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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中叶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以来，对石油的追逐暴露了人类自身的三大特征——贪婪、腐败和好战。　　美国自由放纵的“淘金时代”很快被约翰·D·洛克菲勒创建的那个吞噬一切的帝国所取代。洛克菲勒的财富都是借助欺诈的商业伎俩、政府高层的腐败挣来的，他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最持久的卡特尔之一。就像现在一样，当时美国政府和石油巨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洛克菲勒在世界各地都有代理商，形成了半官方的外交机构，它们可以直接和国家政府就贸易协议条款进行谈判。今天，美国政府和石油巨头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曾经在石油公司工作的经理人当前在美国政府身居要职，将政策向石油业大大倾斜，从而谋取私利。　　对石油及其所提供的巨大利润的渴望诱使石油公司越过了国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试图开发海外石油资源，为了获得对这些宝贵财富的控制权，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在拉丁美洲，它们一直都在毫不犹豫地贿赂当地政府官员或者颠覆当地政府。目前，有人指控跨国石油公司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都犯下了罪行。优尼科石油公司（Unocal）被勒令赔偿缅甸村民，因为该公司强迫他们像奴隶一样修建一条通往泰国的天然气输气管道；道达尔菲纳埃尔夫石油公司（TotalFinaElf）在法国接受审判，它曾经与优尼科石油公司共同筹资修建这条输气管道；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被指控参与了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亚齐的屠杀行动。　　“石油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储量的所有权而展开的战争，其根源就是贪婪。早在1932年，第一场石油战争就开始了，当时玻利维亚入侵巴拉圭，目的就是要获得预测石油储量丰富的南美洲亚热带地区大查科的领土权。从此以后，石油战争一直持续不断，1980年8月伊拉克入侵伊朗，爆发了两伊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接下来，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进攻，这是一场具有争议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的部分目的或者全部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石油，企图以此改变全球的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政府对石油的兴趣极浓，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时世界上主要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都明白石油的战略地位和军事意义。它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石油，军队的飞机就会被搁置在机场，卡车、坦克和战舰也只能被迫停靠在一旁。1918年，德国的石油供给被封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向高加索地区的油田挺进时，石油供应再次被封锁。直到这个时候，德国才发现，石油在战争输赢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为时已晚。　　油价格的上涨、石油供应量的日渐减少，区域的紧张局势看起来更有可能演变成战争。　　中东地区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2/3，目前仍然是世界石油的主要来源。然而，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紧张，主要石油进口国，如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都在寻找新的石油资源，中国和印度也逐渐加入了寻找新石油资源的行列。19世纪，在发展中国家开拓殖民地的新一轮竞赛中，西方大国为获得西非和中亚的石油而竞争。石油需求在急剧增长，石油供给却在日益减少，当石油需求与供应之间出现矛盾时，我们将会发现，石油战争发生的频率在不断增加，暴力程度在不断升级。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1）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反对外国势力的起义。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马库斯·塞缪尔再也不能在中国销售石油了。他在得克萨斯州第一口“自喷”油井所在的纺锤顶油田做投机买卖也赔了钱，因为他在北婆罗洲的那口新油井生产的石油有股很难闻的气味，这使其失去了消费者，因为消费者不想在家里用这样的石油取暖。　　远在《圣经》所记载的时代，人们感觉用天然气和渗到地面的石油点燃的火焰具有神秘色彩，所以就像对宗教一样对其充满敬畏。美国土著人收集渗到地面的石油用做药物，服食它来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而西班牙殖民者则用被冲刷到得克萨斯州海滨的沥青来修补其船身上的裂缝，以此进行防漏处理。　　渗到地面的石油过去也被用于战争：希腊人点燃放置在战舰舰首的浇上石油的火炬，以吓退敌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经在猪身上浇上石油然后点燃，把惊恐的猪赶向对面的敌人，这些猪则会在敌人队伍中横冲直撞，扰乱敌人的阵脚。几个世纪以后，人们用“希腊火”来保护中世纪欧洲的驻防城镇，而希腊火就是一种以石油为主要原料的爆炸性混合物。　　直到20世纪，人们才开始为争夺石油而发动战争。在这个时代，石油首先对国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次它是现代工业国家赖以发展的燃料。20世纪，各国政府认识到，如果没有石油，他们将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将会崩溃，他们将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石油会突然变得如此重要呢？从工业革命到19世纪后期，煤炭一直是欧洲、美洲和远东工业地区的首选燃料。煤炭价格低廉，储量丰富。工厂燃烧的是煤炭，家用火炉和燃煤的火车、轮船使用的燃料也都是煤炭。相对而言，石油的市场很小，主要是作为灯用煤油或者医药出售，如塞内卡油（SenecaOil），这是一种治疗风湿痛、关节炎、感冒和其他小病的药物。　　石油能够上升到全球支配地位，部分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新的钻井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然而，就石油公司而言，建立垄断市场也是一种蓄意为之的策略。世界将会变得如此依赖石油，所以石油绝对会供不应求，最终各国将会为保证自己的石油供应而开战。　　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
　　　　洛克菲勒出生于日，在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长大，这也许就是他迷恋金钱和极为谨慎的原因。小时候，由于他的衣着过于寒酸，有一次学校拍照都没有让他参加。洛克菲勒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他的父亲威廉·“大比尔”·埃弗里·洛克菲勒是一个流动的蛇油推销员，还是一个重婚犯。“大比尔”回到家的时候，“骑着高头大马，穿着漂亮的衣服，挥舞着一叠厚厚的、崭新的钞票”，然后，他和儿子玩纸牌的时候作弊，“目的是要让他们变得机警起来”。　　开始时，洛克菲勒是从职员做起的，然后与两个英国人合伙经营公司，最后他买下了他们的全部股份。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了，因为他着眼于能赚取更多利润的市场。例如，他找到了生产煤油副产品的新市场，不但减少了工业垃圾，还变废为宝；他不去买油桶而是自己制造油桶。1870年，洛克菲勒还是一个年轻人，当时他用100万美元的资金创建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他拥有该公司27%的股份。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　　洛克菲勒说服其他炼油厂与其联合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以更低的运费运送他们的石油，因为铁路给货物运输量大的公司提供优惠待遇，收取较低的运输费用。至于他们的石油事业的下一步是由洛克菲勒发起的还是由铁路公司发起的，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众所周知，他会见了宾夕法尼亚州三个最大的铁路公司的代表，他们同意收取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及其合作伙伴较低的运输费用，而对其竞争者却收取较高的运输费用。通过暂时削弱其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他逐渐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迫使他们停业，同时，他秘密投资于与石油有关的其他公司，如工程公司和油桶、管道制造公司。　　洛克菲勒继续扩大他的影响力，他邀请其他炼油厂与他一起组成“南方改进协会”（SouthImprovementAssociation），这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卡特尔的实体。所有拒绝加入该协会的炼油厂发现，铁路公司突然提高了它们的运输费用，以至于它们再也赚不到一点儿利润了。洛克菲勒买下了它们的全部股份。整个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与洛克菲勒合作的炼油厂被告知：“这件事就连你的妻子也不要告诉。”但这一秘密最终还是被泄露出去了，这大大激怒了私营石油生产商。　　艾达·塔贝尔（IdaTarbell），是一个私营石油生产商的女儿，当时14岁的她亲眼目睹了私营石油生产商们的愤怒之火。数年以后，在她编写的《标准石油公司史》（TheHistoryoftheStandardOilCompany）一书中，她披露了洛克菲勒的经营之道。　　“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邻居的观点，”艾达·塔贝尔写道，“所有人嘴里都只有一个词，那就是‘阴谋’。有好几周的时间，所有石油人都放下了日常事务，从一个城镇涌向另一个城镇，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这个‘怪兽’、‘四十大盗’、‘巨蟒’，这些都是他们对神秘的南方改进协会的称谓。”铁路公司迅速宣布，他们已经与洛克菲勒断绝了关系。　　但是，洛克菲勒并没有退让，而是在所谓的“克利夫兰大屠杀”①中迅速买下了克利夫兰的26个炼油厂的20%的股份。这是他的神来之笔，据其传记作家罗恩·切尔诺（RonChernow）说，洛克菲勒十分欣赏这一大手笔。　　他写道：“在克利夫兰大屠杀期间，洛克菲勒感受到了向某些资深同行复仇的快感，那些人在他创业阶段曾经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藐视过他。”　　“和斯科菲尔德公司的亚历山大谈判时，洛克菲勒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亚历山大的合伙人中就有洛克菲勒原来的老板艾萨克·L·休伊特（IsaacL.Hewitt）。艾萨克来到欧几里得大道洛克菲勒的家，恳求他高抬贵手，可洛克菲勒却告诉他，如果他的公司不卖给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就难免会停业。他神秘地向艾萨克声明：‘我有你们不知道的赚钱之道。’这一声明被收录进了洛克菲勒的传记之中。他的这一声明令艾萨克感到不安，于是他和他的合伙人最终以6000美元卖掉了他们的公司，尽管他们认为他们的公司值15万美元。”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3）　　洛克菲勒当时控制着美国极大的石油供应量份额，他说服铁路公司秘密恢复了它们的回扣制度。他的公司继续吞并独立的小炼油厂、生产商以及相关的制造商和铁路基础设施，如油罐车和火车站。到1875年，美国大约95%的炼油资源都掌控在洛克菲勒手中。由于除宾夕法尼亚州之外，在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其他州也都发现了新的石油储藏，美国石油产量迅速上升，洛克菲勒的财富也随之增加。美国的石油年产量激增，从埃德温·德雷克钻成第一口现代油井那一年（即1859年）的2000桶上升到1900年的6400万桶。煤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如用于取暖、照明，在美国和欧洲这些不断发展的工业国家被用做铁路机车以及19世纪末所生产的第一批新型内燃机的润滑油。　　在宾夕法尼亚州，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挑战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一直到其他州发现了新的石油储藏，这种局面才最终被打破。1892年，企业家爱德华·L·多希尼（EdwardL.Doheny）打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口油井。5年以后，美国的洛杉矶有200家石油公司。就像当年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样，由于实力较弱的企业倒闭或者被其竞争对手收购，这些公司迅速合并。1900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进军加利福尼亚州，收购了太平洋海岸石油公司。不过，到这个时候，加利福尼亚州已有7家大的石油公司，美国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1991年，钻井工人在得克萨斯州钻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口油井，发现了得克萨斯州东部的纺锤顶油田（Spindletop）。早期在得克萨斯州钻井，是为了寻找水源，而不是寻找石油，钻井人在寻找地下淡水资源时把遇到油层视为麻烦事。虽然发现了许多小规模的油田，但直到1894年在得克萨斯州才有首次重大发现。当时，帕蒂略·希金斯（PatilloHiggins）坚持认为，工业将会从煤炭转向石油。希金斯是一名独臂机械工，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地质学家。他确信，大油田就在得克萨斯州东南部被称为“纺锤顶”的盐丘之下，于是他在那里开钻，两个月之后，据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记载：“突然之间，从井眼里发出像炮一样的响声，泥浆像火箭一样射出来。几秒钟之内，天然气和石油先后喷出。油井发生了‘井喷’——喷出的是墨绿色的液体，液柱有井架的两倍高，足有50多米。”　　油价格急剧下降。到1902年年底，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3美分，而得克萨斯州新兴城市的水每杯还能卖到3美分呢。　　随着“石油热”在美国各地爆发，继纺锤顶油田发现之后，在俄克拉何马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陆续发现了油田。在这场石油大潮中，有赢家，有输家，也许输得最多的是居住在发现了陆上石油地区的美洲土著人。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由于1869年美国开通了第一条跨州铁路，美国西部开始对移民开放。美洲土著人被迫向西迁移得越来越远，最后被逼到特定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即使是在他们的保留地之内，印第安人也不安全，他们依然被骗走了他们的土地、石油、水和其他的财产权。甚至在1962年之前，即在美国石油工业诞生后的100年的时间里，美国内政部还规定，“部落开采他们自己的矿产是非法的，是一种辜负别人信任的行为”。　　20世纪20年代，在俄克拉何马州奥赛治族（Osage）印第安人保留地发现了石油。奥赛治族印第安人曾被迫放弃了超过8000万英亩土地，于年从堪萨斯州搬迁到俄克拉何马州，到19世纪初，这一保留地的面积逐渐缩小。　　发现了石油之后，奥赛治人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之一。《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丹尼斯·麦考利夫（DennisMcAuliffe）曾经编写了一本书《西比尔·博尔顿之死：一部美国史》（TheDeathsofSybilBolton：AnAmericanHistory），他在书中描述了白人男子的疯狂杀戮行为，他们多次与年轻富有的奥赛治女人结婚，然后杀死她们和她们的家人。这种邪恶行径始于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奥赛治恐怖统治”。　　丹尼斯写道：“奥赛治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科威特人。从人均收入来看，石油使奥赛治人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不过，对很多人来说，享受这种财富的日子很短。“20世纪20年代初，在执法人员介入之前，有多达60位富有的奥赛治人（占整个部落人数近3%）因为有钱而被谋杀了……雇用一个贫困的白人杀害一个富有的奥赛治人，酬金一般是500美元，另加一辆二手跑车。”在被杀害的这60位富有的奥赛治人当中，有一位是丹尼斯的祖母西比尔·博尔顿，人们认为她是被她的保镖杀害的。　　尽管石油工业不断发展，西部各州的其他公司都是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独立出去的，但洛克菲勒的公司是行业巨头，仍然遭受着来自其他方面的攻击。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4）　　标准石油公司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冷酷无情使其弥漫着不祥之气。托马斯·劳森（ThomasLawson）在他所编写的《疯狂的金融》（FrenziedFinance）一书中，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这样描述该公司的总部新址：“在新世界这座伟大的城市里，最豪华的一条大街的尽头是一座用纯灰色的石头建造的庞大建筑物。它像监狱一样牢固，像尖塔一样高耸，它的正面冰冷而又令人生畏，看起来好像是在指责过往的人们心不在焉的不严肃之举，对着它那让人印象深刻的、照射着夕阳光的飞檐皱着眉头，露出不悦之色。人们指着它那古板的入口，迅速扫过那一排排好像睁着的大眼睛的窗户，相互催促着，快步走过去，就像过去西班牙人走过那些调查部门的大门时常做的那样。这栋大楼就是百老汇第26号。　　洛克菲勒的野心会大到什么程度呢？在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时期，有人猜测，洛克菲勒不仅想要主宰美国石油业，他还要接管这个国家。他们认为，洛克菲勒已经建立了一个家族统治集团，使其成为”看不见的美国政府“，成为”烟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掠夺性资本“，这是莫里斯·比利（MorrisBealle）在其《洛克菲勒财团》（TheHouseofRockefeller）一书中的描述。艾达·塔贝尔所揭露的洛克菲勒那些行贿与受贿行为并不是出于商业利益，而应归因于无限大的野心。　　是什么驱使洛克菲勒这样做的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却仍然保持着他年轻时的节俭作风。他的传记作家罗恩·切尔诺描述了他过去如何保存寄给他的那些包裹上的纸和绳的情形。他的妻子劳拉·塞莱斯蒂亚诺·斯佩尔曼（LauraCelestiaSpelman）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的家庭生活简朴，他的三个孩子共用一辆三轮车。　　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宗教信仰与其对劳工权利的厌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认为，从道义上来看，人一定要用自己的财富去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但他也认为，在实现利润最大化时，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都是没有错的。日，为了镇压矿工罢工，洛克菲勒麾下的美国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ColoradoFuelandIronCompany）雇用侦探枪杀、烧杀2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这就是著名的”拉德洛大屠杀“。　　19世纪末，洛克菲勒建立的石油帝国看起来固若金汤，但新一代的记者是”专门搜集并揭发名人丑事的人“，他们正在着手对付这个美国商业巨头。艾达·塔贝尔就是其中的一位记者，由于受孩童时期在皮托尔镇的经历的影响，她决定以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为例来说明人们日益关注垄断托拉斯在美国经济中的崛起。”摆脱了惊慌、悲痛和纠纷之后，从父亲的谈话中我获得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我现在仍然坚守着，即需要负责任的事情都是错误的。“　　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塔贝尔创作了一篇具有说服力的记叙文，也是一篇关于洛克菲勒的商业策略的评论文。”由于他产生的这种影响，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都更加贫困、更加窘迫、更加低劣了。“她写道，”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从不规规矩矩地做事，在我看来，这有损其伟大的形象。“　　塔贝尔对洛克菲勒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还表明：　　洛克菲勒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蔑视和猜疑如此突然地铺天盖地冲他而来，早就应该把他挫败、压垮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富有相当强的想象力，能够设想到如果石油工业掌控在他的手中他该做些什么。他拥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分析问题细致入微，能够找到可控制的要害。他具备取得一切伟大成就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坚定不移，他一旦下定决心，就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他的意志。在石油地区，人们可能会狂怒地称他为”阴谋家“，称把卖给他石油的所有人为”卖国贼“。铁路机构可能会撕毁他们的合同，立法机关可能会吊销他的营业执照，但他仍能镇定自如，丝毫动摇不了他的野心。　　专门搜集并揭发名人丑事的人，如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FrancisAdams）和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DemarestLloyd），他们所曝光的内容掀起了人们反对洛克菲勒和其他资本主义巨头的浪潮，洛克菲勒从未发表过公开声明来反驳塔贝尔，但是私下里称她是”塔炮筒小姐“和”恶毒的女人“。无论如何，塔贝尔的言论都给他造成了伤害。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法律诉讼和调查，最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被勒令放弃其子公司。经过多年的法律纠纷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公司违犯了《反托拉斯法》。1911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成了35个私营公司。　　法院判决拆分洛克菲勒所创建的公司，但这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向一位朋友建议”去购买标准石油公司“，然后他继续平静地打他的高尔夫球。看起来洛克菲勒是对的。在这些新公司中，最大的一家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后来的埃克森石油公司），该公司几乎与其总公司一样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设在纽约市百老汇大厦26号，由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的很多成员管理。该公司仍然从原标准石油公司购买石油，并且充当其庄家。所有这些公司继续以同样的价格销售它们的石油——尽管当时没有人能够证明这是共谋，还是出于正当竞争。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美孚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都是原标准石油公司较大的子公司。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5）　　壳牌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惨烈竞争　　欧洲列强的石油供应一直都依赖于标准石油公司，但随着欧洲和远东地区石油消费量的增长，它们开始对只依赖于美国这一家公司而感到不满。到20世纪初，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仍然占有美国石油市场很大的份额，从美国、欧洲和远东地区不断增长的石油销量中获得了巨大利润。19世纪70年代，内燃机的发明使得当时公路上有了第一批汽车，石油被广泛用于取暖、照明、蒸汽机车，还被用来润滑机器，同时，石油炼制过程中的工业垃圾也开始被用于化学工业和塑料工业。　　油价格很高，这促使欧洲企业开始去寻找其他石油资源，并且鼓励罗斯柴尔德银行和欧洲其他银行支持它们。这些企业及其欧洲政府之间的合作往往非常默契。　　欧洲本地的石油资源寥寥无几，只有波兰、罗马尼亚和高加索边远山区有石油，而这些地区近代又被不断扩张的沙皇俄国吞并。从棉花到煤炭，最后是石油，英国、法国和其他拥有殖民地的国家都习惯于把自己的帝国作为廉价原料的来源。通过把创造价值极高的制造业限制在帝国内部，欧洲国家才得以保证其廉价原料的来源及其对自己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的垄断。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一直积极进军欧洲市场，面向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工业经济体销售石油产品，开采罗马尼亚的石油储藏，但却被欧洲殖民当局阻挡在了东南亚地区之外。　　人们认为，削弱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的是壳牌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的创始人是马库斯·塞缪尔（MarcusSamuel），他在伦敦东部长大，当时他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在海边度假的时候，马库斯·塞缪尔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迷上了贝壳，他们找到贝壳，用它们装饰自己的午餐盒。他的父亲看到销售用贝壳装饰过的盒子的商机，开始从东方进口奇异的贝壳。1870年，马库斯·塞缪尔的父亲去世，给儿女们留下了日益兴隆的进出口生意和亚洲各地的客户。　　马库斯·塞缪尔在父亲去世后，接管了父亲的事业，继续扩大业务范围，开始从事煤油和其他石油产品贸易，主要是从位于巴库的罗斯柴尔德石油公司进货。1890年，他在君士坦丁堡看见装载有俄国石油的油轮，这些油轮要开往远东，走的是一条绕过非洲最南端的漫长航线。　　要把成本降到足以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竞争，马库斯·塞缪尔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石油，而在那之前，出于安全考虑，这条路线是禁止通航的。马库斯·塞缪尔委托海洋工程师福特斯丘·弗兰纳里（FortescueFlannery）找出一种沿这条航线运输石油的办法。福特斯丘·弗兰纳里建造了”骨螺号“（Murex）油轮，这艘油轮配备有新奇的安全部件，其中包括用于降低搁浅风险的压载水舱。运河管理局允许”骨螺号“油轮穿过苏伊士运河，日，这艘油轮运载着4000吨俄国煤油起航了。　　马库斯·塞缪尔开始在印度开发利润丰厚的石油市场，进军中国市场，在罗马尼亚、婆罗洲的英国殖民地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寻找新的石油资源。　　经历过一个时期的辉煌之后，20世纪初期，马库斯·塞缪尔遭遇过几次逆境。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反对外国势力的起义。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马库斯·塞缪尔再也不能在中国销售石油了。他在得克萨斯州第一口”自喷“油井所在的纺锤顶油田做投机买卖也赔了钱，因为他在北婆罗洲的那口新油井生产的石油有股很难闻的气味，这使其失去了消费者，因为消费者不想在家里用这样的石油取暖。　　马库斯·塞缪尔当时是伦敦市长，整日投身于礼仪活动和社交活动之中，而不是去处理其生意上的问题。在此期间，壳牌石油公司的弱点引起了世界石油市场上一个新兴玩家的关注，他就是荷兰皇家石油资源勘探公司（RoyalDutchCompanyforExplorationofPetroleumSources）的亨利·威廉·奥古斯特·德特丁（HenriWilhelmAugustDeterding）。　　德特丁是一位荷兰船长的儿子，1866年他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酷爱研究数字，年轻的时候常常在业余时间研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认识他的人用”有活力“、”精力充沛“来形容他，说他”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像着了魔一般“。德特丁刚开始工作时，是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皇家石油资源勘探公司的一名会计。　　荷兰皇家石油资源勘探公司是由另一位荷兰石油商人让·凯斯勒创建的，主要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经营，当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荷属东印度群岛首次发现大量石油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殖民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荷兰人从英国人手里重新夺回了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领土，经过40年的残酷剥削之后，荷兰人刚刚开始休养生息，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做过石油零售商的乔恩·里斯恩科（JonReesink）得到了荷兰皇家的财政资助，于1871年开始在西伯达斯钻井。里斯恩科几乎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其他荷兰皇家公司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业绩，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到1911年，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产量几乎占据世界石油产量的4%。荷兰皇家石油资源勘探公司很快提拔了德特丁，安排他负责远东各地区的石油销售，当时他年仅29岁。1900年，让·凯斯勒去世的时候，德特丁临时担任经理，并且在接下来的35年里一直负责公司事务。他采取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建立联盟这种积极型的策略，把荷兰皇家石油控股公司扩张到了十几个国家。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6）　　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阿巴思诺特·费希尔（JamesArbuthnotFisher）后来这样描述德特丁：“他有拿破仑的胆识，有克伦威尔一丝不苟的精神。”　　德特丁在生意上投入的精力要比马库斯·塞缪尔多得多。当马库斯·塞缪尔陶醉于特权和恭维之中的时候，亨利·德特丁正在一心一意地追求着金钱和权力。　　荷兰皇家石油资源勘探公司与壳牌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但1903年，为了更有力地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竞争，这两家公司抛开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明智，1907年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创建了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荷兰皇家石油资源勘探公司拥有60%的股份，壳牌石油公司拥有40%的股份。　　谈到这次合并时，马库斯·塞缪尔说：“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建立在比这更可靠的基础之上。”　　然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却不能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印度或者缅甸（当时是作为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由英国人管理）境内勘探或者开采石油。　　东印度公司第一次入侵印度之后的60年的时间里，爆发了几场战争，到1886年，整个布尔马地区，即今天的缅甸，均划归为大英帝国所有。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到伦敦后说：“这是献给女王的一份新年贺礼。”占领的最初目的似乎是为了“保护印度”，防止法国从中印边界或者直接从缅甸边界入侵印度，这是“帝国皇冠上最精美的一颗宝石”。缅甸也是一个宝藏，富有贵重金属、木材和石油。　　此外，英国入侵缅甸是由缅甸19岁的新国王锡袍（Thibaw）制定的一项贸易政策引起的。缅甸国王锡袍的岳母权力欲极强，在她的挟持之下，他开始把石油开采的垄断权授予非英国公司。　　苏格兰仰光石油公司（RangoonOilCompany）就是后来的伯马石油公司（BurmahOil），该公司是1871年在缅甸开采石油的第一家外国公司，它被授予了开采缅甸原油的垄断权。仰光石油公司的经营手段“危险而又低劣”。　　英国占领了缅甸之后，缅甸军队拒绝投降，他们钻入丛林之中，发动了对抗占领者的游击战争。甚至在1900年，即英国占领缅甸15年以后，英国还需要共计2万名强壮的士兵和宪兵来防止游击队和缅甸土匪扰乱这个国家的贸易和管理。　　尽管存在这样的不安全因素，但从1886年开始一直到1963年缅甸独立，伯马石油公司在缅甸的石油生产中始终占有支配地位。由于1887年发现了仁安羌油田、1902年发现了稍埠油田，该公司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利润。
　　　　在了印度市场之外。据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英美石油公司的理由是：“印度政府不希望任何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及其子公司进入印度。”这一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新的意义。　　石油、暴力与革命：巴库和墨西哥　　俄国也在开采其帝国范围内的石油储藏。由于俄国军队沿着高加索山脉向前推进，1815年巴库沦陷，被俄国占领。巴库现在是阿塞拜疆的首都。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油工业基地之一，距离俄国首都莫斯科1200英里，位于德黑兰东北部287英里处。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沙皇允许私人投资开发俄国油田，在20年之内，石油井架就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里海沿岸，并且沿着格鲁吉亚和车臣山脉继续向北推进。　　有一个人经过艰难跋涉来到了巴库，他就是罗伯特·诺贝尔，是瑞典商人伊曼纽尔·诺贝尔的长子。伊曼纽尔开创了俄国的军火工业。罗伯特曾经开过几家自己的公司，但都破产了。他当时在为他的弟弟工作，他的弟弟路德维格·诺贝尔是工厂老板。罗伯特买下几大片地下有油层的土地之后，路德维格也跟着他来到了巴库。诺贝尔兄弟携手经营，疯狂地开发油田。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诺贝尔兄弟成了“巴库之王”，他们的工人自称是“诺贝尔分子”。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英国石油商马库斯·塞缪尔以及俄国石油大王也都纷纷投资于巴库石油。随着汽车的逐渐普及，投资巴库石油变成了一项格外有吸引力的事业，因为俄国重油从照明方面来说不如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理想，但却更适于汽车使用。　　高加索石油工业的另一面则降低了它的吸引力。石油工人忍受着极端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薪水非常低。也许是因为与石油大王之间相差悬殊的缘故吧，20世纪初，巴库和巴统（现在格鲁吉亚境内）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活动。石油业很快受到了一场罢工和革命浪潮的冲击。在工人领袖中，有一位年轻的格鲁吉亚革命者，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7）　　1903年，工人们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开始在巴库发动起义，这场起义不仅蔓延到了石油生产区，还波及了整个俄国。　　两年后，即1905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又一场罢工和革命活动的浪潮爆发了，工人们点燃了许多地区的油井。随后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爆发了血腥的种族冲突。　　一名到巴统的监察员把这座城市描述为“一个理想的起义温床”，他这样说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尽管这里尚处于戒备状态，但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平静，没有巡逻队，几乎看不到警察。然而，如果街上不发生一起谋杀，没有逮捕到一个凶手，这一天就过不去了……在这座城市，恐怖活动是那样猖獗，以至于稍微有一点儿动乱的蛛丝马迹就会立即引起一片恐慌。”　　罢工者成功地赶走了诺贝尔兄弟、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大多数其他国际投资者。截至1906年年初，高加索地区2/3的油井遭到破坏，其余油井多数停产。　　到巴统的这名监察员描述了罗斯柴尔德石油公司的事发现场：“随处可见由几个工人照看着的机器和仓库。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但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公司遭到暗杀的雇员也不少于18人，其余的所有人也都受到了生命威胁，常常遭受袭击。原来的工人要么不希望回来工作，要么就不敢来上班……”　　虽然一些外国投资者回到了俄国，但他们根本无法恢复元气。　　石油为战争输血　　巴库的这次损失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担心石油未必总是很容易得到。20世纪初，平民百姓对石油和以石油为原料的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各大石油公司的这种恐慌也加剧了，它们积极地销售石油，试图增加人们对其产品的依赖性。　　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煤油的需求达到了峰值，然后随着电灯的普及而下降，但取而代之的是石油有了新的用途：燃油炉和工厂、火车以及轮船上的燃油锅炉。唯一最重要的进步就是内燃机的发明。在此之前，汽油一直被当做煤油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危险的工业垃圾而被扔掉。此时，汽油作为燃料才有了潜在的巨大市场。20世纪初，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汽油的需求也就不再被视为一种奢侈的癖好或者一时的狂热。1894年，英国只有两名开汽车的人。到1895年年底，从德国的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那里进口了更多的汽车之后，英国的公路上有了14或15辆汽车。到1900年，汽车增加到了700多辆，而且汽车数量仍旧在增长。　　尽管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但石油还没有被视为一种必需品。如果石油只是作为一种燃料被用来取暖、照明，即使是用于内燃机，国家也绝不会为它而发动战争。　　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Klare）在他的那本《资源战争》（ResourceWars）中这样写道：“很多资源都是维持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但只有那些被看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资源才有可能会驱使人们动用军事力量。”　　据迈克尔·克莱尔所述，转折点是在英国海军决定把燃煤舰队转变成燃油舰队的时候，这一举措不仅得到了最主要的石油公司之一的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支持，而且可以说是由该公司发起的。　　20世纪初，由于欧洲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主要强国缔结为两大阵营，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各国开始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德国已经建成了无敌战舰，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赶超英国而拥有一流的海军力量。　　英国开始设计体积更大的舰船，以保持其领先的地位，但如果不缩小储煤空间，则会遇到提升火力的困难。看起来似乎是，海军要么必须放弃扩容、提速和延长持续航行的时间，要么必须放弃升级武器。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马库斯·塞缪尔当时主动找到英国海军，提议把英国舰队从以煤炭为燃料转为以石油为燃料。假如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成为英国海军的供应商，这对其生产的石油来说将会是一个有保障的巨大市场。　　费希尔那个时候是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他已经在考虑舰队要以石油为燃料，于是他热情地采纳了马库斯·塞缪尔的建议。事实上，他是如此热情，以至于不久便被人称为“石油疯子”。妥协就不是一个男子汉，费希尔的一句话被后人奉为经典——“战争的本质是暴力，战争中的中庸便是低能。”　　费希尔指出，大型舰船所需携带的煤炭量降低了其速度。一艘以石油为燃料的舰船所需的燃料储存空间更小，司炉工更少，而且不同于以煤炭为燃料的舰船，以石油为燃料的舰船可以在海上补给燃料。它还可以更快地提速，由于它不需要烟囱，敌人更不容易看到它，甲板上的机关枪也可以更宽广的角度瞄准。　　尽管把石油用做舰船和潜水艇的燃料的试验早在1903年就开始了，但转为以石油为燃料的主要障碍是当时英国没有石油（和充足的煤炭）。如果石油供应得不到保障，它将负担不起舰队以石油为燃料的费用。　　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第一海军大臣，是他找到了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对马库斯·塞缪尔根本没有好处，但却打开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地区中东地区的大门，在那里进行大规模地开发，而且在后半个世纪里，这使英国在该地区发展方面成了一支主导力量。　　中东是如何被瓜分的（1）　　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巴格达，但1918年11月，他们违反了就在一周之前达成的停战协议，又占领了摩苏尔。在英国军队逼近巴格达时，英国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阁下在给鲍尔弗的信中这样写道：“控制这些石油的供应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而法国得到的“礼物”则是英国已经占领摩苏尔的既成事实。　　步入20世纪之际，中东地区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地方，这里很少引起外界的关注。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达600年之久，但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欠下了欧洲银行的重债，并向法国和英国割让领土，但当时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政府仍然统治着如今包括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部分地区。
　　　　当时的波斯就是如今的伊朗，尽管当时它北面面临着来自俄国的压力，但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资产阶级和商业阶层，波斯处于由国王统治下的封建时代，恶霸地主控制着无知的小农。游牧部落，就像沙特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一样，游走在东部沙漠一带。这个没有希望的地区在20世纪变成了世界上的主要石油生产地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英国正在考虑把海军舰队改造成以燃油为动力的舰队，但却害怕会依赖外国石油供应商给其舰队提供燃料。除了从世界另一边的缅甸获得石油供应以外，在英国使用的所有石油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或者是从俄国、罗马尼亚、美国进口，或者从远东地区进口。它要寻找一个距离其较近的石油供应商，并且是在发生欧洲战争的情况下不会有欧洲列强竞争危险的一个石油供给商。　　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KnoxD‘Arcy）是一位英国企业家，他在澳大利亚勘探金矿时就已经发财致富。1902年，他从波斯国王手中买下了石油勘探特许权。《圣经》中对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描述使达西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可能说明那里有石油存在。　　对于达西和他的总工程师乔治·雷诺兹（GeorgeReynolds）来说，勘探石油工作进展缓慢，不过他们在伯马石油公司的资助下继续勘探。1908年5月，也就是他们开始寻找石油7年以后，达西和他的工程师们在波斯西南部的马斯吉德苏来曼（Masjid－I－Suleiman）地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1909年，为了开发这个油田，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OilCompany，即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伯马石油公司拥有该公司97%的股份。　　在英波石油公司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达成一项短期协议之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首席执行官德特丁决定要收购英波石油公司。查尔斯·格林韦（CharlesGreenway）是英波石油公司的新任常务董事，他强烈反对这一想法。除了希望保有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之外，格林韦个人还讨厌德特丁，他认为他的竞争对手是“非英国人”（他是荷兰人），意思就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是不可信任的。　　格林韦不仅引起了人们对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可靠性的担忧，他还向丘吉尔提出了一种新思想，据推测，这是首次赋予石油军事意义的一种思想。丘吉尔下令开展一项有关政府接管英波石油公司经营权的可行性研究，负责这项可行性研究的调查团从波斯返回时，带来了一份极为有利的报告。尽管波斯不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范围之内，但它极为接近东印度地区，距离印度很近，足以把部队迅速派遣到那里。丘吉尔允许海军部购买英波石油公司的控股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为人知的石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场彰显石油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战争，随着战争的展开，其军事意义变得越来越明显。在1918年之前，法国军队每月使用石油3.9万吨，英国每月使用石油3.2万吨，美国每月使用石油两万吨。战前，法国每年进口40万吨石油，但到1918年，它每年不得不进口100万吨石油。　　石油并不只是海军舰队的必需品，在欧洲和中东战场上，到处都需要石油。燃油卡车取代了马匹，用于运送军人、武器和供给物资。卡车不但速度快，而且效率高。马匹对军队来说是一种负担，马的食量是士兵的10倍。这种新型燃油汽车需要储存的燃料相对较少，内燃机后来使新型战争武器（如坦克和飞机）成为可能。　　随着战争的推进和获得石油的难度不断增大，人们日益意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日《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上有篇文章这样评论：　　财政大臣说“这是一场工程师的战争”，他是对的。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工程师的影子。工程技术已经不再是一种辅助，它已经成了战争的主要特征，而且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见证人”在对其机械牵引力在该大陆发挥作用的描述中认为，把眼下正发生的战争称为“汽油战争”最合适。要把它称为“石油战争”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因为这种说法还把舰队包括在内，舰队包括很多最大的舰船和最小的舰船，如超级战舰和超级潜水艇。　　中东是如何被瓜分的（2）　　同盟国依靠从国外进口石油，主要是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进口，不过也有部分石油是由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从中东地区进口的，但1915年2月，德国海军的潜水艇曾经把商船作为攻击的目标，因此，这些石油来源就被切断了，因为石油公司不愿意拿它们的油轮去冒险。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都开始将其石油销往远东地区，而不是欧洲地区。战争双方的石油都快要耗尽了。　　德国自己没有石油，战争期间使用的石油多半来自罗马尼亚的油田。罗马尼亚不仅拥有肥沃的农场，还是仅次于俄国的最大的欧洲石油生产国。1906年，《东方快车》（OrientExpress）杂志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位旅行者这样写道：“列车穿过玉米地、向日葵地和昔日留下的一组组高高的石油井架，最后到达布加勒斯特。”　　日，罗马尼亚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迅速派遣军队穿越边界赶往特兰西瓦尼亚，希望收复特兰西瓦尼亚和其他领土。德国声名显赫的两位将军麦肯森（Mackensen）和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麾下的德国部队迅速进入这个国家，并为其尚未准备充分的军队规定了行军路线。日，布加勒斯特被占领了，罗马尼亚宝贵资源的控制权落入了德国人之手。　　当英国看到罗马尼亚即将沦陷，认识到了普洛耶什蒂油田（Ploestioilfields）的极端重要性，他们便蓄意破坏油田，点燃或者放掉了大约80万吨汽油。1917年10月，罗马尼亚驻美大使康斯坦丁·安格尔苏（ConstantineAngelscu）谈到罗马尼亚的损失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被迫破坏了罗马尼亚的油井——它们价值数亿法郎，还破坏了我们的粮仓和工厂，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防止它们落入侵略者之手。”　　德国主要通过战争手段统治罗马尼亚，并且疯狂地开发罗马尼亚的资源，尤其是那里的油田，这占了德国战果的很大一部分，不过，几乎一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都没有使这些油田恢复最大产能。　　英国和法国也有一段时间受到了石油的束缚。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德特丁是第一个给同盟国带来希望的人。也许是希望分享英波石油公司在波斯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吧，1915年他向英国政府暗示，他愿意把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变成一家由英国控制的公司。
　　　　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签署的这项协议对同盟国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这项协议刚好是在德国的石油即将耗尽时签订的。在没有海上石油供应的情况下，德国一直依赖于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但法国巴尔干战役切断了这些石油供应线。1917年，当土耳其占领巴库油田的时候，德国的石油供应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战后，英国外交大臣柯曾阁下（Curzon）说，同盟国是“乘石油之浪漂向胜利”的。　　欧洲国家为什么在中东地区开战？　　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问题：当时战争的主战场在欧洲，为什么中东地区却备受关注呢？20世纪以前，欧洲列强对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毫无兴趣。事实上，“中东”一词首次使用是在1902年。不可思议的是，该地区引起了那么多关注，造成了那么多人员伤亡。看起来似乎是在1916年年初石油短缺之后，英国才将其注意力转向了波斯和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英法两国陷入了外交僵局，这表明，两个国家都在各自筹划夺取油田的控制权。　　当波斯发现石油的时候，该地区对世界大国来说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从旨在使其利益合法化的各种条约来看，英国想要控制波斯和摩苏尔（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意图变得明显了，而法国的这种意图稍弱一些。　　中东是如何被瓜分的（3）　　1913年，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就其各自在阿拉伯半岛的利益范围签署了一项协议。任意画了一条线，作为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上势力范围最东边的标记，后来因为这条线在地图上的颜色为蓝色而被称为“蓝线”。1914年3月，添加了“紫线”，把蓝线的南端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线连了起来。这些线将英国与非英国的势力范围划分开来，这实际上是英国强加给软弱无能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成了敌人，宣布《英奥协议》无效。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控制了石油储量丰富的摩苏尔油田，在德国的支持下参战，伦敦立即向巴士拉城派遣了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军队成员主要是印度士兵。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数量不明，但它与德国结盟，对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构成了极大威胁，甚至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也是极大威胁。　　这一行动还旨在保护长达138英里的英波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道，该管道铺设于1911年，从马斯吉德苏来曼油田到阿巴丹（二者都在波斯境内）。尽管威胁到大英帝国，但出现在中东地区的英国（和法国）部队却似乎与该地区的威胁不相称。这次行动的真正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摩苏尔油田的石油，这也许正是英国想独占的东西。　　“这应该是一次穿插表演，”斯蒂芬·佩尔蒂埃（StephenPelletiere）在他的《伊拉克与国际石油体系》（IraqandtheInternationalOilSystem）一书中写道，“然而，英国几乎经常活跃在这个舞台上。此外，英国在中东地区所实施的军事行动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的想法是用很多小舰队猛攻达达尼尔海峡，但这一战略失败了，丘吉尔接下来的一个想法是从陆地夺取可以俯瞰航线的制高点，但也失败了。大约有4万同盟军为这次惨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大多是殖民地居民。人们想知道，丘吉尔和劳埃德·乔治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人们给出了很多种解释，但只有一种解释有一定的分量，即英国决心要控制这一地区，原因就是为了该地区的石油。”　　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加利波利悬崖峭壁之上可以眺望达达尼尔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狭窄的海峡，把欧洲与亚洲分割开来，它过去是从高加索地区向欧洲运输巴库石油的路线。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其中很多人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英国政府丧失了入侵必胜的信心，派遣的军队太少了，因而未能击退土耳其人，英军只好撤离。　　英国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鼓励当地阿拉伯居民反抗奥斯曼帝国占领军。他们进行了两次秘密谈判，但这两次私密谈判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同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ifHusayn）谈判，承诺战后支持阿拉伯独立，以此换取当时阿拉伯反对土耳其。这是1962年大卫·里恩把《沙漠枭雄》（LawrenceofArabia）拍成电影时讲述的故事，这部电影由彼得·奥图尔主演。甚至在和谢里夫会谈期间，英国都坚持巴格达和巴士拉必须是英国的利益区，在亨利·麦克马洪写给谢里夫的信中说，用“特殊的行政协议”来“捍卫我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然而，1916年，英国和法国两国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共同瓜分了这一地区。　　美国控制的地区就是如今的约旦、伊拉克以及今天被称为“以色列”的海法周边地区。法国得到了东南部的土耳其、北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和法国在其控制的范围内还有划分国家边界的自由。　　根据与俄国和其他列强协商的结果，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应该属于国际行政管理区。这个地区的边界是在随后几年内争议的主题。　　该协议后来被扩大到将其盟国意大利和俄国也包括进来，并把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地区划给了这两个国家，只是这些地方碰巧没有发现石油。作为对接受《赛克斯－皮科协定》条款的回报，俄国获得了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部分地区。然而，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公开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其他保密条约的详细内容。　　也许因为皮科是一位经验更丰富的谈判高手，根据该协议，伊拉克北部划给了法国，那时候，英国为此已经追悔莫及了。　　在与英联邦自治领域的各位首席大臣的一次谈话中，英国外交大臣阿瑟·鲍尔弗曾强调过石油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部分）“灵魂导向”的重要性。他说：“我并不在乎我们使用什么方法占有石油，但我十分清楚，对我们来说，有石油用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巴格达，但1918年11月，他们违反了就在一周之前达成的停战协议，又占领了摩苏尔。在英国军队逼近巴格达时，英国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阁下在给鲍尔弗的信中这样写道：“控制这些石油的供应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而法国得到的“礼物”则是英国已经占领摩苏尔的既成事实。　　中东是如何被瓜分的（4）　　当德国和土耳其军队逼近巴库的时候，另一场石油竞赛正在数百英里以外的里海进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作为其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苏联被迫于1918年把油田移交给了德国，可就在协商移交程序期间，土耳其军队从其德国同盟军手中夺回了巴库油田。接下来就是土耳其军队和在土耳其的阿塞拜疆人对在巴库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一场大屠杀，其中很多被屠杀的人都是石油工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及发生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　　据一些历史学家说，在19世纪初俄国入侵巴库之前，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一直都平等地和平相处。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阿塞拜疆人信仰******教），但这两个种族群体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的文化，特别是在音乐和美食方面。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1918年的大屠杀呢？一种推测是，按照“分而治之”的精神，为了保卫各自的地位、阻止高加索人联合起来抵抗，俄国沙皇导致了民族分裂。　　土耳其控制巴库的时间很短。1918年8月，英国军队攻入这个城市。俄国革命结束以后爆发了国内战争，英国和法国都派遣军队支持“白人”——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但也是对“红色”布尔什维克根深蒂固的恐惧，它们想要保护自己在沙皇俄国时期的商业利益。对英国及其白俄罗斯人盟军来说，巴库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英国军队被派去保护位于里海对面的巴库油田和突厥斯坦的库存棉花。截至1918年年底，苏联境内有来自11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外国军队，大约30万人。
　　　　大朝之上兆华以嘉奖曾国藩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查禁鸦片和整顿河工为突破口促进财富的合理使用。但是清王朝的经济到1851年时已经严重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800年时下降了四分之一，不仅大幅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同时也被日本抛在了后面。（乾隆末年也就是1792年前后的清王朝，虽然依靠传统的精耕细作使人均国民收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和英国差不多，高于法国——但王朝统治后期固有的贫富不均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加上国内外贸易二元化和滞后的货币政策，即便没有鸦片输入，中国的经济也将陷入长周期的停滞状态）。　　所以兆华深知，如果不用强力手段干预经济，那么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很难进入周期性的好转，还会继续衰退下去。而衰退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耗增加使得剩余财富化为乌有，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其次是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从而使农民收入和国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其中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人口问题从近代以来已经困扰了中国200多年（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地开拓，降低了人口密度，人力的稀缺又反过来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鸦片问题，这也不是短时间能根除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19世纪中期的大清朝这本经更是不好念，而兆华不仅要念经，更要念出点花来，其难度可想而知了。　　深夜，兆华拿出了那块血红色的万年古玉。虽然古玉的颜色较几天前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兆华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恐惧。那块万年古玉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兆华的头上。　　万一古玉流血，自己这条小命不就交代在这儿了吗，最重要的是辜负了祖先的重托，失去了穿越的意义？　　想到这里，兆华觉得必须要先仔细筹划出一套方案，首先保证一年内让老百姓的日子有所好转，这样就不用整日担心古玉的问题了。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这每一样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钱”字。做一国之君和一家之主一个道理，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在兆华看来，想要改善民生就要先启动一轮小小的改革。而当下最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要筹出一笔钱作为启动改革的经费。此外，还要在短期内剿灭粤匪以巩固皇权。如果真让太平军打到南京，让江南的老百姓陷入痛苦的深渊，估计自己也已经被上天遗弃了。　　兆华比当时的人们多了100多年的见识，更重要的是他的任务是推翻清朝而不是想方设法保住大清，所以回旋的余地也就大了很多。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靠着先知先觉的优势，兆华可以用旁观者的眼光来进行改革，自然而然能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把握问题的利弊取舍。　　但启动改革的资金该怎么筹措呢？用常规的办法或者依靠节省肯定是不行的，清朝自乾隆年间一直到19世纪中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均在四千四百万两上下。这其中田赋占了大头约两千七百万左右，盐税有五百多万两，五个通商口岸外加恰克图的关税收入约四百多万两，剩下的是一些杂项和非经常性收入，比如卖官、卖花翎、强迫商人认捐等。　　如果不开辟新的税源，四千多万两已经是国家财政收入极限，但新开税源无疑是兆华打死都不敢用的办法。　　增收行不通，节支总可以吧。节支确实有潜力，但潜力亦十分有限。四千万的收入其中两千万要支付八旗和绿营军饷，称为“饷乾”；六百万要给公务员们发工资和养廉银，称为“公廉”。剩下的一千万要支付陵寝、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等杂七杂八各种名目的花费。其中大头有驿站二百多万两，办漕三百多万两，河工平常年份约四百万两，如遇大灾或有大工程则要花费七八百乃至上千万两。以上饷乾、公廉、河工、驿站、办漕五项属于大项支出，占了常年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说到这里，兆华觉得后世有本穿越小说很好笑，动不动就把各种费用砍去而且一省就是几百万两，其实除了上面说的饷乾、公廉、河工、驿站、办漕五项主要支出外，剩下的这些每项支出多不过二三十万两，即使都砍去也就能省不到三百万两银子。更何况剩下的名目中，能立竿见影省点钱的只有陵寝一项。　　陵寝主要是指皇帝给自己造墓外加东陵和西陵守陵的花费。清朝皇帝一般一登基就要开工造墓，兆华倒是可以藉口自己还年轻以后再造，但能省多少钱呢？不过每年两三万两而已。　　祭祀和仪宪费用加起来大约每年三十万两，如果像取消陵寝一样取消祭祀确实能节省些银子，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室和大臣们怎么可能同意“取消祭祀”这种荒唐的要求呢？若仅仅是清查其中的浮费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则又行不通（应该说朝廷的各项支出都能缩减一些，尤其是一些内务府主办的项目开支，但要想在保留这一名目的基础上清查其中的浮费，基本上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进行彻底的改革。后文详论）。仪宪主要是皇室出门置办的行头，兆华虽然可以下令仪宪从简，但问题是前任的道光皇帝本来就力倡节俭，所以此项能节省的费用就可想而知了。　　俸食的俸是工资，食是发给京官的禄米，也算公务员福利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午餐补助，如果砍了这个，很多品级较低的京官因为工资太低而且也没有养廉银，如果再砍掉禄米，家里就会揭不开锅，到时候即便群臣不罢朝，工作积极性也会大受影响。　　科场和廪膳是属于教育费用两项加起来大约四十万两。京官外出监考，朝廷要发给一笔路费，也叫“程仪”（比实际路费高得多），此外各地还有专门的科场费用和乡试用米。廪膳是州、县基层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们的伙食费（有些小说作者认为是御膳的花费就差十万八千里了），相当于现在各地方党校的财政拨款，由于事关教育和人才培养，自然是省不下的。　　赏恤主要是皇帝打赏大臣的花项，修缮是每年维护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宫殿的费用。那时候房屋都是木框架结构，不修缮就要生虫受潮。赏恤虽说能节省，但该赏不赏是为寡恩，于皇位巩固不利。修缮虽说浮款很多，但和河工一样，只能通过整顿吏治和完善制度解决，不是说省马上就能省的。　　采办、织造按照字面意思就能理解个差不多，都属于日常必须的花费，和修缮一样浮款很多但只能慢慢治理。收入难以加增、支出不得减少，看来要筹集改革的费用只有靠非常手段了。　　肃贪筹银就是个不错的办法。但说着容易，听着也简单，事实上肃贪一事谈何容易。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的贪污已经到了系统化、制度化（也就是所谓的陋规）的程度，所以大部分案子都是窝案，也正因为是窝案所以才很难查，正所谓官官相护是也。　　兆华估计如果只是自己下一通命令，让吏部去查，多半没有太大收获反而会弄的人心慌慌，干扰正常行政工作。　　所以兆华决定从油水和陋规最多的部门查起，顺便把历史上有名的几个卖国贼和怕死鬼处理掉，这样也许就能搜刮到不少银子了。　　要说油水和陋规最多也比较容易查的部门，就数户部衙门及所属三大银库外加存放漕米的京东大仓了。　　这些部门的陋规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除非连官员带胥吏一锅端否则时间一长还是老样子。想到这里，兆华便开始着手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心想：早早的把网撒好，还愁鱼儿上不了钩？
　　　　想系统的揪出几个腐败大案虽然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查抄几个现成的贪官，打打牙祭还是不难办到的，要不真就妄穿越一趟了？　　清朝道咸年间的贪官自然是一抓一大把，但真正以贪“名垂清史”的却并不多，因为中国史书自打太史公起就没有给贪官污吏专门立传的习惯。既然如此，兆华只能凭着《清史稿》、《清稗类钞》等野史正史的记载抓几个“非典型”贪官了。　　但问题又来了，正史和野史之间存在冲突。比如那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逃跑的两江总督牛鉴。野史上说牛鉴是巨贪，连通敌卖国的钱都敢拿，而且描述的有鼻子有眼“世称牛鉴甫至上海时，即有为英人作说客者许酬以重金，而撤邑淞之防，牛鉴密允之。”　　再看正史，《清史稿》除了对牛鉴在两江总督任上兵败逃跑有所微词外，其他多是好话比如“甚有政声”这样的描述，尤其一个不多见的“甚”字更说明牛鉴是一个非常能干又勤政爱民的好官。对于这样不能确定是好是坏的官吏，兆华只能先放过再说了。至于拿谁来打牙祭，兆华倒是也想到了几个。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日，早朝，养心殿。　　“周学士，琦善的事情你们确实查清楚了吗，打算怎么处理？”兆华正在和刑部尚书周祖培谈关于琦善的案子。　　案子的起因是这样，琦善于道光二十九年调任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率兵进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时滥杀无辜，被当地老百姓告了御状，于是革职逮问，一直拖了一年多到现在才审理完毕。　　“回皇上话，臣等已经查清。所杀回回人确系良民，按律琦善当受充军戍边之责罚。（历史上确实是充军吉林，不过还没动身就被赦免了）”周祖培道。　　“让他剿匪他却杀害良民，这怕是杀良冒功的罪名，怎么能只以滥杀之罪论呢？杀良冒功为本朝武将之大忌，琦善虽是文臣出身，但既为总督亦当行武将事。周学士，纵容军士杀良冒功的主将当以何罪论呢？”　　周祖培那是比猴子还机灵的一个人，不用点就透，马上高声回答：“按律当斩。”　　“朕记得，琦善虽非正途出身但朕之皇考念其有才学、敢任事屡屡委以重任。即便他在道光二十年兵败广东后，皇考为重新起用他，乃以用人不察自责，以为其开脱。可琦善不思悔过，之后驻藏、治蜀皆无功，今又犯此大错。如此不争气的臣子，朕留他何用。”　　“皇上息怒！”殿内众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齐声道。但之后就没人言语了，琦善虽然有罪，但杀几个化外生番这样的罪对于总督级别的官员来说，最多走走形式，在大牢里关几天就顶天了。但军机、御前两班大臣都不站出来求情，一则是琦善官声不好，而且没有和中枢的大臣们共过事；二来大家都看出兆华是故意要把琦善往死里整，而绝非单纯说气话。此时如果出来给琦善求情，结果只有两个：不是自己下不来台就是让皇上下不来台，而无论那个结果都是自找苦吃。　　“载垣，朕记得道光二十一年查抄琦善家产时，抄出数万亩的地契，可有此事吗？”　　“回皇上，确有此事。不过后来宣宗皇帝念他多年在外任事，颇为不易，将查没的田产、宅院都发还给他了。”载垣道。　　兆华知道琦善被抄出两万多亩地契，宅院房契一大堆，但却并不知道后来又如数退还给他，这下更坚定了兆华查抄琦善家产的决心。　　“虽说琦善当了不少年的封疆大吏，可也不至于聚敛如此多的田产吧。”兆华明知故问了一句。　　“据微臣所知琦善官声素来不好，在河南巡抚任上曾经因强夺一处店面而闹出了人命……”周祖培已经看出琦善在劫难逃，干脆顺着兆华的意思来个落井下石，把有关琦善的一些小道消息添油加醋的全说了出来。　　这些小道消息兆华也是头一次听说，心中暗想，“看来琦善落下一个能吏的称号，却是和大清朝一样只会法术而不懂治术，真不知被他冤枉和坑害的好人会有多少。道光这老头也真是有眼无珠，竟然视这等人渣为宝贝，还屡次起用。”　　“传旨，琦善以杀良冒功罪斩首，家产充入户部，家眷典卖为奴。”兆华边想，边掷地有声的下了圣旨。琦善又当了几年的封疆大吏估计学家底更厚实了，下达圣旨后兆华美美地想着。　　退朝后，兆华无比的感慨，心想总算了却了一桩儿时的心愿，于是默默的念道：“关天培关大人，陈连升陈大人，虎门炮台上的先烈们，今日小子为你们报仇了，你们的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看过《鸦片战争》老电影的估计70后居多，俺是赶上一个70后的尾巴，呵呵。下面是俺的一点小观点，大家不妨看看。）　　以兆华对历史的了解，在晚清的“卖国贼”里，琦善属于比较名副其实的一个。然而若仅依据教科书和电视剧中那些以“合理”想象为基础的脸谱化描述，就得此结论，未免让人贻笑大方。　　历史上的琦善绝无通敌之举，即便卖国也属无心。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有心还是无心，卖国总归是卖国，这一点是不容置辩的。如果无心卖国就能够被原谅，那秦桧估计也要喊冤了。　　至于后世有史家为琦善翻案，实不足取，若足取，民族英雄林文忠公岂非愚忠哉？（注一）　　《清史稿》上对琦善的总结是：“罢战言和，始发於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这句话的前半句没错，而且琦善也没错，因为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上来分析，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琦善所主张的“罢战言和”。但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满清的中国。所以琦善所卖并非满清统治者而是中国人民。　　鸦片战争归根到底是由鸦片而起，尽管有良知的英国人明白这是伤天害理之举，但在巨额的利润面前，基于新教的伦理价值判断和政体模式必然促使英国议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议。所以由此推论，“主抚”就是对鸦片输入的妥协，对鸦片的妥协不说卖国难道还能说成“理性的外交选择”不成。很多史料表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英国报有幻想的“主抚”策略最终的结果或许不用赔款或许不用割地，但都绕不过对中国伤害最大的鸦片问题。（注二）　　道光帝不明大势，忽左忽右，结果弄得里外不是人。临到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既对不住他所代表的满清统治阶级，更对不起中国人民。　　有为琦善翻案者多攻击“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一条，英国方面的资料表明，林则徐走后至战争爆发，广东清军的防御设施有所加强，所以不能说“去备”。且不说资料的可信度如何，琦善仅“媚敌”一条就足以至败，何劳他“去备”。　　应该说以当时的情势，若仅考虑双方军队的战力，则清军确实很难获胜，琦善在天津曾“登上夷船”，所以也注意到这一点。但很难获胜并不是“卖国主张”合理化的理由，而且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军队的战力并非决定战争胜败的全部因素。　　琦善到广东后根本看不起当地的军队，所以即便不“去备”，其对前线军事的支持和关心程度也可想而知。加上清军的战斗意志本来就不强，总督“媚敌”之下，必使军心动摇，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所以在英军密集的火炮面前清军总是一触即溃。虎门之战中，总兵关天培战死，游击麦廷章亦亡，而手下一万一千人的部队则伤亡轻微，死伤不过三百人；至于战绩则更是可怜，仅击伤英军五人。要知道，三元里的乡民们拿着远不如清军装备的镰刀斧头还打死英军五人，击伤数十人。可以设想，如果林文忠公坐镇广州，军民同心，则即便是败，也不会让英军胜得如此轻松；更何况英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若打持久战则胜败实亦未可知。　　既然砍了琦善，兆华接下来关心的就是琦善的家产。琦善自己官运亨通，十八岁那年（1808年）实授五品员外郎，二十九岁就做到河南巡抚，其后虽间或革职，但很快开复。至今琦善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官，而且多是在布政使、巡抚、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的任上，即便敛财能力一般，所获财富估计都是一个不小数目。更何况琦善还有祖上的荫蔽，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正黄旗世袭一等侯爵的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帅众投附有功，封得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上百年的家业，几代人积累怕也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到底能搜刮到多少银子，在没抄家之前兆华自然是不清楚，但光那两万多亩地就差不多值四五十万两银子。兆华暗自庆幸直接抓到了这条送上门的大鱼。因为像琦善这样的封疆大吏如果不是出了大错，根本没办法查抄人家的家产。　　琦善是兆华的第一个目标，却显然不是最后一个。午后，又将吏部尚书贾桢（恭亲王老师）和刑部尚书周祖培召来，下达一项新任务。　　两位部堂到后，兆华开始慢条斯理的说道：“朕近日收到两道密折，分别是弹劾新任云南按察使崇纶和湖广总督程矞采的。弹劾崇纶的那道折子言辞中肯，语句缜密不像无中生有、道听途说之辞。贾部堂，你可先以吏部发文书召二人来京，到京城后，即可对崇纶革职交由刑部查办。此外，程矞采是三朝元老，只让他来京即可，具体怎么办等朕召对完后再说。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两人异口同声的说道。　　“今日朕查抄琦善家产非出于本心，琦善出为疆吏凡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是眼下粤西战事吃紧，朕实在是为军饷所迫而不得不为。你们能明白朕的苦心就行了，退下吧。”　　兆华突然又说了句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话，其实并非真的可怜琦善，而是说给周祖培听的。以周祖培的精明，兆华估计不用点透就能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思。而事后的所作所为确实表明周部堂是一位揣摩圣意的高高手。　　当斩首琦善的消息传出后，京城内外大小臣工奔走相告，齐声赞扬。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有个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奸臣，起用忠良，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王朝也会走向中兴。回想起半年前皇帝下诏革职穆彰阿的情景，臣子们不由得再次感受到新君的明察秋毫和果断行事，因此愈加对朝廷充满信心。　　注一：近代史大师蒋廷黻曾为琦善翻案，其站英国人的立场上，以今人度古人，观点较偏颇。茅海建教授也否定“琦善卖国说”，但主要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进行实证，而且缩小了“卖国”行为的内涵，所以并不适用于普遍的善恶判断。茅海建教授是当今大陆学术成就极高的近代史专家，他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以大量史料还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本书后面章节会有所引用。　　注二：九哲始终认为在国家利益冲突中，如果迫不得已，领土和金钱都可以用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唯独毒害人民生命，毁灭民族希望的毒品合法化问题是任何有良知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大危害并没有体现在《南京条约》和随后的《虎门条约》上，而是在于清政府对沿海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口头默许。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早朝，养心殿。　　距离大朝立威已有十天时间，这期间兆华通过对一些日常事务的处理渐渐可以较为稳妥的拿捏事情的分寸，于是兆华决定开始启动他已经构思多日的政治改革。一来是提高行政效率，二来自然是要打压满洲贵族的势力。　　“祁大学士，朕昨日让你召集的臣工都到齐了吗？”　　“回皇上话，御前大臣四人、军机大臣六人、六部尚书、侍郎、科道九卿衙门有关人员均已到齐。”　　兆华稳了稳情绪，开始发话：“今天朕把大家招集在一起是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第一件是关于六部尚书设置的问题。六部尚书一职设一汉一满为本朝定制，好处是有事大家商量着办比较稳妥，但不好的地方就是碰到棘手的事情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承担责任。如果是在承平之世到也无大碍，但如今兵祸连连，四境不平，若中枢各部院继续沿袭推脱的风气，地方官员也上行下效，如此于国家甚为不利。朕以为六部尚书只设一人，无论满汉任人唯贤方为妥当。你们觉得如何，如果拿不定主意可以互相商量一下。？”　　兆华说完之后，下面的臣工们开始低声议论，过了大约半炷香的时间，大臣们基本统一了思想便开始表态。代表御前大臣的载垣首先出班奏道：“皇上圣明，臣等以为可行。”；接着代表军机大臣的祁俊藻也奏道：“皇上明察秋毫革除旧制实乃社稷之福，臣等觉得可行。”；最后代表科道言官的苏廷魁也说：“皇上以任人唯贤为吏治之本必能振奋朝纲，……”　　其实这都是兆华提前和祁俊藻、杜受田、载垣他们打过招呼的，所以自然没有太大阻力。既然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实行了，兆华暗自激动了一下，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出手从体制上改变“祖宗旧制”。　　但就在这时，御前大臣中定亲王载铨站了出来，有板有眼的说道：“启禀皇上，六部尚书一职素分满汉，此为本朝定制。其中利弊高宗纯皇帝早先已有过定论，奴才斗胆建议皇上再多征求一下各部院尚书和侍郎们的意见才好。”　　定亲王载铨是乾隆第十一子永璜的曾孙子，道光朝袭定郡王爵位，咸丰帝继位后升为亲王。载铨在道光朝就不断结党营私，而且排斥汉人官员，甚为嚣张。道光临死前以他为顾命八大臣之首，所以咸丰继位后更加肆无忌惮。　　兆华可不像咸丰帝那样能隐忍，他决定首先把载铨干倒，作为削弱满洲贵族的第一步。　　可没等兆华出手，载铨却提前出手了。　　此番改革六部尚书一事兆华通知其他三位御前大臣，深知六部尚书都提前打招呼了，唯独没有通知他。　　这不是摆明了不把自己当回事，对于皇上突然的冷落，载铨显然有着强烈的不满。所以在从其他渠道得知兆华的计划后，便秘密召集党羽做了准备，打算在早朝上拿着“祖宗定制”和兆华理论一番，打压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皇帝”。　　兆华看了载铨一眼，只见载铨镇定自若，不慌不忙，明显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道，看来这六部尚书和侍郎中有不少人要借着载铨的话反对这项改革。于是便决定先发制人，擒贼先擒王，不给载铨的党羽们说话的机会。　　“定亲王，大家的意见刚才已经说过了。不过，你既然说高宗纯皇帝有过定论，朕却不知是何定论？”兆华望着载铨说道。　　其实清朝尚书满汉分设的目的就在于防范汉人，大家对此心知肚明但谁都不能说破，尤其是在朝堂之上。兆华拿捏准了载铨不敢挑明说的弱点，所以想逼着载铨不了了之，不再纠缠。　　令兆华想不到的是载铨早有准备，他避实就虚，既不点破，而且还把乾隆的原话搬了出来，“回皇上话，高宗纯皇帝固然知道分设满汉尚书之弊端，然高祖爷也说过‘此乃必要之举’的话，请皇上明察。”　　这没有上下文的半句话兆华估计是《高宗实录》或者满文朱批上的原话，否则载铨不会如此有恃无恐。而单看这半句话，确实是定论，而且也没点破防备汉人的意思。　　这下兆华就有些骑虎难下了。　　至此，载铨的计划还是很顺利的。载铨的设想是，兆华会知难而退，说句“高祖爷果然是这么说的？”，然后他就紧跟着来一句“皇上锐意改革实乃社稷之福，但此事恐还需从长计议为好。”接着其党羽纷纷表态。而面对乾隆的定论，那些支持改革的大臣们确实也不好反驳。　　事已至此，兆华也感到十分不好办，不过关键时刻他急中生智，随口说了句，“高祖爷难道只说了这么半句话呢？”　　这看似很无聊的一句话，其实等于又把皮球踢回给了载铨，而载铨这下就真的是进退两难了，因为后面的那半句话说不得。载铨也知道若说了后面的半句话，一定会犯众怒，若不说就犯了当面欺君之罪。　　思考片刻之后，载铨用满语小心翼翼地对兆华说道：“高祖爷的原话是‘此乃必要之举，不如此无以钳制汉臣也’。”　　这样的话语就是借给载铨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当着满朝臣工的面在朝堂底气十足地说出来。别说汉臣不容他，就是亲王大臣们也不愿意看到如此明目张胆得调拨满汉关系。　　不过，兆华既然能听到，载铨身边的大部分人也自然也能听到。军机大臣中何汝霖和彭蕴彰是听得懂满语的，所以周围的大臣们都向他们打听载铨说些什么。一些不识大体的满洲臣工更是把载铨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还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　　而兆华也没想到载铨真敢把事情挑明。众多汉族大臣们此时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兆华觉得他们内心肯定不是滋味。满、汉大臣的斗争从清初到宣统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历任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偏袒满人。　　对兆华来说，如果载铨不说破满汉畛域的意思，收回自己的意见，也就不再和他计较了，但没想到载铨竟然把乾隆这个最不要脸的满酋搬出来做靠山，还扔下这么祸乱人心的话，逼得兆华一点退路都没有。　　“奶奶的，看来你小子今天是铁了心来砸场子的，老子不发威，你当老子是病猫啊！”兆华心里暗骂道。　　稍微思考了一下，兆华厉声说道：“我大清开国以来，满汉臣工具为一体，此不仅为历代祖宗明文诏诰，而且是显然之理。高宗纯皇帝继位之后违背世宗宪皇帝之遗命，行亲满疏汉之举，本不足道也。然则即便如此高宗纯皇帝在世之时也未尝说过‘不如此无以钳制汉臣’之类违背祖训的话。载铨你身为世袭亲王平日搬弄是非、打压异己，朕并未和你计较。如今竟敢在朝堂之上蓄意挑拨满汉臣僚之关系，谤毁高宗纯皇帝之名誉。如此虚妄、如此嚣张，难道你是想造反不成！”兆华气势如虹地说出一通豪言壮语，下面大大臣们听后，纷纷小声议论起来。　　再看载铨已经吓出一头的冷汗。虽然他刚才感觉到有些失算，但并没有慌张，所以才会用满语小声说出来。　　可他万万没有没有想到兆华会“蛮不讲理”说自己是“谤毁高宗纯皇帝之名誉”。至于兆华揭发他“搬弄是非、打压异己”的罪行，还放出“想要造反不成”的狠话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造反的罪名都出来了，不管是谁都要琢磨琢磨头上的脑袋还能不能保住。载铨哪里还敢继续咬定“高宗纯皇帝亲口所说”不放，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想等待他同党们伸出援手，给他找个台阶下。　　可那些平时和他过从密切的狐朋狗友们看到皇上发怒，自知没有载铨那样尊贵的身份，所以谁都不敢贸然给他说情。朝堂上顿时鸦雀无声。　　载铨也是聪明人，一看等不到援兵了，只好退一步寻求自保。于是赶紧跪地求饶，“奴才胆大妄为，顶撞了皇上，请皇上看在奴才一片忠心的份上饶过奴才这一回。”于是又是打自己耳光，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接着又一口一个“奴才不知深浅”、“奴才该死”的嘟囔着。都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行这样的举动，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事情到这个份上，但凡不是和载铨关系亲密而且说话有点分量的人绝对不会站出来给他求情。但兆华又不愿意从自己口中说出饶恕他软话。　　节骨眼上，倒是御前大臣、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胆子大，给他求了个情：“载铨在朝堂之上满口胡说，谤毁祖宗名誉本是大逆不赦之罪，但请皇上看在他年老体迈又受皇考顾命之托的份上，饶他不死，从轻发落，此后必当谨慎。”　　这僧格林沁僧王爷可是历史上的名人,在剿灭捻军和北伐太平军时立了大功，指挥骑兵很有一套。他本是道光帝姐姐下嫁科尔沁蒙古后过继来的孩子，算辈分和咸丰帝、恭亲王他们是姑舅兄弟的关系。兆华还知道，僧格林沁虽是武将出身，但行事极为周密，年纪轻轻便被封为亲王，随意出入宫禁和诸位皇子的关系都非常好。　　以一句有争议的话将载铨处死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僧格林沁非常聪明的先将事情说得严重一些，然后加个从轻发落，这样便给了兆华一个显示宽容大度的机会，也就能让这件事迅速了结。　　“看在僧王的面子上，朕且饶你一次。速速滚回家中面壁思过三天，再交宗人府议处。”最后，兆华以一种看似搞笑却又合情合理的方式把事情了结下来。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照顾其他满洲亲王的心理，因为“不如此无以钳制汉臣”这句话不仅有出处而且是一句大实话，只是载铨没分清场合而已。　　……　　许多年以后的中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把这件事称为“载铨事件”，和五月十五“御门听政”事件一样，成为咸丰“神奇的转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一些文献中曾这样评论这一事件：　　“虽然这件事通过皇帝的随机应变平熄了下来，可毕竟泛起了波澜，和皇帝平稳改革的初衷相悖。从此之后，皇帝凡涉及变更“祖宗制度”的问题都事先和所有御前王大臣们简单商议，由此也促使以“重用汉人、化除满汉畛域”为施政思路的“肃党”迅速崛起。而皇帝最后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无疑使满汉双方的大臣都感到满意。　　汉人军机大臣和那些平时很少得近天颜的科道言官们对皇帝大义凛然，实心平覆满汉畛域的‘高调’言论极为赞赏。这一点，从这件事后来流传的广泛程度以及官修正史中的赞誉之词就能清楚地看出来。　　满洲的王公大臣们也对皇帝的表现感到满意和欣慰，因为他很好地掩饰了关于满文朱批中歧视汉族大臣的话。如果他无法很好地掩饰并导致这件事情流传出去，那么有可能会在汉人官僚中掀起一场巨大的反满风波——这对他们的统治是致命的伤害。　　总而言之，皇帝在这件事中恩威并施、机智敏捷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好感。尤其在科道言官中，这种好感表现得更加突出，并直接影响到他们一年多以后在“公使驻京”和“觐见礼仪”问题上对皇帝所做的妥协（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会在后文中予以详细分析）。”【节选自《论咸丰初期的政治势力格局》李三畏哥伦比亚大学学报1893年第二期】　　载铨退下去之后，兆华继续说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调换下来的诸位尚书暂时以原有品级到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后有合适的位置再授以实缺。至于具体人员名单朕已有主张，朝会之后军机处直接拟旨就是。”　　清代的官位有“缺”和“差”之分，“缺”就是吏部在编，有实权和具体事务的官位，同时享受该官位的待遇和薪俸。“差”属于朝廷委派的一项任务，比如到“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及常设的各省学政都是差。以咸丰的老师杜受田为例，他在道光十二年时官衔为京官詹事府洗马，拿着这份工资担任山西学政的差事，和现在到地方挂职锻炼有点相似。所以军机大臣并不都是大官，比如咸丰年间走后门上来的穆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才是个五品官。　　“此外各部院侍郎一职相应减为两人，满汉各一人,去职者先在南书房行走，俟后再做安置。至于各衙中,和钱粮无关的堂官也应当事权专一，不论满汉只设一人主事，至于是满缺还是汉缺，你们就看着办吧。”兆华趁着余威得寸进尺多加了一句。　　别看多说的这句话，其实很关键，“侍郎减为两人，满汉各一”是对满人官员一种必要妥协。清代六部的领导班子是满汉分开，尚书是满汉各一，侍郎是满汉各二。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上折子，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侍郎减为两人，如果不分满汉必然遭到满人的强烈反感，引起人心不稳。退一步说，即便满汉各一，在一个尚书的领导下，也会使六部事权相对集中，减少扯皮。　　另外，京城各个衙门中为保障旗人的就业，很多主事、郎中一类的小官都设满、汉两人或四人。这样的制度主要为了防止贪污舞弊，但时间一长就成了集体贪污、集体舞弊，与其养着四个人倒不如只养一个人，这样即便出了事情也好追查。对于吏治已经滥到极点，矛盾又错综复杂的清王朝来说，兆华只能以多改一点总比少改强，早改一点总比晚改强聊以**了。　　包括亲王大臣们在内的满人官吏自然知道这样改必然会侵害到旗人的利益，不过好在兆华裁剪下级官吏只是针对“和钱粮无关”的部门，而他们的孝敬银两大部分是来自管理钱粮的部门，所以也就没吱声。至于兆华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出于对旗人利益的妥协，二来是因为钱粮事关重大，原有制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贸然改变并不一定就能起到好的效果。　　休息了片刻，兆华继续说道：“这第二件事，是为了稳定各省局势，朕打算暂时停止向各省分发官吏，同时希望在京官员和地方官员暂缓丁忧，一律以夺情例办。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各省官吏早已人满为患，这个大家都知道，停止分发主要损害了吏部的利益，减少了吏部官吏的灰色收入，但吏部尚书和侍郎都没有反对，所以其他大臣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于暂缓丁忧分歧就比较大了，那些反对的大臣们所持之论基本上就是引经据典围绕着“孝”字做文章，兆华实在是懒得去听。考虑到这只是权宜之计算不上违背祖制，所以兆华干脆直接下令：“自汉代以来我中华以孝道立国已有千年，朕下令暂缓丁忧实为权宜之计，无乃之举而已。但凡丁忧回籍总要耽搁数年不能为朝廷办事，如此局面之下不啻为国家的一大损失。这件事大家就别在讨论了，以朕的旨意为准，日后待局势转好再改回来就是了。”　　兆华这么态度恳切地一说，大家知道皇上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自讨没趣了。停止分发的主要目的是使基层的吏员不再加增。到道光年间，由于各全国州县的书吏只增不减，已经大大超编。一个知县到村里去验尸，随行的仵作、书吏、皂隶往往达到一百多人，由此带来的开支都要老百姓承担，于是这就进一步加重了“陋规”的力度，使人民苦不堪言。　　至于暂缓丁忧，兆华是出于减少官吏非正常离任的考虑。清代上至总督、下至知县的各级官吏在一个官缺的任上往往干不到五年就被调走，或因丁忧而不得不离任。这就使政策的连续性大大降低。此外一个官员离任，必然要有新的官员上任，期间的权钱交易那是相当的嚣张：藩台明着给离任的官员要钱，新官明着给上司送礼。于是中饱横行，各种各样的敛财手段也层出不穷。　　停止分发和暂缓丁忧虽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笨办法，但如今的情况，兆华只能做到这些了。接下来的第三件事是要“小耍”一把咸丰的老子道光帝了。（道光：兆华你小子穿越也就穿越吧，可老子尸骨未寒就朝老子我开刀，也太不仁义了）。　　
　　　　话说道光朝前期有一位军机大臣叫做曹振镛（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位谥号文正的磕头军机），人聪明，办事极其谨慎。此公二十七岁中进士点翰林，至八十岁告老还乡，当官时间长达五十二年。有清一带若以当官时间论怕是没人能超过这位政坛“常青树”了。　　曹文正公一生没有其他长处，唯一的长处是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少说活、多磕头”是他的座右铭。这样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奴才型官员居然仕途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由此可见清王朝吏治之无能。　　既然无功按说就不会升官太快，也担当不了大任，可此公善于取巧。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若到此为止虽然无功倒也无大过，可他不想出个搞垮“大清”的主意誓不罢休。他见道光皇帝每天看不完奏章，苦不堪言，就“为君分忧”，出个歪门邪道的馊主意说：“皇上无需遍阅奏章，只要择奏章小错加以谴责，臣下就震于圣明，以为明察秋毫，再也不敢恣意肆言。”道光皇帝居然言听计从，开创了不计看要点、专挑小错的恶劣风气。　　曾有人评论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