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悲壮史诗——滇西抗战
&&&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日寇窥视中国已久，又有长期的战争准备，加上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敌我双方实力悬殊。中国的抗战，虽然经过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但终因敌强我弱，从1938年起，日寇先后攻占了中国的广州、汕头、海南岛，并进军印度支那，封闭了中国除滇缅公路之外的所有对外通道。同时日寇也相继侵占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地。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同时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是，在中国战场，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他们将战略方针改为持久围困。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中国在滇西的国际通道，从西南方向直逼重庆，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便逐步扼杀中国，达到殖民中国，称霸亚洲的图谋。为了打破日寇的封锁，消灭日寇包围中国，称霸亚洲的阴谋，中国就要重新贯通西南大动脉，联合美、英，在滇缅进行战略反攻。这样，滇西抗战成了中国抗战的必然战场。
　　战争战役简介
　　1942年4月，中国政府为保滇缅公路的畅通，应英国政府之请，派遣10万远征军，急驰援缅，在缅甸铜古重创日军，取得了滇西抗战开始的辉煌胜利。但是，由于当时中英配合不力，守备铜古的英军溃逃，中国军队孤军作战，四面受敌，后终因寡不敌众，战局逆转，中国远征军一部分西撤印度，一部分辗转回国。5月，日寇第56师团进占滇西之龙陵、松山、芒市，狂炸保山，进犯怒江，妄图占保山，侵昆明。在此危急之际，我惠通桥守军，毁桥阻敌。同时，我第36师1028团急驰保山，予敌以迎头痛击。5月10日，日军占据腾冲，至此，我滇西怒江以西国土，相继沦陷。同时中国远征军71军依靠怒江天堑在北起栗柴坝、南至三江口的全长250多公里的怒江东岸设防据守，经多次交锋，挫败了日军东进企图，逐步稳定了战局，并与日寇隔江对峙了两年之久。期间，预备2师及36师曾先后渡江入腾，配合民众展开游击战，并多次重创敌人。
　　1943年3月，中国驻印军六万将士，一面筑路，一面进攻缅北之敌，大获全胜。
　　1943年5月以后，36师在怒江西岸腾冲南北地区，乘虚进击，迭摧强寇，多有斩获，予敌以沉重打击。
　　1943年10月下旬，为重新控制并利用滇缅公路这条战争生命线，中国驻印远征军6个师和英、印军联合发起了对缅北日军的反攻，初获战果。
　　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的中国远征军作出了渡江反攻计划，卫立煌将军遂率长官司令部立帐保山马王屯，调集并指挥第十一及第十二两个集团军16个师共16万人，分左右两翼向盘距了腾龙一线达两年之久的顽敌发起致命一击。
　　日起，霍揆彰将军率右翼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继而又经四十多个昼夜血战，终于在日光复边城腾冲。是役，历大小数百战，全歼据守腾境各地日军六千多人。
　　日起，宋希濂将军率左翼第十一集团军铁流西进发起了以战况惨烈而震惊全世界的松山战役。
　　1944年夏，我滇西远征军为配合策应驻印军缅北之攻势，司令长官卫立煌令：以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为右翼，率53军、54军、预备第2师及36师向腾冲推进；以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为左翼，率第2军、第6军、第8军、第71军、新28师向龙陵推进。右翼各军于5月11日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各要隘背水仰攻，战斗9天，进攻部队在气候恶劣，地形险峻，日军据险筑垒情况下，鏖战旬余，迫敌溃逃，死守腾冲。敌军利用腾冲坚固城墙，构筑堡垒，壕道纵横，凭城固守。我右翼各部队于8月2日开始围攻，经我军40余日之苦战，至9月14日将顽寇2000余人全部歼灭，收复全城。
　　日，反攻滇西之11集团军渡过怒江，向龙陵推进。于6月10日先后攻克勐腊、镇安及龙陵县城。嗣后敌由腾冲、芒市集结残余兵力，进行反扑，而松山为敌据守尚未攻下，后路截断，补给不继。6月中旬，左翼各军放弃龙陵县城，与敌鏖战于松山、象达、平戛等地。
　　在中国战场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当面的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18、第56师团，消灭了日军第53师团和第2师团主力及第49师团一部，将盘踞滇西、缅北两年多的日军荡涤尽净，赢得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日攻克松山主峰，创造了在中国抗战史上聚歼守敌三千余人而无一人漏网的辉煌战例。接着，该部又沿滇缅路攻击前进，扩大战果：11月3日收复龙陵，继而攻克芒市、遮放、畹町，并抽调腾冲收复后一部军力加入龙陵作战，12月1日到遮放。
　　日到畹町，日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攻缅北的部队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至此滇西沦陷区域，全部收复，滇缅、中印公路胜利打通。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反攻之役以全胜告捷，总计歼敌2.1万余人，并收复滇西全部失地。
　　1942年3月至1945年1月，中缅印在滇西以及缅甸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中国军民逐渐扭转了最初的败局，将进犯日军阻隔在怒江西岸，进而由卫立煌将军挥师2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动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八莫、南坎等地，毙敌21000余人，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国门，取得了滇西抗战的最后胜利。
　　滇西抗战中的主要战役
　　● 松山攻坚战
　　日军入侵被阻于怒江后，以龙陵松山为核心，以龙陵平达为右翼，以腾冲为左翼，以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地为后方，建立了强大的防御体系，被西方记者称之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东方的直布罗陀”。
　　日凌晨，围攻松山的战斗打响了。首先是三十架美军“Ｂ－２９”战斗机对松山狂轰滥炸，随后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强渡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我军集中所有的重炮、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各类炮群，在不同的距离位置上，一起指向松山敌阵，昼夜不停地猛烈轰击。炮弹爆炸声震颤大地，犹如万雷齐下。站在隔江的高山上用望远镜观察，可以看到松山敌阵在我方军队强大炮火的轰击下，山崩地裂，一片火海，地面上的所有工事与树木杂草，均被夷平烧光。
　　紧接着，围攻部队的步兵，便分成几路向敌阵发起连续冲锋。日本人眨眼工夫就把冲上来的部队赶下了山。第二轮炮轰过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然而一阵炮弹交织、血肉横飞后，进攻依然失败。在此紧要当口，卫立煌总司令意识到形势严重，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一定拿下松山。
　　我方前线指挥官及时改变战法，命各部选出一批身体强壮、射击优良、作战勇敢的士兵，组成小股的突击队、敢死队，从各个方面与敌进行逐个山头、逐个地堡暗洞的争夺战。最终夺取到了这个阵地。
　　松山血战经历大战10次，小战上百次，最后以坑道爆破的方式攻克松山，全歼日军3000余人，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丛林作战的经典战例。
　　● 腾冲围歼战
　　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辖第53军、第54军共5个师于5月11日黄昏后强渡怒江，次日晨起便开始仰攻高黎贡山。日军的56师团148联队主力和146联队一部占据着天险优势居高死守，我军唯有迎面而上猛烈强攻。9日血战后，日军终于溃败；日军深知丧失高黎贡山及桥头、江宜等重要据点在战略上的意义，急调113、114、146、炮56、搜56等5个联队各一部火速增援，猛烈反扑。然远征军将士此番来势凶猛、锐不可当，战场上人人舍生忘死、奋勇冲杀。于是我军决定先攻占来凤山，再围歼腾城守敌。经12日混战，城墙上的堡垒群逐次被我军摧毁。
　　8月14日，远征军动用4个整师兵力从南城墙突进市区，同日军展开激烈巷战。这惨无人寰的42天“焦土”之战，《20集团军会战概要》里描述为“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日，我军终于将城内的守敌全部歼灭，沦陷了两年零四个月又四天的腾冲，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
　　● 龙陵大会战
　　龙陵位于滇缅公路龙陵至保山段和腾龙支线分岔口，其地东通保山、北接腾冲、西控芒市，是滇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1942年日军入侵后，利用该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修筑了一个连结城区与四周高地的蛛网状防御体系。设第56师团前线指挥所于城内，作为松山、平戛、腾冲等前线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中心。
　　1944年5月，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88师强渡怒江成功，松山战役后，一路下来直捣敌人设立在龙陵城第二道防线———黄草坝。
　　龙陵战役打响了。但由于战前侦察工作的疏忽，加上龙陵城区地形的黑夜难辨，攻城部队与敌人顽强激战六小时后，只占领了龙陵老城，而龙陵城西南的回龙山高地以及主要新城区仍在敌人手中。就在第三天，敌军联合了约一个联队6000余人的总兵力，对由腾冲沿中印路过来增援龙陵的88师等进行全面反攻，88师损失惨重，霎时我军由主动变为被动，不得已被迫东撤。敌寇紧追不舍，直至离怒江仅有几华里，方才停止攻击。此时，我军形成了腹背受敌难以支撑的危险局面。情况如此严峻，司令部不得不下令所有围攻部队暂撤至黄草坝。我军在黄草坝休整三天后，集团军司令部又组织对龙陵城进行全面反攻。在已掌握和熟悉敌我双方战地态势等有利情况下，各部队的主攻任务和目标不变，进行回攻。当时回龙山尚在敌人手中，滇缅公路龙陵这一段还被敌人控制着，且敌方又增援兵。赵家祠堂、回龙山、东卡等阵地，均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极难固守。
　　经过几经较量后，我军采取了由陈明仁军长将全军炮兵和黄总司令调来的友军炮兵的100多门炮集中起来，由炮兵指挥官计划步炮协同作战方案，储备下2至3个基数的炮弹后，万炮齐鸣，把回龙山炸成了焦土。接下来我军又把攻城师指挥所设在回龙山前的小山头上，黄杰、陈明仁也带着剪形望远镜，将他们的指挥所设在一起，亲自指挥督战、激励士气。此时的日军也已伤亡惨重、疲惫不堪，此番攻入，我军竟未遭到敌人的反扑，就将敌方最坚强的堡垒群阵地占领了。同时，龙陵城也在友军的奋战下被完全夺回。
　　日寇在滇西的罪行
　　据统计，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滇西的两年时间里，滥杀无辜，杀人的手段多达百种以上，可谓集古今中外残酷手段之大全。
　　1942年5月，龙陵百姓逃难进山，由于吃的东西带得少，夜晚悄悄潜回村子附近的一个原远征军白糖仓库拿白糖充饥。谁知有5个村民不慎被日军巡逻队抓获。日军大骂：“支那猪，良心大大的坏啦！”一面在大汽油桶底下生起火，随即将5人扔入桶里活活煮死。
　　日下午，敌人先后出动两批54架敌机对保山城赶集的人群投掷大量炸弹并凌空扫射，前后仅半个小时就夺走了1万多人的生命，炸毁房屋2300多栋。当时保山满街都是尸体，汽车都是轧着尸体过的，尸体血肉模糊，头破腹开。日军对保山轰炸后，于次日又来轰炸，还放了霍乱、鼠疫等细菌。保山城乡一时间成了恐怖的人间地狱，6万多人在几个月之内死于非命……日，日军的148联队杀到腾冲县固东镇杨家寨。他们把杨家寨里的6户姓杨的人家全部杀光，东西全部抢光。
　　腾冲在沦陷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寇放火烧毁民房、学校、公所共24000多间，还把40多个自然村寨全部夷为平地，致使数万人无家可归。日寇还放火烧了县图书馆，毁灭藏书10多万册，学校80多所，桥梁9座。
　　日寇还在梁河、腾冲、保山等地施放鼠疫、霍乱等细菌。1943年，南甸克家巷突然发生鼠疫，一天中1户人家全部死亡，不到半月死了11人。鼠疫后来进一步蔓延，仅在腾冲被鼠疫害死的就有1万4千多人。
　　滇西抗战的伤亡情况
　　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英勇悲壮的战争中，滇西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倾其所有，配合军队内惩汉奸、外御强敌，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在两年零八个月的峥嵘岁月里，保山先后惨死平民9万余人；民工牺牲2.46万人；房屋被毁2.8万间；遭受日机轰炸520架次———仅“五四被炸”这一天，整个保山城除了东北一角外，所有繁华街道、居民区、机关、学校公共场所均遭日机狂轰滥炸而化为一片废墟，当场遇难10134人，3267间房屋被毁，千年古城顿时尸山血海，阴风惨烈。此后，瘟疫蔓延，又夺去了6万余人的生命（据考，此系丧心病狂的日寇投放细菌弹所犯罪行）……然而，大劫之后，保山人民依然咬紧钢牙，参军的参军，支前的支前，直至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战场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18、第56师团，消灭了日军第53师团和第2师团主力及第49师团一部，将盘踞滇西、缅北两年多的日军荡涤尽净，赢得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滇西抗战，遏制了日寇在南亚的侵略气焰，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保证了中国战时唯一的国际交通线重新开通，收复了被日军侵占两年多的滇西大片国土，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敬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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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第030140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号谢祥京：云南土司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引子：云南文史学者李道生先生在《峡谷深处的土司制》书中强调：在抗战中，从泸水土司、头人到各族群众没有一人投降日本，没有一人当日寇顺民，没有一人叛变投敌，全民族一致抗日，忠心报国，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援和保证了怒江抗日守防和反攻的胜利。
　　一提到抗战的“抗”字，马上使我想到令人心悸的“抗美援朝”。随着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呐喊，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持续火热一年之后，旋即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所替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方面，从“必须严格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直到“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革”标语，反映出那时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沉浸在“阶级斗争”的困惑中。
　　经济方面，五十年代的“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标语折射出彼时狂热的渴望与发展经济的国家心态。
　　在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成为了每个大陆人应尽的“义务”，还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由于“师出无名”，中国军队只能以志愿军形式出兵，还真正“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志愿军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两边打来打去，死了几十万人，停战协议依旧维持着“三八”线，这场战争正义与否?姑且不议。好像与历史上的“抗战”无关，更与“土司”无关，
“土司”已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打入了冷宫。人家“美帝”并没有打进你国境，你抗什么战?更何况美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时还是中国最友好的同盟军。
　　抗战，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是指抗日战争，然而在云南百年史上却包括着抗日、抗英史。云南发生过许多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19世纪初，当英国无理侵占缅甸之后，就将其魔爪伸向了片马，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片马事件”。片马人民以大刀弩箭面对洋枪洋炮，给了侵略者以沉重地打击，得到了当时世界公众舆论的颂扬，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后因清政府的昏庸无能，片马仍被强占。几十年的沦落，几十年的骨肉分离，英国的米字旗在片马上空“飘扬”了几十年。它曾一度被日寇换成了日本的膏药旗。抗战胜利后又被英国换成了米字旗，缅甸独立后又换成了缅甸旗……片马意味着耻辱，代表着苦难。
　　片马虽然沦陷了半个世纪，但片马人民心向祖国，同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英雄的勒墨夺扒，褚来四，姚中科这些片马人的名字，使占领者胆寒，他们领导的片马人民抗英斗争，曾把占领者赶出片马。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片马、高黎贡山……，其上空曾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驼峰航线的必经线路，中美飞行员冒着极大的风险，使国际援华战略物资从印度运到昆明，这条航线为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抗战史”总是被人模糊得难以读懂，仅拿滇西抗战来说，即算是在云南长期工作的某些官员，对于养育他们的这片土地似乎还相当陌生。笔者不想羞辱任何人，仅录下一段胡耀邦总书记的怒江行，看看总书记与地方官员的对白，希望能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有所觉醒，不要永远沉睡在无知的酣梦中。
　　钱江记者曾陪同过胡耀邦总书记到怒江州采访：
　　日早晨，正在云南视察的胡耀邦一行从大理出发，乘车前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府六库。
　　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中国和缅甸政府签署《中缅边界条约》，确定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由缅甸归还中国。于1961年完成了交接手续。
　　对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西部边境“在线”发生的这些情况，胡耀邦是知情者。他在从大理前往怒江的路上就对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省长普朝柱说：“在片马要修建一座纪念碑，要修得好一些。但是不要急，今年先做些准备。经费问题，中央给你们一部分，省里再拿一部分。不修便罢，要修就修得好一些。建立纪念馆，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来到了六库，胡耀邦向怒江州负责人当面提出，要修建片马抗英纪念碑。他问寸汝昌等：“片马是有着抗英斗争光荣传统的地方，你们知道不知道?”
　　寸汝昌说：“具体的我还说不上来，我们州里编了一本书，叫《片马烽火》。”
　　胡耀邦说：“片马人民有着抗英斗争光荣历史。你们要花点钱，在那里立一个碑，碑上记载片马的历史，可以教育群众。”
　　胡耀邦在六库时，怒江州几个县负责人得到州委通知，先后赶到六库，他们想见见胡耀邦。
　　胡耀邦在与怒江各县负责人会面、交谈时，又讲到了片马，他问各县负责人：“你们谁知道片马抗英斗争的历史?给我讲一讲。”
　　大家没有准备，一时回答不上来。
　　胡耀邦说：“你们都说不上来了。如果不建立一个纪念碑，再过若干年，就谁也不知道片马人民抗英斗争的光荣历史了。”
　　日早晨，胡耀邦饱蘸浓墨，在两张宣纸上写下“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
胡耀邦，1985年2月”。(全文刊登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网 )
　　纪念碑和纪念馆于1988年落成。
　　这座纪念碑，造型特别，十分壮观。纪念碑的底部由三只巨足撑着，顶部是三支箭簇和三块古铜盾牌，它们代表当时抗英的三支队伍，并象征着片马各族人民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以弩弓和梭镖为武器，不屈不挠地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占。
　　中国历来的政府，对片马及江心坡那六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争夺、割舍，其意义远比今天争论的钓鱼岛困扰多了。说实在的，钓鱼岛仅几平方公里，对于中国领土来说不能算一回事，更何况人家也看守了几十年。比钓鱼岛大不知多少倍的“北方四岛”，被“北极熊”检了二战的便宜，说占了就占了，奈何不得，日本人也怪可怜的;与韩国有争议的“竹岛”被韩国占了，死活也要不回来。
　　像钓鱼岛这样的小岛，一般都是荒岛，淡水都没有。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有多少这样的岛礁?某些
“媒体”动不动就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来忽悠民众，逗起群众斗群众，你砸车来我砸人。一群小青年，什么叫“中国”都不懂，哪谈得上去议论领土与边界?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被诸多小“国”包围下的一个大国，简称为“中国”。把“瓷器”称为中国(China)，只不过是西方“敌对势力”小瞧了中国人的一个称呼而已，就一个出产瓷器的“地方”。由此，也就成为了中国对外的英文名称----
　　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是由近代名人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的。 英文
china一词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海上的“丝绸之路”，功不可没。
　　中国过去除了海岸线形成的“边界”，陆地边界线历来就含糊不清。周边小国，有不少自古就是中国的附属国或称进贡国，像朝鲜、越南、缅甸……，中国对于边界线的划分也不太在乎，因为那时中国各朝皇帝都很威风，要划定疆界不就是一句话?中国皇帝也很霸道，就是不划定。什么边界不边界?你们都来进贡就行了。
　　在国与国之间，双方封了不少土司管辖，哪个皇帝封的土司，其地盘就是皇帝的疆土，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司”是皇上任命的，自然是王臣，守土有责。当然，还有一些土司乖巧，他们双方都不敢得罪，都进贡，还形成了一仆二主的局面。这也是引起领土纠纷原因之一。中国的哪一朝皇帝都没想到会改朝换代，总想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至形成了当今边界的“模糊”状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纠缠不清。
　　中俄边界历经上百年，今朝基本上“被”划定;中印边界也争吵了上百年，到本文完稿之前，外交部发言人还在抗议印度总理莫迪无权视察“藏南”。中印边界划分的问题还是阻碍两国交往的大问题。
　　再说抗日战争与土司。
　　1942年，中国内地抗战处于十分紧张时刻，战场上牺牲无数，败仗接连不断，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的惨重损失使兵源更趋紧张。在滇西战场，唯有发动民众才能共击外敌。在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部落首领、土司才是当地民众的领袖，是他们认可的上司。发动他们就是发动民众。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
　　土司为泛称，正式名称有安抚司、宣慰司、长官司、土都司、土千总、土知州等;在山区还设有大山官，隶属当地土司。
　　正五品由皇上授封、授印。他们对所辖之地原则上为自治，一旦外敌入侵，小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在明初，朱元璋即于南疆设缅甸、孟养、木邦、车里、八百、老挝六个军民宣慰使司，又设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所谓“六慰三宣”。
　　六库段氏土司统治怒江有500多年历史.段氏祖籍为甘肃武威郡人氏,始祖段俭魏,唐时左蒙氏有功,世为南诏蒙氏将,六传至段思平,官居通海节度使.后曾联合三十七蛮部,讨平杨干贞,建立大理国.元末明初,其后裔段保叛元投明.洪武十六年,随明将沐英征大理.因平定佛光寨(今洱源凤羽)普颜笃叛乱有功,封授云龙土知州职.段保第十一代孙段嘉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承上宪曾授六库土巡抚之职.分防六库后,其侄段绚于永历元年顶袭叔职.永历二年(1684年)因茶山长官司故地发生判乱,率兵收复片马,得地300余里。
　　土司制在兰坪产生于元代.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发起开拓怒江,建立殖边委员会,委任任宗熙为殖边委员长,兰州土司罗梧秀,六库土司段浩,卯照土司段承荫等为殖边委员.派殖边队进驻怒江,罗梧秀从老君山下的白石江土司原址迁入碧罗雪山下澜沧江西岸的免峨村,重建土司司署衙门,成为目前保存得相对完好的兔峨土司衙署
　　木氏向藏区扩土征战，木氏土司木森、木钦、木泰和木定从明成化十九年(
1483)起随着其统治势力的不断强大，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向藏区用兵。木钦任职时，其先头部队已开始进入巴塘、理塘，到木泰时纳西军队长驱直入，向盐井、芒康、巴塘、理塘等地全面进军。明正德三年(
1508)至嘉靖五年( 1526)，木定土司每年都夺到一些村庄，其领地已扩大到康南和昌都左贡一带。
　　戍边移民。木氏土司从明嘉靖三十三年(
1554)起，为巩固其在藏区的统治，采用将村寨领主庄园制推行于附近藏区各地，令其子民开荒造田，挖沟引水，开采矿藏，发展经济，收取赋税，征役，为其属地统治创造条件，将大批纳西人随军迁移到附近藏区。如巴塘白松乡、木里的俄玉乡、芒康的盐井乡、香格里拉县的东旺乡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分封地盘，安置其子女于各个衙署、大小庄园加强管理，它既是统领藏区的最大领主庄园，又是木氏势力北进深入藏区的军民指挥部。
　　边疆土司制度的存在，对中国历史上的疆界至少起到了维护稳定的作用，实实在在减少了“国防”开支，结省不少屯兵费用。
　　再说与缅甸划界问题，缅甸早先因恐惧而依附中国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因其部族众多，族间矛盾与内战不断，是一个很麻烦的国度。直到它建立较为强大的东吁王朝政权，缅甸才逐渐脱离中国而自立。
　　随着双方实力相互消长，自明至清，属地因之也不断的变化。
　　到了1885年，缅甸为英国所吞并，并将其作为印度的一个省，不过，英国还承认继续按缅甸的老规矩向大清进贡。其间双方也曾对边界问题有过交涉，但都没有明确结果。
　　到了1926年，英国人却独自强占了江心坡。
　　国民政府派出人员到达江心坡就此事进行调查，江心坡的代表向国民政府官员陈述了自己遭受英国侵略的经过，并请求中国政府管理江心坡。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派中缅界务调查员尹明德前往江心坡地区调查。尹明德在对野人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向国府提交了报告，并建议中国的国界线应该西至印度边界的巴特开山。
　　这条线后来被称作“尹明德线”，又称“巴特开山线”。
　　尹明德也是我父亲的好友，滇西抗战伊始，尹明德告诉了我父亲好多实况，并赠送了一本他的专著——《中缅未定界北段勘察记》。这本翔实的，图文并茂的资料，对家父部队顺利开进片马、江心坡帮助很大。
　　日军兵临怒江西岸。防守怒江东岸的重责，非宋希濂将军莫属。此时此刻，李根源上将与宋希濂中将已成为滇西战场上的实际控制人。200多公里的怒江防线必须坚守，兵源及后勤保障都成了大问题。唯有发动民众才能解燃眉之急。对这一点，李根源与宋希濂认识一致，他们共同主张：不管谁抗日，军队出钱出枪出干部，而且把得力的干部派到抗战前线去组织、引导民众。笔者父亲谢晋生就是其中一位，他被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总司令委派并负责土司管辖的四个区域去协助民众组织抗日自卫队，这四个地方，俗称“福、碧、泸、练”。
　　上面这几个地方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而“福、碧、泸、练”抗日自卫队在滇西民间的抗战队伍中，其规模、实力，都要数第一。
民国政府早于1912年在怒江地区先后成立菖蒲桶(贡山)、上帕(福贡)、知子罗(碧江)等三个“殖边公署”，后改为行政委员公署。
　　大西南本来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倾刻之间的战局急转，后方也变为了最前线。
　　当时怒江以西边境地区，分布着24家土司，他们分治辖区有13个民族，50万以上的人口。自元明清以来，他们“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在民国时期，在这些地区虽派了一些“流官”，设立了一些“设治局”等“准县级政府机构”，但土司才是辖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对属地民众有着很强的感召力。
　　对于抗日来说，土司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重要的是,谁来组织发动他们?在大敌当前之际，土司们却表现出惊人一致的爱国情怀。滇西沦陷之初，六库土司段浩率怒江五土司首先发出通电：“保乡卫国，责无旁贷!”
　　南甸土司龚绥、潞江土司线光天等滇西南十多家土司接着通电，表示“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
　　线光天，字比德，幼年读书时曾用名线家齐。他是潞江安抚司第21代土司线庆祥之子，从小在家由受聘的老先生教授诗书。稍长到腾冲王开国举人门下受业，后因父故乃返家承袭潞江安抚司第22任土司职。他为人精明正直，有理想、有抱负，能体察民情，关心民众疾苦，任职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司署大堂上，曾自撰春联一副：忆吾祖靖边扶黎因功而长斯土，愿此身勤俭节约尽瘁以安吾民”。因他能体察民情，在他执掌潞江司署时，从未发生过反对司署事件。
　　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赠了“为国干城”的锦匾，字是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书，同时李裉源还赠诗曰：“土官世代笃忠贞，与我交深兄弟情;今为宗邦捍边国，人人应起作干城。”又赠：“潞江有土官，忠贞能报国;上游段镜湖(六库土司)，下游线比德。”对怒江两土司抗日爱国的行动充分肯定。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又聘任线光天为军部参议官。战后第十二行政区督察专员杨茂实也赠给“抗战著绩”大匾一方。这些都充分肯定了作为镇守边陲的少数民族土司线光天对捍卫祖国疆土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高尚品格。
　　干崖土司刀京版两次通电，立誓“以田横五百壮士死守孤城”，勉励部属及全体民众驱逐顽凶。
　　1942年7月初，怒江六库土司及土司代表赴大理拜见宋希濂总司令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上将，迫切希望中央政府和国军派人帮助他们组建抗日自卫队或游击队。为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连续召开了好几次专题会议。会议讨论的目的就是如何组织怒江上游的抗日武装。
　　在专题会议上，大家首先商讨了成立“福、碧、泸、练”自卫支队一事。
　　对于“福、碧、泸、练”四个地区的土司现实状况，我父亲了解得比较清楚，正如前面章节中谢团长向土司代办杨子亮介绍的一样，他们财力甚好，民众抗战热情很高，组织发动有基础。不过，大理这次会议讨论很激烈，讨论了一上午，一些关键问题老是争执不休，问题之一就是“一把手”由谁来担任?
　　会议最后还是由李根源上将拍板定夺。
　　李根源向与会者讲明了土司及部族头人在民众中的历史威望，我们军队派得力干部协助他们组建抗日武装即可，唯有这样才能调动民众抗日的积极性，他们需要的枪支、弹药、服装由我们尽力保证供应，我们负责军事培训，军队也可控制武装的运作，这样更有利于全民抗战。参会者一致赞同李根源的这个提议。
　　会议决定：
　　任命德高望重的六库老土司段浩(镜湖)为“福、碧、泸、练自卫支队少将司令，副司令由十一集团军补充兵团团长谢晋生上校当任，司令部其他人员由副司令原部属担任，并以收容的部队及武器作为基础，下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张贵奎(系段浩门婿,原系滇军军官)，第二大队长鲁掌土司茶继周(系军校毕业生)，第三大队长由杨子亮兼任，副大队长彭厚昌，湖南人氏，系谢部属营长。第一、第二副大队长都由谢副司令安排。
　　散会后，宋总司令要军需处长带谢晋生去备战仓库精挑了一大批美式武器和其它装备。
　　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上将在专题会议上提议老土司段浩任少将司令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不但是老相识，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且他们都是抵御外敌的精英。
　　六库老土司段浩向来以爱国著称，早在1911年“片马事件”发生后，他就亲自组织了四百多名民众抗英武装，冒着茫茫大雪翻越高黎贡山，开赴片马，抗击英国侵略军，保卫祖国领土。为此，曾受到李根源的极大称赞，并以亲笔题字的《捍卫边徼》的金匾相赠。
　　段浩还将长子段承经拜寄于李根源为义子，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为什么把段浩称为“老土司”，因为他在1933年已把六库土司职权传给了其长子段承经，所谓老土司就是中国传统中的“太上皇”。
　　老土司的威望，在该地区无人可及。
　　据李道生《峡谷传人》一书记载：
　　“1942年4月，从缅甸溃退的远征军和华侨难民开始经过泸水，投奔祖国。远征军溃退时经过野人山无人区，由于茫茫原始森林中毒虫猛兽肆虐，气候炎热，又严重缺粮，无医无药，使一半以上的将士因饥饿、疾病惨死在异国他乡，九死一生回到泸水的军人也已折磨得人人疲惫不堪，骨瘦如柴，他们后面还有追兵，急需得到救助，使他们迅速离开怒江边境，返回内地休整为当务之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已经退休了的老土司段浩，毅然以79岁的耄耋之年，重新出山，主持泸水民众援军抗战工作。他带头捐出家资一万元银洋，一万斤粮食，又向其他土司、土舍和富裕人户募集了一批钱粮，在六库渡口办起军民接待站，为回国远征军将士和华侨提供船只过渡，供应食宿，还发给每个军人二元路费，帮助了大批远征军将士和华侨难民顺利回到内地。后来这些将士经过休整，又重返怒江前线，成为怒江抗日反攻战争的有生力量”。
　　家父谢晋生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但他很理解李根源与宋希濂对自己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深知唯老土司段浩亲自挂帅方能号召边民，同心协力打击入侵日寇。
　　日清晨，谢晋生带领部属300多人从大理向六库进发，他们将协助老土司段浩组建“福、碧、泸、练”民众自卫支队。
　　从大理到怒江六库路途虽然不算很远，但不通公路，只有“人马驿道”。驿道不能走汽车，行军方式只能依靠骡马为运力。其行军速度不可能很快，前后需要呼应，更不能丢失“驮马”。驮马以驮载货物为主，它们除了驮载充足的武器、弹药、电台外，还带上了山区老百姓极度缺乏的盐巴、布匹、火柴等日常物资。
　　老土司段浩为了打前站接应，提前一天便轻轿上路了。
　　段爷的“轻轿”实际上就是两根长竹竿绑着一把躺椅，乘坐者可坐可躺，躺椅上还系有“安全带”，人习惯了坐轿，比乘马要舒服多了。
　　段浩年龄比家父年长近40岁，他年轻时擅长骑马，可“人老腿先衰”，骑马很费力气。出远门，轿子便成了他最好的出行方式。
　　谢晋生与段爷接触时间虽不长，但一种“共御外敌”的理念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土司无疑成了很受父亲尊敬的长者，段浩也很喜欢我父亲。
　　谢晋生他们从大理出发，几乎走了9天。大队人马终于赶到了怒江六库。老土司段浩，早已在山寨做好了一切安排。
　　内务家厨，杀猪宰羊，备足了上等米酒，他们要为谢司令这一行人马接风洗尘。这一行颇似马帮的队伍，好不容易爬上了怒江六库镇的老六库。老六库处于六库靠东南的一个山坡上。
　　今天的六库镇，亦是怒江州州府与泸水县县府所在地，地跨高黎贡山东麓至碧罗雪山西麓的两岸，它东与老窝乡相邻，西与缅甸接壤，北接鲁掌镇，南至上江乡。距省会昆明561千米，坐车10个小时即达。全镇总面积375.94平方公里，境内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最高海拔3100米，最低海拔800米。
　　据家父回忆，六库土司的土司府是建在怒江东岸的坡地上，罕见辟有一个宽大的宅院，占居的地势，就像大山怀抱中的一把大围椅，气势不凡，是一块风水宝地。
　　土司府占地规模不小。按旧制，传统土司三兄弟分为三个衙门(大衙门、二衙门与三衙门)，三个衙门即有三个院落。大衙门最大，景致亦最好。
　　院落门前有九级石阶，旁边还拴着两只梅花鹿以示吉祥。院落中有一个花园，园中栽满了奇花异草，五颜六色的花朵发出扑鼻的芳香。水池石山中还栽植不少的天竺葵。草坪上有几只锦鸡、灰鹤在啄食嘻戏，房子之间是用竹子和野藤编织的矮墙，使其隔开;矮墙的编制技巧独具匠心，组成了一幅幅天然的图案。
　　几座高低不一的竹楼毗连着青砖小瓦的楼房，还有好几个露台。房屋结构独特，厅堂、主卧、客房、书房一应俱全。
　　当大队人马到达，已近黄昏。
　　在大衙门的前坪，早已点燃了松脂火把，段浩这次好像要准备举办一次像样的欢迎盛会。大坪摆上了一百多张八仙桌，方圆百里的大、小土司、爱国绅士、报名参战的壮丁，约四五百人都已赶来。排场气势，非同寻常。
　　一轮明月悄悄升起，号角吹响，司仪宣布开席。段爷疾步走上台阶，稍许停顿，放开嗓门：
　　“乡亲们，日本人闯进我们的家园了，大家说怎么办?我想你们和我一样，不愿意外人带着刀枪在自己家园撒野。我先祖至明代受封以来，代代精忠报国，为朝廷守土安民，封地远到缅甸亲敦江北的那加山脉，俗称西天界，和天竺接壤。
　　大清康乾之后，国势日衰;道光、咸丰之时，领土被割;光绪年间，国家饱受列强之欺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终将我缅北大片国土割给英人。我段氏封地，仅剩片马至怒江流域区区崇山峡谷，子民已不足20万;民国初年，英人虎视片马，出兵强占。我段浩承祖先之荫，与民众奋起抗争，几经起伏，历时数年，终将敌寇驱逐之，收回被夺领土600余里，缅北大小土司望风臣服，丰功伟烈、大快人心!
　　现日寇重履英人之足迹，占我领土、杀我子民，残暴行为令人发指，蒙印老(李根源)与宋总司令关照，为了我们的家园不被日寇侵占，派人派枪还送了火炮给我们，让我们更好地守卫家园，我们要珍惜啊!”
　　段浩邀请谢晋生走上讲台。
　　谢晋生望着大坪中翘首期盼号令的激昂乡亲，首先转向老土司段浩这一边，深深地鞠了一躬，朝台下的众人喊话：
　　“乡亲们，将士们，国难当头，我们能够跟随德高众望的抗英民族英雄段总司令打击日本鬼子，是我本人，也是我部属和全体乡民的荣幸，我们一切要服从段总司令指挥。我还要告诉大家，段爷如愿意，我立马拜段爷为干爹。这样，我和大家既是兄弟亦是战友”。
　　我现在提议：
　　“大家敬段总司令一杯，段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台下一片欢呼!段爷听了这几句恭维话，心中自然高兴。
　　老人双目环顾一圈，然后举杯对大家说：
　　“我今天特别开心，蒙印老及宋总司令关心，派谢司令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组织抗日队伍真是天大的好事，我虽过去打过英国鬼子，那全是使用老祖宗的弓弩长矛，以命搏命。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今天，宋总司令赠送给我们的洋武器可真了不得，我看了他们演练，火力够威猛!我们还真要向谢司令好好学习。谢司令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北伐东征，身经百战，今天又来帮助我们保卫家园，这也是我民众之福音。你们大家也许还不知道，谢司令还是咱宋希濂总司令拜把的弟兄呢。
　　我的乡亲们，军事上一切你们都得听谢司令指挥，不得违抗。我老夫即算毁家纾难，也不能让日寇得寸进尺!我只能充当你们的坚强后盾，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至于谢司令要拜我为干爹，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也是谢司令给我老夫的面子，只要能打败日本鬼子，我岂怕儿子多?
　　互拜仪式明天就要承经(段浩的儿子，六库土司)操办，他们亦是兄弟了。
　　蒙大家爱戴，我先干了这杯!”
　　咱们段爷知书达理，出口成章。
　　谁敢说咱段老爷子没文化?
　　大家继续敬酒，干杯……再干杯!
　　出征宴完毕，抗日将士的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坚持抗战两年多。
　　时间穿梭，回到21世纪。
　　近些年来，不少“抗日神剧”与“神剧”剧本，纷纷出笼，把严肃的抗战题材胡编瞎造，只想惹人傻笑，娱乐愚民，毒害中华子孙。
　　有些剧本甚至把老土司段浩描述成一个老文盲。其实，云南的土司家族都很在意对后人的文化培养。
　　历史回顾，怒江土司家族的文化渊源还与远亲优生的婚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通过跨地区、跨民族联姻和政治联姻，使怒江与内地的土司官宦之间取得互相支援，这不但有利于巩固土司的统治，同时加强了与内地的交流和往来，有利于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促进边地的发展。
　　六库土司家族在边地的文化荒漠时代，居然还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其中两人还到日本留学。兰州(兰坪)土知州之女罗氏远嫁丽江土司木青后，替夫出征，“累立战功”，“事姑尽孝，教子以忠勤称，诰封恭人”。其子木增“九岁袭父职，即能通达世务如夙夕”。后来成为木氏土司中著作颇丰的文学名人。
　　由于怒江沿岸一带开发较晚，明末清初推行土司制时，当地还没有文化教育的设置，无人读书识字，民智未开，处于浑浑噩噩的原始状态。土司产生后，开始着手改变文化荒漠的落后状态，首先从土司家族做起，开设家庭私塾，还从内地延聘有学识和教育经验的先生到边地土司私塾教学，让土司家族子女就读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初步掌握文化知识，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大理、保山、昆明等地的学校深造，增加文化知识。
　　如段浩的长子——六库土千总，即十二世段承经，自幼赋性聪敏，敦厚温和。少年时授业于赵翰彩(鹤庆人)、杨宗荫(云龙人)之门，凡诗书经义之学，颇有涉猎，1933年于省立师范毕业，同年承袭父职;段浩的亲侄儿段承钧，字少舟，1894年生，幼时聪颖好学，受封建“诗礼”庭训，1909年负笈入省立沿边土司高等小学，1912年毕业，1914年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16年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法政学校，因反对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毅然于1918年归国，奔至上海，并开设《救国日报》馆，在抗战中任新闻记者兼抗战宣传;段浩的两个侄女亦是昆明外语专科毕业后担任中国远征军中的翻译官。
　　段氏土司在滇西抗战中，出钱出力，全力以赴。
　　段承经作为末代土司,当1942年日军从缅甸入侵滇西,危及怒江之时,他团结边民,支援抗日守土安民.其时,成立"临时接待站"收容自缅甸溃退的远征军和难民,并毁家纡难筹建抗日支队,成立"军民联合办事处"开发积谷支援抗日军队固守怒江东岸.
　　他们守土有责，卫国不能顾家，没有“保家卫国”号召那种形式上的忽悠。虽然他们被称为“剥削阶级”。
　　滇西大反攻，继龙陵被攻克后，日军主力被歼，滇西远征军乘胜追击，顽强奋战，日收复芒市，日攻克畹町，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滇西抗战以全国最早收复国土而载入史册。
　　在总结滇西抗战经验时，宋希濂指出，首先是滇西民众的大力支援，其次是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顽强斗志，加上同盟国的协同作战。宋希濂将军客观地对滇西民众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他还说，滇西反攻战中绝大部分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从昆明运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粮食还得送到部队驻地去。同时打仗还需大批弹葯来补充，当时投入运粮运弹的劳工至少有二三十万人，他们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也牺牲了不少。无疑，除了国民政府的号召，滇西各位土司则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具体来说，泸水抗日战争从1942年5月开始，到1944年6月怒江大反攻胜利结束。两年中，进驻泸水的抗日部队有1个纵队、2个支队、3个团，兵员共9000多人，反攻时增加了3个团和5000兵员。泸水各族人民和民众自卫支队担负了这些怒江抗日部队的主要物资运输任务和各种战时服物。共支付运输和战时服务50万个工日，其中338名民工和自卫支队士兵献出了生命;他们还为部队渡江制造了大批船筏，配备了船工2193名;还把省出来的200多石积谷支援了军用。六库土司为抗战付出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产，其他土司也用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家产，真是毁家纾难，在所不惜。
　　有人总是强调，共产党是领导抗日的“中流砥柱”，实际上，在云南这个特殊的地盘上，与中共怎么样也挂不上钩，别说共产党鞭长莫及，有心也无力。有个滇西抗日连续剧，本来就是“神剧”，
偏偏还要凑几个地下党去凑热闹，实际效果只能得到耻笑。人不要脸，百事可为。
　　不要说当地边民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们连国民党同样不知道。据家父谢晋生回忆:1942年7月间,
初到片马时问片马老百姓知道南京国民政府吗? 他们左右摇头说“不知道”，
由翻译翻出后又问知道蒋委员长吗?同样也是摇头说不知道。家父想，或许是天高皇帝远之故，不过应对“云南王”---省主席龙云了解吧?结果，同样不知道龙云是什么东西?他们只认他们的头人或管辖他们的土司。这就是七十年前的实况，千万不要用网络无极限去猜测过去。
　　娱乐可以演义，历史必须还原。
　　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民间记忆一直遭受着皇权残暴的阉割、凌迟、挟持、兼并、垄断，于是，一代代民间记忆徒剩形骸，奄奄一息，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喷薄而出过民间记忆鲜艳的光华，中国历史失去了本质的内容，成为权变风云、权位更迭、权谋较量、权势业绩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谎言和血腥，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文明的走向，更造成了解“纯粹真相”的极端困难。结果是，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真情，后人代价深重地重复前人的不幸，让我们的历史中没有民间心灵、民间记忆的积累，罪恶的部分将被掩埋，优秀的层面将被扭曲。
　　长此之往，孩童们甚至只知道区分祖辈的性别。
　　抗日战争尽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历史本来面目的缺失，以及抗战胜利带来的不应该发生的内战，还导致国家命运发生转折，使抗日历史研究困难重重。究竟多少人参与了抗战?打了多少场重要战役?哪些人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有哪些人?利益相关方各有一本账，最后成了一本糊涂账，谁也拿不出一部公认权威的抗日战争史。
　　我们这一代人已近暮年，还原中国抗战史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曾经被污名化的“土司”、“头人”，他们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不容否认，尤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他们在抗战中的牺牲精神应为后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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