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不像以往那样撤回沿交通线城市或大据点，而是留下重兵，驻扎在冀中乡村。日方文献声称：“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从山西调来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日军41师团，“扫荡”结束后，就留在了冀中，并附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担任冀中地区的防务。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师团才调至太平洋战场，冀中地区的防务，则“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9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
用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日军驻扎在冀中，这本钱花得不小。一方面，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这么大力气，死伤这么多人才占据的冀中又丢了，一方面，据说日本人还考虑到中共方面有可能反击。日华北派遣军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中讲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其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说：“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
一方要力图夺回或恢复冀中平原根据地，一方则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五一”大“扫荡”后，日军仍在冀中地区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并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到处设据点，修岗楼，以肃宁县为例，“五一”大“扫荡”以来，日伪在县内新设据点几十个：5月2日，敌在石连城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6月：敌在景口据点增兵，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大史堤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泥洞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伪警一小队；6月，敌人在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曲吕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豆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龙堂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西辛庄建岗楼，驻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宋庄建岗楼，驻日军一班，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后堤建据点，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7月：敌人在大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窝北建据点，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伪警一班；……
日军在冀中修筑的炮楼、碉堡据《深县志》所载“深县境内伪据点碉堡一览表”统计，在冀中腹心区的深县，有敌伪据点、碉堡102个，其中41个，是“五一”大“扫荡”后新建的。这么多新建据点、岗楼，加上原有据点，几乎遍布全县角角落落。以前，日本人只是在县城及大城镇待着，许多偏僻点的村庄的村民，抗了几年日，和日本人都没打过照面。现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里住着，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此一来，汉奸、坏人还了阳，觉得腰杆硬了，落后分子更加消极，甚至投向日伪。中间态度的群众，也都顾忌重重。原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到一位抗属老人对他们说：“大侄女，侄子们，你们的家，都距这里不远，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家吧，在哪儿也不如守着自己的爹娘保险，平时抗日还行，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险了，听大伯的话，以后，日本人走了，你们愿意抗再出来，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主力部队了，就是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的大城县“全县仅剩三十六七个县区干部坚持斗争，到处碉堡林立，公路如网，伪大乡、伪保甲和伪情报网在各村建立起来，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线，驱使着以叛徒组成的宪兵工作队到各村抓干部、党员，杀人放火，横征暴敛，全县处于一片恐怖状态。”大城县是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当年任之光县县委书记的曹洪涛老人也说，县里在“扫荡”后只剩下几十个干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访曹洪涛记录。
冀中作家徐光耀创作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装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勾”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百姓们见不着我们的队伍，见不着我们的干部，只瞧见村口岗楼的太阳旗，只听见这个叛变那个投敌，也不由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沙皇和列宁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书记张逢时来到44地区队驻地，并给大家带来一份“五一”大“扫荡”后第一次出版的《团结报》，大伙很久没看上报纸了，都争着抢着看。报上印着一行大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题目叫《沙皇和列宁分家》，内容是这样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宁分家，沙皇说：我给你一半庄园和土地怎么样，你要什么？列宁回答说：庄园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们为什么对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呢？或许是因为，这虽是一则故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的实情：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
那么，大“扫荡”后，百姓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人们说，都说“五一”大“扫荡”苦，其实，“五一”大“扫荡”过后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纱帐起来之前这段日子更苦。说起那个年月的苦事、惨事，真是说不完。
先说物质生活的贫穷。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树枝也榨出油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抢。鬼子一进村，后头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都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连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灯瓶的。至于粮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话下，统统拉走。鬼子从任丘县梁沟这么个普通村庄，一次就拉走80大车东西。从安新县端村，抢来的东西装满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艘。
抢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几乎没一件完整可用的东西。
鬼子抢来的羊糟蹋完了还要勒索。百姓养的牲口，不管是牛、驴、骡，一个季度要纳税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纳税，就得不到一个写着“保险版”的小木片(挂在牲口头上)，可以随意被日伪拉走。养只鸡一季要交税5角，养条狗也要交税。牲口都要交税，人就更不用说了，良民像要交5角，户口册子7角，伪“自卫团”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税，每季每亩27元，还有什么“地摊”，每季每亩40元，结果地越多税越多，再贱的价钱，也没人愿买地。
除了这些死税，还时常有“活税”，即日伪找种种借口敲诈百姓。如宁晋县伪军向一个村要500个一样的老头去出工，村里派了500人去，但却遭了一顿打。后来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头，而是印有“老头像”的十元一张伪钞500张。保定东郊的伪军跑到白庙庄，张口就让每家做100个人的饭，做少了，做慢了，马上拉出去枪毙。小家小户谁一下子能做出100个人的饭来，还不也是借故诈财。
日本人抢、汉奸们诈，真是弄得百姓们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任丘县长村，百八十户人家，在“五一”大“扫荡”后，有粮能支持到过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过年的仅有三五家，其余的已断了粮，靠挖地梨吃维生。富户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贫农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在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讨饭、饿死、年青妇女断经、抛弃孩子等种种以往大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在束鹿县的旧城等地，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人市。
如果仅仅是贫穷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在日伪统治下，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变着花样的残杀百姓。
说起日本人奸淫妇女，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带坚持斗争。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一个村子，把村里没跑了的姑娘、媳妇全集中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扒光衣服，大冬天往身上泼冰冷的井水，看着她们冻的样子取乐。日本人走后，当时就有个姑娘跳了井。其他的姑娘、媳妇也都要寻死，好孬叫家人和乡亲们给拉了回去。老村长敲着锣，在村里喊着：“不要寻死啊，大家也不要闲言碎语，她们可都是受害者啊……”采访张震寰记录。
被鬼子强奸后又剖腹杀害的妇女那声音，一定是非常凄凉的吧？“扫荡”时，日本兵觉得最有刺激的事情就是可以四处搜寻“花姑娘”。日本人“扫荡”白洋淀边上的端村时，没有逃脱的妇女一夜被奸淫了50多个。其中50岁至70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7个，11岁至13岁的3个，13岁至15岁的5个 。“扫荡”结束后，日本人住到村里岗楼上，就更方便了。常常是翻着户口名册上的相片找人，把好看的青年妇女拉走，省得挨家挨户去搜了。常常是借“检查”为名，把途经岗楼的妇女拉上去，省得跑路了。如此的“方便”，不由让日本人淫兴大发。高阳县教台据点的鬼子，竟捉着一个11岁的女孩子，因强奸不便，先狠狠的用刺刀挑开了孩子的阴户，这个11岁的女孩就这样鲜血淋淋地死去了。定县木佃村的鬼子，把一个青年妇女拖上岗楼，轮奸一天之后，阴道里塞满了土，半死不活地扔了出来。
“你家的闺女是叫刺刀割过的。”在当年，这是最毒的一句骂人话。
除了奸淫妇女，闲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便琢磨怎么杀人才更有刺激：“死三分钟”，这是驻博野县日军的“创造”，先把人拉过来用土埋上半截身子甚至全部身子，讲好价钱再挖出来。
“冰炸肉油条”，是驻任丘县鄚州据点日军小队长小久保的“发明”。这个小久保虽只有19岁，但杀人上了瘾，到鄚州不到一年，就亲手杀了100多人，活埋了11个人。几乎三二天就要杀一个人。他规定，据点周围五里内的村民，不管男女老幼，听到钟声，必须跑步到鄚州北关集合。晚到10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马上排队，跑得满身大汗，却被逼的脱光衣服赤身卧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冻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劲拉，看到中国人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哈哈大笑。然后再视其“情绪”，不高兴时再扔几个中国人进冰窟窿。这就叫“冰炸肉油条”。
“听收音机”，这是驻饶阳日本人的“乐趣”，他们把人抓来活埋，土一过胸，人透不过气，难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爱听这人临死前的呻吟声，说这是“听收音机”。“五马分尸”，这是驻高阳北归还村据点日本骑兵的“高招”。他们在小连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两人，探问我军伤员的事。两人至死不说。于是日本人把王洪卓双脚、两手、头用绳子绑上，五马分尸了。王自成眼睛精灵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双眼。“拉蛤蚂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弯着腰刺刀紧接肚子，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引线。人体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又被扯断爆炸。“滚毛驴”。大冬天让人脱光衣取用冷水从四面浇，浇得人在地上打滚。“人造自来泉”。一位游击小组长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胀，然后使其仰卧，用板子一压，水从口中喷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来泉”。“睡钉床”。在一木板上满钉铁钉，尖头朝上，把人放在上头用鞭子抽，钉子入肉，鲜血淋淋。“活闷人”。把人的脖子齐着板凳一头，脑袋向下仰垂着，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绳，又弄来几桶水，放在他们的头下边，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头便浸入水桶中，一会儿便把人憋晕。如不想让你死，把板凳一放，人头又出来了。“火烧”。从村里弄来些糊窗户纸，塞到人裤裆里点火烧。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冀中的老人们说。
冀中的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见了远房嫂子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不明白怎么这么一个活泼爱笑的人，却照得如此呆板。远房嫂子说：“那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还顾的笑？”孙犁一细看才发现，这是张从“良民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反光，还有半个“验讫”的戳记。
“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远房嫂子说。
亡国奴，怎么笑得出来？孙犁还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位叫浅花的妇女要生孩子，地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能到地道里去生。浅花笑着说：“那不成耗子了？”后来，她在地道里产下一个女婴。除了浅花，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亡国奴，哭都没有人听！
在物质生活贫困，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觉得十分压抑，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听见咱们的队伍打了胜仗，都高兴得流泪，烧香磕头，说“ 八路军可回来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处境悲惨的群众在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中，宗教势力又抬头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点解脱。当年在之光县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剑华老人说：“在1943年，一贯道盛行一时，各村都在设‘坛’，坛主都是由地主、富农分子担任……每个道徒交费两元钱，坛主欺骗群众，对女道徒的不轨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过，冀中毕竟是老根据地，百姓们都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民族意识很强烈。真正沉迷于宗教的是少数人，真正认贼为父的更是极少数人。百姓们看见汉奸们神气活现，看见日本人为所欲为，心里觉得憋气，一有机会，这股怒气就要冒出来。
冯亚钧是安国县伍仁桥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理发手艺人，30多岁。“五一”大“扫荡”以来，他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心里气得慌，老想着哪天杀个鬼子报仇。这个镇子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里头有个伍长，叫皇代子，20多岁，罗圈腿，矮个子，比三八枪高不了多少，可杀起中国人来却最凶狠。据说因他杀中国人有“功”，还特许他每年回国探亲一次。1943年8月的一天，正逢集日。许多百姓都来赶集。皇代子脚穿一双日本木板鞋，下头穿着条女人的花裤子，在集市上乱窜，看见喜欢的东西，就过去要“新交新交”，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在集上转了一圈，皇代子手里提着只大公鸡，嘴里还啃着个猪蹄，又跑来找冯亚钧剃头。冯亚钧一看这家伙满嘴酒气，东倒西歪，心中暗喜，边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太乱，到大乡公所去理吧。”“哟西”皇代子很满意地回答，到了乡公所，找了个清静地，冯亚钧一边给他剃头，一边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夸冯的手艺好，冯亚钧顺口说了句：“今天会更好。”右手一使劲，剃头刀把皇代子的脖子都割断了一半，一声没吭就一命呜呼了。外头伪大乡宋乡长，拎着水壶还正要给皇军送水，一推门，蓦地瞧见皇代子像头死猪似地躺在地上，冯亚钧正在脱身上衣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说：“你这宝刀又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可你该早说一声，咱好准备，是信不过咱怎地？”冯亚钧忙说：“要信不过还到这儿来宰他？”说着挑起理发担子，说声：“那东西和以后的事，就请你们处理吧。”然后大步流星出了门，投安国游击队去了。这边宋乡长找把菜刀，“咔嚓”一声，把皇代子的头砍下来，然后找鬼子报丧去了。
王景希，是定县东旺村一个普通农民，20多岁，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村里人都说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东旺村和相邻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据点，驻扎在这两个据点的日军，属一个小队的建制，经常三三两两，甚至单个，从这村到那村，互相串门。王景希瞧在眼里，心想要有支枪多好，乘机可以干一家伙。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干部跑到王景希家，老两口忙不迭地烧水做饭，放风瞭哨。这位干部吃罢饭，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随身带的一把托盒手枪，就压在枕头底下。起晌的时候，李村店据点的一个鬼子，扛着挺轻机枪，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到东旺村炮楼来看老乡。在村边耕地的王景希瞅见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鬼子下午准还得回李村店据点去。心里一下子“咚咚”跳起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悄悄回到家，从枕头底下抽出枪掖在腰里，又拿起耪地的家伙，来到村南红薯地，面朝着炮楼的方向，一边装着耪地，一边留神观察。
太阳平西的时候，那个鬼子果然扛着机枪，从东旺村炮楼里出来，回李村店据点去。这家伙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日本小调，根本没注意村边地里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从没打过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来愈厉害，一下子蹿上去，抽出枪对准鬼子，喊道：“别动。”那鬼子一下吓愣了，然后扔下枪，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没追他，满心欢喜地扛起机枪，跑回家中。
这会子家里正翻了天，那位干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个人，正满头大汗地找枪呢。正在着急，忽见王景希一脸高兴地跑进来，把挺机枪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枪往炕上一扔，说：“还给你的枪，你认识这两条腿的家伙是什么？”老两口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张晓舟，是深泽县大直腰村人，中共党员，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和才干。1938年，就任安平县县长，要说也是老资格了。安平县的干部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县委机关的公开名义是县游击大队政治处。老百姓搞不清县委书记是个什么官，但都知道县长是谁。而且“因袭传统习惯，只知服从政府。特别是对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一县之长，更是尊崇备至。”在百姓们眼里，县长，可是个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张晓舟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当县长，按说应该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蛮大，威风凛凛的，群众都不愿接近他。他本人也从不想接近群众，凡遇到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束手无策，一筹未展。时间久了，群众都离他老远老远，在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艰苦时代，他本人却像一叶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众之上。此外，他对武装斗争，表现得很淡漠，从不关心，从不过问。还与少数乡绅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张根生说，当时县里的干部，说起他都摇头叹气，在“五一”大“扫荡”前民主选举县委时，连县委委员都没选上。
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张晓舟这样的人，虽说有脱离群众一类缺点，但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扫荡”一来，他思想上更深层的缺点可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跑到比较安全的村子躲起来了，也不抓工作；继而是情绪日益低沉消极，对抗日失去信心，悲观失望。和他很投机的县政府秘书许彦如说：“咱们成天像耗子一样，钻起地洞没完，啥时候是个头？说不定哪天钻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在石家庄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哥，常给我捎信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县长，您可要三思啊！”对这样的话，张晓舟听了不但不予追究，反倒表示颇有同感。据说，他身边的警卫员曾向县委反映过张晓舟的一些情况，但县委考虑到这种事情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轻易下结论，只是让警卫员提高警惕，注意观察。1942年秋冬，大“扫荡”虽已过去，但形势严峻，张晓舟仍躲着不出来工作。与他很谈得来的许彦如，县实业科长张麟阁等人前后投敌，张晓舟对抗战更加悲观，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年底的一天，他老婆郅展辰被捕后叛变。张晓舟一听到老婆被捕的消息，大叫一声“我的娘啊”便哭了起来。不几天，接到老婆秘密写来的劝降信，没有任何犹豫，也跑去投敌了。
张晓舟投敌后，并没给日本人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宪兵队长小谷野垂头丧气地说：“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县长，连一个人也没带过来。”当然，张晓舟公开叛变，在县里还是造成相当的混乱。当时县委立即以新县长“刘恒达”等人的名义发出布告，以挽回影响，稳定局势。“其实，在那样残酷的形势下，急忙间，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位合适的县长。当时县政府的干部，继许彦如、张麟阁、宋君模，因被捕而叛变、逃跑外，又有财政科长靳天、民政科长张甫卿等相继被捕，还有几个，因体弱不便坚持斗争，经组织批准，躲进敌占的大城市去了。县政府里，只有张锡鸾、梁国栋等三四个干部坚持工作，一时间根本选不出县长来。即使是能找到，加任县长，也须报呈地委和专署批准。当时的地委和专署机关，都是隐藏和游击办公，不好找到，报上去，一时也批不下来。很多人猜测刘恒达就是县委组织部长刘其恒担任了新县长，其实，根本就没有刘恒达这个人。贴那样的布告，完全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
“创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县长来，也算是叫叛徒逼的采取的权宜之计吧。冀中的老人们说，有些叛徒，后来又“叛变”日本人，投向我们。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人的心思更是复杂的。有人虽然投敌当了汉奸，民族意识还未完全丧失。有的杀过我们的人，有血债，但又托人来和我方拉关系，又做些抗日的事，也算不上铁杆汉奸。不过，总起来说，叛徒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比日本人对我们的危害都大。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本乡本土，又熟悉我们的情况。谁是什么干部，家住在哪，一般的行动规律等他们都知道。有了这些个叛徒，本来是两眼一抹黑的日本人，就仿佛养了一群嗅觉灵敏的恶狗，我们的人跑到哪他跟到哪。家里藏不了身，到别的村，太红的抗属、干部家也不敢去。要想生存下去，是越来越难了。
那么，当时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们，又是如何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追杀的呢？当年在冀中坚持斗争的齐岩老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意义，她回忆说：1943年，春节刚过几天，母亲有病，托人捎信让我回家去看看。周景陵也回去了，住了一天。本来，吃晚饭后要转移到别的村去，因母亲病情加重，只好在家里住一夜。半夜里，忽然听到房顶上传来鬼子说话的声音，我们立即钻了地道，地道口就在炕里边，睡觉前都要把地道口打开，以防万一。下面的地道四通八达，我和景陵爬着爬着失去了联系，周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经常不回来，不熟悉地道的走向，里面是那样静，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存在了。不知道在下面呆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么地方。上面的敌人走了没有？母亲怎么样了？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在一个地道的拐弯处，我摸到了一个向上的脚蹬的坎，我猜想这是通向地面的，因搞不清是什么地方，也不敢贸然呼叫。等了好半天什么情况也听不到。突然“噔噔”响了几声，心想，这下糟了，敌人挖洞了。但好长时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在地道时间长了，又冷又缺乏氧气，憋得实在难受。心想：憋死在洞里，也不能让敌人抓去。这时，上面又微微传来咔吃、咔吃的声音，我这才恍然大悟，洞口上边可能是牲口棚，噔噔的声音大概是牲口踏蹄子，咔吃咔吃的声音是牲口在吃草。
设在地道内的医务所又等了一会，上边依然没有嘈杂的声音，我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轻轻地敲了两下洞口的盖。上边有人问：谁？我说出我在家中的名字：我是英华呀！很快揭开了洞口，让我上来，原来这一家是在我家西南边二三百米处，和我家隔了一条胡同。给我揭开洞口的是我本家侄子齐迈，他赶快叫过来一个姑娘齐琪华，领我到她住的房子去。按辈数排，她叫我姑姑，我立即脱下泥糊糊的衣服，换上了琪华的衣服。琪华对我说：“姑，敌人正在你们家掘洞口，乱翻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情况，她也不太清楚。这时，听到胡同里面有敌人喊叫开会的声音，我再下地道来不及了，敌人已经走进琪华家的院子里。我急忙拿起火柴蹲在锅台前，低着头装作点火做饭的样子。敌人进屋用枪逼着让去开会，我就随着琪华一家人往会场上走，正好穿过我家的前院，我偷偷地看到敌人正在我家出来进去抢掠东西往外抬。会场就在我家门外的场院里，已被敌人强迫赶来了好多乡亲，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这里。我熟悉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我熟悉那一副副慈祥的心肠，当然乡亲们也非常熟悉在他们身边长大的我，对我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也感到万分惊恐，心中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着我的安全。我从乡亲们表情中可以看出，这种惊恐是短暂的，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显然是为了不被敌人看出破绽。他们明白，被敌人包围就是因为我回来了。
我来到人群中，好心的乡亲们赶快把我按下，蹲在他们脚下。他们人靠人的站着，像密不透风的一层层人墙，不分排，不分队，又挤又乱地站着。乡亲们暗暗地告诉我会场上的动静，一会儿说我家的箱子抬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柜子抬出来了。敌人的叫喊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敌人发觉我已钻入地道无法抓捕，就声称要找“齐家老太太”。我想母亲到哪里去了呢？景陵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房子烧了，又说敌人快走了，正装车拉东西哪！正在轻轻地议论中，啪啪两声枪响，敌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帮工和村里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敌人打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呀！疯狂的敌人，没有抓到我就在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报复啊！
齐岩说的这个村，是高阳县庞家佐村。这村在冀中，算是个中等村，有400多户人家，齐家在村里是大户。是个抗日力量很强的老根据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团结报》社社长给堵在家里，一来是因为村里有个叫齐平庄的汉奸悄悄去边渡口据点告了密——这个汉奸1947年已被处决；二来是因为那天大雾，对面不见人，等发现敌人，鬼子已扑进村来了。在危难之中，齐岩就是靠地道，靠村里父老乡亲们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掩护，才活了下来。那天被打死的两个人，一个是齐岩家的长工，一个是“甲长”齐小生，他们既交不出“齐家的闺女”，也交不出“齐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这趟出来，二死一伤，其中还死了一个军曹，心中好不窝火，心想中国人打死我们二个，我们也得打死二个中国人，否则是“大大的不够本。”
或许有人要说，齐岩毕竟是在自个家里，情况熟悉，又都是乡里乡亲，遇到危难，大伙自然要帮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难归的干部们怎么办呢？没别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个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救命户”，也叫“堡垒户”。和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老人们说，这种堡垒户，得找那种家里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门走漏风声；得找那种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独门独院，靠近村边的人家。当然最重要的一条，要找对抗日有较高认识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红了，太红了也危险。据说这种人家，“仅饶阳一县就有一千几百个，”而一旦敌人发现某家“窝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杀，房子财产可能被烧被毁。”真是血海般的干系啊！抗日的干部，受伤的战士以及干部的家属，就都是这样靠“救命户”生存了下来。甚至连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也是住在“救命户”，一住一年多，学了一口安平话。
妇女们向地道内送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尽办法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劳，干部们则帮房东干点活，帮孩子学点文化，亲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战战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儿子”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后，迈着一双小脚，走了三十多里，到关系家打听西村等人走后的情况。解放后任石家庄专署专员的韩启民，刚有一月9元的津贴费，就想起老房东，买些东西寄去。她说“实行工资制后，我的工资也多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捎几十块钱给二位老人，从未中断过。”直至近些年，当年的老房东虽已过世，但与他们的子女还一直有联系，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抗日干部与百姓如此血肉相连，令日本人头痛不已，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曾在谈话中说，冀中“军队、农民混成一片，组织极为坚强。”日军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也说：“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不过，不管是住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住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堡垒户家里也好，因为鬼子、汉奸到处乱窜，仍不免闹些玄事：韩启民老人曾回忆起这么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党内个别不坚定的人脱党了。分区文建会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饶阳县三区的一个村庄，地委让饶阳县委副书记李太转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个脱队干部做动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天傍晚，我就出发了，与我同行的是三区区委书记乔民。为了缩小目标，乔民在前，我在后，拉开老远的距离。
我那时是女扮男装，头上扎个白头巾，个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岗村南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又高又大，40岁左右，面带一副凶相，与我擦肩而过。这个人大约过去了三四步，啪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迅速用手枪逼住了他，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这时，那人也用手枪逼住了我，说道：“你是八路吗？”
从问话中，我料定他是敌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扳动了枪机。万万没有想到，子弹臭在枪膛里了，没打响。那人见我先发制人，连忙对着我也扳动了枪机。巧得很，他的枪也是个臭子，没打响。他怕我退膛再装子弹，我也怕他退膛再上子弹，于是，他抓住我的枪头，我也抓住他的枪头，在一起扭打起来。从路南的打谷场边，打到路北的房根底下，又从路北的房根，打到路南的场边，不分胜负，难解难分。在滚打的瞬间，我瞅了一眼乔民，他还大踏步地向前走，我高声喊道：“老乔，老乔，有特务！”
乔民听到我的喊声，急忙赶回来。我对乔民连声喊着：“他的枪不响，没有子弹。”在距我和特务六七步远的地方，乔民朝着特务开了枪，乔民的枪响了，但子弹卡壳了，没有打出来。
那特务一看他们是两个人，忙不迭地爬起来跑了。如果韩启民是一个人遇到这个特务(据说是九分区部队的一个司务长，是个叛徒)，如果那个特务子弹没卡壳，如果乔民的子弹打出去了，但不幸打中了自己人，那么……没想到三个人居然都是臭子，真是玄之又玄啊！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个年月，比这更玄的事情也有的是，有的说，一次屋里没洞口，却误以为有洞口，一有情况，敌人都快进屋了，这还没找着洞口呢。有的说，一次敌人都上房压顶了，屋里还不知道，还在那不紧不慢地印报呢……
既然说是玄事，那就是说，最终还算万幸，没有出事。可在许多情况下，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藁无县三区一位抗日干部蒲小偏，被敌人抓去后严刑拷打，1942年12月27日，日本人把四肢伤残、血肉模糊的蒲小偏用马车拉到赵户营村东头，四周架上机枪，几个骑兵围着乱转，中间圈着三四百被日本人赶来的百姓。百姓们都认识蒲小偏，看到年仅24岁，从小干农活，一副好身板的蒲小偏被打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地低下头。一个汉奸过来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吸锅烟再说。”蒲小偏毫无惧色，一边吸烟袋锅，一边大骂。日本人气极了，先剁去了他的双脚、双手，又剁去他的四肢。接着又强迫老百姓每人用红缨枪刺一枪。蒲小偏大骂敌人，并用目光示意一位干部刺死他。这位干部忍着悲痛，咬紧牙关，“噗”地一枪，受尽残害的蒲小偏才死去。在场的百姓泣不成声，日本人也没趣地又叫嚷了一通，滚蛋了。日本人一走，百姓们扑过去收拾着蒲小偏被剁成七八块的遗体，无不痛哭失声。齐岩老人是这样叙述那段岁月的：“我们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开会研究工作，或找村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工作完了，还要转移到另外堡垒户家或到别的村去。在最残酷时，每晚集合听到的不是某某同志被捕了，就是某某同志牺牲了。”
有的老人说，那段日子，真是“阴森岁月，度日如年”。有的老人却说，当时也不觉得苦，反正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是个死。大概是各人的体验、个性不同吧。不过共同的一点是，谁也不愿过这样的日子，都盼着早日熬出来，盼着能到没有太阳旗的地方去。
一位旅美女作家，曾写过一部在国内也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反映了大陆一些人出国去美国的骚动和热望。一次采访时，我们曾随意问过一位冀中的老人：
问：您看过一部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吗？答：看过。(笑)如今的年青人，一说去美国，就跟我们当年奔延安，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去路西根据地一样。
去往路西的路程是难忘的，又是充满艰辛的。当时到路西去有两种方式，一是组织上通过收容，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走；二是自己单独走。过路的方向，一是从北边白洋淀走，转到平西（北平以西）去；二是在新乐等处过路。
每个人到路西去的过程，都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故事。
大树刘庄——大马庄——议庄“五一”大“扫荡”后，许多部门组织了收容队，悄悄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冀中各地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然后视情况，组织他们一批批分头到路西去。
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也组织了收容队，就驻在离河间县城八里地的八里堡村一带。火线剧社的李惠老人回忆说：“一天，火线剧社的社长苏路同志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电令九分区政委魏洪亮同志，将火线剧社的同志们集中起来，派队伍护送到平汉路西，以便担负新的任务。苏路同志说：‘我已设法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剧社同志，今天都到这里集合，’顿时大家活跃起来，奔走相告，心中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到傍晚时分，陆续集中了四十来位同志，见面后来不及谈论别的，首先讨论行动计划。就在郭家村郭鹏举家一间房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不能点灯，在黑暗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先由苏社长谈了打算，‘明早魏洪亮政委到达蠡县军庄，约我们明天八点以后到军庄找他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需要派个同志即刻出发。’苏路同志话音刚落，好几个同志争着要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取得联系。”
李惠回忆说，从河间郭家村到蠡县军庄，打一个来回要120里，所以他即刻出发，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呢，一路猛走，几次遇险。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他写道：
我一路上飞奔前进，一口气就跑了二十多里地，忽然，雷闪交加下起雨来，把我浇了个落汤鸡，而且，因找不到北斗星而迷失方向了，只好到村里去找向导。夜深人静，不了解村里有无敌人，敲了好几家的门也无动静，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远处有微光闪闪的灯火，我跑过去悄声叫“老乡”，连叫数声不答应，走近一看，旁边躺着一个人，上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我立即出了一身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到了村外才停下脚步。眼前好几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万一走错了路，误了大事岂不糟糕！我想了想，还得决心去找向导。我在村边找了一家，用最大的耐心敲起门来，敲敲，停停，约摸有半个钟头，忽听墙头有人悄声问道：“你是哪边的？”“老乡，我是八路军，咱们这边的呗！”“我在墙上瞅了你半天，看你不像那边的”，说着他给我开了门，告诉我说：“敌人特务经常化装成八路军，半夜三更来叫门，我们上了好几回当了，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开门。”我请老乡给我带路，老乡二话没说就领我走了十多里地，然后告诉我：“从这边往西顺大道再经过三四个村庄就是军庄。”我连声道谢，辞了老乡，又踏上了旅途。一路上尽是高低不平的水洼，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约摸走了二十来里地。过了三个村，似乎应当是军庄了，我顺着村中的大道蹒跚前进，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大门开着，心想这倒不错，不用叫就开了，我且进去看看。进了大门，只见横躺竖卧睡了一院子人，四处鼾声大作。我往身边仔细一看，一个皇协军正坐在那里抱着步枪在打盹呢，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退出门来撒腿就跑，一气跑了足有十几里地，又到了一个村庄，脚步才慢下来。究竟哪是军庄呢？刚才那个村敌人正集中民工修炮楼，不像是军庄，这个村是不是呢？一旁又一处门开着，有上次教训这次不敢贸然进去了，我贴着墙根偷眼向里张望，哈哈，我顿时心花开放，我认出了这个地方，一年前我们和42地区队在这里赛过球，那就是那个篮球场。没有错，这就是军庄。
夜晚去叫老乡是困难和危险的，于是我退出村来找了一块苇地想先休息一下，找到了军庄，心里踏实多了，在一块草地上一躺，立刻酣睡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到村里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干部回答说：“昨天晚上魏政委已经走了，告诉说如有人来联系，就到白洋淀去，去后到大马庄打听即可。”我听后如获至宝，吃了早饭，请村干部派人把我送回郭家村，白天的情况容易掌握，一路很顺利，不到傍晚就回到目的地。
李惠回到郭家村，说了说情况，大伙上路心切，决定当晚就走。这一天，是1942年的8月13日。
自“五一”大“扫荡”以来，好几个月，大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成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今天又在一起夜行军，仿佛又回到了大“扫荡”前安定的岁月。人人心情都很愉快，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歌来，几乎忘了是在敌占区行军——已不是昨天的冀中根据地了。一早，到了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大马庄三面环水，要去大马庄，必须上船走水路。从大树刘庄上船，是最近的一条路。这里属游击区，离敌人据点很近。不能久待。所以进村后，社长苏路立即派人去找船，大伙就在堤上等着，看着堤上的绿树，看着白洋淀的湖水，心里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再有最后一段水路，就到“家”了。一些人蹲在湖边洗脸，小声哼唱着歌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然而，13日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正在大伙等着上船时，忽听街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乱嚷乱跑起来。枪声也响了起来，焦脆的枪声一声声就像在耳边一样。派去找船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嚷道：“敌人从东边进村了，快跑！”这边立刻乱了营，有的跑散了，后来自己去了大马庄，有的被捕，有的则不幸牺牲了。
跑散后自己到了大马庄的高峰回忆说：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只有苏社长带着一支小手枪，他又是指挥员，本应都听他指挥，可是，由于大家缺少经验，一听有敌情，都跑散了。有的钻了苇塘，有的跳到水里，有的爬到老乡的房顶上……苏路同志的喊声，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我随着苏社长顺千里堤往西跑去。跑了不远，苏社长和张民同志闪进堤南一个门洞里。他们叫我跟进去，我想：门里是死胡同，不是等叫敌人捉活的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顺千里堤向西跑去。“别跑！再跑打死你！妈那个×……”汉奸车子队，边打枪，边骂着追过来。我心想：别咋呼，打死归你，打不死是我的！我和老乡们一起，顺千里堤，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我第一次来这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哪个方向是什么村庄都闹不清楚，只好看哪里有老乡，就凑到哪里去打听。可是，老乡们见我是个陌生人，口音不对，立刻就向我投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们吃够了化装汉奸的苦头，怀疑我也是个化装的汉奸。这在“五一”大“扫荡”后的残酷岁月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树刘庄南边远离村庄的庄稼地里，我像个失群的孤雁，由这个井台走到那个井台，由高粱地钻进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钻进高粱地。转来转去，观察村里敌人的动静。从头天下午出发，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碗饭，肚里叫，口内渴，太阳晒，又不知道同志们在哪里。急得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一点多。在一个有三四棵树的井台上，我和王涛同志相遇，亲人相遇，高兴极了，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估摸了大马庄的方向以及大概距离。
村里的枪声停止，烟火虽已熄灭，老乡们还是不敢回家。这里因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树林挡着，看不清楚村子里的情况，敌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涛同志合计了一下，决定绕道去大马庄。
下午三点多钟，我俩正在芦苇丛中，沿着蜿蜒的小道向前钻行时，大树刘庄周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离我们较远，我们没有理它，继续向大马庄奔去，本来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由于绕道太远，在苇塘里钻来钻去，太阳快落的时候，才到大马庄。一到大马庄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区负责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亲人面前，我们犹如还乡的游子，含着温暖幸福的泪水，使劲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双手，喉咙里梗着一块东西，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忆说：在这突然的袭击下，我们的队伍乱了。敌人很快出现在堤坝上，并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一边是望不到头的湖水，一边是步步逼近的敌人，我们的队伍进退两难。敌人继续向堤坝推进，我们已无路可走，怎么办呢？只得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向淀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没到胸口了。因为我不会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记忆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托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火线剧社的音乐教员张刃先同志。他用手托着我，把我送到一块四面环水，不到几百平米的园子地背坡上。与此同时我发现黄枫(火线剧社的男演员)托着张子舫也来到这块园子地的背坡隐蔽。我们四个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密切注视着对面敌情。这时听到敌人正在堤坝上喊叫，他们要下淀搜索，堤坝离我们也不过百十米远。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会游水不就可以脱离险境吗！我恼恨自己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随手将铅笔扔到水中。
我们被鬼子带上了堤坝，敌人又说我们是妇救会的，我们仍坚决否认。鬼子拿起木棒朝着我的肘关节狠狠地打来。当时因心情紧张和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感到十分痛疼。一棒子下去我的肘部立即肿起来。接着鬼子又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张子舫肚子上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怕被敌人奸污。我们是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敌人若是糟蹋，我们就和他们拼，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敌人糟蹋。
我们来到堤岸上，突然看见黄枫也被捕了，胳膊上拴了一条手指粗的绳子。我们心中立刻扑通一声，暗想这可糟了！在堤坝上，我们看到同志们的衣服，床单被敌人散乱的抛了满地。还看到张蕊，刘桂两个小女同志，赤着膊坐在堤坝上呕吐。我和张子舫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说：“怎么我们剧社这样倒霉！”
日本鬼子把我和张子舫带到用床单盖着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前，鬼子把床单掀开让我们辨认。当我们认出牺牲者是我们的导演路玲同志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条折叠起来的毛巾，捂盖在她的胸口上。显然，她是被敌人用刺刀捅死的。从她的面部遗容，可以想见她被俘后与敌寇搏斗的情景。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但强忍住泪水，一口咬定：我们不认识她。管林她们几个被捕的女孩子，还有一位男同志，被伪军用自行车拖着，带回鄚州据点。在狱中表现得都很坚强。管林说，“我们一被捕，组织上就跟上了。”采访管林记录。积极设法营救，后来才知道，当时对她们几个比较和气，并为她们通风报信的一个大个伪军，就是我们的内线关系，解放后在沈阳军区工作，还为管林等写过证明材料。由于有组织上的营救，管林她们口供也编得较好，敌人抓不住什么东西，最后用一万伪币将几个被俘的女同志赎了出去。反正是彼此心照不宣吧。出狱那天，伪军队长还说：“你们回去后，还当你们的八路，我还当我的汉奸，”后来，她们也辗转去了路西。
回忆起在那次遭遇中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堤上的路玲，火线剧社的老人们都露出痛惜的神情。路玲是上海人，卢沟桥事变前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喜欢文艺。和苏路在上海演戏时认识后，情投意合，两个人就自己从上海跑到了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到的冀中，两个人都在火线剧社工作，苏路是社长，路玲是导演。老人们说，这两口子都很有才华，路玲写剧本、演戏、音乐、舞蹈、导演样样行。在大树刘庄让鬼子抓住后，她闭口不语，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南方人，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她曾乘鬼子不注意，纵身跳入水中，可惜她不会水，又让鬼子给捞上来了。苏醒后坚决不跟鬼子走，结果鬼子向她胸口猛刺了七八刀，就这么倒下牺牲了。当天晚上，一些幸存者才找到村里老乡，用当地出的芦席，把路玲的遗体卷起来，就埋在大树刘庄高高的堤坝上。才华刚开始显露的这么一条鲜活的年仅26岁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一位冀中的老人说：“活的活下来了，死的死去了，这便是战争。”
活下来的人，后来都在大马庄集中，休整了半个月。大马庄三面环水，桃花梨花，红白相映，绿树成荫，水清鱼跃，一丈多高的芦苇丛，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把村庄隐蔽得严严实实。不注意很难看出这里头还有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庄，更想不到冀中军区九分区机关就住在这里。村里的百姓，种稻子，打鱼虾，织苇席，相对而言生活也还算富裕。
待了半个月，集结在这里的近千人准备过路到路西去，一夜要过一道铁路、三道深宽一丈五六的大沟，行程180余里，身体不行的，跟不上队的都留下。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队伍从大马庄出发，去路西。
老人们说，过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日本人对平汉铁路封锁得厉害，铁路两边都是像间房子宽、深的大沟，挖出水来，下去后两人搭人梯都摸不到顶。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铁路上经常有日本人的巡道车开来开去，探照灯一照，四下如同白昼，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们说，胆小的、未经过阵势的，真有吓草鸡的，腿都软了，步都迈不开，别人只好用布条把他两手、两腿绑起来，吊过沟去。
一路跑着过了路，休息一夜后又走了一段，就到了冀中军区所在地：行唐县口头镇议庄。吕正操司令员等接见了过路的干部。又过了些日子，“留在冀中暂时没过来的同志也都陆续来了，甚至大树刘庄被俘的同志有的也被我党组织营救而脱离虎口，又过来和我们重逢了，所有冀中的文艺团体都来到这里。”这里看不到日本人的膏药旗，听不到“完成大圣战，建立共荣圈”一类的鬼话。村里又传出了抗日歌声：“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1943年元旦，冀中军区直属机关召开联欢会，在会上，吕正操司令员说：“去年是大比之年，我们的反面教员给我们出了很难的题目，然而在座的同志们都答上来了，而且都及了格。但是，这还不算完，希望同志们更好的学习和工作，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场呀！咬牙干部，反攻干部，建国干部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后的岁月是很苦，可也不是说一点乐趣没有。李惠老人回忆说：“那时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这群姑娘和小伙子们从来不知道愁，每逢‘跑完了情况’又轻松愉快起来，从刚发生过的情况中寻找些笑料谈论不已。”
有时甚至敌人在上头闹腾，下头在地道里还照“侃”不误。屈培壅老人回忆说：“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不悲观失望。而是心情愉快，满怀信心地生活……若是情况缓和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在屋子里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有时地上敌人来来往往，我们在地下洞子里小声说笑，充满着共产主义乐观精神。”
人们甚至还拿“五一”“扫荡”时跑反来开玩笑。如说“你还真有两下子。”被夸的人会回答：“原来我还有三下子呢，不是‘五一’‘扫荡’给跑丢了一下子，才剩下二下子了。”人们把岗楼上的敌人叫“蚂蚱蝻子”（不会飞的幼蝗虫），把“扫荡”的敌人叫“飞膀”（会飞的蝗虫）。一说“飞膀来了。”就知道敌人又来“扫荡”了。凶狠的敌人，也不过是些蝗虫……
八路军在太行山开荒那会，毕竟是年轻。
到了路西，不用跑“情况”，不用钻地洞，头顶上没有太阳旗在飘，可以放声唱抗日的歌曲。脚下踩的，的的确确，是自个国家的土地。心中自然很愉快，可乐中也有些苦。先说生活苦：一说起路西，许多冀中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说：“路西比冀中可是苦多了。”采访吴西记录。吃黑豆，吃萝卜缨子和野菜泡成的酸菜，拌上玉米面，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树叶。胡友孟老人讲，甚至还吃过臭椿树叶，他说，当地老乡吃树叶，可也不吃臭椿树叶。
刘仁老人说，1943年过年吃不上饺子，许多冀中的战士都哭，在冀中，再怎么样，过年吃顿饺子还是没问题的。
路西根据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产粮区，要靠冀中等地的支援，在经济上才勉勉强强算是能维持下去，而现在冀中暂时为敌所占，不但不能予路西以支援，还有数以千计的部队作战人员和干部涌入路西。这无疑使路西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当时在路西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
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情况暂时恶化，不但断绝了对山区根据地粮布等物资的大量支援(如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冀中运给路西山区粮食1900万斤)，而且有成千上万人的主力兵团和党政军民机关人员转移到山地整顿，大大加重了山区群众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的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只能以马料——黑豆为“主食”。有人回忆道：“1942年是晋察冀边区物质条件，人民生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特别是在夏末初秋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生活尤为困难，当时群众吃糠吃树叶，部队以黑豆为主食，有时还吃大麻子油。”
说起吃黑豆，当时在路西的杨成武回忆说：在这种困苦的战争环境里，部队每天吃两顿饭，主食是麦麸和黑豆，一到开饭的时候，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走呀，上槽去！”
“咱们是第二骑兵团——吃黑豆的，哈哈！”
一些冀中的老人评论说，有黑豆吃还不错呢。饿急了还吃树叶呢，连马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降到羊的“生活水平”了。
许多人刚从冀中敌人的火网下闯出来，到了路西不久就落入疾病的魔掌。人的肠胃当然比不上马的肠胃，当年在医务部门工作的老人回忆说：“黑豆作为马料是好东西，作为人的主食就难消化了。在吃黑豆期间，急性胃肠炎患者急剧增加，不少人因消化不良而发生腹泻。”
吃的不好，再加上休息不好、水土不服等原因，从冀中到路西的人闹病的很多。九分区一位老人谈到：“1942年‘五一扫荡’中，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完县一带进行休整。经过反‘扫荡’的剧烈斗争，部队连续作战，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经常露宿野外，斗争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到冀西后粮食供应也很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九分区是如此，冀中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冀中一些老人回忆说，刚到路西时，看着路西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过不了几天，自己也变得面黄肌瘦了。
如果在那个条件下再养个孩子，那就更惨了。从冀中到路西的陈立中回忆说：那时(指1943年秋)，我正怀孕7个月。领导上为了照顾我，同时也可以减轻剧社行军转移中的负担。把我送进了后方医院。满以为到了医院就平安无事了，谁料到面对鬼子灭绝人性的烧、杀、剔抉扫荡，在敌后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后方的。逼得我们医院随时随地遇有敌情，同样要行军转移，走路，爬山，淌水过河……医院病号多；工作人员少，生活更艰苦。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背，走不动的也只能慢慢地走。有的病号，实在不能自理，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扔掉，也不好意思拖累别人。
一天在行军途中，当我们爬上一座原始山林时，我发现队伍当中有六七个女同志，每人抱着一个小铺盖卷，困难地穿行在满是葛针的酸枣棵子，枝杈狰狞的野树干和马蜂乱飞的杂草丛中。她们的手被马蜂蜇肿了，脸被蒺藜扎破了，鲜血淌了满手、满脸。抱着的小铺盖卷外面也被划得露出了棉花，伴有点点滴滴的血迹和乱蒺藜等。相形之下，我比她们强多了，手脚虽也难免蒺藜野蜂的刺蜇，但没有小铺盖卷累着，只身上背了个背包，两手空空地爬山，就比她们轻松多了！队伍艰难地越过原始山林后，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里，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显然老百姓为躲避鬼子的烧杀，逃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了做到彻底坚壁清野，什么也不给鬼子留下，房子上的门窗也卸下藏了起来，空落落的屋子，只剩有一条大土炕。
八九月的山野，晚间已经有些秋凉。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谷草铺在光秃秃的土炕上，足有半尺来厚。几个女同志就挤睡在这上边。当她们把一直不离手的小铺盖卷打开时，我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竟是小生命——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妈妈们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们的小嘴里，让他(她)们吸吮着点滴的奶水时，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满足，才哇哇地哭出微弱的声音来。
夜间，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冷得打哆嗦。据说这是“打摆子”。也没有经医生详细检查，护士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睡了一觉，觉得好多了。但过了不久肚子却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医生去30里地以外的山那边看望重病号去了，同屋的同志们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仅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约有十五六岁，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其实只不过是做些日常的勤杂工作)。对于医务知识还丝毫不懂，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紧急情况下，由同屋刚做了妈妈们的指点，就依靠他帮着把早产的孩子接了下来。然而据说生下来就是死婴。他很快就把这个不足月的男婴埋在山脚下了。幸而那时我还年轻，又是头胎，处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也就顾不了许多。早产后，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我除了一身穿着的单军装外，什么也没有准备。也就只能囫囵个的睡在五六寸厚的谷草上。八天后，由于情况紧急，当要转移离开这里时，扒开炕上的谷草一看。才发现一块直径二尺大小的血饼铺在那里，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收拾干净就上路了！到了新宿营地，刚刚安定下来，胃里又闹起“革命”来，咕咕直叫。眼睛也开始冒金星。由于全屋同志们的关照，叫“护士”给我做了一碗玉米糊糊吃。到正式开饭时，又叫我吃了一碗。在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部队的供应难于及时的征集。每人每顿定量只有一碗玉米糊糊。我却破例地被允许多吃了一碗。从此以后的几天里，我每顿都是被照顾的吃两碗。虽说如此，“饥慌”仍是时时的困扰着我。同屋里的产妇们，更都是在饿着肚子啊！她们的婴儿整天像池塘里的青蛙，大、小、高、低、粗细不同的声调，有节奏地哭叫着，要求能得到足够的奶吃，但妈妈们干瘪的乳房里哪来的足够的奶汁呢！妈妈们只有用白开水一滴一滴送进他(她)们一个个张得圆圆的小嘴里。滴时不哭，不滴时就又叫起来。大人、孩子都饿成这个样子，我哪能再开口要求增加呢？只有忍耐着。这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勒紧裤腰带的必要性。不久，我的爱人郭筠来看我。带来了二斤白面，一斤牛肉，一小包盐——这是火线剧社从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的伙食中给我攒下来慰问我的。同屋的同志都参加议论如何享用这好久不见面的细粮牛肉。“包饺子！”大家七手八脚，剁馅的剁馅，和面的和面。不一会儿，饺子就下了锅。全屋的同志们都尝到了萝卜丝牛肉馅饺子。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过年了！过年了！”高兴得有说有笑，似乎连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也发出了咯咯的笑声。郭筠来看刚生产的妻子，怎么连在农村是最普通的产妇食品——鸡蛋都拿不出呢？当时，在路西，鸡蛋是“高档”营养品。当年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看到一位译电员病得厉害，“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掏出笔来，批了个条。”让供给处给一些鸡蛋。要是在冀中，尽管“五一”大“扫荡”后百姓生活也很苦，但产妇不论好孬还是不会穿身单衣受冷，吃不饱饭。想吃个鸡蛋，也还不至于要司令员批条子。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恐怕不是人人那么愉快的吧。吴西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变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回路东坚持斗争的是‘咬牙干部’，到教导团学习的是‘反攻干部’，到延安去学习的是‘建国干部’。咬牙坚持虽然艰险，但在冀中平原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的干部都愿意返回路东，为保卫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导团学习也比较好动员，一则是学习提高的机会，二则仍是冀中军区的建制，毕业以后还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划归四分区的三个团，变换了隶属关系，对山区生活、作战都不习惯，特别是脱离了冀中的建制，这是干部、战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顾虑得较多。”吴西老人只是说，当时人没想到会这样，思想上顾虑较多。一位当时在连里工作的同志，则没有这么含蓄了，说部队从平原到了山区，原来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来专门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总之，是心里没好气。离开了冀中，离开了家乡，每天吃的是黑豆，干的是农活，回来往炕上一躺直叹气，部队又转属到别的军区，心里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来返回路东——冀中工作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精神就来了。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叹气道：“唉，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所谓“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敌人伪装撤兵时，一些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心区；所谓“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就是指聂荣臻所说的：“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
其实，冀中的领导何尝不愿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荡”过后，每一位从路东到路西的人，按照组织原则，都要汇报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表现。有的还要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看到些什么？碰上什么人？等等，都要一一写明。有的老人说，“当时也是真老实，连违反了群众纪律，实在忍不住摘老乡个瓜吃，都写上了。”据说，写成的材料多得用麻袋装，通过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冀中区领导人还是很了解“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实际情况的。
1942年秋、冬，冀中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潜回冀中，进行专项调查。如派原《冀中导报》报社副社长朱子强回冀中调查两面政权的情况，派作战科韩夏东回冀中调查地道斗争情况。9月中旬，吕正操还电令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让他派部队回冀中侦察情况，看能否站住脚。马本斋遂派排长白振武率20余人组成的武工队返回冀中，结果证实部队回去坚持斗争有困难，站不住脚。所以有些老人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客观环境，是不允许主力部队回去的。这种观点，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的。
从敌情看，“冀中平原根据地，在敌‘五一’大‘扫荡’后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坚持斗争的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6月底，斗争形势依然是严峻、残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敌人修的点碉密度达到顶点。冀中全区有点碉1753个。”“村政权大部分仍资敌，还有一部分对敌我双方都供应的‘两面政权’，不供应敌人的村政权极少。”依仗着重兵压境和堡垒林立，“五一”大“扫荡”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几十个人，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敢到处乱窜。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在谈到“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时说：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这么几个、几十个鬼子，为什么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扫荡”后没有离开冀中，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七分区参谋长苏锦章老人说：“本来，打击分散外出‘清剿’之敌并不困难，但是，退出战斗和转移时，却易于被敌人利用碉堡体系前堵后追，四面受敌，而受到损失。因此，如何解决我军打与走的矛盾，即成为我军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迫切问题。不但如此，敌人以烧杀手段实行‘民匪分离’的政策，致使群众较普遍违心地产生了不愿让我军住房，和不愿让我军在其本村打仗的现象(特别是怕我军‘捅马蜂窝’)，打与群众的暂时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群众和两面政权人员的情绪，仍然机械地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去办，就会脱离他们，陷自己于孤立。结果，不但不能消耗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保存。当然更谈不到坚持冀中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7%，伪军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只有少数干部离开了路西，或潜回冀中开展工作——即所谓“咬牙干部”；或奔赴延安进行学习——即所谓“建国干部”；大部分干部仍留在路西，也没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学习，实际上是“储存”起来，以待来日——即所谓“反攻干部”。
说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据《大江南北》杂志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1942年7月，毛泽东打电报给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紧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要丢掉这块未来反攻的基地。文章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年，而毛泽东却想到以后反攻的事，足见毛泽东是站得高、想得远。但文章没有说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打这个电报？联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我们很自然要想到，或许是在1942年7月，毛泽东看到冀中这一战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势已难以逆转，生怕山东根据地再有个闪失，故打电报提请刘少奇注意。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说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吴西老人讲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帅荣带队。分两批走。约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后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帅荣——当时在延安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冀中军区军事干部，叫去，铺开地图，叫他们讲一讲“五一”“扫荡”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就指着地图，向朱老总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敌人有多少？从哪里进来？我们部队怎样部署？等等。吴西老人说，朱老总当时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吴西老人没有说，只是说那意思是应该搞好一点。采访吴西记录。再采访帅荣，却说不记得有这件事。采访帅荣记录。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也只能先作为一个线索，记载在此吧。
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战前日本曾有意派了许多日本妓女到德国去，一旦怀孕，便回国来生下孩子。所以日本军队里有不少个头不小的，都是德国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市川幸雄已成为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踏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他深感忏悔，并感叹当时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年轻一代，出生于贫困的年代，他们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大和民族优秀，大日本国强大。等等。他写道：“那时候，政府给我们灌输的是‘大日本帝国是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是头等国家’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日本是神的国家，每个人都是神的子孙’的说教，政府告诉我们，为了使日本富裕起来，只能占有别国的资源，统治别的民族，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存共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还把实现这种统治的战争叫作‘圣战’。对此，我们是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实在是可怕。”为了“圣战”而参军，当然是无上荣耀的。1937年志愿加入日本军队的水野靖夫回忆说：“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1868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到鸟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难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愿意“为国献身”。水野靖夫说，“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当年，日本青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帝国是世界强国，参加“圣战”无上光荣。
参军光荣，日本是世界强国，这是日本青年从小受官方教育逐渐形成的两个梦想。等到他们真的走上人生道路，这些梦想一个个都破灭了。
先说参军，也就是入伍离开家乡那一会儿光荣，等到了军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水野靖夫回忆说：“作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满怀理想到了军队，却只能跑到厕所去发泄，给家人的信件中，还只能报告自己是多么幸福——因为军队里有严格的邮检制度。
日本军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这所“学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举枪站立等体罚是家常便饭。士兵受到暴力的对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气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骂新兵，新兵则打骂百姓——中国的百姓。文明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在日本军队中是吃不开的。市川幸雄说，“在日本军队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难知识分子和学历高的士兵。”“好像越是无教育，就越能胜任其职，”“浑身总是汗味和马粪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搂着慰安妇消愁解闷”的人，“杀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满杀气的人”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这所“学校”是鼓励犯罪的。要作战，首先就要学会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忆说，“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在1939年从日本芝浦乘船来到中国青岛，“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和女人接触过的吧！’‘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上岸后，日军士兵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那里就像医院里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长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屋子，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排成了一大排，女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着队。有的帘子上面还附有红色的记号，这表明里面的女人带有性病。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是十五六分钟。如果超过了时间，外面的人就会催喊：‘还没完呀？’有些老兵为了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到处扒开帘子寻视。这真是‘皇军’士兵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时代。”
除了学会玩弄女人，还都学会了偷窃。在军队中，“个人之间互相偷窃官发物品的情形已成为家常便饭，”而一旦丢了东西，“即便丢了一双袜子也要成为‘事件’。全体新兵吃够了拳头以后，还要遵循‘寻找’命令，到处去寻找。所谓‘寻找’，就是要到别的队去偷的意思。为了不使自己队内洗过的衣服丢失，不得不在晒衣场上派兵看守。”
习惯了暴力和杀人，学会了玩弄女人和偷窃东西，才算是“毕业”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士兵。每一个日本青年有了这一番经历，在精神状态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市川幸雄以他的三个战友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同年入伍者A君，生长在农村，曾是村里的模范青年，也是个热心研究农业生产的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勤的劳动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性格。他不仅敦厚笃实，而且富有才干，是一位当时流行的二宫金次郎式的优秀青年。但是，A君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凶恶残忍的家伙。他曾说过：“军队是依仗权势建立起来的毫无人性的无情无义的集团，军队里的教育是胡说八道。我原有的人生观，在军队中被彻底粉碎了，我变了。”
他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完全变成了无情无义的魔鬼。据说他留在训练队任职后，对新兵的教育也是极其残酷的。
同年入伍的B君原是京都地方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严格遵守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修身到处化缘，飘泊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做到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但这位年轻的“杰僧”入伍后却感叹地说：“军队的教育全是胡扯，只要肩章上多一颗星，就得称他们为上司，而他们无视部下的人权和人格，要求部下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把折磨别人视作享受。他们做事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这种残忍的虐待，除了在军队之外，在人世上，甚至在地狱里，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军队里生活还不如下地狱。”
同年入伍者C君，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高材生，工科学士。由于学习期间可以延缓征兵期，他比我大4岁，胸襟开阔，像长兄似的。然而有一个年龄比他还小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两年兵，只因比他多一颗星，便成了C的上级，盛气凌人地耍威风。C君为此事极为恼火。他说道：“我在学生时代，要是像在军队这样严酷的教育下学习，也许没毕业就成了博士了。老师和母亲都会为我高兴的。”
纯朴的农村青年，刻苦的模范僧人，文雅的大学学士，经过日本军队的“培养”，就都变成了杀人狂。市川幸雄说，“正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教育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他说，“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度出现在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用那位上过大学的C君的话说，日本军队的一些作法，“若在法制社会是无法饶恕的。”
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破灭了，那么，既然日军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剥削新兵，但仍有相当战斗力呢？这是因为，这些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梦：日本是世界强国，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梦，又掺杂着民族自尊感，比第一个梦更难破灭。许多日本士兵忍受着上级的欺压和老兵的拳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我们是为日本而战！慢慢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原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算不上世界强国，别的民族也同样优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优秀。市川幸雄是一名飞机维修兵，他似乎比一般士兵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当他1937年来到中国时，觉得中国比日本还穷，很有点瞧不起。因他是维修兵，相对而言，行动比较自由，看到颐和园的建筑，看到北京高大的城楼，他开始感到，中国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中国人也很聪明。他说：“在日本听到的轻视中国的宣传论调，与现实完全相反。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日本的军用产品也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威力无穷。市川幸雄甚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空军就败在小小的飞机零件上了。他说：“一般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空军败给美国是因为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那就是飞机的质量太差，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空军是败在这个日本和尚的捐献掌心大小的增压器上。美国的增压器即使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性能也保持不变。”
岂止是增压器不行，别的飞机零件质量也不行。因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往往用回收的废钢材生产的再生钢，来制造飞机零件。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供给贫乏的日军又不允许随意更换零部件，只要能凑合就凑合。维修一架飞机往往就是一次小修，要四五个小时，因而当市川幸雄听了解美军的飞行员们说美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