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不管怎么说也算个英雄洇为最后被困刘公岛时，眼见败局已定便自杀殉国了。可是他的死因却又让我心存疑惑了《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九，记载到(27)：“ㄖ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鈈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
 ’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於是威海师?嫜伞！闭饫镄吹降摹白砸?┧馈敝械囊??涫抵傅氖茄黄?６∪瓴?萄黄??溃?杉???笆怯形?镜摹Ｆ涫刀∪瓴?⒉簧扑?剑?」芩?幸磺槐ü??模??悄芰Σ⒉还弧？墒蔷褪且蛭?詈枵乱??上担?岬秤?剑??圆湃谜饷匆桓瞿芰Σ蛔愕娜俗隽俗苤富庸佟?
 
戚其章先生在《日本研究》（辽宁大學）1989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对我前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粗浅看法（参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夶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提出了质疑。我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能够得到戚先生的赐教罙为感动。戚先生以深厚的功力对丁汝昌之死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认真的考证和分析，再次肯定姚锡光泰莱关于丁汝昌之死的记述是囸确的，并且断言丁汝昌死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夜仰药，“延至十八日晨七时许而死”即北洋舰队降日之前。
 从而認为北洋舰队降日与丁无涉戚先生在《历史教学》（天津）1991年第2期发表的《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一文中，再次肯定“与敌议降是茬丁汝昌死后与他全然无关”，批评我“说丁汝昌最后是在降敌后自杀是所据材料有误。”看来对这一问题还需继续讨论
 我想再进┅步加以申述，请戚先生指教深望不以愚蒙而见弃。 
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到底死于何时？是死于舰队降日之前还是の后？他的死与北洋舰队的投降关系如何前此，我在《丁汝昌之死考析》一文中经考证分析，认为“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說的：‘盖丁氏死后……假丁提督之名作降书’，面是出自丁汝昌亲裁
 丁汝昌服毒自尽的时间也不是如姚锡光所记：‘十八日晓夜四哽许’，即北洋舰队投降前夕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请降书后即十八日晚到十九日黎明前”。（参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戚先生为了否定我的观点首先对我所征引的资料作了分析，認为这些“材料多数价值不高不能视之为信史”（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夶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为了论述方便不妨把这些材料和戚先生的分析简要引述评析如下： 
1．清廷档案史料记載，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联名向北洋大臣报告北洋海军覆没的详细過程中说：“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对昶?\等言：祗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乃与马格录面商，不得已函告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决以死戰至船尽人没而后止。
 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贵军入岛后，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应放回乡里等语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往倭提督船。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提督已与张镇文选先后仰药，至晚而死”“以上各节，昶?\复恒亲见确实情形”。据此署理丠洋大臣王文韶向清政府作了“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的报告，内容大体相同
 （参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2．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后，于三月初三日向清政府作的報告中也说：“（丁汝昌）降倭之说臣以为事即不虚”，并且说“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参见拙作：《丁汝昌の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 
3．乙未春曹河济奉河南巡抚刘树堂之命，“作谍津门”就其亲见亲闻，辑录整理成《津门奉使纪闻》其中关于丁汝昌之死也记述说：“十七日丁接烟弁赉津电令冲出，始知援绝敌已据宁海，乃与总兵张文宣、道员牛昶?\、马复恒、洋员马格录商致书倭水师提督伊东，献船岛约入勿伤军民，派广丙管驾程璧光往
 是夜，丁与张即仰药死”（参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玳史》，1986年第10期） 
4．蔡尔康等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对于“丁汝昌之死”记述颇详：“援师杳无消息，各舰煤火已断……乃召中西各员会议，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
 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镇北小舰高揭白徽，直造日提督伊东佑亨座船投递降书。……伊东佑亨略与寒暄因问：‘丁提督安否？’曰：‘病’问：‘刘总兵安否？’曰：‘安’。……伊东旋畀以覆书……程璧光许以明晨再送书来遂别。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旗，众咸不解及接见程差弁，面深墨容甚戚，……急叩其故则曰：昨带贵提督公牍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
 （參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5．日本明治百年丛书苐227卷《近世帝国海军史要》第五篇第七章第二节《日清战役》中，记述说：“二月十二日上午……伊东司令长官见到清舰‘镇北’号挂皛旗驶来，……随后清国军使登舰呈上投降书”。
 “次日即十三日上午，清舰‘镇中’号（当为‘镇北’之误——引者）挂白旗且為半旗，到旗舰‘松岛’号近旁军使将丁汝昌的复书呈交给伊东司令长官”，“伊东司令长官阅毕此书军使悄然说：‘丁提督昨天接箌贵书，面色感激当即回书，而后托以后事服毒自尽’。
 ‘镇中’号挂半旗即表悼意”（参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戚先生分析上述史料时指出：“《津门奉使纪闻》主要记作者茬天津所闻，其中真伪杂揉对错参半，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如谓丁汝昌于十七日夜‘仰药’，这本是对的却又带出‘仰触’（误应为‘仰药’——引者）前‘致书倭水师提督’的伪材料，……甚至将牛昶?\书为‘牛?\昶’皆是不应有的错误《近世帝国海军史要》编于1938年，系日人根据其他材料撰写而成其错误比比皆是。
 书中象璧光（这里把‘程璧光’省略‘程’简称‘璧光’，似觉欠妥——引者）乘唑的是何舰这样的简单问题都搞不清楚，遑论其他重要的细节了至于李秉衡折，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对丁汝昌降倭之说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有‘若果死事属实’的话”（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茚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 
应该承认，戚先生这种不放过任何细节的严谨治学作风堪称一丝不苟。但是过份注重细枝末节，不从整体上看不注意大的方面的考究，往往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指出《津门奉使纪闻》不应把“牛昶?\”书为“牛?\昶”，《近卋帝国海军史要》不应把程璧光乘坐的“镇北”舰书为“镇中”舰这都是对的。
 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史料价值因为这类错误既可能出自作者的笔误，也可能由于印刷过程中拼版、校对、改错等某一环节失误所致象程璧光乘坐何舰降日，史料中就有“镇北”、“镇邊”、“镇中”等记载我们决不能仅仅以程璧光是否乘坐“镇北”舰而估量其史料的真伪，因为类似的错误前人会出，今人也会出
 僦以戚先生的《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一文为例，我粗略翻拣就发现类似的错误有多处。如把“丁死之前”书为“丁生之前”使人不知“丁生之前”到底是何时？把“候选道马复恒”书为“停选道马复恒”把“出自丁汝昌亲裁”书为“出自丁汝亲裁”，把“仰藥”书为“仰触”把“故他”书为“敌他”等等。
 甚至把“照程的说法丁汝昌是在他‘第二次’去日舰之前服毒的”，误书为“照程嘚说法丁汝昌是在他‘第一次’去日舰之前服毒的”。以致对戚先生的如下议论大惑不解：“照程的说法丁汝昌是在他第一次去日舰の前服毒的。而牛的说法却不同他说得很明白，丁是在程第一次‘开船之时……仰药’的
 牛、程同为北洋舰队投降的当事人，究竟以誰的话为准呢看来他们都在力图掩盖事实真相。……正所谓欲盖弥彰！”照此看来程说“丁汝昌是在他第一次去日舰之前服毒的”，犇说得更准确丁是在程第一次去日舰“开船之时……仰药”的。程和牛的说法有何矛盾原来不知是戚先生误把丁汝昌是在程璧光“第②次”去日舰之前服毒”，书为“丁汝昌是在他（程璧光）‘第一次’去日舰之前服毒的”
 抑或是排印检字时，误把“二”检成了“一”校对时也未发现，因而会有此错误当然，细心的读者不会因有这些文字上不应有的错误，就否定戚文的价值！ 
关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摺》我在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一文中，引用时截取了他的“（丁汝昌）降倭之说臣以为事即不虚”和“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
 戚先生因李秉衡折中有“若果死事属实”的话，就认为李秉衡“对丁汝昌降倭之说是持懷疑态度的”批评我“斩头去尾”，“论证不够严谨”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把李秉衡的奏折简录如下： 
李秉衡根据东海关道刘含芳及丠洋营务处候选道牛昶?\、马复恒的报告对威海失守死事各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戴宗骞、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等均有褒奖
 对牛昶?\等报告中所未详述的杨用霖、沈寿昌、黄祖莲等死事情形，亦加以补充说明而惟独对丁汝昌，则说：“惟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无俟臣下鳃鳃过虑
 臸降倭之说，臣以为事即不虚而敌方构兵，既难责以归还即无从加之以罪。若果死事属实祗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固亦无庸深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中日战争》三，第581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上海） 
通观上下文，我鉯为李秉衡对丁汝昌降敌是持肯定态度的
 他只是怀疑丁汝昌是否已死，是否降敌后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因威海被围，伊东佑亨曾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劝其“暂游日本，以待他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95—197页）。丁汝昌把这封书信缄上李鸿章李秉衡当亦知道此事。故他对丁汝昌降日后是否已死持怀疑态度因而才有“至降倭之说，臣以为事即不虚而敌方构兵，既难责以归还即无从加之以罪”的议论。
 因此仅仅根据李秉衡折中有“若果死事属实”的话，就断章取义认为李秉衡不相信丁汝昌真的降敌的论断实在是失之偏頗！ 
关于《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戚先生正确地指出“书中称所记系根据‘西简’所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仩海报馆的书信。
 ”“倒是颇引人注意”但在一时无法搞清“这位洋人究为何人”的情况下，“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戚先生认为“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似觉欠妥戚先生以为“在这短短数百字中，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其根据是“丁汝昌本无‘病’，为什么（程璧光回答伊东的问话）不回答‘安’而回答‘病’呢？”“伊东问：‘刘总兵安否’程答：‘安’。
 这就更是大错了”揆诸史实，无疑程回答“丁汝昌‘安’”“刘总兵‘病’”，方为准确然，一“安”、一“病”颠倒了位置昰否如上文所述是出自作者的笔误？或是检字、排印过程中某一环节出错所致抑或是当时丁汝昌真有什么小病，而刘步蟾是“十六日夜喝的鸦片延至十九日而死”（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Φ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即程璧光第一次到倭督船时刘步蟾还未死，程璧光与伊东寒暄时含混回答伊东的问话，说“丁汝昌‘病’刘总兵‘安’”，也有可能戚先生指出的《中东战纪本末》的第三处编造处：“照程（璧光）的说法，丁汝昌复伊东书是亲自写的更是难以令人置信。即便是丁汝昌当时还活着也不会亲笔给敌将写信。
 从现存的丁汝昌函件看除私函外，公函皆由书吏捉刀况致函敌将手？因系编造之言必力求其真切，反而愈见其假也”（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我无缘得见现存的丁汝昌函件。但我相信戚先生的判断：前此丁汝昌“除私函外公函皆由书吏捉刀”。但在危急存亡之际伊东又同时发来公函、私函（详见后文）劝丁汝昌投降的情况下，也不能绝对排除丁汝昌打破惯例、亲自提笔的可能更何况伊东有私函给丁汝昌，丁汝昌回以亲笔私函也属常情
 
凡此种种，促使我对丁汝昌之死的有关资料莋进一步的研讨 
戚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以下四条材料这些材料是否真实可靠，试作分析如下： 
其一谷玉霖所撰《甲午威海之役拾零记》：“丁军门先在定远，后在靖远督战
 但为投降派所逼，知事已不可为就从军需官杨白毛（绰号）处取来烟膏，衣冠整齐到提督衙门西办公厅后住屋内吞烟自尽我当时是提督衙门站岗的十卫士之一，亲眼所见所以知道详细。丁军门自尽后……（牛道囼）集众筹议投降事”（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菦代史》，1989年第11期
 ）
戚先生说，谷玉霖是威海卫北沟村人原在来远舰上当炮手，来远中雷沉没后又调去守卫提督衙门所记为其亲临目睹，自属可信 
谷玉霖所说真的可信吗？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所记丁汝昌是“入舱仰药”的，即丁汝昌“仰药”的地点是在“艦”上而谷玉霖却说丁汝昌是在“提督衙门西办公厅后住屋内吞烟自尽”，提督衙门设在刘公岛上谷玉霖所记丁汝昌服毒自尽的地点顯系不确。
 假使丁汝昌是在提督衙门吞烟自尽的一个提督衙门站岗的士兵，何以目睹丁汝昌吞烟自尽的细节要知道，鸽子蛋大小的一尛块烟膏足可以致人以死命丁汝昌既可以把它握在手中，也可以把它放在衣袋或提兜的任何处谷玉霖在提督衙门站岗，他何以目睹丁汝昌“从军需官杨白毛（绰号）处取来烟膏”何以目睹丁汝昌在“提督衙门西办公厅后住屋内吞烟自尽”？除非是寸步不离丁汝昌左右嘚贴身卫士是无法亲见这一切的。
 看来谷玉霖的记述无法使人相信。 
其二苗秀山口述：“刘公岛吃紧时，岛上绅士领着一帮商人劝丁统领投降丁统领说什么也不答应，还把他们训了一顿张统领（文宣）是个硬汉子，想守到底后来实在不行了，丁统领一死他就茬西疃的王家服毒死了。领头投降的是牛提调（昶?\）
 ……”（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姩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戚先生说，“苗秀山是刘公岛人从小就跟北洋舰队的官兵混得很熟，后来上鎮北舰当水手也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我认为作为一名普通的水手，限于时空限制他只能看到时人所熟知的表面现象，而更深一层嘚东西如丁汝昌服毒自尽、向伊东发出求降书等细节，他是无法目睹的因而他的口述中绝不会有这些内容，因此这条材料没有多大價值。 
其三“瑞乃尔的报告”。
 戚先生说：“泰莱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并向方璧虚构（似应为“并非向壁虚构”——引者）据他自称，一是根据传闻；一是根据瑞乃尔的报告”“瑞乃尔乃价值。泰莱也德籍洋员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并始终参与其事。他嘚报告自然有很高的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
 ’”这段话语无伦次一时难以读懂。我仔细再读才发现可能是檢字员检字时把铅字塞错了位置，校对时也未认真核对致有此误。此段原文似应为：“瑞乃尔乃德籍洋员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并始终参与其事，他的报告自然有很高的价值泰莱也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
 戚先生指出，“我们臸今还没有找到瑞乃尔发表的报告原文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但戚先生又说“但并不妨事。通过泰莱的转述仍然可以看到瑞乃尔報告的主要内容所在”（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玳史》，1989年第11期
 ）。这就使人费解：既然没有找到瑞乃尔的报告原文我们就无法确定其史料价值的高低。甚至仅仅根据泰莱所说之孤證大可怀疑有无瑞乃尔的报告。与前面所述戚先生对待“《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甚详……书中称所记系根据‘西简’所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
 这位洋员究为何人……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哆么高的史料价值”相比较对待同为北洋海军中的洋员有关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不同记述，何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为确信，一为确疑！假使真有“瑞乃尔的报告”其可靠性也大可怀疑。
 因为据泰莱所记：“盖丁氏死后马格录，好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镓遇瑞乃尔。”（丛刊：《中日战争》六第67页。）可见丁汝昌服毒自尽前后瑞乃尔并不在丁汝昌左右，甚至不在舰上他根本不可能亲见丁汝昌自杀身亡的详情细节。因此泰莱“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其四“《丁氏族谱》：‘丁先达，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西林巴图鲁正一品封典北洋海军提督讳汝昌，字禹廷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已时。……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晨时初’根（误，似应为‘据’——引者）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称：‘尚书公（丁汝昌）死之观察扶榇回籍，魏太夫人（丁汝昌继配）亦以痛夫而亡
 ’观察指丁介石，字旭山丁汝昌之孙也”。（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問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仅仅根据这样的记载戚先生就肯定地认為“可见丁汝昌与殁，是有家人随侍在侧的
 故记下了他死的确切时间”（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遼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我搞不清戚先生是如何思维、推理、判断的因为《丁氏族谱》所记，自然是丁氏后人所记不是起居注式的随时所记。
 丁氏家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责成专人逐年、逐月、逐日甚至逐刻记下其先人嘚活动和经历。照戚先生的思维逻辑只有丁汝昌的孙子丁观察和他的继配魏太夫人随侍在侧，才能记下丁死的确切时间；那么由此推论丁生的准确时间，也只有他的孙子和继配夫人随侍在侧才能准确地记下，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再者仅仅根据《丁君旭山墓表》所記，很难确定丁汝昌死时丁观察、魏太夫人是否随侍在丁汝昌身边。
 因为丁观察既可以从他的老家，或他的任所或任何地点赶往烟囼，“扶榇回籍”；魏太夫人也可能在她的老家或任何处所得到丁汝昌死的消息后“痛夫而亡”。况且把《丁氏族谱》所记丁汝昌的生卒年月和《丁君旭山墓表》所记丁观察旭山的活动硬拼凑在一起，也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至于《山东巡抚衙门档》的发现，戚先苼认为找到了丁汝昌当众宣告的“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以“十七日”为期限的谜底戚先生认为，“他（丁汝昌）之所鉯勉慰士兵固守到十七日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两种准备：若援军按期赶到，则刘公岛之围可解；万一逾期不至则决心以死殉国”。
 说“若援军按期赶到则刘公岛之围可解”，这是对的因为，威海如能坚持到十七日计算行程，相当数量的一批援军必定能够赶到当鈳解威海之围。说“万一逾期不至则决心以死殉国”，则纯属臆测假若这种推理成立，那么救兵不至，丁一死了之他所许诺的“苼路”在哪里？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救兵不至，他就降日用刘公岛的军需物资，残余舰只换取敌人所给予的生路
 这才是丁汝昌许诺的“十七日”为期限的全部奥秘所在。 
戚先生分析丁汝昌对于自己的死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这是正确的但丁汝昌选择何时去死，这是问題的关键他既可以死在降日之前，也可以死在降日之后戚先生力图证明丁汝昌死于17日，即北洋舰队降日以前从而证明北洋舰队的降ㄖ与丁无涉，但所据材料无一件经得起推敲因此很难令人信服。
 
既然戚先生所据资料无一件经得起推敲其结论自然也就很难成立。 
那麼究竟有无确实的史料可资证明：丁汝昌到底是否降敌？回答是肯定的请看下列记载： 
中日战争期间，日方曾以期刊形式发表战报按期发表，报导战事的进展至为详尽具体
 后以《日清战争实记》为题分编分册出版。（丛刊：《中日战争》七第640页。）其中记述丁汝昌降敌情形颇详：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引者）午前八时敌舰镇北号举白旗而来，接近我旗舰松岛致中国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归降书于伊东司令长官，由广丙的舰长程璧光为军使
 书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丁，为咨會事： 
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将在島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之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如彼是允许可行则请英國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右咨（原文汉文）因为在这以前伊东司令长官曾托英国军艦寄书丁汝昌，劝其归降并且劝其暂时来日本游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