅溪学堂徐洲、养正学堂姚孟埙、太仓普通学堂管封千、师范研究会闻冠丞、正谊学堂陆古君、速成师范讲习所项莲生、法文书馆苏汝钦，议定签名致公函于某，劝其不预闻此事云。至散会时已钟鸣五下矣。
&&& 日《时报》：李叔同氏之新著作《国学唱歌集初编》& 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李叔同编，区类为五，曰扬葩，曰翼骚，曰修诗，曰ご剩坏抢ィ盎尘芍钅睿翊蠛褐焐鲜Ψ堆！⒅醒Ｗ钌浦瘫尽３醣嘁殉霭妫垩蠖俏宸帧
&&& 可以说，在南洋公学蔡元培门下的这两年学习熏陶经历，不仅为李叔同储备了学识、智慧、经验和社交人脉，而且培养了李叔同拥有一种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创新的意识和理念去面对社会，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去影响社会并主动地改变人生的能力；南洋公学特班，看似短短的两年，却是古今的兼容、中西的并蓄、多元的碰撞；两年的积淀，它为李叔同日后在沪学会、留学日本以及后来的沪上办报、浙宁从教，乃至出家后的弘法教传，都打下了不浅的文化因缘根基。
&&& 在南洋公学的两年时间里，李叔同除了在学业上孜孜不倦，还忙于各种求字索画等笔墨应酬，从刊登在1901年11 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春江花月报》“李漱筒重订书例之广告”的文字中可知其忙碌之一斑：“鄙人自入南洋公学以来，事务冗忙，日鲜暇晷，索件者有应接不暇之势。兹特重订润例，并一切限制如左：折扇名片，每件一元。楹联，均三元，大小同例。屏幅四尺以内，每条一元。凡寿屏，碑志诸大件均鲜暇不应。取件以七日为限。立索加润不应。索书之件并润资均托春江花月报馆代收。润不先付，概不加墨。”此外，李叔同还在母校历史记忆上留下过他浓墨重彩的特殊笔痕，对此，今人知之甚少。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资料中至今保存着一张“白毓昆烈士纪念碑”的旧照片，白毓昆（），字雅雨，江苏南通人。1899年肄业于南洋公学师范班，1904年随蔡元培加入反清组织光复会，1905年又随光复会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有组织的反清革命活动；1908年先后被聘于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法政学堂，担任史地教员，是李大钊、李德全的老师。他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天津组织成立“红十字会”“共和会”等革命团体。日，白毓昆为响应辛亥革命，亲赴河北滦州（今滦县）组织起义，成立北方革命政府，任参谋长。日，起义失败，白毓昆不幸被俘，7日，英勇就义于通州古冶。日，南洋公学同学会假西门外幼稚所为白毓昆举行追悼会，出席者百余人，沪军都督陈其美献送挽联，南洋公学同学会会长傅纬平主持纪念会，吴稚晖在会上作演说，其盛况日之《时报》上有记。1912年9月，民国政府追授白毓昆为陆军上将衔；同年秋，白毓昆灵柩从滦州移葬于家乡南通狼山时，途经沪上，蔡元培与黄兴、陈其美、钮永键、吴稚晖等42人联名发起举行追悼烈士大会，并刊登通告云：“安庆起义熊烈士成基、滦州起义白烈士雅雨之灵榇，次第经过沪上，同人等共表哀敬，谨择于九月初八日在张园开追悼大会，兼悼首倡暗杀殉身彰德之王烈士汉，萍醴被逮狱中殉难之刘烈士敬庵。诸公如有祭文、诔歌、挽联、幛轴、花圈等，或合送，或分送，请先期送至大马路同盟会机关部为荷”，10月17日九月初八日，出席追悼会有三百余众，吴稚晖主持，王伯揆报告白毓昆烈士事迹，日和9日的《民立报》都有报道。
&&& 10月10日，南洋公学（当时已改名为上海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再为白毓昆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校友英烈，南洋公学上海同学会、北京同学会诸校友及在校师生共同捐资四百多元，于1913年夏，在校园内用意大利白花石建起一座高一丈二尺的白烈士雅雨纪念碑，而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就是由当时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音美教师的李叔同所撰写的。可惜此碑于1937年被日寇所毁，然经笔者考证，此碑碑身虽毁，但刻有李叔同所书《白烈士雅雨纪念碑赞文》的残碑尚在，虽遭风化，幸文字完整，现存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内（详见笔者所撰《李叔同为白毓昆烈士碑所书铭文之发现与考证》）。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夏，建于校园内的白毓烈士纪念碑，1937年被日寇毁。
李叔同书白烈士碑文
&&& 至于李叔同时期的南洋公学建筑旧影，在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内仍依稀可见一二，如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中院”和建于1918年的“老图书馆”等，都承载着南洋历史的斑驳痕迹，向世人诉说着百年变迁的曾经沧桑，现都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录。
南洋公学上院
&&& 而有关南洋公学的更多资料，笔者借助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所收藏的盛宣怀档案以及《南洋大学学生生活》《南洋》《交大三日刊》等清末民初诸种期刊，从中获得较为详细的原始信息数据，整理还原出李叔同时期之南洋公学旧况。二十世纪初的南洋公学，主要建筑除了上院、师范院、中院、下院外，还有监院住宅和总理公馆各1所，教职员住宅3所，养息所和音乐亭各一座；在上院和中院的南面是学校的大操场，操场再往南是一所花园，校园内植树绿化，铺草地30余亩，学堂规模初具。李叔同就读的南洋公学特班，课堂教室和学生宿舍都被安排在当时刚落成的上院新大楼。上院，是南洋公学的大学部，由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设计的，建成后在当时被称为上海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历时三年，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落成。整个建筑平面呈“山”字形，为英式文艺复兴风格，系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屋面采用中国式的瓦盖顶，底层建有拱券式长外廊。建筑正立面长约66米，后有楼房3幢相接，每幢纵深约40米，总占地面积约2890平方米，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造价耗银达82908两。上院顶层中央耸立着一座四方形的钟楼，底楼中间是一个可以容纳800人的大礼堂和一座高高的讲台，1911年12月底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曾在此礼堂向师生作演讲。礼堂东侧有办公室、教务长室、庶务室、会计处、文案处、中文案处、典籍处和一间可以容纳四百多人用餐的食堂，食堂后面是厨房、沐浴室等；礼堂的西侧是学生会办事室、教室、医药室和诊病室等。二楼是学监室、阅报室、物理实验室、仪器室及大小教室十余间，大教室可容学生七十人，小教室则为二十人，另有物理大教室一间，能容一百五十人。除了特班，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商务专科、第一个电机专科和铁路管理专科均诞生在上院。三楼是学生宿舍，共有大小宿舍五十二间，朝南的大宿舍，面对操场，每间可住八人，其它小房间每间可住二三人。由于学习和生活安排在同一楼，所以上院是李叔同和他的同学们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李叔同的同学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回忆那段历史：“叔同名广平，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盐商的富有家庭。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两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蔡元培在1936年撰文《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记述特班往事，文中引特班同学彭清鹏所述：“开学以后，陆续报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由此可以证明，李叔同在特班就读期间，是住校的，且住在上院三楼北面的小宿舍，李一人独住一间。1901年岁末，李叔同曾致信好友许幻园“云间谱兄大人经席：奉上素纸三叠，望察收。是序明正作好不迟，付印须二月时也。命书之件，略迟报命。前见示佳者，盥诵再四，哀艳之思，溢于毫素，佩甚佩甚!暇当掇拾数什，奉和大雅；但珠玉在前，而瓦砾恐瞠乎其后耳。雨雪霁时，知己倘有余晷，请到敝寓一叙。临颖依依，曷胜眷眷。即请。大安。如小弟成蹊顿状”，从李叔同在信中邀请许幻园来舍一聚之说，亦可佐证李叔同在公学就读时并非住在城南草堂，而系住校。
&&& 1954年，上院建筑因屋架倾斜而成危楼后被拆除，遂在原址重建建筑，并增高至四楼，建筑面积亦扩大到9746平方米，这就是交大现在的“新上院”。
南洋公学校门
&&& 从现存清末校园区域图来看，当时整座校园北以乔敦路(即淮海西路)为界，南与虹桥路相依，西以哥伦比亚路（即番禺路）为邻，东与徐家汇路相傍，南洋公学的校门则坐落在校区之东，法华泾边的徐家汇路上，即相当于今天交大华山路校门的位置。从校史档案馆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学校的大门是一座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牌楼式建筑，门前有一座桥，与校园中央干道主轴线直接贯通，门前桥下的小河就是法华泾。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当时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徐家汇路并不是同一条路。在清末的上海滩其实有两条同名的徐家汇路，今人未必知道。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南、浙北等地，继而攻打上海，租界当局借口保护侨民利益、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与上海县共同订立了联合防御协定，在租界外越界修建马路，以方便军事通行。于是，英国人于1862年修建了一条从静安寺愚园路到徐家汇的马路，全长4320米，这条南北向的马路取名为“徐家汇路”；而就在英国人建筑徐家汇路的前一年，法国人在租界外也修筑了另一条全长8公里多的“┙”形马路，该马路的南北段是今天的西藏南路一部分至肇周路，东西段是沿肇嘉浜北岸的斜桥至徐家汇，而其中沿肇嘉浜北岸斜桥至徐家汇的这一段东西向路，当时也同样名之为“徐家汇路”。为示区别，人们便将法租界公董局所筑之徐家汇路称之为“法徐家汇路”，英租界工部局所筑之徐家汇路称为“英徐家汇路”，而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路，则是指 “英徐家汇路”。1906年，上海县士绅出资填没肇家浜之打浦桥以东的河道以筑路，其中由打浦桥至斜桥段填河筑路后与“法徐家汇路”连接，一并归入了“法徐家汇”路。自肇嘉浜东段遭填没以后，该河就成了一条死河臭浜。抗战时期，日军侵占上海，众多流离失所的穷苦贫民逃难至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肇嘉浜两岸便成为旧上海有名的破烂不堪的棚户区。上海解放后，当时的陈毅市长十分关心肇嘉浜的改造，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完全填没肇嘉浜，辟筑肇嘉浜路，并将原来“法徐家汇路”打浦桥以西段并入肇嘉浜路，这样原来通达徐家汇的 “法徐家汇路”便一分为二成为肇嘉浜路和徐家汇路两条马路，而徐家汇路也就仅指东起制造局路，西至瑞金南路这一段，从此再也到不了徐家汇了，于是上海民间便有“徐家汇路不通徐家汇”的趣话，故此段徐家汇路与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路是两条同名不同路的道。而南洋公学校门所在的“英徐家汇路”，其路名一直延用到1921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出兵法国，在1916年至1917年的三次索姆河战役中，他率领的英军击溃了德军的主力，为了纪念海格作出的贡献，工部局于1922年将北起愚园路，南止贝当路（即今衡山路）段原 “英徐家汇路”正式更名为“海格路”（Avenue Haig），今天的静安宾馆旧称“海格公寓”，就是因路而得名。1943年，汪伪上海市政府接收租界后决定对租界内路名进行重新更名，取消原来的外国路名，统一使用中国路名，于是，海格路又改名为“华山路”，且一直保留沿用至今，此路现跨静安、徐汇、长宁三区。故南洋公学之徐家汇路，前后经历了“英徐家汇路”――“海格路”――“华山路”三易路名之历史。
&&& 一百多年来，何止路名有变，南洋公学校名亦屡有更替：南洋公学（1896年～1905年）、商业部高等实业学堂（1905年～1907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1911年）、南洋大学堂（1911年～1912年）、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2年～1921年）、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21年～1922年）、交通部南洋大学（1922年～1927年）、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1927年～1928年）、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1928年～1942年）、国立交通大学重庆总校（1942年～1946年）、国立交通大学（1946年～1949年）、交通大学（1949年～1957年）、交通大学西安部分（1957年～1959年）、西安交通大学（1959年～至今）、交通大学上海部分（1957年～1959年）、上海交通大学（1959年～至今）。如今，上海交大有徐汇、闵行、法华、七宝和卢湾5个校区。
&&&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表述李叔同1901年9月～1902年10月居住沪上的住址应该是：徐家汇英徐家汇路南洋公学上院三楼特班宿舍；也就是当下的：徐汇区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内新上院院址。
现上海交大校址（原南洋公学旧址）
西门外宁康里
&&& 日，李叔同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在东京美术学校六年的本科学习。学成归国后的李叔同，如其友姜丹书在《弘一律师小传》中所言：“留日归国时，携日姬，居沪”，先在上海择居安顿好他的日籍夫人，然后只身北上，赴应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周啸麟之邀，出任该校图画老师。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的前身是洋务运动时清政府创办于1903年的北洋工艺学堂，1904年改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1912年改名直隶高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改称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是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据1916年编印的《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同学录》记载，在该册第17页学校教员名录之图绘教员一栏中，有“李哀，字叔同，直隶天津县人，日本东美术学校毕业”条目，李叔同留学回国后的第一年时间就是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度过的。
&&&&李家天津的公馆寓所坐落在奥租界粮店后街60号，靠近老三岔河口，沿街而建，坐西朝东。前门是粮店后街，后门在粮店前街，是一座平面呈“田”字形的大宅院，由四套四合院组成，有正房、厢房、佛堂、过厅、游廊等大小房屋60余间，占地1400平方米。大门门楣上有极为精细的“百兽图”镂刻砖雕，迎面是刻砖影壁，在大四合院的居中位置营有小园林，名为“意园”。意园有东、西两屋，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对西屋又作装修布置，称“洋书房”，是李叔同的书房；东屋称“中书房”是藏书室，藏有线装古版书5000余册。李叔同次子李端曾口述历史，回忆李家前尘旧事，王慰曾将其所述内容整理成《家事琐记》一文，李端是这样回忆洋书房和他的父亲李叔同的：“洋书房是一间刀把状的西屋，瓦顶上设有流水沟，朝东朝南有窗，窗为两层玻璃门一层纱门，屋里有中式木床和书橱，格局颇为讲究。据说当时天津的一些大家富户，都要有一点洋式的建筑，以示文明阔气”“洋书房里的布置，听说早年在墙上挂过先父在日本时画的油画，为一裸体日本女人，一时在亲友中传为奇事。屋中还摆过风琴或钢琴”“先父从日本留学回津以后，于课余之暇，经常在这间‘洋书房’里工作和接待贵宾。有一次我在前院玩，见父亲正送客人出门，我忙躲藏在门房里。客人走后，我问是谁，老家人张顺说是上海的许老爷，来了多次，还在‘洋书房’里住过。现在查阅资料，知道这位应是父亲的盟友许幻园，青龙桥‘城南草堂’的主人，在上海借房给我们住的名士。过去，都知道先父在上海的盟友袁希濂曾来过我家，对于许幻园的到过天津，是没有过记载的”。可见李叔同回国后在天津期间，许幻园、袁希濂都曾到过桐达李家造访过这位昔日的盟弟。因李叔同的日籍夫人尚独居沪上，故李叔同于1912年春，告别天津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9岁的李端和13岁的李准，由津南下申江，再次来到了上海，与日籍夫人团聚。到上海后的李叔同先在南市王家码头竹行弄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任教国文；后应聘于《太平洋报》，主编副刊《太平洋画报》；1912农历七月，李叔同又应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之请，赴杭州担任该校图画和音乐教师；1915年再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师。累年奔波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唯周末、假期回上海与日籍夫人团聚。如李叔同的好友夏D尊在纪念弘一大师诞辰六十周年时所撰文《弘一法师之出家》中言：“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两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此文刊登在民国三十年二月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的《觉音》上；他的学生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也说：“法师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趟，星期日下午返校，从来不请假。法师爱吃糖果和水果，每次从上海来，一定带点来”。那么，春秋八载，李叔同和他的日本夫人到底寓居沪上何处？此事鲜有人知，更乏记录。仔细查考，虽线索蛛丝迹微，但还是有迹可循的。
&&& 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后，袁希濂撰《余与大师之关系》一文纪念弘一大师，发表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第78～80期《觉有情》合刊上，文中透露出李叔同留学归国后，携日本夫人客居沪上的一些信息：“民国元年，师应上海《太平洋报》之聘，主持笔政，赁一室于西门外之宁康里，安置眷属。”袁希濂是李叔同天涯五友的金兰契友，1904年袁希濂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李叔同则于1905年东渡日本，亦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期间，虽然都忙于学业不能时常聚首，但往来有之，彼此境况理当晓悉。且1911年李叔同回国，在上海安顿好日本夫人，暂居天津期间，袁希濂恰刚从东京法政大学毕业，也在天津，任法官职。其时，袁希濂屡到李叔同府上拜访，“星期常得聚首”，还“曾数次饭于其家”，彼此畅怀谈心，论往说今。李与袁既是至交，又有东京留学的共同经历，关于李叔同日本夫人诸话题，料当言之难避，故袁希濂之回忆，无疑是可信的，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 那么，李叔同安置日籍夫人的宁康里在沪上何处呢？笔者翻阅了大量老上海资料，发现在浙江北路有一民国旧建，名曰“宁康里”。又在读谢菊曾《涵芬楼往事》时发现也有宁康里线索，其中《蒋竹庄的官兴》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吸引了笔者的目光“武进蒋竹庄（维乔）清末与蔡孑民（元培）等共同创办爱国学社，附设爱国女学，担任教课，后来两人又同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粹芳之招，进商务编译所编辑《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九一六年初夏，他又‘挂冠’回到编译所。……当时蒋竹庄住在北浙江路宁康里，自己置有一辆破旧的铁轮东洋车，每天由‘车夫’拉着他上班下班。”有了目标，遂开始寻访，经过现场调查，在天目中路和海宁路之间的浙江北路段果然找到了宁康里。整个宁康里与华兴路东端、安庆路西端相邻，共有五条弄组成，每条弄的弄口拱门上方都有 “宁康里”题名，落款署名为曹福元，不知与吴县晚清进士曹福元是否为同一人? 据查曾于民国13年12月出任第四届江苏洞庭西山旅沪同乡会会长的吴县夏春樵，其公馆也在宁康里，其时地址是北浙江路359号，故题此“宁康里”之曹福元很有可能就是吴县进士曹福元。从各弄拱门上的门牌号来看，宁康里包括现在的浙江北路372弄3-17号；382弄1-17号；392弄3-19号；402弄3-17号和412弄3-21号；从建筑结构上看，确是民国时期的石库门老房子，至于具体年代，居民们也说不上一个准数。 经笔者仔细观察,发现“宁康里”题名旁还有“癸丑冬月”款，癸丑即1913年，在庆幸找到宁康里的同时，笔者随即又产生了两个疑问：一、从地图上看，浙江北路宁康里的位置在上海火车北站附近，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相差甚远；二、袁说1912年时李叔同已将日本夫人安顿在宁康里，而此处宁康里题款年号之“癸丑冬月”却是1913年，那么，此年号的时间是否就是宁康里建筑始建的时间呢？如果此宁康里系1913年所建，那么，可以断定此处建筑并非袁希濂所说之宁康里，李叔同居住的宁康里应该另有其所。事实究竟如何？经过多渠道反复调查，并在上海城建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最后在该馆查到了此处宁康里建筑的原始建筑档案D（03-01），从这些建筑的原始案卷记录中可以证明，浙江北路宁康里之建筑建于1913年，与袁希濂所说的李叔同民国元年入住宁康里之时间不吻，加上地理位置也不同，从而排除了浙江北路宁康里的误导。那么李叔同携日本夫人所居之宁康里到底在哪里呢？笔者再次对民国上海滩旧里老弄等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并详细查阅了《上海地名志》，发现除了先前否定了的浙江北路宁康里以外，在旧上海还有其它三处宁康里，分别是：西华弄37弄宁康里、白渡路243弄宁康里和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为探究竟，笔者深入现场，一一走访调查。
&&& 西华弄37弄宁康里。西华弄现属黄浦区辖内，在地图上没有找到西华弄的标识，但在资料中查到，它应该在江阴街附近。拿着地图，边走边找，终于在尚文路和学前街附近笔者找到了被中华路和江阴街两路相夹而形成的一段不过六十来米长的西华弄。整个西华弄现有门牌号由北至南依次是1号～39号，但多半建筑已被拆，即便是还未拆的，也已是破败不堪，摇摇欲坠了，所幸西华弄37号宁康里门牌尚存，但只剩下几座石库门框和墙头长满蒿草的残墙。路两旁是外地来沪谋生者设的各种小摊，对于宁康里的历史他们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与西华弄相邻的江阴街上找了一些老人询问西华弄宁康里旧事，皆都无果，只能作罢。根据西华弄现实位置，结合清末上海地图，从方位上看，西华弄宁康里位于中华路之路南，而中华路是上海老城厢城墙拆后所建，中华路的走向就是当年城墙之走向，据此分析，西华弄大概是在老城厢大南门和小西门之间城外西南角的位置，与袁希濂所述西门外之宁康里不甚贴切。
&&& 白渡路243弄宁康里。从地图上看白渡路也在黄浦区，按图索骥找到了白渡路，发现已离东面黄浦江不远了。白渡路东端与中山南路相接，西与中华路相邻。沿着白渡路一路寻找，在小东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小东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对面找到了白渡路243弄。与西华弄一样，白渡路的旧城拆迁也已全面铺开，白渡路243弄及其左右建筑皆已拆除，仅剩沿路弄口的一堵残壁和快掉下的“白渡路243弄1-2号”一块门牌。从白渡路方位来看，很明显，白渡路243弄宁康里的位置已经在东门外了，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相背道了。所以，白渡路之宁康里应被排除。
&&& 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方斜支路,其区域位置还是在黄浦区,地图上亦有明确标注，找起来不算困难，最关键的是它地处老西门外，这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宁康里”吻合一致了。
&&& 坐地铁十号线，在老西门站下车，出了站就是老城厢城西的位置。走过文庙,在文庙路仿古牌楼前，穿过中华路，就可以看到方斜支路的道路牌了。方斜支路整段路宽约8米，路也不长，也就百米左右吧，路东与中华路相交、过中华路与文庙路相接；而路西则与西藏南路相交，接方斜路，此路因由方斜路派生而出，故而得名方斜支路。方斜支路沿路皆为民宅，整条路的路牌号共有35号，由东向西按1-35号依次分布，而其中的35号标作35弄，因为35弄由五幢民国建筑共36户民宅组成，故门牌分别标记为方斜支路35弄1-36号。方斜支路35弄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五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建筑，第一、二两幢是有前后天井的石库门房子，门牌号分别是方斜支路35弄33号-36号和25-32号，每个石库门内现在都居住着四、五户居民；第三、四、五幢有后天井，但无石库门，各幢门牌号依次是方斜支路35弄17-24号、9-16号、1-8号；每幢建筑通面宽约28米，建筑进深约8米，前后天井进深约6米；五幢建筑南北向纵深在百米左右，现有建筑面积共约三千平方米。环顾四周，可以如此描述方斜支路35弄的具体方位：北靠方斜支路、南傍安澜路、东邻宁安路、西依西藏南路的南文大厦和老西门街道办事处所在的永惠大厦。与方斜支路35弄五幢建筑紧傍的宁安路是喧闹的菜市场，路两旁摆满了各式摊位，加上川行的人流，原本不宽的路更显得狭窄了；在方斜支路及附近的宁安路上采访了多位老年居民，包括访问了在方斜支路35弄居住了七十多年的几位老人，当告知意图后，皆得到热情地回应，都肯定了方斜支路35弄这五幢房子区块就是宁康里的说法。一蔡姓老人说，他父辈从小就住在这里，几代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十多年；今年82岁的朱林根老人也是在此住了半个世纪的老房东，他说，自从住进这里起，他们就一直沿用着宁康里地名，现在虽然门牌号改作方斜支路35弄了，但大家还是习惯了用宁康里旧称，改不了口，所以，只要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说宁康里，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但年轻人则知之不多了。朱老先生回忆道，民国时，宁康里西边是黄包车公司，边上还有一所学校――树人小学，不过都早已拆除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对宁康里建筑进行过一次修缮，但结构没有变，宁康里这五幢老房子都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子。
在宁康里采访82岁的朱老先生
宁康里老宅
&&& 在查找宁康里资料时，笔者查阅了江苏藏书家陈克刚老先生提供的许多民国期刊，发现这方斜支路上的西门外宁康里与南社、同盟会、东方画会的历史都能扯上关系，且都与李叔同有交集。
&&& 1936年5月，蒋慎吾在《越风》14期上发表《我所知道的柳亚子先生》一文，介绍柳亚子和同盟会，文中蒋慎吾转录了柳亚子的一封信：“讲起健行公学，倒是值得一提的事情。原来，1905年，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实行取缔规则，一时留学生都愤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但中国公学的主持人，忽然有排斥江苏人的举动。于是一般江苏籍的归国留学生又在1906年春天，创办了健行公学。健行公学事务上的实际主持人，可说是朱少屏先生，而表面上的校长，却是姚子让先生（但实际上他是不来校中的）。此时高天梅先生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他在健行公学教国文，就把这学校当作了革命的机关。我的加入同盟会，就在这个时候。健行公学在西门宁康里。我们在学校后面租了一所房子，名曰‘夏寓’，是贮藏秘密文件的地方，也曾秘密地召集过会议。后来有人主张，和学校地址太近，有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把‘夏寓’搬到八仙桥鼎吉里四号（引者注：即后来的淮海中路114弄，已在1993年淮海路改建时被拆）”；信中提到的健行公学，当时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实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外围组织，也是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学校以《黄帝魂》《法国大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书为教材，宣扬进步思想，地点就在西门宁康里；可见同盟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已从蔡元培、黄炎培时期的公共租界开始转向高天梅、柳亚子、朱少屏时期的宁康里老市区，更趋近平民化。而所谓的“夏寓”其实原是松江会员夏昕榘在沪养病的公寓。上世纪初，随着洋烟的进入，吸纸烟迅速在国人中兴起，当时知识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吸烟对于身体健康的危害，便开始在社会上呼吁戒烟禁烟，并成立各种劝烟会，1911年，由伍稚庸为会长、李平书为副会长的“劝戒纸烟会”成立，夏昕榘与朱少屏、张静江、朱葆三、张元济、尤惜阴等同盟会员一同加入劝烟会，并出任劝烟会宣讲员一职，日的《申报》上就此曾作报道。“夏寓”位于健行公学北面不远处，为避人耳目，遂标“夏寓”门额以掩护，实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之秘密机关。其时，柳亚子经朱少屏和时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旭的共同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又在蔡元培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在宁康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编辑《复报》，并寄至日本付印，然后再寄回宁康里发行，提出光复中华，锋芒直指清廷，传播革命思潮，为辛亥革命做了许多重要的舆论准备；在1936年3月《逸经》文史半月刊上发表有柳亚子当时应陆丹林约稿而写的《我和言论界的因缘》，文中记录了在宁康里健行公学办《复报》，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相呼应之事：“到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隐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板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功了民报的小卫星呢”。笔者在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申报》第一版上找到了当时健行公学刊登在报上的招生广告，意在通过“伦理、国文、体操、历史、地理、英文、算学、博物、理化、图画、法制经济、音乐”等学科的开设，培养学生达到“预备直进专门学校并养成中学教育之资格”之宗旨；学校地址署明设在“上海西门外宁康里小菜场对门”；朱少屏的儿子朱桐生在《南社新南社部分社员事略――朱少屏》中也记述了这一段历史：“少屏与高旭乃别创健行公学于西门小菜场宁康里，与高旭（天梅）、柳弃疾（亚子）、陈陶遗、沈砺（道非）、陈去病（佩忍）等皆任讲师”。《上海名街志》之《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一章中，记载1906年3月，中国同盟会江苏、上海两分会合并，高旭任会长，“机关设南市西门外唐家湾”夏寓，而按柳亚子的说法，夏寓就在西门外宁康里健行公学后面。
&&& 为进一步证实方斜支路宁康里就是“西门外宁康里”，笔者又根据宁康里后面有“小菜场”和“唐家湾”之信息，继续在方斜支路宁康里周围寻找相关线索，再求佐证。在随后的现场调查中，笔者在方斜支路宁康里附近之西北处找到了唐家湾路和唐家湾小区，并在与唐家湾路相邻的肇周路281弄10号采访到了民国时就居住在此的沈老先生，经沈老先生指点，又在唐家湾路和肇周路路口找到了唐家湾菜场。从沈老先生处得知，唐家湾以菜场闻名，该菜场已有百年历史了，菜场原来占地区域很大，一直延伸到方斜路附近，是民国时期沪上最大的知名老菜场了，1921年又在唐家湾菜场区域新建了一座室内菜场，这是上海历史上中国人自建的最早室内菜场。1999年和2005年政府先后对菜场进行全面改造，将唐家湾室内菜场建设成为标准化菜场，现改名为万有全唐家湾菜场。至此，证实方斜支路宁康里附近，当年确有“唐家湾”和“小菜场”。而李叔同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好友黄炎培就在与宁康里相距不远的西门外方斜路348号江苏省教育会任主事，不知其时有过交往否。
采访肇周路281弄10号沈老先生
&&& 另外，在《上海美术志》第四编《美术机构与美术社团》上，在对我国第一个西洋画社团“东方画会”的介绍中，也提到了西门宁康里：东方画会“创立于1915年春。会址设于上海旧城西门宁康里。由乌始光、汪亚尘、陈抱一、沈泊尘、俞寄凡等发起。曾组织会员赴普陀山旅行写生，以及讨论如何发展中国西洋画问题等活动。会员二十余人，每月需交纳研究费。活动十余年，因中国画兴盛、会员出国留学或他去四散，遂自行解散”。汪亚尘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在西门宁康里创办东方画会：“民国四年春，陈抱一由日本归来，讲给日本人学洋画的方法，须用石膏模型，为练习初步。另外又组织一个研究所，定名叫做东方画会，地点在西门宁康里。起初征集会员，有二十余员，因为每月收纳研究费，石膏模型既少，研宄的兴趣，便提不起，学员渐渐减少，办了半年，便收旗鼓”。&
&&& 在资料查阅中，笔者还找到其它一些与西门外宁康里相关的信息线索：1907年，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并于6月创办西医刊物《卫生世界》月刊，介绍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状况，对传播西医药知识起了较好的作用，共出五期，1907年10月停刊，该刊现藏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而《卫生世界》的编辑发行所所址就设在西门外宁康里健行公学；还有日～3月6日，由警醒社发行、张元贤主编《樱桃》周刊；日～12月29日，吴常魁、张梦霞主编《美的常识》三日刊；日～11月30日，发行的三日刊《新常识》；日～9月26日，幸娥主编的《美的幸福》三日刊等，上述四种报刊的社址均设在小西门宁康里10号。而南社社员赵泽林也曾住宁康里，陈去病在《南社杂佩》中有记：赵泽林，字苕狂，浙江吴兴人，住上海西门外小菜场宁康里一百零八号。
&&& 从所获种种西门外宁康里之信息来看，实证了袁希濂所述，在西门外确有宁康里之事实。而方斜支路35弄宁康里与袁希濂所说的“西门外宁康里”也契合不二。综合以上诸多考述，在排除了浙江北路372弄3-17号；382弄1-17号；392弄3-19号；402弄3-17号；412弄3-21号之宁康里、白渡路243弄宁康里、西华弄37弄宁康里之后，证明方斜支路宁康里符合“西门外”“唐家湾”“小菜场”等诸条件，与袁希濂所述李叔同携日本夫人居住之宁康里相吻合。至此，可以确定，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沪上择西门外宁康里安居，这里也就成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在沪上的第一个家，其具体位置就在现今的黄浦区方斜支路35弄老宅区域。
望平街黄字7号
&&& 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壮怀激烈的李叔同振臂而起，发出：“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鼹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欢呼革命胜利的铿锵之声，慷慨激昂，荡气回肠。民国肇始，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倡导社会风气的匡正与革新，高举文学革命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以笔为枪，为推翻封建统治大声疾呼，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文化大军就是我国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他们与同盟会的武装斗争互成犄角，文武唱和，而当时的上海正是南社文人的集聚激扬之地，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李叔同从天津再次回到了辛亥革命中心的上海，他要与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李叔同入南社书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3月13日，第六次南社雅集后排右3朱少屏、右7李叔同，中排右2叶楚伧、右4柳亚子。
李叔同设计稿：在《太平洋报》社设南社通讯处
&&& 来到上海后的李叔同，先是在朱少屏的介绍下于日加入南社，入社编号211号，这一天恰好是南社社员们联合《克复学报》社、淮安学团，假西门外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为周实丹、阮梦桃两位烈士开会追悼，柳亚子在会上作慷慨祭词《祭周、阮二烈士文》。3月13日，与柳亚子、朱少屏、姚光、黄宾虹、叶楚伧、曾延年等42人，参加在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六次雅集，也是民国成立后的首次雅集；后又于3月底加盟沪上新兴的主流媒体《太平洋报》。民国初，上海报馆大都为南社同人主持，如汪精卫、吕志伊、邵元冲主编《民国新闻》，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创办《民立报》，戴季陶、李怀霜、陈布雷主笔《天铎报》，宁调元、柳亚子主编的《民声日报》，胡怀琛、胡朴安等主笔的《中华民报》，还有《太平洋报》《民权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等。成为南社一份子后的李叔同，应朱少屏之邀加入了由南社社员主编的《太平洋报》，与柳亚子、姚雨平、朱少屏、叶楚伧、苏曼殊、胡朴安、胡寄尘、陈无我等南社社员同事报业。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叙述道：“叶楚伧办起《太平洋报》来了，于是，我从《民声》出来，跳进了《太平洋》。《太平洋》的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员，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太平洋报》于日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创刊于上海，每日出对开三大张，并每期以近半版的篇幅刊载英文新闻。该报的全部印刷设备，都来自光复前同盟会在公共租界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办的一个秘密印刷所，是由当时担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拨给的，报馆的日常经费开支也皆由陈其美提供。出任该报社长的是姚雨平，时任粤军北伐军总司令；主笔之一的柳亚子，是总统府秘书，南社盟主；总主笔叶楚伧，是李叔同南洋公学之校友，北伐军之参谋；经理朱少屏，是孙中山的总统秘书，也是李叔同的旧友，李叔同曾在日给杨白民的信函中“附呈一函，乞便交少屏朱先生”，可知李叔同和朱少屏的交谊亦甚早。《太平洋报》以“唤起国人对于太平洋之自觉心，谋吾国在太平洋卓越位置之巩固”为宗旨，其言论倾向鼓吹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封建专权,反对封建军阀，是民初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李叔同被聘为该报主笔后，负责《太平洋报》之广告和文艺副刊，并主编《太平洋画报》。该报出版半年后，因经费困难，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因该报陈英士、姚雨平、叶楚伧、朱少屏、柳亚子、胡朴安等既是南社社员，又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之会员骨干，故《太平洋报》一直被认为是同盟会在沪上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观1912年3月各期《申报》上刊出的李叔同为《太平洋报》设计的宣传广告，可知当时的《太平洋报》共分七大版块：（一）商榷政治策略；（二）代表国民外交；（三）造成正确舆论；（四）研究国防计划；（五）拥护侨众权利；（六）促进海外发展；（七）输入世界知识；并下设十五个栏目：1、社说；2、专件；3、译件；4、国外专电；5、国内专电；6、译电；7、世界要闻；8、各省要闻；9、本埠要闻；10、时事评；11、小说；12、文苑；13、杂记；14、插画；15、英文论纪。该报的“英文论记”和“美术广告”是有别于他报的两大创新。与李叔同一起共事于《太平洋报》的报社同人孤芳在弘一大师圆寂后，写有《忆弘一法师》一文，回忆前尘往事：
&&& “法师与我相熟，而且在三十一年以前，在频繁 《太平洋报》共事颇久。……他擅长的艺术当中，除了音乐之外，还有书法、花鸟画和篆刻。《太平洋报》的报头，是他的手笔。报上的广告文字与图案，大半也是他写的和画的。他关于广告的设计，很有研究，在那时候中国报纸的广告除了文字之外，没有图案的、只有《太平洋报》的广告有文字，有图案，都是法师一人所经营的，而且他设计的广告，文字和图案，都很简单明显，很容易引起阅者的注意，但是他没有一点市侩气，这是法师的平日读书养气工夫很深的缘故。他除了编辑广告之外，还编一种《太平洋画报》，附在《太平洋报》内，赠送读者。……他有时穿长袍马褂，身段很长，面貌很清癯，嘴上是八字的胡须。”
&&& 胡朴安在1943年撰文《我与弘一大师》，追述道：“朴安与弘一大师不仅同社而已，民国元年与大师同事于《太平洋报》。大师俗姓李，号叔同，精书画，擅刻印，朝夕相处，常觉其言论有飘飘出尘之致”。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担任该报文艺、广告栏目及《太平洋画报》主编时的设计风格，我们可以从上海图书馆馆藏《太平洋报》中窥斑见豹。李叔同的设计一改往日旧式广告呆板沉闷之套路，在形式和内容上皆有大突破，广告中穿插绘事，施以趣味，图文并茂，清新醒目，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可谓开近代报刊广告艺术创新之先风。浓郁的金石气息，清新简雅的线条，生动形象的图案，意趣盎然的韵味，类此种种，鹤立夺目于沪上报界，脱颖而出。如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得意自言：“本报发行以来，颇承海内外欢迎，广告一栏，尤为大雅所推许，故本埠嘱登广告者，日必数十起，呈报界未曾有之盛况”。1912年4月间，李叔同曾将其在报上所作之广告汇编成《太平洋广告集》，而为广告集作序的正是1928年冬与弘一大师、谢国梁一起由沪启程去泰国弘法，为弘一大师半途改变赴泰初衷，开启留住厦门缘起因缘的那个尤惜阴，后来的演本法师。而据《演本大师事略》所记，1903年李叔同离开南洋公学后，曾与尤惜阴共事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师，可见彼此交往甚早。尤惜阴为集作序，序中赞称李叔同：“抱卓绝之道艺振兴国内天产之宏愿，插足广告场中，撰种种新式广告，独得人造之妙用，曲达事物之情状，汇而成册，贡诸社会，缩造化巧妙于寸素之中，促人事进化于革新”，宣扬李氏新式广告教化之功。
&&& 在编辑广告的同时，李叔同还担任附刊《太平洋画报》的主编，画报随《太平洋报》发行，不定期，或隔三差五出一期，或连天出版，用连史纸印刷，都是免费赠送读者。画报的编辑和版面设计非常别致，体现了李叔同艺术创新的一贯风格，其版式据内容不同而随机应变，并不类同，或立轴、或册页、或对联，颇具新意。李叔同珍藏的《魏王僧墓志》碑帖、苏曼殊之《汾堤吊梦图》以及李叔同自己创作的书法和花鸟画等作品，都曾刊其上。说到苏曼殊为叶楚伧所作之《汾堤吊梦图》，其实还得益于李叔同之助缘，据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中所记，那幅画是在太平洋报社三楼李叔同的宿舍里完成的，其缘起倒也有趣，不妨一提：“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借口，不能不画了”，文中所述息霜即李叔同；此事叶楚伧自己也有诗“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及诗序：“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报》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事后，李叔同遂将此画刊于报端，同期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创作的一幅以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此两件艺术品为“双绝”。
李叔同刊登在《太平洋画报》上自己所珍藏的《魏王僧墓志》碑帖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开辟的文艺专栏
&&& 而李叔同主编之《太平洋报》文艺专栏，更成为南社社员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苏曼殊之小说《断鸿零雁记》也于5月12日至8月7日在该报上连载，李叔同还请朽道人陈师曾为曼殊小说配图插画，添得许多雅致。时逢陈师曾来沪，李叔同便在《太平洋报》上作专门报道，并刊出陈衡恪大幅半身照，大肆宣传。李叔同也在该栏目上刊发自己的诗词作品《咏菊》《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图》《赠黄二南君》以及《李叔同书例》《李庐诗钟自序》和艺术论着《西洋画法》《广告丛谈》等，开辟的《文艺集》《文艺消息》《文艺批评》《文艺百话》等栏目，皆精彩纷呈；《广告丛谭》《西洋画法》等新识新知更开艺术启蒙之先河；新新舞台黄喃喃的新剧演出，以及李叔同在日留学时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老师黑田清辉、东京音乐学校音乐老师上真行和日本美术团体白马会、赤瓮会等艺界动态消息亦屡被李叔同撰之于报端，介绍宣扬。许多人就是通过《太平洋报》认知了新文艺，也认知了李叔同的才情风华。丰子恺在《我的漫画》中回忆：“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叶圣陶在《两法师》中写道：“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里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姜丹书《记弘一上人》云：“太平洋报，在当时为报界后起之秀，以上人主持笔政故，形式崭新，尤重文艺，而上人书法之妙，亦赫然昭示于天下。余与上人，初为文字交，先即以报章文艺相往返，继为南社同文”；陈无我在《话旧》中回忆：“不久，武昌起义，共和肇建。民元春夏间，陈英士先生等办《太平洋报》，主编叶楚伧，总理朱少屏，我也滥竽在编辑部内。那《太平洋报》特辟文艺一门，用连史纸石印单张，随报附送，那主编文艺的，原来就是李叔同先生”。在主笔《太平洋报》的同时，李叔同还和南社诸友创办了《文美会》，日《太平洋报》之《文艺消息》上刊有一则新闻：“叶楚伧、柳亚庐、朱少屏、曾孝谷、李叔同诸氏，同发起文美会，以研究文学、美术为目的，凡品学两优，得会员介绍者，即可入会。每月雅集一次，展览会员自作之文学、美术品，传观《文美》杂志，联句，名家演讲，当筵挥豪，展览品拈阄交换等，事务所设在太平洋报社楼上编辑部内”，5月中旬文美会召开第一次雅集，李叔同、柳亚子、黄宾虹、曾延年、叶楚伧、朱少屏、李瑞清、陈师曾、吴昌硕等二十多人参加。4月22日，在李叔同的介绍下，昔日留日同窗好友曾孝谷亦加入南社。其时，李叔同还为南社通讯录之第三次修订本的出版，设计图案并题字。5月，李叔同又与高燮、高旭、姚光、叶楚伧、胡朴安、柳亚子、姚锡钧等南社诸友，以“扶持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讨论学术，发明文艺”为内容，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并于6月30日在金山张堰正式成立。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4月11日《太平洋报》上之连载
李叔同为《文美会》并入《国学商兑会》所作广告，刊登在《太平洋报》上。
李叔同为《文美会》所作广告刊登在《太平洋报》上
&&& 在《太平洋报》启蒙文艺的同时，李叔同还常在望平街另一家由李怀霜、陈布雷主笔的《天铎报》上发表《诛卖国贼》《闻济南兵变慨言》《赵尔巽如何》等时论文章，发出：“国危矣！昏聩胡涂之政府无望矣！然民国者，吾民之国也。吾民既为国之主人，当急起而自为之”锵锵新声，呼唤进步，鼓吹革命。1912年五月，李叔同曾为当时倡兴新剧、后来的故宫青瓷专家陈万里撰有四字横幅一页――“鼓吹文明”，此可谓其时李叔同沪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6月17日署名成蹊在《天铎报》发表文章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6月20日署名成蹊在《天铎报》发表文章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5月22日署名成蹊在《天铎报》发表文章
&&& 关于《太平洋报》报社之详细地址，笔者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该报原件，发现在报头上只注明“总发行上海望平街”，再查阅各期，均未发现该报具体的门牌号，倒是在报头位置标有当时报社的电话号码：2769。为了找到报社的准确位置，笔者查阅了众多其它辅助资料，后在1912年3月的《申报》上找到当时《太平洋报》刊登的出版通告。为宣传即将出版的《太平洋报》，《太平洋报》社在3月8～14日、17日、25日、27日、31日等期的《申报》头版上连续刊出《太平洋报》出版的通告和再告，大肆宣传，详细介绍《太平洋报》的特色、优势和各版主要栏目，以及代理广告和报业销售和订阅等事项，并注明总发行所地址设在望平街上，又在4月1日首发当天及次日的2日在《申报》上刊发“太平洋报已出版”的广告；笔者对各期通告内容一一仔细比对后发现，除了10日～14日广告中未注明社址外，在3月8日和9日的文告上明确社址“本报设在上海山东路即望平街黄字七号”，17日和25日注明“总发行所设在上海望平街”，27日《申报》头版又刊出了李叔同为《太平洋报》设计的“《太平洋报》四月一日出版”广告专栏，除了介绍《太平洋报》具有“英文论记，美术广告”二大特色外，还注明订阅及函购报纸的联系地址“上海望平街黄7号”。另据笔者查阅《时报》所得，在日、10日、13日、17日、19日、27日、31日各期的《时报》头版显着位置，都刊登了《太平洋报》出版广告，其联系一栏，清楚写着：“本报设在上海山东路即望平街黄字七号”“上海望平街七号”，故《太平洋报》社的准确地址由此明确。
《太平洋报》在日《申报》上所作的广告
&&& 其时，李叔同全身心地投入于繁忙的报业工作，以文艺的手段鼓吹民主革命新思想，致力于新知、新艺之宣扬传播。为方便工作，李叔同以报馆为家，所以就住在山东路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报馆三楼他的宿舍，而并非住在他西门外宁康里的寓所。与李叔同共事《太平洋报》的同人有相关回忆述陈，可证其实。柳亚子《苏曼殊研究》：“《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李叔同的报社同人陈无我在《话旧》中述道：“与李叔同闻声相思多年的我，这才和他有缘识面，可是李先生的性格与众不同，他喜欢离群索居，他独自住在报馆三层楼上一间小室里，睡觉看书编稿子都在这里面，每天除了吃饭下楼之外，简直碰不到他的影子。我偶尔有事上三层楼去，经过他的房间，那门总是关的。有一天难得发生例外，那门是虚掩着，我向内探窥，见李先生伏在案上，运笔如飞，我不敢惊动，只好过门不入”；主笔《太平洋报》的一帮文人，闲暇之余，皆喜豪酒不羁，柳亚子在《我和言论界的因缘》中言，我“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场，一面和曼殊、楚伧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孤芳《忆弘一法师》：“报馆里一班编辑，也都是南社社友。他们在编辑完了时，多向歌场酒肆征逐，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以一个日本和尚――曼殊好着和尚装，也厕身其中，酒肉厮混，独弘一法师孤高自持，绝不溷入，灵机早露，在那时，或已看空色相了”；杨仲璇在1943年第三期《潮声》上发表有《一代高僧弘一大师的生平及其功业》，文中写道：“民元陈英士等创办太平洋报，辟文艺副刊一门，由大师主编。他独自住在报馆的三层楼一间小屋里，睡觉、看书、写稿都在里面。”似此种种记忆，足以证明1912年主笔《太平洋报》时之李叔同，寄居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报馆三楼小屋之事实，并非与安居在西门外宁康里的日本夫人住在一起。
&&& 其时的李叔同专注办报，不入俗流，这除了他凡事认真之性格使然外，也与他当时因家族钱庄倒闭，百万家财，倏忽荡然散尽，急需挣钱负担天津、上海两地不小家用开支之诘据生活环境不无关系。我们查阅当时李叔同主笔的《太平洋报》，在报上屡见刊登有《李叔同书例》的润笔广告：名刺一元，扇子一元，三、四尺联二元，五尺以上联三元，横竖幅与联例同，三、四尺屏四幅三元，五尺以上屏四幅六元，四幅以上者照加，余件另议，先润后墨。件交太平洋报馆广告部；在1913年他与好友许幻园的信函言词中，亦直言“承惠金至感。写件本当报命，奈弟近来大窘困，凡有写件，拟一律取润，乞转前途为幸”，从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李叔同在那个阶段经济上的窘况，只能以润笔补贴家用之不足。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4月12日《太平洋报》之李叔同书例
&&& 望平街在黄浦区，望平街的前身，要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1844年英国人在租界内建起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随后又在仁济医院建筑马路，名为庙街，其中南段俗称麦家圈，因184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在此购地开设墨海书馆，并建造了家属住宅，故统称麦家圈；北段俗称望平街，是一条碎石铺面的小街，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将其改称为山东路，但望平街之名却一直被民间延续并用着。百年前的望平街，在四马路（福州路）北侧与英大马路（南京路）南侧之间，与九江路（二马路）、汉口路（三马路）相交，横穿今日之福州路和南京东路，不过现在的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这条望平街了，因它已更名为山东中路。按现在的地标，原来山东路望平街的地理位置应位于现在黄浦区福州路以北、南京东路以南之山东中路之一段；望平街不长，不过二百来米，与附近繁华的南京路商业街、福州路文化街相比，这里显然要清静了许多。可就是这条现在看起来不甚起眼的小马路，百年前，这里可是名闻沪上的报馆街。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革命派和孙中山同盟会会员们进行活动及发动起义的重要基地，也是传播和宣传民主思想的主要阵地，而望平街当时地处英租界，得益于租界的特殊政治荫庇，使得清政府对新思想的打压有了一个缓冲区，于是报人们纷纷聚集于以望平街为中心的十字形区域里，山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一带大小报馆毗连，诸多新媒体在这里应运而生。从二十世纪初起，除李叔同的《太平洋报》外，《申报》《新闻报》《时报》《天铎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民强报》《中华民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国新闻》《神州日报》《晶报》《回民日报》《民声日报》《上海画报》等大小数十家报馆先后在望平街附近择址设馆，鳞次栉比。望平街“自晨至夕，皆为之拥挤不堪”、“攒首万人”，成为上海滩最热闹的新闻集散地和信息传播中心，《太平洋报》也不例外，林立在这洋洋报馆群中。曾活跃于望平街的著名报人、李叔同在浙一师时的学生曹聚仁在《望平街的故事》中回忆：“望平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跃着，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我们就从这条马路的脉搏，体会得朝野中外的动态呢！”近人叶仲钧在《上海鳞爪竹枝词》中如此描绘热闹的报馆街：“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近有几家营别业，迁从他处另悬牌。”更有人将上海望平街之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美国华尔街、政治中心英国唐宁街，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街。一纸新闻十万兵，先进报纸和进步传媒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启迪民智，开通风气，在政治、经济、文化、新旧思想的社会大变革进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行者，李叔同当然也不例外，在西风东渐的上海滩，他踩着时代的鼓点，和着社会的节拍，把握着岁月的脉搏，在短短的望平街上，留下了他长长的身影。只是《太平洋报》在经营了半年之后，最终迫于经费困难而停刊，悄然退出了望平街，以至于我们现在仅从掌握的“望平街黄字七号”这单一信息，很难确定《太平洋报》馆的七号门牌到底在望平街的哪个具体位置。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通过与望平街七号相邻的一些知名老字号报馆的馆址，去分析和推断出《太平洋报》馆的馆址所在。
&&& 据史料记载，民国初期在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与三马路（今汉口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上海滩的三家主要报馆都汇集于此：西之《申报》馆，东之《新闻报》馆，南之《时报》馆；《申报》是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上海，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909年为买办席子佩收购，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随后将原有2层砖木结构老楼拆除重建，1918年10月，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的五层钢筋混凝土报业大厦落成使用， 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此楼便成为《解放日报》社，笔者现场调查时看到，当年的《申报》馆建筑现在还依旧保存完好，只不过底楼已是一家新旺茶餐厅，因《申报》馆地处汉口路和望平街的转角处，故往日望平街158-159号的《申报》馆门牌号，已分别被现在的山东中路255号和汉口路309号取而代之，据茶餐厅老板说，不久餐厅也将搬出至对面的黄浦市民健身中心大厦。说到老上海的门牌号，其实并非如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都是统一由南到北、从东向西号数逐渐递增的，而是随租界管辖区域之不同，门牌号的编法也多有不同。比如法租界的编法是从南到北牌号逐渐由大到小，而英租界的编法则是由南向北牌号依次从小到大，《太平洋报》所在的望平街当时属英租界，按照门牌号南北向从小到大的编法来推算，《太平洋报》馆所在的望平街黄字七号，就应该在望平街158号《申报》馆再往南不远处吧。而《申报》馆往南最有名的报馆当属《时报》馆了。
&&& 《时报》创办于日，是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在国内的第一份报纸，康有为的弟子狄葆贤任经理，梁启超参与策划，罗普和陈景韩出任主笔，内容多革新反清，体例均有创新特色。《时报》馆初址位于《申报》馆之南，在望平街与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太平洋报》同时期之1912年4月《时报》头版所署地址可知，《时报》馆址“开设在上海四马路望平街口”，也就是说《时报》馆所在位置是望平街的南端起始点，那么，《太平洋报》馆址必定是在《时报》馆与《申报》馆之间，而我们若能进一步获得《时报》馆在望平街的门牌号，那就能对《太平洋报》馆址进行更精确的定位。为此笔者查阅了《时报》创办后的十多年不同时间段各期报纸，希望从中找出《时报》馆址在望平街的准确门牌号，从创办之初1904年所署的“本报开设上海四马路”，到1905年的“本馆开设上海四马路门牌辰字583号,德律风1201号”，再到“本馆开设上海四马路望平街口”“本报开设上海福州路山东路转角，电报挂号2514，电话1201”，直至最后在日的报纸上找到清晰所写的“本馆开设上海望平街第六号，电话1201号”完整门牌号，从而掌握了《时报》馆与《太平洋报》馆间彼此门牌仅一号之隔之重要信息。由此我们再去深入分析，按照一般门牌号之排序规律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路之两侧各以单双号分别排列，若如此，那么六号的《时报》馆和七号的《太平洋报》馆应该是隔着马路两两相对；另一种是按照自然数依次序排列，这样的话《时报》馆和《太平洋报》馆就是彼此相邻了。那么，如何来确定当时所采用的到底是哪一种门牌排列法呢？我们不妨从《申报》馆的门牌号着手去解开这个谜。查阅1912年《申报》，可以在头版报头位置找到其详细馆址“本馆开设上海望平街第一百五十八、九两号，电话九十五号”，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望平街门牌号系按自然数依次排列之事实。故我们可以断定，望平街七号的《太平洋报》馆的准确位置应在望平街六号《时报》馆之北侧并与之相邻。1921年，《时报》因报业扩张之需要，狄葆贤在原址拆旧新建三层报馆大楼。新楼占地1081平方米，建筑面积4981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有欧式拱券门和古希腊爱奥尼克柱式装饰，东、南两立面均为西洋风格，上部有巴洛克式山花装饰。在三层顶部辟有屋顶花园，莳花弄草，可供游息。东南转角大门处矗立中国传统风格的七层八角形塔楼，通高26米，飞檐翘角，而门洞为欧式拱券装饰，塔身周围挑出阳台，可登高赏景，整幢建筑中西合璧，是当时沪上一道奇特之风景。新大楼落成时，孙中山为《时报》馆题字“宣传文化”，蔡元培题“日日新又日新”；1928年，郎静山等人在报馆大楼内成立了我国南方第一个摄影团体“华社”；1929年，《时报》迁至浙江路小花园处，原报馆塔楼建筑由大东书局使用，但上海市民仍习惯将其称之为“时报馆”，解放后，这里又成为外文和美术书刊的销售外。因《时报》馆位于望平街和福州路之交汇口，故当时的《时报》除了望平街第6号外亦有福州路583号牌号。1998年因城市建设，原时报馆塔楼建筑被拆，在原地建成坐落于福州路的现门牌号为318号之百腾大厦，所以，现在与福州路343号杏花楼总店隔路相对的百腾大厦就是当年的时报馆旧址；2005年，高盛以1.07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百腾大厦，并于2006年更名为高腾大厦；2010年9月，腾飞中国商业地产基金正式宣布收购高腾大厦，遂又改名为腾飞浦汇大厦，也就是说当年望平街第6号的《时报》馆，现在已是福州路318号的腾飞浦汇大厦，而当时与《时报》馆一号之隔的望平街七号《太平洋报》馆，其位置当然亦就在现在的腾飞浦汇大厦地块。
民国时期望平街上的《申报》馆和《时报》馆
现在山东中路上的《申报》馆旧址和《时报》馆旧址上的浦汇大厦
&&& 当年的望平街黄字7号《太平洋报》馆三楼，如今的黄浦区福州路318号腾飞浦汇大厦，李叔同曾在这里，在他沪上第五处居所的小屋里，演绎了他生命历程中又一段精彩。今天，望平街之报业盛势早如往事烟云随风散去，《太平洋报》馆也已落花成泥，在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唯有当年与《太平洋报》馆、《时报》馆相邻的《申报》馆旧址依旧默默屹立着，笑看着人间百年沧桑，只不过那曾经穿梭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报馆门厅，现已成了新旺茶餐厅食客们闻香释馋的尽兴之地，行色匆匆的路人再也闻不到随风袭来的那阵阵纸墨书香了。但愿茶餐厅搬出后的《申报》馆能够成为一家报馆博物馆，去再续上海滩曾经的书香。
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
&&& 李叔同在上海的又一处寓所地址“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是笔者在查阅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日记》时，于蔡元培先生日所记的日记中发现的：“李漱桐（息、广平），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而李漱桐、李息正是李叔同的曾用名，李广平则是1901年李叔同就读于蔡元培任总教习的南洋公学特班时的学名。而蔡元培与李叔同以及南洋公学特班的关系在本文第三章“英徐家汇路南洋公学上院三楼特班宿舍”中已有交待，在此就不再赘述。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9月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