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音乐史
中国音乐史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 这些原始的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这首歌的歌词仅只“”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夏、商时期中国音乐史夏商两代是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 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主所豢养，在行祭时、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西周、东周时期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 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即黄帝时的《云门》，时的《咸池》，时的《韶》，时的《大夏》，时的《大蠖》，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时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秦、汉时期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 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 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中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隋、唐时期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 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西凉（今）乐、高昌（今）乐、龟兹（今）乐、康国（今萨）乐、安国（今布哈拉）乐、天（今）乐、高丽（今）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的某些特点。受到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宋、金、元时期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 “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另外还有、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 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明、清时期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 “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编辑的《山歌》，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等；道情类说唱有，，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 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的、陕西的同州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和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中国的京剧。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近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中国，出现了、以及后来的、、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 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中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是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中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作为中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的曲《牧童短笛》，的钢琴曲《花鼓》，的曲《内蒙组曲》，的《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开端/中国音乐史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棗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距今已有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现在难以猜测。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乐器，用土烧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种变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头，中空，顶端开一吹孔，胸腹部开一个或数个指孔。埙是除骨笛之外，已发现的原始时代乐器中唯一能确定地发一个以上乐音的乐器，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这很可能与在不大的蛋形的埙上开孔，比在管状的笛上开孔要难以计算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有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认识中国音阶的发展，音阶音之间的律学关系，乃至中国的七声音阶仍以五声为骨干现象的内在机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和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人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上古音乐/中国音乐史
先秦音乐一、音乐的起源和先秦乐律学1、音乐的起源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歌曲，是后人为之起名的《涂山氏妾歌》。传说巡行到南方的涂山时，涂山王的女儿爱上了他，但不知什么原因大禹却冷落了她。涂山王之女没有放弃她对大禹的爱，命自己的侍妾在涂山的南面等候大禹归来，侍妾久等大禹不见归来，便唱了一首歌——“候人兮猗”。 这是一首只有四个字的歌曲，其中前两个字——“候人”是具有意义的；后两个字“兮猗”是由感而生的叹语。前两个字是歌的基础，但更应该注意的则是后两个表达情感的慨叹字——“兮猗”，正是这慨叹之声，使之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音乐长河源头组成部分。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祖先们并没有停留在这只有四个字的音乐的水平线上，他们翻动着历史长河的浪花，为音乐的发展又逐起了更大的波澜2、先秦乐律学音阶和十二音这样一套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究竟产生于何时？曾有人作过“五音”产生在商以前，“七声”和“十二律”产生在周的结论。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如果先不把舞阳骨笛的音阶算在内的话，也很难确定说在西周或更早的商代就已产生，只能判断当时只是初具规模，是后人逐渐使之趋于完整化的。后世文献一般认为“商以前但有五音”，至周代始有“七音”。若根据传说，大概到了周代末年，中国就已经有了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2年在位）向伶洲鸠问乐的故事，大意是：周景王问其手下的乐官伶州鸠，十二律是什么，伶洲鸠就把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十二律名完全例举了出来。景王还问七音是什么？伶洲鸠便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阶名列举了出来，这虽然是一种记载，但却向人们说明了中国音阶发展的历史线索。在中国，五声音阶从古至今一直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子产曾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可见在当时五声音阶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七声音阶则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古代用“宫、商、角、徵、羽”作为音阶中各音的阶名，用“变”来表示低半音，用“清”来表示高半音。在古代的五声音阶中，“常用‘变宫’、‘变徵’两个音作为衬托或丰富五声之用”。3、三分损益法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地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时代，社会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空前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而理性主义是这一时期总的倾向和总的思潮。学术上的百家峰起，诸子争鸣，为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齐桓公时的相——在其著作《管子·地员篇》中对乐律学提出了“三分损益”的理论，就是中国最早的律学理论。《管子·地员篇》是一篇研究土壤学的论文。在这篇中，管仲提出了有关音律与农业生产等相关联的论点，并把音的高度和井的深度及植物生长这三者相联系。同时还把宫、商、角、徵、羽等由低到高的一系列音与家畜的鸣声相比拟。《管子·地员篇》提出的“三分损益”的意思是把一个音律管分成三份，“损”是“减”（即从三份中减少一份），而“益”则是“增”（即再加三分之一），就是说以一根一定长度的发音管为准，把它减掉三分之一长，就形成了下一个律管，再把这个新律管加上其自身的三分之一长，便又产生出一个新的来。这样延续的一损一益，便产生出十二律。记载中，管仲实际只相生出了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继管仲之后，《吕氏春秋》的“音律篇”在管仲五音的基础上又继续相生了11次，也就是相生到“清黄钟”，使十二律的相生得到完成。但当相生到第11次（即到十二律）后的“清黄钟”时，“清黄钟”不能回到原出发律上，使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后的近二千年中，中国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对这一律学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三分损益法”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在不同时期进行介绍。“三分损益法”每制出新的律管与原律管的音高都是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又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的关系，但需要再按音高次序调整排列，才能得出十二律，所以它又叫“五度相生律”，亦有称之为“五度相生法”。《管子·地圆篇》中的相生方法是先“益”后“损”。“三分损益法”理论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的“十二律”的理论，比古希腊、数学家的“律制”要早一个世纪左右。二、远古和先秦乐舞乐舞原始社会的音乐是与、舞蹈以及交织在一起的。大概到了和平安定的“神农氏”时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对于这一点，可以从葛天氏部落的乐舞中窥见一斑。 但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毕竟是十分低下的，正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所以这一时期的音乐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祖先的原始信仰。他们的这种信仰又往往具体的表现在他们对于“图腾”的顶礼膜拜上。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这一时期常用当时艺术的最高形式——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自然力、祖先以及对“图腾”的崇拜上。他们甚至相信，音乐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能感动、媚悦神灵，它可以使自然听命于人。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迷信，但它却向人们说明了：音乐，从它出现时起便成为一种社会形态，无论如何要受生产力水平的支配，这是中国音乐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原始社会的乐舞是与原始部落的狩猎、畜牧、播种以及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关于这一点，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中，可以看出，记载中原始先民的那种“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姿态。在这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里，有3组舞者，每组5人，从他们手挽着手列队舞蹈，包括舞者头上下垂的发辫或装饰物和每人都有一个小尾巴来看，很有可能是一种扮演鸟兽的舞蹈。除此而外，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所发现的岩画中也可以看出乐舞的历史痕迹。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关于“远古乐舞”的传说大至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命名的氏族部落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伊耆氏之乐”，“葛天氏之乐”等；另一类是歌颂被尊为古代帝王或歌颂本部落图腾的古乐舞。如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原始部落的乐舞。前者其时间一般较早；后者有的已属于部落联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产物，时间一般晚于前者，现择其主要者分述如下：1、葛天氏、伊耆氏之乐甲骨文拓片上的“舞”字《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葛天氏部落的乐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乐舞作品。这部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生活在原始社会葛天氏部落的人民对自己部落祖先——“载民”的歌颂，对自己部落“图腾”——“玄鸟”的崇拜以及他们对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期望和对大自然的祈求。中的舞字很象一个人手持一对牛尾巴或其它动物的尾巴在舞蹈之形，这说明“操牛尾”踏歌而舞在远古乃至商代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礼记·郊特牲》载：
“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也，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之也曰：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传说中伊耆氏部落的乐舞，叫作“蜡祭”。每年的十二月里，伊耆氏部落的人们都要举行一种祭祀万物的祭礼，希望不要有地震、水灾、虫灾，也不希望杂草和野树丛生，说明了这一氏族部落已经进入到农业生产阶段。从《葛天氏之乐》和伊耆氏部落的乐舞和其它原始社会的乐舞中人们可以看出有如下特点：它是氏族公社成员的集体创作，又属于全体氏族公社成员；音乐的成果并不为一部分人所占有，具有朴素的审美意识；但在这时已出现了原始的萌芽；乐舞（音乐）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抒情并带有朴素的功利主义色彩，其表现形式是诗、乐、舞（包括宗教）交织在一起。2、“三代乐舞”从中国许多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中，随着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爆发和原始宗教的产生，出现了为各代所制或歌颂自己氏族部落首领、图腾的乐舞。据记载，黄帝部落的乐舞叫《云门》，歌颂唐尧的乐舞叫作《咸池》，歌颂舜的乐舞叫作《箫韶》。这就是后世文献中所称之的“三代乐舞”。《云门》也叫《》，是黄帝氏族部落歌颂自己的“图腾”——“云彩”的乐舞；《咸池》也叫《大咸》，是唐尧氏族部落的乐舞。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咸池”是天上“西宫星”名，唐尧氏的先民认为“咸池”是，在他们的眼中，是遥远而不可理解的，他们幻想那里有神灵，所以就用乐舞来崇拜和歌颂它。到了舜的时代，原始神话被不断地人间化和理性化，他们部落的乐舞叫作《韶》。 可说是原始社会时期登峰造极之乐舞作品，它是被先民们视为含有神圣性质的一种宗教乐舞。因为它的主要伴奏乐器用“箫”，故又称之为《箫韶》；又因为它结构庞大而又丰富多变，故又称之为“九辨”（“九”在中国古代是代表“多”的意思）；加上它“歌”的部分包含多段，所以人们又称之为“九歌”。这部乐舞，曾被长期视为原始艺术的最高典范。如公元前544年，在鲁国见到了这个乐舞之后发出了如下的赞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又在齐国看到了《韶》的演出，受到极大的感动，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论语·八佾》记载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也就从这时起，“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中国的一句成语，它更成为中国上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三、西周的礼乐制度中国音乐史“礼乐制度”，也就是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这是一种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 礼、乐、刑、政四术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礼、乐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立的一种等级制度，而刑、政则是对下民的。礼可以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敬和。礼、乐的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人民。所以，“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表现。作为音乐制度，它包括乐县、舞列、用乐等都有其森严的规定。因此，在祭祀、宴享、朝贺等场合的礼节仪式中，都规定了与之相配合的各种音乐。如祀天神“奏黄钟、歌大吕、舞《大夏》”；祭地示“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举行大飨时“两君相见，楫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楫让而升堂，升堂而，升歌清庙，下管象武，序兴……客出以雍彻振羽”（《礼记》）。诸侯宴使臣时，可用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关于乐队、舞队的编制，《周礼·大司乐》中载有：“王宫县，诸侯，卿大夫判县，士特县”的规定，可见其等级的森严。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于祭祀、宴享等日常的雅乐活动之中，另一方面贯彻在由大司乐进行的国子教育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对音乐社会作用的重视。但由于这种制度规定的太死，使这种奴隶主阶级视为理想的“雅乐”趋于呆板、僵化。在制定礼乐制度的同时，周代还豢养了一支庞大的音乐、舞蹈队伍，人员达1400余人，由“大司乐”（《礼记》称“乐正”）来统领这些乐官、乐工。为了适应这样庞大礼乐机构的需要，周代设有培养人才的机构——“国子监”。在“国子监”中学习的称之为“国子”，由大司乐直接掌握教学活动。《周礼》把这些教学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乐德”、“乐语”、“乐舞”，这里包含道德品质、言语进退和一些重要的乐舞教学。“国子”大多是王、公等贵族的子弟，《礼记》内则说，国子从十三岁便要入学，“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四、《诗》和《楚声》1、《诗》《诗》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选集，编辑时间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最初只叫《诗》、《诗三百》或《三百篇》等。在初期被统治者尊为经典之后，才有《诗经》之称。据记载，《诗》共收编了诗311篇，其中有6篇“笙诗”有“声”无“词”，估计是当时的器乐曲，所以没有被收入。《诗》原先全都是乐歌，它的编排就是按照乐曲的不同被分为“风”、“雅”、“颂”三类的。“风”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篇，全部属于地方曲调；“雅”有“大雅”、“小雅”，共有诗105篇，属于朝廷的“正乐”；“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有诗40篇，属于伴舞的祭歌。从来看，《诗》包括了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即从周初到中期）的作品。就来说，《诗》主要产生在，也远及长江、汉水一带（即包括今天的、、、、、、等省的全部或局部地方）。《诗》的编缉成册，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６４４年）所记载的吴公子季札在聘鲁时曾观看周乐，由鲁乐工为他歌奏的诗以及他对各类诗歌的评论，其次第和现行本子的《诗经》相同。从这一史实就可以证明，《诗经》这部诗歌总集在那时或更早的时候就已编成了。十五国风《诗》中的“十五国风”都是“”而来。在中国古代，采风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一制度从西周时就已开始实行。《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就是说，周天子每五年要到各地视察一次，每到一处，都命采诗官来陈述民间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歌来了解民间的反映。《汉书·艺文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古有采风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其意思是说在古代，设有采诗的官，天子依靠他们采来的诗来观察民间的风土人情，了解政治设施恰当与否，以便自己考核更正。至于各家所说采风的具体情形，大多是根据“汉乐府”的采诗情况而想象出来的，所以也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可靠，因为没有实际材料来证明，但一般认为诗的来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① 祭礼和宴享诗，可能出自巫、史之手，有的可能是根据古祭歌和加工的；② 政治讽谕诗，基本上可以说是公卿大夫们献的；③ 风谣则是王朝的乐官在诸侯国的配合下采集而来的。虽然“风”诗流行的地域非常广阔，但《诗》中的“十五国风”在形式、音韵等方面却很统一，可以肯定是在收集之后对其进行了润色或改编，否则这些诗的形式和音韵能如此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十五国风”几乎全部是，可以说是《诗》中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十五国风”以形象的历史，从各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周代五百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愿望和感情，有着相当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诗》的曲调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但从那丰富的“歌诗”之中还是能看出它的艺术水平在当时有何等高超。《东山》在“十五国风”中是最出色的之一。诗中描绘了这位征人在思前想后那种十分复杂的内心活动。他既为自已生还，今后能过上和平生活而欣喜；又为自已走后家园残破而万分担忧；然而对家乡的爱，又给予他重建家园的勇气和信心。特别是对其妻子怀念的描写，无论是从妻子方面设想，还是从自已方面着笔，都不是泛泛写来，而是借助了一些看来是琐屑的，但实际上是非常细腻的描述，来抒发自已对妻子那种朴实而深厚的情意，非常真实。这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形式和委婉悠长的深厚韵味，以及所塑造出来生动朴实的艺术形象，直至今日还有着强烈的感人力量。③“十五国风”在艺术形式方面还有被后世称之为“号子”、“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和“山歌”一类的抒情民歌。这些民歌在演唱时采用了有“歌”有“和”的形式（“歌”即领唱，“和”即帮腔）。《诗》中的第二类“雅”是奴隶主贵族文人在学习了民间歌曲之后所创作的乐章。“大雅”多为朝会宴飨之作；“小雅”乃为个人抒情之作。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反映现实、同情人民、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超脱这部分人为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局限性。《诗》中的第三类“颂”是周代统治者祭祀宗庙祖先的乐舞，其中舞的部分更多所表现的是舞容、舞姿、舞的步伐和动作。一般很少为人所重视。它虽然主要是歌颂统治者的“文德”和“武功”，强调了祭祀的神圣，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精神风貌。中国后来各历史朝代的统治者所重视的“雅乐”，主要是从“雅”和“颂”的传统中发展而来。由于这种音乐礼仪性较强并脱离人民，所以“雅乐”逐渐衰亡。总之，一部《诗》包含了民间歌曲和奴隶主贵族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国风”和“小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来中国民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2、《楚声》《楚声》是指战国时代，在楚国兴起的用楚国民歌曲调填词的专业创作并由屈原开始的骚体类作品的总称，在音乐上称“楚声”，也叫“南音”。楚国是指今江、汉间及今湖南、湖北一带，战国时还兼指徐、淮的一部分地区。楚国的民歌很多，在前面讲过的“涂山氏妾歌”就是原始社会时最早的“”。记载中的楚歌作品有许多，其中著名的作品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菱》、《阳阿》、《激楚》等。这些民歌在当时楚国宫廷中也是很流行的。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楚国君主过着多么奢侈的生活，同时也能了解到“楚声”的实际演出多么动人。“楚俗尚巫，楚声与巫音有关，起源甚古。”（《中国音乐辞典》53页）在“楚声”中有一部民间祀神乐曲一—《九歌》，就是“巫”在祀神时所表演的歌舞曲。是“楚声”的一部代表作，其歌词被保存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和属于他的流派作家们的诗歌集——《楚辞》之中。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文学史中，《楚辞》是继《诗经》而后出现的新的音乐形式与风格，只有把《楚辞》和《诗经》相比较，才能看出它是继《诗经》后中国音乐史和文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九歌》这部作品原是一套民间，传说是夏王“启”从“天帝”那取来的，这当然是神话，但也能说明它是一种古老的乐歌。这一古老的乐歌采用了载歌载舞的形式。有专家考证说在前面介绍过的舜部落的乐舞——《韶》的结构与音乐，就是后来《九歌》的结构和音乐。《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祀鬼神的乐歌基础上，为宫廷举行大规模的祀典而创作，并取古代乐歌为名。屈原在民间歌曲的感染下并从其中吸取了营养，还创作了不少按民歌形式写成的歌。从《九歌》的内容来看，这部作品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大都是恋歌。《九歌》不仅有歌有舞，其中还有故事叙述，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大型歌舞曲。屈原对这部作品十分推崇，曾在《离骚》、《天问》等作品中提到它。关于《九歌》的演唱形式，近人作了种种解释。现在能够肯定的有一点，即“巫师”在演唱中起着主要作用。前面已经提及过，“楚俗尚巫”，在楚国民间和宫廷的祭祀活动中，“巫”是起着主要作用的。在参加祭祀的“群巫”之中，有一“大巫”（或“主巫”）以“神鬼”代表身份出现。他（她）假托神鬼附身，用受祭祀鬼神的口气来说话，而其他巫者则配合着起着迎神、送神、颂神等作用。《九歌》各篇，除了一般认为是祭祀结束时所唱的《礼魂》之外，其它各篇都有以鬼神本身的语气写成的歌词，是“主巫”或“大巫”在载歌载舞时用以直接表现受祭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而在一部分篇章中，也穿插有不是用鬼神本身的语气写成的歌词，这是“群巫”在助唱陪舞时所用的。除此而外，还能从甲骨文中看出，这时的“巫”与“舞”的意思一样。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巫”既管沟通“人”与“神”的关系，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专业舞蹈家，所以“巫”与“舞”的最初写法是同一个字，而后来的“舞”字，是“巫”字演化。 总之，“楚声”是一种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音乐，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两汉音乐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
中古音乐/中国音乐史
群伎(相和歌) 一、歌舞音乐—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乐与曲子、大曲1、相和歌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相和歌具有两种含义：这一名称概括了北方各地的民间歌曲，《乐府古题要解》说它是“汉世街陌之词”；“相和歌”的另一种含义是对当时一种歌曲演唱形式的称谓。它最早为无伴奏的“徒歌”，以后发展为“但歌”（即一种有伴唱而无伴奏的演唱形式），一直发展到由各种管弦乐器伴奏的相和歌。2、相和大曲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舞蹈、器乐演奏相结合，便产生了“大曲”。“相和大曲”也称“大曲”，后世称之为“汉大曲”，这是相和歌发展的最高形式。相和大曲是在相和歌的基础上，经过专业音乐家与文学家对其进行改编、加工而成的一种比较复杂的音乐形式。其特点是：歌唱、器乐、舞蹈三种艺术有机结合，是一种有器乐伴奏的歌唱，有乐器伴奏的歌舞，并有纯粹乐器演奏部分的综合性歌舞大曲形式。3、清商乐公元4世纪，灭亡，建都建康（今南京），但北方仍处于十六国频繁战争的局面。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南移，北方音乐文化也随之流入江南，并把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与江南民间音乐相结合，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与形式——“清商乐”。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 卷四十四· 清商曲辞一》中说：“清商乐，一曰清乐。......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清商乐同时又是东晋、南北朝期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并吸收了当代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俗乐”总称。清商乐“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是和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阶层的享乐需要分不开的。清商乐所用的比相和诸曲又有增益。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小序》载，清商乐用打击乐器节鼓为节；弦乐器除了原有的琴、瑟、筝、筑、琵琶外，又有箜篌和击琴；吹奏乐器除了原有的笙、笛、篪外，又有了箫、埙等；并增加了击乐器钟和磬，这在前代俗乐中是没有的。在前面介绍了中所用调式是“相和三调”（或“相和四调”），后来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期间，相和诸曲逐渐演变成清商乐，“相和三调”也就随之逐渐改称为“”（清、平、瑟三调）。“清调”，以“太簇”宫为主音；“平调”，以“黄钟”宫为主音；“瑟调”（又称之为“侧调”），以姑洗角为主音。由此可见，“相和三调”、“清商三调”皆为调式的名称。4 曲子隋唐时代，一些经过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和提炼的民歌中一些好的曲调，经过文人选择、推荐、加工，并用新词配曲的音乐，叫作“曲子”。这种被选择、推荐、加工的民歌，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民歌形式，而是一种艺术歌曲了。在中国，选择、推荐一部分民歌而且对之进行加工改编的作法早已有之，从、《楚辞》到汉代的乐府大都采取了这种作法，只不过每个时代对这类民歌的称呼各有不同而已。但唐代曲子比之过去的民歌得到了更广泛应用，它除了仍像一般民歌一样单独演唱外，还被用于、歌舞及其它更高的艺术形式中。特别是当曲子流传到都市以后，得到了文人们的青睐，并成为唐代市民音乐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成为文人们写作新作品一种好形式。曲子新鲜而富有生气，形式自由，节奏活泼，其歌词接近口语，所以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那些以填写歌词而著名出的和乐工们，正是在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形式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盛唐之音”。当然，曲子的题材、内容是十分广泛，也有一些作品属于封建性的糟粕，是不可取的。曲子的结构形式有多样，一般以单遍的只曲为主，也有用前后两个单遍合成的双遍，或称之为“双阕”等。可以从敦煌发现中唐五代的《望江南》、《菩萨蛮》等曲子谱中，可以领略到唐代曲子的风貌。在曲式上，曲子词大部分为“”，这是为适应音乐需要而产生的新形式。从应用范围来看，曲子有用于说唱的；有用于歌舞音乐的，也有用于扮演“戏弄”的。曲子创作有两种不同的形式：(1) “由曲定词”，即把已有的曲调配上新词，也叫“填词”；(2) “依词配乐”，即根据新的歌词创作新曲调，叫作“自度曲”。到了后来，曲子的不同曲调被分别固定下来，形成了今天称谓的“曲牌”（在文学上被称作“词牌”），以至于成为从中唐到中国宋代艺术歌曲重要的形式，直到今天，这种形式一直被继承和发扬。“近代所谓的小曲，其实就是唐人所谓曲子”（杨荫浏《》196页）。唐代曲子被保存在敦煌石窟中有五百多首，曲调名有八十余支，除少数属名外，其余大部分为民间作品。除歌词外尚有、《心事子》、《西江月》、《伊州》等8首乐曲曲谱，曲谱是一种古老“工尺谱”（参见图例44）。二、乐器与器乐羌笛1 乐器(1) 笛和羌笛中有“黄帝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的记载。但黄帝时的笛是什么样，目前不得而知。中国中古时期笛主要是横吹的笛，这种笛在当时比较流行的鼓吹中得到广泛应用。约在汉武帝时开始使用。“这可能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27页）。这一时期笛的吹奏方法仍有两种——即“横吹”和“竖吹”。在此之前，笛是竖吹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笛”和后汉应邵在《风俗通》中所说的“七孔笛”都不是横吹。“羌笛”在汉代时简称为“篴”（“笛”的古体字），是中国西北羌族的吹奏乐器，羌笛最初只有四个按音孔，公元前1世纪京房将其增加了一个最高音的按孔，才有五个按音孔。(2) 笳和角“笳”和“角”最初都是少数民族乐器。中国古代关于笳的记载都不详细，据专家推测其最初是把芦苇叶子卷起来吹奏，后来则把芦苇制成哨子，装在一根没有按音孔的管子上吹奏。后来又出现了有按音孔的“筚篥”，这种比较原始的笳便逐渐淘汰。角的最初形制是用天然动物的角制成，后来则用竹、木、革和铜等材料制成。从汉代鼓吹图片中可以看出角的形体很大，已不是动物的角，而是一种人工制作的“角”了。(3) 箜篌有三种，一种为卧箜篌，也叫“箜篌瑟”，是横弹的；另一种为竖箜篌，也叫“”，约于公元2世纪时传入中国；第三种为“凤首箜篌”。从目前所见的记载和有关壁画中可以看出比较流行的是竖箜篌。竖箜篌源于西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此外，汉乐府作品《箜篌引》和后来许多记载中，可以判断出卧箜篌最早是的一种拨弹乐器，后来传入中国。同其它外国或少数民族的乐器传入中国一样，竖箜篌在中国人民的长期音乐实践中不断完善，最后成为中国的一种民族乐器。此外，凤首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有历史文物出土，说明其流传广泛。(4) 琵琶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国一件非常古老的。中国古代的琵琶与今天的琵琶很不相同。在从秦、汉直到隋、唐这一段时间，凡是以“弹挑”（古人称“枇”、“杷”）方法进行演奏的乐器，无论是长柄、短柄，圆形、梨形的，木面、皮面的，弦数多或弦数少一些的，都叫“”。到晋时，由于阮咸善于演奏汉琵琶，因此至唐时，人们也叫它“阮咸”。唐杜佑在其《通典》中说：“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二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知。晋《竹林七贤图》阮咸 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咸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蒯朗从古墓中发现的阮咸为铜制，到唐代才由工人改用木制，据说是由鲜卑人的后裔元行冲定名为阮咸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十二柱横贯四弦的乐器，可以判断出当时在音乐实践中已有了“平均律”（十二律）的应用了。魏、晋和南北朝时代，流行于（今）的曲项琵琶和流行于的五弦琵琶通过中央亚细亚通道和“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有人考证是印度琵琶传入中国北方（约公元350年前后），至迟在公元551年以前，又传到了中国南方。传入中国的琵琶有两种，即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这两种琵琶均是四柱。曲项琵琶是古波斯乐器，根据其构造而得名；而五弦琵琶则“发育在印度，六朝后半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日?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 293页），是根据其弦数而得名。曲项琵琶采用拨弹，五弦琵琶采用手弹。中国古代无“轻唇音”，“琵琶” 二字应属外来语。 在琵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从“”传来的“胡乐”为最盛，并用龟兹琵琶定律，这就是音乐史中常提到的苏祗婆（梵语SUJIVA的对音）所传的“龟兹琵琶七调”。据记载，苏祗婆是在后周武帝天和三年（）随突厥皇后阿史那氏来到中国。苏祗婆的“琵琶七调”经隋代音乐家万宝常研究后应用到中国乐律上，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时的琵琶名手也大多是之人，他们均以所居国名为姓，如，唐时的康昆仑等。到了唐代，“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已成为中国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这时的琵琶不仅被作为唐代大曲伴奏乐队的领奏乐器，并且被用于独奏。隋、唐的九部乐和十部乐中所使用的琵琶就有“大琵琶”、“秦琵琶”、“五弦琵琶”、“大五弦琵琶”、“小五弦琵琶”等；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元稹的《琵琶歌》等诗歌以及康昆仑、的演奏《六么》等传说向人们证明，到这时琵琶的演奏技巧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上描写既生动又形象，短短的几句诗，就把作者和演奏者内心深处的感情和精堪的演奏技巧描写得淋漓尽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琵琶独奏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唐代诗歌中描写琵琶演奏的诗歌占有相当数量，对于了解唐代琵琶发展提供了大量可信资料，唐代无愧于中国琵琶演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综上所述，可以把唐以前的琵琶传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 中国固有的琵琶最早是从“”演变而来，并经历了“秦琵琶”、“汉琵琶”、“阮咸”等不同的演变过程；② 到南北朝时期，西域波斯和印度琵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两种琵琶称“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其中波斯琵琶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比印度琵琶传入的可能性要大，原因是在波斯和属于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琵琶是一件颇为流行的乐器，甚至在比波斯还远的埃及也能看到琵琶的踪迹；③以为主的曲项琵琶传入中国时只有四个柱，其音域狭窄，后来和中国原有的乐器“”进行了新的结合，并在演奏方式上有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时的琵琶已有了十二个“柱”（即“品”），并开始出现用“”的演奏方法。据记载，最晚至唐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以前），琵琶除了有四个柱以外，已经开始使用“品”了。“品”的使用使得琵琶音域大为扩充，再加上盛唐以来已经使用手指弹奏——即“搊弹”的方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琵琶的艺术表现力。不仅如此，这时的琵琶在演奏的抱式上也改横弹为抱弹，并把右手用弹奏改为用五个手指弹奏的方法。但这时各种琵琶的使用尚无规律，如“创手弹之法”的贞观初年琵琶名家——太常乐工即是五弦名手。可见，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同样流行于盛唐时期。此外，还可以从白居易诗中看出，唐代已有了琵琶谱，但这种乐谱没有流传下来。敦煌琵琶谱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关于唐代琵琶曲，主要是来自当时流行的歌舞大曲，如《六么》、《霓裳羽衣曲》、《凉州》、等。 唐代比较著名的各族琵琶演奏家有段善本、、曹刚、裴神符、康昆仑（康国人）、雷海青、李管儿、赵壁等。他们的演奏各有其不同风格。据说曹刚以右手运拨的气势若风雷取胜；裴神符则以左手细腻委婉的拢然而闻名，段善本以“移调”演奏见长（所谓“移调”就是从一个宫调移到另一个宫调上演奏）。毫无疑问，这些对于中国琵琶演奏艺术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琵琶在中国落户后又很快传入朝鲜、和、等国，直到现在，日本正仓院还藏有中国唐时传去的五弦琵琶，朝鲜半岛至今还有五弦琵琶。据记载，传入朝鲜的琵琶叫“乡琵琶”，“形状很像五弦”（日?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290页）；《隋书·林邑传》中有林邑（今顺化等地）“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的记载； 《新唐书·南蛮传》中也记有骠国（今缅甸）独弦“颈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可见琵琶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喜爱的乐器，同时也成为中国周边国家人民喜爱的乐器。（5）合奏音乐——鼓吹乐的兴起鼓吹乐在汉以来中国传统音乐中，有一类以打击乐器与吹奏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和乐种———“鼓吹乐”。这是以打击乐器鼓和管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音乐，有时也伴有歌唱。大约在秦末汉初之际，鼓吹乐就已在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流行，当时的鼓吹乐是用鼓、角、笳一起演奏。当鼓吹乐传入中原地区以后，便与中原各地汉族民间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鼓吹乐。汉哀帝时（公元前6----1年）乐府中有“邯郸”、“江南鼓员”、“淮南鼓员”等可能就是各个不同地区的鼓乐工。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收汉代鼓吹乐的歌词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汉族民歌，后来被各地的鼓吹乐所吸收。鼓吹乐被宫廷采用后，便用于军队、仪仗和宫廷的宴乐之中。由于乐队编制和应用的场合不同，所以使用的乐器和对其称呼也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黄门鼓吹：由天子近侍掌握，主要列于殿廷，备食举乐同时亦用于天子专用的“卤簿”（即仪仗）。《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阳，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所谓“列殿廷”，“供卤簿”，如同后世“鼓乐”中的“坐乐、行乐”。横吹：因用横吹（）作为主奏乐器而得名。横吹的乐队一般由鼓、角、横笛等组成，有时还加用筚篥和排箫。横吹的乐曲，有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摩诃兜勒》作为素材创作的《新声二十八解》。《新声二十八解》由《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等二十八首乐曲联缀而成，后人又称之为《汉横吹曲二十八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存有《出塞》一首：侯旗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云影，阵如明月弦。形象地描写了为抗击匈奴贵族骚扰，派兵急速出征的威武阵容，歌颂了坚持国家统一作为。、短：也叫骑吹，是用、、等乐器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关于鼓吹的种类、形式、用途还有多种，只选取其中三种主要形式作以介绍。其实，上述三种鼓吹也并无严格界限，随时代而异。鼓吹乐的初级阶段，采自民间而供奉官府，后又为富豪之家所用。到明、清以后，在商业经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各种吹打乐种，与汉魏的鼓吹乐亦不无渊源关系。这里提到的《》（《》）与《高台》（《临高台》）两首乐曲，原来均是汉代短箫铙歌中的歌曲。《思悲翁》描写了一个逃亡在外而其处境艰难的反抗者“悲翁”的思念，说明了鼓吹音乐是来自民间的。鼓吹乐在三国时期仍继续发展，曹操就曾令缪袭根据汉以来的鼓吹曲调而填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现实斗争的歌词，如《战荥阳》、《克官渡》等。到了南、北朝时期，鼓吹乐在北方得到了新的发展，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带来了大量本族和外族的音乐文化。在各少数民族中，“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对古代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魏在太武帝统一中国以后，曾大量接受了先进的汉族音乐文化，鼓吹乐在这时利用鲜卑族的曲调，填新词“凡一百五十章”，叫做“真人代歌”，亦称“代北”。从秦、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波折和考验，从儒家思想被定为经学到魏晋时代的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它反映了继先秦以来第二次社会形态变异所带来的巨大转折和民族大融合后中国音乐的光辉前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后来的“盛唐之音”。
近古音乐/中国音乐史
词调歌曲一、词调歌曲、白石道人歌曲、元曲和明清小曲 1、词调歌曲产生于隋唐时期的曲子，流传到宋代被称之为“宋词”，或“小唱”，在音乐上被称之为“词调”，成为宋代歌曲的主要形式。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勾栏”、“瓦肆”（亦称“瓦市”）。固定的娱乐和演出场所的出现，使词调能在大都市中进行广泛演出和交流。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普遍对这种新音乐形式进行填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曲子词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大量新的创作（当时称之为“自度曲”），大大推动了词调歌曲的发展，使之成为当时一种最流行的歌曲形式。在音乐上，词调歌曲由“长短句”组成，使每一个曲牌旋律形成对比和变化，并出现了“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新的音乐形式，使之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为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词调歌曲在音乐体裁上还分“令”、“引”、“近”、“慢”等不同结构。1746年出版的《》中，所收录的南曲和北曲共有2094个曲牌，连同“变体”共有4466个曲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唐、宋曲子的曲调，尽管在辑录中有可能被后人加工，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唐、宋时期这种歌曲广泛传播的情况。宋代词调歌曲在创作上分“婉约”和“豪放”两种风格，这和国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连。宋初年，经过一段休养生息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出现了暂时的升平景象。虽然这一时期词仍没有脱出晚唐、五代那种“绮靡婉约”的词风，但却比诗歌显得更加坦率和真挚一些，加上北宋封建文化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欧阳修等人创作了一大批即景抒怀作品；到苏轼时，他一扫宋代前期词的脂香粉气，开创出奇怀逸气、矫首高歌的词风，开南宋张孝祥、等悲歌慷慨、志气昂扬爱国词风之先河，使词调歌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到北宋末期，宋徽宗设置“大晟府”，随之出现了所谓的“大晟府词派”。当时的“大晟府”提举周邦彦等人写了大量“自度曲”。周邦彦的词风比较严谨，创作的艺术技巧也很高。特别是他写的“慢词”，深受当时最高统治者赏识，凡他填过的词牌，讲究平仄，词句工丽，音乐严格，成为后世填词的典范，对南宋姜夔的词风影响很大。由于他过于讲求歌词格律而忽视内容，故王国维说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到了南宋后期，以姜夔为代表的部分作曲家，比较注意词的内容和音乐形式结合，为人们留下了一部分优秀作品，并有乐谱保留至今，是中国音乐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和资料。2、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他自幼即以诗擅名，并爱好音乐与书法。他从成年开始，屡次参加科举，但都名落孙山，只好去充当幕僚清客。艰辛的生活使得他视野比较广阔。 中年以后，长住。从他有记年的作品来看，自1176--－1206年这30年间，他的年华似乎在飘泊羁旅之中度过。《宋史》其传说，他中晚年以卖字为生，或寄寓官僚门下专事写作诗文，终年六十余岁。姜白石以词著称，其词大多数是纪游和咏物之作，从中也有对于实事的感慨和对自己身世飘零的感叹，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位非常重要人物。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音乐家。他的音乐作品现存有歌曲17首，古琴曲 1首（《古怨》）。这些作品情感比较真挚，艺术上也很有特色。17首作品都附带“乐谱”（为工尺谱记写，称之为“旁谱”），这是目前仅见的宋代词调曲谱，对于考证、了解宋代音乐情况有着极为重要价值。他的17首歌曲大致分为以下6类：① 截取唐人大曲中的一部分，即所谓“”。如《》；② 取不同的乐曲合成一词调，称之为“犯调”。如《凄凉犯》；③ 记录乐工们所演奏的曲谱。如《小品》；④ 对旧曲加以改编，填入新词。如《徵招》；⑤ 依他人词调填词。如《玉梅令》是用范石湖的作曲而填词；⑥ “自度曲”或称“自制曲”。这部分歌曲有12首，是姜白石自己创作的曲调。这些自制曲，均是先成文词而后制曲，因此作品可以不受句度长短的限制，可尽情地发挥其作曲才能，所以艺术性较高，这也是姜白石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宋词与、五言、七言等方整性句式结构不同，它的每个词牌，其名式、结构变化极为复杂。这种长长短短的乐句结构，更适合于表现细致复杂的情绪变化。因此它很快就被新兴的说唱、戏曲艺术所吸收。它的产生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3、元流行于宋代的词调，到元代时逐渐走向僵化，所以知识分子不得不再以民间曲子为源泉，重新寻找和吸取创作营养，在创作的实践中发展了这一形式。到元代时，文人所填写的曲子，被称为“散曲”。虽然元代的散曲很少被记录下来，但流传下来的散曲数量仍很多，其在文学上的新突破是以音乐上的新成就为先决条件。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又叫“叶儿”，是只曲，也可以连用两个或三个曲调。小令主要是流传在民间的小曲。王骥德在《曲律》中说：“所谓小令，盖市井所唱小曲也”。由于小令的形式短小精悍，便于运用，所以在散曲中，小令的数量为最多，其质量也数小令为高。元代著名的、马致远、白朴、张养浩、刘致、等都曾写过许多散曲。套数称“套曲”或“散套”，是由数首同宫调的只曲联接而成的音乐组合形式。是宋代民间多曲组合形式继续和发展，但已和当时正在盛行的杂剧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它比杂剧短小，只能唱，不能进行戏剧性的表演。所以，散曲有时又被叫作清曲（即“清唱”）。中国元代的散曲丰富多彩，其音乐曲调多样，具不同的地方色彩，加上演唱上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内容上的直率爽朗、朴实自然，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受到了广泛欢迎。4、明清小曲明清小曲“小曲”又称“俗曲”、“俚曲”和“时调”，是明、清时代一种在各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曲形式。明、清时代的民间歌曲主要是流行在农村中的民歌和城市中的“小曲”。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继承和发展了历代民间歌曲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以真挚地抒发人民的真情实感和现实生活为显著特色，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并形成了这一时代音乐文化的突出特点。早在元末，在高则诚的《琵琶记》及其他元人的散曲中，就已使用了如《桂枝儿》、《山坡羊》等小曲。小曲最初在各地的村坊市镇中流行，后来进入城市，经过城市中民间职业艺人的努力和创造，在艺术上进一步成熟。大约到了明代“宣德”、“万历”（公元年）年间，在北京、汴梁、扬州以及、、番禺等地形成了许多小曲中心。在这些中心之间，既有交流，又有其各种不同的创造。明、清小曲，已不同于封建社会正统文艺和文人士大夫那种贵族气派的词体歌曲，它更多地显示出“市民文艺”的市俗性，反映了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反抗精神。明、清两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的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和市民阶层也不断扩大，所以反映市民阶层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作品也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孕育新经济因素的时代，原有的诗、词、曲等歌唱形式，已经脱离了人民的生活，显得毫无生气，而小曲的演唱则出现了“不问南北，不问男女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腹”（沈德符《野获编》）情景。因此，丰富多采而又独具特色的民间歌曲不仅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而且也引起了文人士大夫们的“”，自叹不及。明清时期民歌、小曲的产生与发展，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表现了人民群众卓越的创造能力。例如，袁宏道曾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佳矣，其万一佳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枣杆之类......。”说；“世但有假诗人，无假山歌”；李开先则说：（民歌）“如十五国风，出自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自非今世诗人墨客、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卓珂月甚至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于是，他们便努力学习民歌小曲，并开始进行大量收集和编印，企图从中吸取新鲜有益的养料，来挽救当时衰颓的文风。从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明代文人所做的这些工作，实在是一项创举，它代替了以前各时代主要由统治者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收集与整理民歌的工作，文人私家所收集到的明代民歌，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举世罕见。仅中国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等编印的民歌就有千首之多。明、清的文人在吸收了民歌、小曲的养料之后，写下了许多优秀的散曲。 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农民与阶级之间矛盾空前尖锐。这时的民歌中不仅有揭露黑暗社会的作品，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直接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明、清两代也是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时代，明末的抗倭战争，明末清初以及整个清代反对满清贵族统治和压迫的斗争，在民歌中都有所反映。残酷的阶级压迫，人民只有起来造反，下面是几首关于农民起义的：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明·《明季北略》清顺治年间，山东栖霞县农民起义，当时有一首民歌热情地歌颂了起义军领袖于七。于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在清世祖福临建立清朝初年发生的，歌词中的“锯齿牙”是指栖霞县城东九十里的牙山，孙隆是恶霸，栖霞县的“武举”。“十二月”是以一个固定的曲调，反复用于多段民歌歌词中，用以表达一个特定的内容，它和中国民歌中的“四季”、“五更”同样是中国民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形式。歌曲中用乐器伴奏而成的类似秧歌的曲调，这是民歌中通常用在第三、四句后扩展而成的衬句，以加强其表情作用。明、清民歌、小曲的曲调，虽然被直接记录下来不多，但它们却被以间接的形式大量保存在或应用于戏曲、说唱和歌舞音乐之中，有的被保留在民间的器乐曲中，有的甚至还被保留在作品之中，因而得到了广泛流传。这些民歌小曲，虽然在长期流传与运用中可能或多或少的均被加以改编和发展，但它们仍然是中国民间音乐曲调来源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5、明清时代，“琴歌”日臻盛行，为这一时期的音乐增添了新的色彩。琴歌是古代“弦歌”之一，而古人的“弦歌”多采取“自弹自唱”形式。这里所指的“琴歌”，就是指用古琴伴唱的歌曲。琴歌是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结晶。中国精练古朴的诗词，伴以幽雅的古琴旋律，娓娓动听，别具一格。在前面已提及过，古琴在中国的音乐长河中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在古琴音乐的发展中，保留下来大批的琴曲和琴歌。琴曲发展了器乐独奏的性能，而“琴歌”则以歌唱为主，用琴伴奏，两者各有千秋。中国先秦乐器种类和数量都不如今天，所以，当时流行的弦乐器——琴、瑟是重要的弦乐器，人们常用它来为歌唱伴奏。《尚书·益稷》中记载：“博拊琴瑟以咏”；《琴史·声歌》中也提到：“歌则必弦之，弦则之”；《论语·阳货》中更有“子之武城，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人常常是歌唱中用琴伴奏，这种演唱形式又称之为“弦歌”。在已经讲过的汉、魏时代“相和歌”和“清商乐”的乐队中，琴都是重要伴奏乐器之一。中国东汉的《琴操》和宋代的《乐府诗集》都收集了大量的琴歌歌词，可惜这些琴歌的曲谱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琴歌，最早有南宋姜白石的《古怨》和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黄》二曲。自明、清开始，出现了一些琴歌专辑，如明代龚经的《淅音释字琴谱》（1491年前后）、射琳的《谱》（1511年）以及黄士达的《太古遗音》（1515年）等；清代的蒋的《东谱》（1676年前）、程雄的《》（1677）等也收入了少数的琴歌，这也是把“琴歌”放在明、清时代讲的原因之一。在宋代前，琴歌与琴曲并茂。宋以后的琴谱，或有词、或无词，琴人们更重视琴曲的弹奏，而不重视琴歌，甚至提出“去文以存勾剔”的主张。认为凡“取古文辞用一字当一声”或“取古曲随一声当一字”都不可取。他们反对琴歌，认为古琴不应作为伴奏乐器，应向独奏方向发展。也有人认为某些琴歌的歌词虽然采用了优美的诗词，但由于吸收了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俗而不雅；也有人认为它的曲调虽好，歌则鄙俗粗陋，文学价值不高（“细调琐曲，虽有词，多俚”）。正是由于这些偏见，使琴歌长期在琴人中处于被鄙视地位，从而使琴歌艺术的发展受到阻碍。明代中叶到清初，浙江派琴家谢琳、黄士达、杨伦、杨表正、、蒋兴俦、程雄、张椿等人，强调“近文对音”，主张弹唱琴歌，同时还刻印了不少琴谱专辑，使琴歌艺术又一度活跃起来。但是，当时的琴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琴歌《陈情表》、《藤王阁序》等在文学上应属于“散文”或“骈体”，其篇幅浩大，结构松散，不适合配乐弹唱；也有的琴歌，并非根据词意谱曲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是依音填词，短订成曲，其音乐并不能表现歌词的意境。这类作品，大大地降低了琴歌的作用。有一部分优秀的琴歌停留在短小朴素的民歌形式上，古琴的弹奏技术也比较简单，很少有所发展，这必然使琴歌日趋衰落，直到解放后，仍不见起色。“琴歌”是民间音乐的产物，《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民歌实际就是“琴歌”。太史公司马迁曾说过的“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一些民歌或其它民间音乐，也曾被琴家作为琴歌的形式并随着琴的音乐而流传下来，长期保存在古琴音乐之中。琴歌中有一部分是文人们的创作。这部分作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从民间吸取营养进行加工提高，这些琴歌并不局限于民歌的原始素材，而是保持了与人民的思想、语言、音调、感情的血肉联系。因此，这些琴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历代人们所赞赏；如《满江红》（又名《精忠词》）是清代琴家所作的一首比较著名的作品。王善是琴学世家之子，他自幼从其学琴，其琴学造诣极深。这首，曲调雄壮，气势磅薄，形象鲜明，在琴歌中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杰作。另一部分创作则出于某些对歌唱艺术不甚了了的文人之手，这些文人只知按字求声，或依声填词，所以这类作品极难演唱，有的即使勉强演唱，也缺乏美感，像这样的作品不仅无助于琴歌的发展，反而会起阻碍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作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琴歌的曲式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规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 有一段小曲（即“只曲”）的。如《渔歌调》、《黄莺吟》；(2) 有三、五段以上的中型曲子。如《阳关三叠》、《伯牙吊子期》等。(3) 有长达十八段的大曲。如等。《胡笳十八拍》不仅鲜明地显示了塞外草原民歌的那种开阔豪放的地方色彩，同时也生动地刻画了蔡文姬的不安和矛盾的痛苦心情；描写纯真爱情的《长相思》，描写真挚友情的《伯牙吊子期》，描写离愁别恨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描写游子思乡的《平沙落雁》等等都是中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精品之作。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王迪先生，收集、整理和选定了一本琴歌集，录有琴歌五十多首，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史增加了新的一页，对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二、乐器与器乐1、弓弦乐器的产生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弓弦乐器相对出现较晚。宋代在其所著《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有如下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嵇琴格’。”《事林广记》中也有有关嵇琴的记载：“嵇琴，二弦，以竹轧之，其声清亮。”说明宋代时嵇琴已是一件十分普及的弓弦乐器了。宋代，中国还有一件弓弦乐器——“奚琴”。据陈晹《乐书》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奚琴”到南宋时也叫“嵇琴”，其形制与后世的胡琴基本相仿，是宋代一件很流行的弓弦乐器。虽然沈括没有说明“马尾胡琴”的形制，但一般均认为它是一件弓弦乐器，也有人认为“马尾胡琴”就是后来的“胡琴”（即今日的二胡）。2、琵琶曲《海青》、《十面》和《卸甲》中国的明、清时代，器乐有了进一步发展。以“鼓吹乐”和“丝竹乐”为代表的合奏音乐，以琵琶曲为代表的器乐独奏音乐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的繁荣也为大型器乐曲的创作构思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器乐演奏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一时期，琵琶这一乐器在民间已经相当普及，出现了许多出色的琵琶曲，这些琵琶曲体裁、题材、形式多样，所反映的社会题材更为广泛和深刻，其演奏形式和种类也更加细致多样。《海青》，全称叫《海青拿天鹅》，亦称《拿鹅》。它是一首反映中国北方人民进行狩猎生活的琵琶套曲，也是目前所见到琵琶套曲中最早的一首。关于《海青》具体产生在何时未见记载，但若根据杨允孚的在《杂咏》中的一首诗歌可以分析和判断出其大概产生的年代，诗是这样写的：为爱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避海青。这首诗写在宋末元初，时间大约是1268——1322年之间，诗后并注有“新声也”，也就是说《海青》产生在宋末元初之间。此曲的音乐结构庞大，形象鲜明，可与唐代的大曲相媲美，有着非常感人的艺术力量。从这首诗和《海青》明确的标题内容来看，到这一时期《海青》已经是一首比较成熟的乐曲了。据杨久胜先生考证，海青是中国北方满族人民进行狩猎的一种猛禽。琵琶曲《海青》音乐风格独特、形象鲜明，反映了宋末元初北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狩猎生活，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经过明、清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按照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发展规律，这已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流传时间，注入了不少专业和业余演奏家的心血而发展提高了的。3、“吹鼓乐”与“丝竹乐”中国明、清时期，为了适应民间的婚丧嫁娶、喜庆及宗教节日和其它典礼场合需要，在各地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吹鼓乐”。关于“鼓吹乐”在汉代已讲过，同样是吹打乐器的合奏形式，在汉代称为“鼓吹”，近代则称之为“吹鼓乐”，吹奏者俗称为“吹鼓手”。这是一种以鼓和吹乐器——管子、笛、为主奏乐器、打击乐器相配合的合奏音乐形式，流行地区很广，如中国北方的北京、、河北、山西和东北等地都有它的足迹。北京的“”，在明代时就设有专业的“吹鼓行”。演奏的曲目有《桔律阳》、《撼动山》、《海青》、《十番》等。这种合奏音乐，根据开创于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的北京“智化寺”所保存的管乐来看，其乐器以管子（头管、二管）、笛（头笛、二笛）、笙、（头笙、二笙）、云锣（二副）等乐器为主，另外也夹用鼓、铙、钹、铦子（小钹）、铛子等打击乐器。其曲调如《滚绣球》、《醉太平》、《点绛唇》等曲牌可能来自戏曲；《寄生草》、《玉娥郎》、《春》、《夏》、《秋》、《冬》等曲牌可能来自“小曲”；而《放海青》（也叫《海青》、《拿鹅》）等可能来自元代的琵琶曲《海青拿天鹅》。这些曲牌一般可以作为只曲单独演奏，但也可以用几个只曲联成一个套曲，套曲的形式一般就是由《三皈赞》、《梅花引》、《好事近》、《千秋岁》、《滚绣球》、《醉太平》、《醉扶归》、《大打围》、《放海青》、《鹅儿》、《春》、《夏》、《秋》、《冬》、《撼动山》等组成。在这里，《三皈赞》与《梅花引》均是一种大序曲。全曲由它们引起，用不同的联成一个“缠令”的形式。与“吹鼓乐”同时并存与共同生长流传的还有“吹打”、“十番锣鼓”、“弦索”等。各地的演奏形式和称呼也不尽相同，在陕西一般被称为“西安鼓乐”，在河北则被称为“河北吹歌”；在山西被之为“山西吹打”；在江苏被称之为“”等。在“吹鼓乐”发展的同时，“丝竹乐”也随之出现并得到很快的发展。中国的“丝竹乐”有两种：一种叫“江南丝竹”；一种叫“广东丝竹”（亦称“”）。在这里主要讲“江南丝竹”。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它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相结合进行演奏，所以称之为“丝竹乐”。所用乐器有二胡、三弦、琵琶、扬琴、笛、箫、笙、鼓、板、木鱼等。“丝竹乐”在上述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中很流行，但城市与农村两者在演奏风格方面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居多，在演奏手法上多采用加花演奏，其风格优雅华丽；而农村中吹鼓手较多，常演奏大套乐曲，演奏中常加用锣鼓，所以其气氛欢快热烈，风格简练朴实。江南丝竹乐曲在曲式结构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一个基本曲调的变奏，如《中花六》、《》、《欢乐歌》、《云庆》等；第二类是一种类似西洋音乐回旋曲式的循环结构，如《老三六》、《慢三六》等；第三类是多曲牌联奏的套曲，如《四合如意》、《行街》等。
近代音乐/中国音乐史
一、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1、西洋音乐的传入16世纪左右，经过“”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有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资产阶级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加速其原始积累，对外则大肆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早期的士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西方学术，用以达到借西方文明来接近中国进行宗教宣传的目的。明万历年间（1573——1619），教传教士利玛窦（ Matthi-ouRicci)来中国传教，在他献给皇帝朱翊钧的礼品中，有“西洋雅琴”一架。“西洋雅琴”又称“铁弦琴”，72弦。据记载：“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木柜）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乎外，鼓（按击）其端而自应”（《续文献通考》 卷110）。古钢琴这实际就是欧洲的“古钢琴”。所谓“柱”实指钢琴上的“键”，按一“柱”（键），发一音。进来不仅仅是古钢琴，与此同时，他还把欧洲的宗教歌曲翻译演唱，就是这样，欧洲近代音乐从此便敲开了中国的门户。到清代，欧洲的乐谱和教堂里的管风琴也随着宗教的传播来到中国。康熙皇帝敕撰的巨编乐书《律吕正义》的续编《协韵度曲》中就有耶稣教会的教士徐日升（TOMEPEREYRA)和德礼格（THEODORICO )BA）传入的乐谱和乐理知识的记载；清代文人赵翼（1727——1814）的一首关于管风琴的演奏的记载也能说明外国音乐传入的情况。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政府对西方传教士传教持欢迎态度，其目的是利用西洋天文、历算等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但到清“雍正”以后，清政府采取了排外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西洋音乐的真正传入，则是第一次“”以后的事情。“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强行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进程，基督教的传入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仅如此，欧洲侨民也纷纷移居中国，各地教会学校不断兴办，从客观上起到了强制性地传播西洋音乐作用。在宗教的传播中，吟唱赞美诗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因此教会的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在社交活动中和音乐小品包括一些初级钢琴的作品随之传入中国。在乐谱方面，主要有不同时期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编印出版的各种宗教“圣诗谱”。如1872年基督教传教士狄就列（中译名）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诗谱》，书中载有三百六十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为传教方便，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了《小诗谱》，为了方便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书中采用了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这些传教士传播西洋音乐虽然对中国人民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但也从客观上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欧洲乐器和器乐作品的大量传入是在20世纪前后，在此基础上中国出现了用西洋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如1881年在上海的英、美租界，由外国人创办了“上海公共管乐队”（即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前身），至1883年改为管弦乐队，其队员完全是从外籍人员中聘用；其后不久，在北京的清廷总署名下也成立了一个管乐队，其队员则主要招收中国年轻的队员并经过培训而成。这两个乐队的指挥全是外籍指挥。上海公共管乐队后来发展成一支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交响乐队，而北京清廷的管乐队则因为其创办人罗伯特.赫德（SIR.RO-BERT HART）的告老还乡而解散。除此而外，首先被采用的是欧洲铜管乐队。1899年袁世凯曾根据聘用的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组织了一个军乐队，用西洋的铜管乐器换掉了原来的“长号筒”。1903年袁世凯在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共办了3期，每期80人，同时还专有一个“旗人”队，约50人。他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