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来西亚的新年广告，揭秘三大种族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人民的和睦是至关紧要的。人民的和睦，为国家带来的是繁荣昌盛；人民的不和，为国家带来的只有鸡犬不宁的社会。
为了欢庆农历新年，马来西亚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会制作一些新年广告，恭祝各界新年快乐。当然，其中也不乏传递出正能量的新年公益广告。
网络上的新年广告云云，但唯独这个广告，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广告不仅只有华裔演员的参与，还包括了巫裔和印裔演员，通过内容反映出马来西亚三大种族之间的关系。一起来看看吧：
马来西亚连续多年被评为“福布斯全球十佳华人移居国”、“亚洲最适宜度假生活国家之一”、“全球最适宜养老国家之一”等，除了是因为该国的市场潜力高、消费低、学位证书受到国际公认以及医疗水平受到国际认可以外，各大种族之间的包容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今日搜狐热点发现信息价值
henanyanlin3
马来西亚概况
henanyanlin3
14:02 灌水发表在
马来西亚概况马来西亚，简称大马，位于东南亚。面积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两个河南省的面积。属热带雨林气候。内地山区年均气温℃℃，沿海平原为℃℃。人口万（年）。其中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其他种族。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较广泛。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他宗教有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华人占马来西亚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前几年还是的，几十年年前是多。马来西亚华人是世界华人生育率最高的地区，比大陆汉族人口生育率要明显高一些，但是与生育率更高的马来族人口相比，明显逊色。这显示华人生育能力不如东南亚土著人口。马来西亚华人生育率高的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族群竞争太厉害，华人生存压力大，导致华人与马来人竞争生育。由于华人生育天赋不如马来人，生育竞争失败在所难免，导致华人人口比例逐渐下降。马来西亚是族群竞争的典范区域或激烈区域，人口比例意味着权利比例，意味着潜在收益的大小。马来族人口依靠较大比例的人口规模优势，掌握着国家政权，制定着有利于自己族群的各种政策，让马来西亚各个族群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人类发展指数（世界第名）。年，全国平均每人名医生，年人均寿命岁。 马来西亚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来西亚，北接泰国，南部隔着柔佛海峡，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连接新加坡；另一个是东马来西亚，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南部接印度尼西亚，而文莱国则位于沙巴州和砂拉越州之间。全国分为个州，包括西马的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霹雳、玻璃市、雪兰莪、登嘉楼以及东马的沙巴、砂拉越，另有三个联邦直辖区：首都吉隆坡、纳闽和布城（联邦政府行政中心）。首都吉隆坡人口约多万。政府行政中心：布城位于吉隆坡以南公里处，首相府及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于年迁入，年前搬迁完毕，人口约。首都人口比例不算高，亮点是首都附近的行政中心。在首都附近设立行政中心，这类似于迁都，属于最低成本的迁都。中国可以考虑采取类似办法，缓解北京的人口拥挤问题。远距离的迁都，可以彻底解决北京拥挤问题。近距离的迁移行政中心，也可以缓解城内的拥挤问题，还可以促使政府部门集中起来，提高政府系统的运行效率，提高国民的办事效率。历史；公元初马来半岛建立了羯荼、狼牙修等古国。世纪初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满刺加王国统一了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并发展成当时东南亚主要国际贸易中心。世纪起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侵略。年沦为英国殖民地。沙捞越、沙巴历史上属文莱，年两地沦为英国保护国。二次大战期间，马来亚、沙捞越、沙巴被日本占领。年，马来亚独立。年，马来亚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劳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年，新加坡宣布退出。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缅甸曾经都属于英国殖民地或保护国，新加坡与文莱很富裕，马来西亚一般，缅甸最差劲。文莱之所以没有与马来西亚统一为一个国家，原因就在于文莱是英国的保护国，名义上不是殖民地。这导致文莱没有与马来西亚同时走向独立，没有作为一体走向独立。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又分为二元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马来西亚属于议会君主制）。因历史原因，沙捞越州和沙巴州拥有较大自治权。 以巫统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简称“国阵”）长期执政，马来人占政治主导地位。年颁布马来西亚宪法，年马来西亚成立后继续沿用，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后多次修订。宪法规定：最高元首为国家首脑、伊斯兰教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者会议选举产生，任期年。最高元首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权力，以及任命首相、拒绝解散国会等权力。马来西亚还没有实现政教分离，这是马来西亚没有完全进入现代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标志。宪法规定最高元首集三权与一身，这不符合三权独立的民主精神，这也是马来西亚没有完全进入现代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标志。年，马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各州苏丹的法律豁免权等特权。年修改宪法，规定最高元首必须接受并根据政府建议执行公务。年，马议会再次通过修宪法案，决定将各州的水供事务管理权和文化遗产管理权移交中央政府。这些措施显示了马来西亚民主体系的逐渐完善过程，马来西亚依然处于正在逐渐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统治者会议；由柔佛、彭亨、雪兰莪、森美兰、霹雳、登嘉楼、吉兰丹、吉打、玻璃市个州的世袭苏丹和马六甲、槟州、砂拉越、沙巴个州的州元首组成。统治者会议的一个职能是在个世袭苏丹中轮流选举产生最高元首和副最高元首；由几个人选举元首的制度，确实比较特殊，如果这个元首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只有象征意义，也不算违背民主，只是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如果这个元首拥有较大实际权力，那就有违民主思想，可以非议。统治者会议的其它职能是审议并颁布国家法律、法规；对全国性的伊斯兰教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审议涉及马来族和沙巴、砂拉越土著民族的特权地位等重大问题。未经该会议同意，不得通过有关统治者特权地位的任何法律。内阁首相和各州州务大臣、首席部长协助会议召开。这个内容显示了统治者会议体系拥有较大实际权力，这不符合民主体系，严重违背民主思想，是应该得到各国指责的，自己国民也应该反对这样的体制。这个体制也是马来土著人口专权的重要办法，是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后裔处于不利政治或经济地位的重要根源。各国有义务打破马来西亚这样的状况，中国与印度应该积极一些，更主动的促使马来西亚走向民主。马来西亚议会（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国会下议院（众议院）议席共个，议员任期年。上议院（参议院）有名议员，由全国个州议会各选举产生名，其余名由最高元首根据内阁推荐委任，任期年。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于年正式成立。年改名为联邦法院。设有马来亚高级法院（负责西马）和婆罗州高级法院（负责东马），各州设有地方法院和推事庭。另外还有特别军事法庭和伊斯兰教法庭。政党；注册政党有多个。由个政党组成国民阵线联合执政。国民阵线：执政党联盟。年月在马来亚联盟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成员党相对独立。大选时各党采用统一的竞选标志和宣言，候选人议席内部协商分配。强调发展经济，协调各政党利益，建立和平、稳定、繁荣、公正的社会。成员党包括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又称巫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人民运动党、马来西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土著保守统一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砂拉越国民党、砂拉越达雅克族党、沙巴自由民主党、沙巴人民团结党、沙巴民主党、沙巴团结党。国民阵线主席通常由巫统主席兼任。如此庞大的执政联盟，确实少见。主要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来人政党。成立于年。现有党员万。巫统主席和署理主席代表国阵出任政府正、副首相。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最大的华人政党。年成立。党员万。 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年成立。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族政党，旨在争取和维护两族利益。党员万人。主要反对党；回教党：原称泛马伊斯兰教党。以马来穆斯林为主的宗教政党，主要势力在北马。党员万。民主行动党：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政党。[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17:12:59 编辑过]
有启发就赞赏一下
文章很赞，分享给好友
文章很赞，分享给好友
henanyanlin3
大家都在看
henanyanlin3的其他帖文
更多好看内容
不过瘾？！打开凯迪看更多精彩内容更多频道内容在这里查看
爱奇艺用户将能永久保存播放记录
过滤短视频
暂无长视频（电视剧、纪录片、动漫、综艺、电影）播放记录，
按住视频可进行拖动
&正在加载...
收藏成功，可进入
查看所有收藏列表
当前浏览器仅支持手动复制代码
视频地址：
flash地址：
html代码：
通用代码：
通用代码可同时支持电脑和移动设备的分享播放
用爱奇艺APP或微信扫一扫，在手机上继续观看
当前播放时间：
一键下载至手机
限爱奇艺安卓6.0以上版本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其他安装方式：手机浏览器输入短链接http://71.am/udn
下载安装包到本机：
设备搜寻中...
请确保您要连接的设备（仅限安卓）登录了同一爱奇艺账号 且安装并开启不低于V6.0以上版本的爱奇艺客户端
连接失败！
请确保您要连接的设备（仅限安卓）登录了同一爱奇艺账号 且安装并开启不低于V6.0以上版本的爱奇艺客户端
部安卓（Android）设备，请点击进行选择
请您在手机端下载爱奇艺移动APP（仅支持安卓客户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其他安装方式：手机浏览器输入短链接http://71.am/udn
下载安装包到本机：
爱奇艺云推送
请您在手机端登录爱奇艺移动APP（仅支持安卓客户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180秒后更新
打开爱奇艺移动APP，点击“我的-扫一扫”，扫描左侧二维码进行登录
没有安装爱奇艺视频最新客户端？
无关种族与国界：马来西亚机场上演最有爱快闪i桔屋海外房产网
正在检测客户端...
您尚未安装客户端，正在为您下载...安装完成后点击按钮即可下载
30秒后自动关闭
无关种族与国界：马来西亚机场上演最有爱快闪i桔屋海外房产网">无关种族与国界：马来西亚机场上演最有爱快闪i桔屋海外房产网
请选择打赏金额：
播放量12.7万
播放量数据：快去看看谁在和你一起看视频吧~
更多数据：
热门短视频推荐
Copyright (C)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
正在为您下载爱奇艺客户端安装后即可快速下载海量视频
正在为您下载爱奇艺客户端安装后即可免费观看1080P视频
&li data-elem="tabtitle" data-seq="{{seq}}"& &a href="javascript:void(0);"& &span>{{start}}-{{end}}&/span& &/a& &/li&
&li data-downloadSelect-elem="item" data-downloadSelect-selected="false" data-downloadSelect-tvid="{{tvid}}"& &a href="javascript:void(0);"&{{pd}}&/a&
选择您要下载的《
后才可以领取积分哦~
每观看视频30分钟
+{{data.viewScore}}分
{{data.viewCount}}/3
{{if data.viewCount && data.viewCount != "0" && data.viewCount != "1" && data.viewCount != "2" }}
访问泡泡首页
+{{data.rewardScore}}分
{{if data.rewardCount && data.rewardCount != 0 && data.getRewardDayCount != 0}} 1 {{else}} 0 {{/if}}/1
{{if data.rewardCount && data.rewardCount != 0 && data.getRewardDayCount != 0}}
+{{data.signScore}}分
{{data.signCount}}/1
{{if data.signCount && data.signCount != 0}}
色情低俗内容
血腥暴力内容
广告或欺诈内容
侵犯了我的权力
还可以输入
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 种族问题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影响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JavaScript and this application utilizes JavaScript to build content and provide links to additional information. You should either enable JavaScript in your browser settings or use a browser that supports JavaScript in order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is application.
Item Details
书目相关信息
学位论文室(309室)
024/M)(GG)
图书馆公告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我的图书馆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新加坡人从小就要学会背诵《公民信约》（National Pledge），在集会时，他们要把右拳放在左胸口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这信约是新加坡一代文胆、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在新加坡建国不久起草的，内容旨在时时提醒新加坡公民要有共同的追求。但信约的内容也无疑承认了，新加坡存在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换句话说，这个东南亚岛国存在两种身份：以语言、宗教、文化等特征为标志的种族（race）和以现代公民为标志的国族（nation）。
本文要探讨的，正是新加坡的“种族”与“国族”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新加坡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处理种族及连带的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具体制度的逻辑及其后果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是否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新加坡政府主要以“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alism）处理种族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其独特的立国困境。这一方针并非刻板、抽象的原则，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并不断修正更新，动态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体现了一种工具性。但是，政府在建设国家认同的努力中，始终难以消化“种族”和“国族”的张力，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的研究十分丰富（Benjamin ]; Chiew ]; Chua a; Goh 2011; Hill and Lian 1995; Lai 1995），也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Chua 2003b）和台湾地区（洪鎌德 郭俊麟1997）的比较，但还较少专门从“国族”与“种族”之间的张力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更缺乏与中国大陆的比较。我们试图做一尝试。
、社会、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平等原则与和谐理念。此处，“种族”（race）一词在该国普遍使用，有时也与“族群”（ethnicity）混用，基本同于后者，并没有欧美场景中的“种族”所具有的贬义。“多元种族主义”也类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Goh 2011）。因
现代新加坡没有拥有主权的“土著”，这是“多元种族主义”的一个前提。历史上，新加坡虽然时常因贸易而导致人口聚集，但一直不是一个定居地Miksic and Low 20041819Stamford RafflesRiau-Johor苏丹手中购得这个被称为“淡马锡”的小岛（阿嘎佐诗 200728-30181915012030187197,00056%192175%——751392国开埠之前也没有一个政体，甚至没有固定人口，其殖民化并非武力征服，而是商业开埠。因此，虽然新加坡地处“马来世界”Nusantara，虽然华人占据四分之三强，但马、华两族都称不上对新加坡拥有特权，更不用说其他种族了。
新加坡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颇为偶然。1957年，英国政府兑现二战期间的承诺，让马来亚（Malaya）独立。而与马来亚经济一体、政治密切的新加坡则保留在英帝国内，并于1959年获得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自治权。李光耀（Lee Kuan Yew）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并执政至今。为了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华人民族主义势力，李光耀力主新加坡加入马来亚。马来亚首相东固·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也担心左翼势力坐大，同意将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北文莱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大英帝国，将新加坡的“SI”两个字母放入新的国名，成为马来西亚（Malaysia）的一部分。但是好景不长，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分歧很大。马来西亚处处突出马来人的土著特权，并以马来语为国语和通行语言，华商又因与苏加诺独裁政府过于密切而遭到排挤。新加坡华人众多，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不少限制。与此同时，新、马两地的种族冲突在合并后持续恶化，东固首相逐渐感到无力驾驭局势，终于要求新加坡退出联邦。1965年8月9日，在与东固会面之后，李光耀悲伤地宣布新加坡独立，并一度哽咽失声，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立场面。
独立的偶然性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困难。新加坡缺乏“想像共同体”的基本素材。首先，新加坡一直属于大英帝国，并一度属于马来西亚联邦，本土民族主义从来不是选项。其次，新加坡的三个主体民族来自三个强大文明，且都已经获得独立，民族主义强烈。很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刚刚迁来不久，或者只是移民二代。他们各自忠于自己的“母国”，到此地只是谋生或躲避战乱，对新加坡缺乏认同，时刻准备回“家”。要说新加坡有民族主义，那只有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既没有一部殖民之前的“史前史”可供追溯，也没有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血泪史”可供夸耀。新加坡的独立是被迫的、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没有人为独立流过血，因此也没有光荣可言，连英雄纪念碑或无名烈士墓都无从建造。最后，独立后的经济前景也十分黯淡。新加坡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的转口，英军在此时撤出更使当地失去了至少五万个工作机会。新加坡不仅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可供开发，连淡水都无法自给自足。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国家认同上几乎处于“赤贫”状态。
更为头疼的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英国殖民者分类管理的做法，使新加坡形成了各种族聚居区，如华人的牛车水、马来人的芽龙、印度人的小印度等。日本占领的历史和新加坡随后的合并、独立，导致种族冲突加剧。1950年12月，新加坡法院裁定13岁的女孩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抚养权归属其荷兰天主教亲生父母。玛丽亚二战期间被其生母交给一个穆斯林家庭养育，她只懂马来语并且一直接受伊斯兰教教育。当她在圣母像前祈祷的形象公布之后，穆斯林社区发生骚乱，马来人和少量华人走上街头袭击欧亚混血人，酿成18人死171人伤的严重种族骚乱。另一场骚乱同样与日据时代有关。日本军队在占领期间（）将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区别对待，要求前两者成为顺民，促使大量马来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但华人则受到严厉镇压，数万人被怀疑支持中国本土的反日斗争而惨遭日军杀戮Blackburn 2005: 921964723454Lee Chua & Kuo 1991
为处理棘手的种族问题，新加坡建国之初就将“多元种族主义”确定为宪法原则。不仅宪法规定种族在权力、义务、教育、工作等方面一律平等，而且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少数民族权利总统理事会（PCMR）”和“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CRH）确保各项法律和政策必须维护“种族和谐”。45年以来，“种族和谐”在社会政策和公共舆论中无孔不入，总理和政府官员、议员在国会辩论、施政演讲、国庆集会、社区视察等几乎所有场合，都不忘连篇累牍地强调“种族和谐”，强调和谐来之不易，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强调种族和谐的国家之一。实际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何新加坡如此不遗余力地突出它的“多元种族”特性，并在公共政策中如此彻底地贯彻多元种族主义原则呢？答案就在于，多元种族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国家治理术。用蔡明发的话说，多元种族主义被塑造成一种“公共的善”（Chua 2003a）。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定义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殖民时代的人群分类，并非仅仅四个种族，有时人口统计竟然可以多达200多个。新加坡正式认可的四个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族）是一个斯科特（1998）所说的“国家的视角”，其目的在于避繁就简，其代价是也正是斯科特所说的“地方知识”（Metis）的流失。
由于冷战环境，使得新加坡必须避免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穆斯林国家的夹缝中制造“第三个中国”（当时很多国家仍然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使用“华人”（Chinese）是为了强调与“中国人”或“汉族”的差异。在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多数来自闽粤两地，但他们基本是按方言聚集的，主要为福建话、潮汕话、广东话三种方言，此外还有闽南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方言社区。其结社方式既有家族又有地域，甚至有同姓结社，形成新加坡著名的“宗乡文化”(Liu & Wong 2004)。华人的宗教活动也千差万别，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组织，也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此外，早期华人移民也在长期的本地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即近年蜚声海内外的“巴巴娘惹”）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宗教多受马来文化影响，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李光耀就来自土生华人家庭。因此，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
华族是通过语言建构的。新加坡独立后，实行“双语制度”，即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同时，要求各种族必须学习自己的“母语”。华人由于方言众多，政府就规定“普通话”为华人母语，要求华人子弟学习，并禁止媒体使用方言。这导致不少“地方知识”的流失。首先，很多从小说方言的华人不得不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普通话，但收效并不理想。虽然政府曾开展过“说普通话”运动，教育部也多次降低华语门槛，甚至取消高等学校入学中的母语考试，但由于英语在谋生方面的优势，使得很多新加坡华人长期轻视普通话学习，流利使用普通话的人一直算不上很多，只是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才有所改善。其次，由于方言的边缘化，导致大量只会说方言的华人失去就业机会，很多家庭在祖孙之间无法沟通。笔者经常能在新加坡的公共熟食中心，看到老年华人守在无声或声音很小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台湾的方言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往往长达数百集，深受华人欢迎。但由于必须用普通话配音之后才能播出，以至于这些老人无法听懂，只能看华文字幕！总之，华人之间的公约数被指定为“普通话”和华文，“华族”因此也是用语言创造出来的种族。
“马来人”MalaysBatakBoyaneseBugisMinangkabauBahasa而是被定义为“伊斯兰教”（新加坡华语沿用“回教”）。也就是说，一个不说马来语的穆斯林华人、南亚人或阿拉伯人，都成为马来人。为了平息马来人的挫折感和回应来自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压力，新加坡规定马来人享有宪法赋予的土著身份，马来语也被定为“国语”，国歌也用马来语写成。但是，根据双语政策，非马来族公民无需学习马来语，以至于很多国民并不太清楚国歌的内容是什么。可见，马来族是通过“宗教”想像的。
新加坡的“印度人”（Indians）更是一个地理概念，即南亚次大陆的移民或移民后代。他们虽然人口很少，但却无法用“语言”或“宗教”统一。虽然多数印度裔人来自印度南部或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地区，并且信奉印度教，但印度种族中，也有锡克教、耆那教、赛巴巴教、佛教等教徒，说印地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作为大英帝国的扩张中心，南亚次大陆的各个民族长期向亚洲、非洲，甚至太平洋群岛迁徙，并在客居地以殖民者的面孔出现，与英国殖民政府紧密合作，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印度人”认同（Metcalf 2007）。新加坡政府继承并强化了这种认同。政府建立了印度教（新加坡华语称“兴都教”）和锡克教等宗教基金会，又允许他们以各自语言为母语。印度人虽少，但他们却成为重要的“第三方”，避免了华人和马来人矛盾过于明显，也为多元种族主义的“多”字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其他人”OthersEurasian12520103.3%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常与印度人放在一起。
总之，新加坡使的“种族”并非体质差异（种族一词的本意），而是语言（华人）、宗教（马来人）、地理（印度人），或者“三者皆非”（其他人）的区别。“多元种族主义”的工具性十分明显。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治理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对华人和马来人尤其如此。对于华人，政府致力于消除其内部亚族群组织和泛华人组织，边缘化其语言，力图将华人分解为一个个公民，直接面对国家。华人自开埠以来，以迁出地或姓氏为单位，自行组织了各种祠堂、宗乡会、商会，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华文教育体系，课本也直接从台湾或者香港运来。辛亥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在华人中间有巨大影响，秘密会社的活动在不同职业中十分活跃，中国国家认同较强。上至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很多华人终其一生只说华语。全岛最大的华人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CCC1955Nanyang University林语堂为首任校长。人民行动党执政后，认为如果强化国家认同，就必须拆解华人组织。政府于是以国家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逐渐取代这些组织的功能，并以“华人沙文主义”为名关闭大量华文报纸，还以普及英文教学的方式排挤华文学校。最终，政府以中文文凭不具备竞争力为由，关闭了南洋大学，使很多华人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但这些举措，使华人不再具有完整的自我更新体系，不得不通过“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府。
政府对马来人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将其组织起来，以共同体身份与国家产生关系。在法律上，全体马来人属于一套特别的法律体系管辖，即《施行回教法法令》（AMLA）。根据这一法律，马来人的最高权力归“回教事务部长”Minister for Muslim Affairs下设“新加坡回教理事会”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oura其中包括“回教法庭”Shariah Court的“回教宗教司”Mufti,负责与伊斯兰法律有关的事务。这一机构管理包括清真寺和伊斯兰婚姻在内的宗教和家庭事务。作为具有土著地位的马来族，马来语教学对全体国民免费，但马来人传统上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弱势（Lai 1995）。政府拨款通过马来议员建立机构，提高马来儿童的学习成绩，也曾一度负责解决吸毒问题。（后来由于新加坡动用重刑禁毒，使毒品在新加坡基本绝迹。）
作为传统聚居区的马来社区，则受到有意的拆解。此处，将“community”理解成有地域含义的“社区”还是无地域含义的“共同体”十分重要。实际上，拆解马来社区是创造马来共同体计划的一部分。此处涉及新加坡闻名遐迩的“政府组屋”计划。新加60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负责拆除村落和贫民窟，大规模建造廉价公寓楼（新加坡称“政府组屋”），并以99年为限出售给家庭。这一计划获得极大成功，既避免了政府承受巨大财政负担，也让民众有了自己的家。今天，高达85%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中，新加坡也因此成了少数几个成功解决住房问题、消灭贫民窟的城市，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但政府开发组屋，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散传统的种族聚居模式。从19893月起，政府更为严格地实施打散方针，规定组屋必须按固定的种族比例出售84%87%22%25%10%13%
政府组屋计划旨在拆解传统社区，让各族比邻而居，增加了解，打破社区封闭性。但这一举措主要受到影响的是马来人。穆斯林习惯上在清真寺周围聚居，并在局部成为多数。实行组屋计划后，马来人和印度人在任何地方都成为永久少数，而华人则在任何地方也成为永久多数。这一计划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组屋转手的时候，经常因种族配额已满而无法卖出好价钱。而且，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经常无法在组屋附近找到可以分享宗教和传统知识的同族家庭。
政府对于马来人的另一个特殊措施则与马来人在区域内的微妙地位有关。新加坡马来人基本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议员、社区领袖经常评论在新马来人的境遇，而新加坡马来议员常常反唇相讥。2001年，新加坡总理评论在新马来人学校成绩优于马国马来人，导致马来西亚传召新加坡驻马大使。在新马来人由于同马国和印尼的穆斯林有着“兄弟情谊”，很多人有着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以至于政府对他们在国家安全上心存戒心。新加坡从1968年开始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度，中学毕业的男子一律服役两年，但马来人直到70年代才允许服兵役。政府的理由是，一旦与邻国开战，马来族军人将处于两难境地：是向新加坡国民开枪，还是将枪口指向邻国的穆斯林兄弟。可以说，通过独立法律体系和专门阁员的方式，马来人和新加坡国家之间植入了一个中介。这与处理国家与华人关系的做法相反。
虽然存在专门针对某一种族的政策，但总的来说，在政治和社会权利上，新加坡特别重视保护少数种族，以体现各族平等的政策。例如，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必须平衡种族身份，其份额甚至具体到分支部门。所以，在新加坡工作，你会发现同事中3族俱全，尤其那些稳定的工作位置更是如此。公共服务设施也必须有4种文字标识（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国家媒体必须有4种语言频道，公共熟食中心必须有3种食品供应，清真和非清真摊位相邻但又严格区分餐具，公共卫生设施必须有能满足3个种族习惯的装置。此外，政府还会动用《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持宗教和谐法》，起诉那些公开发表破坏种族和谐言论的人，包括外国人，甚至在国外发表危害新加坡种族和谐言论的外国人，也可能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遭到起诉。在政治权利上，新加坡于1988年引入“集选区”（GRC）制度。在集选区参选的政党，要推出4名候选人，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其身份必须经过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认可。得票最多的组合“通吃”整个选区4个议席，共同进入议会。这个制度，保证了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简化原则，方便国家治理。种族的分类原则各不相同，对待种族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多数政策和原则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制定的，并不一定惠及或伤及所有种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对于种族问题极为重视，且不遗余力地将多元种族主义贯彻到方方面面，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种族成为一个随时随地都会见到且需要处理的因素。
无处不在的“多元种族主义”，将国民的种族身份固化了。长期以来，一个新加坡人必须属于而且只能属于一个种族，一般根据生父的种族确定。一个人要学习本族语言和英语，熟悉本族的风俗习惯。这使种族身份不强的家庭也可能产生种族意识强烈的后代，或者让种族意识不强的人持续处在焦虑之中。例如，一个华人基督教徒要熟悉被其宗教排斥的华人民间宗教节日。一个从小只说英语的华人，可能因为不懂“母语”而遭到奚落。一个沾过酒的马来人，更要面对马来共同体的巨大压力。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曾在给笔者之一的课程作业里写道：“我有一个印度名字，因为我父亲是印度族，但我却长着一副华人的面孔，像我母亲。在机场打计程车的时候，督导员经常以为我们是两拨人，把我和母亲指向一辆车，再把我父亲指向另一辆车。我跟母亲说海南话，全家人都在的时候说英语，我的泰米尔语一直不好。”强制单族归属的政策，导致种族互动困难，个体难以摆脱种族标签所施加的压力。种族之间只能共处，无法融合，彼此了解仅流于表面。多元种族主义突出“集体间平等”的原则，而不是个体间平等。所以，上面几个例子中，本属个体权利的语言权利、宗教权利、饮食权利，都不得不让位于集体权利。蔡明发称之为“社群主义意识形态”Chua 1995。
更大的困难在于国族认同。早在1976年，本杰明就用韦伯的“理想型”模式，分析了多元种族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准确地预测到，过分强调种族将使身份固化，融合困难：“紧紧抓住多元种族的社会模式不放，等于关闭了其他非种族的社会模式……有些人或许多多少少已经厌倦了专门为多元种族主义生产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他们终究会在脑海中冒出些奇思怪想，构想出某些与多元种族主义相反的非种族模式。问题在于，新加坡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否灵活到足以允许人们做出这样的改变”Benjamin ]: 80 身份固化导致“种族”与“国族”之间持续存在紧张关系，使国族认同的资源捉襟见肘。因为语言、宗教、服饰、饮食、艺术、家庭模式等领域都已经贴上了种族标签，可供“新加坡特性”（Singaporeness占领的空间变得非常少。政府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四十年来推行了众多促进国族认同的政策。除了世界各国司空见惯的国族认同手段，如国家象征、纳税、服兵役、普及教育等，新加坡还尝试了不少独特的国族建构政策，有的行之有效，有的半途而废。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将英语设为通用语言，又将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设为官方语言。逐渐形成了用英语交流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以英语作生活语言。政府将殖民者的语言普及化，是因为英语的“中性”，可以避免华语或者马来语造成的、其他种族或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英语也使得新加坡在吸引外资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经济快速起飞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所谓英语的“中性”，只是在种族意义上说的。能讲好英语的人，多出自中产阶级或精英阶级。由于英语在华人中的普及，原本英语程度较好且与殖民政府合作紧密的印度人，逐渐失去了在政府部门中的优势地位，英语也成为日常使用的语言。但是，多数人的英语语法简单，有自己的口音，很像洋泾浜，新加坡称之为Singlish即使英语已经成为多数人的母语，Singlish“”SinglishSinglishSinglish
像“说好英语”运动这样的计划，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贤人制度Meritocracy。政府以“现代主义”为旗帜，特别强调国民之间的公平竞争、任人唯贤。“现代主义”在建国之初体现为“生存”的话语，政府要求民众为生存而努力奋斗。随着经济奇迹般的发展，新加坡迅速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代主义又从“生存”转换成了“繁荣”的话语。纯粹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竞争，成为每个国民根深蒂固的游戏规则，经济部门也成为国家超越种族的重要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并没有将“双语制度”视为过渡计划，而是作为基本国策，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长期推行。政府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称为“第一语言”），再规定学生以父亲所属种族的语言为“母语”（称为“第二语言”），专门开设母语语言课。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再一律使用英语。但是，掌握双语毕竟需要很多训练，所以这种教育的收效并不是十分理想。根据政府的一项调查，可以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新加坡学197840%教育部于是多次修改教学方式，但坚持双语教学的方针从没有改Gopinathan et. al. 1998义下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直接相关。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执政党对“西方化”产生焦虑，认为“西方文化”自私自利，过度依赖政府福利，充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必须用亚洲文化加以克服。而语言被认为是承载亚洲文化的主要媒介。
从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始推行儒家伦理，希望从中建构一种国家认同。政府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儒家的集体主义伦理——勤俭持家、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孝敬父母等。政府指派副总理吴庆瑞组建东亚哲学研究所，斥巨资聘请华裔美国学者，开展儒家“现代化”的研究。教育部在中学推行“宗教知识”课程，要求学生从包括“儒教”在内的五门课程中选修一门，潜台词是由于华人多奉行儒家伦理，所以选修“儒教”课程的学生必然最多。此外，媒体也加大宣传，全面报道和转播儒学讲座。但整个儒学复兴计划以失败告终。华族以外的其他种族难以认同儒家导致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逻辑，也怀疑推行儒家的背后，可能意味着有意将华人主流化。因此，其他种族的学生几乎都不选修“儒教”课程。就连华族也并不买账，他们多数原本就对儒学知之甚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奉行儒家伦理”的新加坡，要从美国请“真正懂得”儒学的专家来帮助新加坡人学习。1989年的数据显示，中学三年级学生有44.4%修佛教作为“宗教知识”课程，其中多数为华族；而选修儒教的17.8%Kuo 1996: 3790，将“东亚哲学研究所”改造成研究中国政策的智库，媒体的报道也销声匿迹。
为了寻找新的国家认同资源，政府于1991年推出了《共享价值白皮书》，并获得国会通过。《白皮书》为国人确立了五大共享价值观12345 White Paper 1991: 3这些内容，延续了李光耀在1979年提出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s概念被宣传为并非某一具体亚洲民族的价值，而是亚洲各民族的共享价值。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回避“儒家伦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将亚洲价值与所谓西方价值对立起来，突出“西方文化”的缺点和“亚洲文化”的优点。“亚洲”也逐渐成为新加坡的关键词，很多博物馆、文化娱乐设施、公司企业、研究机构等都以“亚洲”为名。这个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小国，却将国家认同建立在世界最大的地理概念上。
推行“亚洲价值”也面临困境。后工业时代的新加坡社会，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精神已经遍地开花。新加坡人平均婚龄越来越晚，生育率连创新低Jones 2012。这恰恰说明了，所谓“家庭观念强”并非现实。在2011年的国庆集会中，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批评有的年轻人竟然将父母送到养老院就完事大吉，甚至改变他们的住址和电话让养老院找不到他们。这种事情显然与“亚洲价值”格格不入，但在国庆集会中对全国讲出来，说明这已经成为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儒家伦理到亚洲价值，都使得马来人无法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话语Chong 2002，而亚洲不少政府倡导儒家伦理或者“亚洲价值”，实际是为了维护集权统治Dirlik 1995目的在于否定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Englehart 2000Kuo 价值建构的目的性太明显，不可避免地将“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解释成某种有“内核”的东西，并论证这个内核穿越时空保留至今，潜移默化地指导人的行为，并且碰巧构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价值，成为亚洲各地祖先留给当代新加坡人的“礼物”。这是一种地道的机械建构、人为包装，一种自我东方化。既不忠于历史，也难以解释现实。
虽然政府的国族建构计划在八、九十年代效果不佳，但是多次大型调查都发现，如今新加坡大多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其次才是“种族”，在年轻人中尤为如此（Chua 2003b）。其中原因很多。例如，新加坡成年男性已经基本全部服过兵役，对国家的认同感普遍增强。全民义务兵役制度更让各种族士兵高密度地生活在一起，大大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服过兵役的人，大都学会了用福建话说脏话，形成一种微妙的会党感觉，只是这种感觉体现为对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认同。以国防认同国家的理念，在年度国庆中更加明显。每年国庆庆典中，阅兵都成为重头戏（拉加 2007）。新加坡还以退役人员为主体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民防体系。1997年，新加坡通过《民防防空所法令》，规定住房开发商必须修建防空设施，以防备外敌入侵，有的政府租屋还将“一旦外敌入侵，请躲入此防空所等待救援”之类的文字，醒目地标注在防空所门上，时时提醒人们应该具有一种国家忧患意识。新加坡并非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拥有独立国防体系的国家。新加坡的国防，并非致力于打赢大规模战争，而是要做一只“浑身是刺的虾”。这种国防立国的手段很适合新加坡：既能提高国民的国家认同，又不会像大国那样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
国家认同感提高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经济长期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今天，新加坡人均GDP位居世界前五位，政府高效负责，其清廉程度连年名列世界三甲。政党在大选承诺中，可以具体到“将某组屋电梯翻修”这样的细致程度。总理和内阁阁员也常出面为选区选民解决公共福利设施之类的“小”事。新加坡成了一个富足、整洁、舒适、安全的国家。民众的自豪感大大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籍劳力。2011年，新加坡518万常住人口中有193万是外国人。新加坡对外来劳力以月薪3000新元（约合15000元人民币）为界区分“雇佣签证”（EP）和“工作准证”（WP）两种签证。前者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待遇较好，政府也鼓励他们申请永久居民或者入籍。后者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东亚各国的女佣、建筑工人或小生意帮工，政府不鼓励他们入籍，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女性一旦怀孕立即遣送回国。尽管政府反复强调吸引外国人到新加坡工作是保持新加坡竞争力绝对需要的，但很多民众认为外国劳力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2011年大选中，执政党得票率创出新低，并破天荒地失去了一个集选区，据信这是国民对政府鼓励外国人就业的政策有关。在外国人与新加坡人的矛盾中，新加坡人的优越感增强，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全球化和国族认同的上升使人追问，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是否还需要延续下去。在1980年代，李光耀在一次论述新加坡种族融合问题时说，种族之间愿意通婚的人不会很多，所以，“如果你一个世纪之后回到新加坡，人们的样子可能变化不大”。但种族融合的速度比李光耀预想得快。19978.9%200716.4%2001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一次讲话中说“我想重申，我们的国家目标仍然是不同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如今，“混合种族”将成为新加坡身份的新挑战Rocha 2011)20101宣布，允许族际通婚的后代将父母双方种族联合使用，中间用横线隔开。这就是说，新加坡将出现“华-欧亚族”、“马来-印度族”等“混合种族”。虽然组合元素仍然是原有的种族标签，但显然在种族的“去本质化”方面，新加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1年7月，一名留学新加坡的大陆学生，因网络上载的自制短片里，有嘲笑新加坡马来族女性“只会生孩子”等言论，遭到所属私立学院开除，并被反对党成员以“散布种族主义言论”为由报警。这个学生怕吃官司，马上发表道歉声明并立即回国。此事在新加坡曾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和北美的多家英、中文媒体也做了报道。但在大陆，除了一家著名论坛做过转载外，其他重要媒体均未理会。无独有偶，几年前，一名大陆留学生参选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因发表“帮助同性恋变得正常”的言论，导致舆论一片哗然，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竞选。此事同样没有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
两件事涉及留学生的弱势处境、所在国政治环境等因素，但他们的言论，也同样反映了大陆教育中长期缺乏民族团结、平等、反歧视内容的事实。正是这种缺乏，导致留学异国的学生水土不服，到洋人那里“出洋相”。境内媒体和网络对此类事件的淡漠也至少说明了，歧视少数民族和少数群体的言论在大陆“算不上什么事儿”。如果说留学生的“洋相”不一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影响的话，那么这种教育上的先天不足，也可能导致中国民族间互动出现问题。在国内，类似上述例子中的言论也很少受到追究。国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有意无意流露出的民族不平等意识相当普遍，针对一个民族整体而不是针对个体的批评言论屡见不鲜。例如，说“五胡乱华”破坏了汉人的纯洁性，却不知很多所谓的“胡”，明明就是某些少数民族的前身。很多人仍然相信，有些民族在不久之前还处于汉族五千年前的水平，而且比汉族“能歌善舞”、“浪漫开放”、“神秘原始”。很多汉人或许不明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少数民族，为何不知道“感恩戴德”？很多少数民族成员大概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母语既叫“普通话”，又叫“汉语”？自己为什么也要算“炎黄子孙”？
42011Hybridity
Benjamin, Geoffrey (]) “The Cultural Logic of Singapore’s ‘Multiracialism’”, in Ong Jiuhui, Tong Chee Kiong and Tan Ern Ser (eds.) Understanding Singapore Society,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67-85.
Blackburn, Kevin (2005) “Reminiscence and War Trauma: Recall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 Oral History 33(2): 91-98.
Chong, Terence (2002) “Asian values and Confucian ethics: Malay Singaporeans'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2 (3): 394-406.
Chiew, Seen Kong (1985) “The Social-cultural Framework of Politics”, in Ong et. al. (eds) Understanding Singapore Society, pp. 87-106.
Chua, Beng Huat (1995)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Chua, Beng Huat (2003a) “Singapore: Multiracial Harmony as Public Good”, in Colin MacKerras (ed.) Ethnicity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pp. 101-107.
Chua, Beng Huat (2003b) “Multiracialism in Singapore: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ontrol”, Race & Class 44(3): 58-77.
Chua, Beng Huat, & Kuo, C. Y. Eddie (1991) “The Making of a New N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Working Paper No. 104.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lik, Arif (1995) “Confucius in the Borderlands”, Boundary 2 22(3): 229-273.
Englehart, Neil (2000) “Rights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Values Argu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fucian Ethics in Singapore”,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2 (2): 548-568.
Goh, P. S. Daniel (2011) “State Carnivals and the Subven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2(1): 111-33.
Gopinathan, S., A. Pakir, Ho W. K., and V. Saravanan, (eds.) (1998)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 Times Academic Press.
Hill, Michael and Kwen Fee Lian (1995)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7“──”201242
Kuo, C .Y. Eddie (1996) “Confucianism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ingapore: The Case of an Incomplet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in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4-309.
Jones, Gavin (2012) “Late Marriage and Low Fertility in Singapore: the Limits of Policy”,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10 (1): 89-101.
2007“——”241147-54
Lai, Ah Eng (1995) Meanings of Multiethnicity: A Case-study of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 Kiat-Jin (2011) “The Semiotics of Singapore’s Founding Myths of Multiracialism and Meritocracy”, Am Soc 42:261–275.
2011“”11
Liu Hong & Sin-Kiong Wong 2004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Business, Politics, & Socio-economic Change, , New York: Peter Lang.
2010“‘’” 47393-103
Metcalf, Thomas (2007)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ksic, John and Cheryl-Ann Low (2004) Early Singapore : Evidence in Maps, Texts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Rocha, Zarine L. (2011) “Multiplicity within Singularity: Racial Categorization and Recognizing ‘Mixed Rac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0(3): 95-131.
Sim, Boon Yee (2005)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social studies in Singapore: A National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tizenship and Teacher Education 1 (1): 58-73.
2008“‘’” 4173–92
White Paper (1991) Shared Values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Singapor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 January.
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