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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双同名全国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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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陈显双的人，以江西省居多，其次是河北省、广西省、辽宁省、湖北省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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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军持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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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军持研究-1
陶瓷军持研究-1欧阳希君原文2005年部分章节发表于《收藏快报》，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内容提要：本文重新梳理了“军持”一词的来龙去脉，从文献与实物（包括古代美术作品中的军持）证明晋代已有军持。指出现代出版物中的名称及释义不清等现象，同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本文以军持的文献、实物、造型、质地、窑口及外销等问题入手研究，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军持的历史与宗教意义。认为早期军持为佛教用器，非外销性质，南宋以后军持，以外销外主，多为伊斯兰教用品。据南宋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曰：“以净瓶一枚坎地一尺二寸埋之”（陆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正统道藏》卷十一2501页。转引自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期444页。），也可能有小量用于道教科仪瘞埋之事。而巴贲壶、藏草壶为藏传佛教法器，不属外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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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华夏鉴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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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军持、实物、造型、质地、窑口、外销、问题研究
& &&&军持研究主题较冷僻，且内容悖时，故有关军持专题研究之论文较少，且多为数十年前。近十年仅部分文章涉及军持，且又有部分文论语焉不详，名称混乱，各说一词。要从事某一专题研究，就必须查阅与认真研读该专题的前人研究文章，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反之，只能是皮毛之论，焉得肉骨。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收集了不少实物、标本及图片。根据最新考古资讯，笔者认为有重新思考与梳理的必要，遂有此文。谬误之处，望读者不吝批正，受益人不唯笔者，而益之于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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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b隋白釉象首军持
一、文献中的军持
& && &军持是“Knudikā”的音译。军持为梵语，意为净瓶或澡罐，僧人云游时随身携带的贮水器。这是《辞源》中“军持”条注解。军持又称“君墀”、“君持”、“军墀”、“军迟”、“捃稚迦”等。军持一名最早见于晋人《法显传》曰：“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章巽注曰：“君墀：津本、学本作‘军持’，院本作‘君墀’，君墀水瓶也。”［1］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有：“次南石上则有佛置捃稚迦”、“捃稚迦，即澡瓶也。旧曰‘军持’，讹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注曰：“军持，正言捃稚迦，此译云瓶也。谓双口澡罐也。论文作鍕持（造字：金字旁加一持字），字无所出。经中或作军迟。”晚于玄应的唐代僧人慧琳在其《一切经音义》中注解曰：“捃稚迦，僧所受用；君持，铜瓶是也。”季羡林注：捃稚迦“梵文Kundika音译，意译为水瓶、澡瓶、净瓶、澡罐等，为僧众十八物之一。”［2］唐代密宗创始人“释善无畏，本中印度人也……时中印度大旱，请畏求雨，俄见观音在日轮中，手执军持注水于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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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隋青釉象首军持
& && &有关军持的造型特征及用途等，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描述曰：“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穴，恐虫尘入，或可著盖，或以竹木，或将布叶而裹塞之。彼有梵僧取制而造。若取水时，必须洗内，令尘垢尽方始纳新。岂容水则不分净浊，但蓄一小铜瓶，着盖插口倾水流散，不堪受用难分净浊。中间有垢有气，不堪停水。一升两合隨事皆一阙。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长二尺宽一尺许，角摄两头对处缝合，于两头连施一襻才长一磔，内瓶在中卦髆而去。乞食钵袋样亦同此。上掩钵口尘不入，由其底尖钵不动转。其贮钵之袋，与此不同。如余处述，所有瓶钵随身衣物各置一肩，通覆袈裟擎伞而去。此等并是彿教出家之仪。有暇手执触瓶并革屣袋，锡栈杖斜进止安详。”“僧徒既至，解开衣纽。安置净瓶，即宜看水。若无虫者用之濯足，然后各就小床停息片时。察其早晚。日既将午，施主白言时至。法众乃反摄上衣两角前系，下边右角压在腰绦左边。或屑或土，澡手令净。或施主授水，或自用君持。随时济事重来踞坐受其器叶，以水略洗勿使横流，食前全无咒愿之法。施主乃净洗手足，先于大众前。初置圣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众。复于行食末，安食一盘，以供呵利底母。”［4］以上文献所言净瓶即军持，与玄应所言“双口澡罐也”特征相同。所谓的“其作瓶法”即指无流、无柄的小口长颈鼓腹器，而肩上多一口者即为“双口澡罐也”——军持。因此，无柄的两口瓶就是军持。也即是说军持的主要特征是无柄。李知宴等人也认为：“军持没有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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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洛阳东郊唐墓蓝釉军持
& && &古代美术作品中，笔者查阅到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窑北凉（相当于东晋末期至南北朝初期412～451年）年间的菩萨像壁画中有一幅菩萨像壁画［6］，高鼻深目，卷发，上半身裸，将鼻梁、眼皮、额角染白，以示鼓凸，明显受到西域画风影响，但微有顿挫的线描又有传统艺术之风骨。菩萨右手提握的正是一件军持。出自敦煌藏经洞，现流落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北凉绢本设色地藏菩萨像中［7］，右手所持军持，均与唐代净瓶式军持造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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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华夏鉴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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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西安市三桥镇出土唐三彩军持
& && &唐五代军持亦在工艺美术作品中常见，如甘肃秦安县出土1件唐代鎏金观音像［8］，高11㎝，左手执军持下垂，头戴化佛冠，上身袒露，佩带项圈、璎络、手镯，下身着裙，赤足立于莲台上，两条飘带逶迤至地，为典型唐代风格；五代观世音菩萨像、五代八臂十一面观音像轴画中，左平均执军持［9］；敦煌莫高窟237窟前室西壁上的五代～北宋观音壁画中左侧置有军持［10］；北宋六尊者像中的“锅巴嘎尊者”画像中小桌上放置有军持［11］，均与唐代净瓶式军持造型相同
& & 从文献看，军持最迟晋代已在我国出现，武威天梯山石窑北凉时期壁画及敦煌藏经洞中的北凉绢本设色地藏菩萨像中都已见军持形状。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中“军持”二字加“金”字旁，可知金属军持较多。义净于唐咸亨二年（671年）去印度求法，天册元年（695年）归国，在归途中所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凡水分净浊，净者或用瓦瓷；浊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浊乃便利使用。净者净手方持，必须安着净处；浊乃浊手随执，可于浊处置之。唯斯净瓶，及新净器所盛之水，非时合饮。余器盛者，名为时水，中前受饮，即是无愆；若于午后饮便有过。”［12］这时已见陶瓷军持及金属军持。到慧琳《一切经音义》（唐元和二年，即807年）还曰：“君持，铜瓶是也。”可见瓷制军持不多。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中也常见“军持”一词，如：唐贾岛《访鉴玄师姪》：“维摩青石讲初休，缘访亲宗到普州；我有军持工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可能所说军持是铜官窑瓷军持，也可能是铜军持。宋陆游《巢山》：“短发巢山客，人知姓字谁；穿林双不借，取水一军持。”陆游《入蜀记》：“远公之侧又有一人执军持侍立，谓之辟蛇童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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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故宫博物院藏唐白釉军持
& && &军持在现代的一些出版物中，目前可见多种不同名称，如：隋代的军持称“象首壶”［13］等；唐代的有称“藏草瓶”［14］、“水瓶”［15］、“带流瓷瓶”［16］、“净瓶”［17］、“军持”［18］等；宋元的多称“净瓶”［19］，也称“水注”［20］、“军持壶”［21］、“军持”［22］、“盘口壶”［23］等，明清一般称之为“军持”、“军持壶”［24］，也见文称“球形壶”［25］。也有人顾名思义，认为军持是一种军用物品，将之与南宋名将韩世忠联系，曰“韩瓶”为军持［26］，是唐、宋军中常用的储水，饮水器，时称“军持”（江慰庐：《韩世忠在镇江》，《文物天地》页。）。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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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台湾历史博物馆藏白釉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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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和传世军持
（一）隋唐五代军持
& && &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纪年墓出土军持实物为1959年河南安阳市隋开皇十五年（959年）张盛墓出土的“白釉象首螭把壶”，高13㎝，肩有八系，盘口有盖［27］。这件该“白釉象首螭把壶”当时只见文字，并不见附图。1985年笔者首次见到该“白釉象首壶”图片［28］，认为它是军持的另类造型，因为它盘口上不是盖，而是釉接胎，如图1a［29］，图1b有宽大相轮，螭口被固定在“盖”与“盘口”上，上有细颈小口。1975年江西新建县乐化郭台林场一座隋代砖室墓中也出土了1件“象首壶”［30］，即是“青釉象首军持”（图2）［31］，小盂状口，束长颈，颈上有扁状突棱，浑圆腹，圆饼状实足，肩部塑象头形流，施青釉，开细片［32］。1999年广州市横枝岗内环路工地M18出土1件“唐代青釉瓶”（图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154页图151，文物出版社，2005年。），小直口，长颈，相轮在颈口间，椭圆腹，假圈足，肩部置象首形流。这件“象首军持”虽被发掘者定为“唐代青釉瓶”，但笔者以为它与隋代的象首军持有一定的相似与相同，可能是隋代物或隋至初唐物，因为它的相轮及小口已与唐代军持较接近，正是隋唐军持的链接点。至此以后再不见象首军持出现。《中国收藏》杂志上发表有1件“汉代青瓷象鼻龙手提梁净壶”和1件“唐代邢窑白釉净瓶”（郭恩：《典雅瑰丽古陶瓷》，《中国收藏》-37页彩图。）。笔者认为是新仿品，其名命古怪，器物造型更古怪，该“汉代青瓷象鼻龙手提梁净壶”是仿自张盛墓出土的“白釉象首螭把壶”，但仿者改变了象首、螭把、八系、颈腹等的大小、高矮，变得小器有余。特别是颈部相轮，已变为盖形，相轮、螭把是唐代双龙柄盘口壶的翻版。《南越藏珍》（赵自强主编：《南越藏珍》17-19页彩图，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的2件蓝釉净瓶和1件三彩净瓶。也是新仿品，仿品破绽出现在造型中矮肥，釉色过于艳丽，剥釉与返银现象生硬，这些银釉实际上是铅绿釉表面的一层半透明衣。用刀片刮去，银衣下面仍是铅绿釉，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一层衣呈层状结构，与云母的结构颇为相似，层次多少不一，少者仅几层，多者可达20多层，但它产生的部件都在铜绿釉表面，铁黄釉和钴蓝釉的表面不会或很少会有银釉现象。三彩净瓶却与此规律相反，酱黄釉上返银多，绿釉上返银少。目前市场上现代三彩器上的多数都有返银，返银与真品的浮于釉面相反，有些是深入釉层，是烧造时釉与铅的熔混，故意做出来的，与千百年来自然沉淀的片状是不同的（李世平：《辨别高仿唐三彩》（《中国收藏》2003年11期）却认为是“银白色斑点”，“表现形式仍为不同时间先后出现的动态过程。首先是酝酿阶段，表现形式为釉面出现隱约可见的浅黑色斑点，有的略呈爆裂状，再发展是在浅黑色的斑点中间出现针尖大的白点，再往下发展便是白点逐渐长大成为白色斑点。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发展，釉面上的银白色斑点也就越来越多，大小不一呈色自然。”笔者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该文中那么多赝品他都看不出来，还大谈鉴定？其实返银的层次多少不一，少者仅几层，多者可达20多层，层衣属于非晶态均质体，实际上是一层沉积物，当铅绿釉处于潮湿环境中和大气的作用，釉面受到轻微溶蚀，溶蚀下来的物质连同水中原有的可溶性盐类在一定条件下就在釉层表面和裂缝中析出，但它产生的部件都在铜绿釉表面，铁黄釉和钴蓝釉的表面不会生成银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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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华夏鉴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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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长沙窑模印贴花军持
& && &河南巩县黄冶窑曾出土三彩军持（刘建洲：《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页及图版三：3。）和不少绿釉军持（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79、81、82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b.成耆仁：《依据近年考古发现——探讨铅釉的发展与唐三彩陶》，《历史文物》期70页。）［40］，并曾在河南考古所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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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五代军持
& && &陕西耀州唐代黄堡窑址发掘中有军持标本出土，有2件棕黄釉、1件绿釉、3件青釉、1件白釉、3件黑釉、2件茶叶末釉、1件白釉绿彩［52］，均为直口，管状细长颈，颈中有相轮凸出，肩上有短流。五代黄堡窑仅发掘出土1件青釉刻花净瓶［53］，小口，口下有相轮，细颈，圆肩，深腹，腹下往里斜收，圈足外撇。因残，不知是否有流。
11“军持状扁腹壶”
& && &广东广州西村窑B地点与附近稻田中出土一件被定为了唐～五代“陶壶”（图8），有流而无柄［54］，即为军持。 也有人将其归入北宋军持造型［55］。过去，广州西村窑虽被断为晚唐～北宋［56］，后确定为北宋窑址［57］。该“陶壶”被列入“堆积中的杂器和附近出土的早期器物”，与西村窑遗物明显不同，是非窑址生产的外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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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长沙窑龙首形军持
& && &湖南长沙石渚出土一件军持（图9）［58］、湖南衡阳蒋家窑出土一件晚唐～五代军持（图10），有流无器口，乳头状器顶，束颈，溜肩，管状流，器腹残，施青釉［59］。
13辽天庆五年铜军持
& && &四川邛崃五代～北宋初十方堂窑址出土一件青灰釉军持，圆管状长颈中部外凸呈圆饼形饰，瓜菱形腹，饼足（陈显双、尚崇伟：《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邛窑古陶瓷研究》156页及照片172、图15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被发掘者定名为“壶”。出土时流已断失，发掘者修复成“长流微曲”的壶流形。腹压瓜棱以饰的军持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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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永泰元年铜军持
& && &另外周世荣介绍了长沙窑的一款“军持状扁腹壶”（图11），矮直领，扁圆腹，管形短流，无柄，类似军持［60］。但未注明出土具体地点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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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法门寺地宫出土无柄银壶
还在有关军持研究论文中见：长沙铜官窑龙首形军持（图12）［61］，不见资料出处。无法进一步论证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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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银鎏金军持
& && &海外所见唐代军持很少，ヅヤルタ·ィンドネシア博物馆藏有1件唐代巩县窑绿釉军持［62］、瑞典乌尔里瑟港远东博物馆藏有1件唐代白瓷军持［63］、日本BSD新泻美术馆藏有1件唐代白瓷军持［64］、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1件唐代白瓷军持［65］等。17绿釉陶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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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所见唐代军持很少，ヅヤルタ·ィンドネシア博物馆藏有1件唐代巩县窑绿釉军持［62］、瑞典乌尔里瑟港远东博物馆藏有1件唐代白瓷军持［63］、日本BSD新泻美术馆藏有1件唐代白瓷军持［64］、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1件唐代白瓷军持［6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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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绿釉陶军持
& && &铜军持在我国出土数量亦不多。1977年河北易县辽天庆五年（1115年）净觉寺舍利塔地宫出土2件铜军持（图13），形制相同，均为小口，长细颈中凸出相轮，鼓腹，圈足，腹部置带盖短嘴，圈足外撇［66］。1982年四川广安宋代窖藏出土1件铜军持（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页图八。该文从为：出土的80余件器物除鍪、壶、辟邪为战国至汉代外，余为宋代器。愚以为铜军持为唐天宝至永泰年间。）。1983年四川江油县北宋晚期藏出土1件铜军持，发掘者称“铜喷壶”（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页图一：12。），小口长颈中无相轮，较特别。1983年河南洛阳唐永泰元年（765年）神会和尚身塔塔基出土1件铜军持（图1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年3期图版柒。），与广安窖藏铜军持雷同。过去洛阳也曾出土过如神会墓中铜军持一类文物，形制特征与此相同［67］。1988年河南邓州宋天圣十年（1032年）福胜寺塔地宫出土1件铜军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页及图二一。），与洛阳唐永泰元年（765年）塔铜军持相同。2000年登封天宝二年（743年）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出土铜军持1件，与该地宫门扉线刻图中侍女手持的军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简报》，《华复考古》-37页及图四、图六：4、封二：6。）、神会墓中铜军持形制相同。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这类铜军持［68］。易县辽末期天庆五年（1115年）净觉寺舍利塔地宫的2件铜军持与登封天宝二年（743年）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出土铜军持、洛阳唐永泰元年（765年）神会和尚身塔塔基出土的铜军持时间上相差300多年，变化为腹部与足部，其它特征相同或相似。
& && &法门寺地宫出土4件无柄银壶（图15）［69］，盘口，细颈，曲流，圆腹，喇叭状圈足，足内分别书“东”、“南”、“北”，另一件原当有“西”字，《法门寺物账》唐人定名为“阏伽瓶”，为密教高僧智慧轮供奉的典型密教道具。“阏伽瓶”为佛教寺院专用器物，据考证，“阏伽”为梵文Arghya，意为香水，为佛法时置于坛四角的香水瓶［70］。“阏伽瓶”亦为密宗用器，北宋时期，中天竺摩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先入契丹，后入宋，他翻译的《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中有：“阏伽瓶八只亦随铃杵。安置其阏伽瓶各一对，复用净瓶八只各盛净水，亦安四门四隅。”［71］
& && &1969年河北定县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出土银鎏金军持（上有银簪）（图16）［72］，高26.7、腹径11.4、簪长18.3㎝，采用焊接和錾凿技。小口，细长颈，颈中部附一相轮式圆盘，广肩，腹稍长，撇足，平底，腹一侧置葫芦形流，口扣平盖，肩下、腹饰仰覆莲纹，相轮上錾刻有发愿文“张氏、李氏、刘氏、王氏、崔氏、梁氏、张氏、囗囗囗吴三弟子、愿生生供养佛”铭文；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舍利塔基出土1件铜军持，高34.4㎝［73］。
（二）宋元军持
& && &北宋军持以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太平兴国二年）、净众院（至道元年）两座塔基出土最多，出土的160余件瓷器中，军持达26余件［74］，除白瓷军持外，还有绿釉陶军持（图17）［75］及三彩军持（图18）［76］。白釉龙首军持（图19）［77］高60.9㎝，最小的白釉军持（图20）［78］仅高10.3㎝。这些军持形体基本相同，细长颈口，颈中凸出一圈板沿，像敞口瓶上倒放一件漏斗。腹部造型有的圆鼓，有的瘦长。流有龙首形与圆口形，多数圆口形的流下附系，上面有带系的盖，而无系的圆口形流一般无盖。部分军持底部有“官”款铭，可确定为定窑作品。这类军持与唐代的净瓶式军持（多出于晚唐、五代墓中），造型仿借于唐代的铜军持，现能见到的母形为1983年洛阳出土的铜军持。
& && &2005年8月山西平定县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寿宁寺地宫出土了2件白釉军持（图21），一件肩部饰覆莲，腹饰牡丹纹，短流和器身相接处有黑釉，圈足外撇；另一件略小，为烧制变形的次品，流作杯口，肩部贴朵花装饰。此2件军持的制作都显得粗糙，挖足不规矩。从其持征看，可确认为山西平定窑产品［79］。
北宋时广东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均有军持生产。但窑址遗物与上述塔基、墓葬出土军持明显不同，如1件青白瓷军持为盘口，细长颈上有数周凸弦纹，圆腹，圈足，肩部有圆直流，无把手［80］，另1件（图22）［81］颈下只一道弦纹。西村窑出土了5件定名为“注子”的军持（图23），２件青釉、３件黑釉，均残，颈呈圆锥形，圆腹，矮圈足，有流无柄；定名为“净瓶”的军持6件，１件青釉，５件黑釉，均残，细长颈口，颈中有凸板沿一周，椭圆腹，喇叭形圈足，有流无柄；还有２件定名为“军持”的残流，呈前细后粗的筒形［82］。包氏博物馆藏有1件青白釉军持［83］，从形制看，可能是广东产品。广州市中山六路汉～宋遗址出土1件青釉无柄壶［84］，子口内敛，宽沿，短颈，溜肩，鼓腹，矮圈足，斜直流，亦为军持；广州市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1件青釉“彩绘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页及图版柒：5。），尖唇，侈口，窄沿外撇，高领，束颈，圆肩，鼓腹，肩外侧有锥状流，腹部饰褐色折枝花。河北观台磁州窑也见白釉军持口部残件出土，长直颈小口，中有一凸翼，白釉泛黄绿，局部小开片，晶莹光亮，灰褐胎细密坚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118页及图五○：9，文物出版社，1997年。）。
& && &北宋耀州窑已不见军持出土，仅见无流的“净瓶”（大吉瓶）出土，有青釉3件和黑釉1件，其中一件肩一侧有塑贴花蕾仿流装饰，其它的无流或无仿流装饰［85］。
& && &北宋以后，军持造型都在不断变异。军持本是佛教用器，但从印度传到我国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器形也在不断变化，到南宋之后，使用范围已不限于佛教，也为伊斯兰教徒所乐用。南宋时侨居泉州，宋亡后仕于元朝的蒲寿庚在《心泉学诗稿》中有《山中井》曰“明月照我牖，独取携军持。”即为明证［86］。南宋及元代军持在福建窑址出土较多，福建宋元窑场中，生产陶瓷军持的有德化碗坪崙窑、屈斗宫窑及晋江磁灶窑、南平茶洋窑等。但窑址以外尚未见出土报告。
& && &碗坪崙窑发掘军持（四类壶）38件（包括残件），口呈喇叭形，细颈，鼓腹，平底。多数有流无銴，但也有带銴的。其腹部印有莲瓣纹、云水纹、卷草纹等，釉色影青，因窑温多数青灰色［87］。屈斗宫窑发掘军持（一类壶）215件（包括残件），口呈喇叭形，细颈，鼓腹，平底，有流无銴，平底实足。上下腹部皆为模制，印卷草纹。这类壶是初从印度传来，是佛教僧侣所用的净手的水瓶，称为“军持”［88］。图24为德化碗坪崙窑南宋军持［89］、图25为德化屈斗宫窑元代军持［90］。
& && &晋江磁灶窑烧造的军持，故宫博物院1979年即采集到黑釉及绿釉军持标本，但当时被冠以“水注”名称［91］。晋江磁灶窑出土军持的有蜘蛛山窑、土尾庵窑、大树威窑，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黑釉及低温绿釉、酱红釉、绿红彩釉、素胎等。可分为7式，一般为喇叭子母口、细颈、鼓腹、长直流无銴，实足或矮圈足，大都是上下腹模制后对接，也有轮制刻划花装饰［92］。装饰、造型上基本与德化窑相同。但口部不同，德化窑为喇叭口，晋江窑为喇叭子母口。图26为磁灶窑元代军持［93］。磁灶窑还见两款素胎军持，一件为刻划花纹装饰并附有四系，另一件除刻划花纹装饰并附有四系外，器身贴塑一龙，龙首伏于流上，龙身弯曲成銴。这是一例较特殊的带銴军持，但柄为龙形装饰而非实用，与德化窑两件带把军持不同，不同之处还在于口颈部及流。这例较特殊的带銴军持的母型应为隋代安阳出土的白釉龙柄象首军持。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94］出土陶瓷数量不少，可复原的有56件，其中有2件陶军持，宽沿、长颈、鼓腹，肩腹处置流，口沿刻山形几何纹，肩部有一周锥形纹或数道弦纹，灰黑色胎或灰黄胎，表面磨光有光泽。有人认为它们是南洋土著产品［95］，是作为该地区样品随船带回国，以便仿烧［96］。其实，这正是福建磁灶窑元代军持。叶文程先生已多次谈到，据器物造型特点与作风看，并与东南亚发现实物和磁灶出土的同种标本进行比对，认为它是磁灶窑烧造，是宋元外销产品，而非外来物［97］。福建茶洋窑元代也有这种纹饰军持产品（下论），《古陶瓷珍赏——包氏博物馆藏品集粹》收入一对“南宋吉州窑褐釉剔花瓶”［98］就是剔刻这种纹饰，应为元代磁灶窑或元代茶洋窑产品。
& &&&1975年西沙群岛北礁出土2件元代“贴花龙纹陶壶”，灰黄色胎，釉全剥落，盘口残，细长颈上有凸弦纹，鼓腹扁身，饼足，肩有一长流，流上贴泥片划成龙首，流的四周划鬚，两侧肩各塑一条游龙［99］。这也应是福建磁灶窑元代军持，但光凭不太清晰的黑白图片，而未见实物前尚不敢断定。
& && &笔者曾在福建南平茶洋窑采集或收集到十余件元代无柄的黑釉（褐釉）注壶或水罐，曾将它们归入壶类［100］。但始终认为它不是一般的壶，因为它无柄（把或銴），根本不实用。该窑同时采集的壶类标本多数有柄，而这类无柄的壶上下腹为接胎而成，与德化、晋江的军持腹部造型相同，唯颈口与流有些不同。先看这几款“军持”的造型特征：图27，贴龟军持，高9.8、口径6.2、足径6、腹径16.3cm，敞口（也见直口），短颈略束，肩划装饰较稚拙，为先施釉后划纹，扁腹，曲流，平足微内凹。胎骨灰色，外施酱釉光洁，内釉薄而亚光，颈、底无釉，接胎痕明显。图28，贴龟军持，高11、口径6.4、足径5.3、腹径15.1㎝，直颈口，溜肩，折腹斜收，龟头部残失，小曲流，卧足。黄色胎骨，外施酱黑釉不及底，釉薄而不见流聚釉，内无釉。肩饰简单刻纹，颈下亦见一周刻弦纹，该壶造型较少见。南平市陈大鹏先生收藏一款龟柄壶，高10、口径6、足往6、腹径16.5㎝，直口，扁腹，龟柄，流残失，平底足。灰白胎，施黑釉，胫足无釉。肩左右对称刻两组缠枝花卉。图29，刻花军持，元代，高10.4、口径6.8、足径6.4㎝，与上图贴龟军持相似，无柄。刻花流畅娴熟而老辣，施黑褐釉，底及卧足无釉。图30，刻花军持，元代，高8、口径7.1、足径6.5㎝，与上图相似，口沿刮釉便于对口烧，流高于壶口。肩、腹各饰二道弦纹。图31，刻花军持，元代，高9.5、口径7.4、足径6.6㎝，亦似于上图，惟纹饰不同，流残缺，肩与腹处各饰二周弦纹，并刻几何形波纹。施酱褐釉，胫、足无釉。图32，褐釉军持，元代，高23.2、口径10、足径8.7cm，直口，刮釉修坯后呈敞口状，侈平沿，颈微束，溜肩，鼓腹椭形，置短流而无柄，暗卧足。黄胎较厚，微生烧，内外施褐釉，少光泽，腹底及足无釉。图33，黑釉军持，元代，高22、口径10.3、足径9.7㎝，直口，沿刮釉，圆鼓腹，流高出口沿，卧足，灰胎厚实，内外施黑釉，胫、足无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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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代军持
& && &军持是佛教用器，虔诚的佛教信徒常持有，多出现在佛教遗址及墓葬中，辽境有否军持？过去无人专论。辽王朝建主后，佛教仍盛而不衰，现存辽境佛塔很多，仅东北地区就有100余座，名刹伽兰，遍布全境，佛教人物造像、雕塑，续造不绝。故后人有“辽以释废”之感叹［101］，证明佛教已成为辽代宗教的主体。军持与宗教形态密切相关，而宗教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自然会反映在包括陶瓷在内的各种文化载体上。在辽代陶瓷产品中，佛像占一定比例，早年发现于山西后流失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与堪萨斯博物馆的琉璃罗汉像即为辽代产品，辽代窑址中也发现不少佛像和与佛有的荷连装饰等等。1987年北京密云县辽代冶仙塔基出土1件绿釉贴花军持（图34）［102］，通高24.1、口径1.3㎝，小口，竹节形长颈，颈中部饰一周相轮，相轮上贴六瓣仰莲，长颈上半部饰弦纹，下半部饰竹节纹，溜肩，肩一侧置大口钵式流，腹下收，圈足微外撇，肩饰莲瓣、莲花，下缀串珠式璎珞纹，腹部璎珞纹两侧阴刻“杜家”铭，装饰纹饰极为罕见，为辽代军持之绝品。
北京顺义县辽开泰二年净光塔基出土4件白瓷净水瓶及1件军持［103］、北京丰台辽重熙二十二年王泽夫妇合葬墓出土1件白釉净瓶［104］、辽宁沈阳辽重熙十三年无垢净光舍利塔腹宫出土2件白瓷净瓶［105］、辽宁朝阳重熙十三年北塔地宫出土1件白瓷净瓶［106］等。
& && &青白釉军持在辽墓中也有出土，辽宁阜新海力板辽墓出土1件青白釉军持（图35）［107］，腹部圆鼓，并有四屝棱，较特别；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也出土1件青白釉军持（图36）［108］，小口细长颈，颈中凸出相轮一周，溜肩上有斜直流，曲腹，肩部有一周弦纹，圆足外撇。与海力板墓青白釉军持有较大差异，年代要晚于上墓。辽墓青白釉军持的出土为佛教传入辽境的时间及繁荣提供了考古依据，证明佛教确已成为辽代宗教的主体。这些传统式军持并不是契丹人之物，应是异邦迁入人群的随身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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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华夏鉴闻 于
11:33 编辑
陶瓷军持研究-2
原文2005年部分章节发表于《收藏快报》，
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
& & 内容提要：本文重新梳理了“军持”一词的来龙去脉，从文献与实物（包括古代美术作品中的军持）证明晋代已有军持。指出现代出版物中的名称及释义不清等现象，同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本文以军持的文献、实物、造型、质地、窑口及外销等问题入手研究，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军持的历史与宗教意义。认为早期军持为佛教用器，非外销性质，南宋以后军持，以外销外主，多为伊斯兰教用品。据南宋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曰：“以净瓶一枚坎地一尺二寸埋之”（陆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正统道藏》卷十一2501页。转引自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期444页。），也可能有小量用于道教科仪瘞埋之事。而巴贲壶、藏草壶为藏传佛教法器，不属外销产品。
关键词：军持、实物、造型、质地、窑口、外销、问题研究
& && &另外，笔者认为辽墓中出土不多的盘口（杯口）长颈注壶，它的即可能是军持，是契丹人所用的军持。出土这类注壶的主要有：辽宁法库叶茂台M7墓2件［109］、辽宁锦州张扛M2墓1件［110］、辽宁北票水泉M1墓1件［111］、内蒙古宁城小塘土沟M3墓1件［112］、内蒙古赤峰新地墓1件［113］、内蒙古通辽1件［114］、内蒙古敖汉旗野猪山墓1件［115］、河北平泉小吉沟墓1件［116］、河北阳原辽墓1件［117］。传世的有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白瓷花式杯口雕划花注壶［118］、上海博物馆藏有1件白瓷盘口水注［119］、辽宁省博物馆藏1件绿釉杯口长颈注壶（图37）［120］、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1件白瓷盘口水注及1件青白瓷花口水注［121］等，杯口（盘口）或花式杯口，细长颈，长圆腹，圈足外撇，管状直流。另外还见一款盘口长颈刻花凤首注壶［122］，在长颈与盘口间贴塑凤首，与盘口长颈凤首瓶一致，而多出一曲流。这些盘口长颈注壶是盘口长颈瓶发展而来，仅多一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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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三彩军持
（四）元未明清军持
& && &元未已见青花军持。土尔耳伊斯坦布博物馆藏有1件元青花军持（图38）［123］，惜口部残后磨平，与明洪武釉里红折枝牡丹纹军持相似，乳状流长大于洪武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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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白釉龙首军持
& && &明清军持式样繁多（不包括藏草壶、贲巴壶），主要性质为外销。国内传世品很少，除窑址外几不见出土。故宫博物馆藏有3件明洪武釉里红折枝牡丹纹军持（图39）［124］，小口，短颈，扁圆腹，肩置一流，无柄；《明清瓷器鉴定》上有1件宣德民窑青花缠枝纹军持［125］，与洪武军持相似，流为葫芦形；《金明集瓷选录》收录1件明成化五彩军持（图40）［126］，小口出沿，长颈，扁圆腹下敛，乳状流长于洪武与永、宣同类器；故宫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万历五彩军持（图41）［127］，乳形流硕大；台北陈昌蔚收藏一件明晚期印花军持，胎骨纯白，施白釉填绿彩［128］。故宫博物馆藏有1件清嘉庆斗彩军持（图42）［129］。而海外则收藏和出土较多，将在外销章节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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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釉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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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华夏鉴闻 于
11:34 编辑
三、有关军持的几个问题探讨
（一）名称的讨论
& && & 唐玄应曰：“军持，谓双口澡罐也”。韩槐准称“两口水壶”［130］，将一种与军持相似的颈中有相轮而无流者称为“胆瓶式水樽”［131］，与军持明显区分。目前国内学者多数将唐、北宋的“双口”瓶军持称为“净瓶”。因此，现在所言的净瓶即是军持。但目前也见不少著文中，将军持、净瓶视为不同种类。如《德化窑》曰：屈斗宫窑发掘军持（一类壶）215件（包括残件），口呈喇叭形，细颈，鼓腹，平底，有流无銴，平底实足。上下腹部皆为模制，印卷草纹。这类壶是初从印度传来，是佛教僧侣所用的净手的水瓶，称为“军持”［132］。而该发掘报告又称有一种“二类瓶2件。小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颈间饰以相轮，为佛教僧侣用品，称为‘净瓶’。”［133］最初发掘简报称“白釉相轮宝瓶”（德化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屈斗宫窑址发掘简报》编写组：《福建德化屈斗宫窑址发掘简报》，《文物》页。）这是一种元代多见品种“大吉瓶”，但《德化瓷》也将大吉瓶称为“净瓶”［134］。若按：净手的水瓶即称为“军持”，那么“净瓶”也为军持。笔者认为它虽与唐宋军持的“颈间饰以相轮”特征相同，但无流或另一口，因此不能称之为军持。与之相似的“颈间饰以相轮”的瓷瓶1985年浙江义乌工人路基建工地曾出土，称为“大吉瓶”［135］。1984年浙江青田元代窖藏出土2件相同的大吉瓷瓶［136］，一件有座，一件无座。但该带座大吉瓶却有人称“葫芦形瓶”［137］及“净瓶”［138］的。1980年江西省物商店在玉山县收集到一对连座大吉瓶，为青白瓷点褐彩［139］。陕西铜川市出土一件耀州窑宋青瓷刻花细颈瓶，小口细颈，斜肩，肩以下渐收，至胫部变细，喇叭状足，这件青瓷刻花细颈瓶也被《陕西历史博物馆馆珍藏陶瓷器》冠以“净瓶”，而该书将两件军持也称净瓶［140］，如此看来，真让人费解。大吉瓶或称吉字瓶，一般成对出土，辽、宋已见（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出土文物》有“银净瓶”（大吉瓶、供瓶），小口长颈，颈中有直径1.5厘米的圆饰，腹细长，平底外撇，肩与上腹錾覆莲，下腹錾仰莲。，《文物》页及34页图一九，），但多见于元代至明初［141］，以后消失不见。它可能是用于寺庙法事器物或供器，故也称“供瓶”［142］。四川广安宝代窖藏出土一件“铜灯”，长方形座，底有四小足，上侧卧一屈肢枕手睡人像，前侧一小敞口罐，后侧一长管瓶式灯，各部均为焊合（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页图十二。）。从黑白图观察，“长管瓶式灯”整体为军挥造型，肩部有一个残孔，是否流残佚？若不然，当为供器无疑，是“无流净瓶”作为“供瓶”之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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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至道元年（995年）寿宁寺地宫出土白釉军持
& && &以上这类连座、带座与无座的都是大吉瓶，或称“供瓶”。不应称“净瓶”，因为“净瓶”即军持或军持即“净瓶”，以免混淆。唐代越窑青釉八棱瓶在某些出版物中也被称为“净瓶”，如50年代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叔尊墓出土的青釉八棱瓶，被称为“净瓶”［143］；1987年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青釉八棱瓶，被称为“净水瓶”［144］。从文献看，唐代的双口水瓶应称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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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潮州窑青白瓷军持
2、藏草壶、贲巴壶
& && &耿宝昌先生曰：藏草壶，器型始创于永乐时，用途为伊斯兰教穆斯林礼拜净手器或西藏佛教用品，乾隆时多作此器，用作佛前供具［145］。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有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藏草壶（图43）［146］，盘口，束颈，鼓腹，腹一侧置长斜流，下承覆盘式把，主要特征为无柄。耿宝昌先生曰：贲巴壶，也俗称“藏草壶”，为藏族喇嘛教法器，器型似宝塔，大小不同的口和流上均加小盖（明代及乾隆、嘉庆时期口流均无盖）。隋唐时期常见的白瓷净瓶，即为此壶的最早母型。山东《泰安志》记载：乾隆皇帝先后朝祭泰安岱庙时，进献有此种“贲巴壶”。其无口流者俗称“藏草瓶”［147］或“贲巴瓶”［148］。将藏草壶、贲巴壶混为一体，不宜。贲巴壶仿鉴自西藏区域的金属祭器，汉译名为“宝瓶”。也有学者认为贲巴壶造型源自明永乐藏草壶，清康熙时形成，乾隆继承并演化出其它形式［149］。笔者以为贲巴壶有两种形式，清康熙时是借鉴唐宋净瓶式军持，而又有创新，造型、工艺等更繁复华丽；乾隆时的另一种贲巴壶是仿自法门寺地宫出土无柄银壶（阏伽壶），清代由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贲巴壶是皇帝给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首领或头人的赏赐品，为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仪式中的灌顶器物。图44为清宫旧藏康熙斗彩璎珞纹贲巴壶［150］，造型同于唐宋净瓶式军持；图45为辽宁旅顺博物馆藏清乾隆粉彩八宝纹贲巴壶［151］，与唐代阏伽壶造型相似。有人将唐白釉净瓶（军持）称为“唐白釉藏草瓶”，曰：“藏草瓶由于插草供佛而得名”［152］。笔者以为，瓶为无流者，壶为有流者，除唐宋双口澡罐（军持），已普遍称净瓶外，有流者不应称瓶，藏草壶器型始创于明永乐，唐代那来“藏草瓶”？《饮流斋说瓷》曰：“藏草瓶口直而长，项有两截，中凸起如球，腹浑圆，胫短稍缩，至足而大展，大体甚似洋油之坐灯。缘初特制以赐藏僧，藏中有草，取以供佛，故得名也。惟乾隆有之，嘉道数代，藏僧既罕来朝，此式遂不复制。花彩以珊瑚红釉绘西番莲者为多，亦取西土庄平之意也。”［153］瓷器名称应规范，如名称不规范，容易造成学术研究的混乱。如不同著述中常见器同名异，以及名同器异或同名异释等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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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西村窑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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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华夏鉴闻 于
11:36 编辑
明清藏草壶（不包括无流的“藏草瓶”）、贲巴壶都属于军持的一种，它们是藏传佛教的专用佛法具，与南宋至明清的外销军持不同。景德镇官窑永乐生产过白釉藏草壶，宣德见青花藏草壶，《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154］明确将其称为“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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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德化碗坪崙窑南宋军持
& && &“净者净手方持”即需先净手才能拿，就必须有其它人给净手者持壶，不能自己一手持壶（所以无柄），为表示对圣器（军持）、圣水的虔诚，必须双手捧圣器，所以军持无须安銴。所以笔者认为茶洋窑采集或收集到的十余件元代无柄的黑釉（褐釉）水罐和水瓶，正是净手用的净瓶与澡罐，均属于军持。因佛教与伊斯兰教及广大教徒普遍使用军持，教义不同及普通教徒的传播理解之差异，茶洋窑军持的颈口及流也随之有了改变，但无柄和腹部等主要明显特征得以保留。正如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军持实物为1975年江西新建县乐化郭台林场一座隋代砖室墓中出土的“象头长颈瓶”，至唐代的宋代的元代明代的军持都在不断演变。军持本是佛教用器，但以印度传到我国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器形也在不断变化，到南宋之后，使用范围已不限于佛教，也为伊斯兰教徒所乐用。南宋时侨居泉州，宋亡后仕于元朝的蒲寿庚在《心泉学诗稿》中有《山中井》曰“明月照我牖，独取携军持。”即为明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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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德化屈斗宫窑元代军持
（二）军持是否有杷
& && &有关军持的研究文章不多，在国内，曾凡于1978年提交“全国古陶瓷和瓷炉学术会议”的论文《关于德化窑的几个问题》较早对军持提出讨论。其认为：“军持在北宋末发现，南宋出现的这类器物，造型比较丰满，腹部较圆鼓，颈部较高，形体较大，有把或无把”、“德化所生产的军持就与定窑不同，也与其它的窑有别……有把或无把；但到了元代屈斗宫窑……一律无把手。”［156］《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军持”》［157］将德化窑军持分为13式（未包括“净瓶”），多大同小异。但Ⅺ式与众不同，为直颈鼓腹，有流有把（均残），底略内凹近似平底，胎灰，底露胎。颈内外有明显轮制痕迹，施青绿釉，上下腹部阳印叶纹。笔者以为以上有把（銴）壶是否也称为军持？还需再论证。因军持的最明显特征为造型上的有流无柄（把、銴）。至2001年，最早提出有把（銴）军持者，修正了“有把或无把”军持的观点，已将两件造型相同，装饰有别的两件军持分别称为：“盘龙柄执壶”、“军持”两个名称［158］。其依据为有柄称执壶，无柄者称军持。其实磁灶窑这两款素胎军持是为特例，1件为刻划花纹装饰并附有四系，为四系军持；另1件除刻划花纹装饰并附有四系外，器身贴塑一龙，龙首伏于流上，龙身弯曲成銴。这是一例较特殊的带銴军持，但柄为龙形装饰而非实用，与德化窑2件所谓“带把军持”不同，不同之处还在于口颈部及流。因此，可以说军持是无柄的，所谓的“龙柄”实属不同装饰艺术的结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柄。仅隋白釉龙柄象手军持属例外，它的系也非实用，因有系不便手执颈部，故设置龙柄，可为装饰，也便于执放。唐以前的军持造型文献没有记载，唐《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的军持造型与使用方法与隋代白釉、青釉象首军持并不相同。唐代军持的喇叭口状短流是用以进水的，长而小的口是出水流。隋代军持的象首流显然不方便入水。定州塔基出土的2件龙首军持也不适合从龙首流向腹内注水，因此也属装饰性军持，它们与隋代象首军持一样，应该不是作为僧人随身携带的必须法物，而是佛法场合的法器或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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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磁灶窑元代素胎龙纹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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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军持外销的几个问题探讨
& && &军持作为贸易陶瓷品种的历史并不是太长。较早研究军持的韩槐准先生认为：“我国仿制此种商品，始自明代，因至现在止，尚未发现宋代瓷仿制之军持也。”［159］从国外藏品或出土物看，最早的贸易军持是福建南宋德化窑军持产品。未见唐至北宋的北方窑场军持产品在国外遗址出土，而国内遗址、墓葬却不时可见，除此还见西安市南郊黑河引水工地有唐代白釉军持残件出土［160］等。关于军持外销，徐本章、叶文程、李知宴等已作过初步探讨［161］；韩槐准介绍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巴城博物院、巴达维亚博物院等及东爪哇、菲律宾拉圣安娜、贝湖西端内湖、民都洛加莱拉港等遗址出土的多种明清军持，以及私人藏品中的明清军持。韩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南洋还常能见到古陶瓷商贩售明代军持，20世纪60年代时已收藏我国明清军持十余件［162］；冯先铭介绍菲律宾传世或出土的绿釉军持、黑釉军持及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收藏的黑釉龙纹军持，为晋江磁灶窑的订单产品［163］；李辉柄等也提到了东南亚东爪哇、菲律宾出土的德化窑军持［164］；坂井隆夫也谈到东部ジャワ·トウバン海洋遗址中出有磁灶窑青白釉铁斑纹水注（军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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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茶洋窑酱釉贴龟军持
& && &可以说北宋及以前的被称为净瓶的军持产品为仿制于印度的原始初型，多为国内佛教寺庙及信徒所用，非外销产品。有人提及“广东沿海地区宋元以来陶瓷业蓬勃发展，生产军持主要供外销，在国外也发现很多。”［166］但所举事例中并无广东窑口外销军持案例。韩槐准《军持之研究》引日本足立氏《法显传考证》“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韩槐准认为：自公元前二世纪，已有印度人移植南洋群岛，以后逐日加多，至四至七世纪，印度商人及佛教徒移殖于南洋群岛及传播佛教者尤盛［167］。在伊斯兰教传播到南洋各国和中国以后，军持又被伊斯兰教徒采用。宋元时期，东南亚国家正是由佛教转崇伊斯兰教的转折时期，对军持的需求量急增，也是福建港口对外贸易鼎盛时期，因之福建窑口军持大量运销南洋各地［168］。如马来人改崇伊斯兰教后，对军持需求更大，雅加达博物馆就藏有为适应东南亚伊斯兰教所需而生产的3件有阿拉伯文字的德化窑军持［169］。另外他们到麦加朝觐时，都要准备一个或数个军持盛回圣水，圣水可驱邪治病及辟恶兽之凶涛。除自已长久使用外，还馈赠亲友，军持就成为伊斯兰教流行地区需求很大的器物，普通居民也之泛使用军持。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有：“寻常人家……瓦器盛水于旁，用于蘸水，盖饭只用手拏，其粘于手，非此水不能去也。”这种盛水瓦器可能是军持［170］。因此，我国沿海省份，特别是福建，军持生产地域较宽，产量也较大。南方福建产品，如南宋至元时期德化窑（碗坪崙窑、屈斗宫窑）、晋江窑（磁灶窑）、南平窑（茶洋窑）等大量生产军持，是为了外销。庄良有谈到菲律宾出土不少德化窑宋元军持，有腹部素面的，亦有模印蝴蝶结、云纹或波浪纹的南宋军持；元代军持器身矮扁、折腹、下腹斜收，皆印卷草纹［171］。磁灶窑的元代军持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发现不少。如菲律宾出土的印花双龙赶珠纹、缠枝牡丹纹军持及黑釉军持［172］和长颈素纹军持［173］等均为磁灶窑的元代产品。福建窑口烧造的军持已不同于唐至北宋北方窑的“双口”净瓶式军持，南宋碗坪崙窑的军持将原“双口”净瓶中的口颈缩短，省略了颈中的凸平沿“相轮”，流虽被加长，但整体变小。如定窑的军持最高者达60余厘米，而德化窑仅高10～20余厘米，是为了装卸与长途外贸。晋江窑元代军持口沿为子母沿敞口，是传统相轮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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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茶洋窑酱釉贴龟军持
& && &明清贸易军持以景德镇为主，质量好、产量大。最大的变化是流，多呈乳房状，流口圆润。明初洪武釉里红军持法国居美博物馆有藏［174］，《新加坡藏瓷》见有多件明弘治～万历青花军持［175］。马来西亚“万历”沉船出土青花军持不少，除乳流军持外，尚有象形军持［176］。阿迪比神庙藏品中有万历时期的青花军持，荷兰河姆斯特丹沉船中有万历时期的青花军持，器身有一乳房状的流，便于航海或旅行时吸饮。并且成为伊斯兰教徒家庭必备品［177］。印尼曾发现不少明代乳头流军持，大部分瓷器的器型及纹饰虽然仍为中国传统风格，却是为符合当地人需求及品味所特制。如他们用来饮水的军持，属典型印尼式器型，是特别向中国订购的［178］。土尔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也收藏有明晚期青花象形军持、五彩凤形军持，均有镀金银口沿、链子及宝石，这些金属宝石饰件是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由奥斯曼人加饰的，奥斯曼人对中国瓷器的再加工，反映出他们非常珍爱中国瓷器，甚至破损也不愿丢弃，不惜缀饰以宝石及贵重金属附件。此外，运用宝石、金银等贵重金属附件改变中国瓷器的功能，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符合奥斯曼人的品味和习惯［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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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茶洋窑酱釉刻花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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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国立博物馆收藏1件明代青花军持（图46）［180］、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1件明万历青花象形军持［181］、“哈察氏发现的沉船”出土了数件明末清初（约1644年）盘流军持［182］、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明嘉靖五彩军持（图47）［183］、印尼雅加达艺术博物馆藏有明万历青花五彩凤形军持（图48）［184］、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有晚明五彩花鸟纹军持和青花象形军持（图49）及青花开光花卉纹军持［185］、德国赫森艺术馆藏有清代五彩故事图军持（图50）［186］等。
30茶洋窑酱釉刻花军持
& && &过去一般认为：明清时期各窑系纷纷衰落，就是继续生产的窑场，也很难发现军持这类器物，这两个时期发现的军持主要是景德镇生产的［187］。其实，福建等也有多处窑口生产军持，如《中国陶瓷》明确地将1件印花军持定为“福建窑”，将1件白釉球形军持定为明代石湾窑（图51）［188］；《中国白——福建德化瓷》将2件蜡质白釉军持定为16世纪福建窑产品，并从为可能来自德化［189］。广西合浦明代上窑窑也发掘出一种喇叭状口，扁圆腹，平底，有流无把的青黄釉“壶”，部分腹部釉下朱红草书“福寿”等字（图52）［190］，它也应属军持的一种。叶佩兰指出：漳州窑生产青花盘、碗、军持等，并附有漳州窑万历青花军持彩图（图53）［191］，但不似漳州窑产品。笔者在平和窑采集到数件军持标本（图54），与海外所藏的部分军持完全相同，如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所藏被推测为“德化窑”的褐地白花军持（图55）［192］，实为平和窑烧造。日本等国家所藏这类军持称为柿地しのざ手水注或乳头水瓶的色地白花军持（图56）［193］，包括低温色釉白花亦为平和洞口窑产品，因为笔者还采集到几件与此军持相同的乳头状流，有素烧件，也有生烧件。如《吴须赤绘·南京赤绘》［194］一书中，有一件柿地乳头水瓶（乳房状流军持）等，都是平和县五寨窑生产的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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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茶洋窑酱釉刻花军持
& && &这些南宋、元、明、清军持都是外贸陶瓷，是专供伊斯兰教人土所用，国内遗址（不包括窑址）及墓葬几乎不见出土，仅见港口城市广州出土2例，而国外却屡见出土和传世。隋唐至北宋（辽）的净瓶式军持却是佛教用具，外国遗址不见，国外虽有部分博物馆收藏，但不属于贸易性质。明清藏草壶、贲巴壶则是我国藏传佛教的专用品，海外几乎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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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茶洋窑褐釉军持
& && &美国学者L.Katherine Lane指出这些军持是专为东南亚市场生产的，很多是为印度尼西亚市场而制造，也有很多是为了近东和马来群岛而制作，而且连续生产时间较长［195］。而且其论文中列举了不少中国贸易军持图例，如福建磁灶窑龙纹军持、景德镇窑青花及釉里红军持，还有蛙形军持等。印尼人的风俗：女儿出嫁时，嫁妆中总有一个瓷水壶（军持）［196］，可见印尼对中国陶瓷军持的需求是多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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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茶洋窑黑釉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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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军持的质地、造型及地域窑口
& && &文献记载有铜、铁、瓦（陶或瓷），出土和传世军持有铜、银、陶、瓷等。军持为传入佛具之一。有人指出：“‘军持’二字的偏旁加‘金’字，可见唐初的军持均为铜作，尚无瓷作。《寄归传》时才有：‘净者或用瓦瓷；浊者任兼铜铁。’所以慧林说‘军持，铜瓶是也’。” ［197］其实，我国隋代已见青瓷、白瓷军持，流为象首造型，但其原形不可查知。唐、五代军持有铜、银（阏伽壶）及陶、瓷，陶瓷军持为仿铜军持造型，颈上部多缩短，足多为喇叭形撇足。唐、五代陶军持有绿釉、蓝釉、棕黄釉、三彩釉等。瓷军持以白釉居多，也见青釉、茶叶末釉、黑釉、高温绿釉，装饰上有青釉褐彩、青釉褐彩兰草纹、青釉绿彩“大和四年”铭、青釉褐蓝彩、白釉绿彩等。这一时主流军持为小口细长颈，颈部凸出一周相轮，肩部一侧有口向上的喇叭口流，腹呈橢圆形，底足外撇。台湾历史博物馆及常州市博物馆藏白釉军持口部较细小，流过大，与其它军持流有所不同，但整体风格一致。目前可确定窑口的有河南巩县窑、陕西黄堡窑、湖南长沙窑及衡阳蒋家窑（仅见一种有流而无器口的青釉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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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辽绿釉贴花军持
& && &关于隋代白瓷象首军持，有专家认为可能是贾璧窑产品，也可能是安阳窑作品［198］。经论证，应属安阳相州窑产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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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辽墓出土青白釉军持
& &隋代青釉象首军持属江西产品无疑，可能是洪州窑产品，但具体窑口尚待考古证实。唐代三彩釉军持的窑口应属河南巩县窑，但不排出陕西长安醴泉坊窑，该窑曾出土素烧军持残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彩版四一：1，文物出版社，2008年。）有人将部分唐代白釉军持当成是耀州窑［200］、邢窑产品［201］，却不见任何论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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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辽墓出土青白釉军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