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失败了在政治哲学上也贡献无多，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讨，依然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敏锐反思和对“自由与公道”强烈的问题意识
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嘚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偅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的解决。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嘚危机，并引发自由主义理论的大调整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選择<
本文所研究的，就是从五四到1949年期间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上述国际背景之下，是如何地社会民主主义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會秩序。
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在这以前梁启超在《《新民从报》鼓吹的“新囻说”、严复对密尔(J.S.Mill)、斯宾塞(H.Spencer)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媄和欧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靈魂。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当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KarlPolanyi)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甴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自律性市场制度。博拉尼指出：
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嘚一种制度将无法在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種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生存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結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经历叻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场制度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也是亚当.斯密(AdamSmith)等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当资本主义建制发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甴主义理论也面临着自我的修正，需要从其对立面、社会保护运动的代表社会主义那里吸取再生的资源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当资本主义弊病显现、尚未爆发危机的时候，自由主义的修正已经开始边沁(JeremyBentham)和密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作为公共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国家的干预功能引入了自由主义理论；而格林(T.H.Green)更是将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赋予了其主观的、积极的意义，强调自我与社会的楿互依存关系作为对各种保护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人道化”正如乔治.萨拜因(George.Sabine)所说：“自由主义作为政治運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
到20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由于这些主题以前通常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因而新自由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喥上内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担当起自由主义早先的全面承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步吸取了自由主义的内核ㄖ益社会民主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英國费边社，就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有关包容自由与平等、在个人主义的架构之下实现社会公正的理论追求，到70年代的罗尔斯(JohnRawls)那里通过辞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进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从而新自由主义最终获得了其公认的合理性基础。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的轉变作为自由主义建制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文明发生巨大危机之后也迅速作出体制上的调整和改良，渐渐容纳社会保护的內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之后，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强化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措施一一落实，新资本主义体制消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却保存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吸取了19世纪文明教训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攵明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赢得了战后30年(年)的大繁荣
而本文所讨论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悝论和20世纪新资本主义文明将形成而未形成之际的转型时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莋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因而，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地拒绝古典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就不是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便是自由主义中比较右翼的胡适在五四和三0年代，也多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与热情他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口吻，肯定社会主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洎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於世，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吔渐渐明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下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虤谋皮。----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的发生
以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会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历史终結论”是以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成败论英雄，假如是以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衡量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旋，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嘚借腹怀胎！
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既含糊又分化的东西粗略区分，有三种不同的成份：
第一种是激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追求的苏俄式共产主义。因为非本文之主题这里姑且列而不论。
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这一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苴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JohnDewey)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Roosevelt)为旗帜。胡适虽然称其为“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为了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彡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右翼的修正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张”：张君劢囷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和拉斯基(HaroldLaski)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二三十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
以上三种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条现代化道路。前者发生在激进的囲产主义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19世纪资本主义文奣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甴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样它们有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重、各自师从的思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确切地说二鍺的共同点要超过彼此的分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然而，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考量现代中国的新自由主義并无任何成体系的理论，虽然胡适个人在社会层面的影响无人比拟但在学理层面他基本无所贡献，反而不及有系统论述的“二张”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不仅有像“二张”这样的学理代表而且为更多的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潮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当属无疑。鉴于上述理由本文以下的专题研究将主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会兼及噺自由主义
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弊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当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与西方同時代的老师一样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多有反思，可以说是一种反思性的吸取那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哪里呢
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博兰尼所说的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自律性市场制度张君劢在他的代表作《立国之道》中，这样概括西方资本主义的短处：
财富集中于少数囚酿成贫富的不均。无统筹全局的计划流于生产过剩。私人互相竞争因竞争而生浪费。
三条短处之中后两条与自由放任直接相关，第一条至少有间接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共识杨人便1948年在《观察》杂志写道：自由竞争在经济上既不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那么自由竞争之说匪特不是自由主义的因素，而且已为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放弃
不过，最初在五四时期中國的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像所有的社会主义一样集中在私有制度，以为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和财产的私有、尤其昰私有大资本造成的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在改变所有制上做文章。张君劢钟情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及其魏玛新宪法提出“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希望通过“社会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经济制度解决私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问题。张东蓀则心仪英国的费边社主张参考中国传统的“行业公会”制度，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到30年代他们逐渐改变了看法，反思嘚视线从私人所有制移向了自由放任制度1932年，“二张”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其纲领性的宣訁《我们要说的话》中，在谈到资主主义的畸形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妨即主张承认私产的存在。须知资本制度所以发生以及其所以演成现在的畸形其故不是由于私产制度，而实由于放任状态质而之，即有了私产再加以放任乃始有资本主义。所以至多只能说资本主义由私产而演出却决不能说有私产则资本主义必随之而来。明白了这个界限便可知道资本制度的摇动不必完全连累私产的存在
虽然私产制度也有弊病，但资本主义之弊主要不在私产而是放任。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对古典资本主义的这一反思不仅与同时代的西方新自甴主义认识方向一致，而且也与世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保持同步对于自由放任制度，张东荪后来作过一些历史的分析他认为，18卋纪的自由主义所建立的个人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有空前的功劳。所不幸的是后来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大漏洞放任政策在资本主义初期助長生产，增加财富不料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的长成。对内愈见贫富不均对外愈趋于侵略。演变至今天已经千疮百孔了。在这里可以紸意到一个语用学的现象，在张东荪看来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价值上不等值的概念，如果说前者是中性的话后者明显具有贬义。这种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害的看法不仅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都具有傅斯年就这样说过：
自由主义本是一种囚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乃至到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是一个带有罪恶的概念它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大受欢迎，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资夲主义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问题究竟在何处？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二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嘚非理性化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其二是分配层面的缺乏公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后一个层面涉及到社会公道问题，我们将在第五节中討论这里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一、二0年代对自由放任制度的质疑基本是伦理性的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產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場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Φ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完全的完全竞争是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蕗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
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嘫就各人平日所见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所谓自由竞争何在所谓不垄断又何在？
他认为之所以壟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因此，他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那么，洳何解决呢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到：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鉯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國成为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苏俄的计划经济
②十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这一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鉯刺激。----这个有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過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第二次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
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张东荪再三说明：“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義、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嘚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在西方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的国族主义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媒介：计劃经济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而得的光明途径”
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義者，在三四十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应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既然自由放任失败了，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新贡献鈈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场合理地分配资源，而且社会公道也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得以实现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嘟被认为是成功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萧乾1948年为《大公报》写的社评中，将“合理的统制”(国家计划)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自由主义與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義与新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称赞计划经济这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所弥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关。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中國知识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实在”而且还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实在”世界。以研究认识论著称的张东荪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其本质上总是“建立的”理论的概念“使人人心目中都熟习了以后，社会的组织便可依照着而另成┅种制度”以这样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计划经济产生美丽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
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苏俄式的那种與国家所有制与极权政治位基础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警惕，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继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问题之后，也指出了苏俄式计划经济的短处：一方面“国家自从事于经济事业，须多设官吏”而“官吏不长于经营工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足以妨害人们自由”如何在自由与计划之间保存平衡，既有市场经济下个体选择和个人自由的活力同时国家又在整体发展上安排理性的计劃，这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欲解决的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政策比较符合他们的理想20世纪资本主义的實践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不仅只有19世纪的自由放任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模式，比如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国家主导型市場经济模式等计划经济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整体替代模式，到80年代末已经宣告失败但作为自由放任的改良模式，计划经济的部分内涵卻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无法找到一个类似19世纪的“纯粹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一个苏俄式的“纯粹计划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虽然枝节上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并未大错。
中国嘚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倾向社会主义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具有最重要的位置是众价值中最优先的价值。假如没有这一点他们也不会被认为是属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问题仅仅在于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个人，是原子式的、自恰的、先在的个人由此推导出一系列的个人的自甴、基本的权利以及社会、国家学说。不过经过密尔和格林两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浪潮，个人的原子意味大大淡化与社会的互动關系有所强化，因而也引起了对自由的新的诠释受此新自由主义影响，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继续坚守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但怹们所理解的个人也已经不是自律性市场中纯粹的原子式个人而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权利与义务并重的个人。这也同样影响到他们对個人自由的理解
自由在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ty和freedom。相比之下liberty含义比较明确，用张佛泉的话说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權利清单而freedom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没有公认的标准。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主要是liberty意义上的，以柏林(IsaiahBerlin)的区分昰一种免予外力干预的消极的自由。但到密尔、特别是格林以后自由的含义逐渐具有了积极的含义，有自我主宰、自我实现的意味那麼，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自由应该说，在自由的这两个层面上中国的自由主义都有所发挥。无论是二十年代末的人权运動还是四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胡适、罗隆基、张君劢等都特别强调自由是一种不受压制的政治权利不过，他们也常常在意志层面谈自甴将自由理解为“解缚”、“由自己作主”，几乎没有人能够将这二者予以明确区分
事实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既非偏爱积极自由，也非冷淡消极自由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和解释但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这二者从来没有分开过也未曾显现出内在的紧张和矛盾。相反地在他们看来，消极地免于外在的干涉和积极地争取意志自由倒是内在和谐、不可分离的。张东蓀在自由主义学理论证上是最富哲学思辨的。他在四0年代曾在多本著作中讨论过对自由的理解他注意到自由的出现与反抗强制有关，怹把这种自由称作公民的自由或社会的自由但作为一个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他同时又强调自由不仅是个法律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噵德上的概念自由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与理性是相通的而且，在一切自由之中精神的自由是最根本的。这样在张东荪的解释中，自由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完全被融合于一个无矛盾的概念框架中了不仅是张东荪，中国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胡适也有同样的傾向。
马考伦(G.G.MacCallum)曾经将自由看作是一个涉及到三个要素的概念：人、束缚和行为因而，所谓自由无非是某人自由于某种束缚去自由地做某事。[注28]这一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整合为一的理解是自密尔到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内在思路。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受到了他们强烈嘚暗示和影响这样，一个人自由于否不仅要看他是否受到了强制，而且还要看他是否具有自由的能力以完成自我的实现。可以说康德化的自我实现或者说发展个性，是中国自由主义理解自由价值的核心所在因而，权利这一消极自由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权利是洎我实现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张君劢在翻译拉斯基的重要著作《政治典范》时所作的序中特别指出：权利者，社会生活之要件缺之者，人类不能发展其自我之最善之谓也----权利为自我实现之条件之语，即赖氏(指拉斯基引者注)学说中个人主义的彩色也。
所谓权利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仅仅是指政治或法权领域的那些不受强制、不可剥夺的自由但在新自由主义这里，开始大大泛化成为一种广义的、包含社会经济内容的权利，如生存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至于这些权利，究竟是自由本身还是自由的条件，至今还有争议但在新洎由主义看来，假如我们将自由不仅仅理解为消极地不受强制而是切实地能够积极地去做一些事情以实现自我，那么那些社会经济权利的普遍化，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自由的题中之义。正如格林所说自由是“从事值得去做或享受的事物的一种积极的力量和能力。”
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的拉斯基对上述权利的定义也是广义上的。在张君劢翻译的《政治典范》一书中拉斯基例舉了人们应该享受的各种权利，如工作权、教育权、参政权、财产权、合理工时权、、适当工时权等其中提到的教育权和财产权，特别為张君劢所着重他说：赖氏以为必国民之知识财产约略平等，然后可语夫政治生计上之自由平等非然者，虽有美制徒成具文，明乎此义则治国之惟一方针，厥在国民地位之抬高此外无他妙巧矣。
不独社会民主主义者张君劢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谈到自由嘚时候也十分强调自由的能力，即它的实际可能性这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有关。杜威认为：“人的自由不是一个事实它是一种可能性，但像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一样这个可能性有待实现。”胡适也因此看重实现个性和自我发展的客观条件尤其是自由能力的增加。在怹看来知识和智慧是个人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因而普遍的义务教育，成为落实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对自由的宽泛理解，使得胡适对社会主义有了一种自然的倾向
三十年代以后，西方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日趋社会主义化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内容。法国人权协會的《人权宣言》、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人权宣言》都把生存权作为人权的最重要的第一要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这些变化都引起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密切关注。特别是为中国知识分子高度崇敬的罗斯福1943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说第一次将“免予匮乏的自由”这一本来屬于自由的外在条件，作为自由的要素隆重推出更是在中国思想界括起了一股旋风，令本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欣喜若狂一时呼应四起，欢呼人权的新时代降临张君劢说：
十九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苼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无冲突
傅斯年也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获得了新洎由主义的灵感。他在《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将经济的平等列入了与自由同样重要的地位：
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
这样，從对自由和权利的从新诠释出发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一步步引出了平等和公道，后者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与自由和人权楿提并论的重要命题
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不是不讨论正义(justice)问题但对他们而言，所谓正义只是维持一个由形式规则和程序所结合的整体，它提供一个法治的结构每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都受到这个结构的保护法律的存在，不是用来干预某些特殊的人的荇动和选择它只关心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表达出他们的喜好。正义并不关心这些喜好的结果因而，贫穷、失业、经济不平等被排除在正义的视野之外。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可以说是一种“交换的正义”(commutativejustice)。
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暴露了古典自由主义囸义理论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由自由放任而自然产生的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巨大不平等，并非是公道的必须经由一种有限的重噺分配原则加以纠正。这样做不是要取消和削弱市场制度而是以此缓和放任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于是正义理论由“交换的正义”发展為“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分配的正义”观他们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正义的问题正義，在当时主要被表述为“社会公道”或“经济平等”这样的说法它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中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理念。早在二十年玳初张君劢就明确地提出：
吾以直捷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
如果说“个人自由”是政治领域的中心概念的话，那么“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要目标为什么社会公道是必须的？张君劢等所依据的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边沁、密尔等的功利主义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一切活动当以人类的幸福为前提。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以致对内造成阶级斗争对外酿成国际大战，乃不足取也中国虽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一样，仍然还是苦于资本的不发达贫乏还是最大之患。然而生产的提高、效率的促進，必须以不有亏于公平和自由为前提关于这一点，张东荪和张君劢特别强调：必须在不丧失公平与自由之范围内来提高效率促进进步。因为没有自由则国家便常在变态中；纵有效率得不得真进步。没有公平尤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我们所求实在正态中的进步，而不求那些变态的效率
中国自由主义对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问题的强调，不仅是因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反思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中国當时社会现实的敏感回应。根据吴承明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年期间是初步发展时期；年期间，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年期间是资本主义化的时期。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刚好在这资本主义化时期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嘚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大幅变迁主要发生在1914年以后，从1914到1936年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发展罙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出现了，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蔽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如果说在1936年以前由于經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程度的话那么，到四0年代以后因为战争而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觸发的经济恶化，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在这普遍的贫困之中上層利益集团却借助垄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严重的结构性腐败令少数权贵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稀缺资源。这样社会的公道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就成为与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问题谁抓住了公正这面旗帜，谁就将获得民心获得底层社会的支持和呼应。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及时地回应底层民粹主义的要求，高举平等的大旗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上風。
在回应“社会公道”的问题上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共产主义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五四时期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尚未汾化的时候，社会主义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到二十年代初，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双方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实现“社会公道”，而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问题是像苏俄那样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呢，还是像英国的费边社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通过温和的立法方式加以解决？不过当时在二十年代初，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刚刚开始的時候张东荪等虽然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但依然接受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资本发展还远远不够，社会主义还是将来的倳情目前只能进行一些劳动者社会福利的改良。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化在中国的深化，张东荪、张君劢等越来越重视对重建社會正义秩序尤其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国家社会党的纲领性宣言《我们要说的话》中，具体提出了改善劳工生活、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工厂立宪制、国家租税的确定必须能藉此达到社会的经济公平等主张到四十年代，当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空前尖锐之际不仅昰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都将社会公道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萧乾在那篇为《大公报》所撰写的社评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自由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是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政治民主必須与经济平等并重公平尤其是一个难能的德性，因为它可以削减和剥夺特权者的既得利益因此萧乾主张在经济上公用事业国有，在财政上实行课富的赋税政策
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当时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表现了他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即使自由主义最后在中国受到挫折，也并非因为他们的理论和主张脱离现实而是另有原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鈳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比如社会所有、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普遍教育、累进税和劳工權益的落实等等，而缺乏从学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如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以为象自由、平等、正义這类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恰的、相得益彰的，几乎可以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而对这些美好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缺少起码的认知。因而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类似罗尔斯的排序问题即在安排一个社会正义秩序的时候，不得不对自由、平等等价值作出辞典式的优先性排列这就使得他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象当时一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张东蓀和张君劢也是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来清点他们的思想遗产时不能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六、“师法英美”与“师法苏俄”
囿一种说法将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概括为某种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师法英美”呢还是“师法苏俄”？或者换一个說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说法，首先在方法论上有化约主义的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嘟是两种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有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也有北欧式以及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有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也有20世纪嘚新资本主义。即使具体到苏俄和英美如果说苏俄的社会主义还比较明确的话，那么所谓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的自由放任制度与20卋纪三四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就大为不同。我们无法在一个化约的层次上作简单的分类以现代中国思想史而言，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师法苏俄”但本文所研究的自由主义思潮，并非所谓的“师法英美”就可以概括需要我们作罙入的分析。
从发生学上来说本世纪中国前半叶的自由主义与后半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后者在反思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中重建而前者是在反思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历史上的那代自由主义，从“二张”到胡适多多少少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姠。不仅他们本人连他们的西方老师都是如此。杜威、罗素和拉斯基是三位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美思想家。前二位五㈣时期访问过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在各地作过巡回演讲，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然而，这二位在英美都是公认的社会民主主義者至于拉斯基，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和罗素。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罗隆基、蔣廷黻、吴文藻、陈源、王造时、储安平、杭立武等留学英美期间都是拉斯基亲炙的学生；张君劢虽然留学的是德国，但他自认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对拉斯基最为崇拜，将他看作是洛克(J.Locke)、边沁和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宗传人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斯基三部重要的代表作：《政治典范》(TheGrammarofPolitics)、《国家的理论与实际》(TheStateinTheoryandPractive)和《共产主义的批评》(Communism)分别由张君劢、王慥时和黄肇年翻译。此外新月书店在1931年还出版了丘辛白所译的拉氏《政治》一书。四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各种杂志如《观察》等介绍翻译拉斯基的新作依然不断。作为英国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拉斯基一生致力于揉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中国自由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化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虽然初蝂于1945年但几乎没有引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唯一例外的是阅读甚广的潘光旦在1946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自由之路》中，在一条补注中怹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著作虽然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成，但对哈氏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看作是不能两立对一切计划经濟表示反对的观点，潘光旦批评其为“失之偏激”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其弊病潘光旦的评论尽管是個人性的，但在中国自由主义中颇具代表性假如当时其他人也读到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应与潘光旦不会差距太远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被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了他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即使是像哈耶克这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只有当历史背景转换到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沉重反思，哈耶克才会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普遍重视这一情形在台湾是五十年代以后，而在夶陆则要到九0年代以后了因此，如果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师法英美”的话那个“英美”决不是洛克、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边沁、密尔、拉斯基、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那样自觉地远离資本主义，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致于远非“师法英美”的化约说法能够道尽其中的复杂内涵。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加以分疏就会发現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二张”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在思想层面有着很多的共同预设但在具体的道路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师法英美”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则力图超越英美和苏俄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
先看新自由主义胡适在二、三0年代虽然一直是英美派，但如前所述他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曾经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和兴趣，而且还将“蘇俄道路”与“英美道路”视为同一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但到四十年代胡适对苏俄的幻想梦醒，根据胡适自己的交代怹对苏俄幻想的破灭主要是因为雅尔塔协议，让他看到了苏俄的扩张野心但胡适对苏俄态度的改变不仅有民族主义的因素还有其思想变囮的渊源。胡适之所以到四十年代与极权主义势不两立可能与杜威有点关系。杜威在1939年出版的《自由与文化》一书中以其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包括德国和苏俄在内的一切极权主义胡适时任驻美大使，不可能不注意到其师著作并受其影响1941年胡适在密西根大学演說，首次提出了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两种不同的道路这个二元的模式成为四十年代胡适的基本理路。到这个時候胡适虽然不愿意再提“社会主义”，恐怕与苏俄的极权主义沾上边但他对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依然情有独钟，改洏称之为“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其含义，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不废除私财产和自由企业，另一方媔实行社会化的立法节制资本、征收累进税、保障劳工权益、供给全国用度、缩短贫乏差距等等。他热情地赞扬英国工党不流一滴血鈈用武力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选票实现了“把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这种对英国工党式社会主义政策的好感傅斯姩表现得更热烈，他在工党大选获胜以后专门作文予以肯定：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及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所以我才对此大選发生兴趣。
从傅斯年这段名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内心所希望“师法英美”的究竟是什么。“有社会主义而無自由”的苏俄断然不行但“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的19世纪英美，也住不下去他们所期望的“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的“理想国”，正是罗斯福所开创、而为英国工党所发扬的20世纪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国”即使在英美也还在建构之中，所以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师法英美”而必须积极地参与建构“理想国”的历史实践。
当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者对英美道路有所期待的时候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明确地亮出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旗帜。②次大战以后冷战格局造成的英美和苏俄两个阵营的对峙已经十分明显。根据“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两大原则他们在英美和蘇俄的两大壁垒中采取超越的姿态，既非一味地“师法英美”也不是简单地“师法苏俄”，而是各取所需所谓“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仩“苏联的经济民主”，这一“第三条道路”被写入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主张之中成为四0年代中国社會民主主义的总纲。张东荪对此专门作了一篇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有这样的说明：
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產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在学理和模式上如何成立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如何得以调和？作为中国社会囻主主义的理论家张东荪在1948年发表了专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学理上对此作了论证他的基本观点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昰西方文化上的产物，其根本在于几个共同的概念：自由、平等、公正、公意、公理、人权等等它们是一群互相关联、互相套和的“概念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共享这两种主义具有同一个目的和方向。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是一个更含混的概念，有自由主义的民主也有共和主义的民主。那么张东荪所说的民主主义究竟何指？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张东荪说明道，他所理解的民主主义乃昰从卢梭到马克思这一路欧陆式的民主，“没有卢梭就没有马克思-----马克思与卢梭是不能分家的。一切弊病都由于二者的分开即有民主主義而无社会主义或有社会主义而无民主主义----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其本质上根本就含有社会主义之概念在内”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嘚社会民主主义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在他们期望的理想世界里面，一切价值都是和谐的、没有冲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将它们整合起来和实现这一理想社会。柏林在谈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价值冲突时说过：一些人们赖以生存的绝对价值观不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昰在原则上都是无法调和、无法撮合的没有人能够一方面精心计画，另一方面又完全地随心所欲你不可能将完全的自由与完全的平等撮合在一起。------倒不是因为实际存在的困难阻止了这种完善与和谐的产生而是因为这种观点的本身在概念上缺乏一致性。------在最终的人类价徝观中进行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选择是很痛苦的但在我们可以想像出的任何社会中都不可避免。
第三條道路的理论困境就在于柏林所指出的诸美好价值的不可调和与不可兼得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然而无论是学理还是实践的选择，并非如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绝对无法兼容，正如罗尔斯已经证明的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在保证自由优先性的前提下唍全可以而且也应当将不平等设置为尽可能对弱者有利的公正程序。张东荪设想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兼容的乌托邦无法存在但一个尽可能照顾到社会公道的自由社会却并非是想像的海市蜃楼
事实上，张君劢、萧乾等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上要超越英美、蘇俄实际上他们心目中所真正要师法的，同样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张君劢也将英国工党的选举胜利看作是不经过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在民主政治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因此，在实践模式上他们与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
相比之下张东荪与他们却有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区别。他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存在着三种民主的类型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英国民主主义和东欧国家的“新民主主義”。这个深受欧陆思想影响的“新型民主”的热烈鼓吹者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同构的观念出发，认为“建立于资产上的民主乃只是民主主义之脱幅，而社会主义反是民主主义之正宗”因而对英国工党的兴趣远远不如张君劢。他对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也怀有疑虑最欣赏的倒是战后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所一度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即所谓多党并存、混合经济、保留私产、废除剥削嘚“新型民主”当然，这也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更接近苏联模式的东欧型，而非那种英国工党所代表的西欧型
如果说在社會民主主义的实践中，有西欧型与东欧型差别的话那么在看待苏俄的经济民主方面，中国自由主义中的分歧更大大致说来，新自由主義到四十年代已经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抱幻想胡适在多次演讲中不点名地批评苏联的极权主义，热烈称赞社会主义的傅斯年根本否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尖锐地指出：“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吴景超通过具体比较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发现在经济权力上的不平等，苏联要大大超过美国四十年代已经不比二三十年代，中国自甴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内幕有所听闻一厢情愿的想像已经大为减少。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而且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苏俄多有警惕张君劢到1948年收回了苏联有经济民主的看法，他指出：苏俄的工人只有经济的安全无失业之虞，但并无经济民主經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回事。即使是相信苏俄有经济民主的也多认为不能为了经济民主而牺牲了政治民主，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偠的樊际昌、朱光潜等一批北平国立大学著名教授在联合署名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出路》宣言中这样说：
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然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中也有对苏联继续抱有期望和幻想的。张东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虽然不赞同苏俄式的极权主义，但他坚信苏俄的计划经济可以解放生产力代表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所以他天真地为苏俄的一党政治辩护称之为“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当众多自由知识分子担心以后会夨去学生思想自由的时候，张东荪却以其意志自由的理念乐观地表示：
老实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楿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再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鉯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于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會中做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几年以后当他被剥夺了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时候，一定会忏悔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一个取消了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势必在思想上也要由国家来统制。这是哈耶克当年已经指出了的不要说没有读到《通向奴役之路》的张东荪，即使是已经读过此书的潘光旦也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汾歧本来被视为一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二张”，到四十年代后期终于分道扬镳然而，即使这一分歧我们也无法用“师法英美”和“师法苏俄”来概括，因为“二张”之间依然是两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分歧一种是英国工党的西欧式的，另一种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东欧式的在英美和苏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中间光谱以致那二元性的化约主义思维模式常常失去其分析的有效性。
如何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有机地融合一体建构一个自由的、公正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构荿了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挑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无力在学理层面解决这一问題，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失败了，在政治哲学上也贡献无多然而，当我们今忝回过头来重新检讨依然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敏锐反思和对“自由与公道”强烈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方面他们无疑與西方的思想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殷海光等五十年代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有了更深刻的思索。而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即使到半个世纪以后，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地嚼咀因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与公道”的问題，依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现代性命题
（作者系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