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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1993年评抓捕四人帮和遵义会议
作者：魏巍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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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全文：话说毛泽东
　　我们，期待着&&(代序言)
　　在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到来的时候，《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不少人光临了今天这个盛会，还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的许多朋友，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套丛书，是由毛岸青、邵华同志主编的。三年来，他们和他们领导下的丛书编辑部，南北奔走，组织书稿，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读编撰，付出了很大辛劳。加上各出版社的热心协助，终于问世了。应当说，当此吉日良辰，这是他们献给中国人民的最好的节日礼物。
　　本丛书的作者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跟随毛泽东战斗过来的老同志，有当年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感受描绘了这位伟人。邵华同志也要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本，作为一个跟随毛泽东战斗过来的战士，这是无可推辞的。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写成了《话说毛泽东》一书。我们&&丛书的作者们，每当回顾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程，对毛泽东就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情。对于把中国引向胜利、引向光明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想，这不只是丛书作者的心意，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共同情感。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人物。在我看来，他是本世纪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巨人。20世纪，先后升起两颗最光辉灿烂的明星&&共产主义的明星：一颗在北方，这就是列宁;一颗在东方，这就是毛泽东。他们在地球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开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不错，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和杰出人物，就会推迟历史的进程，甚至会显得黯淡无光。因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在他心目中惟有人民而没有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表现了无比的坚定和最大的勇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不仅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一洗百余年来的奇耻大辱，使中华民族重振于世;而且及时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也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一个好的党，一支好的军队和一种好的作风;一份无价的财富&&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珍爱这份遗产和精神财富，勤于学习，善于发掘，并且运用于新的条件，毛泽东思想就会展示出无限的生命力。一句话，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是生了根的，不论什么人，企图否定他、贬低他、歪曲他、丑化他，都是枉费心机。
　　毛泽东思想早已越出了国界，今后在世界上还将产生长远的影响。近年来，国际风云骤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内部机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纷纷土崩瓦解。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不幸，对那些变了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无穷的灾难。全世界，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为此痛心。人们把当前的形势形容为共产主义的低谷。但是，正如严冬过去就是春天，低谷过去又会是新的高潮。在当前妖雾弥漫的世界形势下，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反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将会把一切陷于不幸的人们武装起来，重新把他们引向胜利。我们必将走出低谷。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必将在人们新的觉悟的基础上再度兴起。我们期待着!我们期待着!
　　开篇辞
　　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中国人民都在缅怀他。经有关部门批准，届时将出一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丛书来纪念这位伟人。丛书主编也要我担负其中的一本。作为一个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奋斗了五十多年的战士，这是无可推辞的。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党史专家，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查阅各种典籍，仅能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讲一些个人的体会。
　　毛泽东已经逝世十七年了。按通常情况，人一死也就烟消火灭，随着岁月的推移，世情的变迁，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即使一些生前异常显赫的人物，当其生也，一呼百应，一呼万应，真可谓汹汹然不可一世;而一旦一命呜呼，也就树倒猢狲散，连影子都留不下来，甚至比平常人消逝得还快。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现象。可是毛泽东却不然。尽管前几年，国外一些势力一再掀起&非毛化&的恶浪，国内也有一些人&反毛&很起劲儿，动不动就拼命地来贬低他，否定他，辱骂他，甚至编造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私生活的谎言来诬蔑他。可是结果怎样呢?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没有被踩在九地之下，而且愈来愈高大，愈鲜明。毛泽东的威望，简直就像是在中国大地上生了根似的不可动摇。尤其近两三年，人们对毛泽东反而由冷变热，逐步升温了。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据说，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谒的人数，平时每天不下两万人。1988年全年为九百万人，而在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那一天，半天竟达一万五千人。这几年来更大为增加。韶山、延安也是如此。其他同类现象还有很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毛泽东热&。笔者对此未加研究，但可以肯定一点：对毛泽东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敬佩还是厌恨，是爱之欲其生还是恶之欲其死，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他是中国近代史和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美国有一个很严肃也颇有意思的学者，名叫迈克尔?H.哈特。他按照自己所拟的衡量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精心评选出来自古至今的一百人，称他们是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以《巨人，屹立在人类历史上》为题，将毛泽东列入其中。作者说：&评价一个当代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不大容易，为了估计出毛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或许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他还说，&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也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宁是毛的先辈，对毛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不抱偏见，并不难判断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另一些企图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由于主观情绪色彩过浓，与人民的感情相去过远，也就难以接近起码的真理了。
　　自然，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何况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要推翻一个旧制度，推翻整个的剥削阶级，改造一个旧世界，夺取政权后还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自始至终还要同自己营垒中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再加上自己本身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会遇到一些人的赞成和一些人的反对，便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在赞成和反对这两者之间，何者居于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赞成意味着什么?反对又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各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联系到近年来的一些情况，人们看到：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厉害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几乎没有不反对毛泽东的;而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则是毛泽东热情的拥护者。后一种人要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在肯定和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我在1990年《最珍贵的东西》一文中说过：&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比如那个方励之吧，他在讲话中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批毛&，他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很明显，他所说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贵的。&因此，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等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无一不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而达到全面崩溃的。殷鉴不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警惕。
　　对待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伟大人物，我们怎样正确看待并进行研究呢?依我看，应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比如，对待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我们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或者站在调和的改良派的立场，去观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看待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时，历来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英雄史观，即无限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一种是不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认为杰出人物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奴隶。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这两者都不能正确地解释活生生的历史。19世纪末，俄国一个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普列汉诺夫。此人后来变成了孟什维克，但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就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他说：&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允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和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立场。
　　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一般说这话是不错的，但还要加上一句，当英雄人物的活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时，就能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合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中华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险的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使中国人惊醒起来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异常悲壮的篇章。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是孙中山。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孙中山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另一批杰出人物的肩上。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便应运而生。适逢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选择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普列汉诺夫在上述的书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那么，什么是当时中国伟大的社会需要呢?这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问题。而毛泽东无疑是后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独特道路的最早也最深刻的实践者和思想家。这正是他作为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普列汉诺夫在该书里还说：&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伟人称呼为创始人(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毛泽东不正是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在中国人民急欲寻找一条解放道路的时候，起到了这种&莫大的作用&吗!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史说明，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也就不会有产生毛泽东这种伟大人物的土壤;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所特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难以想象的艰难，也就不会锤炼出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上罕见的英雄人物。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样的英雄人物，中国革命就不会这样快地获取胜利，也不会显得如此光辉灿烂。像印度等国和中国社会情况大体相同，但他们的革命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正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又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和活生生的图画。
　　我不赞成个人崇拜，更不赞成个人迷信。但我崇敬我们中华民族一切有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和世界上一切对人类发展进步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一点不错，但是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都必然有它的代表人物。正是他们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某些特征。试想，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德国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俄罗斯没有列宁，意大利没有但丁、达&芬奇，这些民族该是如何的减色啊!而雄踞东方的中华民族，也是由众多难以尽数的杰出人物，代表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影响深远的文化。为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简直像群星灿烂，如果加上群众中的英雄人物，那就构成一条壮观的星河了。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们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杰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普列汉诺夫还引英国人泰纳1863年在其《英国文学史》的话说：&当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的，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泰纳这里说的是文化领域，我想其他领域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无疑是杰出人物中之最杰出者，是灿烂的群星中一颗最亮的巨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和一个发展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正有其突出的表现。所以，在1988年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首诗：&纵有误失真英雄，改天换地建伟功。慧眼胆略谁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
　　下面，我将对这位伟人展开叙述。
　　大智篇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天才，什么是天才，一向议论纷纭。我看还是赋予它科学的、唯物的解释为好。人们的智力有高下，处于一条不等线上，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一个人如果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离开一切前人的成就，不去参加任何实践，只凭天赋，那就什么也不会产生。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样的社会条件，同样的实践活动，同样的主观努力，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又是智能的差异了。因此，我认为把人类中那些稀有的智者称为&大智&比称为&天才&更为确当，这样可以排除那种只重天赋的唯心的偏见。
　　然而，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之为大智呢?我看，那些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重大发现的人，以及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解决了巨大矛盾的人，都可谓大智。例如马克思，他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演变的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穿了剥削的秘密，这就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大智。再如列宁，他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自然也是大智。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这不也是重大的发现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下面，我们将列举若干实例，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一、新道路的探求者
　　走一条现成的道路是容易的，而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条新路来，却是不容易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了新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叛变和我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失败了。当时形势全面逆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杀戮，共产党遭到极大摧残。在此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挑起中国革命的重担继续前行。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呢?
　　这就需要发现。而发现则需要艰苦的实践，也需要通常所说的天才。
　　在革命受挫的新形势下，以至于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认识，这就是&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对立。&城市中心论&主张首先在若干重要城市举行工人暴动占领城市，然后发展到广大农村;&农村中心论&则主张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由不明确到明确，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创立到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也就是直到红军的长征。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一种新思想的被承认，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自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同时作为世界典范的十月革命就是用这种方法取得胜利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其他的例子。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十月革命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应采取的模式，甚至不会有突破这种模式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是光耀千古的，然而从指导思想上说，并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因此，这两次起义都归于失败。即使预计中的秋收起义，最后也还是想占领长沙。可见突破一种固有的模式，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这里应该说，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觉悟最早的是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卓越之处。事实上他在1927年马日事变(5月21日)之后，即提出了&上山&的主张。据史料说，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驻汉口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恐怖时刻，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泽东也接到这样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泽东不愿意，他要到风暴漩涡中的湖南去。因为这时湖南在马日事变后，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会、农会的干部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干部已经分别隐蔽转移，基层组织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这时毛泽东向陈独秀提出要求，说服陈独秀允许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得到批准后，他便回到湖南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复工农组织和设法保存工农武装。除把一部分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一部分暂时将枪埋入地下之外，便号召其余的武装上山，去当&山大王&。正是这样湖南得以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但是为时不久，毛泽东便被召回武汉，陈独秀指责他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权的唐生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党的&八七&会议，才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上和在8月9日举行的讨论秋收起义的中 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还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了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事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正因为毛泽东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他立刻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胸有成竹地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艰辛实践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都标志着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创性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条件，以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备的主观条件，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有了巩固的理论基础。从此他就在云雾迷离的征途上，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可是，仅仅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要解决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一个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有人往往以为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是以农民领导农民，这是大错特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至于军队的成分，当然更复杂一些。除大部分为农民外，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旧军人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举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倾向，其实质就是农民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并使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尽管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到最后则不免会使革命运动像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远见卓识。而当时他的同辈中大多数人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得很不够。1929年6月在龙岩举行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来想动手解决这些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却不料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激化了。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得不在会后离开了部队。七次大会出现的这一错误，不久为中央所纠正，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其事。几个月后，襟怀坦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重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在当年的12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作出了闻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务必要始终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正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坚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党和军队才没有走错方向，才没有中途夭折，才没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淹没，而且愈战愈强，历经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而不溃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决议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就是今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还想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课题。
　　第二，还要解决一个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要想在敌人的包围中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决不仅仅是打仗的问题，而是要对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例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人民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利益，才能把根据地造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据地怎能经得起连年频繁的战争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由于团结抗战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了，在建设农村根据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方面的建设都头头是道，每一块大根据地都像一个国家的雏形。从外国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敌人残酷扫荡烧杀的地方，竟还屹立着这么岿然不动的堡垒。而这些堡垒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和群众发动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据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据地。即使在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隐蔽的根据地依然存在，游击战争并未停息。所以聂荣臻元帅曾说，冀中没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九块大根据地。有一次朱总司令曾说，你们拿着解放区的粮票，从东北可以吃到海南岛了。当解放区发展到一亿多人口时，她所积蓄起来的实力已足可展开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人们所熟知的战略决战，最后我军夺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完整过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怀疑说：共产党打仗很内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国家。其实他不知道，在几十年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已经培养出了各个门类的干部，在建国时期许多岗位上的负责人，不就是这批人吗?其实人们早就说过革命根据地正是新中国的摇篮。
　　第三，要使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还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战胜强大敌人&围剿&的问题。因为只要根据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稳脚跟，就马上会有强大的敌人跟踪而至。而开始敌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悬殊。如果不解决这个以弱胜强的问题，不粉碎敌人频繁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才保持住了，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个问题先提一提，后边还要详细探讨。
　　由于上面三个重要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坚持走下去。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我国国情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来自农民，对农民的疾苦，自然比当教授的陈独秀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感受要深。这且不说，自从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做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以后，就投身到农民 运动当中。1925年初，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就在农村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在故乡韶山组织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初他到了广州，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农民 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民 运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民 运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民 运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 运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民 运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共同之处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
　　其三，我们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路线所以能坚持下来，同毛泽东的那种顶逆风战恶浪的异乎寻常的坚忍品质不是没有关联的。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新道路的实践，是遭到重重阻挠的。可以说，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直到这块根据地的丧失，始终存在着&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冲突。1929年和1930年的两年间，江西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事实本身早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泽东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进行了抵制，才使红军避免了损失。1931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央，他们虽然极力反对&立三路线&，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论&方面同&立三路线&却毫无二致。他们要求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并夺取中小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迫使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他们下了许多次命令，强令前方指挥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无理的计划。随后就对毛泽东进行无情的打击。先后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假如不是一个意志异常坚强的人，那是顶不住的。而毛泽东却经受了这重重考验，使得这条正确的路线得以坚持下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正确性已由历史本身作了结论。我认为，其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凡是与当年中国情况类似的地方，都会有参考价值。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二、战略战术的独特创造
　　上面谈到，要把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一)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保持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三)战胜敌人的&围剿&。前两个问题已经谈过，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
　　前已提及，只要根据地一出现，便立刻会面临着敌人的&围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只要反革命还有力量就不会停止。如果红军不能战胜敌人这种反复进行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日后的发展了。红军在开始时必然是很弱小的，而以此微不足道的力量，如何与成十倍成百倍的强敌相抗衡，如何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站住脚跟并战而胜之，这不能不是一个头号的军事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依据现实条件，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战术，不仅使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大智，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成就。
　　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南龚、 龙冈、 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三、遵义会议上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四、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毛泽东无疑是个罕见的高手。从以少数兵力粉碎敌人重兵&围剿&起，直到震动世界的战略决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的确，谈起这一战役，军事家们没有不佩服的。
　　在红军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即确定，长途跋涉的红军暂时安顿下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是随后发现，黔北一带地瘠民贫，少数民族多，语言不通，党的基础尤其薄弱，创建根据地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蒋介石的&围剿&军已经入主贵阳，与黔军又将形成&围剿&之势。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进军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比之贵州要富裕得多，人口也稠密，而且四川一向封闭，外省军阀不容易进来。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块很像样的通南巴根据地，两个方面军合在一处，再也不用担心势单力孤了。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遵义会议一结束，就开始进兵四川。
　　但是，进入四川岂是容易的事。一来北有长江阻隔，二来有各路敌军围击堵截。红军原拟在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川军闻风而至，很快便有十多个旅四十多个团分路向川南集中。随后以一部分兵力防守宜宾、泸州，另以八个旅向红军进击。毛泽东本拟在土城歼其一部，以打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因情况不明，打得不很理想，不得不采取新的机动，寻机渡江。于是在猴场、土城南北西渡赤水河。是谓一渡赤水。
　　我军渡过赤水后，鉴于敌军已加强了沿江防御，渡江计划不得不暂缓执行。这样便转到了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暂时落脚。这是一个极荒僻的所在，那个鸡鸣三省就在这里。为了实施高度的机动，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把全军编为十三个精干的团，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连最珍贵的X光机都丢下了。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其中有吴奇伟的四个师，周浑元的四个师，滇军孙渡的四个师，以及王家烈的五个师，加上川军的八个师，共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们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形势是极其险恶的。而这时毛泽东却忽生奇谋，乘围攻之敌尚未到达，黔北敌兵力薄弱之际，令红军调头秘密东返，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回马枪大大出人意料，很快红军便攻取了娄关和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这个仗打得十分漂亮，搞得王家烈狼狈不堪，吴奇伟落荒而逃，逃到了乌江南岸。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毛泽东重新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个胜利。以上是谓二渡赤水。
　　娄山关、遵义大捷，大大振奋了红军士气，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过江问题并未解决。毛泽东本拟乘胜利余威，再打一两个胜仗，进一步打开局面，但因敌人过于密集未获成功。而且由于遵义之捷大大震撼了敌人，蒋介石赶忙离开了汉口飞到重庆&督剿&。他严令川黔各军：&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时把江西那一套筑碉堡的办法也搬了过来。这样，红军在遵义、鸭溪等狭小地区，便再次面临着被包围的形势。这时红军不得不转移到赤水河岸的茅台镇一带，准备由此三渡赤水。要知道，这是红军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即使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也无法渡江，而多路追兵又已迫近。究竟何去何从呢?红军的命运究将如何呢?而正是在这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又创作了一篇千古妙文。研究四渡赤水者有人往往把三渡和四渡分开论述，其实三渡和四渡是一篇文章。事实上在准备三渡时，毛泽东已经为四渡作好了准备。即三渡只是姿态，是要摆出渡江入川的架势，借以把敌人的追兵都吸引过来。果然这一着很灵。在红军从茅台渡过赤水后，蒋介石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急令其所有部队都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我军于古蔺地区。毛泽东见时机已到，为了继续迷惑敌人，以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继续向西，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南，直扑贵阳。这真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天才之笔!这时蒋介石又恰在贵阳，大兵都派出去了，在贵阳看家的仅有四个团的兵力，他怎么会不恐慌呢?我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里描写到蒋介石被吓得拉稀的事，读者可能以为是艺术夸张，其实不是，那是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提供的真实材料。这时的蒋介石完全如堕五里雾中，既惊恐万状，又惶惑不解，一时判断红军要打贵阳，急令各军返回救驾，一时又判断红军要去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都不是!毛泽东的最大心愿就是调出滇军，以便向云南转进。果然，那个颇想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的滇军将领孙渡，不惮风霜之苦星夜赶来。这时的红军只围着贵阳城转了一个弯弯儿，宛如炸了一个大麻花似的直奔云南而去。当蒋介石大梦方醒时，红军已以每日六十公里的速度赶到金沙江边，从容渡江，进入了四川境内。
　　这就是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四渡赤水不仅在我军战史上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而且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指挥艺术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高妙处、不凡处，就在一个&奇&字。孙子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点已被毛泽东运用得出神入化。因此，敌人纵有千般妙计，万般布置，最后仍不得不落入如来佛的手心之中。蒋介石早年毕业于日本军校，后又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又作为一方统帅，与国内各军阀频频交手，又与中共为敌一生，直至逃到台湾为止，打了一辈子仗，搞了一辈子军事，也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了。可是若与毛泽东相比，在每次对敌中，毛泽东总要胜他一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从根本上说，是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本质不同最后决定了胜负。但单从军事的角度说，从智力的高下说，蒋介石比毛泽东似乎也低出很多，颇像一个侏儒站在一个巨人的脚下。因此尽管他手中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数十万数百万人马，却不得不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间。虽徒有&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壮志，亦不得不老死小岛，饮恨九泉!
　　五、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
　　多年前一个春节，我去给一位革命前辈拜年。我看他正立在宽大的书案边挥毫作书。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很漂亮，正在写着一副大大的对联。上联是&世界是我们的&，下联是&做事要大家来&。我越看越觉得这副对联思想深刻，出语不凡。上联实际上讲的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下联实际上讲的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问题。我们要革命，要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就不能不依靠广大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当时我不禁为这副对联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立刻问：&你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他笑了笑反问道：&你看像是谁?&随后他才告诉我，他最近去了一趟湖南，才发现这副对联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于是我立即请这位书法家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别的旁证，但就其思想本质看，我是确信无疑的了。
　　联系到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还是统一战线的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以统一战线思想来说，由于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理论上和策略的运用上，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为马列主义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是一向非常重视统一战线问题的。他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列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尤其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和各项策略的熟练运用，已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因素。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物，更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内部包括复杂的、具有不同利益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和政治集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合与斗争两个互相联系着的侧面。如果对这种规律性不认识，或者处理得不正确，就会使统一战线归于破裂和失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里曾经总结说：&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不敢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且处处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党一群的私利，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其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毛泽东吸取了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内部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上，可谓运用得得心应手。其中他制定的两项基本原则，是有决定意义的。其一，毛泽东深知，&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其二，在同顽固派斗争时，也要注意以下三个原则，即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要知道，这两项原则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从十年内战以及八年抗战的过程来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其对民族敌人的态度始终是不坚决的。抗战实现之前，他们则热衷于&剿共&内战，讳言抗日;抗战实现之后，也始终是动动摇摇，后来又一变而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准备投降。试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壮大，以致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则抗战不仅没有前途，而且随时存在着夭折的危险。事实本身也证明，等到八路军、新四军壮大到抗击一半以上的敌军和绝大部分的伪军时，抗战的局面才真正不可逆转了。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为什么又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呢?这是因为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仅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是为了推动他们继续抗日行动，并保持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回顾八年抗战，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的斗争中，在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复杂战场上，毛泽东牢牢地驾驶着抗战的航船，既极大地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又避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智慧的表现。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曾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使抗战的前途出现很大危机。如果不是我党我军正确运用毛泽东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了坚决而又恰当的斗争，神圣的抗战事业就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逆转了。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我党我军始终是包藏祸心的。统一战线虽然确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开上了抗日前线，但他们并不希望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甚至希望我军在优势敌军的打击下被削弱和消灭。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借刀杀人&的意味。顽固派认为，他们成百万的大军都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一败再败，装备落后的、枪支不全的仅仅十万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怎么能长期坚持呢?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由于我军抗战坚决、纪律严明，政策深得人心，受到敌后人民热烈的拥戴，所以就像滚雪球一般地发展起来。这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震惊和嫉恨。反共高潮的掀起，正是他们打击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罪恶企图的赤裸裸的表现。
　　第一次反共高潮，自1939年冬开始至1940年春迅速扩大。地区从陕甘宁边区周围，直到华北各地。在陕甘宁他们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五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动用了四个军的兵力向我进攻，在晋西南摧毁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太行山区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频繁制造摩擦，在冀中张荫梧也乘机袭击我军。这种反共逆流，一时竟闹得乌烟瘴气，使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不给以坚决的斗争，那就不能维持抗战的局面。于是我军根据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和自卫的原则，对最猖狂的顽固分子，分别给以歼灭或驱逐之，使顽固分子得到教训，不敢再轻举妄动。然而我又并不无节制地斗下去，只求适可而止。随后我又派出负责干部与对方谈判议和，签订必要的协定，分区而治。前述各地的矛盾都是这样解决的。这样才使华北抗战的局面稳定下来。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成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的步伐加紧了。国民党政府在英美绥靖主义的影响下，对抗战已更加动摇，以致发展到日本军方代表与重庆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门两次进行停战条件的秘密谈判。抗战确实处于极危险的关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摩擦的重点，逐渐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的新四军，其处境的艰难、复杂，比华北的八路军要严峻得多。一是它本身的力量比较小，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损耗，仅有万余人，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有些步枪还是&半截子&，是过去为了适应游击环境把枪把锯掉了的。轻机枪只有可怜的几挺。像这样的部队本应给以应有的补充，但国民党总是一再拖延，不给解决。一方面不给解决，一方面又强逼着立即开上前线。从一开始就可看出国民党顽固派包藏的祸心。项英就在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华中与华北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即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华北的教训。华北方面他的几十万大军席卷而逃，这就给八路军留下了进入和发展机会。而在华中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他们在划定新四军游击活动地区的周围，早已任命了许多牵制的武装，以监视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这当然不能不给新四军带来巨大的困难。
　　然而，党中央的方针是明确而坚定的，即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必须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在毛泽东于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中说：&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致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是发给东南局的。为什么要单单向东南局发出这项指示呢?因为东南局的书记项英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他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前怕狼后怕虎，对中央的方针犹犹豫豫、动动摇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的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惟恐违反了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受到国民党的指责，影响到统一战线。反之，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项英仍然不愿执行。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新四军总部及以下九千多人遭受覆灭。叶挺军长被俘，项英本人也被打死，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剧。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背叛民族利益、破坏抗战、消灭异己的罪恶的铁证。对我党来说，其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而当时任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的陈毅同志，却完全是另一种做法。他对中央的方针不仅竭诚拥护，而且领会得很深。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能依赖国民党的补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去发展。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进，即越过长江进入江南敌后。他以&寇能往，我亦能往&的豪气，动员部下，首先派出以粟裕为首的先遣队进入苏南的高淳。随后他本人也进入江南的茅山地区。粟裕进入江南沦陷区不数日，即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一个车队，首战告捷。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但却震动了江南。因为周围国民党虽有正规军数万去而复来，但都住在沦陷区边缘，号称五万之众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虽进入敌后，但都不敢与日军交手。所以新四军虽只取得了一个小胜，江南沦陷的老百姓却从新四军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此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新四军的威望越来越高，很快便取得了人民信任，从而站住了脚跟。茅山根据地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当局给江南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且境内敌寇据点密布，交通发达，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事实上等于对新四军画地为牢，使其早晚自生自灭。早在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一指示深合陈毅的心意，并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运输掠夺物资的咽喉。由此，陈毅决心向江北发展，把进军苏北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
　　但是，江北的局面是复杂的。除了日伪军占据了各水陆要冲外，有国民党系统的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的七万人，还有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的三万人。此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共三个团。其中韩德勤是主要的反共顽固势力，他从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不向他进攻，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残抗日力量上。&两李&则实际上是中间力量，他们既与韩德勤有矛盾，也对新四军深怀戒心。陈毅经过分析，认为如欲在苏北发展，必须确立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而尤以联李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处在我挺进纵队与韩德勤部队之间，正是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与&两李&的关系搞好，不仅可以减少摩擦，且可以作为顽我之间的缓冲。为此，陈毅曾两进泰州，主动做好宣传团结工作。正好这时李明扬有求于我，他通过老友向三战区要来一批子弹，却无力运输。韩德勤曾帮助他运过一小批，不知是谁从中掉包，运到的子弹都不能用，李明扬只好转托陈毅。从远在浙皖交界处的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要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除了新四军是办不了这件事的。陈毅遇此请求，立即慷慨答应，并予以圆满实现。李明扬得到弹药，自然大为高兴，觉得新四军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诚意，双方关系大为改善。陈毅在取得&两李&的谅解后，即派以陶勇为首的部队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叶飞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至此，已经初步奠定了向北发展的基础。但是，其间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曲折。由于挺进纵队领导大做争取&两李&部下的工作，事机不密，引起&两李&的反感，再加上韩德勤的极力挑拨，于是发生了&两李&向我驻郭村部队乘虚进攻的不幸事件。由于挺进纵队打得英勇顽强，以两个主力营横扫敌垒，消灭&两李&部队三个团部，打下宜陵，&两李&才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带。此时，我军本可乘势直捣泰州，但陈毅考虑到，如果这样，则很可能促使&两李&同韩德勤进一步联合，对我今后发展壮大甚为不利。于是在攻克塘头，进至距泰州七里处的面粉厂时，毅然收兵。&两李&得知我军本可轻取泰州而不入时，大喜过望。随后我军又主动送还两千余名战俘及全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我东进。&两李&对此极为感激。陈毅与粟裕为了集中东进兵力，又向&两李&投下了一着高棋：即在部队东进之后，愿将每月可收税务五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我方根据地让给&两李&。此举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我军东进后不分兵把守吴家桥，而将后方与伤员委托&两李&保护，无疑请&两李&替我看家，大有利于对韩决战。对&两李&来说，既可增加税收，还可把新四军送走，何乐不为!遂欣然同意，协助我军东进黄桥。日，陈毅决然率部东进。在经过&两李&防区时，&两李&部队如约让路，对空鸣枪，向韩德勤报告&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陈毅用尽心机争取团结中间力量于此得到了报偿。
　　陈毅的东进是为了冲破蒋介石困死新四军的牢笼，全军士气高昂，加上&两李&之助，进展顺利，一举占领黄桥。黄桥地区是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在此处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也可与江南部队策应，掌握长江通道。而且此处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德勤是苏北最顽固的反共势力头子。他多次受蒋密计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为了鼓励他的反共积极性，还在重庆召见他，把他的代理省主席正式任命为江苏省主席。陈毅的进占黄桥，岂是他能够容忍的?所以在新四军占领黄桥之后不久，他即动员了二十余个团向我进攻，同时，还开始了粮食封锁，不准海安、泰州一线以北粮食南运。在韩军向我进攻的同时，日军也在路东向我&扫荡&，双方的行动显然颇为默契。但是韩军的这次进攻并未成功，我也因为诱敌深入不够，仅歼其两个团。韩军见我军势盛，即逃遁缩回。这时韩德勤才认识到新四军力量的强大，不集中大的军力是不能决战的。于是他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动员了四到五个旅及炮兵部队，加上各保安旅及&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共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企图将孤悬于江北的陈毅部&一鼓而荡平之&。
　　韩德勤为了师出有名，在进攻前首先提出了要我军退出重镇姜埝;姜埝税收丰足，他估计我是不会退出的。但是陈毅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却真的将姜埝让与&两李&。这一着不仅出乎韩德勤的意外，也出乎各界人士的意外。但韩德勤的进攻计划是确定了的，并不因新四军退出姜埝而停止下来。这一来彻底暴露了韩德勤的真面目，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中间派人士韩国钧说：&贼子无信，天必殛之!&很想当江苏省主席的李明扬也给蒋介石打电报说：&苏北局势日非，措置未免有失当之处。恳即派大员来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则将不堪闻问矣!&
　　可是，一切呼吁都制止不住韩德勤的野心，自10月3日开始，进攻黄桥的作战还是打响了。其右路军为&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韩德勤既用十万元拉拢，复用高压手段令其向黄桥以西进攻;左路则由五个保安旅担任，进击黄桥东南;中路则由韩军的一万三千人作为主力，攻击黄桥北面。同时，日寇也加强了沿江封锁，顽军则劫走船只，不让我军&逃往江南&。历史上被称为的&黄桥决战&，是抗战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摩擦作战。
　　与进攻兵力相比，我驻守黄桥的部队则远远居于劣势。尤其是回旋余地狭小，不易发挥我军运动的特长。这个作战方案是相当难以制定的。但是，在陈毅、粟裕与钟期光、叶飞、王必成、陶勇诸将的精心策划下，终于制定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以独六旅为首歼对象的作战计划。尤其出敌意外的是，以四分之三的兵力(近六千人)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不足两千人)驻守黄桥。战斗开始后，由于我军指挥高妙，将士浴血奋战，不到数小时即将敌独六旅歼灭，旅长翁达中将自 杀。随后我军三个纵队将89军的一万之众逐步包围，经过反复恶战，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其中将军长李守维在突围中被乱兵拥于河中淹死。此役韩军主力89军及独六旅共被歼十二个团，连同保安旅，共歼顽军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这次气势汹汹所谓&一鼓荡平&的进攻，于此彻底失败。韩德勤从东台逃入兴化水网地区，一面增修工事，一面托韩国钧前来求和。中央根据全国形势，认为对韩暂时不宜采取彻底消灭的政策，免得国共关系严重恶化。这次摩擦就这样停了下来。
　　以上事例，在《陈毅传》中都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述。从陈毅同志东进北上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仅看出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深刻领会和运用的艺术，而且看出这些原则是何等的正确!假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华中抗战的局面呢?又怎么会有日后那么一支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呢?
　　六、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我觉得至少要具有两个重要的品质。其一，是目标始终如一，有如钢铁般的坚定，不为任何强敌所屈服;其二，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般的慧眼，能够识破一切阴谋诡计，不为敌人的任何花招所欺骗这样才能使革命的航船达到胜利的彼岸。在这两种品质上我最佩服的是毛泽东和鲁迅。这不是说别的革命家身上不具备这两种品质，而是说上述两个人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
　　有人可能以为，上述第一种品质的确是不简单的，至于说第二种品质&&不受敌人的欺骗，岂不是很简单吗?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的领导人怎么还会受敌人的欺骗呢?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因上当受骗而失败者，并不罕见。即使足智多谋、精明过人之士亦在所难免。例如石达开，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名将了，当他在大渡河边处于绝境之际，他本想投水自尽，但他忽然转念一想，自己固不惜一死，而这些部卒随自己多年，落到今日这般田地却如之何!清廷今日步步紧逼，无非是要自己的头颅，如能以自己的头颅换取部属的生存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遂修书敌营要求谈判。敌将立刻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可以到洗马姑共商善后。石达开信了这话，第二天就带了几个人前去谈判，还未到达洗马姑即被生擒，剩下的数千部卒竟全被坑杀，无一幸免。和敌人战斗了一生的名将竟落到这个下场，真令人可叹!汉朝有一位开国的元帅韩信，可说是一位无人不知的&智多星&了。他一生打了那么多胜仗，献出了那么多妙计，但最后却被吕后与萧何设计诱入宫中斩首，最后还叹息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可见人是很容易受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蒋介石，那是一个最阴险、最毒辣，也是一个诡计多端最善于骗人的家伙，与他同时代的军阀，差不多全被他用武力征服，或用分化、收买、利诱等手段一个个地消除了。可以说除了共产党没有被他搞垮以外，在这一点上没有谁顶得过他。
　　回顾历史，日本投降后的时局，是最为扑朔迷离、前途难测的。在中国人的面前，有如隔着一道浓重的雾障，或者难知的深渊。抗战之初，由于外来的灾难笼罩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头上，民族的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就构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各阶级团结抗日的共同政治基础。现在日本投降了，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其共同合作抗敌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究竟是战是和，首先这一点人们还看不清楚。按人心所向说，全国人民都是愿意和平的。试想，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战进行了整整八年，人民遭受了何等惨重的损失!尤其处于抗日第一线的，几乎无时无刻不和敌寇进行着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