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组内容和观点相近的文章，其重点是在揭示亲西派在这些年里是如何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的行为在前几年还看不太清楚，但到了现在，事实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如果在前两年里，我们的编者按还在含含糊糊地说，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了。中国近些年里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质上已经是在卖国了。这一倾向如不坚决揭露和制止，人民的损失就更大了。如果说中国的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在改革开放之初和中期还具有进步性，那么到了今天，他们已经走向了极端，已经成了威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险群体。这一点不能不向社会明确说明。他们的经济路线的最大错误是：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同时，即在人民币潜在大幅升值的时刻，廉价出卖国家资产产权，使中国的经济资源廉价外流。如果说仅仅是在政治路线上靠拢西方，倒还没有多大危害，但在经济利益方面如此出卖，人民大众便不答应了。]
官僚买办阶级是如何在出卖国家利益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周尤清：《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杨芳洲：《统一强化国家意志
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 左大培：《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春节最受欢迎的小品：《大妈炒油记》
欧阳君山：《次贷危机是必然的》
会议纪要：《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刘国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随心行：《引导人类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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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 09:26: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二部 周尤清
&&& 我们认为中国的30年改革已被利益集团、官僚买办阶级所劫持，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所谓的改革已经背离了国家的宪法和党章，与广大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因而导致了空前绝后的腐败，贫富差别日益加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前国家领导人由于激进的右倾政策而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应该向人民道歉！反省！请你们转达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重新变革的呼声！国家再这样下去，将毁于这批所谓政治精英、垄断精英、知识精英这个铁三角的手中！
&&& 我们希望你们发挥作用， 让胡温听听下面的民情，中国需要变革！人民支持胡温的变革！
发件人："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 14:46: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统一强化国家意志、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统一强化国家意志
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一．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利益的损失最终都要转嫁给国民承受，因此，国家利益乃全体国民之最大最高公共利益，她只能靠具体落实的国家意志去有效维护。国家之所以要有意志，也正是为维护其利益。国家意志体现为强制执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完备的政府机构职能及监督系统，尽责爱国的政府官员等，及所有这些要素环环相扣有机结合。如国家意志的哪一环节出现断裂缺失，不能使其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利益领域，则该方面国家利益必受损失。因此，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她需要有行政组织系统和官员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两方面共同维系。（适当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助于提升官员的责任感。）
　　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意志或地方政府意志，因其所维护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同，而常常与国家意志相冲突。因此，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要求，是任何国家军政大权须集中的合理性所在。（即使民主国家，总统和军队统帅也必须是同一人。）
【郑现莉注：我国目前在政治层面面临的主要也是这两个问题：地方政府分权过大，导致基层政府腐败和国家政策执行上的各自为战；在中央一级则是国家权力部门化，本该用于维护国家及全体民众利益的国之利器被小集团所私有化】
　　二．国家意志在安全和法制方面的缺失造成我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损失
　　所有的国家利益领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国家安全利益乃国家利益之最集中体现，是最高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失必导致国家总体及各方面利益的更大损失，如人体免疫系统受损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国家实力（包括软实力）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方面国家利益都是国家总体利益之组成部分，因此，也都是国家安全利益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是总体战，它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个方面。
&& 【郑现莉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总体战”就已经成为大国之间国力竞争的基本战略，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如资源的自给自足、完整的产业体系等；也包括国民在精神上与国家总体目标一致性的程度，国民越是高度团结一致、自觉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国家实力的增长从而国民个体的幸福也就越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方面日本最为典型。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国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但恐怖的力量平衡并不能阻止战争由以产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因此各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冷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全面渗透和破坏）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残酷更加激烈。其中美国以思想文化渗透手段成功分裂瓦解前苏联，及以经济战成功制造了俄罗斯1998年的经济灾难，堪称其运用冷战渗透手段彻底打垮了（不可能在军事上被打败的）超级大国的典范。国家间各种冷战手段从来都是结合一起使用的，因此，国家安全问题早已突破了其传统的军事、外交、情报反谍等领域的局限，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当今几乎任何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关系到国家实力的消长，而且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会是对手冷战渗透的目标。
　　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却恰恰在国家最大的安全利益方面缺乏战略家的深谋远虑，陶醉于大国实力虚幻的安全感，既在军事领域掉以轻心，以“二十年和平环境”为前提设计改革开放（却忘了和平要靠战争实力来维护）；也在非军事领域DD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安全防范等诸方面全无戒心，对外部渗透、分裂、颠覆、破坏，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九十年代以来不仅外患威胁严重，而且各领域遭严重渗透之恶果也日益表面化，如毒瘤烂于内而溃于外。
&& 【郑现莉注：20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向我国输入诸如“私有化”、“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为手段，成功地使我国从一个具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转变成了他们的经济附庸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方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人辛辛苦苦在厨房里面忙碌着，只是在餐厅里为西方国家准备好了美餐。也即，我们用几亿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和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制造了大量廉价商品供别人享用，换回来的只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甚至连纸都没有，只是电脑中的一串数字而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以黄金价格计算美元已贬值了近30倍，使我们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换回来的虚拟财产已大幅缩水。】
　　对外开放无疑有利于外部渗透，因此防范措施必须相应加强，以适应形势变化。而我却于改革开放之初将国家安全机构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安全部门与社会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安全机构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在“友好”交往掩饰下全方位的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无异于对外部渗透敞开国门。
【郑现莉注：从此意义上看，将俄罗斯带入灾难深渊的叶利钦，所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选择了出身于“克格勃”的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市场经济最重要之条件乃法制环境。并非有益于社会之正道才可挣钱，造假币、坑蒙拐骗、贩毒、贪污、贿赂、抢劫等歪门邪道也能发财。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损害社会谋利之途，社会成员才能在其谋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以等价交换方式增进社会利益。否则，无法纪维系之商品经济必为灾祸。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础及维系法纪的监督机制，各级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郑现莉注：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积制定的法律法规已近10万部，但我们距离一个伸张正义的“法治社会”好像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买办集团。我之腐败为外部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外部渗透则也充分利用了我之腐败，内部腐败与外部渗透因相互强化而加速发展。法制缺失及国家防渗透机制弱化，此改革开放两大先天漏洞之结合，如二蚁穴能溃千里之堤，导致日后最大麻烦DD国家各方面被严重渗透，大批官员被外国势力收买而形成买办势力。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日第8版）
【对我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也有很多是其直接出面促成的。最近的中美战略对话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方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对外资开放比例由目前的25％提高到45％，而美方自己的金融机构，却将外资持股比例严格限制10％以下。】
　　我众多官方学术及政策研究机构早就公开接受来自境外的赞助，正是这些（使其境外“投资者”满意的）大量理论分析研究为我国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着决策意见。我许多高官、学者的亲属也在（境内外）外资机构担任要职或享受外方为其提供的留学和就业等方面种种优惠。这种变相贿赂从未受到官方禁止。
　　现我遭严重渗透之膏肓内疾，外溃于社会之表，已呈各领域万千乱象。
　　三．经济利益的惨痛损失DD财富利权外流如割破动脉难以抑止
　　在被全面渗透的环境中，我经济领域因国家意志严重缺失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经济安全、尤其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硬实力之消长。如此巨大国家利益领域却如无主田园，任他人损毁攫取。（以下关于我国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在《买办化道路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威胁》（中篇.中）里有，如看过该文的网友不愿再看可跳过此段，直接看第四部分）
　　如：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自弃经济主权，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因此而造成了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DD彼知我而我不知彼，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及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DD仅我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注1]。
　　2005年，银监会负责人自弃金融宝贵的一年准备期而提前接轨，使我将在台海危机的关键时刻面临国际金融资本可随时对我金融洗劫的严重局面；现在又自弃银行业开放应相互对等原则，意图再度提高美国等西方银行在我国有银行的股权比例，利其轻松控股。
　　又如：央行及金融管理部门多年来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支撑了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对我资产造成极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不仅买美政府债券，不而且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的次按抵押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我还因此而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产生出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我之财富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
　　还有：我金融管理层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要取消外汇管制，推出股指期货。尤其可怕的是最近又推出了根本无法监管的新金融衍生品DD互换，神不知鬼不觉就可造成巨额财富流失[注2]，使我金融及整个经济安全形势危若累卵。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DD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3]
　　再有：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但央行及金融管理层却放弃了追逃巨额坏帐的工作，将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4]，却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现我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已被西方金融资本紧盯不放，很可能成为我今后又一巨大财富流失源泉。）
　　对于股市，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使国际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为渊趋鱼”，引导资金流向境外（实际上是去支持美元），并且配合国际投机资本再次低位坐底的企图，以政策打压股市。
　　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海外上市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当初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中石油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DD见《京华时报》文章《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作者：张艳）
　　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
　　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发展建设招投标方面，由于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我损失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利益也十分巨大。
　　如：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国际市场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又如：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致使“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之后在美国施压下，2004年“中国大豆采购团”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因此而破产，四大跨国粮商趁机大规模兼并，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加工总量。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大豆种植面积下降一半。再现了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注5]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这种状况现正在改变，国家已决心自主研制大飞机。）
　　铁道部自2004年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注6]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当时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日本从未放弃过分裂渗透颠覆瓦解中国的企图，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国家工业基础因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而遭近乎毁灭性打击
　　如：骨干国企所支撑的我国工业核心技术系统及其研发能力是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军工基础和工业技术精华。自从2000年底我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后，这些与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就再没有能具体落到实处的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重大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毋庸讳言还有买办官员及其身后的外国意志）。
　　被中央财政以高增值税率转嫁了经济损失因而只顾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为解决其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可以卖掉任何抓得着的东西。于是就有人借“国企改制”之名，以“地方利益”这个唯一可在地方首长面前摆到桌面上的“最高准则”为理由，谋取以“地方利益”为精美包装的买办私利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利益。
　　然后便出现了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DD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外商巨头为实现对我产业的垄断，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7]。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半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注8]而我们恰恰是在此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失去了惟有国家意志才能坚守的底线。
　　以上这些只是举例说明，实际情况远比这些更严重。
　　由于在经济领域已形成难以遏止的财富外流，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国际投机资本的金融洗劫，但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严肃法纪，制止住官员卖国造成的财富持续大量外流，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经济崩溃的厄运。
　　四．经济利益的严重损失集中反映了我各领域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性恶果
　　我经济领域国家利益所受重大损失，反映了国家意志缺失的严重程度。如此普遍性的严重恶果，显然不会只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各方面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结果。这其中直接反映出众多大员缺乏对国家最起码的忠诚，及其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冷漠，这显然既有思想文化渗透造成的观念问题，也有利诱威胁收买贿赂等人员渗透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当大量官员卖国时却无上级负责人和机构制止而任其发展，这既有国家机构职能的严重漏洞也有大权在握的高官渎职，除我们工作严重失误外，本应体现我国家意志具体化的机构职能，其严重缺失状态因受益者为冷战敌国，因此不能排除外部政治渗透的原因。
　　五．意识形态领域国家意志因遭渗透而正在瓦解
　　我思想文教领域也是遭渗透之重灾区。从大量形形色色奇谈怪论及其文艺作品中可显见其内在目的：即彻底瓦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意识。为此不惜血本深功力图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之民族自尊心及其道德根基，颠覆我们（崇拜民族英雄憎恶汉奸卖国贼）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改变我大一统之国家民族意识。凡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国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彻底否定。凡是中国及人类所不齿之见利忘义，龌龊卑鄙，叛国卖祖，甚至乱伦、同性恋、换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励之列。总之，是要以汉奸买办下流文化来彻底颠覆中国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
　　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之有计划思想文化渗透，正在产生效果。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从英雄人格品德正义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虽还未被彻底颠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乱，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中国人及其民族精神为耻。以至于胡主席亲自提出八荣八耻以正视听，维护健康价值观。
　　总之，因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具体意志缺失，国家利益（软实力）所受损害十分巨大，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并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当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也足以导致国家因其民族魂魄瓦解而四分五裂。
　　六．政治外交等国家最重要领域被渗透最为严重
　　我政治状况及国家机构之设置总是弊端丛生，不利于我而利于居心叵测之国。在内外环境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我们也长期不能形成党政军真正的一元化领导，以统筹安排平战事宜，并协调落实各方面国家意志。而是政出多门，互相挚肘。有人说这是“民主”形成权力制衡。此言谬矣！此非民主，（因其与民权毫不相干，）而是权贵多头政治。
　　凡集权体制国家，如无外部势力干预，权贵多头政治一般不能长期维持，三架马车总要趋于一架马车。若集权体制中权贵多头政治得以长期维持，则多为外部势力有意助之，以从中渔利。如晚清太后垂帘，如民国军阀割据，皆徒有“集权”虚名，而无集权实效。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状况，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此种政治结构向为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此内奸卖国之天堂，他国谋我之乐园，谈何严明法纪？此秦灭六国政治渗透之首计也。（战，则其有内奸弄权，猛将安能立功？和，则有其买办卖国，何暴利不可得？）
　　因权贵多头政治非集权体制之常态，而是有外力介入之暂时平衡，因而也是一不稳定政治状态，外国势力既需要权贵互相制衡而无法集权肃政安内御外，又要使其内争不止以乘隙利用。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只顾损国媚外以助其内斗，却不虑覆巢无完卵，大厦将倾不思匡扶加固，却都觊觎此危楼中虎皮交椅。如外人玩偶而贻笑天下，效卖国巨奸而遗臭万年。
　　我今政治体制多核心之弊，最有利于觊觎之国，岂能无外力有意平衡维系？我国经济早由满足内需为主而演变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之廉价商品供应国，所挣外汇也大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甚至垃圾债券）以支撑美元。我之政治现状不仅使最高领袖清除腐败之雄心退为“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之无奈，而且面临外部严峻战争威胁，生死存亡之际，至今仍不能统一思想和步调。大政方针仍沉迷太平世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珍惜和平发展机遇期”，皆无备战气氛。军事斗争似乎也只是军队一家之事，政府部门不仅无“总体战”之起码配合，而且还搞出许多咄咄怪事。
　　如：许多担负重要军工任务的骨干国企被外资兼并，很多与战争和国家安全重要相关产业核心技术被敌国控制，扼杀最有希望的民族技术产业而将市场和政府采购巨资资助敌国，以及金融和经济部门内外勾结造成严重财富利权外流，甚至不惜造成自己严重经济灾难而以成千亿美元去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等等。
　　又如：官方传媒在我面临战争威胁之严重时刻，却热播狂炒《色戒》、《集结号》等亵渎英烈否定英雄主义的大片，并在部队官兵中广泛放映。对国家安全利益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我有关部门对外部渗透和汉奸“第五纵队”之破坏更是麻木不仁，至今鲜有官员因卖国而受追究，倒常有民众因爱国而遭杯葛。……
　　此内政混乱之忧，非但无助攘外，其凶险却丝毫不逊外患。内忧外患，形成我腹背受敌之双剑绝杀。
　　我外交领域因内政不能有效肃贪除奸，无力自强攘外，而演变为“送礼外交”，“让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员不带大礼（大订单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国访问。大有晚清买办外交之风。
　　七．当务之急应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强化各方面国家意志
　　对如此严重之全面渗透恶果，我们无疑应针锋相对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彻底纠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可能等各方面措施见效后再去完善国家意志。不可能等思想文教领域培养出爱国官员，及腐败情况彻底解决后再落实官员的爱国心问题。在目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外有强敌可能军事入侵台海，及对我全面渗透阴谋分裂之强大压力；内有严重腐败导致买办卖国引起财富大量外流，使国家经济安全危若累卵；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对我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严重瓦解及“第五纵队”的分裂破坏活动；此三大危险无论哪一方面不能有效遏制均足以导致亡国，更何况此三大危险并存而互相强化交织发作！
　　因此，当务之急是成立高规格之强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统管各方面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问题，既统一国家意志又将其协调具体落实，形成各领域国家机构的配合支持，而不是向目前这样各自为政，互相拆台挚肘。
　　当前，中央为解决国家意志缺失问题而正在组建大部委，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光有国家机构的建立还不足以落实国家意志，若这些大部委高官之爱国心或国家安全意识或责任感淡漠，（甚至以外国利益或全球化为其职责，）则即使有国家机构也仍缺其职能（甚至是负面职能）。
　　正如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所说，“这些人（指金融买办）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注9]（注：摩沙德和哈马斯皆为强力安全机构。）
　　因各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因此，理应有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关注所有方面。既关注解决国家机构职能存在的硬件问题，也考察并解决官员爱国心的问题。（爱国本来就应是所有公职人员首要的从业条件和标准，凡不忠于国家者均不应担任公职，已担任公职者也应解除其职务。这应是国家对公职人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具体体现。）
　　国家最高安全机构的常务及各方面负责工作，应由被历史证明对国家绝对忠诚，为国家流过血负过伤，且对国家安全有着职业敏感的军人担任。并应由全国人大以合适的方式进行监督。
　　当此国家内忧外患形势严峻之时，惟有以国家最高利益之集中表现DD国家安全为纲，方可统一挈领并落实加强各方面国家意志，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否则，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则仍是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国家民族则将因其利益丧失殆尽而彻底沉沦。
　　注1：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2：见张宏良《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注3：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日
　　注4：2005年，银建国际和花旗集团合作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曾被国际投资界传为美谈；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暴料在中国高达900%的投资利润率，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闻名于世的打包收购中国不良信贷资产的“华融模式”。
　　DD见《南风窗》《黑石集团：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文章作者：曹建海（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注5：见中华网日置顶文章《被美国绞杀的中国大豆产业》。
　　注6：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注7：见李炳炎教授《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日。
　　注8：高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注9：同注2。
【郑现莉注：后进国家的崛起有一个必需的政治前提，也即由一个廉洁高效的政治集团，依靠高度集权化的中央政府推行一个连续一贯的国家发展战略。此一命题可以从日本、德国乃至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崛起过程等到佐证。日本、德国都是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原来基于军事分封制的世袭贵族“地方分权”状态，建立了由官僚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韩国在1961年通过一场军事政变，解散所有政党、逮捕几千名“专业政客”，由军人掌控各级政权，强力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才有它后来的崛起。
而纵观我国历史，自从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湘军、淮军集团崛起，地方分权体制初步形成。即使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洋务运动，也是在各地政治强人在互相之间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实施的，这也是其相对于明治维新最终落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及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南中国竟实行“东南互保”，与中央政府的作战对象携起手来维持地方秩序。此后满清中央企图实施新政加强中央权力，但一方面以“立宪”招牌为伪装的地方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另一方面腐败的满清贵族也只会为一己之私运用手中的中央大权，终至将地方势力推向革命一方，清王朝也就随之瓦解。
之后，重新企图建立中央集权者有两人，即袁世凯和蒋介石，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没有经过广泛的底层动员，腐朽的地方割据势力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极为腐朽，表现为其在某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掌握绝对权力之时，他们并没有将之用于底层民生的改善，也没有用于驱逐外来侵略势力，甚至还与之相互勾结。
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崛起的政治前提之人，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广泛底层动员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逐次小妹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在全社会确立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威；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构成了各级政府官僚的主体，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廉洁、高效的动员体制依然在延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也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意识。此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崛起的主观意识，还是具体的运作机制都已具备。所以才有了在短短的不到30年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先进水平并且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一些战略性的失误，困扰中华民族崛起的老问题重新浮出水面。理想主义目标的消退、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底层民众组织化制约机制的缺失，使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支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开始以自身的利益驱动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腐败无可遏制地漫延，精英集团推动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意志丧失。与此同时，在竞赛式的对外开放中，地方势力上升，中央权威受到损害，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以上这些因素都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如此，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如何才能得到维护？殊甚堪忧！】
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按照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定义，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向私人出售其股票，就是将该企业私有化；而一个原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后如果已经将50％以上的股票出售给了私人，该企业就算是“完成了私有化”。根据这样的标准，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化，因为它将国有银行变成了股份公司并向私人出售其股权。
表面上看，这个“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很“规范”，十分合乎股份企业股票上市的程序：各大国有银行首先招股以形成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再将其股票在股票市场中上市。而有关部门为原各大国有银行招股所规定的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条件，也似乎相当“规范”和“合乎国际惯例”，为有权“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所规定的资金和经营资格标准，似乎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
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日的文章“中国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对中国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个统计所列举的数据，最清楚地说明了私有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将张宏良教授所汇总的数据全部摘引在下边：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 我只想给张宏良教授的数字补充一点；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按张宏良计算的数字，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最近正在讨论中国政府今后的医疗保健政策。主张“中国医疗保健事业完全市场化”的人反对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他们所提的理由中最能打动中国政府的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太高。可就是这些一提到居民福利就怕政府开支太高的“改革派”，在向外国资本家奉送中国的国有财产时却从来就不怕中国政府有什么损失。他们怎么就不能算算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的资金又可以为多少中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
为这样的“银行改革”辩护的人会说，张宏良那样的算法根据的仅仅是银行股票一时的市场价格，而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根据一时的股票市场价格计算的出售股权损失是不可靠的。对这种辩护的最好反驳，是对比被出售的股权的售价与它代表的对利润的要求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基本因素是股票对应的未来利润分红的资本化，其计算方法是：这种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股票价格，大体等于该股票的利润分红除以无风险资产的利息率。而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因素计算，张宏良所提到的那些向外资“出售”国有股权的行为也已经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白白奉送给了外国资本。
根据上边援引的张宏良所搜集到的数据和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计算出，在张宏良所列出的对那13个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出售”中，总共有11个银行的10－20％的股权被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其中个别银行被“出售”给外资企业的股权份额还可能超过了20％。
根据前些日子报道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推算，2007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应当接近3千亿元人民币。张宏良所谈到的那11家银行，肯定占中国这14家上市银行利润的绝大部分。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如果按外资占股1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3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23％，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300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6千亿元；而如果按外资占股2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6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46％，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6百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1万2千亿元人民币！
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够说明，向外资出售中国原国有银行股权的售价肯定过低，由此将中国的各大银行的一大部分利润无偿地奉送给了外资，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收入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问题还在于，按照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资金只能算作被它们“收购”的银行的财产。如果真是那样运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由向外资“出售”银行中就得不到任何财务上的好处，向外资“出售”银行连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增加！
如果中国的这些银行真在资金的运营上面临着什么国内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向外资出售一部分股权可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可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银行现在流动性过剩、资产过剩，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名义GDP都过高，造成了直接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市场高度不稳定，需要减少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银行系统的负债和资产，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只会增加流动性的过剩，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不稳定的压力。
就中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造成了使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就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从这方面看也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
还有一个为向外资企业“出售”国有银行股权辩护的理由：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需要补充资本金”。其实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向原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办法很简单：要各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再由政府将财政部发行公债所获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各大银行作为政府控制的股本。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的前提下使中国的所有银行都具有足够的资本金。
总之一句话，在21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国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操控了这场“银行改革”的人其实也清楚这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他们在金融系统内部散布的为这场“改革”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是，这样“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换得一个好机制”。
这种“引进外资持股可以换得好机制”的说法，更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这些搞“银行改革”的人所说的所谓“好机制”，是一种保证银行贷款质量、将坏账压到最低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可能靠让外资持股来获得，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银行更已经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而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自己都制造了那么多的坏账，它们持股中国的银行又怎么可能使中国的银行不发生坏账？让自己的机制都不好的美国银行通过持有中国的银行股权来给中国的银行造成一个好机制，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为什么某些人还这样执着地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越是理性的人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只能求助于爱国者们气愤之余所喜欢使用的词语――“卖国”：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就是为了要卖国！其实，更理智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连“卖国”的资格都够不上了，只能叫“叛国”。“卖国”者是在作买卖，作买卖就要讲价钱。卖国也得讲个价钱，象这样连个价钱都不讲，10元钱的东西以1元钱“卖”出去，那就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叫做叛国。
对那些在网络上声讨“爱国贼”的汉奸们来说，“卖国”、“叛国”都是一份光荣，当然不会是什么可怕的罪名。不过，对于能够参与上述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卖国”和“叛国”大概都还是一个主观上不能接受的罪名。我在这里当然需要交代政策：在中国政府这样的等级式组织中，任何执行政策的人都是无罪的，他们执行的是别人下令要他们实行的“银行改革”政策，当然不需要承担“卖国”和“叛国”这样的罪名。就是那些提出和下令别人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有一些也是由于认识上有错误，从而至少没有主观上故意要“卖国”和“叛国”。由于没有主观故意，这后一种人也不能算是有叛国罪，而只能说，他们非主观故意的行为，起了一种叛国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要实行这样一种叛国的政策，非要进行这样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不管始作俑者为谁，看来他们的动机都可以用高尚全身边的高参杨启先的一句话来概括。有人私下告诉我，那位以“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旗手自居的前高官高尚全身边有一位同样作过官的高参杨启先，此公曾经为这些“改革家”们谋划了极其高明的“战略部署”：要想“改革”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国有银行；将国有银行都“改革”掉之后，国有企业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没法再不被“改革”掉。
据我所知，高尚全和他的同道杨启先口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杨启先的这一番出谋划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家”们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实行那种“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杨启先所指明的那种“战略部署”：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银行。
根据我的记忆，高尚全的这位高参杨启先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表态，坚决支持由国有企业领导或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这极少数人将国有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的私有化改革。他为这样的少数人掠夺国有财产辩护的理由是，这些财产“反正没有给外国人”。从他当时的这种说法看，似乎杨启先这样的人起码还有一点爱国主义，还不想将中国人的财产送给外国人。可是今天，在杨启先的“高招”指使下进行的银行改革却表明，为了打赢“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他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不惜将中国人民的财产、中国的银行股权送给外资和外国人，不惜走上叛国的道路。
总结这场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卖”给外资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我们只需要用、也只能用一句话：这是那些铁了心坚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的叛国行为。坚持并推动这样的“银行改革”的那少数几个人，顽固并执着地坚持他们的私有化理念，为此不惜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走上叛国的道路。
看来在今日之中国，是否反对私有化的理念已经不仅关系到是否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关系到是否爱国、是否容忍叛国行为。那些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最后可能会不惜叛国。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家经济安全中心主任&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学习与贯彻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强调，“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曾副总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其中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旁落，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遭遇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集中体现在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上。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民素质和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尚处于成长期，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自主决策也是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不仅使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威尔?赫顿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般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赫顿新著阐明，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之上的。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非凡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使当今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挑战与风险做了全面陈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与深化，各类利益集团逐渐生成，利益集团通过各类代言人与代理人对相关政府与人大部门的渗透，对政府的决策乃至国家的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开放，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开放成效的衡量标准明确，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的开放早已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开放政策与进程不是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力，而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摩擦的境外压力，或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与诱导下被动开放。正因如此，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开放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身上。这表明我们正在丧失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随着利益多元化，中国境内的利益集团也形形色色。但由于天然基础不同，成长条件制约，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强的超强，弱的过弱。当今，最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包括其在华的各类代言与代理人；二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集团；三是在房地产、信息业等领域迅速成长的民营利益集团。在本人看来，国有垄断集团与民营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兄弟之争，利益分配依旧在家中进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GDP，却拿走了关键的利润，留下的是资源与环境灾难。很清楚，他们是有利争抢而有难决不同当的过客。在西方国家，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境内活动都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但在中国，相关制约与监管长期缺失，导致境外利益集团已经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概括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掌握话语权。跨国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通过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高级职员做咨询师，或通过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影响我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后者则投桃报李，为跨国资本积极代言。如“以境内经济代替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都是中国经济)、“以外资企业接管民族企业可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等早已被拉美国家证明为十分荒唐的观点在中国却大行其道。近年来，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中国的巨额财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国企逐步沦为外企并购的对象。
　　二是直接游说。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恰当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强力公关。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老总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国家与政府领导人，进行政策游说，中国很多政策与规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游说，但与高层近距离接触，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花旗银行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请出了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某大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最终花旗不仅名义持有广发20 ％的股份(实际已经控股)，而且还赢得广发的经营管理权。
　　三是进行诱导。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热潮的兴起，跨国资本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以图在中国的政治明星中培育亲善本国的政治力量。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为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赞助数百万美元，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学者与官员的，由此他们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还可借机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美国正是通过香港新世界组织内地高官赴美培训而积极开展政策引导、思想渗透工作，“港股直通车”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兜售给中国的。
　　四是直接施压。全球化并没有模糊国家的经济边界，跨国资本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多的交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国的经济扩张力与控制力。当东道国难以满足跨国资本利益时，跨国资本便会通过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资本市场巨大发展空间潜藏着丰厚的获利机会。本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 承诺的开放要求向跨国金融资本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且一些开放已经超出了承诺范围。但是，跨国金融资本求利心切，近年来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借机生事，制造一系列摩擦。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早就被明眼人笑谈为“战术训话”，说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只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
　　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且还积极介入中国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包括不当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国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该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资本甚至还直接参与我法律起草。某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迅即就直销立法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反复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直销市场正式开放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占了10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主动权受侵蚀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策受到了严重侵蚀，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领域的纷乱状况)日益令人堪忧。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旁落，战术与战略的误导，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迷信外贸“拉动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代价进行出口与创汇，实际换回的是人家印刷的纸张。如今货币电子化，换回的只是些电子符号。一方面，外汇储备倚重美元，而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等受制于人。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存差数万亿，但由于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即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从而长期给予各种优惠以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流动性严重过剩，国民经济严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迷信“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迷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理念，满足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但市场丢了，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没了，“运十”飞机、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自主创新之路异常艰难曲折。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迷信人家所标榜的独立、公正与科学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证监会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由此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占领并控制了我国审计高端市场。同样是在提高我们管理经验的口号下，某部不仅认同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企业主导中国大城市的商业零售，而且还坐视这些外资企业向中小城市进军。
　　政府的声誉、公信力因此不断受损。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的法人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花旗、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落空，这严重损伤了中国政府的威信。此轮宏观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说白了就是失败)，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调控作用的对象可以获取与依赖境外资源，因此可以无视乃至蔑视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调控政策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已经无多大科学性可言。如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摩根士丹利与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的报告比我们相关监管机构的报告更有影响力，金融大鳄罗杰斯的讲话甚至比我们政府总理的讲话更能调动投资者的情绪。
　　中国正在陷入增长快速、发展迟缓、矛盾凸显的困境。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创造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国家综合力量有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但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人们的幸福指数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能力的同比例增长。这些不仅没有同比例增长，态势反而在不断恶化。在靓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与控制比例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急速上升、资源环境迅速恶化、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牺牲严重以及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不和谐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势必会落入境外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代理人已在拉美造成的“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中。因此，“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是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导致世界性的、可能持续数年的多种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和气候无关，和耕地面积无关，也和粮食生产水平无关。
再发一篇与江涌观点相左的文章：
同一屋檐下：摘掉有色眼镜看外资
《国际商报》记者 李高超 胡鹏&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上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与此同时，关于外资的作用、跨国公司的地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撰文指出，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话语权，影响中国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而且还利用各方人脉，进行政府强力公关，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法定化。通过这样的推论，有人惊呼：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情况果真如此吗？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坦言，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对跨国公司的看法，对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安全的看法都需要与时俱进，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大潮，而头脑还停留在30年前的怪现象。
　　跨国公司也在“悄悄革命”
　　王志乐认为，全球化时代最新发展就是全球公司出现。它的出现逐步改变了跨国公司的生存面貌。
　　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开始出现。那些迅速进入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由于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打造产业链，并形成自己的产业系统，从而得以迅速扩张。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这种效果让其他公司同样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全球市场促使跨国公司迅速地把自己的经营战略从国别战略上升到全球战略。
　　王志乐认为，跨国公司所发生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首先，是销售网络的扩大，继而是生产基地的转移；之后，为适应当地市场要求，研发开始转移；再后来，跨国公司索性把产业链从上游研发，到中游制造，再到下游营销都在全球配置。“比如，IBM公司，它的全球采购中心在中国深圳，财务中心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在菲律宾马尼拉，而8个研发中心中只有3个在美国本土，其余均设在国外。”
　　伴随着这种战略变化，跨国公司原有的以母国为中心，向其他国家辐射的管理模式逐渐被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所取代。地区总部在决策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更为高效的管理模式可以让跨国公司更好抓住机会，有利于其在全球扩张中取得成功。　　要吸引当地人才，在当地取得发展，被当地所接受，跨国公司就必须尊重各国文化，吸收优秀的部分，让自己成为多元文化的企业。在文化多元化同时，跨国公司强化了在全球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逐渐淡化了国籍，强化全球特性，使自己成为全球公司。
　　王志乐告诉记者，这种趋势在10年前就开始出现，而这种趋势也让全球公司与当地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0年前，巴斯夫公司要在中国开发一个项目，该项目将使中国同类产品替代进口，但却受到德国本土某些舆论的反对。来自德国的声音认为，该项目如果设在德国可以解决大量就业。但巴斯夫认为，该项目设在中国才会有竞争力，才会为公司赢得利益。此后其投入巨资在南京设立了这个大石化项目。从这个案例我们发现，全球公司为了自己的发展，有时和母国利益会有分离和偏差，许多利益可能与当地更紧密。”
　　“当然，也有些跨国公司仍然沿用老的做法，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不尊重当地文化，甚至把母国不好发展的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只求拼命赚钱为母公司股东负责，不考虑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但是，由于全球化潮流的发展，这种作法已经为承担全球责任的优秀企业所不齿。”王志乐介绍，全球公司在强调全球利益的同时也在强调全球责任。这正是全球契约出现的原因。
　　据了解，经合组织（OECD）在2000年便推出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认为全球公司在全球发展时有责任承担社会、环境责任，讲信用、作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而全球契约除了将社会、环境责任列入外，甚至将反腐败也列入其中。这种履行全球责任的理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所接受，并付诸实践。
　　王志乐将全球公司在全球战略、全球管理结构、全球责任等方面的变化看作是全球公司这种新的企业形态产生的标志，并将其命名为“悄悄的革命”。但他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对自己的这种变化越来越自觉，但学术界，特别是我国的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从1992年到现在15年间，中国吸引了欧、美、日、韩等多种形态的跨国公司投资兴业，这也让公司在中国这个大平台上展示出各自转型的做法，可以说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变化在中国观察得最清楚。中国是跨国公司转型的前沿。所以我国学界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用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全球公司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在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研究方面自主创新。”
　　当记者向他提出，跨国公司是否对中国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时，王志乐笑说：“去年9月，美国国会要通过一项制裁中国的决议，为人民币升值施压。当时包括微软在内的152个美国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联合写信给国会，反对制裁中国。可见跨国公司也在影响着母国政策的制定。”
　　他还告诉记者，十七大提出，要发挥外资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地区协调等方面的作用。这也让跨国公司看到了发展机遇，现在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都在研究如何适应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告诉我们，他们把十七大的内容向比尔?盖茨作了汇报，并和专家一起讨论，探讨如何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王志乐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人必须有新的全球视野，用新的全球视野看我们面临的定位机遇。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其中之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FDI达近7000亿美元。但是，这些外资的集中投资目标是制造业。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所剩无几。经大致估算，剔除折旧后(折旧率按国有企业7%的最低标准计算)，现在的外资存量不足3000亿美元。有关专家直言：“中国的外资存量实际被夸大了。”
外资绝非“传说中的饿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认为，“2004年以前，中国没有公布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公布的均是实际吸收外资额，其中包括了已经终止运营、撤资和折旧的数量。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存度因此被高估”。
　　此外，黄卫平并不同意因为国内存在巨额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就不需要积极吸收外资的想法。“资金与资本是不同的概念，中国缺少有效运营的资本。”黄卫平说，目前在我国的就业压力很大、技术状况相对落后、企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注重发挥外资的作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来自于外资。而中国国际贸易的持续性大幅增长，其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促进就业增加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千万的新增工作岗位。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就认为：“FDI给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真正商业化的企业经营与运作的管理模式。三资企业，无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日韩企业，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跨国公司，当他们到中国投资设厂和经营时，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外商的这种商业模式逐渐地为本国企业所仿效、临摹、采纳。”
　　目前坊间针对外资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担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资影响金融安全以及外资影响产业安全。但专家指出，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建立在对外资概念的笼统化以及外资在中国整体经济所占地位的错误判断之上的。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衡量一个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多少以及合理规模，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虽然中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看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中国吸引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如果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利用外资业绩指数”及“未来吸引FDI潜力指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在14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排名中，中国的业绩指数值为1.2，名列第47位；潜力指数值为0.251，位居第84位。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吸收FDI的绝对规模较大，但相对规模偏小。“从总体利用外资规模判断，认为中国吸收外资过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威胁是没有依据的。”
　　近1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究其原因，外资利用不当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外资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事实上，外资的主要构成包括两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外国证券投资(FPI)。FPI稳定性较低，具有投机性和易流动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迅速抽逃，会加剧一国的金融波动；而FDI稳定性较高，资产不易转移，具有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
　　黄卫平说：“我国继续大量吸收外资，不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国际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吸收外资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投资，不形成中国的外债，这些外资进来之后基本上都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物质资本，不具有短期游资的投机性，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他指出，尽管中国的外资流入总量规模较大，但由于在外资构成和进入方式方面，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存在显著区别，中国外资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远远高于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才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因此，外资所导致的在其他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现象不易在中国发生。
　　从产业层面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控制和支配上。商务部研究院通过对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及其占该行业的比例，以及该行业内外资企业数量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中国不同行业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外资企业所在的市场是竞争比较完全的市场，并不构成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威胁。
　　“中国入世以后国力增强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了。”曾任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说，“中国谈产业安全也好，行业安全也好，首先是国家政治上的安全，整体上的安全。怎么安全？一个是国力要强大，再一个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龙永图认为，要从战略上保证我们中国的安全问题。“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安全；产业越开放，产业越安全。”
本报记者 李高超 胡鹏&
& 幽默一下
春节最受欢迎的小品《大妈炒油记》
小 崔：大叔大妈，好久不见，股票炒得挺好吧？&
宋丹丹：好啊，那是相当得好！&
小 崔：买的都是啥股票？&
赵本山：都是中石油嘛。&
宋丹丹：不说话还能把你憋死？&
赵本山：我看中石油得先把你憋死！&
小 崔：大妈，我听说中石油最近跌得很厉害啊？&
宋丹丹：假象，绝对的假象！不会下蹲的股票是跳不高的。股评家说了，买了中石化，生活不用怕；买了中石油，生活不用愁。&
赵本山：是啊，那中石油是干蹲不起，啥时候跌停板了也就到底了。&
小 崔：大妈，看您这身衣服应该挺贵的吧？是不是炒股赚了不少钱呀？&
赵本山：炒股没赚，倒是写书赚了不少。&
小 崔：就是那本《套子》吧！&
宋丹丹：那是第一部，相当受中石油股民欢迎！很多股民打电话感谢我让他们避免挨套，有人还给我送面锦旗，上面写着“火眼金睛，避套救星”。我现在正酝酿第二部，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都是平安惹的祸》，股民那是相当的期待。&
小 崔：这段儿大妈好好给说说。&
宋丹丹：签字售书那天，好家伙，红旗招展，人山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沈发展都来剪彩了吗。&
赵本山：股民全搁那儿喊“打倒沈发展！”，跟新中国解放那会儿似的。老沈吓得搁厕所待三小时楞是没敢出来。最后，还是中石油员工有办法，在厕所底下钻一大洞，给接走了。回去就住院了，转院三次都没治好。最后经一美国专家诊断：霉气中毒。哈哈哈哈！&
宋丹丹：笑啥呀？医疗费不都是我出的吗？你说这名人治病咋这么贵呢？我这点稿费全捐给中石油和沈发展了。&
小 崔：大叔，你买的是什么股票？&
宋丹丹：那他能好意思说吗？中国平安！&
小 崔：大叔，您当时咋想的？&
赵本山：我寻思中国平安从149元跌到100元就是地板价了，没想到地板下面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狱，更没想到的是地狱还有十八层！&
宋丹丹：自从那以后你大叔再也不敢笑话我了，最怕听到孙悦那首《祝你平安》，提平安俩字儿就头疼。现在苹果也不吃了,安全门也不走了。哈哈哈哈,都快笑死我了。&
赵本山：笑啥玩意？你闻到汽油味不也吐吗！石头凳也不坐了，炒菜也不放油了。&
小 崔：看来炒股赚钱还真挺难的。大叔大妈，你们在村里好歹也算是名人了，没参加点社会活动什么的？&
宋丹丹：参加了。在一股评报告会上你大叔见一人长得挺像中平安，上去握住人家的手就不放了，口口声声说：“大哥，你千万别增发了。人家增发要钱，你增发要命啊！”&
赵本山：你好？你在那推荐中石油，一个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说啥让我带你去他们那儿检查检查，说免费都行！&
小 崔：看来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大叔大妈，过年有啥打算？&
宋丹丹：还打算啥呀？搁家解套呗！石油套----钢钢的----老他妈难解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赵本山：我整个锣，没事出去敲一敲：平安无事了！
次贷危机是必然的
&&& 我们必须认识到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唯有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次贷危机的学费或许才算没白交，仅仅指责华尔街和中央银行们是远远不够的。――题记
&&& 按：当前，次贷危机幽灵徘徊，引全球舆论竞折腰。然而，太多的分析被繁杂的数据的数据所迷，被偏狭的理论所困，不能够透过现象直视本质，没有光。本文秉承《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一贯思想和风格，再一次击穿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壁垒，提出次贷危机来源于市场经济固有的非均衡特性――贫富分化，消费不足！信贷消费企图弥补不足，但市场经济非均衡特性的大势难挡，所以它只能是我们这个已经“断烈”的社会“藕断丝连”的那一根稻草，崩断是不可避免的――次贷危机就正是稻草的崩断！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真正要化解和防止次贷危机，必须回到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层面。&
[主要理念]
一个经济体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外贸，抑或是央行注资，都是为了民生，为了消费，消费构成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经济体是不是能够持续前行。根据对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投资，尽管只有0.1%，但却被认为是“拐点悄然来临”。
信贷消费抓住了根本。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在形式上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作为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洗礼的经济体，欧美社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体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另一方面，信贷消费也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提供了泄洪口和赢利渠道。
信贷消费的确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的崩断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都不能挽救这一点，有时候反而会使崩断更快发生。这不是信贷消费自身决定的，而是我们这个称之为市场经济的游戏决定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