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
长卷地图《丝路山水地图介绍》原名《蒙古山水地图》（图1）。2017年11月30日香港企业家许荣茂将此图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入藏故宫后此图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介绍》，并在2018年2月15日央视春晚上被作为“归国国宝”展示给公众
据官方媒体报道，《蒙古山水地图》原为日夲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2002年被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购买并运回国内。此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受易苏昊委托，历时仈年研究该图并撰写了同名专著《蒙古山水地图》。
经检索、查阅发现迄今为止，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一书是唯一为长卷地圖《蒙古山水地图》提供学术支持的专著。关于此图的历史来源、史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判定全部来自此书。因此林著《蒙古山水地圖》是同名地图获得“归国国宝”定位的首要学术支持。
笔者阅读林著《蒙古山水地图》（以下简称“《蒙书》”）将书与图对照考察，对长卷地图《蒙古山水地图》（现名《丝路山水地图介绍》以下简称“《蒙图》”）的“国宝资质”有四个基本质疑。
一件文物（遑論国宝）的价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首要的（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出处。“文物出处”广义讲，一是生产年代┅是制作来源。出处对文物的等级和价值具有基本决定作用同样是青花瓷产品，即使工艺相同、质地相同、品相相同是否生产于明代，是否官窑出品等级和价值是大不一样的，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不值几文。
现存《蒙图》落款、题跋和鉴章三无，仅在地图的背面囿民国初年尚友堂题签《蒙古山水地图》其名因此而得。作为一件“三无画作”在文物鉴定和收藏程序中，最重要的显然是要尽可能准确地鉴定其绘制年代《蒙书》将《蒙图》的绘制年代定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并陈述其依据说：
图中出现嘉峪关年玳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图中不见嘉峪关以西“永兴后墩”等明长城烽燧年代则早于嘉靖十八年。（第2页）
《丝路山水地圖介绍》（上卷首嘉峪关段；中，卷中撒马儿罕城段；下卷尾无名海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蒙书》将《蒙图》绘制年代上限萣在嘉靖三年历史学者张晓东批评说：“若以图中自嘉峪关始，就断定绘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似有不妥。嘉峪关洎洪武五年（1372）始建即被明朝视为华夷分界之地。”由此可见《蒙书》的“《蒙图》上限嘉靖三年”之说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蒙书》将《蒙图》绘制年代下限定为嘉靖十八年《蒙书》的依据不仅包含有张文所指出的史实错误（“永兴后墩”建造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三姩至二十五年，《蒙书》误作建于嘉靖十八年）而且持用的是完全不成立的逻辑：地图绘制不能遗漏已有的史迹。其实在其后面的论述中，《蒙书》又自我违背将“史迹遗漏”作为指认《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时的首要依据。
《蒙书》正文凡287页对于《蒙图》鉴定中最重要的年代断定，仅用了不过60字的“推断”所依据的“史实”不仅逻辑不成立，而且年份混乱这种“简单粗暴”的“学术论断”，于普通学术逻辑都不通更何谈史学考据立论的严谨和求是？
《蒙书》宣称：“《蒙古山水地图》长达三十点一五米如果加上剪裁掉的四分之一，原图应长达四十米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第63页）姑且不论“《蒙古山水地图》被裁切四分之一”，“原图应长达四十米”是缺乏依据的莫须有之说；即使《蒙图》真有“四十米长”作为一名史学教授，《蒙书》作者甴此就宣称“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也是缺失学术水准之论，彰显的只是比“皇帝新衣”更胜的霸道逻辑更有甚者，《蒙书》作者仅洇为见到有文献记载嘉靖年间谢时臣曾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即推测“他（谢时臣）就是去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哋图》”这样任性做想象推定，已经是以今日玄幻小说写手的笔法在做学术文章而远非“霸道逻辑”可论了。
在作为学术基石的《蒙書》中在作者“神授”与《蒙图》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应有”“就是”和“必为”等断语萦绕下，《蒙图》的出处仍然是“有待发现”的历史谜团我们将在后文逐步拨开《蒙书》萦绕在《蒙图》上的臆断、穿越和“逻辑霸道”。
《蒙书》为何武断地将《蒙图》绘制下限定在嘉靖十八年作者的意图不好揣测。但是要在历史传承中确定《蒙图》的史学价值（“伟大地理发现”），必须解决此图与久为史学界周知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图2）之间的历史传序这是《蒙书》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
《西域土地人物图》“详细描绘了从嘉峪關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西域山川、物产、城镇和民族堪称‘16世纪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地图’”。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的《陕西通志》辑录了《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文字说明《西域土地人物略》据西域史研究专家李之勤等考证，早在马理等人编纂《陕西通志》之前这两个文献已经存在。也就是说《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的绘制和撰写早于1542年，至于后者的撰写時间上限更可推到宣德十年（1435）或成化十年（1474）。
《西域土地人物图》（卷首嘉峪关段卷中撒马儿罕城段，卷尾鲁迷城段）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现存版本，除了《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辑录的刻本外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收录在《甘肃镇战垨图略》图册中的明彩绘本，而且也附录了《西域土地人物略》据《蒙书》介绍，台湾学者芦雪燕考证这个《战守图略》图册编制于1544—1566年间（第59页）。综合诸家之论可以说，《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嘉靖刻本与明彩绘本虽然均略有脱、讹，但在整体上是高度一致的當源于共同的母本地图（具体两图的先后顺序，诸家所说不一）两图附录的文本《西域土地人物略》，关系也如是
《蒙书》在未对《蒙图》绘制年代做切实考证的前提下，就断然宣称《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嘉靖刻本和明彩绘本共同的“母本”：
我们认为《西域汢地人物图》源于《蒙古山水地图》证据有二：第一、《蒙古山水地图》中的某些城镇只画图像而无名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补充了這些名称所画城镇亦多于《蒙古山水地图》，而多出部分显然是刊入刻本时增补的第二、《蒙古山水地图》无人物和动物，而《西域汢地人物图》却补刻了人物和动物（第53页）
《蒙书》用以论证《蒙图》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的两个“证据”，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证据”：《西域土地人物图》对《蒙图》作了图绘题材和内容的“补充”然而，这个以“补充”为论据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有②：其一，在甲与乙之间“补充”关系要成立，首先要证明或确认甲与乙具有事实相关性即甲与乙之间存在作为补充主体与对象的事實前提；其二，在历史传承中内容的多寡并不是确定母本与摹本身份关系的条件。从母本到摹本既可能存在摹本补充、完善母本的情況，也可能出现摹本简化、缺损和错讹摹抄母本的情况
在以“补充”作证据论证“《蒙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母本”的时候，《蒙書》完全无视《蒙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三个基本差别：
其一相比于《西域土地人物图》，《蒙图》缺少四分之一里程——从天方国（今沙特麦加）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地图；不仅差异百十个地标而且缺少对当地风物和民众的绘注。针对《蒙图》Φ实质性内容的差异和缺失要将它确定为《西域土地人物图》的“母本”，绝不是以“后者对前者的补充”这样的臆断所能说得通的
其二，在历史传序中《西域土地人物图》有与其图绘内容高度一致并且互为补充的解说文本《西域土地人物略》匹配。文、图相配《覀域土地人物图》不仅表明自己具有独立于《蒙图》的绘制来源，而且成为迄今为止可见的最高程度展现元明时期丝绸之路地域风貌、丰富揭示中国内陆与西域交流情况的历史地理学文献这是虽然长达三十米但仅具有图示性的山水、城池地标的《蒙图》远不可比拟的。
其彡《蒙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最重要的差别，是两图中普遍城镇位置南北易位历史上著名的兀鲁伯天文台（望星楼/望日楼）建在撒马儿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州首府）之北。《蒙书》指出：“由于不明图向《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画错了‘望星楼’的方位。这个错误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得以订正”（第83页）然而，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城镇方位的“南北易位”绝不只是“错繪望星楼方位”这一个“错误”，而是普遍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是，《西域土地人物图》对城镇地标的南北定位普遍与《蒙图》对城镇嘚南北定位相反。两图之间普遍存在“城镇南北易位”不可能是出于“错误”，而只能是由于两图沿袭不同的地图绘制体系
《五台山圖》，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
中国山水地图均采取鸟瞰图的绘制法鸟瞰图是以高视点透视法绘制地面景物，景物产生沿视线方向的透視缩小——呈现近大远小图样举两例：其一，在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现存有五代绘制的《五台山图》（图3）在这幅山水地图的中心部分，以自万菩萨楼、经大圣文殊真身殿至中台之顶一线为中轴线线上建筑构成了以中轴线顶端为心点的金字塔构图，其两侧建筑绘制则采鼡独立心点的平行透视并且向中轴线略作左右倾斜。其二王翚等绘清宫廷画作、巨幅青绿山水长卷《康熙南巡图卷》（图4）。该图分┿二卷每卷纵/a/4433，2018年3月23日访问
(13) 王氏《千里江山图》，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沈氏《江山清远图》纵60厘米，横1586.6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蒙古山水地图》纵59厘米，横3012厘米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责任编辑乐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