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语文上册一字组多词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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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语文上册一字组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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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一字开花（一个字组多个词并选词填空）
&&&&&&&&&&&&&&&&&&&&&&&&&&
&&选词填空练习（一）
（1）大家都（&&&&&&&&&&&
）冯亮是个乐于助人的同学，但他从来不& (&&&&&&&&&&&&&&&&
（2）文章恰当地运用了(&&&&&&&&&&&&&&&&
)的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1）这台机床性能很好，能车出(&&&&&&&
仪器上的部件。
（2）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的组织性、纪律性，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
（3）这个方案考虑得很（&&&&
（1）那里的斗争形式很（&&&
&），组织上决定派江姐去充实对敌斗争的力量。
（2）父亲平日是很（&&&&&
）的，从不放过我们任何缺点错误。
（3）老师地说：“你们要处处（&&&&&&&
）要求自己，争取有更大的进步。”
（4）这篇文章结构( &&&&)
，引人入胜。
（5）三九( &&&&)何所惧，一心丹心向阳开。
（6）军营里纪律(&&&&&&&&&
&（7）这么(&&&&&
&)的后果你考虑过吗？
（1）战士们的心（&&&&
）地跳动，恨不得一下子飞过江去。
（2）总攻开始了，我们（&&&&&
）的炮火射向敌人阵地。
（3）天黑了，我急匆匆地走在乡间的公路上，突然一道（&&&&
）的灯光照过来，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4）故事讲完了，教室里响起一阵（
&&&&）的掌声。
&5、“静”
（1）踏一条（&&&&
，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
（2）夜深了
，小山村非常（&&&
（3）主席走进礼堂，全体会员（&&&&
（4）听说要到森林里去体验生活，同学们激动的心情都无法（&&&&
（5）做事必须（
，才能做到急中生智。
&6、“精”
（1）这次学校艺术节活动真是丰富多彩啊！李辰制作的泥塑作品（&&&&
），赵永捏的面塑小娃娃特别有（&&&&
），王明对数码摄像比较（&&&
，每次活动都能把其中（&&
&的镜头拍摄下来；陈红还（&&&
）设计了新年邮票，图案（&&&&&
）极了，让人越看越喜欢......
A、老人指着前面一块小土坡，神情（
&&&&&&）地说：
“这里就是当年小阿牛牺牲的地方。
B、他在这一带很受人（
&&&&），有很大的威望。
&C、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大家心情十分（&&&&
&D、这件事的后果十分（&&&&
A、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帮助，使他感受到了班集体的（&&&&&
B、在父亲面前，再调皮的孩子也会变得（&&&&&&
C、李叔叔性情很（
&&&&&）起来，大家都愿意与他交往。
&9、“续”
观众们（&&&
）走进体育馆观看乒乓球比赛。首先进行的是男子单打比赛，
）抽打了十几个来回才见分晓。接着，（& &）进行女子双打比赛。在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分钟时，两个运动员精湛的球艺，博得观众一片喝彩，掌声（&&
）了整整一分钟。
10、“望”
a.穷苦人的的生活没有（
b.能有一本书是我的（
c.这次比赛，小力最有（&&&&&
）得到冠军。
d.我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
e.我的＿＿是上大学，我＿＿这一天得到来。
&11、“坚”
（1）通过＿＿的争论，我们统一了认识。
（2）体育和艺术表演的最大区别在于，体育比赛的紧张、＿＿。
（3）１９７６年，唐山发生了＿＿的地震。
（4）第二次洪峰来了，洪水＿＿的冲击着堤岸。
&13、“发”
今天早上，气象台（&&&
）了大风警报。傍晚，天气果然（&&
&）了变化。当时，我站在家门
口，首先（&&&&
）吹来一丝丝微风，树叶开始晃动。不一会，微风（&&&
）成狂风，把树枝都
3）语文课上，杨雪的坐姿很不（
），老师示意她坐端正。
我们在（&&&
）的树林里找到了她。她的脸上毫无表情，（ &&&&）地躺在草坪上，显现出死一般的（&&&&&
）。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一声响亮的汽笛声打破了深夜的（&&&&&
），我鼓足勇气扶起她，在（ &&&&）的林间小路上慢慢往回走。回到家里，我让她躺在睡椅上，不久她便睡着了，家里显得特别（&&&&&&
）。虽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但是，惊恐的情绪却久久不能（&&&&
15、“施”
1、他终于找到了可以（
&&&&&）自己才华的工作。
&2、病人生命危急，必须立刻（
&&&&）手术。
&3、人一定要靠自己，不要企求别人的（&&&&
&4、（&&&&
&）适当的压力会提高效率，但压力过大却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16、“改”
有错误，（ &&&&&）了，就是好同学。
&◆我们要不断地（
&&&&）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近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
◆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
&）落后的面貌。
经过（ &&&&&&）土壤，粮食大丰收了。
17、“现”
出了山谷，山川、田野、村庄便（&&&&
）在我们的眼前。
&◆在开展争做“文明小市民”活动中，学校里（
&&&&）出许多好人好事。
&◆雷锋叔叔的光辉形象时常（
&&&&&）在我们的眼前。
&◆国庆节的夜晚，首都各大公园都（&&&&
&）着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
&◆自从开展“学雷锋”活动以来，校园内外好人好事不断（
&&&&&）◆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景象。
&18、“增”
◆野炊活动给我（&&&
&）了许多生活乐趣，也（&&
&）了不少知识；同时，
也（ &&&）同学之间的友谊，（&&&
&）了同学们的集体主义观念。
19、“然”
a、即使没有花，兴趣依然（&&&&
b、你如果不好好学习，（&&&&
）学习成绩就会下降。
&c、夜已深了，老师的办公室里（&&&&
&）亮着灯。
&d、天气预报说，今晚上有雪，（&&&&
&）下起了大雪。
&&e、放学回家的路上，（&&
&&&）下起了大雨。
(1)陈明制作的那只小木船很( &&&&&&)
&)的工艺品吸引了许多观众。
(3)人们纷纷赞扬牙雕工人（& &&&&)的技艺。
&(4)这台仪器很(&&&&&&&
(5)他考虑问题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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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范仲淹与范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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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范成大
公元十一世紀中葉和十二世紀晚期，在我國歷史長河的燦爛星空中閃耀着兩顆巨星——生活在北宋仁宗時期的范仲淹（989～1052）和南宋孝宗年間的范成大（）。這一雙子星座，不僅是范氏族姓中的佼佼者，宋代歷史人物中的出類拔萃者；也是中華民族古往今來歷史長廊中的傑出人物，是兩位值得人們永遠懷念和尊敬的歷史人物。姑蘇，是鑲嵌在中國大地上的一顆明珠，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浩瀚的太湖，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州自宋代以來，就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范仲淹和范成大是姑蘇人引以為自豪的兩位歷史巨人。范成大的《吳郡志》更是記載了姑蘇的輝煌歷史。考察兩范生活、從政、治學的人生軌迹，發現他們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均為蘇州人，皆選擇風光秀麗的天平山為祖塋，按“堪輿家”的預言，這是塊風水寶地。同樣的出身孤貧，早歲喪父，備嘗人間艱辛而刻苦力學，發奮圖強，青少年時期打下十分扎實的學問根基。同樣的歷宦州郡，出為邊帥，顯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外交才華；同樣官至參知政事，未能拜相；同樣因身體羸弱，力不從心而早萌退意。同樣熱愛祖國山水風光，有着廣泛的交遊和興趣，均有文學天賦和創作才華。甚至同樣以書法及豐富的生活情趣而擅名。當然他們也有不少不同之處：如范仲淹作為開一代士風的領袖人物，更具政治家的風范和襟懷。作為宋學的開山，不失為思想文化界的領軍人物。在戰爭年代出臨邊塞的范仲淹更具軍事才華和雄才大略，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及其善於識別拔擢人才，是其人生的光輝亮點之一。而范成大，由於其博聞強記的天賦和到過更多地區的豐富閱歷，使其成為百科全書型的淵博學者；作為南宋傑出的外交使節，是為數不多的臨危不懼、智勇雙全的不辱使命的外交家。范成大享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盛譽，其田園詩更贏得後人的讚賞，是傑出的文學家。鮮為人知的是：范成大還是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社會學家和民俗學家、地理學家，他對各地的人文風俗有着深切的瞭解和淵博的知識。令人遺憾的是：一百三十六卷的《范石湖大全集》的久佚失傳（僅其中詩賦集34卷及雜著6卷存世），不僅影響了我們對范成大其人的全面認識和正確評價，甚至導致了一些不公正的誤解。四庫館臣未能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石湖大全集》實在是一大憾事。如果概括兩范間的同與不同，是否可依主次給出五頂現代“桂冠”予以定位：范仲淹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文學家；而范成大則是學者、文學家、外交家、地理學家、人類社會學家。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筆者，覺得有必要對這兩位歷史巨人進行一番比較研究。過去，在歷史人物的研究中，我們很長時間在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這樣的概念上爭論不休。以筆者的愚見，歷史人物研究離不開四大要素，即人、事、地、時。人，即研究其人際交往，事即其從政、治學的生活經歷，地，即其生活的人文環境，時，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研究歷史人物要充分把握這四大要素，網羅有關的全部資料，進行科學的分析，注重將歷史人物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考察。最合適的研究方式莫過於編寫年譜，時經事緯，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時代風貌；而其心路歷程，則有賴於評傳式的理性分析来揭示。近二十年來，筆者治學的興趣和焦點之一即對兩位范姓鄉前賢的研究。如果說，對范仲淹的相關資料搜集較完備而以拙撰《范仲淹評傳》的刊行及拙編《范仲淹年譜長編》的編定（待刊）為標誌，對仲淹的研究可暫告一段落的話；對范成大的研究則剛方興未艾。儘管筆者已從四部典籍、佛道兩藏、出土資料及法帖石刻中搜集到范成大的佚文近百篇，也寫過幾篇關於范成大的論文，但對這位百科全書式學者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頗想以這種“比較研究”為契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一部《范成大評傳》來，為筆者的宋代鄉邦人物研究劃上比較圓滿的句號。今擬先對“兩范”的生平事略及其學術、思想、著作等作一概略的敍述，由於拙撰《范仲淹評傳》已刊行，這種略述于范成大則稍詳，着重點仍在注重構成比較研究基礎的基本史料。&一．范仲淹生平及其思想概論&（一）&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989年10月1日）誕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時為北道重鎮成德軍節度掌書記。次年，范墉即因病與世長辭，終官武寧軍（徐州）節度掌書記。墉兩娶，生有五子，其三早卒，惟范仲溫（985～1050）和仲淹幸存，仲淹即為范墉繼娶謝氏所生[１]。范墉去世後，年僅六歲的仲溫育于蘇州族人。稍後，謝氏則帶著仲淹改嫁長山朱文翰，改名朱說，渡過了備嘗艱辛的青少年時代。朱文翰曾任安鄉知縣，范仲淹隨繼父生母在洞庭湖畔接受了啟蒙教育，留下“書台夜雨”的佳話；後又來到朱文翰的故鄉淄州長山，攻苦食淡，勵志苦讀於長白山醴泉寺等地，繼父朱文翰終官長山縣令。對於繼父的“既加養育，複勤訓導”，仲淹始終懷着“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感激心理，即使在其顯貴後仍念念不忘，請以“所授功臣階勳恩命回贈繼父一官”[２]，還悉心關注其喪葬事宜。對朱氏子侄的奏請異姓恩澤，解決求學及生活困難等問題，也關懷備至，視同范氏子弟，體現了一代名臣的風范。范仲淹二十歲時，曾遠遊陝西，結識名士王鎬，一起嘯傲于雩、杜之間，撫琴論《易》，極盡其歡，晚年仍滿懷深情地追念這位舊友。約略稍前，范仲淹還與王洙有布素之遊，奠定了終生不渝的友情。這種出行和交遊，開擴了青年范仲淹的視野。大中祥符（）年間，范仲淹在著名的宋代四大書院之一——應天書院求學，數年的刻苦力學生涯使他“大通六經之旨” [３]。青年范仲淹雖“出處窮困”，“布素寒姿”，但卻矢志不渝，勤奮學習，自覺磨練意志，確立了其卓犖不群的理想人格，“憂思深遠”的憂患意識和“憂國憂民”[４]的遠大抱負。如果說，“不為良相則為良醫”[５]是范仲淹的初衷，那末在南都學舍他已有了“慨然有志於天下”[６]的人生信念。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進士及第，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是科江西人蕭貫貢試第一，但鄙薄南人的寇准，硬是說服真宗，讓蔡齊狀元及第，這和他堅持不讓王欽若拜相一樣，體現了他人才觀念上狹隘的地域觀念，范仲淹卻對這位名相的剛毅果敢，勇於決斷，推崇備至。仲淹釋褐初仕廣德軍司理參軍，首先奉母侍養。他治獄廉平，清正自守，常與知軍大異其趣而挺然不從。剛正不阿，卓然而立的操守已始見於筮仕之初。天禧元年（1017），范擢文林郎、權集慶軍（亳州）節度推官，時知州為上官佖，通判楊日嚴，十分倚重這位才華橫溢的年青幕僚。次年，三十歲的范仲淹有燕趙之行，留下了豪情滿懷的《河朔吟》，抒發了他收復燕雲失地的壯志雄心。他還奉母命歸宗復姓，上表陳請時有一聯四六名句，化用范蠡、范睢故事，用事精切，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和文字功力。天禧五年（1021），仲淹調官監西溪鹽倉。這位僻居海隅的監當官，頗有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感，不避自薦之嫌上書時為執政的張知白，向他傾吐心聲：“卑棲曾未托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７]八百餘年後，民族英雄林則徐也直抒胸臆：“位卑未敢忘憂國”，實出同一機杼。范仲淹同年摯友滕宗諒，時官泰州從事，兩人志趣相投，時相過從，唱酬無已，他們在東海之濱結下情逾骨肉的金石之交。他和富弼，也在海陵結下終身不渝的忘年交，當時，富弼侍父而來讀書於此（弼父富言監泰州酒稅）。天聖三年（1025），范仲淹創議重修捍海堰，與滕宗諒一起主持這項工程，因氣候條件惡劣，遭遇挫折。但仲淹不為所動向朝廷力陳，得到淮南漕使胡令儀、發運副使張綸的支持，在胡、張的主持下，於四年秋重新開工，歷時三年，這條橫跨通、泰、楚三州，長達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終於完成。雖然仲淹因守母喪離開了泰州，但當地人民仍將其命名為“范公堤”。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楊阜《畫像讚》云：“我思范公，水遠堤長” 。“青衫下僚”的“名世高節”，是永遠留在當地人民心中的豐碑，范公堤在近千年的“捍患禦災”[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遺址迄今猶存。范仲淹寫有《堰記》，總結他第一次治水的實踐經驗，可惜這部水利名著早已散佚。天聖五年（1027）正月，晏殊罷執政為南京留守，辟守喪居此的范仲淹掌應天府學教席。次年，還薦仲淹應學士院試，除秘閣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實現了一次重要轉折。從此，他對小自己二歲的晏殊終身師事之，體現了其尊師重道的可貴品格。范仲淹在執掌府學的教學實踐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觀。在南都守喪期間，范仲淹向宰相上萬言書，提出了他最初的改革新思維， 不僅成為慶曆新政的藍圖， 也啟示了王安石的熙豐變法。 蘇軾高度評價了這一“天下傳誦”的萬言書，稱“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９]首相王曾對這通萬言書極為讚賞，暗示晏殊薦范召試館職。在宋仁宗時期，人才的脫穎而出，時賢先達的薦拔賞識，大力提攜，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對此深有體會，在他躋身名流後，比他的前輩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選任方面，由於范仲淹不遺餘力的倡導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雲蒸霞蔚般燦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現，這是趙宋王朝能在內憂外患中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天聖七年（1029），范仲淹力諫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賀之禮，認為這樣有損“君體主威”；又建議劉太后還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濃的皇太后切于權勢，疏入不報。仲淹遂自請補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天聖九年三月，仲淹遷太常博士、徙陳州（治今河南淮陽）通判。知州楊日嚴乃亳州時頂頭上司，繼任知州胡則，也與仲淹結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時時關注着朝廷的政治態勢、人事變化動向。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撒手人寰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劉太后的官員相繼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右司諫。宋代的台諫官許風聞言事，即可據傳聞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見，即使失實，也不加罪。這是歷代封建王朝望塵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和批評朝政權力。目的在於 “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 蘇軾對這種“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１０]的趙宋祖宗家法最為讚賞， 儘管他自己曾蒙受過“烏台詩案”的牢獄之災。仲淹直言極諫，恪盡言責。在太后稱制時，勸劉后盡母道；在仁宗親政後，則勸帝盡子道，調和二宮，煞費苦心。仲淹還受命安撫江淮災傷，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廬州等地折役茶、贍軍茶、江東丁口鹽錢，主張鹽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當地人民的負擔。 是年歲末，在宰相呂夷簡的支持下，仁宗廢黜郭皇后。台諫在孔道輔和范仲淹的率領下，群起力爭，被責問得張口結舌、理屈詞窮的呂夷簡玩弄陰謀手法，請台諫次日上朝力陳；仁宗連夜下達詔旨，分貶台諫領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國門。台諫官員相繼上疏救援、力爭，皆不報。在皇權和相權的聯合壓制下，顯然，台諫只能屈居下風。景祐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綿綿，風景如畫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憊的范仲淹，憑弔嚴子陵釣台，主持重修了嚴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華。他倡導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１１]，成為激勵人們道德品質修養的千古名言。桐廬郡小政閑，公務之餘，范仲淹與幕僚一起登臨遊賞，交相唱酬，飽享暢遊山水之樂。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賞心悅目的詩情畫意之中時，同年八月，一道詔令將他調知鄉郡蘇州。當時蘇州正發大水，宋代任官有避鄉貫、親嫌的規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實踐促成了這次調動？范仲淹行裝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實地考察災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東海的治水方略，成為蘇州地區北宋迄今屢見成效的一種治水主導性思路。回到蘇州城內，又全力以赴賑濟救助嗷嗷待哺的十萬災民。仲淹記事以來第一次回故鄉，僅及憑弔吳縣天平山的祖塋，察看姑蘇城內的祖居，命名其宅西齋為歲寒堂，堂前之松為君子樹，樹旁之閣為松風閣，各賦詩一首，寓意深矣。景祐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有了更能發揮其才華和更多干預時政的機遇。八月，仲淹以判國子監召回後，言事益切。老謀深算、城府很深的呂夷簡奏請任命范權知開封府，想以煩忙的日常事務困擾之，再相機尋其治政失誤而罷黜之。但范精於吏治，治績無懈可擊，京都肅然。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呂夷簡擅權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圖，指出進退官員的大權應由皇帝親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論，仲淹不過是從維護趙宋祖宗家法的立場出發，主張強化皇權，侵削相權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權勢慾極重的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１２]寵信呂相的仁宗詔令范仲淹落職出知饒州，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貶黜。阿附權相的侍御史韓瀆還奏請以仲淹朋堂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當時范仲淹以其剛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已在士林享有重望，館職余靖、尹洙上疏論救，相繼被貶外；歐陽修致書右司諫高若訥，斥其迎合時相不論救仲淹為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被貶知夷陵。蔡襄憤而作“四賢一不肖”詩記其事，士論榮之，傳誦中外，洛陽紙貴。這場風波史稱“景祐黨爭”，上述諸人後來均成為宋代名臣，范仲淹士林領袖地位逐漸形成。仲淹被貶出京，依例交遊官員當祖餞都門，但迫于時相的淫威，前來送行的只有李紘和王質。三出專城，屢遭貶黜的范仲淹，雖鬢白如絲猶素心未改，“許國忘家”[１３]乃其立朝準則、處世信條。仲淹每守一州，把興利除弊作為行政首要目標。在饒州，奏免鳥嘴茶充貢和奏免德興銀冶場的貢課，成為他新的德政。南宋初，狀元及第的王十朋在州治創思賢堂，州學建敬愛堂，立顏（真卿）范廟，以紀念這位前賢。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因葉清臣疏請，詔移仲淹潤州（治今江蘇鎮江），次年到任。寶元二年（1039）三月，又徙知東南重鎮越州（治今浙江紹興）。在潤，仲淹嘗籌畫建州學，重建清風橋，後被改名“范公橋”；在越，則以德化治，後人建有賢牧亭以祠。他還留下了《清白堂記》，力邀李覯來越州州學執教，興學已成為他關注的焦點。康定元年（1040），西夏戰事驟起，宋軍大敗於三川口，朝野震驚。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旋擢刑部員外郎、陝西都漕，又遷龍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膺寄方面。八月，再遷戶部郎中，自請代張存知延州（治今陝西延安）。在延州實行將兵法，採取積極防禦、尋機小規模出擊戰略，初步穩固鄜延防綫。授狄青《左傳》，勉以折節讀書，遂成一代名將；又對志在投筆從戎的張載，勸以治《中庸》，張後成關學開山，理學巨擘。仲淹的慧眼識人，於此可見一斑。慶曆元年（1041），韓琦對西夏採取攻策，仲淹不為所動，結果宋軍大敗于好水川。仲淹也因私與元昊通書，獨犯“人臣無外交”天條而被降官戶部員外郎，貶知耀州；韓琦則因敗軍之罪貶知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十月，分陝西為秦鳳、?原、鄜延、環慶四路，由韓琦、王沿、仲淹、龐籍分任四路帥臣。仲淹奏上攻守二議，初步形成其獨具卓見的加強西北防務、抗擊西夏的軍事思想。慶曆二年（1042），范上疏再論攻守之策，主張增築堡塞，行堅壁清野之計，在擴軍備戰的同時，實施招納懷撫之策。三月進築大順城，成為楔入雙方必爭地界的堡壘，進可攻，退可守。范有詩記其事，張載有《記》頌其功。仲淹又主張營水洛城，堅辭邠州觀察使之職，不願以文階易武階，這是當時儒臣的普遍心態。閏九月，由於主將葛懷敏“猾懦不知兵” [１４]，輕率冒進，再敗於定川砦。仲淹及時從慶州出兵馳援，方穩住陣腳，迫使西夏退兵。十一月，詔命復置四路都部署，以范、韓、龐籍分領之，系銜並帶四路招討使。仲淹上表自請，願與韓琦共同駐蹕涇州，與延州龐籍成犄角之勢，又奏請文彥博知秦州、滕宗諒知慶州，並兼兩路帥臣。經過反復探索，在范、韓主持下，宋陝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始構築完成，宋夏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宋夏和議，仍以延州為管道，正式啟動。范仲淹穩妥的積極防禦戰略初見成效。慶曆三年（1043）四月，范、韓因西綫戰功而擢拜樞密副使，八月，又除范仲淹參知政事，九月開天章閣，詔命近臣條對時政，仲淹應詔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措施。標誌着慶曆新政之始，且除修武備一項外，其餘九項措施均以詔令形式劃一頒行，在行之二年的新政期間，尚有溢出十事疏的內容。新政包括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民強兵、強化法制等四個方面內容。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法制等各個領域，是順應歷史潮流，頗有一定深廣度和社會效應的一次改革運動，旨在調整封建國家決策體制及運行機制的改革。其中，如“磨勘新制”是對兩宋陳陳相因的的磨勘舊法唯一一次革故鼎新的強力衝擊；厚農桑也確實對興水利、課農桑、辟田疇、增戶口產生了積極影響。最為功德無量的是詔州學立學和改革貢舉考試制度，這不僅促進了文風和社會風氣的深刻轉變，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脫穎而出和文化學術事業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榮昌盛。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對中國歷史進程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彌久的影響。慶曆新政為熙豐變法及此後的歷次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由於仁宗皇帝的始從終棄，執政大臣的首鼠兩端，守舊勢力的頑固強大，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導致了慶曆新政的功敗垂成。但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有着深遠歷史意義的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是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遠大抱負的一次可貴實踐，其功績永垂史冊。慶曆四年八月至五年元月，仲淹被命宣撫河東、陝西，在秋冬季節，先後行經今山西及陝西的一些地區，在宋代為交通未便、備極艱辛的極邊地區。就在仲淹黽勉王室，艱難跋涉之際，王拱辰等策劃了“奏邸之獄”，將蘇舜欽等改革派新進英銳“一網打盡”，矛頭直指時相杜衍和參知政事范仲淹，范自請罷執政，求知邠州，得到批准。慶曆五年十一月，又詔罷仲淹兼任四路帥臣，以給事中改知鄧州。慶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鄧州渡過了三年一生中難得的愜意時光。解除了機政和邊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鄧州這一風光秀美的重鎮，在“幕中文雅盡嘉賓”[１５]和諸子隨侍的親情中優閑度過了鄧州之任。在這裏，他的曹氏新夫人還生下了季子純粹，後來成為蘇軾的徐州僚友，他請蘇軾寫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鄧州，營造百花洲、重修覽秀亭，既是對前任、同年謝絳的憶念，又把這風景如畫的園囿辟為公園而與民同樂。仲淹在鄧州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創作高潮，其傑作《岳陽樓記》及許多詩文均寫于鄧州。他還興致勃勃參加了祠風師、賀瑞雪等民俗活動，祈求農業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每到一地，他總把民眾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當他任滿時，鄧民遮道，仲淹也頗願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後，鄧人在州治建“景范樓”，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紀念這位名臣在鄧州留下的政績與遺澤。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東南重鎮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後一次在鄉郡姑蘇逗留，決定創辦范氏義莊。作為元老重臣，這年七月，又擢官禮部侍郎。儘管他未能如唐宋賢守白居易、蘇東坡那樣在美麗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讚歎的白堤、蘇堤，但他首創的救荒模式，卻在中國經濟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皇祐二年，兩浙路爆發大饑饉，杭州災情尤重。仲淹一改開倉濟民，賑濟流亡的常規辦法，而是縱民出遊競渡，力倡公私興工造作，獨創以工代賑，募民興利的救災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糧價，廣泛吸納糧食湧向杭城，導致糧價大幅回落和人心穩定。這種擴大消費，刺激生產，增加就業機會，興辦公共設施和工程項目，組織災民自救；與運用價值規律調節糧價雙管齊下的高明措施，保證了杭州“民不流徙”[１６]，安然度荒。皇祐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與富弼交政後，又逢河朔饑荒，范又成功地將這種管子發明的輕重之術發揮到極至，一舉三得，既平抑糧價，又免支移之苦，還幫助州民渡過青黃不接的?難時光。這充分體現了范仲淹的過人膽識和行政智慧。可惜，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日），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在移守潁州的途中病逝於徐州。范仲淹“智謀過人遠甚”，“文武兼備” [１７]，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方面，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於一身；即使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也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他又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儒宗仁義；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一生孜孜於教育事業，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園未立”[１８]，居無定所，臨終又《遺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譜寫了“先憂後樂”的時代樂章。&（二）&范仲淹生前故後，士大夫對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絕非偶然。王安石譽之為“一世之師”，“名節無疵” [１９]，司馬光稱其“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於來哲” [２０]；黃庭堅論定為“當時文武第一人” [２１]，王十朋更褒為“此志此言高孟軻”，“見公端似見周公” [２２]；朱熹也評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問亦推為“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２３]的聖賢。范仲淹的影響，也超越了時代和國界，如日本著名景觀“後樂園”，即由朱舜水取范仲淹名言而命名。近代以來，范仲淹研究成為一門顯學，絕非偶然。范仲淹憂先樂後的風范，剛正不阿的品格，自強不息的意志，愛國憂民的信念，淡泊廉素的作風，泛愛樂善的胸懷，博聞廣知的學識，文武全才的智慧，豐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構成了他“粹然無疵”的完美人生。范仲淹留給後人的學術論著、詩文不算很多，但其影響卻歴久而彌遠，深刻而驚世。趙宋王朝雖然在內憂外患中支撐了三百二十年，但卻創造了封建時代最為興盛的精神文明，在當時世界也居領先地位。朱熹已指出：“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２４]。近代的兩位學術大師陳寅恪和王國維先生也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２５]“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２６]在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史的歷史長河中，宋學是難以逾越的巍巍高峰。宋學突破了漢唐墨守經傳舊注訓詁的樊籬，倡導義理之學；追求心性修養，及明體達用，經世致用，外王內聖的統一；具有“致廣大，盡精微”的博大精深，整合儒釋道學的萬千氣象。其本質特徵則是陳寅恪先生總結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宋初即已確立右文崇儒，“以文德致治”[２７]的既定國策，宋代大開孤寒之士通過科舉入仕之路，通過館閣制度培養和儲備人才，令其致身通顯。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中，多蘊涵着愛國熱情、憂患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信念和自覺追求，范仲淹就是其中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體的傑出代表。官僚與學者是他們的一身兩面，范仲淹年青時曾在應天書院學習過，後又執掌書院教席，不僅自己打下了扎實的學問基礎，也對教育有了更明晰的認識。慶曆新政中的詔州縣立學，是功德無量的盛舉，奠定了我國九百六十年以來的地方教育體系基礎，為大批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他也曾短期擔任過判國子監之職，主張辦醫學等專業教育，培養和薦引了當時最著名的幾位太學教授：宋初三先生及李覯。宋代太學、州縣官學、書院學等三級教育體系的形成，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創舉，范仲淹視教育為頭等大事，培養人才為百年大計，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當時的一些知識精英，如宋六家中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政治家富弼、司馬光，著名學者李覯、張載，宋初三先生，均出自高平門下。他與古文學家尹洙、蘇舜欽及名臣韓琦、杜衍、晏殊等也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他自己以《十事疏》為代表的政論性散文，五《記》為代表的古文，《易義》為代表的學術著作，駢散結合的律賦創作，乃至膾炙人口的某些詩詞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他從不曲學阿世，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格，融儒釋道於一爐的兼容併蓄的博大胸懷，使他不失為開風氣之先的文化學術思想界領軍人物。范仲淹“積學於書”，“得道於心” [２８]。他哲學思想的基石是：提出了“綱維三才”的天人合一觀，窮神知化的辯證思維，理一分殊，內聖外王的四德說，實開《易》學研究中義理派先河。宗經則是其哲學思想的取向，他於六經中求文、道、用的統一，實創“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的治學路子[２９]。范仲淹還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經典，力求會通而經世致用，正如他詩中所高度概括的那樣：“清靜道自生”，“讀《易》夢周公”，“養志學浮丘” [３０]。這種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學術視野，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當之無愧的宋學開山。范仲淹的政治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強烈的憂患意識，體現了他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自覺的擔當精神，濃郁的人文情懷。他立志“尚經天緯地之業” [３１]，而“憂事渾祛樂事還”[３２]成為他畢生的追求和信念。兼濟天下，“愛國憂民”[３３]是范仲淹立身行事，處世立朝的惟一準則，也是他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范仲淹畢生信守不渝的信條是：“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 [３４]，所以他能堅持“行己有恥”的高風亮鶹，不僅在貧賤時能安之若素，富貴時也能保持清正廉明，“為政忠厚，所至有恩” [３５]，興利除弊；晚年又推己及人，設立扶助貧寒族人的義莊。“素心直擬圭無玷”[３６]的范仲淹，開“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３７]的時代新風。倡導名教，旨在重建以儒家名教為核心的道德倫理體系。仲淹的名教思想，包涵了豐富的內容，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仁義禮智信、誠明、忠孝之類觀念，而且也包括恬於進退，淡泊名利，犯顏直諫，氣節觀念等合乎時代要求的新觀念。如果說前者更着重於個人的心性修養層面，後者則更注重於社會責任的層面，兩者的和諧統一，即为外王內聖貫通的倫理道德規范。范仲淹以名教為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則是其名教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是震爍古今、義薄雲天的驚世名言。其“至誠許國”，“不以進退易其守”[３８]的情操，不僅兩宋時廣為傳頌，時至今日，猶不失為儀型典范。范仲淹無論出入中外，執政臨民，乃至膺寄方面之際，始終以“猶濟瘡痍十萬民”[３９]的執着，為傳統的重本抑末經濟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內容。他力主茶鹽通商，發展商品經濟的遠見卓識，主持改革，興修水利，獎勸農桑的成功實踐，以軍事、外交、經濟（屯墾戍邊、堅壁清野）手段三管齊下鞏固邊防的慮深思遠，刺激消費、以工代賑救荒濟贍的獨特模式，提出“損上益下”、“裒多益寡” [４０]，摧抑兼併的固本寧邦之策，運用輕重之術平衡糧價，雖僅是吉光片羽，但仍不失為中國經濟思想上頗具亮色的真知灼見。這不僅是比他的前輩提供給歷史的“新的東西”，也是為後人提供有益謀謨的寶貴財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創辦的范氏義莊，體現了他一貫的民與物胞的人文情懷，充分反映了他對家族、社會的責任感、愛心奉獻及對社會財富分配的一種心態。范的高瞻遠矚，實開宋代賑濟、福利事業的先河，南宋不僅富家大族競起效尤，蔚為時尚，而且，也促進了始於北宋末的官辦慈善養濟機構的誕生，成為近代各種官方民辦扶貧事業的濫觴。范氏義莊的成功實踐及其遺韻流澤，對於當今社會保障福利機制的形成及扶貧事業，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范仲淹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提出了“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 的主張。他還力主“文質相救” [４１]，文以載道，將道統與文統完美結合，他有獨具一格的詩論和賦論。他對前輩作家王禹偁、穆修比較推崇，對同時代的尹洙、蘇舜欽、歐陽修等人“力為古文”的文學造就也頗為讚賞。他自己也創作了文質兼備、情文並茂，駢散結合的散文和律賦。范仲淹和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群體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風，一掃西崑體“刻辭鏤意”，“專事藻飾，破碎大雅”[４２]的弊弱文風。范仲淹還主張：在文學創作中須“文辭貫道” [４３]， “意必以淳，語必以真” [４４]。他在《唐異詩序》等文中簡要概括了唐詩各種流派的特色，反映了他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藝術鑒賞品位，對詩歌的特徵及其社會作用有明晰的認識。詩言志，歌詠言，他認為抒發真情實感是詩最本質的特徵。范仲淹的詩眾體皆備，他的交遊詩、山水詩、邊塞詩中不泛“格清而意遠”[４５]的精品佳作，如《野色》、《和章岷從事鬥茶歌》、《獻百花洲圖上晏相公》等為不可多得的傑作。另外，范仲淹的律賦創作，堪稱唐宋大家，儘管他精心編纂的賦匯總集《賦林衡鑒》已佚，但保存下來的序，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賦論。律賦興于唐，宋代以來，賦主要是應付禮部貢試的科舉文體，不為人所重。但“少遊文場，嘗稟詞律”[４６]的范仲淹，卻善於“化腐朽為神奇”，創作出不少言為心聲的佳作。正如楊萬里所論：“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４７]宋文之盛，正始于慶曆，范仲淹無疑是這一作家群體中的重要一員。作為邊塞詞人的范仲淹，雖其詞作多已散佚，今僅存五首，但卻闋闋精彩，字字珠璣。他的詞作豪放中有婉約的成份，實開蘇辛詞風的先河，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節律感，音樂美。范仲淹的散文，題材廣泛，是他從政、治軍、興學的實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也頗具文學和審美價值，其中不乏佳篇。《岳陽樓記》等五記、《十事疏》、《奏上時務疏》等為傳頌已久、膾炙人口的傑作，他的四論也風格犀利，縱橫闔捭，還有一些書信及傷悼文字也寫來感情真摯，十分動人。總之，范仲淹不失為享有時譽的作家，他的詩文言志抒情，風格清新，自然流暢，立意超邁，醇厚雅正，一如其人，廣受當時及後世的人們所喜愛。在中國古代的文學家中，理應有范仲淹的一席之地。&二．范成大事歴著作考略&（一）&范成大（），字至能[４８]，一字幼元，早歲自號此山居士，後又自號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吳縣人（治今蘇州吳中區）人。成大出生時，正當“靖康之耻”；幼年又遭流離，生四歲而金軍再度南下，繁華的平江城毀於戰火，使早慧的成大深寓家國之痛。其父范雩終官秘書郎，其母蔡氏夫人卻出身名門，乃蔡襄孫女，文彥博外孫女，家學淵源有自。成大幼承庭訓，自幼聰穎，據周必大撰《神道碑》記載：“公在懷抱，已識屏間字。”十二歲時已“遍讀經史”，年?四，已“能文詞”。其後，連遭親喪[４９]，十年不出，竭力撫二弟、嫁二妹。當時，成大備極艱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只能寄居寺院，無科舉意。范成大的創作生涯開始很早，自稱：自十四五歲，“始為詩文”[５０]。在昆山苦讀時，已加入邑中詩社，與馬先覺等唱酬，詩見《昆山雜詠》。在其父執、昆山名士王葆的激勵下，才奮發應舉，中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開始走上仕途。紹興二十六年春至三十年冬（），范成大初宦徽州司戶參軍，在任凡五年，歴二任，更歴三守，先後為李稙、潘莘、洪適。三十而立的成大表現出非凡的吏治和才幹，徽州的老吏以弄權著稱，成大以其幹練精明令老吏斂手屏迹，三任州守對這位年青的僚屬均頗器重。禦下苛嚴的李稙“霽威待公”，遷官提點坑冶時“辟公幹辦公事，不就”。（《神道碑》）以“博洽精明”名世的洪適，則付以吏事，且常“與公商榷古今”，相當倚重，認為成大乃官至兩府之才，自充舉主，令成大遷官“從事郎，入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神道碑》）成大在任时，多次因公務往來於今蘇、浙、皖交界地區，對生活在社會基層的百姓及其生活狀態、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瞭解，創作了《後催租行》等反映社會現實的傑作，與州教授嚴煥等僚友有唱酬之作。由於洪適的舉薦，紹興三十二年（1162）春，成大來到南宋行都臨安府（治今浙江杭州）任京官，與適之兄弟——洪遵、洪邁也結下不渝的情誼。前一年在姑蘇守闕待選時，為知府洪遵撰寫了《思賢堂記》、《瞻儀堂記》；是年，洪邁使金，有詩送行、迎歸，但洪邁卻辱命而歸，有失成大之期許。隆興元年（1163），禮部貢試，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知貢舉，成大為點檢試卷[５１]，（俗稱小試官，北宋梅堯臣亦嘗任此官。）樓鑰、王阮是科進士及第，其後均對范成大推崇備至。對“靖康之耻”和“平江屠城”有切膚之痛的范成大，對主戰的愛國士人有愛屋及烏的親近感。他在此前後曾上書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向他表示敬意；又上賀啟致元老重臣張浚，慶賀他的復出。主戰名相陳康伯罷相出判信州，成大賦《晝錦行》壯行，譽他為北宋名相韓琦，期許他再入朝執政。二年後，對他的去世表示了誠摯的哀悼，有挽詩二首。與請斬秦檜而享重名的胡銓有詩唱酬，對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成大因其岳父魏信臣的關係，與主和派魏良臣（信臣弟）關係頗親密；湯思退則秦檜餘黨，但由於乃石湖第進士時的同知貢舉，因師生關係亦颇密切。也許正是處在兩大陣營夾縫中的尷尬，使成大在隆興和戰的政爭中幾乎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但成大絕非依違于和戰兩黨間的騎牆派，他有自己的操守和主見。他在這二年中，先後任編類高宗聖政所檢討官，兼敕令所，上條陳論時弊十事。除樞密院編修官，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初為館職。在臨安，成大詩作幾無政治題材，多賞花、遊園、宴會及朋友間唱酬之作。唯一的亮點是：在抗議和反對孝宗信用近習龍大淵、曾覿的浪潮中，成大義無反顧的支持了他的兩位摯友——周必大、陸游因反對龍、曾而去國，成大向他們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和同情。乾道元年（1165），成大兼國史院編修官，遷著作佐郎；二年，擢尚書吏部員外郎，旋被言者以超遷論罷，與宮祠，返故鄉。乾道三年十二月，成大被任命權知處州，於次年八月抵達任所[５２]。這是成大首任親民官，在任雖僅數月，政績卻值得大書特書。今僅舉其犖犖大者：四年五月，召對，成大上三疏：其一為《論日力國力人力》，日力謂惜寸陰，國力乃資用，人力指思慮智術之所及；其二為《論慎刑》，大抵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責狀）款”；務使“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５３]。即不枉不縱。其三為《論兵制》，指出當時“法意中弛，戎備久缺”；“簡閱未精，營伍未立”之弊。克服此弊，則“人材可恃”，“紀律可行”，才能成軍隱然[５４]。這不僅是成大切中時弊之論，也成為他日後歴宦州郡，膺寄方面的施政綱領。其一，他在處州力倡義役。其法，民戶按物力高下出田產錢物以助役戶，以免執役時遭破家之患。役法乃宋代政爭之大端，北宋行差役法，王安石變法改免役法，元祐更化，司馬光廢罷新法，復行差役，當時蘇軾等也認為鲁莽滅裂，主張免役法有其合理成份。至南宋初，役法擾民之弊已達極至。誠如乾道三年十月臣僚奏疏中所論：“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令執役者無不破家喪產。而“大姓猾民〔為〕避免賦役”，常與“人吏鄉司通同作弊”，詭名析產，“將一家之產”析為“女戶五七十戶，凡有科配，悉行蠲免。”[５５]這種情形，較之北宋熙豐變法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范成大倡導的義役與王安石的免役法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於執行過程中有攤派之弊，且又強令原行助役之官民、僧道重複出錢等，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這僅是執行過程中的偏差，但其立法的本意是使鄉民貧富互助，不為不善，故不僅兩浙路行之既眾，且江南東、西路、福建路等处亦仿效行之[５６]。處州義役之爭的實質是：差役法時，吏緣為奸；義役法行，其無所措手，故造為譽論，欲敗成謀。結果乃差役、義役並行不悖，由民自行選擇，庶幾法意完備。其二，則興修通濟堰，有《堰記》記其事；又確立《堰規》二十條，手書刻石，以永其傳。關於此事周必大《神道碑》有極為生動真切的記載：&&&& 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于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外，溉田二十萬畝。溪遠田高，堰壞已五十年。公尋故迹，議伐大木，橫壅溪流，度水與田平，即循溪疊石岸，引水行其中。置四十九閘以節啟閉。上源用足，乃及其中，次及其下，而堰可復。議定，官為僱工運石，命其旁食利戶各發丁壯，分畫界至，以五年正月同日興工，四月而成。水大至，如初議。適公被召，躬往勞之。父老歡呼曰：“堰成，公忍去我耶？”公曰：“吾能經始，安能保其無壞！”&&& 為立詹南廟，作《堰規》，刻石廟中，盡給左右山林為修堰備，至今蒙其利。&成大思慮周全，踵事之密，確有過人之處。不僅在處州留下了一項興修水利的仁政，使處州山田“灌溉有序，民食其利”[５７]。而且，其護堰保閘的《堰規》，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爭水糾紛，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因爭水而引起的大規模械鬥之事仍時有所聞。八百餘年前的古人范成大已預為之立下一定之規，其思遠慮深令人欽佩。但更重要的是：《堰規》詳盡而細緻的規定，猶如不成文法，克服了水利工程旋修旋廢之老大難頑症。成大非凡的吏治於此可見一斑。《堰規》刻石二十條，因年代久遠，今已蕩然無存，但賴《堰志》一書，留傳至清。李遇孫《栝倉金石志》卷五據以收錄，八百餘年前的佳話賴以留傳至今。元人葉現稱賞《堰規》為“鳩工有規，變程有法”；[５８]清人王尚賡（號雲舫）跋云：“〔麗〕西之通濟，水利最大”，成大“刻規立石”，“後之濬汙通塞，實賴其法”。[５９]所言均為實錄，確非虛譽。李遇孫跋還說明了“《堰規》凡二十條，今除去《堰山》一條”的原因。當時“用木篠築成堰堤，取材於山，攔水入堰。自開禧元年（一二○五）郡人〔前〕參政何澹築成石堤”後，請有司批凖將樵採之堰山據為家山，故除去《堰山》一條[６０]。這個據山為己有的何澹，在“慶元黨禁”中成為韓侂胄禁道學的主要幫兇而得以發跡，除參加政事而知樞密院事兼參政，但嘉泰元年（一二○一）即罷知院。開禧中，居鄉仍占山為物業，與成大悉心興辦水利，造福一方適成鮮明對照。成大又因處州“帶郭浮橋，歲久弗茸”；遂“造舟為梁，聯以鐵綆”。新之以便民跋涉，橋命名為“平政”，橋亭則名之曰“知津”。“又得廢浮圖之田五十畝於縉雲，以其租屬亭”；為“歲時治橋”之費[６１]。成大親撰《平政橋記》並銘，又有《橋規》，宋時均刻石，惜今《橋規》已佚。成大在處州僅數月，卻興義役，浚通濟渠，修平政橋，且定下經久之規，深得民心。處州百姓列其入名宦祠奉祀[６２]。乾道五年五月，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並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說書多以卿監兼，以郎官兼者僅王十朋、范成大等三人，殆異恩殊典也。歲末，擢起居舍人兼侍講；次年五月，又進官起居郎[６３]。范成大立朝最值得稱頌的一件大事是：乾道六年（一一七○），為改變使孝宗感到極為屈辱難堪的離座起立受書禮及請歸河南故地，成大出使金國。不畏強暴，在劍拔弩張的金廷猝發私書，力爭國體；雖未能如願以償，但這種主動請纓的勇氣，以國事為重的忠貞，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氣節，卻受到當時宋、金朝野的一致讚揚，也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好感。此後成大宦運亨通，步步高升、卒至兩府大臣，實肇始於此。隆興和議，未能變更離座起立受書之禮，使孝宗極為難堪，時相虞允文議遣泛使乞請改變並請河南皇室陵寢之地。但在宋金外交史上，只有賀正旦或告喪、賀新主等才遣使，無故遣泛使被視為挑釁，使者非殺即拘，凶多吉少。當時虞允文推薦著名史學家李燾，燾以“丞相殺燾”為辭。成大則勇於任事，慨然請行。行前，成大即安排了家事，作好不歸的充分準備。由於在國書中只寫請歸陵寢地一事，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只能靠成大私書發之，更是犯金之大忌，幾遭殺身之禍。楊萬里以極冼煉的文字稱：成大“仗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６４]成大在“守吏微言有議留使人者”的客館賦詩詞以明志。其詩云：“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方按：音否）？”其詞略云：“萬里漢家使，雙節照清秋”。“袖裏天書，眼底關河百二，歌罷此生浮。惟有平安訊，隨雁到南州。”[６５]可見成大北行已有視死如歸的非凡決心[６６]。使還，成大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及實錄院同修撰。六年十一月，兼侍講，時張栻亦為侍講。次年三月，除外戚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朝論譁然。張說无才又超遷，因近習而膺大用。張栻切諫，范成大久不視草，周必大不草答詔，莫濟不書錄黃；台、諫李衡、王希呂交章疏論，可謂朝議藉藉。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范成大，他繳納詞頭時勸諫孝宗說：& 門?“驟寘二府”，猶如“州郡以典謁〔門〕吏為倅貳，觀聽如何？”義正辭嚴，次日，罷說除樞筦之命。不久，成大又論不當召佞倖宋貺，緣此二事，不安於位，求去，於八月五日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據說成大與張說有私交，但不以私誼妨公事，是非分明，則尤為可貴[６７]。正如石湖在任所草葉衡起復製詞所云：“體國忘恩，或不能掩義。”[６８]乾道八年十二月七日，懷着對“驂鸞仙去”勝景廣西邊陲的美好向往，成大笑慰談瘴色變親友的擔心，怡然就道，赴廣西帥任。開始了他長達十年之久，走遍當時南宋疆域四至的方面大員生涯，這也是他人生中閱歷最豐富，創作最出色的輝煌歲月。正如張鎡詩所稱：“事業文章兩足尊，南北東西曾遍歴。”[６９]赴任途中歷時三月有餘，有日記體散文《驂鸞錄》記其途中見聞，又有詩四十餘首，結集為《南征小集》。乾道九年三月十日，成大入桂林接任府事帥印。廣西當時管轄二十五郡、七十三縣，“經撫群蠻，不知幾千萬〔部〕落。”[７０]廣西地處荒遠，財政匱乏，平時“仰湖北及封椿錢七十余萬緡裨歲計”；南宋初，不再劃撥，支出“惟恃鹽貨。”（《神道碑》）但改官般官賣法為鈔鹽法後，鹽利盡歸漕司，州郡地方財政困窘，守令束手無策，鹽有增價抑配之弊。成大之任後，連上奏疏數千言，亟論鈔法之弊，漕司強取之非，主張寬郡縣上交之額，嚴禁增價抑配，杜絕侵欺之弊，其要在復官般法，對廣東客鹽原入廣西的鹽利損失，歲認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廣西舊賣官鹽八萬籮，如僅以五萬籮為額，即歲計可得九十餘萬緡省（合七十余萬緡足），而漕計仍很充裕[７１]。范成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核心是調整了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分配比例，得到宋廷批准，長期困擾廣西的鹽政問題輕而易舉得以解決，充分顯示范成大洞燭幽微的觀察力和處理棘手社會經濟問題的過人能力。這種精明幹練同樣表現在處理廣西馬政的行政能力上。廣西買馬，歲以三十綱為額，每綱五十匹。歲久日弊，一是擅自提高馬之尺寸標準，二是邊吏將買馬之銀入銅，名四六銀；鹽則減斤，百得七十，併折發起解的草料錢乾沒侵吞。成大洞察秋毫，連上四奏，提出改革馬政之弊的措施：其一，仍堅持四十年之久的四尺三寸為合格標準，仍以邕州橫山寨為主要互市地。其二，銀足成色，鹽足斤两，印給支票憑由，每量得馬尺寸，即批明尺寸、及盐斤兩，杜絕官吏欺弊，蠻馬近悅遠來。其三，嚴買馬官之選，執行賞罰之格，即以合格之馬為率，不足一千五百匹，展磨勘一年；多二百匹以上，減磨勘；多千匹，則轉官。其四，針對途中損馬之弊建策：沿途給足草料，病馬留寓醫治，且配備獸醫隨行。成大蒞任之際，廣馬極弊。邕州買馬，原額一千六百匹（方按：團綱解送千五百匹），至是，亦仅二十七匹而已。一是另開宜州買馬場，二是官吏欺侵所致。成大以帥守兼任買馬事，僅二年買馬額奇迹般地彪升至六十綱，即三千匹，增倍歲額，乃極弊時百餘倍。此雖為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額，時成大正離桂赴蜀之際（方按：邕州開馬市在正月），但創南宋廣西買馬最高記錄則皆賴成大改革馬政之力也[７２]。于此，足見成大的足智多謀與精明練達。成大在廣西還賑昭、賀二州旱災，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揀汰郡卒，練兵教閱；約束傜民，置團統屬，妥善處理民族關係，恩威兼施，實行卓有成效的羈縻政策，撫定西南邊陲[７３]。成大政餘與賓僚登臨風光秀麗的山水之間，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及不少題名石刻。又興建驂鸞亭、所思亭、碧虛亭、平易堂、正夏堂等，均為郡中名勝。“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其地成旅遊聖地，成大實有先導之功，功不可沒。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范成大依依不捨告別朝夕相處的幕僚及廣西軍民踏上赴成都帥任的征程。自桂至蜀，水陸兼程，長途跋涉數千里，歷時四月有餘，蜀道之艱險，途中之辛勞，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成大在《與五一兄書》中自述：“只存四莖骨頭，烏皮包裹，其不仆於道塗者，天也！”[７４]儘管如此，成大仍懷着對廣西的深情，在途中完成了《桂海虞衡志》一書，雖今傳本已散佚大半，但由於范成大據目驗耳聞之風俗輿情而成，是書歴為世所重，胡起望教授稱之為：“開一代體例，傳寶貴資料，為歷代文人所樂道，給研究少數民族歷史者以啟迪”[７５]；實際上，還給治宋史、西南民族史、邊境地理史、生物學史、中外交通史的學者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古代廣西的一部百科全書式博物事典，其博洽堪與沈括《夢溪筆談》媲美。成大在途中留意各地之風俗，古迹之幽奇，山水之勝概，物侯之變異，生民之疾苦，社會之情狀，感觸之深，多形之於歌詠。凡得詩一三三首，結成《西征小集》，陸游序稱“尤雋偉”[７６]。詩已編入《范石湖集》卷一五至一六，凡兩卷。范成大知成都府兼安撫制置使，其權略視宣撫司，除財計、茶馬不預外，舉凡“節制御前軍馬、官員陞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無不在其職權之內，可謂權重事專、名實相符的方面大員、封疆大吏[７７]。誠如成大《自廣帥蜀謝表》稱：“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難；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７８]較之廣西，疆域倍之而有餘。成大深感責任重大，以“既來萬里，敢計一身”[７９]的獻身精神面對這一挑戰。他在《帥蜀即真謝表》[８０]中就提出了兩大施政綱領：安邊撫遠，知人安民。成大當時面臨嚴峻的守邊重任。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吐蕃、青羌兩犯黎州，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成大建三策以應付，謂內教將兵，外修堡寨，教閱團結土丁。孝宗手劄獎諭，並賜度牒錢四十萬。成大日夜閱士，製備器甲，奏置邊地路分都監，增黎州五砦，籍少壯五千為戰兵；扼吐蕃入侵之路要衝築堡寨十八處以禦。奴兒結二千人入侵安靜砦，成大急調訓練有素的成都禁軍——飛虎軍（方案：《宋史·蠻夷四》作“飛山軍”）千人前往戍守，示之以威，敵三日而退[８１]。范成大對仲淹經略西事時的謀略娴熟於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運用了其訓練土丁，增築堡寨的積極防禦戰略，實際是當時歷史條件下進退得宜的惟一可能之策[８２]，兩范之心是相通的。所以樓鑰在制詞中稱譽他：“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８３]用范仲淹守延州之典來譽成大安邊之功，是極為貼切的。范成大在禦邊之奏中分析川路嘉、黎、雅三州因買馬，諸蕃常有覬覦之心“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切不可因慮及買馬而養痈貽患，對首惡必加追討，“乘風焚山，嚴兵清野”，除惡務盡。又榜示文州，分化瓦解諸蕃，保護正常的茶馬貿易，開放互市榷場，對白水寨叛將王文才則募人斬殺。恩威兼施，軍事、經濟措施雙管齊下，“聲震四境”，鞏固西南防務，以收長治久安之效[８４]。成大確有非凡之軍事才能，其效初見於廣右，大顯於四川。成大行政，以弛利惠民為念。在四川奏減酒課四十七萬餘緡，又罷關外科糴五十二萬斛[８５]。宋制，蜀帥月率一入學見諸生，成都府學崇寧新建以來，歲久敝漏；成大親自擘畫，籌集經費，“選吏程督”，一新室屋，踰年而畢功，使成都學“為西南冠”[８６]。其重視興學，所至均然，與范仲淹也如出一轍。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成大又續修方志《成都古今丙記》十卷，親撰《丙記序》，惜是書已佚[８７]。重視文化事業也是他一貫宗旨。陸游與范成大定交於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時為編類聖政所同僚，孝宗剛即位。十五年後兩人在成都一為帥守，一為幕僚，但友誼卻與日俱增。陸游對成大的洽聞強記，精明幹練，遠見卓識，推崇備至，期望他以“廊廟之重”，北定燕趙，“早為神州清虜塵” [８８]。成大以病弱之軀，游宦四方，淳熙四年春，因病上章丐祠，孝宗手詔答稱：“范某已病，尚為國遠慮，可趣其來。”[８９]成大應詔東歸，李垕稱其為帥蜀之賢者，尤以文章政事見重當世[９０]。成大五月二十九日啟程離成都，十月三日入姑蘇盤門，東歸歷時四月有餘，有行記《吳船錄》，原本一卷，今傳本二卷乃後人所析，非其舊。凡途經之地山川、形勝、古迹、風俗、人物、典故、園林、寺院、鎮市、物產等無不記載，充分顯示了成大的博學和廣聞的功力。如其過三峽的峭急奇險，寫來跌宕有致，遊刃有餘；讀之驚心動魄，擊節讚賞。蜀中風物，鬼斧神工，盡現石湖筆下。是年十一月初，成大赴臨安入對，除權禮部尚書。五年正月知貢舉，為克服拆換試券之弊，乞添試券頭背壓縫朱印。三月兼直學士院，四月拜參知政事，兼權修《國史》、《日曆》；六月，即被言者論罷。出知婺州，辭免，請以本官奉祠，返鄉家居。成大徜徉在故鄉的青山秀水之間，遍游石湖及姑蘇諸名勝古迹，詩思泉湧，復與友人唱和相酬，其樂融融。詩作中不乏關注農事及生民疾苦之意，亦頗及吳地風俗。淳熙七年（一一八○）二月，判明州魏王趙愷病卒，詔起成大代知明州（治今浙江寧波）並兼沿海制置使[９１]。乞罷進奉海物，又乞權閣魏王挪用諸司錢十五萬緡，以紓民力，詔皆除之。成大之任，又上奏劄，論與東南蕃舶交易而銅錢外流，雖嚴刑峻法不能禁止之弊；認為蕃貨多不急或無用之物，主張可以權停海外貿易，以絕其弊，實乃因噎廢食之舉。但又提出建議，令蕃舶回程時，亦博買中國貨物，約與來貨等價，並科其抽解，方准其住泊，否則，禁其貿易[９２]。這才是明智之舉，惜是否為宋廷採納已無明文可考。當時明州海船之多，令人歎為觀止，反映了造船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興盛。為防范沿海海盜侵擾，成大獻海界圖本，建議根括沿海船戶，凡海船五八八七艘，令以五家為甲，如一船有犯，同保並科其罪。將所結保甲攢写成册，如獲海盜，則按冊根治[９３]。這是將王安石創議的“保甲法”行之沿海明州管下。南宋以來，海外貿易極盛，但未聞海盜之患，或與成大這一建策有關，為了維護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成大堪稱處心積慮，竭盡其智。成大上此劄時已受命移知建康府（治今江蘇南京）兼江東路安撫使。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四月，成大到建康任所，時值歲旱，他以急迫的心情，負責的態度，全力以赴投入救災賑濟。成大救荒之策主要有：招徠商賈，奏請上游稅場，不可邀攔江西、湖北客米。請准得軍儲糧二十萬石賑饑民。權閣夏稅，蠲免當年秋稅額二十萬斛的三分之二。府屬?縣受救濟糧者達四五四○○餘戶，民無流徙者。當時，在沿江渡口，凡流民過淮處，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不願回者則妥善安置之。流民被荒，殘稅申乞蠲閣；流移歸業，行李牛畜，免收渡稅。次年，又籌府之餘財代輸下戶秋苗及丁錢之半[９４]。總之，竭盡所能賑濟災民，減免兩稅及丁錢，鼓勵生產自救。這是宋代官員的常用之策，范成大的過人之處在於：“米到即行〔賑濟〕”，且“印榜曉諭，恐村落不能通知”[９５]；亦防官吏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九年八月，成大因賑濟旱傷有功，詔轉一官，減二年磨勘[９６]。&成大在金陵任，又奉旨親盤大軍倉、轉般倉。兩倉及監官並幹人原均屬淮西總領所，應成大之請，淳熙九年七月九日詔令，自今見在米斛，依盤到實數撥付守臣認數椿管。成大認為大軍倉創建四十六年，撥付軍糧二千余萬斛，今盤虧八萬六千餘斛；鑒於歷年未除虧損，建議不再追究監官、幹人依律斷罪並追賠補償[９７]。體現了成大既精明幹練又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僅認真踏實查處，又能合乎情理的提出處理意見，不枉不縱，難能可貴。成大以積勞苦於頭暈，上五十章求閑，詔除資政殿閑學士，再領宮祠。成大在石湖度過幾年優閑的宮祠生涯，創作了大量詩文作品。淳熙十五年起知福州，十六年二月赴任行到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對成大信寵有加的孝宗內禪，光宗即位。恬于進退的成大稱疾力請奉祠，應詔上疏光宗，論當世要務云：當“執仁術以守家法，堅國本以定規模，節經費以蘇民力，精覘諜以應事機，審選任以求將材，修堡障以固西南，議鹽筴以安二廣，嚴錢禁以榷官會，廣屯田以實邊儲。”（《神道碑》）又特別指出：中國萬里邊境，“祖宗築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廣巡修。”對黎州青羌、吐蕃、雅州碉門、嘉州夜郎等蠻“結親相通”，極表憂慮[９８]。其時成大雖宦情已冷，壯志漸淡，老病加身，惟祈退居石湖，以終天年；但對國事日非仍極為關注，以其經略四方的豐富經驗提出了當務之急，只是已力不從心，說說而已。對黨禁已漸之萌、近習擅權則隻字未及，也許成大已無壯年時力挫張說、宋貺時之銳氣了。成大最後一次出仕乃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加大資政起知太平州（治今安徽當塗），五月之官。因隨從赴官的次女卒于任所，哀慟欲絕，遂堅請納祿奉祠。紹熙四年（一一九三）九月五日，一代名臣范成大久病不起，歸道山，積官通議大夫，朝命贈五官。（《神道碑》）卒諡文穆，二子：莘、茲。其文集乃生前手自編定。&（二）&范成大仕歴三朝，但其實際仕宦生涯卻與孝宗一朝相始終。周汝昌先生在《范成大詩選·前言》中將其一生劃分為五個時期，約略每個時期均為十年，這是從其文學創作風格來劃分的。一是連遭親喪，苦讀昆山，十年不出；二是習舉業，第進士，初宦徽州司戶；三是知處州及杭城為京官；四是出鎮桂、蜀、明州、建康，期間曾參大政；五是奉祠退閑，雖其間也兩度出仕，但一為半途而廢，又一僅逾月而罷。關於這後四個時期成大的仕歴、政績，已概括如上。成大這五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特點，周汝昌先生《詩選》已作了十分貼切的分析和概括，當然還有于北山先生的遺著《范成大年譜》[９９]也有詳盡而全面的記述，此勿再贅及。這裏僅介紹一下范成大的著作及其流傳情況。范成大的創作生涯開始很早，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寫下了大量的詩詞文賦。幸運的是在他晚年，手自編定了他自己的編年體文集——《范石湖大全集》，這部書後來被打散收入了《永樂大典》；不幸的是，《大全集》今已不復存於天壤之間，這不僅是范成大個人的悲劇，也是宋史及宋代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損失。同樣博學的石湖摯友——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其《梁溪集》及《遂初稿》（合計140卷）亦已喪失殆盡，均為非常惋惜而無法彌補的遺憾。范成大現存詩三十三卷，近二千首[１００]；賦一卷，凡六首，楚辭四首；詞一卷凡八十九首；（孔凡禮先生從《詩淵》補輯八首，是否均為范詞，尚俟考定。）各體文迄今以即將刊行的《全宋文》所收為備，約三百篇左右（其中有不少為僅存數句的殘文）。成大佚詩文還頗有輯佚的餘地，筆者搜輯所獲“兩全”失收的佚詩文已各數以十計。成大的著作存佚情況大致如下：⑴《范石湖大全集》，在《大典》中出現的《石湖范成大集》、《范至能石湖集》等均為《大全集》異稱，《大典》編者在稱引書名上十分隨意混亂。《神道碑》稱：《石湖集》為一三六卷，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其編次今從《大典》所引詩集名及《范集》詩注中尚可見一斑。即使北七十二絕乃《北征小集》，自蘇赴桂途中詩為《南征小集》，離桂入蜀詩則《西征小集》，陸游有序，《東征小集》則出蜀東返途中所作，凡詩一一一首。其在行在杭州為館職時所作編為《甲稿》，桂林詩結集為《乙稿》，成都詩則編為《丙稿》，明州、建康詩則應為《丁稿》，而他淳熙五年六月罷參知政事，提舉臨安洞霄宮家居至七年二月起知明州前詩凡六十六首，編為《洞霄集》[１０１]。這種一地一集的編輯法與今存之《誠齋集》如出一轍。這裏有兩個問題仍須討論和?清。其一，周必大和陳氏《解題》、《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成大《大全集》為一三六卷，但其子莘、茲之跋則稱一三○卷。這有兩種可能：成大手自編定的《大全集》或包括詩文以外的雜著六種，卷為一種，恰合一三六卷；或周必大所稱一三六卷乃包括附錄六卷而言。另一種可能為莘跋在傳寫過程中脫去一“六”字，但莘跋稱“詩文凡百有三十卷”，則似後者可能性很小，這一百三十卷僅為詩文，不包括後來單獨刊行的雜著。《范集》所附楊萬里序，于成大去世次年，即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已撰成，范莘、范茲之跋則成於嘉泰三年（一二○六）十二月，時家刻本壽櫟堂本應已刊成。或許范莘兄弟家刻本原來就為一三○卷，因為據《宋志》著錄宋代還存在一個《石湖居士文集》，注稱“卷亡”，另有《石湖別集》二十九卷。明初《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錄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冊，已殘；《脈望館書目》著錄相同，或照抄前者。這一《居士集》篇幅尚不及三十四卷本《詩集》八冊，則可判定是殘本。《石湖大全集》乃編年體，值得注意的是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摘抄石湖詩文中有關於宋本《大全集》的編次記錄。如黃氏稱：“〔第〕二十卷，公出蜀時詩”，與今傳本第十九卷相合；黃又說“二十一卷，（還）〔懷〕直玉堂與還吳時所作”，與今通行本第二十卷相合。卷帙前後次第相差一卷，乃宋本卷一為賦六首及楚辭四首，今本已移至卷三四所導致。即前二十一卷，今本仍宋本編次之舊。但令人費解的是：黃氏所說卷二十二至二十六，“多帥鄞（明州）所作……至金陵而詩少”；但核今本，僅卷二十一為明州詩，卷二十二為建康詩，即與黃氏所見宋本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相對應。而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即今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均為奉祠家居姑蘇詩，如果不是黃氏誤記的話，則明州詩佚失有三卷之多。所以即使是石湖詩，仍有較大輯佚的餘地。關於石湖文，黃氏稱：“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第百四卷，諸啟多可讀者”，“第十七冊兩卷亦啟，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據此可知，石湖書啟至少有三卷以上，如果其後之文仍為二卷一冊的話，則其餘二十四卷至少還應有十二冊，一部百三十卷的《石湖大全集》應在三十冊左右，其中詩為六冊，文為二十四冊。黃氏還說：“上樑文語多雄壯（自注：百九卷）”，“聖節疏亦多好（自注：百十卷）”；儘管《大全集》已佚，但其規模、編次、卷第約略可見，關於這一點，因前人從未述及，故特為拈出。⑵《吳郡志》，又稱《吳門志》五十卷，范成大纂，預其事者則龔頤正、滕宬、周南[１０２]。此書曾有著作權糾紛。因某人求持某事入志而弗果，遂造為謗語，稱此書乃非出石湖手筆[１０３]。直到三十年後，李嘉言之子李壽朋出任平江知府，因乃父嘗為成大幕僚，親見成大主持修志事乃確鑿無疑，遂於紹定二年（一二二九）付梓刊行，因志斷限於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又命校官汪泰享等增補其後之大事入志。今傳本之《牧守門》有寶祐三年（一二四四）記事，則重刊時又有個別內容補入。范志成書以來即享有盛譽。趙序云：“條章燦然”，“辭與事俱稱”；明人王鏊《姑蘇志·序》則曰：“范志竣而整”。《四庫提要》卷六八又亟稱是書引書多注明出處，注中又有類注，實乃“著書之創體也”。即使對范志頗有微詞的清人章學誠也認為：此書“文筆清簡”，“編次雅潔”；宋人方志首推范志及羅願《新安志》。筆者以為他們對范志的評價仍有偏頗之處。首先，范志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詩文，成為今人輯佚吳郡文獻的淵藪和校勘的寶山。如《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詩》、《全宋文》的編輯于此獲益良多。其次，《水利門》保存了完整的宋代蘇州水利史資料，至今猶能提供借鑒；關於寺、觀的詩文，不僅是園林建築史上的寶貴資料，也是宗教史上佛、道兩教的重要史料；《人物門》的設置，足補史傳之缺；其《官宇門》收錄的浙西提刑司、提舉司題名是惟一浙西路監司長官的完整記載，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關於太湖、虎丘等的記載，為今天旅遊資源的大規模開發，提供了有益的謀謨。最後，范志作為創例性的一郡巨典，為其後宋元方志及明清姑蘇方志的修纂提供了一個范例，其規模、體例皆不能出其右。⑶《攬轡錄》一卷，此成大使金時日錄。《四庫全書》因其敏感的民族關係，又涉及清人遠祖女真，故不收此書。陸游對此書極為推重，稱此書對女真國內事“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對成大博聞強記由衷欽佩，對此書傾注的愛國情結則尤為心領神會，以詩抒寫其讀後感云：“公卿有党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能沾衣。”[１０４]可惜此書已非完本，從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引用三條佚文及李心傳引用十四條佚文來看，此書之佚文當不少於今傳本的內容。而且，史料價值很高，著名史學家李心傳所引多據以駁正《中興遺書》、《中興小曆》諸書之誤；對成大出使未久，對金人“履歷之詳如此”表示由衷的肅然起敬[１０５]。⑷《驂鸞錄》一卷，此乃成大自姑蘇至廣西桂林沿途所撰日記體遊記。書名為化用韓愈詩“飛鸞不暇驂”[１０６]而得名。此書對途中山水景物寫來要言不煩，涉筆成趣；景換筆移，錯落有致，如數家珍。與《石湖詩集》卷十三所存四十三首紀行詩相互發明，詳此略彼，組成一卷動人的風情畫卷。體現了成大豐富的學識和過人的文學才華。過嚴州，見來自歙州的杉排畢集，深歎商旅重征之苦；還記載了一些“交易甚夥，可敵壯縣”的鎮市，如湖南株州的儲州，往往位於交通要衝，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宋代商業經濟的發達與繁榮，毋愧史筆。⑸《桂海虞衡志》一卷[１０７]，此乃成大漚心瀝血“時念昔遊”的力作。成大以病弱之軀自桂之蜀，途中歴四月有餘，憑記憶撰寫以桂林為中心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自然風物，山川名勝，風俗民情，社會文化及邊疆貿易等情況。此書足以備考證，廣見聞，給後人留下歷史地理、邊疆地理、社會史、民族史、自然科學史、中外貿易史等多方面的極可貴資料，不失為一部小型的博物事典。宋人援引者極多，頗受好評，又為歷代學者所重視。稍後，成大幕僚周去非援其例撰《嶺外代答》，許多資料取自是書。清人檀萃有仿作《滇海虞衡志》，足見成大此書影響之大。後世是書屢被傳刻，刻本有數十種之多，此書也傳到了海外，今藏日本已有十四種版本之多，且有和刻本流傳。可惜此書已在明代散佚，今傳各本無一完本。僅《志蠻》即可從《通考·四裔考》輯佚近萬字。四庫館臣明知《大典》中所收錄已逸出四庫本甚多，卻不去輯佚，殊無識。今有齊治平、胡起望、孔凡禮等點校本行世，惜均有欠精審，且仍可補輯佚文多條，孔本最晚出卻問題較多；就校注水平而言，以胡本為最，惜手民誤刊實在太多。仍有必要整理出一個比較完善的新本。⑹《吳船錄》一卷，今通行本為二卷，乃後人所析。內容及評價前已略述，今僅補充二點：其一，是書獨家記載宋初釋王繼業赴西域行程記，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極為珍貴的史料，體現了作者極深的佛學素養，在他的詩及詩注中，這種學養和功力也隨處可見。其二，書中記青城山上清宫之遊，概歎為“天下偉觀”；對歸州一州兩屬，蜀道之難，麻線之厄的記載，均可補史料之缺。正如《四庫提要》所評價的那樣：“于古迹形勝，言之最悉，亦自有考證。”成大這幾部日記體行記表明他是中國古代史上不可多得的傑出地理學家、民俗學家、社會學家。很少有人達到他那樣高的造詣和深厚的學養及文字功底。此外，范成大還有《范村梅譜》、《菊譜》及《太湖石志》各一卷，今存。他的《成都古今丙記》十卷，敍述杭州典故的《日錄》[１０８]及詩集《三（英）〔吳〕雜詠》[１０９]、與游次公等在桂林的《倡酬詩卷》[１１０]等均已佚。范成大生前故後，其人品學問、道德文章、政績著作，獲得時賢後人的高度評價。如他的同年摯友楊萬里稱：中興以來，“知政幾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謂正臣，如公才一二輩”[１１１]；是說他的政績、人品為中興翹楚。就學問、文章而言，頗為自負的楊萬里，視范成大為唯一的畏友而“只炷先生一瓣香”[１１２]；他對成大的文才、著作有如下評價：&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公訓誥具兩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僒，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倡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袵焉！&文末頗為慨歎：“人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１１３]可謂推挹備至。無獨有偶，成大的另一位摯友陸游對成大的定評是：“勳勞光竹帛，風采震羌胡。”“速死從公尚何憾，眼中寧復見此傑！”[１１４]愛國詩人的心是相通的，陸游譽之為人傑，亦無以復加矣。宋人黃震對范成大也推崇有加，他的《黃氏日鈔·文鈔》唐宋僅錄十家。唐宋八大家中蘇洵、蘇轍落選，僅六家；其餘四家為北宋黃庭堅、兩宋之際汪藻、南宋僅范成大、葉適兩人。姑且不論其選擇標準當否，但范成大為宋代一流作家則無疑。黃震曾說：“公喜佛老，善文章。縱迹遍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為世歆羨，往往似東坡。”[１１５]這種評價應該說頗有見地。錢鍾書先生則比較推崇石湖以《四時田園雜興》為主的田園詩，認為比之陶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在於對“百姓痛苦的體會”及同情，對“官吏橫暴的憤慨”。又論其詩風格為輕巧，遣詞造句較楊萬里為“規矩和華麗”，不及陸游“勻稱和妥貼”，對他好用僻典和“多用釋氏語”進行了批評，但仍不能不欽佩石湖學問的“奇博”。稱之為黃庭堅以後、錢謙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內行的名詩人[１１６]。對范成大詩作出全面評價的當首推周汝昌先生。他認為范成大的詩憂國憂民，“政見是站在端人、正義、愛國這一邊的，頗有史筆”；尤其推賞使金七十二絕，乃成大“最好的組詩之一”。筆者也認為：這一組詩的思想內涵，藝術成就應在《四時田園雜興》之上。周先生還認為，范成大的山川行旅詩“真切細緻、清新豐富”，十分“充實”。又論范成大身為高官，卻留意並同情農民及貧苦市民的悲慘生活，“願為喉舌的精神”，“難能可貴”。對范詩的藝術特色，周先生也作了十分精闢的概括，其一，“清新俊逸”，“富於變化”；其二“平淺易曉”，“清圓便婉、明淨流美”。成大轉益多師，“幾乎向所有歷代著名詩人學習”，卻尤鍾情于取法元白、張王。[１１７]這與《四庫提要》“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為一家”之論同樣是頗具見地的。葉茵評以“千古湖山人物，萬年翰墨文章”；張鎡稱他“事業文章兩足尊，南北東西曾遍歴”；龔明之則云“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１１８]平心而論，均不失為對石湖的蓋棺論定。三．仲淹與成大之比較研究&本文在論及范成大之宦歴政績時，已與仲淹略有所比較，今擬再專門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大致從以下幾方面着手：⑴時代背景& 范仲淹進士及第步入政壇之際，趙宋王朝已開國半個世紀。經過宋初三朝四十年之久的勵精圖治，北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極盛，出現了蓬勃興旺的向上發展勢頭。范仲淹雖真宗末已入仕，但其宦海沉浮主要在仁宗一朝，這與號為歴仕三朝，但宦歴與孝宗朝相始終的成大極為相似。因此，比較他們從政、治學、生活的時代，只要對仁宗和孝宗兩朝作一對比即可。仁宗以仁治天下，謹奉祖宗家法，忠厚之政；孝宗以孝為宗，雖即位初，銳志恢復，終碌碌無為。但舊史家予以高度評價，分別譽為卓然北、南宋諸帝之稱首，詳考史實，卻未必盡然[１１９]。乾興元年（一○二三），以晚年崇奉天書、東封西祀而著稱的真宗撒手人寰，留給十三歲登基的小皇帝的是一個政局不穩、國弱民窮的爛攤子。頭十年，真宗劉后（即仁宗時的劉太后）以真宗遺詔中“太后權軍國大事”名義處理朝政，時時暴露出想臨朝稱制的欲望，幸賴王曾等元老重臣嚴守祖宗家法，輔佐她平穩渡過了過渡期，但切于權勢的劉太后則在死後才還政于仁宗。在她執政的十年中信用王欽若等奸邪，羅崇勳等宦官，廣修塔廟宮觀，耗費國財，留給仁宗的是財政更加拮据的親政局面。仁宗初執政，就有人抓住其生母宸妃事大做文章，幸得呂夷簡預為之媒，以厚禮殯葬，才未出大亂子。范仲淹既在天聖七年（一○二九）初任京官時，就力諫仁宗不當率群臣拜賀劉太后，以為君主“無北面之儀”，並亟請回政于仁宗；得罪劉太后而被逐外放。在仁宗親政初，他又上疏仁宗，對太后“宜掩其小故而全大德” [１２０]，竭力調和二宮。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內憂外患頻仍，與西夏的戰爭連戰皆北。養兵之費，耗盡了內外之積，加上冗官、冗費，導致了積窮積弱的財政危機。宋代的官僚機構人浮政濫，曠職廢事，吏緣舞奸。“科率誅斂”，導致“天下騷然” [１２１]，社會動亂，小規模兵變、起義風起雲湧。賦役不均，貧富分化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面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嚴重局面，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新進英銳策動了慶曆新政。但由於趙宋祖宗家法的根深蒂固，仁宗皇帝的動搖反複，始從終棄，宰執重臣的首鼠兩端、掣肘觀望，反對派的陰謀破壞，既得利益者的公開反對，改革派內部的一些問題，如缺乏周密的部署及通盤的考慮等各種原因，新政功敗垂成。仁宗對朋黨的疑忌，達到神經質般的地步，其換宰執大臣則如走馬燈般，親政三十年，兩府大臣達四十余人。又自命台諫，使與大臣互相箝制。此術為孝宗所心領神會，其操縱之術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府大臣除虞允文、王淮、陳康伯外，多則一年半載，少則數月，任人不專；孝宗在位二十六年，先後命相十七人之多。又多加猜忌，再以台諫監察交攻，鮮能有所建樹。仁、孝兩朝的共同特點是多以“曖昧之罪加人”，說明其忌諱廷臣結黨之心的疑忌心理如出一轍。當然，孝宗之弊又在多信用近習佞幸，布為耳目，乃至進退大臣亦用其策，此則其遠不如仁宗也。仁宗朝西、北兩邊外患不絕，尤以西夏為害尤甚。幸賴范仲淹積極防禦之策而贏得還算體面的和平。雖增“歲幣”於契丹，撥“歲賜”付西夏，付出沉重代價，尚得以保國本不動搖。宋孝宗即位之初，勵志恢復，但用非其人，隆興一敗，則惟有和議，後雖寄希望于虞允文兩度經略四川，打算東、西兩路齊舉，終因實力不濟，有“小堯舜”之譽的金世宗又採取培植國力，不卑不亢之態度，其長備不懈，政局穩定，客觀上令宋無機可乘。更重要的是：孝宗受到鮮廉寡恥太上皇趙構的干涉掣肘，因此孝宗的恢復中原夢始終難圓，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宋人羅大經論其壯志難酬的三大原因頗有見地：“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方按：高宗退位後居德壽宮）聖志主於安靜，不思違也。”[１２２]仁、孝兩朝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人才之盛。在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錄》中，仁宗朝的“名臣”最多。如張知白、張士遜、陳堯佐、姜遵、李迪、韓仁、郎簡、張沔、夏竦、孔道輔、蔡齊、鄭戩、程琳、龎籍、明鎬、晏殊、張昪、宋庠、宋祁、孫甫、賈昌朝、曾公亮、葉清臣、王堯臣、吳育、富弼、韓琦、田況、文彥博、歐陽修、張方平、韓琦、蔡襄、馮京、王安石、司馬光等，范仲淹是承上啟下的人物。此外，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加上李覲，為太學最有名望的教授。唐宋八大家之六全產生在仁宗朝，歐、王、曾與仲淹有交遊。學術、哲學名世者則“三劉”（敞、攽、恕）、孫奭，張載、周惇頤、二程、邵雍等北宋五子，此外，還有蘇頌、沈括、燕肅、畢升等科學家。在這個群星閃爍的時代，從思想學術史的歷史長河考察，范仲淹無疑是領軍人物，所以筆者譽之為“宋學開山”[１２３]。而孝宗朝人才、學術之盛，亦南宋歷朝之冠。先後擔任過宰相的如張浚、陳康伯、陳俊卿、虞允文、趙雄、王淮、周必大等均為名相，史浩、洪適、湯思退、梁克家、葉顒、魏杞、曾懷、葉衡等或以治政著稱於世，或以學術文章為時所重。范成大與他們多有或遠或近的關係，與周必大、三洪、王淮等過從、交遊尤為親密。當時，哲學大師朱熹已嶄露頭角，以胡宏、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以陸九淵為祖師的心學，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呂祖謙為創始者的婺學,以陳亮為開山的永康事功學派，共同構成了浙東學派的萬千氣象，成為足與朱、陸理學、胡、張湖湘學相頡頑的鼎足而立的主流學派。范成大以其淵博的學識卓然屹立於當時思想學術之林，他與蜀學大家李燾父子、李石等也有交往，他與上述一流學者經常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要不是他一三六卷《大全集》的佚失，或許他與尤袤（《梁溪集》）、《遂初小稿》等著作喪失殆盡）也能構成吳學或蘇學學派，清代惠棟的“吳學”，較之范、尤前賢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當然不用說范成大還是尤陸范楊南宋四大家的著名詩人之一，也是范、陸（游）、朱（熹）、張（即之、孝祥）等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他的行草深受孝宗讚賞和時人喜愛。范成大早在乾道六年（一一七○）使金歸來除中書舍人時，就在士林享有重名。誠如崔敦禮《宮教集》卷八《上范舍人書》所稱，其學“包羅百氏，磅礴九流。以輝煌汗漫之作而執耳文盟，以博大高明之資而盱衡士類。”在南宋的兩府大臣中，只有范成大和周必大當得起這樣的評價。這與張方平當年亟稱仲淹，譽之為“士林歸乎北海”，（以孔融類比，稱其時望與重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１２４]。仁宗時，朋黨之爭開其漸，主要表現為改革派與反對改革的守舊派間的兩大陣營對壘；孝宗朝則主要表現在仕宦集團與近習的對立與鬥爭。范仲淹無疑是前者的領袖和中堅；而范成大則僅是文士集團的重要人物而已。孝宗時期，尚稱得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但養兵之費使財政狀況惡化，其出路即為橫賦與苛斂，這種狀況較仁宗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周必大估計，川峽四路淳熙初“常賦、雜征”已為熙豐時歲入三倍有餘[１２５]。眾所周知，北宋熙寕、元豐間的歲入是北宋最高的。至淳熙末，僅東南地區的歲入就達到六千五百餘萬緡，這是一個驚人的天文數字。如果考慮到南宋僅為北宋版圖的三分之二，那麼我們更可感受到這種超經濟的剝削和壓榨的殘酷，在其背後支撐的是嚴刑峻法與大批貪官污吏。孝宗志在恢復，也效仿宋太祖設封椿庫，淳熙十年也增加到三千余萬缗，但這筆民脂民膏卻主要用來敬奉太上皇和賞賜近習佞幸，以滿足其驕奢淫佚的生活需求，兩年後，內藏就僅剩五百余萬緡了。孝宗對太上皇恪盡孝道，言聽計從，晚年的進取心、恢復志已拋九霄雲外；其信用佞幸如張說、宋貺、曾覿、龍大淵、甘昪、王抃等，導致士人文官集團與近習的對抗，近習的弄權使吏治敗壞，南宋後期的權臣、近習為患，孝宗實開其漸。僅就這兩點而言，他是遠不及宋仁宗之開明、仁厚的。因此說他是“中興之主”，實在是名不符實。范成大就生活從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對宋人評論甚苛的王夫之也視范成大為孝宗朝名臣，稱他與周必大、王十朋、楊萬里為“錚錚表見”，“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１２６]。但無論是文學學術、還是士林交遊，范成大還稱不上公認的領袖地位，顯然比仲淹當年略遜一筹。⑵政治理念與治績& 范仲淹“慨然有志於天下”，“以天下為己任”，追求“尚經天緯地之業”[１２７]；他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先憂後樂是體現其時代精神的千古名言。范仲淹倡導的名教思想實際上是儒學正宗，即以孔孟之道立言立德；他表彰嚴光的名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１２８]，成為士大夫光風霽月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仲淹力主施政“布德行惠”，治理州郡之大要在於“從民心而已”[１２９]；而“惠民”之政必須：“寬猛相須”，“文質相救”，“損上益下”，“裒多益寡”[１３０]。因此，無論出為方伯連帥，或歴宦州郡，所至興利除弊，親民仁政就成為他一貫的方針，也贏得了過化之邦百姓的衷心愛戴。范仲淹的另一可貴之處是，不計個人安危、榮辱，凡事關國事，則挺身而出，直言極諫。“許國忘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畢生的信念，“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則是他無悔的追求[１３１]。在這方面范成大雖也敢於發表獨立見解，但不如仲淹那樣捨身忘己，當然他也有過諫罷張說，疏論不當召宋貺之類閃光之處，較之仲淹因上言極諫而三出專城猶未悔的操守尚有愧色，他人生最大的亮點是使金在金廷、粹沰私書，而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差一點就捨生取義。范成大撰寫的奏議、政論、序記、題跋及各體散文，均在已佚之《文集》；而能見其生平、思想概略的主要為周必大撰《神道碑》，但這類文字多溢美之詞，且未必能反映傳主的真實思想，因此，進行思想層面的對比研究則尤顯困難。但從范成大今存詩文的字裏行間，至少可以看出成大對仲淹這位鄉前賢頗為心儀，其思想、行迹亦頗有類似之處。成大思想亦崇奉儒學正宗，其政治理念以儒家“仁政”為圭臬，從他的一些奏疏中可見其政治主張為慎刑謹罰，輕稅薄斂，啟用賢能，愛惜民力。其施政注重通權達變，審時度勢。由於時代背景、社會風尚的影嚮與制約，也由於他長期患病體羸，佛道思想賦予他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很大影嚮，明顯表現在晚年的急流勇退，易退難進，消極遁世，明哲保身。這與他早中期的勵志恢復，銳意進取，建功立業已判若兩人，形成鮮明對照。當然仲淹罷參政後，也有意氣消沉的一面，但在知鄧、杭、青州任上仍一如既往救荒賑饑，致力於促進農業生產、商品經濟發展，改善百姓生活，穩定社會秩序。這些有所作為的政績我們僅在石湖知處州、帥桂、蜀、明州、建康時還能見到，其後基本上是領祠祿而不出，流連于大自然的美景中與親友飽享山水風光了。應該說最後十年，石湖基本上無所作為，這當然有近習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