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国内摇滚乐，崔健是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被奉为大陆摇滚之父，就如台湾的罗大佑一样是开启一个音乐时代的风云人物，不同的是罗大佑以前是牙科医生，跟音乐没一点关系，崔健则是在北京交响乐团吹小号的，有过从业经验，起码没有跳出一个圈到另一个圈，同样是搞音乐，如果崔健没有那么一颗不肯安分的心，可能现在还在体制内吹小号，如果安分守己，可能级别是团长或者更高级别的管理层人员，那么很多人就听不到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了。相对于普遍对这首歌的认知，《一无所有》其实是一首西北风，西北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音乐流派，带有强烈的陕北山西一带的信天游风格，特点就是嗓音高亢，歌词比兴色彩浓烈，而信天游狭义上又属于更广大地域大西北的源远流长的“花儿”,这么讲着可能有点远了。但《一无所有》的面世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个跟风的产品，那时候西北风的歌曲太火爆了，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杭天琪《黄土高坡》（其实原唱是范琳琳）、胡月《走西口》等等。这么说吧，那时候电视台少，而娱乐节目如果出现了以上那么几个歌星来唱一首，那简直比现在的春晚还热闹。《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你说它是实验产品也罢，说它是跟风凑热闹也罢，《一无所有》无可救药地火了。不同于其他西北风歌曲就地取景般歌词，《一无所有》几乎就是直抒胸襟：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西北风在这样直白现实的歌词里显示出来了一点摇滚意味。

　　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是：唱歌嘛，一定要字正腔圆，起码咬字要要得很清楚，鼻音不能重，起码能唱到两个八度上去。很显然崔健大部分特质都不大符合，他的歌曲里似乎超过两个八度的音也很少。最主要的是他的咬字太不清楚了，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把歌词唱的这么不清楚的歌手为什么还要红，再如周杰伦，吐词也是很含混不清，而且依旧很红。仿佛音乐开了很多听众的玩笑，其实呢，这就像吃饭一样，大家吃惯了家常便饭，偶尔来盘“猛料”便会使人眼前一亮并且变得乐于接受。但这也只限于在大家吃惯了的情况下，如果现在每个歌手都是一副周杰伦般的唱腔，恐怕这将是华语乐坛的一场灾难，世界音乐历史发展的重大挫折了。于是乎，崔健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其实更多人忽视了这个摇滚萌芽出现的历史背景，《一无所有》首次公开出现在1986年的北京首都体育场上，那是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手演唱会上，崔健一袭藏蓝色长衫打扮，其实就是个罩袍，是他乐队队友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上台时候即兴穿了上去，而且有一只袜子还套裤脚上了，让人看上去仿佛是故意把裤腿弄得一高一低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没注意，那时候还没戴棒球帽，以后戴棒球帽估计是因为严重谢顶才戴的，发型是原生态的长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崔健早期的照片，当时的发型也是那样的，如果一个月不洗估计效果更好。崔健上场顺序比较靠后，共108个歌手，他是当晚30个歌手里倒数第三个上台的，本来节目送审的时候，有人就担心这首歌是否会带来不良影响，当时负责演出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看了看歌词，觉得还还不错，比较向上，就拍板同意演出，这样崔健才上了大名单，但一上台那造型就引起很多观众注意，那时候没人认识他，但行头特异，套用鲁迅的话就是站着唱歌而穿长衫唯挎着吉他一的人，再吼完你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后，看台上一片寂静，继而开始了寥落的掌声，仿佛那种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曲终了，观众掌声雷动，热烈而持久掌声让崔健格外满足，险些又唱了一首。但是现场观看演出的一名高官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堂先生就不乐意了，吹胡子瞪眼地说:怎么把这些牛鬼蛇神都请来了！然后愤然离场，陪坐的其他领导也陆续退场表达了对大领导的支持。按说这回该王昆坐不住了，把领导都气跑了那还了得，结果人家王昆很淡定，因为她老公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比那体委主任高了不只半级的水平，即便是体委后来改为体育总局级别仍旧赶不上文化部。之后崔健曾在多个场合都对王昆的提携和帮助表示十分感激，这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崔健在有了点名气之后，已经起了了很多有关部门的关注，按说唱歌这个事应该是文化部或者相应级别的文化管理部门管理，起码起个指导和规范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管的、不该管的、主抓的、捎带手抓的、甚至一点边挨不着的各种部门，对这种新生事物戒备心理很强，总之，仿佛总有一双黑手在抓着崔健的衣襟，不让他随便折腾，各种演出申请就开始频频被拒，有说法是在87年的一场演唱会上崔健唱了首摇滚版的《南泥湾》，还删减了部分歌词，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重视导致的。也有说法是92年天津演唱会上集体斗殴事件导致的，总之在92年后一直到2005年在首体的与老东家北京交响乐团联袂献艺，这14年期间， 虽然也有过小规模的，比如大学校园内、小剧场里，但是大型的演出基本绝迹。其实崔健本人从未接到过任何形式的禁演通知，就仿佛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禁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放似的，崔健又平稳着陆，坊间传说一个事是:在这十几年间的某天崔健的经纪人去北京市级的演出审批部门申请演出，办公室里茶水、报纸一应俱全，办事员同志一本正经地告知：瞧见了吗？这有文件呢，崔健这事成不了。同时用手使劲地往桌子上戳了戳，桌面玻璃下面赫然压着盖着鲜红大章的文件。其实这个办事员也是崔健的歌迷，私底下还去听过好几次崔健的演唱会。但是这种禁止也仅限于帝都地区，出了帝都便是广袤的群众海洋，各地的演艺机构往往对来自帝都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都是仰角看人的，所以崔健得以在除了帝都地区以外的广大演出，传播他的摇滚文化，演唱着《解决》《让我在这片雪地上撒点野》等吐字不清之集大成者作品。但是外围演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那时候还是要向当地申请许可证，有时当地政府领导被那些高大上的演唱会名目迷惑而派若干领导去参加，本以为是公益性质宣传正能量的演唱会，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那叫一个乱，而崔健又是个极能煽动歌迷情绪的歌手，那氛围热闹起来，踩坏几排椅子还是小事，闹不好都能打起来，让现场维持秩序的安保部门和主办方叫苦不迭。现在我们看演唱会总会看到很多穿制服的真警察在维持秩序，你不能随便站起来，站起来就能带动更多人站起来，后面的看不到了就容易往前挤，都挤前面去了又容易发生踩踏，当初在北京开演唱会时，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张良基亲自挂帅，说以前没有这种任务，要搞试点。是啊！那时候观众很老实，让坐着看没几个站起来看的，更没有使劲往前挤的，崔健那演唱会就不行，搞不好事态就不好控制，所以亲自挂帅，台前几个人，观众席几个便衣，后排几个人，出入口几个人，很正规，有站起来又情绪很高涨的，如何有技巧地按下去，有突发时间怎么处理。安排得很细致。但是民警们白天忙了一天了，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抵触情绪很大，所以演出方很自然地提出要付费，这样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从此也开启了商业演唱会有偿安保的先河，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崔健的演唱会也对我国的商演安保的规范化、系统化和商业化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那是在1990年，崔健以为北京亚运会筹集资金为名义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巡演，那届亚运会资金需求在25亿元左右，而北京当时各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又很薄弱，这时崔健就找到了主管部门说这样，我去巡演，赚的钱给你们，你们给我开路条，也就是演出许可证，主管部门一听还有这好事，就同意了。演唱会名字依旧很高大上，就像现在，一个办公室的人要出去下顿管子，总得有个名目，比如说小刘考驾照科目二顺利通过要出去吃，小李新租了个房子，带暖气且房租还比原来要便宜也要去吃，再比如小张喜得千金更要去吃，虽然以为会生个男孩。终极目的就是吃一顿，但形势上还得有个名目，不然吃喝无名，不但浪费了钞票，报销也成了问题。崔健的为亚运募捐巡演就是这样，唱的歌跟亚运没一点关系，崔健唱到动情时依旧号召台下的人站起来听，但是演到第四个城市武汉时出了问题，那时候每一个城市至少要演上两场的，有的还是三场，在武汉的第三次演出时，票都售罄了，临到开演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不让演了，当然对观众不能这么解释，只能说什么天气原因啊、设备故障啊之类的。当然票是一定要如数退还的。在中国这个地界，一旦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那是相当严重的事，首先主动注意你了，然后再强势介入，简单的问题就复杂了，崔健一行人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上面不让演了，然后又神秘兮兮的走了，连赚了多少钱的事都没问，后来还是崔健他们自觉，主动把演出所得的30来万上交了，更诡异的是，这30来万被当做税费给收缴了，既然都是税，那么收入哪里去了？崔健后来自己都觉得很诡异，说起来都十分好笑。以后时局更加艰难了，演出许可十分难以申请，很多次都是‘今不能详说的原因’才申请成功。其实也很好理解写那些回忆文章的乐评人，如果要详说，必然涉及到当事人，这些当事人里定然有那些拍板决策的吃皇粮的，既然要求人办事免不了迎来送往，也免不了吃拿卡要，虽然事办成了，其中的曲折、辛酸，恐怕也只有那些当事人才说得清楚，既然人家帮忙了，你也总不能过河拆桥，反咬一口，更不能把细节公诸于众，你不要影响，人家还怕影响呢，这样以后办事谁还敢帮你？国人的人情世故可窥一斑啊。连向来以独立、敢于向一切事物死磕的摇滚圈也不能免俗。所以当有朋友说国内的摇滚跟国外的没法比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固然国内的摇滚乐队的水平、造诣、影响力、商业化跟国外一些有名气的乐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你要看它的生存土壤，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那么摇滚乐队何尝不是？他们的师承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受国外各种音乐流派影响，国内在这之前有什么现代音乐吗？似乎只有歌剧白毛女和各地方戏曲吧。再往前推似乎也只有那些如周璇、阮玲玉、上官云珠之流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吧。80年代中期，国内能接触到国外摇滚乐、爵士乐、流行音乐的也就曹钧、曹平兄弟俩、栾树几个人，能拿到国外原版的唱片、磁带、音乐书刊，都不是一般人家，那时候北京的曹氏兄弟那都是第一手的音乐资讯集散地，因为没别的地方能搞到这东西。栾树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关于他的故事我会在后篇讲到。也就是说，能得到这些资讯的人家都是不简单的，至少都有点海外背景或者亲戚啥的。在这么贫瘠的音乐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乐队，其艰难情况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音乐信仰、过硬的的专业素质、个人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在严重缺乏资讯、主流社会的不认可、群众土壤并不深厚的当时，一直发展到94香港红勘中国摇滚新势力演唱会这个里程碑为止，说句老实话，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多少乐手在那个阶段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去参加个演出只能借两块钱连吃饭带坐公交竟然够了，钱还不能多借，多借人家不一定同意，自己能也不一定有偿还能力，少借就不用还了。管谁借呢？管那些粉丝借，一者那时候粉丝很多是学生，有点生活费，二者，他们也乐于借给乐手点钱拉近关系。所以当年摇滚圈里借钱基本都是这样的，都穷成这样了，还能再去要求他们点什么？ 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即便再不入您法眼，他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虽然成长得不那么规范，但是那股子顽强生长的韧劲儿着实让人钦佩。

　　曾有记者问崔健是否是这种禁演才成就了他今天摇滚音乐教父的地位，崔健说他从未收到过任何形式的禁令，也否认了是被禁导致他的大红大紫。个中因由，恐怕也只有崔健自己才能体会出来。但是作为观众或者听众，这个记者所问的问题，往往又是第一手印象，或许崔健的否认是一种世俗的妥协，又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作为从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如和王朔、姜文、冯小刚等人一样最终都走到了从事文艺创作这个道路上来，而他的歌从8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影响了几代人。

　　崔健最早的乐队是七合板乐队，那是在84年11月正式成立的，最初其名成员均是北京交响乐团的成员，成员也从三人发展到七人，当然全部是乐团的人，后加入那几个大部分是搞民乐的。如果去考证崔健何时开始在交响乐团供职的话，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信息，比如，在七合板成立前的1984年春，崔健就发了一盘专辑了，那盘磁带完全跟摇滚乐没一点关系，用当时他的制作人的话来说就是扒磁带。在当时的北京交响乐团的崔健是乐团里吹小号的，所以我们有时看崔健的演出视频，经常会出现他眼罩红布，手拿小号站着鼓着腮帮子吹号，这几乎是他的标志性动作。弹吉他应该是自学的，技术咋样，因为非专业人士，笔者不予置评。不同于其他接地气自然生长出来的乐队，崔健一开始的音乐道路，充满了体制的味道，七合板乐队的七名成员都是交响乐团的成员，乐团搞器乐的人才最不缺。一般来讲，一个乐队起码要有主唱、吉他、鼓。规模更小的主唱兼吉他，然后一个鼓手就俩人就能组个乐队，没有鼓手的那叫组合，比如羽泉、水木年华、动力火车等等。键盘、贝斯、辅音吉他、单簧管、萨克斯风、长笛、民乐都不是必要充分条件。从此这七个人，各司其职，就开始了演出生涯，当初都是以翻唱为主，原创的作品很少，而且乐队风格也不是摇滚乐，基本是翻唱流行乐、奥斯卡金曲什么的，乐队没有统一稳定的风格，完全是市场自由导向，哪首歌好听就翻唱那首。期间崔健又出了第二盘专辑《浪子归》就是这个类型的。后来乐队的演出多了，有了一点影响，几个人在工作上也出了点问题，起码考勤就不行了。有时候排练晚了或者演出超时了就会影响休息，影响休息就影响上班了，然后领到就不愿意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几位体制内成员，整天放着班不好好上外出去搞三产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那个年代还不是停薪留职的高潮，住个宾馆都要开介绍信，偶尔出现个别现象都是有着极大的私人原因的。后来领导发话了，要么好好上班，要么失业，几个人妥协了，崔健选择了不妥协，当然后面的事有很多版本，有的说崔健是被开除的，崔健后来承认自己是被劝退的，也就是名义上比开出的好听点。总之崔健离开了他赖以生存的交响乐团，1986年夏，他和几个同事的七合板乐队也寿终正寝了，整个乐队的存在时间只有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还是出了一盘专辑，这也是崔健承认的自己的第一盘专辑，以前的都不算。

　　七合板解散后崔健来到了ADO乐队，同来的还有七合板的刘元，崔健的同事，也辞了职，跟崔健一块搭伙。刘元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在国内爵士乐领域他敢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他多少年了，除了跟崔健跑东跑西，还在北京开了个爵士乐咖啡馆叫CD club，这个地方堪称中国爵士乐的绝对现场，也就是说这里的爵士乐不一定是最好听最正宗的，但绝对是最火爆的。刘元经常还自己上去吹个萨克斯风、单簧管什么的，近期似乎又有新店开张。前一阵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上来一个挎着贝斯的歌手，他就是1994年到2004年间任崔健乐队贝斯手的张龄，谢顶已经很严重，不得不戴个帽子上去，一个1967年生人的摇滚老炮，现在对爵士乐情有独钟，上台唱了几句，惹得周华健和刘欢就蠢蠢欲动了，杨坤也一惊一乍的，几乎在同时三人一块拍响了红按钮，刘欢立马就愣住了，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是你？然后就边摇头边笑，笑完了摘下黑框眼镜擦泪，张岭在台上还是很恭敬地喊了声刘欢老师，刘欢连连摆手说不要叫我老师，不要叫我老师，然后对着麦克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说张岭是国内最好的贝斯手之一，那时候刘欢是不自觉地就占了起来，惹得其他三位导师也站了起来，连没有按红按钮的蔡健雅也站了起来，算是对这样一个摇滚老炮的致敬，周华健是国民歌王，还是说了几句客套话，而杨坤则很知趣地选择了三缄其口，因为他知道，在张岭面前他还是小字辈。这个ADO乐队很有意思，有两名乐手是国际友人，是某大使馆的两名雇员，一名是来自匈牙利的贝斯手巴拉什，一名是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吉他兼主唱艾迪，崔健来了之后由他担任主唱兼辅音吉他，乐队其他成员还有鼓手刘效松，刘效松呆了很短的时间，后来换成张永光（即著名的鼓手仨儿，很多摇滚现场都曾有他的身影），刘效松和仨儿都是国内顶尖的鼓手，不光是架子鼓，笔者还在《我是歌手》节目中见到刘效松现场打奏康加鼓，很有那么点鼓贯中西的意思。（现场还有著名的香港贝斯手单立文，其实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几部香艳电影角色，不知芒果台很少给他特写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仨儿是国内知名的sessiondrummerproducer和arranger，具体什么意思，笔者英文水平浅陋，就不献丑了，估摸着就是什么鼓乐器编配专家什么的。仨儿还是女摇滚乐手姜昕的现任老公。刘张两人在现在的中国乐坛均是知名的打击乐手，打击乐手可不仅仅是会打架子鼓，通俗意义上讲，基本上各种鼓、敲打起来带响的乐器都可以称之为打击乐。有朋友问那扬琴算是打击乐吗？笔者郑重的告诉你那是民乐，具体来说是弦乐，跟琵琶、二胡、三弦、阮是同一大类的本土乐器。贝斯手后来换成了刘君利，现在也是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在北京也有一家爵士乐酒吧，似乎影响力没有刘元的CD CLUB大，原贝斯手巴拉什不知是不是回国去了，自此杳无音讯，不像艾迪到现在还是崔健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笔者分析认为，因为两人所供职的是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艾迪是马达加斯加人，巴拉什则是如假包换的匈牙利人，这就涉及到一个工作关系或者合同编制的问题，艾迪可能真是雇员，也就是临时工，但是巴拉什就真有可能是正式职员了，属于体制内成员，当然了，肯定达不到参赞、大使那个级别，应该是个低级文职人员，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搞音乐，或许是某一天他的祖国传来召唤说巴拉什你驻外工作期满可以回国了，巴拉什就回去了，相反艾迪就没那么多限制了，不是匈牙利人，没正式编制，职务没准就是个司机或者大厨，合同到期了就留在北京了，一直到现在二十来年了，依然是老而弥坚。乐队键盘手是庄飚，这个人背景那是相当深厚了，他爸就是著名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也是中美乒乓球外交的排头兵，就是庄则栋在大巴里把一块杭州织锦送给了来搭便车美国运动员科恩，继而打破了两国外交坚冰，这一举动在当时国内还处于文革时期的背景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如果说没有有关部门或领导的首肯，我想庄则栋即便是再古道热肠也不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当筹码的，后来庄则栋回国后任国家体委主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退下来，还被关了好几年审查才放出来。庄飚的的母亲是当时著名的钢琴家鲍慧荞，著名到什么程度呢？在1956年，时任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到访中国，在有周恩来总理作陪的音乐会上就是鲍慧荞弹奏的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代表作《降B小调谐谑曲》，一般水平的组织部门能让他上吗？所以庄飚打小的生活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四岁开始练琴，当然是电子琴，钢琴太高够不到，而电子琴和那时候乐队的键盘基本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键盘手需要对编配熟练一下，作为著名女钢琴家的鲍慧荞定然是把看家本事都教给了他。尽管四人帮倒台后家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父母也离异了，鲍慧荞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姐俩带大，可以想见，庄飚还是吃了些苦头，或者是对孩子过于溺爱，庄飚上了高一就因叛逆、捣蛋被学校开除了，在社会上逛荡了两年就加入了ADO乐队，笔者认为他加入ADO的时间应该早于崔健，即乐队成立之初就在那，崔健是后来的。到了1990年2月，在北京工体号称中国的首届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上庄飚还担任了最后出场的呼吸乐队的键盘手,那场演出崔健和ADO也参加了，不知是谁顶替的庄飚。后来庄飚的老妈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了，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然后拿出了2200美元要他出国，2200元啊，那可是美元啊，那时候可是一笔巨款啊，估计是鲍慧荞很大一部分积蓄，庄飚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乐队，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历史悠久的李斯特音乐学院求学。那时庄飚26岁，为什么这么巧合去了巴拉什的祖国呢？笔者猜测，巴拉什可能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之后乐队的键盘手短暂地由王勇（古筝部分均由此君演奏）担任，后来是臧天朔，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俩人不是那时不倒翁和1989乐队的人吗？咋还跑去ADO了，这就跟那时摇滚乐队的松散解构有关系了，用句恰当的成语形容就是方兴未艾，影响力不是很大的时候，所以所涉及的经济利益自然也就很少，不是每个乐队都那么忙，所以品牌意识也比较淡薄，不像之后很多乐队火起来之后换个人都得发表声明某某因某某原因宣布离队，新任某某手为某某某，就是说这人走了，以后跟我们没一毛钱关系了，他也不能用我们的幌子去发展了搂钱了。差不多就是这意思，跟钱有很大关系。王勇和后来的臧天朔的加入就纯属崔健的个人关系了，那时候圈子里人可能都觉得ADO就是崔健，崔健就是ADO，缺人手了，去帮个忙，反正自己个儿那也不是太忙，没什么鸡巴事。因为早就认识，都是圈子里的人嘛。即便是号称在崔健乐队了当了10年贝斯手的张岭也不是说就是固定人员，张岭还可以自组一个爵士乐队，或去迷笛学校当当老师什么的。93年的时候，臧天朔还和崔健共同出演了国内电影史上被禁电影最多的没有之一的导演----张元导演的《北京杂种》，当然这部实验电影也毫不意外地被禁了，笔者首次观看的时候，朋友告诉我说那是中国第一部地下电影，笔者毫不犹豫地信了，因为那画面实在是太灰暗了，让我天真地以为凡是这种画面是灰色调的电影都是地下电影。其实呢，张元也是崔健的歌迷，大学时候就迷上崔健了，估计家里也是条件不错，阴差阳错的，有点钱，拍了部电影，把崔健、窦唯、臧天朔这些老炮们都捎带手似的把第一次奉献了。乐队08年左右的成员为主唱、辅音吉他崔健、管乐、和声（如小号、长笛、单簧管、萨克斯风、唢呐等）刘元，主音吉他艾迪。贝斯、和声刘玥（资深JAZZ音乐人）。鼓手、和声贝贝（此人资料甚少），打击乐鼓三儿（张永光，前文提到过，这里面指的打击乐是除了打架子鼓以外的全他干，比如摇铃、沙锤、或许还有那著名的大汽油桶），键盘手夏佳（女的，JAZZ圈内知名音乐人）。多少年了，崔健、刘元、艾迪三个人还是义无反顾地拧在一块，任凭其他乐手换了又换，老哥仨依旧是老哥仨，不离不弃。

　　笔者这段所要讲述的是崔健音乐道路上的发展和他身后的时代氛围，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观点来解释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摇滚乐方兴未艾到蓬勃发展再到如火如荼那个阶段，必须要把时代背景放在后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现在那些摇滚老炮们基本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人，尤其是68年到72年这几年出生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很多老牌摇滚乐队的主唱几乎都是这几年生人（当然丁武是个例外，他是62年生人）。崔健是61年生人，几乎比这些人大了一旬，什么概念呢，代沟问题，也就是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决定要改革开放时，崔健已经18岁了，历经了整整十年动乱，估计文斗武斗都见识过，或许还当过某派系的红卫兵，或许也参加过批斗大会，十年动乱是在法律制约无效的情况下人性丑恶最原始的体现。人往往一辈子都不一定见到的事他都见到了，一辈子都见不到的事也见到了。后来社会上又出现了个体户、停薪留职、下海、离婚热、出国热等热门词汇，行动上的解放必然投射到精神领域的解放，当然文艺思潮的解放也就势不可挡了。处于心智成长期的崔健在这之后逐步形成的解构精神在摇滚圈里都显得那么卓尔不群，对这个社会慢慢形成的看法往往体现在他在摇滚现场的念白里，也往往比68到72出生的摇滚乐队vocal要更具牺牲精神，这在他与尼采研究学者周国平合著的对话体的《自由风格》里体现得更加具体。如果说崔健有师承的话，ADO乐队就是他的师承，两名外国乐手带来的雷鬼、爵士、蓝调音乐，对崔健的音乐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点崔健本人也深以为然，脱胎于ADO乐队的他的第一盘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几个乐手的结晶。关于乐队领导权的问题，笔者认为，以崔健的性格绝不可能是被领导者，崔健和刘元是以加盟的形式加入乐队，而刘效松和仨儿又是ADO的发起人之一，他们又和崔健、刘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名国际乐手尽管对乐队的风格和创作影响很大，但崔健、刘元的加盟带来的压力冲击力显而易见，在这种均势状态下，一个乐队很可能被两种力量割裂开来，再后来刘君利、王勇及臧天朔等本土力量的加入使整只乐队迅速倒向崔健，从后来崔健乐队的独立发展和ADO的籍籍无名来看，崔健终究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虽然喧宾，而不夺主，以后崔健多次携ADO乐队作为自己的伴奏乐队，以至于被称为崔健的御用乐队。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ADO在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存在自由度的。一直到1996年ADO正式宣布解散，他们也只公开发行了一首单曲《我不能随便说》，被收录在《中国火I》专辑里面，歌声里艾迪那略嫌沧桑的拗口中文在欢快的节奏中还是很耐听的。这里要对所谓雷鬼音乐做一些技术性阐释。雷鬼音乐兴起于60年代的中美洲国家牙买加，是牙买加本土音乐融合美国新奥尔良等地黑人音乐（也可以理解为爵士乐），糅合了节奏蓝调和美国流行音乐元素。后来又传播到欧洲与当地的本土音乐再次融合，形成了雷鬼音乐的欧洲风格。雷鬼音乐歌词通常会表达为某种诉求，来自欧洲国家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的两名乐手带来的新鲜音乐资讯无疑会让崔健感受到一种异域文化的冲击，而歌词的诉求表现上也格外明显，我们仔细去看崔健的音乐也明显有这种人文诉求，落实到歌词上我们会发现他的大多数歌词是这样的：你、我、你、我，或者是我、我、我、我，或者是你、你、你、你，或者是你你我、我我你，或是提问式的或是陈述式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他的歌词明显带有雷鬼的形式。同时刘元、以及后期加盟的张岭、夏佳、刘玥等资深爵士乐手也给崔健乐队的风格凭添了更多爵士乐风格，萨克斯风、小号、古筝、甚至汽油桶的使用无疑更丰富了很多歌曲的音乐养分。这也是崔健和他的乐队作品独特风格的标志之一。

　　中间为匈牙利贝斯手巴拉什，左二为马达加斯加主唱艾迪，右一为崔健（手里拿的似乎是小号）右二为萨克斯手刘元，左一为鼓手仨儿（张永光），这是ADO乐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背后是红旗招展的天安门。

　　崔健是摇滚之父，按照逻辑来讲是不是还存在摇滚之母，摇滚之子摇滚之女之类的，很遗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说法，如果要把除崔健之外的所有摇滚乐手都称为摇滚之子，那么一向标榜特例独行、决不妥协的摇滚人们可能都不会认同，凭什么就成了儿子辈了？但多数人还是认可崔健在摇滚乐发展的先驱地位，前文说过崔健的年龄和阅历优势当然是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崔健还是比较适合摇滚教父这一称谓的。89年由王晓京一手策划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彻底把崔健唱红了，当时在圈内炙手可热的人物，94红磡演唱会张楚的主音吉他手、原呼吸乐队主音吉他手曹钧就说：看来以后只有崔健之后了，我只能安心去教吉他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在电影《阿凡达》火了之后，有影评人就说以后只有《阿凡达》之前和《阿凡达》之后了一样，是有那种划时代意义的。而演唱会的策划人王晓京在演唱会结束后立马被叫到有关部门问话。由此可见那场演唱会的影响力有多大。说起王晓京，他是被认为是崔健的首任经纪人，在圈内也是个传奇人物，笔者穷尽各种方法也没能查到此人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在百度文库里说他是崔健的发小，崔健是61年生人，王晓京估计也差不多，长大了开出租车，然后当了修车厂的老板，后来崔健要在北展开演唱会，就是那《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89年的事，崔健就问他修车赚钱不，王晓京说还行，崔健就说来帮我忙吧，王晓京就去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赚的确实也比修车多，然后90为亚运巡演也是王晓京一手操办的，人脉看来还是很丰厚，组织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看照片，长了一脸的浅麻子，戴着个金边眼镜，长相实在是没法恭维，但这个人在当时、或者以后一段时间在音乐圈甚至是演艺圈都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号称国内第一经纪人，可能有的人对他的印象也就是从女子十二乐坊才知道有王晓京这么个人的，其实在当时王晓京在京城的能量是相当巨大的，指南针乐队的原主唱罗琦从南昌赶到北京就是签在王晓京旗下的艺人，再后来罗琦在酒吧被人捅瞎了眼睛，罗琦用矿泉水瓶子把掉了的眼球装里面拿去找王晓京让他去摆平这事，王晓京说你打架是你自己愿意打的，这事管不了。其实呢，王晓京想管也没法管，捅瞎罗琦眼睛的那人来头也不小，坊间传说是某将军的千金，你王晓京能量再大，部队的事你能管得了吗？后来王晓京由又联合起来当时几个著名的词曲作者，比如三宝等人，垄断了作品市场，大有想让谁红就想让谁红的地步。坊间传闻那时候好多歌手都在王晓京居所附近逛游，一见面就装偶遇，套近乎，言必称敬仰，最后总得引到能不能唱你们一首歌这个话题，所以说那时候的王晓京就有想潜谁就潜谁的实力的，丝毫不亚于现在那些导演什么的。但是具体潜没潜过，或者是潜了然后潜了谁，笔者不能在这胡乱说。王晓京还负责制作了《摇滚北京》系列专辑，收录了很多乐队的作品，对国内摇滚乐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亚于魔岩文化的《中国火》系列。崔健的第二任经纪人是陈戈，当时上北大时候就是崔健的歌迷，那时候的北大有个崔健的铁杆粉丝团，陈戈就是其中之一，陈戈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留学回来后又把处于被禁演状态下的崔健推介到北美几个城市和学校去巡演，后来两人在商业化运作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很久，两人最终也因此而分道扬镳。坊间传说，当时陈戈已经跟一个洋酒厂商谈的差不多了，甚至一些细节问题都敲定好了，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崔健还是放弃了，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崔健坚决不同意把他的头像印在洋酒瓶上，合同金额是500万，这数目在现在都不算小数目，何况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因为崔健无法忍受自己的头像被那些推杯换盏的人捏在手掌上，这些钱就打水漂了。还有一点就是崔健对电视这个媒介特别抵触，因为做电视节目宣传效果一点也不比演唱会差，特别是在一些影响力很大的电视台或者电视节目，但是上电视节目就会缺少现场感，特别是要严格服从导演、制片，因为这些导演制片为了达到好的播出效果往往会要求歌手假唱，也就是对口型，但这点崔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再一点，崔健就是所有演唱会崔健基本都是压轴出演，自己的演唱会或许前面会有几个热场乐队或者歌手，但是整个演唱会崔健都必须是主角，崔健无法忍受自己不是中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崔健对上电视节目很抵触，但是陈戈认为你要提高知名度、加强吸金能力、吸收更多受众，电视是个必要的载体。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其实归根结底，两人之间的心结是到底要不要过度商业化这么一个争论，陈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深谙市场运作的规则，崔健呢，有自己的坚持，他需要商业化来维持整个团队的开销和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但要不要过度商业化他心里还是犯嘀咕的，为了赚钱就丢掉坚持他真的做不到。从2000年的反盗版运动到2002年开始的宣传真唱运动巡演，崔健都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谁也别想染指心中的那片处女地，就连演唱会上观众要求唱场熟曲，他都不作理会，总想唱些新作品，他觉得，一个歌手总不能停滞不前靠那么几首歌过火吧，非得跟自己过不去，也跟观众过不去。真唱和反盗版两件事虽然掀起了一阵波澜，但到现在看来都是无疾而终，现在还有几个在卖盗版磁带和CD的？都在网上听了，不叫盗版，叫D版。真唱在各种晚会上依旧没有市场，假唱还是大行其道。所以说，你可以有理想，也可以有梦想，但你不能拿理想和梦想去换饭吃，重要的是要活在当下。在这一点上，崔健一直和自己较劲。到现在也是这样。崔健的第三个经纪人是尤尤，到现在也是她，一个当初只有24岁的女孩子，在一场演唱会后毛遂自荐找到崔健说：你现在有经纪人吗？崔健说没有，尤尤就说：你看我当你经纪人行吗？崔健看了看她，然后说行。尤尤在当今的摇滚圈内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谁都能混个脸熟，人际关系打理的特别好，对崔健的各种演出事务有极大的帮助，崔健也特别满意，当然这也并不能说尤尤就是崔健的最好的一任经纪人、崔健没有看走眼什么的，王晓京业务能力差能帮他把那《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开起来吗？被叫去谈话还能全身而退，能量何其了得？陈戈没点本事能让老崔跟他去美国好几个城市和高校巡演吗？几个经济人的能量、能力都不差，其实变的是崔健，用某乐评人的话来说就是崔健已经不再站在舞台中央了，笔者要说的是，崔健可能都不在舞台上了，就连一代天王周杰伦似的人物都不在舞台中央了，崔健很可能都去台下当观众了。观众的口味是不以崔健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迎合了主流市场，谁就站在舞台中央，摇滚乐这个东西，从94红磡摇滚新势力演唱会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是个转折点，到现在20年都过去了，摇滚乐的影响日渐式微，现在站在舞台中央的都是那些选秀节目如《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星光大道》里出来的歌手，当然还有神曲《小苹果》。这20年来，崔健也逐渐意识到了，也许他不肯承认，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他趋于妥协了，妥协这个词，如果崔健本人看到肯定会相当不高兴，但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心态渐渐地平和了，知道哪些事情是无法强求的了，他如今再一次振臂高呼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响应了，他知道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点笔者也非常替他惋惜，并不是说老崔你唱不动了，而是时代变了，你无法抗衡时间的侵蚀，无法抗争命运的无常，更无法抗争更多的人去听别人的歌，这是一种无奈，真的无奈。但是老崔还没有退却，只是在较劲中打起了鼾声。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一个人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直玩音乐走到今天而且还丝毫没有要隐退的意思，还多了几个称谓诸如：导演、演员、作曲家。这个能折腾劲一般人都赶不上。近期崔健导演的作品《蓝色骨头》也终于和广大观众见面了，一部雪藏了两年之久的片子，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搬上银幕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上，据说原因是涉及敏感话题——林立果选妃。还算好了，其实崔健执导的第一部片子至今还未公映，搞得投资人很不愉快，崔健更不愉快，似乎命运又要来个轮回，好在这个轮回不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