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与美食更配”在泉州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趁着夜里的些许凉意，约上亲朋好友一
48小时点击排行榜观《高山下的花环》——比《芳华》更写实，更深刻的电影
《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一开始并没有理解这个电影名，直到最后镜头拉长，在高山上，军烈家属离开墓园，军长行起军礼，那一排排花环下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荡漾在时空，烈士们虽已去，但仍然驻守高岗，守卫国家。这也许是这部电影突出的一个主题吧，令人心中充满了无限敬意。在整个观影过程中，自己也数次流泪，为剧情、人物刻画而感动，同时，也生发几多感慨。
电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的是战前九连的生活状态和指导员的适应阶段，第二个部分为战争环节，重点突出了几位英雄人物和指导员人物的转变；第三部分为战后，国家对军烈家属的抚恤慰问和细节刻画，突出了时代问题。
在第一部分，靳开来（排长）是一位心直口快，做实事、正直、有正义感的人物，但是喜欢gossip（嚼舌根），由此，不受领导待见。梁三喜（连长）是一个正直、关心连队上下，但顾忌太多的人，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还有这两个人都是从农村来的，身上印着浓厚的质朴精神。指导员赵蒙生是一个高干子弟，一开始在军政部做摄影记者，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是一个自私、没有责任感的人。在第一部分，三个主要人物中靳开来和指导员之间有冲突，源于靳看不惯指导员的工作和生活，因为指导员的心思根本不在连队。也正是如此，放心不下的连长，凡事都细致观察并陪同着指导员熟悉连队，几番推迟自己回家的行程。待前线紧张之时，连长最后不得不以家书形式告知其妻玉秀无法回家了，这为战后军队慰问、官兵欠款以及连长遗书等情节埋下了伏笔。
在第二阶段，战时告急，指导员终于收到了调动令，但这时被连长知道了，因为连长恰好接到了一个上级打来通知指导员的调动事宜的电话。为此，连长十分愤懑，算是看透了指导员，但是又表现出了沉着冷静和智慧的一面，他激情地向指导员表明了指导员面临的选择，要么去往战场要么逃避战事。尽管指导员早已有自己的选择，但是经指导员一批评和指出，他明白了在战争面前当逃兵的后果。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耻辱是不可接受的。而且还是已经被官兵们普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已无多少威信可言。因此，高干子弟和农家子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在这里，至少前者还可利用权力逃离战争，尽管为人所不齿。但是农家子弟是没有选择的。最终，指导员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决定留下来和大家一起面对战争。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也是一次人格升华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在之后的经历中，除却了懦弱、逃避的性格，变得越来越英勇、也越来越令人尊敬。
在大家准备到前线去时，喝酒的场景是一个亮点。大家都在互相敬酒，指导员拿出了洋酒，靳开来又将嘴炮对准了指导员。这时指导员一下击碎了酒瓶，喝下了五粮液白酒。这个场面让指导员终于丢下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开始接地气，也赢得了靳开来的尊敬，两人握手言和。为什么说赢得了靳开来的尊敬呢？因为有一段对话特别令人感动。那就是事后，靳开来在和连长商量尖刀排的时候，靳说不能让指导员去，因为指导员是受过教育的，底层人民打心底里还是尊敬文化人的。当然他也不让连长去，因为他太了解连长了，他反倒像是连长的兄长，不仅帮连长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42码的皮鞋给连长穿，最后敢死队的任务也非要从连长那儿挣过去，尽管他刚被临危受命为副连长。但是，连长的执着还是压过了靳开来的好心。我想在军队里，战场上最重要的情怀莫过于兄弟般的战士情谊。
另外，战争中还有几处情节令人感动。一个从北京来的小战士，充满了激情、拥有成为军中元帅的梦想的“小北京”（战时的名字，后发现是雷凯华）。“小北京”有两个镜头令人关注，一是他在行军中拿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阅读，二是主动去炸碉堡。但是意外的是，装好堂，试了两次炮弹也没有发出去，不幸殒命。后来连长过来，才发现炮弹过期了。而且行军中的很多炮弹都过期了。这令他来不及愤怒，换好炮弹后继续打仗。这是我们在越战中的一个现实问题，WG期间荒废了军需，后来听说我们打越战较久，一是军队长期没打战，所有部队轮流上，可练兵；二是，炮弹都生锈了，也都拿去打掉。这不免令人想到李鸿章时期的江南织造厂，尽管情况不一样，但还是令人心虚、心寒。
第三个镜头是靳开来带领战士去砍甘蔗为战士解渴，后踩中地雷牺牲。四是，连队攻上敌人高地后，连长一脚踹开以为平安无事的指导员，后中弹牺牲。这两个情景都是两位连队军官为战士安危着想，不顾个人生命危险牺牲的，令人动容，肃然起敬。
第三部分，是战后军队对军烈家属的慰问和总结。这一部分缓缓叙述，揭开了所有人的秘密，也把国家的苦难和所有人的伤痛联系了起来。但是，在这个环节中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仍然是充满了矛盾。
一是通过对靳开来家庭以及家属的描述，刻画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美好期待：那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尽管靳开来砍甘蔗为战士们牺牲了，但是最后却没有一个奖章给与这样一个英雄以肯定。没有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是去砍甘蔗牺牲的，不符合纪律；二是他平时心直口快，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特别是不受领导喜欢，坏在了嘴上。但是，从理智上来讲，这都不能抹去他是一个英雄的事实，如果没有他冲锋陷阵，没有他为官兵砍甘蔗，也许所有连队战士都牺牲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实的，有人情味，没有被体制化的人，当然也是英雄。可是他却像《芳华》里的刘峰一样，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吗？不啊！我们的价值观正是要求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去为身边人考虑，去帮助身边人。为何，这样的好人却没有好下场？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太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了。后来雷军长谈到靳开来的事情时，也无不动容地谈到：中国要是多一些想靳开来这样讲真话，做实事的人，国家就兴旺了。指导员经历战争后，也受到了洗礼，态度、为人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为靳开来抱不平，将一级勋章给予了靳开来的家属，我想他是学习到了靳开来和连长以及“小北京”的精神，或者说是真正理解了军人的神圣职责何使命。
二是，连长家属的到来。玉秀是一个真正的好媳妇，心地善良、持家、守孝道，具备了中国很多的传统美德。能娶到这样的媳妇，绝对是一个男人的幸福和幸运。她是深深爱着连长的，深夜在连长坟前的哭泣，让她终于如释重负。作为一个农家女人在家操劳的辛酸，思念丈夫急切的期盼，以及对丈夫逝去的现实，让这样一个传统女性在白天、在众人面前不能表现出来。只有到了丈夫坟前，她才终于真正地面对自己，真正地哭诉自己的心里话，令人再次感怀。后来指导员他们找到了玉秀，才明白玉秀不见踪影的原委。但这时，在墓地不止玉秀一个人，还有一位老父亲。那就是雷震-军区的司令员，他的儿子“小北京”（雷凯华）也在九连作战中牺牲了。此时，他不是以一个军长身份来祭奠英烈，而是一个真实的父亲。这与指导员母亲的表现全然不同，尽管指导员母亲是老革命，但已成为权贵，为儿子的调动费劲心思，生怕意外。特别是在战争打响时，居然将电话打到了作战指挥部，向司令要人。
我想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国家的存亡离不开群众的牺牲和支持，但是要是精英抛弃了群众，背离了群众，那么这个国家的苦难只会更加深重。农民的孩子在战场上没得选择，只能杀敌成功方能幸存，而精英的孩子可以选择不去战场，调离战场，像《芳华》里的那些高干子弟一样，不用像知青一样下乡，可以去文工团避难，他们有调离是非的机会。但是，在国家命运之前，不顾大义，而选择一味逃避，毫无疑问，这是为后人，为同时代的人所唾弃和鄙视的。但真正想一下，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每个人有不同的境遇、家境、背景，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哀。
在最后的送别席上，雷军长带头将第一杯白酒洒向地上，敬那些保家卫国的英烈，以告他们在天之灵，第二杯敬自己和在世的人，要懂得珍惜和感恩。连长老母感慨雷军长为代表的高级将领将自己孩子送上战场，不特殊对待，令她感动。她表达出只有这样，中国的繁荣与发展才有望。最后一个场景，关于连长的欠账问题，我哭了。连长牺牲时，指导员从他的口袋看到了他620元的欠款，指导员为报连长救命之恩将自己珍贵的相机变卖，为连长家属买奶粉以及筹措欠款。并且告知官兵们，不要让连长家属知道他的欠款，打算让连队负责解决。没想到在最后一刻，连长老母扯出腰带，将包好的620块拿了出来，因为在连长写给玉秀的遗书中提到了这些欠款，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国家会给他550块的抚恤金，再把家里的猪卖了，就能还上欠款了。这段描述，让我泪流不止，感怀不已。同时也反映出部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连长老母有三个孩子，老大在三十多年前，抗日中被鬼子杀了，老二在WG中含冤去世，老三也就是连长，在越战中牺牲了。谢晋导演把镜头投向了这些平凡的战士和百姓，而每个战士身后，都连着一个家，且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家。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为中国的独立、稳定与繁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才痛定思痛，进行了改革与开放，摆脱中国的穷苦与落后样。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无数人都在为这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复兴前赴后继，而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了。我讲这些，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但我是一个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人。这是受教育给我的印记，但我也希望我的同辈们能够珍惜和平、缅怀先烈、珍爱家庭、热爱祖国！这是这部电影给我的教育。
最后提一下《芳华》吧。我个人认为《芳华》怎么说都还是一部好电影。但是《高山下的花环》已经超越“好”了，是中国一部伟大的电影。
文章也趁热发在知乎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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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冯小刚电影《芳华》与严歌苓小说《芳华》——“观众、读者、专家”的多角度点评
冯小刚执导，严歌苓编剧，黄轩领衔主演，
苗苗、钟楚曦联合主演，杨采钰、李晓峰、
王天辰出演、王可如、隋源等参加演出。
日，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在国内与北美地区同步公映，引发热议，并收获观众与业内人士的好评。而读过《芳华》小说的观众不难发现，电影在原著基础上做了许多变形，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原著中也有大量内容并未在影片中展示。
由经典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已成为普遍现象，世界经典文学几乎都被改编过，从莫言的《红高粱》，再到201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的几乎所有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可以说影视作品已经成为一种传播文学的普遍媒介。
当然，两种艺术载体在表达中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归来》，仅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后30页内容。限于篇幅、影视表达、审核机制、市场环境等等制约，没有办法完整表现小说的内容。
对于为什么自己的作品受到导演的喜爱，严歌苓曾说，“一个人能把人物和故事写好，一定是能够给电影作者良好的基础，人物是一切的中心，文学就是人学，塑造好人物的内心和性格，便是赋予作品生命”，她也曾借画家陈川的话这样说到：“图像诞生之际就是语言哑然之时。”
严歌苓自称更擅长写小说，她希望故事中人物形象鲜活，并具有多层次的、形而上的意义。而对剧本创作，她认为需要更多技巧，并且能够更具文学性，使影片不只是视觉消费，“我本着写小说的精神去创作，尽量多的表现他的内心世界。我对待所有原创剧本的态度都是这样，把它们当小说写，写出意境和诗意。我写小说，希望写出的景物和人物都是可视可触、有色彩的。写剧本也想和小说一样，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重视言行中透露出的内心活动。人物写好了，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会令人难忘。”
在《芳华》电影上映期间，读书会为大家分享来自观众、读者、专家对电影与原著小说的评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心中的《芳华》。
影评《芳华》
中国电影评论协会（from@中国电影报道）：
影片为我们塑造了一组部队文工团的年轻士兵的人物群像。描绘他们在四十多年前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和特殊环境之下的人生轨迹。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命运、梦想、价值都不得不和时代和集体紧紧地绑缚在了一起，但是随着战争的到来，随着时代的变更和集体的解体，这一切最终又都烟消云散。
影片在制作层面上非常精良，虽然主人公的扮演者大多数是观众都不太熟悉的年轻面孔，但是和每个人物的贴合度都很好，没有违和感，加上摄影、美术、配乐等环节都非常的考究，时代的营造和生活氛围的营建都非常的出色。
无论是这种和平年代下的情感纠葛，还是战争背景下的起伏的命运，影片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激情和浪漫的格调，能够感觉到渗透了创作者深深的感念和追思，同时也带着隐含的批判、反省意味。
公众号：影视独舌 洛神/评：点此进入完整文章
《芳华》展现了那个时代爱情观和价值观的特点：阶级性。文工团内部折射了文革时期最讲究的阶级划分。高调的高干子弟郝淑雯，低调的高干子弟陈灿，最终走到一块，因为都是高干子弟。所谓，红色江山是人家一起打下来的。
萧穗子没有跟陈灿走到一起，不是因为被郝淑雯抢了先，而是因为出身。真正伤害萧穗子最深的，不是错失恋人，而是郝淑雯的那句“我们两家门当户对”。正如全片萧穗子笑得最灿烂的时刻，是父亲平反后给她寄来了零食包裹。
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下造就的英雄模范对人性的阉割，如严歌苓的原著中的话，“你那么雷锋，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的污染。”刘峰由被集体当成模范，到被集体抛弃下放到伐木连，他后来甚至希望在战争中牺牲，却幸存下来。最后，集体给他的是被扔出门的一节假肢。
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何小萍与刘峰是恰恰是相反的。何小萍最初很长时间不被集体接纳，刘峰走后，她不再努力练习舞蹈，甚至女教练让她演主角她都不屑。后来，被下放到前线的何小萍成为英雄模范，而她却因接受不了突然的命运转变而变成精神病人。
何小萍草地上的独舞，是个体精神的一种宣泄或者觉醒。集体与个体之间非常冰冷的关系表达，是《芳华》最成功的地方。
原文标题：冯小刚的旖旎记忆，投射了严歌苓的苍凉底色
电影《芳华》观后感
微博@秦唐牧雪：
严歌苓的（电影剧本）写作手法很西式，背景很大，但故事情节都很细密和个人化。所以，其实文革、越战都不是重点，事关善良与冷酷、柔软与僵硬、芳华与碎月、爱情与离合，有纠结，有感动，但基本平静如水。
对于背景的时事，点到为止，止于微辣。就像一起观影的朋友所言，没有特别突出的主角，也没有特别坏的角色，甚至也没什么特别伟大的爱情。回望韶华，礼赞青春，要的是这个火候，这样的收放也就是小刚能把握。片子没有特别大牌的明星，但表演和情绪都丝丝顺滑，几个主要角色也都各有特点，性格饱满。
微博@无耻不混蛋（豆瓣网电影编辑）：
终于看完《芳华》，大白天的，从头到尾，哭成狗。千言万语，只想说一句：这江山可是人民打下的啊！（呼应影片中郝淑雯的台词，说江山是领导打下的。）
这是一部真正有良知的作品。也是我们所有国人都该看的作品。前半部分，有多美好，后半部分，就有多残酷。从表面上看那，你一定会以为冯小刚这是拍了一部讲述文工团岁月的寄托“私情”的青春回忆片，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其实只是一种叙述上的策略。整部影片，就是一部极致（且机智）的反讽片。
我们（人民）美好的肉体，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男人，在战场；女人，在文工团。而当我们年老色衰、拖着残肢时，却要面临的是被城管驱赶，被敲诈勒索，以规定的名义，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这样的伤痛，谁能给我们抚慰。赤诚人民的伤痛，谁能抚慰。
就像文工团政委的那句话，他们伤的不仅仅只是身体，更是这里，这里，是心哇！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有了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有担当的、有尊严的、有所指的严肃作品。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名：你触碰了我
书评《芳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 点此进入原文
严歌苓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每一个故事在她的作品里都有一个被讲述的特殊形式。她在《芳华》中照例安排了一个故事叙述人：萧穗子，其身份是作家；萧穗子的身边还有两个不太靠谱的人物：郝淑雯与林丁丁，她们充当了副叙述人的角色。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虽然性格很不一样，但人生命运差不多，共同承担了另一种时代的话语符号：《芳华》的叙事结束时间是2015年底，标志事件是刘峰的死及其追悼会。
这样，小说叙事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作家从2016年开始书写这个故事，她为叙述人设定的叙述语言，是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言，一般地反映了当下的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这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话语系统，三个女人都经历了结婚离婚的风霜人生，以枯枝败叶的心态来回忆和议论芳华青春的当年，她们早已经看倦了当年的理想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因此当叙述者描绘1970年代的主流话语时，已经悄悄地拉开了距离，连带着由当年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样板。当资本进入市场，像八爪鱼一样无孔不入地在各个领域发挥影响的时候，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构成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人性向善的正能量就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甚至遮蔽。这三个女人都从一般市俗观念来回忆刘峰，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刘峰的高贵人格，她们叙述里对刘峰充满廉价同情，也充满了误读。
严歌苓的叙事策略是，她采用了今天的一般人们所能够接受并理解的叙事状态，善意、轻松、不无调侃地扯出刘峰这个人，她有意为之的误读，也是当下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误读，她通过被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误读技巧，写出了一种非常高贵、但又不是神化的人性正能量。
原文标题：被误读的人性之歌——读严歌苓的新作《芳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编审、文学博士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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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当中，作家往往着意于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探索，他们往往是最能够接近西方现代小说经验并有可能化用得最好的作家群体。
整个小说叙事，内部倒叙运用自如，错时的故事序列要辗转腾挪，打破单一线性叙事的沉闷。……而不同的故事序列竟然还要穿插和无缝连接、拼接——令人不禁莞尔，严歌苓要在心里乃至纸上，做好怎样的盘算，才可以不搭错情节和叙事的线索和关节。而这也正是小说家叙事的巧心和用心之处。
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能有如许生动传神的细节化叙述，殊为难得。《穗子物语》在非成人视角叙事方面拥有格外的优长和优势，而且可以力避第一人称“我”叙事的局限性。但《芳华》能够在第一人称叙事和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具有难以分离的混合性这样的容易削减小说虚构性和文学性压力中，依然很好地葆有小说的虚构性和文学性，不能不归功于作家的匠心和巧心。
文艺报 郑磊（严歌苓《芳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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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严歌苓小说《芳华》中，叙事者对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错综交织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警惕，并未急于让“一个人”成为“一代人”，或者让“一代人”代替“一个人”。书中的何小曼成为战斗英雄后，“我”看了关于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个“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人记忆被集体叙说所覆盖后的困惑感与无力感。严歌苓说：“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而集体叙说则是要在这许多层面中，找到高度凝练的那个惟一的层面，个体只得湮没其中陷入失语境地。
这种清醒和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方式，严歌苓曾说在《芳华》中想要寻求一种写作方式上的创新尝试。叙述者“我”——小穗子既参与记忆之中，又随时准备跳出故事之外。在娓娓讲述后又笔锋一转，“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一句话毫不留情地将读者拽出故事，与讲述者一同冷静旁观。这种安排颇有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味道，演员在台上突然跳出剧情直接面向观众讲话，使观众不会沉浸于剧情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感受。一言蔽之，讲述者或表演者是要让观众读者去思考，而不是去体验。
这种手法在严歌苓其他小说中早就初见端倪，比如《扶桑》《穗子物语》等，只不过《芳华》运用得更加纯熟更加得心应手，或许和小说的独特题材有一定关系。从12岁开始的文工团生涯，可谓严歌苓窗前的白月光、胸前的朱砂痣。严歌苓说，《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她一再强调这个故事的“诚实”、“真实”，但也毫不讳言个人记忆的碎片化和不可信赖，以及叙述中的虚构重组。
“小曼跟我说了三分之一，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小说中这样的句子俯拾皆是。任何历史都是通过叙述被不断接近的，虽然永远无法接近最核心的真相——如果真的有所谓“真相”的话。记忆与现实交错呈现，叙事的时间线被故意混淆，这种手法与叙事者无处不在的自我怀疑、自我反思非常契合，在文本的缠绕中，故事剥丝抽茧一步步露出全貌。
对个人记忆的深入探索，不仅使严歌苓在处理同类题材时避免掉入“伤痕”“反思”的窠臼，也为她其他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养分。
原文标题：严歌苓《芳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纠缠
严歌苓谈《芳华》
“我有自己的一份忏悔，因为当年欺负战友的经历，也有我的一份罪恶。写这个故事也在幻想我当年的角色，给出一份忏悔，给出一份批判。”
我觉得这本小说是我探讨人性最直接地、最深地触到人性最痛的痛点的一个探索。我也在很多采访里讲了，女性是多么的直觉，多么的不可动摇，她的遗传密码里就告诉她，一个老好人、善良的人是不足以她们去爱的。甭管社会把一个人推到怎样的高度。女性最秘密的这种忠告是从她几千年、几万年、上百万年来的这种雌性的遗传密码来的，一个强大的人才能保护你和所有的后代。
其实我在写《芳华》的时候，本来名字在发表时也是叫《你触碰了我》，冯小刚觉得名字不够大气，不够能装得下我们这样一代人的青春，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当过兵，后来退伍，走到今天。有得意的、有极不得意的一代军人，共和国特殊时期的一代年轻军人。他认为这样一个容纳是不够的，他不想做成一个私密的故事。想唤起整个一代军人的这种集体记忆。后来我们起了几个名字，他觉得《芳华》最好。
我觉得从电影的容量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但基本是做到了把一代人的命运，一代军人的命运写出来了。现在看起来电影也还是不短，两个多小时吧，看起来还是让我非常豪情激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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