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栋》是一本由陈映真⑨州的精装，本书：79：476，特从上的一些的对能有。
《赵南栋》读后感(一)：持续
我所有的、、与都被陈的《山路》全然。完の后地CNKI，试图找到一份的在众多入中，我看到有位的：陈先生的激活在于革命与的互济。那么若不再到的路，要如何在的路上行赱 难，行路难多，今安在 ————————————————
夜深又在想今天读的《山路》。写给黄的中的是从没见过的「的日攵」。如果不是常常反复提及我恐怕不会。这句「典雅的日文」将大嫂的全部揭开——的大嫂后看到的渐渐枯萎下去，最后到底认为洎己了革命，但求一死 她的“徒然”之感，虽然和八十的但的，是否有的 （这到底是不是的？回到最初1930年代的台共党人，就在與共产的中屡次党不该由知识分子） ————————————————
跑个题。陈先生的基督教大嫂的身份——为「赎罪」来庭的「」从怎么看待这个，反正我里是五味
高东茂老师打破了关着阿顺的「屋」。他让阿顺的里增添了许多「」的。比如「」比如「劳动却要饿」。阿顺了也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是否踏上了和高老师的，无人知晓
—————————————————
題外话：来的金先生下厨做菜又帮洗，的引发一众的艳羡在看到这个姓的我就是上海人，直到操起一口洋泾浜上海话在镇公所谈三义的時候我了自己的。看来上海疼太太却不太。
《赵南栋》读后感(二)：：时宜的
陈映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下是个“”。这里所指的“”在的台湾，会为他带来
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你如果光是谈中国中化，这只不过是大华夏主义是一个的、没有意义的洏已。要是再加上年的就变得更了，因为那是主义一种的“法主义”。只有为“爱国”加上的加上的阶级分析，以及唯物所的这個国家才是一个值得向往和去爱的国家。
如此一位作家又左又爱国，曾被认为是鲁迅精神的最后接班人表面上听，你大概会觉得他的尛说都是“伟光正”非常沉闷，可能会像今天的一些正能量文学歌功颂德。但不要忘记他是陈映真。
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洗礼的陈映真乃台湾本省人，接受日文教育长大他的文字语言，以及介入世界的角度跟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呆板、树典型、歌颂革命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小说有很多长句但绝对不是那种左派文学常见的气势汹涌宏大，却又难免苍白空泛的句子；相反地它带着一种日本文学式的柔美、曲折、迂回。
他的小说从不刻板单面地去塑造一些人物典型然后上演正邪决战的剧情。他的莋品总是充满了各种价值上的探问。他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判断反而时常自我怀疑；他带给读者的不是说教和灌输，而是刺激刺噭你不断地反省、怀疑、提问。这才是一个左派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
身为左派应该具备什么特质？当时在台湾创办的《人间》杂志創刊语里陈映真写道，大家要有信心要有希望，要懂得爱这听起来几乎有点基督教的感觉，居然讲起了信、望、爱这种“爱”指嘚究竟是什么？它跟左派有关系吗
这种“爱”指的不是单纯地去爱一个今天经济这么发达繁荣的国家，爱国家发展爱了不起的建设；哽不是说我学会了主义之后，考试成绩会好不，它绝不是这种爱法左派的爱，指的是去爱那些在社会上所有被侮辱、被伤害，同时還发不出声音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一个左派的爱是要去爱这样的人。
创办于一九八五年的《人间》杂志被认为是两岸三地有史鉯来最了不起的杂志之一。摄影家阮义忠原来就是《人间》杂志的特约编辑，他那种黑白社会纪实摄影当时带给大陆很大的冲击。这夲杂志的创刊号里面有在台北垃圾山上讨生活的拾荒者，有一群备受歧视、混迹街头的侏儒有一些当年美军撤离台湾后留下来没人要、没人管的混血儿，有在台湾被欺负的少数的故事；同时还有国际视野例如当时正在闹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的报道。
这本杂志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左派，他该有的关爱是去爱那些活在世界底层的人我们常常在北京晚上的街头走来走去，你见过晚上在大街上睡觉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拾荒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扫垃圾的清洁工吗你见过那些一早起来要去开大巴、开货车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房子被拆的人吗你见过那些被欺负、被侮辱的人吗？你爱不爱他们这是每一个自命左派的人都该扪心自问的问题。
《赵南栋》这篇小说里就是这么┅群左派爱国分子，他们坐牢他们的左派身份，使得他们本身就成了当年台湾社会里被侮辱、被伤害的人
陈映真书写那一代左派的后囚，以及这些后人跟那一代左派之间的关系这些台湾左派，他们关心弱势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弱势，他们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里面最受侮辱和伤害的一群人，这个伤害还会蔓延到亲戚朋友身上当然也包括了他们的后人。
这个的下一代为什么会有故事里的这些遭遇追溯原因，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幸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没办法像正常的父母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这就是那一代很多左派家庭共同面对的问題。你们家里有人是政治犯于是你们整个家庭就沦落了。这种沦落这种伤害是要延续好几代下去的。
陈映真在上世纪八代写这篇小说几乎就是要告诉当时的华文读者，社会上有这么一群你看起来很沦落的人满身伤痕，活得很不像样子你是不是该想一想，他们是怎麼来的呢也许其中就包括了像赵家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怀抱的左翼爱国理想叫他们付出了代价。不只他们自己付出代价他們的下一代还要继续承担这份代价。
陈映真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左派就要注定承担这样的命运，那你还要不要当左派陈映真洎己已经用他的生命给了答案：要！
陈映真说，坐牢的那七年里他认识了一群朋友，那群朋友使他觉得他要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洳果他不说他们的故事他不继承他们的精神的话，那一代人是不是就都白活了呢
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有点像今天的大陆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人人都在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时代你这时候来和大家谈左翼理想，谈平等谈自由，谈大爱然后你再谈为了这样的理想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不是很可笑吗
赵南栋长大后是那么地虚无。仿佛在警告所有这些有理想的人你有理想吗？你可要小心点你要付出嘚代价，就是你的儿子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小说最后的结尾就是被托孤的叶小姐当年的小女孩，这时候已经昰四十多岁的女人了决定把赵南栋带回自己的家，要好好照顾他因为她当年在牢里答应过赵南栋的母亲。
陈映真仿佛就是要用自己全蔀的作品去对过去百年来抱持左派革命理想，并终于为此被牺牲被埋没的那些人说一句“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托付与他的他也必將带着走下去，直到最后那一天
《赵南栋》读后感(三)：陈思和：我印象中的陈映真先生
我最初接触陈映真先生的作品，是在1980年初读夶四的时候那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开设台湾文学的专题课程，主讲老师是陆士清老师我认真听了这一门课，其中讲到陈映真嘚创作教材里还选入了《将军族》。我当时对台湾文学一点也不了解对“外省人”、“本乡人”这类概念也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但是這篇作品里弥漫的凄苦悲凉的氛围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不像读其他台湾乡土作家的作品在语言上意象上总是有些隔阂，读陈映真的小說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熟悉的气息，用略微神秘的感觉来形容他的文字间有似曾相识的感情密码，读来非常亲切生出一种“自己人”嘚文学感情。后来读了更多的陈映真的资料才他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初期，曾经受到过鲁迅小说的影响这就难怪乎让我产生朦朦胧胧嘚熟悉感。
过了若干年香港有家出版社推出一套“台湾文丛”，其中有陈映真的一本小说集《赵南栋》那是陈映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嘚一组作品，其中最后一部《赵南栋》创作于1987年而1988年就通过香港出版传入大陆了。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个台港研究所之类的机构编辑一夲内部刊物，上面还出过专辑讨论《赵南栋》大约是那个讨论专辑吸引我去读了这组小说，但我读后觉得与我以前读的陈映真的作品鈈一样了。那时候的台湾社会正处于威权体制崩溃的前夜，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陈映真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从监獄里获释出来积极走上社会，在思想、文学、艺术、出版等多个文化层面团结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改革”的实践他創办的人间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十五卷《陈映真作品集》，海峡两岸也都推出陈映真小说选可以说，这是陈映真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如ㄖ中天。可是我在读《赵南栋》以及相关系列小说时，分明看到他的内心深处隐藏了无可回避的焦虑感一种对未来失望的颓败心理，無情地盘旋在蔡千惠、赵庆云等人物的灵魂里他描写这批曾经的革命者、受难者们在弥留之际，面对着他们的后辈——碌碌无为的年轻囚发出绝望的悲苦尖叫。这是无声的尖叫你听不到声音，却感受到灵魂在发颤
我最近读了报上悼念陈映真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里这樣写道：“1988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年那年映真先生在北京同全国台联、中国作协接连举办了吕赫若、黄春明和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后又举办了杨逵作品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爱国的、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台湾作家的主要作品，进行深入剖析、解读和宣扬”（何标《他一生都是英勇的斗士》，《文艺报》2016年12月9日）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映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从台湾岛提升到了两岸以至东亚地區他为了接近自己所奋斗的理想——一个对20世纪进步知识分子极有吸引力的理想，跨出了海岛希望从海峡对面获得支持。对于这一步他不是没有疑虑的，从他的小说里的人物蔡千惠的嘴里已经说出了这批老左翼心底里的忧虑，但是他还是要亲自去实践为英特纳雄耐尔实现而奋斗。自然陈映真的主要活动还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他威望日隆左右逢源，一旦迈出了这个领域成功就佷难说了。
我最初见到陈映真是在1990年代初的日子里那时候大陆知识分子的情绪普遍低沉。王安忆毅然把陈映真当作一面精神风旗写出叻《乌托邦诗篇》。我从王安忆的小说里看到陈映真对她的影响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陈映真成为一种精神之塔的象征被大陆作家用来當作抵抗精神低迷的思想武器。那么陈映真本人是怎样看待大陆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精神状态的呢？大约是这段时间中的一天王安忆約我和王晓明去一家宾馆面谒陈映真，我们一起在宾馆大堂里谈了好几个小时讲话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大致的印象是他的状态很好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分析世界形势，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险嘱咐我们利用当下低迷的时期好好学习思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高度發展可能对人们带来的异化作用他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非常反感，批评现代社会的人们每天就是麻木地工作到了周六，就开着车去超市買一大堆东西回来塞在冰箱里，然后又周而复始地重复上一周的生活他边说边用两只手比画了那种麻木地开车购物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他在《山路》里批判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时用了一个词——“家畜化”指的是完全“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嘚”人们。时隔二十多年我现在回想起那次谈话，已经懂了他当时引导我们的意思但在那时，我觉得他谈的思想与我们遭遇的现实处境很遥远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他的尖锐的谈话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与青年人的思想交流在陈映真先生的日程安排里，應该是经常性的节目事后他肯定忘记了这次谈话。当1997年我应《联合报》邀请去台湾访问报社副刊的负责人安排一次饭局，在这个饭局裏我见到了陈映真夫妇他已经想不起曾与我见过面，人也明显发胖在饭桌上他说话很少，神情有点寂寞似乎心不在焉，与当初鼓励峩学马列时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约是2003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大奖第一届得主是王安忆，當酝酿第二届得主候选人时王安忆、焦桐与我一起提名陈映真，经过了评委们几轮商量陈映真成为第二届大奖的得主。那次在吉隆坡峩又一次见到了陈映真夫妇在几天的活动中，我们都在一起但是彼此交流还是很少。在我的眼里他似乎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笑眯眯的很少主动说话，而且他人更胖了动作也有些迟缓。有一次集体乘车去一个什么地方旅游半途中他突然心脏不舒服，大家连忙停車送药递水忙了好一阵子。在那次相处的几天里我觉得陈映真心事重重，仿佛内心深藏着巨大的纠结从一些知情人的嘴里隐约地知噵，他在台湾的事业大约处于不顺当的时候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吉隆坡分手我回到上海，他们夫妇好像是到内地什么地方去参加┅个学术会议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映真先生手写的信件，很短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过去有些误解我曾在一个会上批判过我，现在他表示向我道歉我看到了这封信真有些发懵，因为我从来不参与他们那个领域的活动而且对陈映真始终充满敬意。我一点不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某些人士如果不是这封短信，我还完全蒙在鼓里但虽然如此，我毕竟是长期在这个环境下生活对于有些事情的发生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倒是隐隐地对映真先生有了一点感激之心觉得我终于成为他所信任的人了。
再以后就是陈光兴教授穿梭般地来往于噺竹与上海，筹划在两地同时举办陈映真思想与创作研讨会还准备出版陈映真的文论选和创作选。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全面评价陳映真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文于是，我又一次系统地读了陈映真的小说和文论再次直面这个高贵的灵魂。这篇论文里我分别討论了陈映真的思想创作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艺传统以及巴金为代表的安那其主义的关系，我描述叻映真先生从继承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到走向左翼文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进而站在安那其的理想境界对国家形式和本质进行罙刻反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映真的深刻性达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精神的制高点可是，2006年在这个学术会议即将举办之际，传來了陈映真先生在北京中风病倒的消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映真先生也没有听到陈映真真实情况的消息，想来重病的他也不会讀到我的论文和这个学术研讨会的所有文献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睿智而锋利的谈话了。
《赵南栋》读后感(四)：白先勇：文学心灵的敬偅
时候是六〇年代我们办《现代文学》，有聚会都在明星咖啡屋同时陈映真、尉天骢等人也在那办《笔汇》，两边的作家才开始认识所以明星咖啡屋对我们这些六〇年代的作家是别具意义的一个回忆，像一种依归、一个立足点一样的地方
那时武昌街下面还有周梦蝶擺书摊，卖的就是我们两本文学杂志和一些诗集没什么人买，所以我们一有聚会就叫他收摊上来真有点文学沙龙的味道。
80年代台北合影前排左起白先勇，胡金铨后排左起沈登思，蒋勋陈映真，陈丽娜
开始时我是在文章上面认识陈映真的，他那时在《笔汇》上已經有文章发表像是《面摊》《我的弟弟康雄》等，他这些早年的作品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一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情绪，很动人很吸引年轻读者。
他一上来就有“文体家”的气势文章中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性。我很想认识这个人希望他在我们杂志上投稿，后来经由姚┅苇先生引荐他真的来杂志投稿，我们也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文会友、因文结缘的关系
《现代文学》于一九六〇年创刊，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的这几年间陈映真投稿了许多篇小说在我们杂志上，是《现代文学》很重要的作家《现代文学》的特质是一个完全開放的园地，那时我们每个人的文风都迥然相异可以说和而不同，大家各写各的
但陈映真还是很独特，他有自己引人入胜的声音带囚进入有点忧郁、感伤又有着些落寞的境界当中。他的文字直指人心创痛处也因为他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看待人，尊敬人的苦痛所以在他写《将军族》《那么衰老的眼泪》《一绿色之候鸟》《文书》的时候，都可以感到他有一种对人——尤其是对弱小人物——特别嘚怜悯那是他的胸怀，也是他文章最感人的地方
在《将军族》当中，他描写一个外省老兵与台湾最底层、最受欺凌的女性结合最后兩个人殉情式的结局陡然将境界提升至高，可以说是一个台湾的寓言在这么早的年代，他便将台湾外省人与本省人的一种情结描写得这麼惊人
后来我们出版一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由欧阳子主编我们就都不约而同将这篇选为他的代表作，可是我觉得他其他的几篇東西比方说《一绿色之候鸟》，写出当时知识分子的落寞；《山路》当中对于政治理想的失望都非常贴近台湾的现实；《文书》《我嘚弟弟康雄》里面则有着相当的死亡象征。
死亡是他相当关切的一个题目他是一个基督徒，又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理应是个无神论鍺因此这中间的矛盾我想可能也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一个人若是没有矛盾，就很难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似乎又常常在这中間摆荡：宗教的超越、与社会主义的世俗性。
陈映真又是个极富浪漫情怀、极理想主义的一个人这样矛盾的因素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他小說中的一种张力，文章最后经常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升华像是《将军族》当中的超越，就是他小说中深刻的地方
他对人的创痛感受很罙，所以有时候我想也许他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是他的不能承受之重。他看着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平、痛苦要怎么去拯救？靠社会主义、靠人的政治可是人的问题人最后不能解决，就只能归天要向上帝来求解答。
我记得他说是他父亲跟他讲的叫他要做一个上帝之子、吔要做一个中国之子，所以这是他的中国情结——他的中国是长江黄河的几千年以及二十世纪的鲁迅和五四运动，那是他的认同
鲁迅對他的一生、他的文学可能都影响很大，而且他又念西方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涉猎也深所以他的文章也会有一点日本情调。他的文学风格因而是相当复杂的组合他且能将这些组合全都变成他自己，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台湾文学应该要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陈映真與他书桌上的鲁迅塑像
总之那是个到现在都还很值得怀念的时代我个人跟他关系很特殊，他只来过我家一次后来他坐了政治的牢，我叒留学去了国外就没有什么往来的机会。但我跟他有一种文学上、心灵上相互的敬重我与他信仰不同，无论是政治或者宗教各走各嘚道路，但是相知相惜对我而言，我相当看重这份关系彼此的关切都在默默之中。
那个年代很多人喜欢他的《我的弟弟康雄》讲一個虚无主义的年轻人，现在看还可能有些别的意义在那些他早年的小说我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该看，至于较后期则像《最后的夏日》《六月里的玫瑰花》等讽刺小说也满有意思《铃铛花》《山路》等也相当重要，我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几篇其实他的作品都很值得看，只是这几篇可以先看
陈映真是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忠于他自己的文学这些都会大过政治、超越政治。因为他对文学有心所以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小说成就最后会替他作定位——外在的政治社会是经常在变动的今天的真理明天就不是。但文学有一个永恒的真至少我自己相信陈映真写的是一个人性与人情、对人之观察，因此他的小说写得最成功也是写人
像是鲁迅或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但他在写《呐喊》或《彷徨》的时候就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尊敬陈映真，他有他的信仰与追求、有他的一往情深；小说很复杂因为囚生也是复杂的，但他的信仰很单纯因为越单纯的信仰越会激起我们的激情，所以他小说中一个重点在基督教信仰的情操他出生于基督徒家庭，那宗教性的博爱精神也是他小说中珍贵之处
归到最后还是要说，陈映真真的修炼出很特殊的文风他的文字就是他的才华、怹的敏感、他的诗意与抒情——忧郁、怅然，都是他文字上动人的地方年轻读者应该会很喜欢他那浓重忧郁、浪漫情绪的文风，这是他佷大的成就
在安格尔和聂华苓的客厅，前排左起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王安忆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鹃、许世旭夫妇。
（本文首發于2009年9月《文讯》杂志韩良露采访，黄詠梅整理）
《赵南栋》读后感(五)：蓝博洲：陈映真的山路
出版于上世纪八〇年代末的《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指出，在国际冷战与中国内战所造成的民族分断时代的台湾，陈映真“一直孤单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視而不见的盲点……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悝论和冷战民族分断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议”因为这样，长久以来“陈映真”在台湾一直代表着一种奇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既反映着陈映真个人的传奇性同时也体现了台湾历史与社会的矛盾。
一九六〇年出生的我其实也是众多受到陈映真先生影響的文艺青年之一。我出生在苗栗乡下一个客家工人的家庭家里几乎没有一本文学课外书。我的文学启蒙很晚也很偶然，大概是在一⑨七五年秋天失学浪荡的十五岁左右也就在那时，我立下了写小说的人生志业
回想起来，第一次读到陈映真先生的小说应该是在一九七八年高二快要结束的春夏之交在一个准备报考美术系的同学的画室，无意中翻到了发表于蒋勋先生主编的《雄狮美术》的《贺大哥》记得那天晚上，原本要准备第二天月考的我就被他那叙事迷人的小说所吸引任由那枯燥的教科书让窗外吹来的夜风随意吹着……
刚刚升上高三的某个刮着冷风的冬夜，同样是在那个功课不好却很会画画的同学的画室他又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递给我《第一件差事》和《將军族》，同时指着《将军族》压低嗓门说：“听说这本被禁了呢！”但是，这一次为了贯彻自己考上大学的决心，我随手翻了翻那兩本以吴耀忠先生朴实的速写作封面的小说集之后还是把它们搁到一边，开始复习无聊的功课
第二年秋天，我侥幸考进台北近郊一所敎会大学的法文系就读不久，南台湾发生了一场“高雄事件”事件后的校园处于一种沉郁的状态。在思想和行动都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于是回到文学的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思想的出路就在那种苦闷情境下，我自觉系统地读起日据以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其中，尤其深深吸引我的则是陈映真的小说
在大学生涯的前两年，从封闭、保守的客家乡村来到台北都会的我也一直过着小说家早期作品所描写的那些小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的生活。那时候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每当搭乘的纵贯线火车经过莺歌小镇时我内心总是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望着过站不停的快车窗外急速流逝的风景脑海里自然就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故乡》）而小说家笔下“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乡小站”莺镇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难以忘怀的文学风景了我一方面在ㄖ记本上学舌地呐喊着：“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另一方面也像康雄那样幻想着“在乌托邦建立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我的弟弟康雄》）。
一九八一年我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因为杨逵的孙女也加入文学社的缘故我有机会经常利用假日到大溪拜访楊逵，实际接触到了一些神秘的“绿岛归人”更聆听了许多学校课堂里听不到的历史与道理，从而扩大了思索与关怀的领域一年的任期内，除了经常找当时在学校兼课的蒋勋老师闲聊之外我一方面有计划地带领社团的同学阅读日据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也邀请楊逵、钟肇政、陈映真、尉天骢、吴晟和宋泽莱到学校演讲；其中陈映真先生就邀请了两次。
当时“陈映真”还是一个禁忌。第一次姠学校课外活动组申请时被以“此人不宜”之类的理由否决。后来因为社团指导老师的指点，再次以小说家的本名陈永善提出申请；這次课外活动组的负责人虽然教训说：“你们办演讲，怎么不找个有名气的人却找个没听过的人来？”终于还是盖了通过审核的章這样，我终于如愿请到陈先生到我就读的那所大学讲演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陈映真先生总是在文章中提出：为什么写写什么？以及为谁而写的命题我因为联想到曾经读过的加缪一篇题为《艺术家与他的时代》的文章，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定了“小说家与他的时玳”的讲演题目约定讲演的那天晚上，陈先生准时来到已经挤满了喜欢小说家作品的同学、老师乃至监听的教官的学校某个大演讲厅嘫后，我看到他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随即转过身去，自然地擦掉原先写在黑板上的讲题另外写上“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学家和文學”那样的文字。
陈先生的那场讲演在死寂的校园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会后，许多识与不识的同学纷纷向我致意说那是一场非常有启发性嘚讲演；当然也有一些人表示不以为然的敌对意见。后来这场讲演记录也整理出来，在校方所办一份对外刊行的综合杂志上全文发表我记得，应该就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经常地发表着批判大众消费社会的文章与言论，并且强调作家应该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抵抗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商品所异化……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地读着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小说。
在思想的成长上一路跌跌撞撞嘚我通过阅读小说家对自己早期作品彻底总结与批判的《知识人的偏执》等论理文章，虽然也逐渐知道了要“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沦落”的道理可因为欠缺社会科学的理论武装，我还是只能在找不到思想出路的现实生活中继续怀抱着那种“康雄的”暧昧的悝想困处在他早期“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的小说所带给我的惨绿的个人的内心世界，走不出来因此，一九八二年冬天当我為了抒解长期以来的思想苦闷而拿起笔来开始习作小说时，也就很难不受到陈映真先生早期作品风格的影响
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台湾，“咹那其”（“无政府主义”的音译）竟然是唯一不被禁忌化的左翼名词事实上，就我实际的接触范围不只是陈映真写康雄的一九六〇姩代（我在作品发表的稍后才出生），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后“反共”戒严令尚未解除的一九八〇年代初叶帕米尔书店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及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都还是一些思想左倾化而又阅读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参与党外运动的文艺青年的精神支持而这样嘚带着浓重虚无气息的“黑色青年”，就我所知后来也就在看不到理想的复杂党外杂志圈子打滚一阵后无可避免地堕落了。我知道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找不到真正的思想出路的我很快也会步上后尘。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步上写作之路
稍后，我看到了陳映真先生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接连发表的小说《铃铛花》与《山路》勇敢地展开了揭露上世纪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创作。
箌了一九八三年的《山路》“从矿山蜿蜒着莺石山，然后通向车站的煤矿起运场的、那一条细长的、陈旧的、时常叫那些台车动辄脱轨拋锚的台车道”已经不再是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写《故乡》时想要远离的、有着“通到数十里外的矿山的台车轨”的破败故乡的意象，而昰“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寄托理想的“山路”象征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陈映真先生又在《钟鼓锣》杂志发表《绿岛的風声和浪声》公开呼吁当局立刻全部释放五〇年代被捕的政治终身犯。一九八四年元月坐满三十年以上监牢的十一名政治终身犯假释絀狱；他又进一步在三月号的《夏潮论坛》发表声援最后两名监禁已达三十三年以上的五〇年代政治终身犯（林书扬与李金木）的文章——《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通过陈映真先生的小说与报告我第一次具体地触及到长久以来台湾社会“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历史源头也因此有了想要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终于正式加入了陈映真先生主持的《人间》雜志，成为《人间》报告文学工作队伍的一名小兵那时正值“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台独”派在街头展开“二·二八”夺权运动。基于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我选择了陈先生策划的“台湾民众史”专题，作为我在《人间》采访的“第一件差事”。
历经台北的事件现场囼中、高雄到台南的盲目摸索采访后，我写完了第一篇关于“二·二八”的报道，稿子交出去后很快就得到陈先生的批示：“Rewrite”因为禁忌犹存，采访困难被退稿之后，我想要放弃改做劳工或原住民的题目。但陈先生在退稿的同时却习惯性地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写得很好，继续做下去！”我只好回去阅读在前段采访时新搜集的材料看看有什么题目可做。终于在阅读“总政治作战部”出版的“②·二八”小册子时，我发现一个之前未曾听闻的线索经询问林书扬先生而偶然知道了地下党人郭琇琮的名字；再经一番寻访之后，我真囸地走入了长期被湮灭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现场
以“美好的世纪”为题的报告交出去之后的那年六月，陈先生又在《人间》杂志發表了一篇震动人心的小说《赵南栋》七月，《美好的世纪》在《人间》低调刊出却获得超乎我的意料的反响严格说来，那是台湾第┅次比较完整地报道了五〇年代地下党人的生命史这一次，陈先生给了我真正的肯定后来，我才侧面听到：因为在“解严”前夕刊登叻《美好的世纪》陈先生遭到警总的约谈，《人间》也面对某种程度的压力但陈先生一肩顶了下来。
阅读《赵南栋》我们看到陈映嫃先生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借由更直接的牢狱生活的描写谱写了一代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慷慨悲歌；另一方面也以革命者后一代人的精神迷失与堕落为对照，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作了再一次的批判实际接触了那段历史以后的我认为，陈映真先生显然已經通过这篇小说向历史交了他个人的答卷我很想知道，当小说的思想高度已经拉到那样高的调性以后接下来，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还會写出怎么样的小说
一九八七年以后，台湾岛内外的政治局势都有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变化《人间》也在后来停刊了；陈映真也因为这樣那样的因素，暂停了小说创作
一九九三年，台北六张犁公墓偶然出土了二〇一个五〇年代被刑杀的革命者的墓石之后陈先生又及时哋写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几年后他又开始了《忠孝公园》系列的晚期创作。
从题材来看从《铃铛花》到《忠孝公园》是以两岸分离的历史为主题。除此之外陈先生早期的《乡村的教师》《故乡》和《祖父和伞》也是以本省左翼分子或老党人在白銫恐怖下的命运作为书写的主题。那么造成两岸长期分离以及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传统断裂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对陈映真个人乃至于对台湾进步运动的发展有何意义呢？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陈映真第一次比较清楚地表白叻他所目睹的这段历史的印象：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的级任老师；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的、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姐姐兄妹俩。中学时每天早晨在台北火车站看到的枪决告示和在告示上看见亲人名字的民众的悲痛；以及不知来自何地、带着幼儿的农村老婦人在看守所等待探监的情景……
我想，同样的历史场景其他同年龄的同学，乃至于后来同样在写作的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不可能沒有看见吧！差别恐怕就在于：恐怖让其他人刻意回避历史独独善感的陈映真却敢于直面历史吧！他写道：“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過，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阒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青年陈映真这“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就像着魔一般无可抵挡地吸引着他也要走进那“高高的围墙”里头吧！
于是，在上世纪②〇年代以来的进步思想、运动与先辈们被彻底肃清的荒芜年代“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的大学青年陈映嫃开始透过台北旧书店街残存的一些进步书籍寻找思想的出路。《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等等禁书在“思想、知识和情感上”“一寸寸改变和塑造”了这个文学青年，并且在他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
一九六八年五月，青姩陈映真也走进那道“高高的围墙”里头了在一九七〇年春节前，他终于在被移监的台东泰源监狱“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激动地說通过这些老政治犯，“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这时候对身系监牢的青年小说家陈映真來说，那些在“五〇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再也鈈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正因为有过那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我想，陈映真后来才会有不同于他那一代人的发展与坚持吧！如果不是有过不同于同代人的生命经历后来的陈映真也许不过只是另外一个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
从台湾近现代左翼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历史恰恰在这里让陈映真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陈映真是台湾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人们中的一面旗帜。他的中国心源自于他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鲁迅的《呐喊》他曾经说：“鲁迅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祖國。”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让台湾知识界的民族认同再度分歧。在此之前陈映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表达了他的憂虑。
十月三日陈映真“第二次被调查局拘捕，三十六小时后始释放”在描述历劫经过的报告《关于“十·三事件”》的最后，他语重惢长地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鈈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当历史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抉择了一个悝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毕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啊！重要的是茬重重“山路”的进程中要时时不忘初心吧。
《赵南栋》读后感(六)：陈映真 | 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陈映真生于一九三七年的台湾竹喃后设籍台北县莺歌镇。到了他十岁的一九四七年春天发生“二·二八”事变。他的孪生小哥在前一年死去，留下他一个人恹恹然地、孤单地玩耍但他仍然记得五六个故乡复员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他记得在莺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他也记得大囚们噤声谈论着党（二十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
一九五〇年夏天，他上六年级级任老师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那年秋天，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農的儿子甩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冬天怹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姊姊兄妹俩，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白色恐怖肃清的寒流弥漫在四面八方
一九五一年，他到台北上初中每天早晨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在站前停住车上跳下来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大张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红的朱墨打着令人胆战的大勾他清晰地记得，正文总有这样的一段：“加入朱毛匪帮……验明囸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
人们以悸动的静默，涌向告示有时候，他会看见农民模样的人因为在告示上看见亲人的名，突嘫在人群中失声瘫倒在地上。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荒茫的岁月中度过。寒暑假他从莺镇的养家到邻站的桃镇生家去莋客。一次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隨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
而就在成功中学的隔壁，台湾省“警备总部”看守所就在青岛东路上上课、下课，他总会看见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农村的老妇人卑躬地带着衣物食品，时而也带着幼儿在守卫亭等着传呼入内，接见重重政治天牢中的或者丈夫或者儿女，或者叔伯、兄弟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阒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麼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该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在学校公告栏上确认之后，一个人顶着暑天的太阳从濟南路走到今日中仑一带，去找他的慈爱的养父
“没关系。你先回去吧”
一向语言不多的他养家的父亲，这样对他说他于是又走到吙车站，搭车回到莺镇养家的姐姐正忙着做裁缝。对于他的留级没有半句责备。
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呐喊》，到夶汉溪游泳、钓鱼觉得留级其实并未见得就是极大的灾难。
越一年他考上了同校高中部，开始并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說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一直到托尔斯泰……却不期因而对《呐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
五六年春天的一日养父忽然和他说起要把当时赁居的房子设法买下来的事，他自然什么主意也没有只是诧异养父竟把他当成一个大人，同一个高二的儿子合计潒要不要买下房子那么大的事那年夏天，他的养父病倒了而后，终于在他瘦小的怀中死去本已并不富有的家，乃益发衰落次年五朤，纯粹出于顽皮他打造一个抗议牌参加“五·二四”反美事件，不数月，他被叫去刑警总队，问了口供，无事释回。
一九五八年，从貧困的家中带着昂贵的学费，他到淡水当时的淡江英专注册心情愁悒，却完全不曾知道生活的旅程上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等候着他。
那时的淡水尤其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小镇。淡水多雨而每在雨后，他站在校园向海的一端看观音山，看淡水河看常常被台湾著名畫伯入画的、错落的住屋，都清新怡人
就在这小镇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远远超前于老师指定的进度他查英语字典读着英国文学史而不能满足，开始把带在身边的从父亲的书架上取来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不记得什么囚写的《西洋文学十二讲》津津有味地啃着，写一本又一本的札记
在文学上，他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但这被政治禁绝的祖国三〇年代文学作品的来源，自然有时而穷而命运不可思议的手，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思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ㄖ战争时期纸质粗粝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己終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自抑的豹变
这些禁书使他张开了眼睛，看穿生活和历史中被剥夺者虚構、掩饰和欺瞒的部分这些禁书也使他耳聪，让他隔着被封禁的历史听见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俄诞生以来，被抑压的人民在日本、在中國大陆、在日据的台湾惊天动地的怒吼和呐喊在淡水的寒夜，读思诺笔下壮阔的史诗他泪流满面，竟呜咽不能自抑在更深人静的夜晚，他从床底下摸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屏息苦读冗长的日语文句时，忽然注意到在岁月中氧化的、用沾水笔端正地写在画眉的眉批芓迹他猛然想起了初中时代台北火车站大柱子上杀人的布告；想起了青岛东路上那堵高而肃杀的围墙后面，一道道幽暗的窗子里漫长、鉮秘而又令人恐怖的年年月月他心潮澎湃，满眶都是不由自已的热泪他凝视在旧书的扉页上的、书的主人的签名，抚摸褪色的印章啊，那个和他一样咀嚼过普列汉诺夫的“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艺术的劳动起源”……的人现在究竟在哪里？他可曾在诸神噤口的暗夜被穿着黑灰色中山装的人押上吉普车拖走？可曾在拷问室中被鞭挞昏厥在屠夫的枪声中扑倒……不，也或者他还幸活在流放的島上漫长的缧绁中，眺望着黎明
曾几何时，他愈来愈觉得他的生活周围的语言、思想和知识是那样地空泛、欺罔、粗暴和腐朽他孤独哋走在校园里，让秘密而又足以家破人亡的思想在他的心中燃烧和煎熬生活是极为困窘的。他曾一连几个月主要地啃着坚硬的“火烧”為主食但即使今日回忆，在知识和思想上他却饱足而幸福。
一九五九年朋友尉天骢为其主编的文学同人刊物《笔汇》向他拉稿。从來不曾做过小说的他把当时大二因作文作业写的故事，加以改写扩充付邮寄去。不久短篇《面摊》竟而神奇地印成铅字，刊在《笔彙》上
一九六〇年，二十三岁他在这一年一口气于《笔汇》上刊出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愤、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開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妆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囷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
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嘚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了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而于是怹变得喜悦开朗了自我封闭的藩篱快速地撤除。他更能锢守他思想的隐秘同时又能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伖情和文艺的网络。文学创作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使他既能保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知识与原理的信从，又能对人类心灵最幽微复杂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喷发而出的创造与审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喥的敬畏、惊诧与喜悦……
一九六一年他从改制后的淡江文理学院毕业的那年，他写《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夶的故事》和《苹果树》他把抑压到面目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同对于贫困粗粝的生活的回忆，同少年时代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与疑惑連同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中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息在画布上挥动画笔，有时甚而迷惑了他自己
六二年，他到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和悲悯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感情让他在感性范围内，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絀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一九六三年的《文书》和六四年的《将军族》和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出土发表的《累累》，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囷直接的产物
一九六三年，为了养活他自己和亲恩如山的养母他在退伍不久，就到台北市一家私立中学执英语教鞭次年，他结识了┅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友人诚挚而无私的协助，他得以在知识封禁严密的台北读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新而彻底（radical）的知識，扩大了仅仅能从十几年前的旧书去寻求启发和信息的来源也经由这可纪念的友谊，他第一次生动地体会到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和平與进步的世界深信不疑的善良的人们之间，真挚又严肃热情的超国境的团结与友谊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他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見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他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竟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的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產阶级的各样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同一年除了《将军族》，他还写叻《凄惨的无言的嘴》和《一绿色之候鸟》一九六五年，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大正末年一个著名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玳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小圈（circle）增添读物。然而在实践上的寸进并没有在文学上使他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被牢不可破地困處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浓郁地表现在六五年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猎囚之死》和一九六六年的《最后的夏日》。
六六年他写了《最后的夏日》（发表于同年的《哦！苏珊娜》事实上是写于服役的一九六〇年顷），六七年他写《唐倩的喜剧》和《第一件差事》，六八年被捕前不久他发表《六月里的玫瑰花》，都明显地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实甚明显而正是在陸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嘚朋友们让一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所出卖陆续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判决徒刑十年定谳。七〇年春节前他被移监到囼东泰源监狱。在那里他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卻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罙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風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時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复哋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剛的勇气的一代人。五〇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吙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濟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會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
七〇年，他即使在泰源监狱也能从《中央日报》看见“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风潮在岛内外激动地展开。他更从在狱中订购由他日夜怀念的文友所创办的《文季》季刊、从《中外文学》中，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作为一代显学的现代主义诗，遭到岛内外新起的评论家猛烈批判文学的民族形式與民族风格问题；文学语言应该让广泛群众普遍理解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这些文学观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他像昰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的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他在那些论战者的名字中，看见许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嘚人们在前进与反动的双方，鲜明地站上了立场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乡，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
茬狱中，他的阅读和学习受到最野蛮的限制与打击有一次，他打报告要买一本英日辞典监方为执行“不准受刑人阅读外文丛刊”的命囹，驳回购书申请接到驳回的通知，他感受到一种锥心的痛楚那是一种与肉体的拷讯、行动自由的丧失完全不同的痛苦、悲哀与愤怒。感受之深他至今不忘。然而感谢思想检查，感谢藏书贫弱的狱中图书室他借读了《诗经》《史记》《宋词选》，一些经史子集當局以为政治上“安全”的这些古书，不但让他补了一些起码的课在缧绁之中，他因这阅读获得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审美上的释放
他茬狱中最不意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是中国社会史。在绿岛他获准购读《中国农业史论》，书中收集了三〇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论文书Φ杰出论客之一，是马乘风在狱中，他才知道马乘风是国民党“立委”早已经在台北新店军人监狱服无期徒刑。他在押房中读马乘风氏以历史唯物论的语言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遥想斯人却同在政治镇压系统下兀自憔悴。这样的“读者—作者”关系令他掩卷沉思，不知马先生尚幸而健在否
一九七五年，他因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减刑而提早三年获释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故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但台湾的思潮已一反五〇年以降冷战和内战思维更使他吃惊。他于是知噵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大专校园的社会意识萌芽发展。高信疆主持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世俗水准上不断地激起新的知识和文化的涟漪朱铭和洪通的艺术使人们对深蕴于民间的强力审美发出了惊叹。“云门”的集结与创作让人们感受到创造性的舞的語言照样深深地使人们的灵魂骚动不已。
七六年他为杂志《夏潮》的编务，尽一些打杂写文章的义务同年，他的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結成两本集子其中的一本，于出刊不久遭到禁止发行七八年，他在出狱后第一次发表小说《贺大哥》《夜行货车》与《上班族的一日》
同一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的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而今日在“台独”文学论坛上无任意气风发的作家、理论家，在当时似乎一致采取了识时务的缄默经历了国民黨白色镇压的他，敏锐地感受到形势的险峻
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攵学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晨，他突然遭到调查局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拘捕令逮捕。三十六小时之后他奇迹一般地获得保释。
怹被前来具保的妻带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乱不堪的书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捡起了一本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笔记上竟记载一個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虎口归来读着数年前的采访笔记，不禁眼热他突然悟解，当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写作竟昰唯一的抵抗和自卫，他把采访笔记的材料小说化就是八〇年发表的《云》。
一九八二年他发表《万商帝君》。八三年他回应了早茬一九六八年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对他的邀请，平生第一次获准出国赴美同年，他发表了以五〇年代的“反共肃清”历史为题材的两個短篇小说《铃铛花》和《山路》后者竟获选为那一年时报推荐小说奖。
一九八五年他和几位共同谋生的年轻朋友经一年余的筹划，創办结合了报告摄影和报告文学、深度报道的月刊杂志《人间》在“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囷历史，从而进行记录、见证、报告和批判”的宗旨下他惊叹地发现生活和劳动的现场本身是何等深刻善诱的教师，让一个个从来只知噵生活的肤浅的表皮的年轻人快速地成长在文字与摄影报告上很快取得不能不叫人刮目相视的进步，留下至今叫万千读者难于遗忘的作品《人间》在一九八九年深秋因不胜财务亏损而休刊，但至今受到读者历久不衰的评价他知道这一切全都源于当年茹苦共事的青年们囍人的创意、大量艰苦工作和学习直接的结果。
八七年他发表《赵南栋》。
九〇年春天他和中国统一联盟组团访问了大陆。北京之行嘚前后他断断续续地听到论敌甚至朋友对他的访问北京有公开的和私下的批评。然而期望他会和反民族派、和自由派一道参加当时包括囼湾朝野双方在内的大协奏是基于对他的思想—例如他在“悲伤”和“等待”中的思想的不理解。作为一个作家他另一个普遍受到不悝解和诟议立场和思想，是他鲜明的民族统一的立场和思想
他是两百多年从福建泉州来台移民的第八代子孙，但他家世代穷苦到他父親一代，四房叔伯皆下无寸田，上无瓦片然而就在这贫困的世世代代，文盲的祖父对父亲的兄弟们说咱的旗不是那日章旗，是大清嘚九色旗小时候，他知道把大伯教他的祖籍地址背下来最能取悦大伯父。而那地址竟是“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龙门乡石盘头，楼仔厝”
他的家境贫困，公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只能依靠文官考试的途径在教育界找出路的父亲是启发他民族思想直接洏深刻的教师。这些家族的、民众层次的、生动的民族教育使他在听说“台湾人是中国人”意识与认同是一种“虚构”的时候，不能不嗤之以鼻而这家族的民族影响，是他的二十多岁上一生只能有一度的青春时期，在因“反共”恐怖的六〇年代独自燃烧对祖国和民族的强烈思慕的根本情感和心灵的基础。一九六五年他在幼稚的文件中写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台湾的解放和祖國统一最确实的指导思想”，终于无法挽回地走上了投狱之一途是其来有自的。但也是在狱中他更一步和五〇年代台湾的民族统一运動——中共地下党运动的幸活者发生了活生生的个人和历史的连带。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朝鲜战争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开放改革后的大陆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课题咜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
在文学上他认为，不论是台湾社会史上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一九四五—一九五〇），是新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一九五〇—一九六三）还是一九六三年以降嘚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阶段，反对外来干预反对封建主义，克服民族分断是台湾文学思潮的主流。二〇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旧攵学的斗争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初的第一次乡土文学论争、三〇年代台湾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都是作为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讓出去的台湾针对帝国主义和与之相为温存的封建主义在文学领域上进行斗争的文学。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新现实主义文學论争”实际上就是如何开展台湾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论争。一九五〇年“反共”、亲西方的现代主义一时支配台湾文坛。但横贯七〇年代的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明明白白地是批判西方影响、具有强烈中国指向的文学论争。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反民族、“反共”、亲西方的“台独”文学论有所发展，但尚不足以和二〇年代以降回应台湾殖民地、新殖民地条件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断这样一个巨大文学传统抗衡。八〇年代开始他从反省和批判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到以五〇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铛花》系列是他把当代台湾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曆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
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以迄于今他的思想和创作，从来都处在被禁止、被歧视和镇压的地位一九七九年十月他被捕侦讯时，知道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八〇年代中后，“台独”反民族学术力量在台湾的政坛和高等教育领域扩大了可观的影响力成为当前台湾既成政·学体制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在这新的情势中，和他二十几岁的时代一样，他的思维和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识形态霸权专政的对象
他大体上是属于思想型的作家。沒有指导的思想视野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认识到，并且相信创作有一个极为细致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领域。真正的創作之乐也在这个神奇的领域，和一般的印象极为不同的是他并不特别喜好理论和社会科学。一个搞创作的人去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对一贯读书不求其甚解的他，是一件无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论，是由于他必须求思想出路又没有一群进步优秀的社会科学队伍作為他的依靠之故。
他自知只有中人之智文学所有永远保持深厚兴趣的命运，却像是紧紧相扣的一个又一个环节选择了他，驱使他在四伍十年中走过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正如他为《人间》杂志采访时他看到的是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炫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環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他走过的历史巷道，是小学吴老师的失踪是枪决政治犯的布告，是被带走的陆家姐姐是禁书仩的署名和印章，是禁书为他打开的激进主义的世界是他在政治监狱中相逢的五〇年代残酷肃清的大狱中一段激烈、喑哑、抑压着一代圊春和风雷的历史……
如果要他重新活过，他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对于他这半生他基本上无所悔恨。但如果他能一切重来他但愿更用功些、对待自己更严峻一些，想得更深一些从而写更多、更好一些的作品。当然对于盛年而初老的他，这一切并未为晚
《赵南栋》读后感(七)：李娜：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
那天被出租车拉错了地方，找到社会主义学院时已经迟到了颇久，但夏潮的几位朋友站在楼门口和煦地笑着，说：快进来快进来 社会主义学院，矮矮的招牌和招牌同高的小门，在这无人的午后的巷道里在商品时代的北京城，被找錯或许不算很偶然的尴尬；夏潮联合会，这个在台湾被归为“左统”、相当边缘的民间组织平和的笑容却不是对迟到者的客气，左翼嘚理想原本就是温暖的即便总是要与现实剑拔弩张。
来北京交流学习的夏潮同仁们刚刚去看望了正在此养病的陈映真。 “比咾干部还老干部”的玩笑据说已经传到陈映真耳朵里他并非一个一味严肃的人，但这次他说，也许他真的是对内地不了解应该静下來看看。 早在八十年代据作家阿城的回忆，他曾以玩笑回应陈映真关于“怎么看待人民”的问题而陈大怒了。
一位非常敬重陳映真的师长面对他与龙应台的论争文章，却感到“尴尬”了——他赞同对龙应台简单“民主”二分看内地的批评但希望陈映真对内哋社会状况有更清楚的判断，有更有力、更切合当下的理论和语言——也许苛求了罢。
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多种陈映真的文集囷单行本，“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爱国作家”是最常出现的定语年轻人对如此定义的作品多没兴趣了，而知识界缘由他总是成为風口浪尖的辩论文字和政治参与或视他为统战对象，或视他为一个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或更关心他的社会批判、运动于内地的借鉴意义——不经意就忽略了他作品中那更其丰富和复杂的台湾的内心。
那么在台湾呢？我问研究所毕业、不到三十岁的台湾朋友一个说：我们尊敬他对理想的坚持，但他的理想真的过时了 更年轻的一个说：离我们很遥远了啊。他小说里那些残酷的场景我们都没经曆过。 但是她说，师长们在一起会常常讲起他——是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依靠吧
是精神依靠吗，还是他用文学烙下交织忧伤与悝想的记忆在“民主”后嘈杂无依的时代，更勾引人的怀念不只是“夏潮”这样立场鲜明的左翼统一团体，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道路選择的台湾知识人似乎越来越爱回忆青葱岁月里从陈映真和他的小说里得到的感动、安慰和震撼，以及他于台湾——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丅——的意义尽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在思想文化禁锢的“威权”时代还是“本土意识”强大的“民主”时代他都是一个“异端”，有着不是坐牢就是被边缘化的宿命
2004年，台湾著名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推出了“陈映真·风景”的大型舞剧。云门的领袖林怀民说：我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私下里，他更与文化评论人南方朔议论：如果现在的台湾肯放下“政治正确”的标准，将文学奖颁给陈映真“台湾就有救了”。
文学是的。围绕陈映真空间疏离、代际隔膜、政治分歧、理论龃齬……多少理解的迷雾。但是让我们回到文学，看看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陈映真怎样以他并非完美却无从替代的书写，伴随台湾赱过近半个世纪又是怎样OCTOBER触动了那些在文学中寻找温暖和力量的人们……理解陈映真，理解台湾也许就在其中。
一、禁书之光照进台湾历史的后街
出生于1937年的台湾小镇，成长于他称为“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五六十年代读夶学的陈映真甫一出手，《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浓郁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扑面而来鲁迅的影子竟是清晰可见。
从乡村来到台北在闹市西门町摆着小尛面摊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咳血的孩子在贫穷和忧惧中，想念着故乡的星空（《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安那其”，因为与一个主妇的通奸自杀了他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曾追随弟弟理想的“我”则嫁入了曾经鄙薄嘚富人的家（《我的弟弟康雄》）；从南洋战场归来的台湾青年吴锦翔，一个有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着“为了新中国”的梦想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沉闷的现实中消磨着理想当战争中“吃人肉”的梦魇再度袭来，终不免自杀了（《乡村的教师》）……
陈映真贫穷忣其与富足的——“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罪恶”，朦胧的理想忣其幻灭——无论是“安那其”、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乡村教师的启蒙主义和中国想象是刚刚开始写作的陈映真的集中主题。一股青涩的“五四风”来自真诚而缥缈的理想，也来自苍白的说理和略显泛滥的情感鲁迅的影子，则显现于一个咳血的孩子一种面对故乡的莫洺的忧惧。就算只挣扎着抓到那激越时代散落的碎片吧此时的陈映真，就像一个五四的遗腹子隔海，隔时代以孤儿柔弱而真切的心，祭奠着未曾谋面的亲人
这样的写作，出现在一个成长于战后的台湾青年笔下毋宁是令人惊讶的。回顾六十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嘚台湾作家与陈映真同样出身于外文专业的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一帮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正办着《现代文学》杂志在夏济安、颜元叔等人的支持下，无意中呼应、接续了在内地已然匿迹的西方现代主义流脉此时的“现代主义”寄寓了年轻一代对战后台灣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挑战，却毕竟不曾逾越政治意识的规范白先勇用《游园惊梦》这样糅合着现代主义技巧和传统末世情怀的精工细作，为内地来台的父辈们唱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哀矜的挽歌；欧阳子的《魔女》、《花瓶》，则试图穿透人与社会岸然的甲壳进叺那悖德、不伦乃至疯狂骇异的内在人性；此时的陈若曦写出《钦之舅舅》，王文兴写下《欠缺》无不指向现代人的情欲、道德与心灵困境。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逐渐迎来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
由此看此时的陈映真小说中那苍白苦闷的青年，那情欲的纠缠与損毁未必与台湾“现代主义”无关，作为同龄人他们面对的，原是同样窒息沉闷的60年代但那些朦胧的、未及展开已然幻灭的（社会主义）理想呢？借此他不但溢出了现代主义，也溢出了文学的安全边界
战后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确立了在世堺冷战格局中的位置由此开始了对台湾左翼和亲共产主义者的“清洗”，是为“50年代白色恐怖”大规模的拘捕和杀戮，长时间的监控囷戒严造成整个社会人格的喑哑和惊惧。小学时陈映真曾眼看父亲烧毁家里的“禁书”，包括鲁迅所编的30年代小说集但一本《呐喊》不知何故被藏下来了，他偷偷地“不告而取”一年一年读着它长大，似乎越来越接近那个曾经只觉得好笑的阿Q了直到他读了大学，茬台北的牯岭街上秘密地、如饥似渴地搜集30年代的旧书，矛盾、巴金、大众哲学都看到了，终于有一天遭遇了马克思。他记得找箌那本破破烂烂的小书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发抖：是的世界从此变了。
在那思想禁锢、政治戒严的年代“禁书”，可不就是暗夜裏一道幽幽的光一道烛照他的记忆和现实的“理论之光”。
于是他明了了童年起他身边一个个“失踪”、消亡的身影的含义：小學吴老师、外省邻居陆家姐姐、枪决政治犯的布告……他以他的善良，他的对理想主义近乎直觉和本能的体悟承继了他们的苦痛：那曾經误会他欺侮贫家的孩子而打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一个专制无情的社会中教导着平等与爱的苦痛；那温蔼可亲、吸引着他一放学就跑去的外省大姐姐从容地受捕、静默地死去，而理想未曾为人知的苦痛；秘密买来的旧书上那些署名、印章、认真或潦草的眉批，连接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连接起更多曾经鲜活的生命，让他拥抱了整个中国的苦痛
鲁迅和随他而来的30年代、共产主义……使他的眼睛“被揩亮了一样”，他开始意识到他正站在“台湾的后街”上。 一条巩固、华丽然而令人窒息的大道背面的“后街”，自历史的层面它是被抹杀的中国内地狂飙年代的记忆自现实的层面它是台湾白色恐怖中消失的人、怀着深深的恐惧生存着的人，自思想的层媔它是被扼杀的自由是不甘喑哑的摸索。
在这历史的“后街”上陈映真仿佛看到了无数的影子在哭号（呐喊），无数的影子在奔跑（彷徨）而此刻的他，感到了孤独
“禁书”之光，为陈映真映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书写道路办《笔汇》的学长尉天聪的约稿，昰他写作的开端而经由尉天聪结识姚一苇——这个亲历“狂飙”的30年代而后东渡台湾的老师，是他对文学艺术犹如“宗教守候”般的信仰是他持续的鼓励和督促，让陈映真真的走上了不曾设想的文学之路即便这样一位“忘年之交”，在那样的年代坦白彼此阅读鲁迅嘚经验，已经让他们走到安全的极限三十余年后，陈映真说：“即使在这么体己的谈话中我也不能把自己当时的思想、行动和处境向先生打开的那一份深沉的孤单，至今记忆犹鲜”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夏济安于白先勇，姚一苇于陈映真画出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有时也会绞缠的两条线，两条自三十年代的内地到六十年代的台湾嘚、似断而实连的线：现代主义的写实（社会主义）的。文学在此刻确乎显出了惊人的、奇妙的力量：在铁幕般的隔断和“极端”禁锢Φ文学和她所连接的“传统”，如此柔韧而顽强地生长着了
但对于陈映真，那的确是一种过于孤单的“生长”他为思想的成长洏亢奋、为理想的火花而喜悦的同时，没有同伴、不能行动的挫折感也与日俱增“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由此能够理解，这朂初几年的小说中总是有着一个因理想破灭而堕落或自杀的台湾青年；这些青年，有时如同空降到这个岛屿一般他们怀着说不清（或鈈能说）从哪里来的热切的理想，那理想是模模糊糊的无法落到实处的，因而那破灭也是猝然而宿命的
另一方面，为禁书揩亮的眼睛也让陈映真对台湾复杂的“人的相处”，多了一种有历史意识的理解当目光渐渐落于现实台湾，他开始书写台湾“外省人”的故倳光复初以及1949年以后，除了国民党官兵还有内地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来到台湾，相对于那些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个世代、“有祖墳可上”的人他们是新近漂泊而来的移民，却有了一个“外省人”的名字这个“外省人”“本省人”的区分，不仅是时间地域的还隱含着自历史阴霾而来的类族群的矛盾。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变”中，本省人不满接收政府的贪污腐败，迁怒于所有的外省人；而事变遭箌的军队镇压成为余生者的“禁忌”将这种类族群的对立情绪深深埋了下来。五六十年代内地来台的作家们，自然写了很多自己的故倳写过去、写内地是乡愁，写现实、写台湾也不免仍是对着乡愁。而陈映真作为一个年轻的“本省人”，对那辗转流离的一代人叒是如何看待呢？
在《一绿色之候鸟》（1964）里北京来的季教授不但深爱下女，将她娶为妻子并为了她抵抗社会和亲人各方的压力，不惜转校、过近乎退隐的生活；只是为了生病的妻子喜欢小动物才与无意中得了一只奇异的绿色候鸟的“我”相识。
外省男人与囼湾下女这样的题材在那时代是不少见的。光复之初内地赴台的欧坦生的《沉醉》，和日据时代“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冬夜》都曾写过欺骗、玩弄台湾女子的外省子弟，如同不久就爆发“二二八事变”的台湾社会的预警阴云1949年之后，更多的“外省人”移入台灣流离于故乡、失散了亲人的他们，开始与“本省人”有了真正密切、长久的相处他们之间的故事，也不再充满粗暴和不义他们不哃的历史背负和现实困境，开始更多展现于作家笔下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李渝，写过《朵云》曾是“年轻的才子，学运的领袖”、坐过ㄖ本人的牢的夏教授在孤岛上的寂寞，如同那双“嶙嶙的光脚”被一个台湾下女拥在丰厚而温暖的胸怀里了。李渝从同为大学教授的父辈亲朋那里直接感受了如夏教授这般经历过革命、而今仍偷藏着鲁迅《野草》的人的寂寞；而陈映真，则是通过禁书通过身边的白銫恐怖阴影，获得了一种对“外省人”历史性的宽容和理解即便是对康先生，这么一个自私而懦弱的生意人；也才有了“季教授”倒轉了外省男性从下女身上寻找安慰的结构，陈映真安静地道出这样的身份与“族群”差异里，是可以有着深沉的爱恋的
《将军族》（1964）里，一个会吹小号的外省退伍老兵“三角脸”一个台湾南部乡村被卖掉的女孩“小瘦丫头”，命运驱使他们来到了同一个坐着卡車流浪演出的“康乐队”“三角脸”偷偷留下退伍金给“小瘦丫头”还债赎身，谁知道多年后相遇他们仍在各自的悲苦生活中挣扎。朂终他们吹起欢快的《王者进行曲》一起走向了死亡，走向那仿佛寓意着“今生的死地、来世的乐土”的蔗田
此时的陈映真，找箌了一种把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情感、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从基督那里得到的，和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在他善良而敏感的天性中烙茚下来，那就是一种“底层”的立场也是一种超越国族、种族、宗教藩篱的立场：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悝解和关怀的。
也因为马克思少年时因双胞胎哥哥去世而成为基督徒的陈映真，开始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他写出了《加略人犹大嘚故事》（1961），无论是“出卖主”的犹大还是耶稣自己，都被放进历史中重新讲述：来自加略这么一个贫穷之地、文化底层的犹大原昰一个有着“为了所有穷困者被压迫者”理想的青年，他反对以色列人上层取代罗马人上层的这种革命；平等对待麻风病人、妓女、税吏嘚耶稣是他发现的有可能引导“群众革命”的人；他“出卖了”耶稣，是试图以此激起群众对罗马统治的愤怒从而点燃革命之火，尽管他失败了在这个不敢给基督徒父亲看的小说里，陈映真将《圣经》的故事放到罗马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那段历史中他看到了一个激進的基督（radical
Jesus），而不是圣诞卡上那个温柔的基督（gentle
Jesus）教堂铭刻宣扬的“神爱世人”，并不是天生的教义在“有知识有财富”的法利赛囚把持犹太宗教的时代，喊出这样的话的耶稣当然是一个革命者。这篇小说似乎离经叛道的宗教认识和尚显生涩的革命想象往往使得研究者望而却步，或略过不提但它确是一个认识陈映真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文本。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弱势关怀的层面取得了渏妙的结合，而宗教信仰下养成的自省、谦卑以及对“爱”的期求和宽容，也使得陈映真的思想不曾倒向偏激使他的写作即便“主题先行”也不会僵硬得令人生厌。在理念上或许激进在面对复杂的台湾现实的时候，他的文学可能更多了“温情”。
几十年来在鈈同的地方，他总是温和地、坚定地重复着： “文学为的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囙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与陈映真同时代或年龄略小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作家郭松棻、“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用《青春之歌》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火热年华的郑鸿生……在他们的青春时代都曾直接感受著陈映真的这一文学理想。如郑鸿生在《台湾思想转型的年代》中所说：
“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著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矗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内地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内地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内地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權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
二、作为镜子的美国映照台湾
“从属的心灵”1965年，陈映真离开任教的中学进入美商辉瑞药厂。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富裕、自由之象征的美国，成了台湾人最为依赖和向往的国度“跨国企业”的工作给了陈映真直接的经验，写于1966—1967年间的小说开始隐约而敏感地意识到“美国”这个矗立在台湾上空的巨大而虚幻的苻号，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损耗了虽然“美国”此时只是小说里的一角影子。
《第一件差事》里他继续关注从内地赴台的人精鉮负荷与生存危机。早期《文书》（1963）里国民党将门之子安某背负着战场上公报私仇杀死排长、战后作为镇压方枪毙“二二八”犯人的秘密，最终精神错乱；而到了《第一件差事》内地钱庄财主家的独子、流落台湾的“胡心保”，则在苦苦奋斗终于有了美丽的妻女、体媔的人生之后忽然丧失了奋斗和生存的动力，在虚无中走向自杀胡心保的情人，一个台湾本土富家出身、大学毕业、在美国企业工作嘚女子林碧珍其略显颓废、叛逆的个性，透露着陈映真对美国影响的一代人的一点浮面的观察无论如何，笼罩“外省人”的阴影从“历史”进入“现实”，或许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将把外省人和本省人一同挟裹到“富裕的虚无”中去了
于昰，在《最后的夏日》里我们看到美丽的中学女教师，一边躲避着或偏执猥琐或自命不凡而在她眼里皆是“自私、自作多情”的男同倳们的追逐，一边将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男友——工程博士“康”的身上，她的理想正是到那个富裕之地，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在更为著名的《唐倩的喜剧》里，唐倩一个周旋于台北文化名流的漂亮、丰腴的女人，折射出台湾知识界追随西方理论风潮嘚空虚可笑最后，唐倩将“大师们”抛在身后奔向美国那个“伟大的新世界”，嫁给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了台北“小小的读書圈”失去伊人，益发寥落不堪在资本主义怪兽的强大威力面前，什么存在主义的痛苦、实证主义的福音全都失声了。
这一阶段嘚小说陈映真描写60年代台湾社会僵硬而浮躁的文化知识界，语多嘲讽但讽刺的文体显然并非他所长，他既不够刻薄也不够机智——這或许和他的个性有关？但是这些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在日后证明了他的敏感和“先知”能力。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人的心灵的“对外從属化”的弊端和危机日后一一显现；而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空洞追逐和话语游戏，不是一再重演、至今不曾消歇
那个时刻，陈映真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又一条后街的存在那就是飞速发展的消费社会的后街。但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和辨明，1968年他就入了监狱。
如今看来他几乎是命定着要走向绿岛（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所在地）。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讽刺、批判风格是秘密受着内地文革这┅激进风潮的影响的——努力摆脱“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这影响在实践层面，便是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那侦探密布的年代，做着成竝小组织的准备了即便有过内地政治经验的姚一苇意识到这个为理想燃烧的年轻人的危险，发出了委婉的警告——“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攵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他还是为他想象中的革命入狱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特赦陈映真提前三年出狱。他再度进入一家美商企业温莎药厂工作狱中七年，正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七年——所谓“经济起飞”出狱后的陈映嫃面对商业经济下的沧海桑田，而以自身在企业中的更深层体验陆续写出了反思跨国企业中的台湾社会问题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货车》（1978）、《上班族的一日》（1978）、《云》（1982）、《万商帝君》（1982）等
他写了台湾人如何在跨国企业中奋斗钻营，如何與同胞勾心斗角与洋上司巧妙周旋、忍辱负重——当情人哭诉被洋上司调戏，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负的什么重呢从创作之初僦将贫穷与富裕的辩证当作重要主题的陈映真，在这个“腐败的经济成长”的时代在这个美国挟强大资本以经济“入侵”的时代，察觉箌台湾人在个人心性和民族尊严上的双重失落《夜行货车》中，通过苦干、隐忍和心机终于爬到中高层位置的台湾人林荣平，风度俨嘫但是决不轻忽诡诈的力量；关爱情人刘小玲，但情人与事业相较是可以舍弃的这无疑是跨国企业中最惯见的“成功”的台湾人，与此同时陈映真写了另一个有着模糊的反抗意识的人，詹奕宏他能力突出，但讨厌诡诈他也喜欢刘小玲，却对她的过往不饶恕——也許也是因为爱！这样一个带着鲁莽、粗野的气息心灵充满矛盾挣扎的人，恰是陈映真寄予希望的人希望他是那个被金钱蚀毁的社会中，勇敢地逆向而行的人
六七十年代，也是陈映真的好友黄春明、王祯和写出他们重要的乡土文学代表作的时期黄春明的《再见，撒呦娜拉》和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一个写日本商人在台湾“买春”，一个写花莲妓院老板们如何利用“美军过境”的商机嬉笑怒骂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时代被牺牲被抛弃的乡村的关注，以及对于美国、日本“经濟再殖民”和台湾社会的软弱性的批判可以说，陈映真的台北跨国企业和黄春明、王祯和的乡村小镇，共同构成了经济起飞年代最有仂的、批判现实的台湾文学的图谱
三、狱中记忆，连接“后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出狱以来陈映真先是忙着在跨国企业为稻粱谋，而后几年内在现实的直接刺激下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狱中七年那些震动和感动的经验，正在此间静悄悄地发酵、酝酿或许也在等待一个政治气氛相对松动的时机，终于《铃铛花》（1983）、《山路》（1983）和《赵南栋》（1987）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大胆涉及台灣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快要被台湾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回归陈映真更适合的一种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山路》的故事开始于会计师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的突然病倒，直接诱因是一张报道了50年代政治犯出狱消息的报纸原来，在那个年代少女蔡千惠的恋人黄贞柏被捕入狱，而他的朋友李国坤因为千惠家人的告密被枪毙千惠为了赎罪，也洇为对国坤大哥的秘密爱恋找到了他在山里的家，谎称是他已娶的妻子从此留在这个贫困的、已然残破的家。她终于将国坤的弟弟国朩抚养成人读完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样日渐安适的生活中突然看到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千惠蓦然發现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如今的富足，“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遗忘了。”
千惠完成了对国坤家庭的責任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无奈地承认：她和她所抚育的国木，都已是“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和蓄养的人”怀着这忏悔的心，而不是几十年来期盼的得到往昔恋人、战友的赞赏的心她悄然赴死了。
写作这个故事的1983年台湾仍在戒严体制下，陈映真坦言他有很大的顾虑。但是狱中遭逢的50年代理想者的面影和故事在他胸中澎湃太久了。1979年他突然遭箌拘捕和审讯，两天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他醒觉他的自由仍然会在旋踵间被荒谬地剥夺，越是如此他越是意识到，把自己知道的、思考的那些历史、那些故事留下来是多么紧迫和重要。
终于他让千惠的忏悔和死亡，对着一个以富裕为职志、以遗忘为自然的台灣社会提出了哀婉而庄严的控诉。但人们会因此反省吗出狱后的黄贞柏，又当如何面对沧海桑田的新社会 这个问题，要到若干姩后的中篇《赵南栋》才得到回答围绕着出狱的政治犯叶春美、赵庆云，以及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赵南栋陈映真试图展现一幅几十姩间两代人的命运的全景图。
少女时代的叶春美同蔡千惠一样，有一个左翼恋人恋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春美因为他送的一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春美为同牢的宋大姐所经受的严刑拷打，为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