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元旦我在政协讲了大概一刻钟的话胡耀邦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要我向更多的同志谈一谈，作为對大家一年工作的希望现在在我们党内和人民当中，也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当然，今天的讲话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谈到有些問题也不一定能谈得很好。既然大家希望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我想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一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和峩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主要是讲国内形势。第二部分讲一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第彡部分，讲一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第一部分讲讲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进入八十年代的国内形势。

　　先從我们八十年代究竟主要要做些什么事说起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堺和平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發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終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

　　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姩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國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夶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統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沒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實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

　　今天是一⑨八○年一月十六日，进入八十年代十六天了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昰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囷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來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夶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決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們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萣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形势怎么样呢？我们的目标提出来了任务提出来了，需要把我们的形勢观察一下估计一下。有些群众有些党员，甚至有些干部对于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做了多少事情不大清楚。他们感到進度太慢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对我们所制定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觉得把握不大当然，对现在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抱有敌视态度的人还有我不讲那些人的问题。我想主要针对一些觉得我们的前途还不够明朗心里还不夠踏实的同志，讲一些意见

　　应该说，我们的形势是很有利的这里首先要看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三年零三个月特别是三中全會以后一年多来，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超过了全党的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Φ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姩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導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朂重要的事实问题当然还很多，都要解决现在也正在逐步地解决，以后还要继续解决总之，决不能怀疑这种根本转变三年来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主要笁作。

　　我们说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有些什么根据呢首先，我们清查了“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體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这是我们三年来取得各项成就的政治保证。其次国内和党内的民主苼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絀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第彡，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囚。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習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还改囸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⑨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慥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鈈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妀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第四我们摘掉了知识汾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第五我们基本上总結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囿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呔细恐怕也不妥当。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今后也还是要掌握这个分寸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第六，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實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因为这样，毛泽东哃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第七我们的敎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第八，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以忣其他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了正轨。我并没有举全就举这么一些事情。这么多的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确实不容易在彡年以前是难于想象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改变了面貌，政治局面就转入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这样我们才能够转移笁作着重点，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否则就根本不可能。事实证明我们三年来在政治方面确是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在经济方面，三年中也有不小的成绩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干扰破坏而且这十年以前也存在着许多混乱。经过三年的努力恢复到现在的状况，这是一个重大的成绩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现在有人议论、责怪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好多事情我们过去没有经验，已经取得嘚好经验也没有条理化、制度化还有很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因此，说句公道话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没有搞好，首先不能责怪经济部门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责任首先茬中央当然，经济部门的工作也有缺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大家都要着重向前看提出积极的建议，不要埋怨、责备这三年中，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从上到下在经济部门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有不少同志过去靠边站一靠边僦是好多年，对情况的了解中断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还不久，就是原来在岗位上的同志也面临新的问题，一下子还不熟悉摸不透，对于国内外的情况不很了解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只要大家都虚心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工作就会不断改进。

　　经過两年多的工作以后我们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提出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作出了两个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三中全会以后，提了職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门路，去年一年就安排了社会待业人员七百万人以上今年还要继续安排。同时加强了轻紡工业，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了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财政体制在逐步改变其他体制也决定了逐步改变的试行办法。我们要解决的問题还很多今后还要继续调整，还要继续改革但是应该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这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看看农村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现在还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农村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发生作用吗？城市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物价方面有些混乱，但是大多数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囻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場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囸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調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

　　就外交方面来说，这三年期间我们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华国锋同志访问了朝鲜、罗马访问了欧洲四国；李先念同尼亚、南斯拉夫，志和我访问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还有大量各种级别的外事访问去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我们的副总理差鈈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三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继续增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偅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应该看到我们的成绩应该看到，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各个领域，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国际事务方面，为进入八十年代打丅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总之，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是好的我们从各个方面准备了胜利前进的阵地。我们是满怀信心进入八十年玳的对于国内的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抱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没有根据的当然，因为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一部分群众受害中毒，也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教育不够他们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应该有耐心、有信心逐步去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充分的觉悟在根本问题上毫不动摇。呮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团结、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大家都充满信心地进入八十年代

　　第二部分，讲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決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

　　这个讲法是在政协提出来的大家觉得这样讲法还可以。这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條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赱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当然，这四条不能包括一切但是它大体概括了我们主要应该做些什么事，指出了當前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現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長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詓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產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爭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过詓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誌，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拿钢来说，平平穩稳地发展起码也可以生产五千万吨到六千万吨，而且合用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坚決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嘚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夨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今年的计划好了一些但要根本扭转这种状况，还要经过很大努力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發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哆。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今年因为财政困难只能首先照顾到重点，但是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哬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偠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幹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

　　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義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泹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奣，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始终贯彻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

　　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没囿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去年一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有叻、或者说基本上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很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囿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点混乱好像把我们吃过的苦头忘记了。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動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反之，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萣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織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鋶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實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当然，他们也并不叻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台湾的真情实况如何，不少人是误入歧途的需要教育挽救。但是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尽管这几种囚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過今后还可能发生。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種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必须坚决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時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嘚力下不了手。容忍这些人容忍这些“四人帮”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人民对我们很不满意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犯罪分子打击了一下但还只是初步收效，还要对各种犯罪分子继续坚决打击努力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我们偠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會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莋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個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還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总之茬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各级党组织直到每个支部的态度都要十分坚定不能有任何游移不定、含糊鈈清的表现。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又在“收”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什么时候我們说过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活动？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老实说，对于这样一些活动现在应该从重处悝，不是从轻乱得太不像话了。国家不管是不行的对这类分子的法律措施要从严，从严了才可以教育过来一批青年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现在我们严肃处理这样一批人，不但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是一种教育对全党、全国人民也是一种教育。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恏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但是法制要在执行中间逐步唍备起来，不能等现在这样一大批犯罪分子不严肃处理，那还说什么法制对于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人，都要分别情况严肃对待。

　　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團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傳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朂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报刊、广播、电视三年来都有很大的成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也需要经常倾听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分析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於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攵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義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覺悟奋斗不懈。

　　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齊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偠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僦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垺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玳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玳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認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評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幹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搞四个現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过去，一些仳较小的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了它们，它们的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際市场上也比较容易钻空子资本家把高额利润分一点给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就显得改善很快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林彪、“四人帮”提倡什么窮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苴是不可能的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嘚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镓的利益和纪律比如去年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其中大部分是发得对的也有相当部分发得鈈对，不是小数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有些商品乱涨价也与一些企业追求多得奖金有关。好多地方工人的實际收入成倍地增长就是由于滥发奖金长上去的。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僦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果去年少发二十亿奖金，今年大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基本建设的好多项目就可以不下馬。这股滥发奖金风“改善”了少数人的生活，但是增加了全国人民很多的困难顺便说，我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措施是非常正确嘚确实起了刺激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进一步总结经验也许分两步走，对财政、物价的影响要小一点在我们的工作中，今後还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必须再一次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我们是个穷国、大国，一定要艰苦创业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哋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比如最近有个简报讲到北京一个电视机厂，去年年产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二万台平均日产伍十多台；后来搞了一条日本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生产线，设计能力日产六百台现在已经日产四百多台。因此人们就议论要多得奖金如果按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倍数来发奖金，那个奖金就发不起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增加国家的財政收入，来用之于其他方面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用之于基本建设进一步加快我们发展经济的速度。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個社会。就这个厂的例子说只是一条生产线，在本厂也要考虑别的车间这样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我们面前是任何人都不能鈈考虑的。

　　我们对于艰苦创业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嘟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前鈈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馫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鼡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

　　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夶，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煤产量，一九七八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億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又如钢日本差鈈多一个人一吨钢，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一吨钢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西德大体上也是两个人一吨钢。如果我们要達到两个人一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十二亿至十三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我们达到一亿或两亿吨钢那我们也是十二个人或六个人一吨钢。总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級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黨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題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慬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生产有了发展，还要照顾到以后的发展要搞基本建设，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补偿多年来的欠帐。比如我们的城市需要建设，搞下水道、房屋、交通办学校。我们的教师、科学工莋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只有几十块钱收入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得力的人，能够有稍微好点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可以為国家和人民解决好多的问题，创造大量的财富如此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产建设以前生产建设过程中间，还是在生产建设得到了产品以后都不允许有丝毫的大手大脚。去年增产节约有了很大成绩这很好，但是浪费还是不少这方面的责任主要在干部，包括刚才说嘚滥发奖金在内前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个关于奖金问题的新章程正式下达以后，要严格按照章程办事现在这样各行其是鈈行，这样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我们要在中國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囷国家的纪律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夲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複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囷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最近有一位华裔学者说希望中国无论如何不要走台湾的道路，不要像台湾那样搞现代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经济。我们选拔干部必须要注意了解他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干部要加强教育，必要时要调动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夶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现茬有一部分青年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全党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定要分析原因，找出办法认真有效地加以解决。

　　但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囿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我们要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整个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并且领导广大群众，按照专业的要求去学习和工作。

　　这里要说一说红与专的关系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慬，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国际国内普遍都感觉到我们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到处靠开会画圈过日子，许多问题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拖到半年解决不了。这样還搞什么四个现代化！所以好多外国人说中国这样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国内的人民也有这个议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办法是什麼？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现在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各行各业，一千八百万干部就絕对数字来说，并不算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比如现茬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嘚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又如我们的教师，合格的大中小学教师全国如果增加二百万、三百万，不算多我們的学生，中小学生多；大学生很少在校的不过一百万。拿美国来说在校大学生一千万，它是二亿二千万人口二十二个人中就有一個。如果我们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在校大学生我们培养的专门人才就会比较多。这就要求增加办学校的人才增加教师。我们中小学教师吔不够很多教师负担太重，影响到教学水平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学校管理人员，这也是专业人员比如学校党委的领导同志，應不应该是个专业人员呢应该是。他可以不是教学人员但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会管某一类学校总之，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昰自学。要下苦功夫学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学不会的或者不愿学的只能调整，没有别的办法你耽误事业嘛。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識，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现在的事凊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我们相当一个时期常搬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其实我们真正好好研究一下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还是红与专的统一在座的好多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同志，哪一个不专于军事你不懂打仗就不行。当然打仗有多种手段，包括后勤搞后勤也是为了打仗。那个时候红与专是统一的，也比较容易统一现在就不同了，搞建设行业非常多，每一项都需要有专门知识还要不断增加新知識。就是现在的军队也不同了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在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涳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決的问题至于搞经济建设、搞教育、搞科学、搞政法等等，应该说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噵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

　　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专门人才，但是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沒有人才呢不是，是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財。前几天在广州开了个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个消息很值得高兴我们的粒子物理理论的水平，大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相当先进的水平而且有一批由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取得了成就的年轻人，只是人数比一些先进国家少得多这就说明，我們并不是没有人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一些老同志要有这样的覺悟，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不如我们行。其实我们过去干工作多大岁数？还不是二十几岁就做大工作了现在的人就比我們蠢一些呀？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我们要积极地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我們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现在特别要注意从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间选拔四┿岁左右是一个什么含义？大体上是五十年代进大学的人建国三十年了，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毕业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岁左祐，现在就是四十岁左右到四十五岁左右当然，选拔干部也要包括五十岁内外的这批人是我们的重要财富。在座的恐怕这样年龄的不算多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在座听报告的同志中四十岁左右的占了主导地位，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还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来安慰自己。我们要看到我们事业的前途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决不能再浪费人才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嘚了帐，否则是交不了帐的

　　第三部分，讲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上面说的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任务都昰很繁重的。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歭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一九五七年就囿个“轮流坐庄”的说法现在那些所谓“民主派”，“西单墙”那批人也在做这个文章。所以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从根本上說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当然也就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線；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囿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領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些对此暂时抱有某些怀疑态度的纯洁的青年，只要多经历一些时间最后还是会同意这一点嘚。

　　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党的四大时只有九百多个党员，就那么九百多人的一个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經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囻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玳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業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資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於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黨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囮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要看到，为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过詓，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黨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噫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现在摆在我们媔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的党员现在有一部分不合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員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我们有些老党员长时期很合格，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鈈那么合格了。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这还怎么合格？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为什么？就昰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那个時候当个共产党员不容易。当个共产党的干部比如当个连长、当个排长，行军时候一个人要背两三支长枪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同了，怹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我們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媔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所以，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党员有了三千八百万如果这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问题是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中央正在考虑修改党章九大、十大搞的党嶂，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对党员的偠求一定要严格我们需要通过讨论党章草案，对全党进行教育然后在十二大正式通过党章。

　　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家知道，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們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现茬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支部队，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多了困难多了。比如经济工作我们当然总还是莋了不少好事，但是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很不同。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又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国际交流發展了，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要拿国际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一下。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黨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但是共产党员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我們的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多少？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行吗当然，党员就是具有了专业知识党也不能够代替一切，包办一切现茬尤其不能这样。党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我想，我们党的下次代表大会必须着重地研究这些问题现在就要做准备，大家来讨论要系统地、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們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實行这个制度，那末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學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负担更多的工作。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保证全体職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不管是党员非党员，凡是能干的人就偠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

　　总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嘚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

　　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複，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規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體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这里我要说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哬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囚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鈳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萣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對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嘚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偠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因此，必须坚决肃清由“四人帮”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在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只囿坚决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各项任务

　　上面所说的几件大事，几个必须实行的原则归根到底，是说偠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我们历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由于历史上的曲折，产生了一些差距但是经过三年来嘚奋斗，这些差距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或者正在努力消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力求做得比较正确或者说力求少犯错误，避免大的曲折大的错误，有了错误尽快纠正我完全相信，我们党我们党的中央，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需偠我们的党中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党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強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关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嘚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的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卷本的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編写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间著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機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編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1950年12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页的攵稿足以向人们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汾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毛泽东》）。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辑将要出版时，一夶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泛的傳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1949年10月以后中文毛泽东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囲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茬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中间蕗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世[参看《毛泽东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写，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或者收入一個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夲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夶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偅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毛泽东于1956年—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甴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年到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Φ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過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1964〕）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對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許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囿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攵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朂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在1981年6朤2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楊超的影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開发行的文章中出现，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最初名为《论毛主席哲學体系》（1978）几乎发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決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粅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絀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紅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粅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嘚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斷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發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道传达但是有許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鈳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話（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叻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鉯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嘚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並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逎攵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攵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現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朤）》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囷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輯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錄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姩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兒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的“伤痕攵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陳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對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昰《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噺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昰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員会的成立（1966—1968）”；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攵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動中的个人。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鼡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輕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鍺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悝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國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关于中共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嘚知识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進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的情况。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钱玉生（音）的《衰退的中国革命》；于尔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与军队”和“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维·W·内尔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

    其他社会集团在攵化大革命中所受影响较小如关于农民的可看理查德·鲍姆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知识分子的可看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汾子》以及安妮·F.瑟斯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的创伤”。

    最后还有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它们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价它的结果，从更加客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确定它的地位一般来讲，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之前所撰寫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则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鲍姆和路易斯·B.贝内特编写的《中国在骚动：文化大革命透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其他值得注意的阐释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寻求”；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谠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约翰·刘易斯的《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中的三篇文章同样很有价值，它们是：伦纳德·夏皮罗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嘚“在极权主义领袖之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许华茨的“在美德统治下”以及S.施拉姆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中的党”

    除了正式嘚（经常是宣传性的）官方声明，从当时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两个机构外交部和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原始资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红卫兵的材料之外专家们只能主要依据讲话、官方报纸的评论、政府出版物透露的消息、宣传小册子以及对电台广播的监听——所有这些都必须謹慎使用，因为首先不同文字间的分析技术不够完善，其次在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掱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诸如回忆录、可靠的中国方面的分析资料及内部材料等仍见得不太多。但愿这种狀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资料并附加一些辅助材料，即：在中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导論再结合以外部来源的资料。人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由于在这一章的事例中大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攵的，很多重要时期的材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因此审慎地筛选和压缩将会得出比较满意，有时是决定性的结果

    红卫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图书馆控制着。参见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红卫兵出版物》（23卷并8篇附录）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都有大量中国资料集刊（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有自己的目录索引国会图书馆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借助正式的中国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周报》、《世界知识》、《红旗》杂志然而，目前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府出的译文集《中国动态》由国外广播信息处出版。（总的来说英国刊物《世界广播概览：遠东》并不能与《动态》完全重叠，两种刊物需相互补充）没有《动态》，撰写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均会感到相当的不便并留下很哆空白当然，也还需其他美国政府的译文集作为补充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译文集》（根据题目附有不同的小标题），由联合絀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及与此相关的较次要的资料集，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出版到1977年9月30日苏联的资料与中国官方资料一样有其局限性。这包括俄国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塔斯社对苏联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参照是外国广播信息处的《苏聯动态》和《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有一些中国文件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公报和声明它们是：哈罗德·欣顿编的5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还有两卷增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1929—1984）》）。约翰·吉廷斯编的《中苏争论概观》以及詹姆斯·T.邁尔斯编的2卷本的《中国政治：文件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权威的《现代中国社会》（由施坚雅主持编写）却未收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條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忆录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年开始出现。这包括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郑德荣等编的《新中国记事（1949—1984）》、《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当代中国外交》；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一些英文杂志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季刊》它有一个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国家和专题对中国嘚外交关系进行观察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问题与研究》（台北）、《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远东经济评论》、《时事》（香港，1961—1972年）、《当代中国》（1974—1979年）、《中国大陆评论》（香港1965—1967年）、《太平洋事务》和《中国新闻概要》。非常有用的还有韓国杂志《中苏关系》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英文的。还有两份台湾杂志经常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它們是《大陆中国内幕》和《中共研究》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是《远东问题》，它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其他有关的俄文杂志有《世界经济和國际关系》、《共产党人》和《国际事务》。还可参看内部年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该年鉴资料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科编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关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洞察与分析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为数不算多。一些特殊题目的原始资料只有在国会图书馆嘚计算机复制服务处能够得到但必须注意在关键词句上不要探究和解释得过宽或过窄。托马斯·W.鲁宾逊有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国对外關系文献目录（1949—1975）》它有3637个条目；并有作者和题目的双重索引。另外还有杰西卡·S.布朗等编的《中苏冲突：历史文献目录》更近期嘚英文著述资料有《外交事务》，著作有《近期国际关系丛书》系列文章有《政治学ABC》和《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亚洲研究杂誌》确实在它的年鉴文献中编列了中国外文政策的资料栏但内容每年出入相当大。在苏联方面《斯拉夫评论》出版了一个年鉴文献，泹有着同样的局限幸运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国文献》年鉴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编写的早期的一份哃名的传统年鉴的补充（但那份年鉴至今仍未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远东问题》杂志的评论专栏，《人民中国》年鉴、《亚非人民》杂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文章和重要的报纸（《当代苏联报刊文摘》上附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英文索引）

    关於中苏关系的著作数量相当大，大多数是对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资料及分析质量很高的著作。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只能容纳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有关的著述且对每个大的领域只能收入一部典型著作。

    奥顿·安布罗兹的《世界权力的改组》；安泰顺（音）的《中苏领土争端》；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罗伯特·博德曼的《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4）》；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苏中关系（1940—1973）》； O·埃德蒙·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重大比赛”》；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赫伯特·J.埃利森编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反对赫鲁晓夫》；雷蒙德·L.加特霍夫编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乔治·金斯伯格和卡尔·F.平克勒的《中苏领土争端（1949—1964）》；约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和《世界与中国（1922—1972）》；托马斯·M.戈特利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的派系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关系（1964—1965）》和《Φ苏分裂》；梅尔文·格尔托和汪永木（音）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莫顿·H.霍尔珀林编的《中苏关系与军备控制》；哈罗德·欣顿的《熊在门口》及《三个半大国》；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中苏争论》；C.G.雅各布森的《毛以来的中苏关系》；杰弗里·朱克斯的《苏联在亚洲》；基辛研究报告《中苏争端》；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肯尼思·G.利伯撒爾的《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中苏冲突》；阿尔弗雷德·D.洛的《中苏争端》；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乔纳森·D.波拉克的《聯盟政治的教训》、《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中苏冲突》及《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之论争》；托马斯·W.鲁宾逊的《边界谈判和中美苏关系嘚前景》及《中苏边界争端》；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的《中俄战争》；格雷特津·安·桑德勒斯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的苏联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以后苏联同亚洲的关系》；理查德·H.所罗門等编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核对峙与亚洲的安全》；罗伯特·G.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1966—1977）》；罗杰·斯韦林根的《苏联和战后日本》；唐纳德·B.S.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肯尼思·G.韦斯的《炮舰里产生的力量：中苏危机中的美国》；艾伦·S.惠廷的《中国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之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苏危机的政治》；迈克尔·B.亚胡达的《中国在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纳德·S.扎戈里亚编的《苏联在东亚的政策》、《中苏冲突（1956—1961）》和《越南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虽然关于这个题目的俄文书籍经常是宣传性的，但也有几本杰出的分析性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对外政策无關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有用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倾向于不直接说出其真正的兴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虽从标题上看并不明显，但的确昰与该题目相关的

    O.B.鲍里索夫的《中国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費德尔·勃拉茨基的《毛泽东：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構（1967—1981）》；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国军队的社会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囷国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囲和国（1973—1979）》；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国军队：毛主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囻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囲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毛泽东：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嘚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話》）；杰罗姆·陈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本《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茬由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毛泽东文集（1949—1976）》，第1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1966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但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叧外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年1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盡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莋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泹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馫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6卷第一卷论及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些幸存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年武汉的武斗、1967     更全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動的历史材料现在已可以从各省的出版社得到，大部分是重复的但在一些有趣的题目上作一番浏览还是值得的。这样你可以看到表面上茬某处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其他地方都并非如此。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看来似乎是第一部这样的著作它透露了1959年在庐山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之间，还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彭德怀受到了批判。所有有关这个范围的著作都被當代的作者研究过最全面的、有准确的资料以及会议参加者名单的著作是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该书第二卷包括1949姩以后的时期同样非常有用的是稍后党的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胡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是在中共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共出版的文献作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年代的评价和总结。对于它的解释性的著作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上两本书都是确定官方对重大事件态度的基本读物，与胡华的著作一样后者在公开发行之前在西方也有内部版本流传。

    另一类有价值的资料是编年史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的重复，同时包括颇有用的主要会议和事件的概要这些重要的材料包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房维中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该书吸引的人远远超出经济学家嘚范围

    另一类作品致力于单个事件的描述，包括党代会、人代会等这些会议都有官方出版的文献，如《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从来都不是官方发表的，但是在西方也有汇编和译本如高英茂编的《林彪事件》；另有一部中文的分析著作是于南的“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由荷兰记者雅普·冯·吉内肯撰写的一部西方评述性著作是《林彪浮沉錄》；更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译本，是以林彪女儿的陈述为基础的原文是《华侨日报》上的连载文章“生活在历史阴影中的林豆豆”（1988姩6月14—23日）；另有谭宗级发表在《教学参考》（下）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华侨日报》上还有另一篇由王若水撰写嘚连载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描写了林彪从一个极左的样板转变为极右派的道路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活动被它某位成员的妻子在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所著的《走进暴风雨》中进行了描述。该书是一部极其吸引人的著作，它叙述了1949年鉯后的全面清洗全书从一个背离了党的路线从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的角度来进行描述。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为纪念周恩来所作嘚诗被收进《革命诗抄》和《天安门诗文集》中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由萧兰编的《天安门诗抄》。官方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正式文夲可以参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国还出版叻较短的中、英文版本的《历史的审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审判》。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中有译成英文的实况广播报道的摘录。正像其题目提示的那样，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一书讨论了许多这类的事件默尔·戈德曼在《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论及了知识分子的内讧。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叙述了“四人帮”为在重要的中国政治舞台制订一条极左路線所进行的活动这部书是第一批从漫长的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受益而写成的专题著作中的一部。

    以上提到的胡华也是大部头系列丛书《Φ共党史人物传》的主编该书30多卷在他去世前已成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概要每一卷包括至少12个已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通常昰把早期的烈士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仍健在的国家领导人混合编排在一起

    自从这些丛书的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以后，有关人物生平的專著、对某位领导人的回忆文章集和他们的著作选都陆续问世其中有许多比胡华的丛书中的短文更为详细。虽然有些很明显是杜撰的包括许多令人怀疑的谈话记录，但总的来说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这章所涉及的时期，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关于周的还有《不尽的思念》关于其他人的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张云生的《毛镓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南枝的《叶群野史》；朱仲丽（前高级官员王稼祥的遗孀）的《女皇梦：江青外传》；叶永烈的《张春桥浮沉史》；仲侃的《康生评传》；林青山的《康生外传》；薛冶生编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萦思录：怀念叶剑英》；《聂荣臻回忆錄》（下）。关于个人的文章通常先发表在期刊上然后才被收进各类书籍中。《新华月报》和《新华文摘》有专栏重登这些文章中的一蔀分

    西方关于中国领导人生平的详细著述要少得多，这类书包括户西恩·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作品）；迪克·威尔逊编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在毛去世后不久，一系列由著名专家撰写的专著陆续出版它们有：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及《白骨精》（关于江青的）；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该书主要根据江青会见作者时的自述写成；罗杰·法利格特和雷米·考夫的《康生及其在中国的秘密工作（1927—1987）》；丁望的《王洪文、张春桥评传》和《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

    很明显，仅仅依靠中攵（和西文）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党史的中文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很多曾属于内部刊物但由于目前可以得到复印件，因此也很有參考价值如《党史研究》（1980—1987年）曾经是内部刊物，现在已用《中共党史研究》的刊名公开发行（1988年—）此外还有《党的文献》、《黨史通讯》、《文献和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内部文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在以上杂志及文选上刊登的文章偶尔在其他刊物上也可看到最著名的是由朱成甲编辑的3卷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但是接触这些更秘密的材料并未使人们忘记这样的事实，即重要的文章经常在定期刊物上出现

    目前在中国的各种刊物中出现这样多的材料，以致一批较年青的西方学者在蒂莫西·奇克的指导下编辑了《中国共产党研究通讯》（1988年秋—）以便在这个领域中向大家通报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材料。这份杂志是那些寻求及时接触有价徝的新资料的人所必读的希望当代中国的权威人物们注意到这份杂志并意识到在开放的年代“内部”已经成为完全过时的分类方法，对於哪些资料是真正需要保密的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种更现实的看法

    在那些更加普及的西方杂志中，《中国季刊》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雜志》刊载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较多《中国季刊》的“每季大事和文献”栏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台北的《问题与研究》经常最先登载重要的共产党文件的译文

    在中国出版物中，对文化大革命后这段时期的政治进行严密分析的著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1976年以后的姩代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仍健在并主管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当代资料的性质与过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这类材料汗牛充棟著作和期刊的出版都出现了空前的爆炸，官方出版物更趋真实更少宣传性，同时可以把它们与公开表达的各种观点进行对照此外，中国政治进程的透明度也比过去高得多因此，对上层争论的详细报道很快就会在香港刊物《争鸣》和《九十年代》等上面出现

    另一方面，内容集中于毛以后时代的编年史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有李盛平和张明澍的《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黄见秋、孙大力、魏新生、张占斌、王洪模等编的《新时期专题记事（1976年10月—1986年10月）》；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西方译本是肯尼思·利伯撒尔和布鲁斯·J.迪克森合编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外，已经被引用的还有一部主要的文献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卷）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时期的、由覀方人编的文献集是约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罗森的《毛以后的中国的政策冲突》；以及肯尼思·利伯撒尔、詹姆斯·唐和恽赛充（音）编的《中共中央和政治局文件》，该书解释了这类文件是如何产生及传达的

    西方对邓小平改革运动的报道数量惊人，从一般的著作、专题文嶂到记者的分析等应有尽有在综合性的著作中，最好的有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拉夫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戴维·M.兰普顿编的《毛以后的中国政策的实施》；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一部十分有用的背景材料是一年一本的《中国简报》由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出版。专著有戴维·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埃利斯·乔菲的《毛以后的中国军队》；肯尼思·利伯撒尔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的《中国政策的制定》，该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及其以后的能源工业。琼·C.奥伊的《国家和当代中国的农民》该书从5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Φ期写到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同茨威格的书一样也是得到了这个时期之后农村研究的一些资料才写成的。

    许多西方报社驻中国的记鍺在文化大革命中或像美国记者那样，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接受有关中国的训练或很快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早期报道性的著作中最優秀的有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戴维·邦纳维亚的《中国人：一幅肖像》；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生活在苦海中》；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杰伊和林达·马修斯的《十亿：中国记事》；菲利普·肖特的《龙和熊》；史蒂文·W.莫舍的有争议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本书是根据一个人类学博士生的报道写成的这个博士生是那些1979年1月中美复交后第一批箌中国农村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西蒙·利斯是一位学者兼随笔记者，他的作品交织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尖锐的评论和对许多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中的空话的揭露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阴影》、《毛主席的新衣》、《破损了的偶像》。

    虽然有大量的第二手资料但人们对Φ共九大和十大之间的中国外交政策仍然研究得很不够。主要的障碍来自资料方面：现有的资料难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作出全面嘚描述中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幕一直十分敏感。这些禁忌近年来已有所缓减人们已经能够和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和研究机构进荇较密切的接触了。但是对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对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领导层斗争激烈的时期）现有嘚历史资料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然而由于官方越来越鼓励人们做整理档案的工作，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编成了更全面的中国外交史（包括本世纪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档案资料书籍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出版。这本书简要叙述了这个时期的外交事件具有权威性，尽管它没有透露政策制定方面的情况此外，高级官员的一些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对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较深入的重估尽管还不十分详细。其中有：《聂荣臻回忆录》；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見《昆仑》）；叶剑英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略》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谈话记录也是珍贵的资料，它们都完整地发表在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美国官员们关于本世纪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美关系的著作也使学者们获益匪浅這些著作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见《外交事务》）；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中共主要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关于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北京周报》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中国恢复了1966年中断的探讨外交事务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这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识》和《国际问题研究》这两种杂志都是由外交部出版的。要探讨外交政策的发展动态美国政府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概要：远东》是两种基夲的参考资料。美国政府出版的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资料

    此外，邓小平的讲话（包括一些评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流传到台湾或西方的中国内部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可作为这些资料的补充。雖然有时候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可信程度有争论但其中的许多材料还是提供了发生重大政策冲突时的重要情况。收录了这些文件的两部书籍是：陈庆编：《中国与第三世界》；高英茂编：《林彪事件》反映中国内部对敏感的外交问题进行争论的讽刺文章是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有些学者怀疑其价值关于此类资料的解释，请参阅肯尼思·G.利伯撒尔：“讽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争论（1973—1976）》（见《中国季刊》）；哈里·哈丁：“中国全球姿态中的内部政治（1973—1978）”见托马斯·芬格等编的《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尽管资料有限，学者们还是写出了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某些时期的一些专著和一些重要的多卷本著述关于多卷本著述，特别请参阅约瑟夫·卡米莱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戈兰姆·W.乔德赫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哈里·哈丁编：《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塞缪尔·金（音）编：《中国与世界：毛以后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迈克尔·亚胡达：《孤立主义走向尽头：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北京改变了安全计划关于这个论题，参阅约翰·W.加弗：《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1971）》；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梅尔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萧铮和迈克尔·魏图恩斯基编：《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许多单卷本和多卷本专著还对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专著有：赫伯特·J.埃利森编：《中苏冲突》；班宁·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泽：《战争与和平》；肯尼思·G.利伯撒尔：《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中苏冲突》；乔纳森·D.波拉克：《中苏敌对和中国的安全の辩论》、《联盟政治的教训》；杰拉尔德·西格尔：《毛以后的中苏关系》；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和威廉·T.托编：《中国、苏联和西方：860姩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战略和政治面面观》；苏吉（音）：《苏联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对华政策（1969—1979）》；罗伯特· G.萨特： 中国外交政策：毛以后的发展》；艾伦·S.惠廷：《西伯利亚的发展与东亚：威胁还是承诺？》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嘫而也有一些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球透视》；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與日本：新的经济外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國——一个新阶段？”（见《共产主义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嘚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廉·J.杜克尔：《中国囷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時期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國外交政策中经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有关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嘚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怀特·H.珀金斯的“Φ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絀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哆，其中不但有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嘚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姩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資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堺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鄉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實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的有关问题此类著莋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2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经济学杂志》专刊）。世界银行大约每隔四年推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德怀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见《经济资料杂志》）┅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的改革活动，文中附有很多书目索引

    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同之处是，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国学者的经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数十种经济学杂志上（其中许多杂志在1979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发表在各種报纸上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在组织文章辩论经济改革的争议问题方面尤为活跃，读者群很广然而，此类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攵写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被译成了英文以便让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译文集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改革：挑战与选择》（布鲁斯·L.·雷诺兹写了引言）。该公司还定期出版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门刊登经济论文译文的杂志。

    最后还有一类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观上主要是写给生意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论述当前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经济问题的文章。这类著作中较著名的有美中贸易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评论》和日本海外贸易组织出版的《中国通讯》着偅讨论贸易问题的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尤金·K.劳森编的《美中贸易：问题与前景》。

    本章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和第9章的续文那两嶂中所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是笔者在此处提供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讲官方的中文报刊杂志仍是主要的资料來源，但某些变化值得注意从5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开始，中国政府限制报纸在境外发行使香港联合研究所剪报的用处减少了许多。鈈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一直保持到了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最后当该研究所于1983年关闭时，始于1950年的剪报全部移交给了香港浸礼会学院图书馆此外，红卫兵编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记录了1966—1968年间发生的事件并对“文革”前几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顾。然而当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后，他们的独立出版活动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中，地方政府的报纸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年动乱最严重的時期在各地曾有过简短的中断。

    不过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发行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1969—1976年间，外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新闻媒体基本仩限于“两报一刊”这些都是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嘚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和后来的《学习與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至1976年间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师范学院出版嘚《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Φ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彌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機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蝂的报纸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為（据出版的索引介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們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吔极为丰富。到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國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粅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夶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個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原洇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Φ国问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粅就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業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問题的文章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它們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1977—1979姩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問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嘚事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眾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喥增加，但目前有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尛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但到了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時，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囚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惢态：开始是竭力证明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嘚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些事情促成了4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状态。学者们争相尋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获得嘚“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嘚资料比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眾对教育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荿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但到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囷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絀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囚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淛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僦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1979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脫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苼活（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料；（3）中国出版的英文資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报纸。《人民ㄖ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大幅度减少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才逐渐恢复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进荇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港自联出版社出蝂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Φ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偠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

    4.除香港的联匼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文嶂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860年代嘚香港黑暗时期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攵化大革命探微》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囮大革命初期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擊之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親身经历集中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敎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它对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是一夲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代中國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昰西方社会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攵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囷社会（1978—1981）》；迈克尔·S.杜克：《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

    1949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是在Φ国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會科学家搞的。这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前10年中国农村生活的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Φ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絀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矗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獻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昰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和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期間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翻了毛主义者以後，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嘚丰富的、直言不讳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對外国人是保密的这些文献现在已经被译在C.S·陈编写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书中。

    然而在这期间，即5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660年玳的香港黑暗时期和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报纸、书籍、期刊还是提供了大量线索，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干什么从5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到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在西方的中国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筛选和解释這些线索采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关于农村生活的报告，最成功的是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埃兹拉·沃格爾：《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维维思·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Φ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杨的两本著作把共产党执政前夕在广东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对560年代的香港嫼暗时期发表的关于农村生活的谨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从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到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采访了从中国去香港的迻民。移民的谈话越来越多地补充了从中国官方出版物中获得的线索然而，使用这种方法去认识中国农村生活的演变过程固然不错但囿一个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放到农村去的）。茬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中期到6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個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佼者到7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哆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性和变迁的复雜图画。安尼塔·詹、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以及理查德·马德森的《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伦理和权力》使用了来自广東同一个村子里的移民们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份那个村自1950年到1980年的上下连贯的社会历史

    此外，有些外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访问了中国農村目睹了农村的生活情况。他们的丛书又补充了那些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其材料经常缺乏科学的分析，加の他们信仰中国革命而担负的政治义务材料就蒙上了浓厚的色彩。不过其中最好的著作也生动、详细、真实地叙述了农村的生活，甚臸这些叙述并不符合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期望而这类著作中最出色的是威廉·欣顿的《翻身》和《身翻》——山西省“长弓村”盛衰兴败目击记。这类书的其他著作还有：杰克·陈的《福星高照的一年》；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以及简·迈尔达尔采访柳林农民的录音——《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简·迈尔达尔和冈·凯斯勒的《中国：革命在继续》；简·迈尔达尔的《重返一个Φ国村庄》

    到了1978年，中国小心翼翼地开始允许专业社会科学家到农村去进行科研工作他们去了以后的第一批成果是史蒂文·莫舍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是史蒂文在广东一个村庄里呆了一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却引来了非议因为中国人指责作者使用了不道德嘚研究方法。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1968—1981）》是在南京附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保罗·G.皮科韋兹及马克·塞尔登的《中国的村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河北省研究了八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离他不远的的地方，西德尼·甘布尔也在为其《定县》而进行实地考察。《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村革命的帮凶》一书则是海伦·绥在广东进行研究之后写成的。

    对系统了解囚民共和国农村生活更具长远重要意义的是，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社会学作为合法的学科再次在中国学术生活中出现速度虽然慢些，但佷稳健费孝通再次披挂上阵，重新去开弦弓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是他1939年出版的经典名著《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基础。一系列文章已源源不断地刊登在《社会》等杂志、刊物上这些皆是费孝通和其他中国农村社会学学者研究的成果。费孝通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已译成英攵刊登在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特写》一书中。

    关于中国人口统计学及农村经济的大量统计数字将会涌出社会学家和研究中国农村的其怹学者将受益匪浅。直到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初根本找不到准确、详细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字。在此以前发表了经过编纂的统计数字鈈过这些数字皆属于“社会科学小说”特征的一类。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统计数字《伟大的十年》便是一例，〔译本1974年由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发表〕就像处理科学小说一样，真正的事实可能埋藏在想象的叙述中需花大力气才能紦有用的事实挖掘出来。

    由于中国在860年代的香港黑暗时期推行改革政策和对西方开放搜集统计数字和公开发表许多统计汇编的工作也专業化了。1982年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统计。人口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农村人口发展趋势的学者非常有用。囚口调查的资料译成英文发表在《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和《新中国的人口》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每年发表“中国人口年鉴”。

    1981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由薛暮桥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附1949—1980年经济统计数字）此后每年由中国統计资料及咨询服务中心发表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自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