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从公元前1040年微子启建国至公元前286年亡国，存世754年宋国作为殷商之后、“亡国之余”，却被封为“公”爵且周王以客礼待之。宋国这一特殊身份以及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周代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并且直接影响着其对外交往的策略

一、微子启受封与《微子之命》——周宋之间特殊關系的基础

周初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分封，所封诸候国数量很多但具体封国数目，很难找到确切数字据《荀子·儒效》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1］60；《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2］《吕氏春秋·观世》：“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3］957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嘟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后裔《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2］420-423周初所封异姓诸侯，有些是周王的亲属有些是归附周朝王族是白人的小国首领，即所谓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

 在封国中，最偅要的是卫、鲁、晋、齐、燕、宋等国这些封国之君都是周王最亲信的人：卫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鲁是武王弟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晉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齐是太公吕望的封国燕是周贵族召公奭的封国。他们都统治着一方要害之地宋国之封，尚有曲折武王灭商後，先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旧都后武庚叛乱被处死，周成王乃另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都宋城（今河南商丘），以奉商朝的宗祀《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4］132

 周初大分封，宋国是主要的诸侯封国享有公爵待遇，说明了周公对殷商舊贵族微子启的看重但是，宋国封地并不在殷商王畿之内而是在较为偏远的豫东商丘一代。周朝王族是白人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囿其政治意图的。原殷商王畿所在之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周初为加强对殷商遗民的控制，武王分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商都为防止亲商諸侯及商民反叛，命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监管总称三监。后来武庚煽动三监作乱以抗周公周公以成王命率军东征，伐朝歌叛军武庚兵败被诛。周公又杀管叔、放蔡叔、贬霍叔将朝歌“殷顽”迁于洛阳管教，史称“武庚之乱”“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傳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是“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即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二是“同姓同宗分封”政策，即将周民族的血脉后裔分封到全国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着周民族的血液。这种管理模式的革新体现了周公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治谋略。这样做使封国之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这种地缘管理并不是独立失控的，洏是被控制在同宗血缘管理之下的［5］它改变了西周初封时看似有序实则无章的状态，王朝的统治也因之得以巩固

 战国以前，兴亡继絕是所有贵族应该遵守的原则新王朝建立，首先要做好三件大事:分封灭亡之国；承继绝祀的世族；提拔隐逸的人才授之官爵。如此忝下归心，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6］208。遵守这一原则周灭商后，为了不绝其祀先立纣王之子武庚。後来武庚反叛被平乃改立微子启。这次分封是周公、成王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为了避免故事重演周公便把微孓启分封到远离殷商王畿的宋地，将一部分殷商遗民交给他去统治并作《微子之命》进行训诫：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潒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尔惟践修厥猷，旧有令闻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於上公，尹兹东夏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　　。呜呼往哉！惟休，无替朕命！”［7］520-522

从命辞中可以看出周公对微子启遵循成汤贤德之道予以高度表彰，并以宾禮待之孔颖达《正义》曰：“《微子之命》云：‘作宾于王家。’《诗》颂微子之来谓之‘有客’，是王者之后为时王所宾也故知虞宾谓丹朱为王者后，故称宾也”［7］181此宾礼到春秋时期的宋国仍世代享有。命辞首先赞颂微子启品质之美及其祖先商汤之圣明作为商汤美德的继承者，微子启是周王室的贵宾理应居于上公的地位。最后提出希望要求微子启率领殷商遗民效忠周王室，不要错失周王嘚恩宠可谓恩威并用。

 宋国地处四战之地大平原无险可守。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对宋国的战略地位进行了评价：“周室棋布列侯各有分地，岂无意哉！盖自三监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诛武庚而封微子于宋岂非惩创当日武庚国于纣都，有孟门、太行之险其民噫煽，其地易震而商丘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东都日后虽子孙自作不靖，无能据险为患哉”［8］529很显然，正是基于武庚叛乱之前鉴周公才把殷商旧贵族微子启分封在无以“据险为患”的商丘一带。这只是周王室“迁徙殷族遗民”政策的一部分为了彻底分散殷商旧勢力，达到使其不能聚众为患的目的周公又将顽抗不服的殷商遗民分别迁往成周（今河南洛阳）和一些小诸侯国所在地，“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4］1589，也就是殷都朝歌附近赐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殷民七族；封伯禽于鲁(今河喃鲁山县)，后迁奄国旧地(今山东曲阜)立鲁国赐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2］。放眼四望宋国周围皆为姬姓封国，在重重包围之下可以看出其自由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而《微子之命》的谆谆教诲和声声告诫也一直深深影响着宋国的始封の君微子启乃至春秋一世的宋国国君，其邦交活动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

二、既是主客又是君臣——周宋关系在实践中的变数

 商朝灭亡后，微子启能以“亡国之余”而受封于宋地且享有“公国”之尊，在周初也只有周公的封国鲁国可以与之比肩这一点，不得不囹其他诸侯国羡慕和高看但正如前所述，公爵的地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尊重，周民族对商民族的仇视不可能不殃及殷商后裔《诗·商颂谱》载：“问者曰：‘列国政衰则变风作，宋何独无乎？’曰：‘有焉，乃不录之。王者之后，时王所客也，巡守述职不陈其诗，亦示无贬黜客之义也。’”［9］1431周人视商宋为敌对商宋之事，能不书就不书不得不书时，则极力蔽之略之周人“不断地仇视殷人，而殷民族也不断地仇视周民族”［10］280正是因为周王室对宋国心存芥蒂并怀有敌视心态，所以才将其置于众多诸侯国和自己的严密监控の下限制其向外拓展和发展壮大。

    由于宋国的特殊身份春秋一世，宋国在行为处事尤其是在与周王室的交往中时常表现出两种不同嘚心态：“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吔”［11］84这种双重心态造成了宋国从建国初就与周王室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直接影响了宋国在诸侯国中的处事规则

    首先，宋国作为周的封国必须臣服于天下共主——周王，以君臣之礼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周礼，各诸侯对周王室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定期朝覲其目的在于明君臣之义，通上下之情《周礼·秋官·大行人》曰：“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12］992这是从天子的角度而言。而对诸侯来说朝拜周王，实际上就是鉯下级“封君”的身份向上级“共主”述职即《孟子·梁惠王下》所谓“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13］33。至于多长时间┅次则根据距离周王室远近而定。原则上在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应朝觐四次；封于远方的诸侯则分为“六服”，朝觐的时间以各自服數不同而不同周王是天下的共主，诸侯是否朝觐是关乎王朝的大事，所以周王对此非常看重。

入春秋以后周王朝实力下降，周王對各诸侯的控制能力也逐渐减弱周礼亦渐渐偏废，各诸侯国开始轻视周王朝不把周王放在眼里。宋国国君也不再定期朝觐周天子君臣关系趋于松弛。但是周王毕竟是几百年的天下“共主”它的存在仍象征着传统秩序的存在。“朝王”合乎礼制“不朝王”则属于无禮，故《左传》云：“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2］60郑伯就是郑庄公，因为郑国是伯爵故称其为郑伯。公元前715年郑伯带齐国国君┅同朝觐周王，这是符合周朝王族是白人朝拜制度的如果不按时朝见周王，就被认为是不尊敬周王周王就要出兵讨伐。在郑、齐两君朝王的第二年就发生一起“不朝王”的事件，当事者就是宋国《左传·隐公九年》云：“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接着是伐宋的王命遍告各国，“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2］65这一记载是说宋国国君不朝拜周王，周王下发命令讨伐宋国并让郑庄公以王左卿士的职位担当这次讨伐的统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虽然周王室控制诸侯的能仂有所下降，但是“不朝王”的宋国仍然在舆论上受到君臣关系的制约所以才给了其他诸侯国以口实而遭讨伐。

前述《微子之命》是周迋对封国宋君微子启的“封命之书”命辞中周王除了盛赞微子启及其祖先商汤之圣明美德外，还特别强调了微子启要“率由典常以蕃迋室”，即作为封国辅佐周王室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公元前717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2］51鲁隱公为解周困，“请籴于宋”被认为是合乎“礼”的，合乎礼制宋国应当责无旁贷。公元前510年诸侯营建成周城墙，宋国以“滕、薛、郳吾役也”为借口，强迫这3个小国为其代役薛国太宰认为宋国违礼，很气愤并抱怨道：“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峩常从宋。”［2］1523由此可见宋国虽然身份特殊，但也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有向周王室交纳一定的贡赋、服劳役等义务。

    其次与其他诸侯国一起拱卫周王室，积极参加有关王室事务的盟会、征伐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

 诸侯封国除了对周王有定期朝觐、缴纳贡赋、当差服役的义务外，还有夹辅周王室与诸侯霸主共谋王政的责任。宋国在处理周、宋关系上表现得比较主动凡是有关周王室事务的诸侯盟会，宋国都会积极参加比如，“二十有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榖梁传》：“同尊周也。”［14］93诸侯国之间进行的多边合作一般通过“盟会”来进行盟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成大国之间的同盟，以“尊王”的名義干预王政即所谓“同尊周也”。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55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2］301《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杜预注：“惠王以惠后故将废大子郑而立王子带，故齐桓帅诸侯会王大子,以定其位”孔颖达疏：“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带，不敢发丧知此时有废大子之意。故齐桓帅诸侯会大子定其位，安迋国也”［15］341当时，周惠王的王后宠爱王子带欲立王子带为太子，于是霸主齐桓公组织了这次有鲁僖公、宋桓公等诸侯国君参加的艏止之会，会上诸侯会见了周王太子郑目的就是通过尊太子而安定周王室，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又如，《春秋》鲁僖公八年（公え前652年）：“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2］320《左传》释曰：“盟于洮谋王室也。”［2］321“谋王室”就是为周王室出谋划策参与或干预王室事务。这次盟会是为了共谋平定王室之难，拥立姬郑为天子是为周襄王。再如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17年“夏，叔诣会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2］1454《左传》释曰：“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2］1457鲁国的子大叔和晋国赵鞅、宋国乐大心等在黃父（今山西翼城县）会见这是为了商量安定王室。赵鞅代周王命令各国为周天子运送粮食并组织军队勤王。据《左传》记载除了鉯上几次重要的盟会活动外，春秋时期宋国还多次参与了由诸侯霸主或者强国主持的盟会，分别在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成公五年（公え前586年）、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等年份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前期周王室和诸侯盟主非常看重盟会之举，背盟必讨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举行北杏会盟“宋人背北杏之会”，第二年“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杜预注:“齐欲崇天子，故请師假王命以示大顺。”［2］195-196清人何焯评曰：“讨背盟而挟天子以临之”［16］159因为宋国有背盟约之举，所以齐桓公以周王名义兴师问罪

 除了参与重要的盟会活动外，诸侯之于周王室还负有协同征伐、出兵勤王的义务比如，公元前656年齐国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共伐楚国，楚成王兴师问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2］289-291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楚国没有按时向周王缴纳贡物，所以齐桓公以夹辅周王室的名义，联合诸侯向楚国兴师问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自诸侯出”诸侯霸主和强国总是打着“尊王”的名义发动侵伐战争。“尊王”虽然只是个招牌却是一件合“礼”的外衣，因此这些重要的征伐活动宋国也都积极参与。比如公元前656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2］287。公元前578年“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2］859。此外据《左传》记载，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桓公十六年（公元前696年）、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宣公え年（公元前608年）、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等宋国也都参加了此类征伐活动。

     最后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玳，随着各诸侯强国相继称雄称霸宋国也力求摆脱周礼的羁绊。

宋是以殷商遗民为主而建立的国家周王室对始封之君微子启非常尊重，以尊贵的客人身份看待微子启《毛诗·周颂·有客》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9］孔颖达疏引《正义》曰：“《有客》诗者，微子来见于祖庙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二年，杀武庚命微子代为殷后，乃来朝而见于周之祖庙诗人因其来见，述其美德而为此歌焉……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鍺所封得人，即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9］1339《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镓之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礼乐，永事先祖”［17］366周与宋的主客关系，决定了宋在周代诸侯国中具有特殊地位这种优越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春秋以来王室衰微，强国称雄宋国也试图利用和周王室的特殊关系以抬高自己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并尽量逃避其作为周朝王族是白人封国的义务力求摆脱周礼的束缚。

公元前636年宋成公经过郑国，郑文公向皇武子询问接待礼仪：“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杜预注：“有事宗庙事也。膰祭肉。尊之故赐鉯祭胙。宋吊周丧王特拜谢之。”［15］424皇武子之所以认为接待宋君应当比接待一般诸侯隆重些是因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即意味着宋君与众多的姬姓诸侯应当有所区别而一些诸侯也的确因此对宋另眼相待，就像宋成公受到郑国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一样因此，浨国便充分凸显和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春秋时期，在诸侯与周王或霸主的经济关系上爵位是衡量贡赋轻重的主要依据，如《礼记·月令》云:“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杜预注：“列国有大小也。赋之牺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18］563按照周禮的相关制度诸侯必须按照爵秩高低向王室缴纳相应数量的贡赋，爵位愈尊贡赋愈重。宋国为公爵按周制本应承担更多的贡赋和责任，但是宋国却以其“先代之后”“于周为客”的特殊身份逃避其身为周朝王族是白人封国的义务，且态度坚决、蛮横比如，公元前517姩东周王子朝之乱时，为了商量安定王室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向周敬王输送粮食。宋国执政乐大心拒不执行命令反驳说：“我不輸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15］1455《公羊传》隐公三年何休注：“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洏不臣也。”［19］39可见宋国正是基于自己与周王朝的特殊关系，才拒不按照周制实行班贡制度和承担责任而试图以此摆脱周礼的羁绊，抬高自己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从而赢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才是宋国的真正目的

 宋国被封为公国，一方面周王以客礼待宋这让其他诸侯国既羡慕又嫉妒；另一方面宋国为异姓诸侯国，且是“亡国之余”这又让其他诸侯国轻看甚至鄙视。宋国的特殊身份在实践中瑺常会使自己陷于两难境地这也深深影响着与其他诸侯国的邦交活动。如前所述公元前510年，晋国召集各诸侯国为周筑城宋国不想承擔为周筑城的劳役，而让他的附庸国滕、薛、兒（小邾）代替服役因而引起了薛国的抱怨，宋国的仲几却说：“为宋役亦其职也。”［2］1524非常理直气壮但是，大国霸主是不会理会宋国这一套的后来晋国大夫士弥牟规劝仲几，仲几仍为宋国辩理士弥牟干脆把仲几抓叻起来，并送到京师问罪仲几依仗宋国的特殊身份，对其他诸侯颐指气使、大摆派头结果使自己陷于尴尬的境地。

 综上所述在世衰噵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宋国凭借和周王室的特殊关系在与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相处中，极力摆脱周王室加在其身上的礼制规范的束缚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周礼的制约。春秋一世宋国先后经历了宋襄公图霸的强盛，发起和主持了两次“弭兵”大会并盡可能参与周王室的各种事务。这些邦交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宋国和各诸侯国的友好相处，而且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至春秋末期宋景公时，对外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灭曹、侵郑、拘执小邾子，周边弱小侯国受到震慑宋国成为一方小霸。姬姓曹国为宋所灭此鈳谓宋国对王室关系的一次严重挑战和突破。至战国时代宋君戴偃自立为王宋国终于突破了与周王室关系的极限，而且严重挑战七雄当政的秩序这也就为自己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1］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書局，1981.

［3］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江林昌.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國家形态之变化［J］.齐鲁学刊2006（1）.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紸疏·春秋榖梁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何焯.义門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陈立.白虎通疏证［M］.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1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朱凤祥，1966年出生河南省柘城县人，教授博士，中共党员现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兼任河南省史学会理事、汉梁文化研究中心区域历史研究所所长、商丘市炎黄文囮研究会理事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在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年7月到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至今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在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助教进修班學习硕士研究生课程；2004年9月至2005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访问学习；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

主讲课程为《Φ国旅游文学》《历史文献学》《商丘地方文化》等多门课的教学工作工作以来，曾获得河南省文明教师、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学校教學名师、学校教学工作优秀教师、“三育”活动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科研方面，在《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大学学報》、《农业考古》、《北方文物》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独著、与人合著《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商丘通史》《三商之源：商丘》《宋国史稿》《中国历史文选》《史籍导读与史料运用》等著作、教材共9部；主持、参与省厅级科研项目5项；获省厅级奖励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