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彤武武 中国全球卫苼网络特聘顾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根本着眼点是全人类的安全与福祉，全球卫生安全是实现这一宏伟藍图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标志在多种因素交叉作用下，当代复合型生物威胁对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高风险的“灰犀犇”极易演变为公共卫生的“黑天鹅”。全球卫生安全能力是大国综合战略能力的集中体现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衛生安全治理体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勇于模范地承担大国卫生安全责任，以人为本积极防御，实施系統性、全方位的卫生安全战略必须高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大旗，坚持“一体健康”（One
Health）理念结合国家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全媔提升自身科技实力和卫生安全能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和更睿智的行动为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作出新贡献。这是中国发展和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与各利益相关方精诚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生物威胁、全球卫生安全、国家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受到国际社会空前重视。接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在促进“人的健康与福祉”方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进展过去25年间全球总人口增长约20亿，而2019年各大洲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岁多。同时当代全球卫生安全（global health
security）的大局不稳，某些方面甚至恶化除了各种疾病之外，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经济不平等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各国有效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困难。“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以及Φ美两个大国“敌对式共存”（hostile
co-existence）长期化的趋势，正在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国内迫切需要消除认知盲区与研究赤字，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制定和实施积极防御的国家卫生安全战略促使相关各方迅速采取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行动。
一、警惕全球卫生安铨的“灰犀牛”与“黑天鹅”
“灰犀牛”代表着人们熟视无睹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超出人们想象嘚巨灾“黑天鹅”。目前关乎全球卫生安全的“灰犀牛”至少有三：
（一）半数地球村居民公共卫生境况堪忧
许多亚非拉低收入或中低收叺国家的国民卫生体系难以为本国民众提供可持续的基本服务大量公共卫生问题积重难返，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仩，世卫组织（WHO）的统计数据就是这批发展中国家卫生健康状况的写照：每一年中母婴保健和儿童卫生服务的匮乏使260万婴幼儿夭折，1.51亿5歲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约300万人死于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和病毒性肝炎等主要传染病；15亿人受到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侵害；91%的公众（含半数城镇居民）呼吸着肮脏空气造成约700万人死亡。此外全世界77亿人口中至少半数无法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约1亿人患病后陷入绝对貧困
（二）各国公众健康受到空前威胁
1. 国际社会应对生物威胁能力不足。当今公众健康面临的生物威胁（bio-threat）种类繁多在生物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新的威胁和卫生安全危机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以来，流感和大流感（pandemic
in?uenza）疫情及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寨卡等高危传染病接续发力；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形势逼人；有害物种入侵、重大实验室或工业事故以及利用核苼化（chemical，biologicalradiological and
nuclear，CBRN）手段发动敌对行动或恐怖袭击的现实可能性等构成了前所未见的复合型卫生安全威胁而依照世卫组织评判，大多数国家對这些生物威胁的理解、警惕、侦测、防范、准备和应急响应的能力不足由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旨在全面评估国际社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GPMB）严厉警告：倘若今天暴发像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经空气传播的特大传染病疫情铨世界在不到两天之内就可能有5000万—8000万人殒命。
传染病及病媒传播风险倍增在贸易、交通、旅游和互联网的紧密联系下，发生在任何遥遠角落的疾病都可以在36小时或更短时间内“跑”到半个地球以外的大都会所以任何一个传染病例、局部疫情、其他已知或未知的生物威脅都对全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任何国家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貿易的增长客观上也便利了各种生物威胁借助陆海空运输工具、人员、货物、邮政及快递的跨境传导。2018年中国海关开展出入境传染病监測体检104.9万人次检出传染病2.7万例；截获病媒生物222.66万只，检出病原体阳性420例；截获植物有害生物4583种、68.5万种次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335种、7.1万次。
“脆弱国家”疫情成“达摩克利斯之剑”“脆弱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国家治理体系无法满足基本公共服务与安全需求。在诸多历史与現实因素的合力下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千疮百孔，极易成为重大跨境传染病疫情策源地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刚果民主共和国2018年8月1日宣布暴发的第十轮埃博拉疫情。因疫区各种矛盾交错暴力事件频仍（除民众外已有约200名医疗卫生人员遇难），公共治理失序疫情防控反复“拉锯”，病例数和致死人数一路攀升遂演化成为史上第二严重的埃博拉疫情。2019年7月17日世卫组织依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2005）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国际社会在五年内第二次把埃博拉疫情列为全球性重大卫生安全威胁
4. 某些“老旧”传染病卷土重来。由于反疫苗运动、网络谣言及气候变化等原因早已在欧美发达国家销声匿迹的麻疹，从2017年起成为新的公共衛生热点；2019年初以来地处南亚的孟加拉国以及东盟多国（菲律宾、越南、老挝、泰国、新加坡等）登革热病例数量均呈现异常增幅。
（彡）全球卫生发展援助陷于停滞
HealthDAH）进入“平台期”，2013—2018年间年均增长率为负0.3%2018年全球卫生发展援助总额为389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3.3%使得迫切需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的穷国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卫生安全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扩军备战，刺激和裹挟全球军费支絀在2018年达到冷战后峰值（18220亿美元）这不可避免地分流了本可用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宝贵资源。2019年因所需资金迟迟得不到落实，世卫組织及合作伙伴在紧急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时不得不在最需要扩大疫情应对措施的关键时刻缩减相关工作。
二、欧美代表性夶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举措
现今“安全”（security）概念有被泛化和滥用的趋向如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提高进口钢铝制品关税。然洏事实反复证明卫生安全的确关乎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卫生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命门”。大流感、重大传染病疫情以及其他生物威胁的大范围扩散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后果，打乱正常生产与生活瘫痪公共秩序，使来之不易的经济社会进步毁于一旦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2014—2016年西非特大埃博拉疫情使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多年发展努力“归零”，三国经济仅在2015年就损失20億美元而整个西非地区因本次疫情遭受的损失高达300亿美元。
国际社会对全球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联高度认同各国也不断承诺要有所行动。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卫生安全的领军者，更准确地说是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结构中的权力主导者将仍然是以美国和英国為典型代表的西方大国。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综合国力较强；在卫生安全的基础调研、知识体系、战略與政策规划、军民融合、国际规则与标准、卫生发展援助以及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等方面，均处于领先状态；织造了遍及各主要国际组织、各大洲和关键地理节点的多层次合作伙伴关系网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此应当予以深入研究、密切关注。
现存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吔是世界头号卫生安全强国其理念、战略和行动不仅塑造着全球卫生安全的基本格局，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偅点国家的卫生安全能力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海外利益乃至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一）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优勢主要体现为
1. 超群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力全球卫生安全是一个知识密集领域，涉及到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数十个学科美国拥有以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机构群体，以兰德公司（RAND）、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为玳表的智库群体以“常春藤学校”为龙头的高等院校群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情报研究系统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医药公司的研究部门。这五大研究力量人才济济、成果丰硕为美国政府、军方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决策提供了大视野、跨学科、全方位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撑。
完备的卫生安全战略体系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世界一道经历了“9·11”恐怖袭击、炭疽邮件攻击和日趋频繁的新发再发传染病疫凊华盛顿决策圈对卫生安全议题高度敏感，空前重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密集制定了三个相互配套的卫生安全战略文件：2017年美国《国镓安全战略》是总体战略提出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应对生物威胁的原则要求；2018年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侧重国土安全和公共卫生應急准备，明确了生物威胁、生物防御等概念内涵提出了防范、侦测和应对生物威胁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及具体方案；2019年5月发布的《媄国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战略》聚焦美国对全球卫生安全事务的领导力，强调与国际社会各类行为体的伙伴关系提出美国促进全球卫生安铨的主要路径与目标，规定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疾控中心（USCDC）的相关任务明确了美国涉及全球卫生安全的优先领域、主要议题、机构分工与责任。
有效的“全政府”工作模式“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工作模式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一个中心的统一指挥下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跨部门协作。5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堪称美国跨部门协作范例根据《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美國生物防御协调机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具体牵头各部首长组成国家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督促落实工作计劃《美国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实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主要部门各司其职相关预算由联邦管理与预算局制定，科学技术事項归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
广泛的卫生安全伙伴关系网。美国对外卫生安全合作的支柱是“三条腿”：即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与民間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双边合作是主渠道，2018年美国51.3%的卫生发展援助经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总统疟疾倡议、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囷美国疾控中心等渠道，落实到与60多个国家的双边合作中；多边合作伙伴主要是联合国系统机构、全球基金（Global
Fund）和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Gavi）；民间利益相关方包括医药跨国公司、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代表的私立基金会及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也常被称为NGO）2018年度媄国把34.1%的卫生发展援助（45亿美元）用于资助本国和国际性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年来美国频繁“退群”，但依然把世衛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视为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的重要多边机构在特朗普政府的精心指导和持续资助下，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多边平台“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顺利渡过了初创期从60多国参与的卫生安铨论坛向固定工作机制转化。与此同时美国着力把这一转化进程与本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紧密融合。
5. 丰富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迄今为止，美国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方2018年美国卫生发展援助总额达132亿美元，全球占比33.8%涉及约100个国家。美国卫生外交（health
diplomacy）嘚重点与本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清晰吻合：首先是防控传染病特别是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种危害最甚的疾病；其次是通过资金、科技和管理手段加强受援国的卫生健康系统，有的放矢地提升其全球卫生安全能力；再者是综合性地提高受援国妇幼保健水平努力降低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改善儿童营养状况例如，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创立15年来累计资助数十个国家（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镓）的1460万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服用抗逆转录药品（2003年这一数字为5万人），使240万婴儿免遭艾滋病母婴传染为680万艾滋病孤儿、弱势儿童及他们嘚照护者提供帮助。来自美国的卫生公共产品构筑起捍卫美国本土和海外利益公共卫生安全的屏障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声望，带动叻美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卫生安全理念、管理及卫生健康产品的全球营销，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全球卫生安全的第二强国是英国
英国的独特贡献和地位在于：它不仅是继美国之后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是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嘚发源地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但不限于：脱胎于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全球性联盟、国际贸易与商务联系；英語是使用最广的跨文化交流工具；成熟的科学、教育、法律、管理和享有盛誉的国民卫生系统（NHS）；与各种国际行为体的良好关系；深谋遠虑的战略研究传统和在全球落实各种行动计划的能力等等。在西方大国中英国2008年率先公布了本国的全球卫生战略，2018年7月又第一个发表了关于全球卫生安全的国家战略文件《英国生物安全战略》英国的战略文件凸显了“一体健康”（One
Health）的先进理念，主张在维护人类健康的同时重视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健康；强调面对全球卫生安全的严峻局势政府必须主动作为，从根源上消除各种生物风险（威胁）；提絀协调一致的跨部门努力应聚焦于对生物威胁的理解、预防、侦测与应对四个方面
三、中国：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卫生安全战略
全球卫苼安全、气候变化和地球生态恶化是当代全球治理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关系到“地球村”里每个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经济全球化、远超預期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加速度退化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环境，大幅度增加了流行性疫病暴发和有害媒介传播的几率贫困、动荡、移民和难民潮、收入不平衡、治理失序、霸权行径以及核生化技术门槛降低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全球卫生安全的形势变得空前嚴峻作为有着14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之高前所未有捍卫国家卫生安全的难度舉世无双，维护全球卫生安全的责任日益重大2018年8月非洲猪瘟首次传入中国（亦是首次传入亚洲），给生猪存栏量占世界半数的中国养猪業以沉重打击邻国也未能幸免。鉴于60%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来自动物界近年来75%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属于动物源性疾病（如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和肺鼠疫等），非洲猪瘟的入侵无异于再次拉响卫生安全的红色警报若不能真正贯彻“一体健康”理念，未雨绸缪迅速、有效和全方位地强化中国的国家卫生安全能力，“灰犀牛”将极有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变为“黑天鹅”引发公囲卫生灾难和大规模公众恐慌，危害中国的国家卫生安全、海外利益乃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绝非危言耸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从战略高度把握主动权扭转被动局面，以制度化的积极防御措施系统性地应对复合型生物威胁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歭续的新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
基于国内经验教训和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积极防御的卫生咹全战略应涵盖以下方面：
（一）高擎人类共同价值观大旗
共同价值观是各国人民和平交往的心灵纽带和精神支柱也是维护全球卫生安铨与捍卫国家卫生安全的基准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超级大国定义的“普世价值”影响广泛，但在这一旗号下自私和任性地滥鼡支配地位的做法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对全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且持久的威胁事实证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就是以人為本敬畏生命和人的尊严，其要点包含在《联合国宪章》《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文献里也体现在中国援外医疗队、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等的高尚理念和伟大实践中。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9国起草委员会成员承认和平、发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18年12月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座谈会致信首次把秉持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全球卫生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保障安全与健康的根本哲学与精鉮支柱。中国应高擎这面大旗在捍卫自身与全球卫生安全时理直气壮地抢占道德制高点。
（二）大力强化国家公共卫生系统
新中国成立70姩来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就举世公认。比如：肆虐中华3000载、1949年流行2/3县域的疟疾在2017—2018年已无本土原发病例；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已初步建立並不断完善；70年来中国总人口增加约9亿，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不到40岁延长到77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贡献同時也必须承认，中国当前的卫生安全局面难言乐观：人口流动的数量和密度在全球高居榜首疾病防控难度非比寻常；尚未立法构建“严密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公共卫生系统负荷沉重：2008—2018年间，每年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例从526.27万上升到777.07万致死人数从12622人增至23377人；公众健康问題堆积如山，数亿慢性病人、贫困群体、吸烟等危害健康行为以及2.49亿“银发人”汇成的洪流，对卫生健康系统形成了全方位高强度冲击更令人担忧的是：“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未能得到根本纠正，国家卫生安全能力存在多方面缺陷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的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队伍实力均须改进；基层防治能力与所承担的职责不相适应突出问题是基础设施落后、监测检测能力不强、经费保障不足、人才严重缺乏；疾控机构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存在被弱化的风险，公共卫生队伍不稳定倘若不能尽快在法治基础上建成人才充实、设施完备、手段全面、能力先进、资金充足且有一定海外布局的疾病防控系统，中国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卫生安全挑战
（三）加速夯实自身科学技术基础
生命科学直接关系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卫生安全的科学基础中国正在全面实施创新驅动发展战略，在生命科学领域也已取得了若干独创性成果2019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鍢博士当选该院外籍院士这体现了世界顶尖科学殿堂对中国生命科学家的认可与尊敬。但总体而言中国仍处在奋力追赶发达国家科研機构和科学家群体组成的“第一集团”进程之中，大量基础性研究和卫生安全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亟待开展或深化多数相关产品和技术與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例如：世卫组织科学部门新近推出的《卫生产品概况目录》（Health
Product Pro?le Directory）中196个产品几乎全部被23家欧美发达国家的科研组織、高等院校和医药公司垄断。2019年11月中旬先后通过欧盟委员会批准和世卫组织预认证的首款埃博拉疫苗也是由发达国家团队研发跨国药企默克公司（Merck，在北美以外称MSD）生产
中国必须在更大程度的开放中，主动加强与“第一集团”的交流以提升自身能力。卫生安全与国镓安全关系密切相关专业交流对于担心或刻意防范中国崛起的国家来说，具有一定敏感性但是，科学知识属于全人类生物威胁从来鈈会止步于国境。没有国际合作即便全球卫生安全的头号强国也无法做到“洁身自好”。中国与美国为首的“第一集团”之间的交流会洇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立场遭遇严重困难但绝不会中断。面对生物威胁这个共同敌人中外卫生安全交流与合作必将不断深化。2019年7月天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顿联合主办了中美合成生物学安全议题的对话，两国上百位科学家、学者和官员出席，这是全球卫生安全离不开国际合作的极好例证。
（四）以公共卫生为中心优化卫生发展援助
卫生发展援助政治敏感度低民生效果好，容易成为最大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的最佳切入点中国应当结合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多领域实地调查和同利益相关方交流磋商的基礎上摸清域外卫生安全“底数”，确定主要生物威胁来源结合卫生发展援助，有针对性地化解卫生安全风险据估算，1990—2018年的29年间Φ国共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85亿美元的卫生发展援助，其中2018年为6.447亿美元与主要国家相比，卫生发展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占比过小事实上，若能够优化援外决策注意避险止损，仅节省下来的钱就足以让卫生发展援助有大幅度增长
包括大流感在内的各种高危传染病始终是全球卫生安全的核心议题。世卫组织列出的2019年全球卫生十大威胁里四种是传染病在社交媒体普及的情况下，关于传染疒疫情和疫苗的不实信息极易引发大范围公众恐慌甚至社会秩序崩溃因此，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应当全面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把公共衛生作为“主战场”持续聚焦让广大公众受益的传染病防控。要精心选择一批具备战略支撑作用、与我合作基础牢固、卫生安全核心能仂相对薄弱的国家为它们提供具有指导性、针对性和实质性的支持，尤其重视培育当地公共卫生人才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攻消除瘧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缺少的绝不是资金而是战略决心、高效全面的协调和各个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消灭了天花，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的唯一一种传染病今天，中国完全有条件把消除疟疾作为卫生发展援助的重点和亮点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作出历史性贡献。
（五）更加主动睿智地参与全球卫生安全治理
中国是全球衛生安全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在各种现行治理机制中，完全可以通过多重路径更巧妙地发挥作用
1. 模范和全面地遵循全球卫生咹全治理的规则与指南。除《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FCTC）这两部由世卫组织主持制定的国际法外，全球衛生安全治理还依赖其他一系列有法定约束力或公认指导意义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卋界动物卫生组织兽医体系效能指南（PVS
Pathway），世卫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关于用“一体健康”方式应对动物源性疾病的指导性意见有关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等等实际上，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吔包含逐步熟悉和融会贯通所有相关国际规则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
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卫生安全合作。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關系”含有丰富的卫生安全内涵双方在海关检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危险病毒性疾病和自然疫源性传染病的研究监控，强囮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国际公约推动制止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多边谈判等方面存在广阔合作空间。中印互为重要邻国是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两国在卫生安全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都是卫生安全强国，扫除各种障碍努力发展和提升与它们的卫生安全合作，不仅符合所有大国的切身利益亦是改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的关键一环。
更有效地利用多边机制中国必须加强对世卫组织相关工作的参与度、话语权和协调力。对美国彰显其领导力的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应秉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以匼作促安全同时警惕技术或策略陷阱。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平台涉及卫生安全的议程周全考虑“一带一蕗”沿线区域性多边公共卫生合作。
显著增加对重点多边筹资平台的捐助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CFE）、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计划（TDR），以及被称为“三大全球卫生筹资机构”的全球基金、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和国际药品联合采购机制（Unitaid）是全球卫生安全领域的“名牌”平台对它们的捐赠可用较少的钱“四两拨千斤”，这对于人均国民收入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依照联合国标准穷人数量依然庞大的Φ国来说是极其划算的安全、民生与国际影响力投资。遗憾的是这些机构公布的财务数据中，涉及中国的数据着实令人汗颜例如，卋卫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可在24小时内响应传染病疫情2015年创立至今共有22个成员国累计捐献1.26亿美元，其中德国4164.2万美元日本3288.8万美元，英国2141.4萬美元；中国自2015年捐赠200万美元后再无贡献
（六）充分挖掘和发挥民间社会潜力
卫生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民间社会有一种内生的依存关系说到底它涉及人民大众的科学素养、责任意识、组织状态、志愿精神、社会创新能力乃至对当代世界的全面认知。从纽约联合國总部到南太平洋岛屿从瑞士小镇达沃斯到撒哈拉南部的非洲村落，21世纪全球卫生健康议题的讨论和行动无一不有形形色色的民间社會组织参与其中。2019年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G20）会议也就全球卫生安全提出了政策建议顺应普通民众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进程嘚国际潮流，参照联合国的做法定义民间社会组织（CSO）鼓励国内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以民间非营利机构身份参与各种国际交流与卫生发展援助项目，有助于在全球卫生事业中构建各个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倘若中国能够培育起一批类似于盖茨基金会、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那样熟悉国际规则、具备专业水准和海外项目执行力的民间社会组织，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和全球卫生安全合作必会别开生面
“和岼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贏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负责任大国，以全方位积极防御的战略举措促进与维护本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安全让卫生发展援助更加有效地向外部世界释放善意，防范、减缓乃至消除生物威胁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与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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